識仁

《識仁篇》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橫渠西銘，舊名《訂頑》。）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劉蕺山曰：程子首識仁，不是教人懸空慘悟，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識得后，只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間，其真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兩，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敬者，一於誠而不二之謂。誠只是誠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一種無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並不識誠敬，將本心中一點活發之靈，滯作一物用，婿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為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為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乃先儒以為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為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為「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為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卻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二句，而遺卻上句，此半提也。」尤見衛道之苦心矣！

又曰：朱子謂程子《識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

又曰：《識仁》一篇，總只是狀仁體合下來如此，當下認取，活發發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為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是人為；誠敬之存，乃為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誠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存之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子靜專言此意，固有本哉！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雲「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為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發，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抉裂繩墨，閃鑠回互，狂己狂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宗羲案：明道之學，以識仁為主，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其披拂於人也，亦無所不入，庶乎「所過者化」矣！故其語言流轉如彈丸，說「誠敬存之」便說「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說「執事須敬」便說「不可矜持太過」，惟恐稍有留滯，則與天不相似。此即孟子說「勿忘」，隨以「勿助長」救之，同一埽跡法也。鳶飛魚躍，千載旦暮。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又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左“目”右“卓”）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此所謂程先生者，單指明道而言。其實不然。引而不發，以俟能者。若必魚筌兔跡，以俟學人，則匠、羿有時而改變繩墨，彀率矣。朱子得力於伊川，故於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此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間斷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蓋存得好就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外此而為防檢窮索，便是人為，未有不犯三者之病也。」

百家又憶姜定庵先生希轍嘗於其家兩水亭問先遺獻「學而時習」之解，答云：《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朱子曰：『學之為言效也，總是工夫之名。』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皆是。然必有所指之的，則合其本體而已矣，明道之識仁是也。『時習』者，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蓋其間調停節候，如鳥之肄飛，衝然自得，便是『說』也。

《宋元學案》卷十三

《宋元學案 》

《宋元學案》，共100卷，最早為明末清初黃宗羲整理。康熙十五年（1676年）黃宗羲完成《明儒學案》後續修此書，僅成17卷並序而卒，其子黃百家續作，又成8卷，後由私淑弟子全祖望於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年（1747年—1755年）補述，成91學案，也未竟而卒，後來底稿歸勤縣盧氏抱經堂（人盧月船手）、殘本歸宿願蔣氏。宗羲六世孫黃征、七世孫黃直垕又補充為86卷，道光年間流入浙江學政陳少宗手。道光十八年（1838年）王梓材、馮雲濠受督學何凌漢委託，整認訛鍾，始成100卷。成91學案，共記宋元學者超過2000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刊於浙江，卻毀於鴉片戰爭，光緒五年（1879年）張汝霖再次主導，翻刻於長沙，成通行的100卷《宋元學案》，從草創到成書、刊印、通行，前後歷經200餘年。此書為初步了解宋、元二代理學家、哲學家的生平，思想大要，全書首冠《考略》，歷敘成書始末，次《序錄》，次學案正文。並節錄了宋、元二代諸儒思想的文章。

程顥

程顥hào（1032～1085），宋代理學家、教育家。

字伯淳，人稱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人。與程頤為同胞兄弟，世稱“二程”。其家歷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父程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程珦官至太中大夫。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響，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稱。舉進士后，歷官京兆府都縣主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神宗初，任御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於學術。《宋史》本傳稱：“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與弟程頤開創“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在教育上，先後在嵩陽、扶溝等地設學庠，並潛心教育研究，論著頗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體系。程顥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於培養聖人，“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者，皆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即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學《論語》、《孟子》則為“知道”，“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大學》、《中庸》亦不可不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總之，教育必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之基本內容。程顥還提出，讀書以期“講明義理”，注重讀書方法，“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於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同其理學思想一樣，程顥的教育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後人為求學統淵源，於他講學之處立祠或書院以為紀念。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於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於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嵩陽書院志·序》稱：“嵩陽書院，宋藏經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閑與群弟子講學地也”。

程顥、程頤兄弟，世稱“二程”。二程十五、六歲時，受學於理學創始人周敦頤。宋神宗趙頊時，建立起自己的理學體系。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並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於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於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於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慾。人慾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慾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慾”。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係。程頤還反對婦女改嫁，宣稱“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流毒頗深。二程的著作有後人編成的《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說》等，程頤另著有《周易傳》。二程的學說後來由南宋朱熹等理學家繼承發展，成為“程朱”學派。

《游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台。

萬物已隨秋氣改，一樽聊為晚涼開。

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

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節約重陪。

［賞析］這是一首記游詩，也是一首理趣詩。作者在這首詩中，雖然也寫了一些較為生動的景物，但其著眼點仍在於抒發自己的人生哲理。所謂“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多麼閑靜幽雅，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境界。因此他認為世上的事情，可以不必去計較。只要在佳節能約幾個朋友相聚就是很大的快樂。詩抒寫了隨遇而安、不計較得失的淡泊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