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世榮

著有兒科著作《活幼口議》、《活幼心書》，刊於1294年。卷上將兒科疾病編成歌賦75首，便於習誦。卷中本論，將兒科病證分別立論43篇（附補遺8篇），對小兒諸病的特點，發病規律、治療原則等論述頗詳，並介紹了作者的臨床心得；卷下信效方，載有治療小兒疾病的各種方劑230首，其中有不少方劑為曾世榮所獨創，選錄切於實用的兒科驗方。現有清刻本、《中國醫學大成》本及其他近代刊本。

《活幼口議》20卷，是曾世榮行醫60餘年認識和經驗的總結，對於小兒生理病理、平素乳保鞠養、初生兒證候、小兒傷寒、小兒形證訣歌、小兒面部氣色、胎中受病、治諸病雜方及前人方書等均有詳細的論述。對小兒保育、審脈、辨證、用藥等提出新的見解。《活幼心書》3卷，上卷“決證詩賦”75篇，以詩歌形式擇要論述了兒科病證，便於記誦；中卷“明本論”43篇，專論兒科疾病的證治；下卷“信效方”，共載丸、散、膏、丹等驗方230首。

曾世榮，衡州路（今衡陽市）人，《活幼口議》、《活幼心書》二書二書乃曾世榮畢生經驗之精華，對小兒疾病的診療具有實用價值，是我國兒科文獻的重要著作，在中醫兒科醫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四診之中尤重望診

望、聞、問、切四診是中醫診斷疾病的主要方法，在臨證時強調應四診結合，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個方面，但小兒的生理病理特點又決定了兒科望診的重要性。曾世榮在其著作中充分強調了兒科望診，《活幼口議》中說：“凡理嬰孩先看面部，定氣察色最為要也，良由內有疾而形於外，是以本位與地位一體。”同時在望診之中他認為要“精觀形氣”、“細察盈虧”。並對“觀形氣”作了論述，認為“形者面色也，氣者神色也”，指出“觀形氣”主要觀察小兒面部氣色和精神狀態兩個方面。

（一）充實小兒望診內容

曾世榮在《活幼口議》中對小兒望診的內容作了詳細的論述，分別從“五臟五色本立”、“分定五位所屬”、“五臟伏敵喜傷”、“面中氣色忽現”、“五臟分部定位”等方面論述。“五臟五色本立”，敘述了五臟所主五色及五行生剋、五位生本相臨、五臟勝伏相交等內容。“分定五位所屬”，敘述了五臟在面部的所主部位，如心臟部位是“顴面臉頰，心火所屬，氣池之下，法令之旁，食倉之上，高骨取之一寸二分，皆屬心之部位”。肺臟部位是“準頭至山根，兩孔並中梁，皆頭直下，年上壽上，裡外通息，皆屬肺之部位”等。“五臟伏敵喜傷”，運用五行生剋關係敘述了五臟伏敵喜傷及所主疾病，如心臟伏敵喜傷為“心所伏者腎，所敵者肺，所喜者苦，所傷者鹹鹵，三變八蒸之臟，和則情性悅樂，疾主驚癇、恐悸、虛躁、啼叫、譫語、狂煩、涎流口角”。肺臟伏敵喜傷為“肺所伏者心，所敵者肝，所喜者辣，所傷者焦苦，二變七蒸之臟，和則喜歡氣爽，神清魄強，疾主喘滿咳嗽、傷風作熱、虛痰壅盛”等。其他論述也頗詳盡，可見曾世榮對望診的重視。

（二）形體之外，重視氣色

曾世榮認為：“小兒虛實有非系乎肥瘦，而系乎氣色。”他認為望診不應只局限於外部形態，而應重視“氣色”，這主要是因為小兒“有肥而氣怯，瘦而氣壯，氣怯則色必嫩，其為虛可知矣；氣壯則色必盛，其為實可知矣”。可以看出曾氏認為小兒病情的虛實，不應僅在外表的肥瘦，而應把形態和氣色結合起來，辨別疾病的虛實。

（三）望診強調“變而通之”

曾世榮認為雖“五臟之氣皆形於面部”，但有常有變，不應拘泥，而應變而通之。他說：“五臟之氣皆形於面部，肝青，心赤，肺白，腎黑，脾黃，是其本體。肝旺於春，心旺於夏，肺旺於秋，腎旺於冬，各七十二日，脾寄旺於四季后各一十八日，是其本位。然有時乎不春不冬而面變青黑色者，非肝之與腎也，不秋不夏季而面變赤白者，亦非心之與肺也，蓋五臟之氣，層見迭出，隨證流行，初無一定。忽然青黑主乎痛，忽然赤者主乎熱，忽然白者主乎冷，忽然黃者主乎積。此其氣之開闔，非系乎時，非拘乎位。”又如五臟在面部所主部位也不拘泥，而是“或見於位，或露於他部，不可取之一端”。可見曾世榮對望診的認識有其獨到之處。

用藥主張攻邪

在兒科領域長期存在溫補與寒涼兩大學派的學術爭鳴。寒涼學派始於北宋錢乙，主張以辛涼、清利之味治療痘疹，南宋名醫陳文中根據自己的長期臨床經驗，大膽提出了用溫補方葯治療痘疹，為痘疹的治療開闢了新的途徑。至此兒科形成了溫補與寒涼兩個學派的爭鳴。曾世榮受張子和的影響，認為“病由邪生”，治療當“攻邪已病”，積極主張攻邪治病，藥用寒涼之品，並提出了“攻中有補”的學術觀點。他在《活幼心書·及幼攻補》篇中說：“所謂攻者，萬病先鬚髮散外邪，表之義也；外邪即去而元氣自復，即攻中有補存焉，里之義也。”曾氏根據小兒病多由外感而生的特點，主張攻邪治病，且主張攻邪應以“發散外邪”為主，如其治療急驚一證，主張“以五苓散加黃芩、甘草水煎，或百解散發表”，百解散由干葛、升麻、赤芍藥、黃芩、麻黃、薄桂、甘草組成，能和解百病，其葯則以發散為主。另外其在《活幼心書》中所收之方也多以發散為主。但又有異於張子和的汗、吐、下三法，可供臨床參考。曾世榮用藥雖主張“攻邪”，但同時主張用藥當以辨證為先，不可妄用。如其治療慢驚一證，則根據不同的致病原因，而用不同的方法和藥物來治療，“用藥不一，治療不等，由發作不同”，也可見曾世榮並不一味強調攻下。

驚風證治獨有心得

驚風病名始見於北宋《太平聖惠方》。至錢乙將其分為急驚風和慢驚風兩種，並提出“急驚合涼瀉，慢驚合溫補”的治療原則。曾世榮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根據自己多年的臨床經驗，對驚風的診治提出了新的觀點。

（一）提出驚風四證八候

曾世榮在多年臨床經驗的基礎上，對驚風的病機和臨床表現作了概括，提出了“四證八候”的概念：“四證者，驚、風、痰、熱是也。八候者，搐、搦、掣、顫、反、引、竄、視是也。搐者兩手伸縮；搦者十指開合；掣者勢如相撲；顫者頭偏不正；反者身仰向後；引者臂若開弓；竄者目直似怒；視者睛露不活。四證已備，八候生焉，四證既無，八候安有。”這對臨床驚風的診治有重要意義，得到後世醫家的認可，沿用至今。

（二）急驚病變重在心肝

曾世榮認為急驚之病由外感風熱、暴受驚恐等致“鬱蒸邪熱積於心，傳於肝”而發病，把病變主要歸於心、肝二臟，如云：“……氣促痰喘，忽而悶絕，目直上視，牙關緊急，口噤不開，手足搐掣，此熱甚而然，況兼面紅脈數可辨。蓋心有熱，而肝有風，二臟乃陽中之陽……二陽相鼓，風火相搏，肝藏魂，心藏神，因熱則神魂易動，故發驚也。心主乎神，獨不受觸，遇有驚則發熱，熱極生風，故能成搐，名曰急驚。”

（三）急驚治療當先清熱

既言急驚乃由“熱積於心傳於肝”所致，治療當以清熱為主，曾世榮說：“急驚當先定搐，搐由風也，風由熱也，搐既已作，方可下熱退驚，熱若不退，驚亦不散，不移其時，搐搦又作。”其治療急驚善用五苓散，認為：“五苓散內有澤瀉導小便，心與小腸為表裡，小腸流利，心氣得通，其驚自減；內有桂，木得桂則枯，是以有抑肝之氣，其風自停，況佐以辰砂能安神魂。”曾氏用五苓散有其獨到之處，靈活運用於“驚風、痰搐、瘡疹等疾”，且“能四時而用之”。曾氏用五苓散治療小兒驚風實為首創，且多獲奇效，可供臨床醫生參考。同時曾氏對驚風的治療注意調理，主張急驚風平穩后，以化痰之葯服之，以防成為頑疾，其曰：“大略要解熱涼心肝，後用平和湯散調理。”又曰：“驚風既除之後，輕者投半夏圓，重者下水晶丹與之，去痰免成痴疾。但不可用大寒涼葯治之。”急驚有痰、熱、驚、風四證，急當解熱熄風，緩則當以化痰以治其本。曾氏用半夏丸或水晶丹治療，半夏丸藥用生半夏、赤茯苓、枳殼、朴硝，共成健脾化痰理氣之劑，其“治痰證神妙，若驚搐后風涎潮作，服之尤驗”。水晶丹藥用南星、半夏、滑石、輕粉、凈蕪荑、巴豆，此丹非常用之劑，“頑積、驚重、風緊、涎多、熱極乃可服”，以及“急驚后風痰未盡，免生痴疾宜再投”。從以上可以看出曾世榮對驚風證治的獨到之處，也可以看出曾氏用藥以攻見長。

（四）慢驚證治審證求因

曾世榮認為慢驚雖同屬陰證，但有因急驚傳變為慢驚者，有因洞泄而成慢驚者，有過用下藥而成慢驚者，因此治療當根據病因不同，而用不同的方葯治療。如因急驚傳變者當以截風葯治之，因洞泄成風者當以補藥治之，因服寒涼葯成風者當以助氣醒脾葯溫之，不可拘泥於一治，更不可不加辨證，一味投以寒涼重鎮藥物，以使陰證加重。

治療疳證重視理氣

曾世榮認為疳之為病主要在於脾，“大抵疳之為病，皆因過餐飲食，於脾家一臟有積，不治傳之餘臟而成五疳之疾，若脾家病去則余臟皆安，苟失其治，日久必有傳變”。其治療疳氣一證常用肥肌丸，藥用黃連、川楝子、川芎、陳皮、香附子、木香，以理氣助運為主，可“治小兒一切疳氣，肌瘦，體弱，神困力乏”。這與臨證常用益氣健脾葯治療疳氣有異，實補前人之所未逮，可供臨床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