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陵寢

以秦始皇陵為代表的秦漢時期的帝王陵寢，封土，並以營造豪華擴室 和堆築高大封土為這一時期的特色；漢代以後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因封建世襲政治體制的相對發展，導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綿延發展。漢朝帝王陵墓一般是封土而作。唐朝，以李世民昭陵為典型，以武則天、李治乾陵為代表的唐朝陵寢，這個時期的皇家陵寢多數因山為陵，在山腰開鑿墓室，以山丘為封土。五代十國和宋朝時期，因戰爭頻仍，國力頹弱，陵寢規制相對縮減；元朝帝王死後則實行深葬，地表不留任何痕迹。中國古代陵寢的發展經過這一段近400年的低潮之後，開始進入一個輝煌時期——明清時期。明太祖朱元璋對前代陵寢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將覆斗式封土改為圓式寶頂，增加祭奠設施；改方形院落為多進長方形院落，創立了一個嶄新的陵寢制度。清朝陵寢不僅承襲了明朝陵制，而且作了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從而把中國古代陵寢營建活動推向了最後的頂峰。

《易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遠古時代殯葬極為簡易，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對死者的埋葬問題，逐漸發展成為一件大事。今日保存下來的許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墳墓的遺跡遺物。中國至春秋時代時，孔子大力提倡“孝道”，厚葬之風日盛，歷代不衰，並逐漸形成一套隆重複雜的祭祀禮儀制度和墓葬制度，以及種種講究。於是，墳墓被認為是安葬祖宗及父母之首邱，上可盡送終之孝，下以為啟后之謀。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對墳墓的安置均格外重視。而作為為人擇地卜葬的堪輿家（風水師），更以陰宅為先務之急。風水理論認為，祖墓的風水，會影響後人的命運；而一國之君陵墓的風水，則會影響整個國家的命運。歷代的皇家陵寢都十分重視選擇陵穴，以圖皇權永固。皇陵一般都位於京師附近，如西周、秦朝、漢朝、隋朝唐朝均以長安為京師，故此這五個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於長安附近；而元朝、明朝、清朝三代均以北京為京師，所以這三代的皇陵皆位於北京附近。

秦始皇陵據記載，秦始皇陵高120米，底邊周長2167米。不過始皇陵乃黃土堆積，經過2000多年來的風雨剝蝕，高度已降到64米。由丞相李斯主持規劃設計，大將章邯監工營建陵墓。因為陵墓地上的部分並沒有突出之處，可觀的是秦陵四周分佈的大量形制不同、內涵各異的陪葬坑和墓葬，現已探明的有400多個。已經過考古挖掘的兵馬俑，嘆為觀止。兵馬俑陪葬坑位於秦始皇陵園東垣外1000米的地方，是一組模擬軍事序列，旨在拱衛地下皇城的“御林軍”。發現於1974年，先後發掘三處。1號坑面積14620平方米，分長廊和ll條過洞。在發掘的96平方米範圍內，出土武士俑500餘個，戰車4輛，馬24匹，估計全部坑內埋葬有兵馬俑6000餘，列為縱隊和方陣。2號坑面積6000平方米，由騎兵、戰車、步卒、射手混編而成，有兵馬俑千餘件，還配備各種實戰武器。3號坑面積500平方米，似為軍旅中的統帥機構，也配備了大批武器。秦兵馬俑皆模擬人、真馬製成，武士俑高約1.8米，面目各異，神態威嚴，從服飾、甲胄和排列位置可分為將軍、軍吏、驍士、伍卒等，形象地再現了秦始皇統一六國的雄偉軍容。

秦始皇陵地宮情況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寥寥160多字，傳隨葬品豐富，內部建築十分奢華且多弓弩暗器等等機關設其間，地宮內還“……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通過物探證明，地宮內的確存在著明顯的汞異常，秦始皇以水銀為江河大海的目的，不單是營造恢宏的自然景觀，在地宮中瀰漫的汞氣體還可使入葬的屍體和隨葬品保持長久不腐爛。而且汞是劇毒物質，大量吸入可導致死亡，因此地宮中的水銀還可毒死盜墓者。專家們對陵區及地宮上的封土堆進行數次詳盡、全面而科學的勘探考察，僅發現了兩個宋代的盜洞，但都距離地宮中心較遠。

唐朝帝王陵墓分佈於關中盆地北部，陝西渭水北岸一帶山地，東西綿延三百餘里。唐陵的特點是“依山為陵”，不象秦漢陵墓那樣採取人工夯築的封土高墳，而開“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僅獻陵、庄陵、端陵位於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築在山嶺頂峰之下，居高臨下，形成“南面為立，北面為朝”的形勢。

唐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於陝西省禮泉縣的九嵕（zōng）山主峰，九嵕山在陝西禮泉

縣境內，海拔高1188米，因為它的周圍，分佈著九道山樑，古代把小的山樑稱為嵕，因而得名九嵕山。九嵕山南隔關中平原，與太白、終南諸峰遙相對峙。東西兩側，層巒起伏。除了四周山巒的護衛之外，更有涇水環繞其後，渭水縈帶其前。由昭陵主峰迤邐而南，有167座功臣貴戚陪葬墓，佔地約30萬畝。李世民的玄宮居高臨下，陪葬墓列置兩旁，襯托出昭陵至高無上的氣概。唐乾陵是唐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縣西北的梁山。乾陵因山為陵，以山為闕。據《新唐書?高宗本紀》記載，李治於光宅元年（684年）葬於乾陵，神龍二年（706年）重啟乾陵墓道，將武則天合葬於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圓錐形，山巔三峰聳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宮所在，為陵之主體，與九嵕山遙相比峻。南面兩峰較低，東西對峙而形體相仿，猶如天然門闕華表捍陵。乾陵埋著唐高宗李治和大周女皇帝武則天。一對夫婦，兩朝皇帝，合葬一室，這在全世界也是極其稀罕的。中國歷代帝陵中，乾陵是最特殊的一個。

從宋太祖趙匡胤父親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趙煦的永泰陵止，共計八陵，集中於河南鞏縣境內洛河南岸的台地上。在相距不過十公里的範圍內，形成一個相當大的陵區。北宋王朝建都開封，陵區卻設在鞏縣，遠離京師汴京，其主要原因是這裡山水秀麗，土質優良，水位低下，適合挖墓穴和豐殮厚葬。陵區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黃河天險，可謂“頭枕黃河，足蹬嵩岳”，是被風水家視為“山高水來”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選擇上與別代迥異。歷代帝陵或居高臨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則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於地勢最低處。原來，在宋代盛行與漢代圖宅術有關的“五音姓利”風水術，該風水術把姓氏按五行分歸五音，再按音選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趙，屬於“角”音，利於壬丙方位，必須“東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東南高而西北低。

西夏王陵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約30公里的賀蘭山東麓。西夏王陵內現存9座帝陵，為裕陵、嘉陵、泰陵、安陵、獻陵、顯陵、壽陵、庄陵、康陵，坐北面南，按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廟次序。左為昭，右為穆；父曰昭，子曰穆）葬制排列，形成東西兩行。另有254座陪葬墓。北端有一處三進院落建築遺址，為陵邑（或宗廟）。東部邊緣有磚瓦窯、石灰窯遺址，為陵區窯坊。西夏王陵規模宏偉，布局嚴整，西夏王陵每座帝陵陵園均是一個完整的建築群體，每座帝陵由闕台、神牆、碑亭、角樓、月城、內城、獻殿、靈台等部分組成。有的帝陵還圈有外城，有封閉式、馬蹄形式和附有瓮城的外城。基本格局在仿宋陵的基礎上有所創新。

明朝，從太祖朱元璋，建元洪武（1368），到崇禎十七年（1644）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推翻，統治時間277年，其間經歷了16位皇帝。其中，除惠帝朱允炆因“靖難之役”，下落不明，沒有營建陵園外，其餘15皇帝，都依帝制建造了陵園。

太祖朱元璋死後埋葬在南京鐘山腳下，稱明孝陵；明景帝朱祁鈺，因英宗復辟遇害，初以王禮葬北京西郊金山，成化年間恢復帝號，又將王墳稍擴其制，改為帝陵，世稱景泰帝陵。其餘的13位皇帝均葬於北京昌平境的天壽山一帶，通稱明十三陵。

此外，明代還有生前沒有當過皇帝，死後被追尊為帝的，也營建了陵園。朱元璋的父親朱五四（朱世珍），被追尊為仁祖淳皇帝，就安徽鳳陽原墓建為明皇陵；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被追尊為熙祖裕皇帝；曾祖父朱四九，被追尊為懿祖恆皇帝；高祖父朱百六，被追尊為德祖玄皇帝；因德、懿二祖葬址不詳，遂就江蘇盱眙熙祖原葬處建陵葬三祖帝后衣冠，陵名祖陵；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父親朱祐杬，原為興獻王，朱厚熜入繼大統后，追尊其父為睿宗獻皇帝，將湖北鍾祥原王墳擴建為顯陵。

古時候的看風水，考慮的還主要是地下水位、地氣、土質等自然條件，是否關係到棺木、屍體能否較長時間保存的問題，並未涉及與子孫後代的關係。秦漢以後，隨著堪輿、相宅之風的盛行，開始摻進了許多迷信的成分。這種迷信色彩的加重，使許多相信風水之說的人認為，墓地選址的好壞與吉凶，直接影響到現實人生，如果墓地風水好，會給子孫後代帶來運氣，否則就要倒霉，並使家道衰敗等等。後來有一位叫郭璞的知識分子，寫了一本具有經典性質的著作《葬書》。書中說，作為墓地，能具備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這些條件，就算是上乘寶貴之地。郭璞所說的這個條件，其實就是指靠山臨水、枕山面水、背靠山峰、面臨平原。明永樂皇帝決定遷都北京，奉永樂旨意專為徐皇后選擇“吉壤”的廖均卿等人，在北京四周足足跑了兩年時間，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幾處供挑選的地方。據說最先找到的是南口外的屠家營，但因皇帝姓朱，朱和豬同音，皇帝認為豬一旦進了屠戶的家，除伸長了脖子挨宰，別的沒有什麼好事，未能同意。另一處選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腳下，羊和豬本可以相安無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後卻偏偏有個村子叫“狼兒峪”，豬的旁邊有狼盯梢自然危險異常，也未被採用。再一處是京西的“燕家台”，永樂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駕”是諧音，不吉利，又遭到否定。後來廖均卿又呈上京西潭柘寺的繪圖給皇帝觀看，永樂認為景色雖好，但山間深處地方狹窄，沒有子孫發展餘地，亦未能入選。直到永樂七年，廖均卿等人才又在京北昌平縣黃土山下選中陵地，並由朱棣親自察看后拍板決定下來，這便是後來人們看到的十三陵區。

關於這塊被認為是“風水寶地”的具體情形，明代後期的知識分子蔣一葵在《長安客話》中曾有一段描述:“皇陵形勝，自其近而觀之，前有鳳凰山如朱雀，後有黃花鎮如玄武，左莽山即青龍，右虎峪即白虎，且東西山口兩大水會流於朝寧河，環抱如玉帶30餘里，實為天造地設之區。”將之簡單化一點，這就是為了生存和安全，人們選擇背山面水的地域建造住宅，背後的山遮擋寒風，前面的水提供飲用和澆灌之利，這些其實都是最樸素的生活經驗的反映。古人事死如事生，建造住宅的經驗自 然搬到建造陵墓上來，於是有了建陵要先找“風水寶地”之說。當然，永樂皇帝最終同意在黃土嶺下興建陵墓，不只因為風水之說，還有個更重大的意義和原因，那就是這裡山勢如屏，易守難攻，一旦駐軍把守，既可護衛陵寢，又便於保衛京師。

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黃土山下正式動工，所用軍工、民夫40餘萬人。就在這年朱棣生日那天，這位皇帝來到黃土山視察自己的壽宮營建情況，並率領群臣飲酒作歌。待百官上壽時為討他歡喜，稱此山為天壽山。朱棣聽罷大喜，即以皇帝的九五之尊，傳旨改黃土山的名字為比較順耳動聽的天壽山。

滿族人建立的清朝（1644－1911）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自清太祖努爾哈赤開基至辛亥革命后宣統皇帝退位，共歷經12皇帝，統治295年。清代帝王陵寢，從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為清初關外三陵、清東陵和清西陵三個陵區。清東陵在河北省遵化市的昌瑞山，清西陵在河北易縣城的永寧山。清東陵和清西陵的陵墓從規劃建制到建築造型均仿照明朝，採用集中陵區的手法，安排總入口，從正紅門開端，經統一的神道石像生、碑亭及華表，然後分達各陵區。其布局順序為：五孔石券橋、牌樓、碑亭、三孔券橋，大月台、宮門、隆恩殿及左右配殿，而後為石平橋、月台、琉璃門、五供、方城（上立明樓）、月牙城、寶城、寶頂。皇帝、皇后、親王、公主、嬪妃的陵制級別相當嚴格，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規則。

清代陵寢更加註重環境質量。不僅要對水文、地質、氣候等諸因素進行嚴格的考察，而且更注重山川形勢，要求所選的環境能夠充分體現“天人合一”的理念。其次，清代陵寢更加強調建築與環境的和諧統一。在建築序列配置上與周圍的山川形勢互相呼應，以營造一個合乎理想的陵寢氛圍。其三，清代陵寢更加註重建築質量，不僅堅固宏整，而且富麗堂皇。作為清代帝王陵園之一的清西陵在以上幾個方面表現得十分突出，是清代帝王陵寢的傑出代表。

東北境內已知的皇家陵寢有五處，它們分別是：阿城的金代皇家陵園（金太祖完顏阿骨打衣冠冢）、新賓的后金永陵皇家陵園（清太祖努爾哈赤的五位先祖）、遼陽的東京陵皇家陵園（清太祖努爾哈赤的長子儲英和努爾哈赤的兩個兄弟）、瀋陽的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昭陵皇家陵園（清太宗皇太極）。而顯、乾二陵建於遼代的早期和中期，距今已有千年的歷史，在年代上居東北諸皇家陵園之首。從其規模上看，在北鎮二道溝、三道溝和琉璃寺三十平方公里的區域內都有遼代的墓葬和建築遺址，這樣的規模更非東北其它皇家陵寢可比。如今，新賓的永陵、瀋陽的福陵、昭陵都已名列世界文化遺產之列，而有千年歷史的顯、乾二陵，尚未能申報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

藏王墓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山南窮結縣宗山的西南方，背靠丕惹山（意為增長之山），是吐蕃王朝時期第29代贊普至第40代(末代)贊普、大臣及王妃的墓葬群，總面積385平方米。各陵墓封土高大，為土壘成的高台丘墓。其上層土墩為橢圓形，墩頂極平坦，東西長約130米；下層為長方形土台，周邊不齊整。藏王墓的數目現難確定，能看到的有八九座。靠近河邊的大墓據說是松贊干布之墓，與之相鄰的是赤松德贊的墓，墓旁有巨大功德碑。在9世紀中后發生的奴隸起義中，贊普陵墓全被搗毀，

據墓誌上記載，松贊干布陵位於欽普溝壑口，即正遙對窮結縣城，衝口當中平川上的大方丘，外形呈四方，與現狀一致。墓誌上說，內分九格，主室為佛殿，中央立一仞長的珊瑚長明燈，四角殿堂儲珍寶。墓壁以方石砌成，其外築厚土牆，墓門西向，墓外復以碎石，形成土丘，每邊寬百步，高六丈余。所描述的相差不多。據傳說這一陵墓之下有宏大的地宮，內有松贊干布、釋迦牟尼、觀音菩薩等的塑像和大量的鑲嵌有金銀、珠寶、瑪瑙等的日用器皿以及當時所用的盔甲、兵器等等。在松贊干布陵頂正中原有祭祠一座，內有明樓二十餘間，東南西北各有小殿一座，祠內供有松贊干布、文成公主、墀尊公主、祿東贊大臣和藏文創造人吞米桑布札等人的塑像。由於年代久遠，原有建築已殘毀，已將祠宇和內部塑像恢復，參觀朝拜的藏、漢各族人民絡繹不絕，對這位有功於藏族發展和藏、漢民族團結的藏王表示尊重。

赤德松贊為吐蕃王朝後期的贊普，自公元793－815年，在位二十多年，死後歸葬於窮結縣的藏王陵區。根據1984年9月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對此墓墓碑的清理髮掘證實了這一墓的情況。從墓碑的碑文中，得知赤德松贊是藏王中的一位能幹的人物。碑文說他：“深謀遠慮，命令嚴峻。國勢烜赫，遍具福德，盛於往昔是盡人皆知。四方大小諸王，亦被臣服”（碑文為藏文）

這一陵墓碑，是西藏唐碑中保存最為完整者，其藝術價值較之拉薩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更為突出。碑通高7.18米，由碑蓋、碑身、碑座三部分組成。碑頂為一巨大的蓮座寶珠，碑蓋平面長方形，作四注式坡面頂，邊緣向上微翹，四周邊有流雲升起的圖案。碑蓋底部四角浮雕出上身赤裸，彩帶飄揚，姿態優美的飛天四個。碑身高5.6米，平面作長方形，上小下大，有明顯的收分。使碑身輪廓優美而富有穩定感覺。碑身的正面上端刻出日月形象，其下即為橫排的古藏文59行。碑身兩側浮雕兩條升龍圖案，飛舞升 騰於雲氣之中。碑身之下為石刻龜座，雕刻亦極精美。整個石碑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而且也是一件極為精美的雕刻藝術品，不僅在西藏，就是在全國的唐代石碑中也是罕見的珍品。這塊碑已經新修碑亭加以保護。距離這裡不遠，還有一塊與赤德松贊墓碑相似的石碑。碑頂刻出重珠，碑蓋下有承柱，也刻有流雲、飛天和雲龍紋，碑身露出地面有3.56米，碑文已風化脫落，碑頂碑身也殘損甚多。相傳也是赤德松贊的墓碑。但其價值較之前碑已遜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