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詩歌

漢代詩歌是在《詩經》、《楚辭》和秦漢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致經歷了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創作、從樂府歌辭到文人徒詩即“古詩”、從四言體到五言體、從騷體到七言體、從敘事詩到抒情詩的發展過程。其中兩漢樂府民歌成就最高，它在兩漢詩壇上放射著燦爛的光輝；東漢末年文人開始向樂府民歌學習，創作了不少五言詩，其中無名氏文人《古詩十九首》代表了漢代文人詩歌的最高水平，對五言詩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西漢初至東漢末大約400年間的詩歌創作。包括文人創作和民間歌謠，而以兩漢樂府和東漢末年的文人五言詩成就最高。

漢武帝時期，正式建立樂府官署，由精通音樂的李延年充任協律都尉，負責制定樂譜和訓練樂員，同時大規模地搜集民歌配樂演唱。樂府官署的設置，使漢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漢代文人詩壇特別冷落的情況下放射出異常絢爛的光彩，從而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繼《詩經》、《楚辭》之後的第三個重要發展階段。

漢樂府民歌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其中有些詩揭露了官僚貴族的豪奢與殘暴，反映了勞動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現了漢代社會尖銳的階級對立，傳達出被壓迫人民憤怒反抗的呼聲。如《相逢行》、《婦病行》、《東門行》等；有些詩反映了戰爭和徭役帶給人民的痛苦和災難，如《十五從軍征》、《戰城南》、《飲馬長城窟》、《古歌》等；有些詩反映了青年男女的愛情和棄婦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蕪》、《白頭吟》、《怨歌行》、《孔雀東南飛》等；還有些詩反映了社會動亂給人們帶來的不幸，如《枯魚過河泣》、《烏生》等等。在藝術上，漢樂府民歌多採用敘事的形式，具有較強的故事性和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如《孤兒行》、《陌上桑》、《孔雀東南飛》；語言樸實凝練，不事雕琢，如《江南》；句式上靈活多樣，有四言、雜言，而其最大貢獻是開創並完成了五言詩的形式，不僅影響到東漢文人五言詩的創作，而且直接為建安詩歌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與漢樂府民歌比較，漢代文人寫詩的很少。西漢文人詩主要有以劉邦《大風歌》為代表的楚歌，傳統典雅的四言詩以韋孟《諷諫詩》等為代表。直到東漢時期，在漢樂府民歌的影響下，文人五言詩才開始出現。班固的《詠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詩。其後文人五言詩如雨後春筍，如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贈婦詩》、趙壹的《刺世疾邪詩》等。其中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最高成就的，是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詩中所抒發的大都是他們失志傷時、離愁別怨及人生無常的憂憤情緒，在藝術上達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因此在民間廣為流傳，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詩的典範。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稱譽它為“五言之冠冕”，給予極高的評價。

漢樂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書·樂志》和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中；漢代文人詩主要保存在《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及南朝梁蕭統《文選》、南朝陳徐陵《玉台新詠》中。今人逯欽立輯有《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

樂府原是漢代的掌管音樂的官暑，職責是採集民歌的文人詩，配上樂曲，供朝廷祭祀和宴會時演唱之用。《漢書·禮樂志》說：“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建立樂府，採集民歌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觀風俗，知厚薄”，了解民情，觀察政治得失。因此，《漢書·藝文志》又說：“自孝武立樂儲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觀風俗，知薄厚雲。”

據《漢書·藝文志》所載篇目，西漢樂府民歌有138首，東漢尚不在內，但現存的總共不過34首。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將樂府詩分為下列12類：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雜歌謠辭、新樂府辭。在這些不同的樂曲中，郊廟歌辭、燕射歌辭和舞曲歌辭屬於朝廷用來歌功頌德的樂章，全是文人所作，其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都較少可取成分。郊廟歌辭又可分郊與廟兩種，郊是祭天地的，廟是祭祖先的。燕射歌辭分為燕饗樂、大射樂、食舉樂三種，是燕射時用的。舞曲歌辭分雅舞、雜舞、散樂三種，雅舞用於郊廟燕饗，雜舞用於宴會，散樂是俳優歌辭，大約是寫雜伎百戲的。“鼓吹曲”和“橫吹曲”是從外域輸入的音樂。鼓吹曲是漢初傳入的“北狄樂”，原為寫樂，而歌辭出於民間，大概是以民歌合寫樂而成的歌曲，現存歌辭《饒歌十八曲》，是西漢時的作品。橫吹曲是張騫從西域輸入的，也是一種軍樂，在馬上所奏，其樂以鼓角為主。

“相和歌”是從民間各地采來的俗樂，其中以楚聲為主，它本是一人唱，多人和的。“清商曲”是南朝入樂的民歌，分為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側調、大麴六種，清商曲在樂府中佔有重要地位。“雜曲”是一些不知來源、不好歸類的樂調和歌辭，編在一起，自成一類，雜曲是徒詩，不能入樂。雜歌謠辭是從上古到唐代的徒歌與謠、讖、諺語，比較雜亂，只是附錄在《樂府詩集》中，嚴格地說，不能算是樂府詩。

今存兩漢樂府民歌雖然只有34首，但表達了豐富的社會內容，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其中突出的主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反映人民痛苦的生活和對剝削壓迫的反抗。

如《病婦行》描寫一個窮人妻死兒幼，無衣無食，只能把孤兒鎖在家裡，自己上街乞求的悲慘情景，哀切動人。《東門行》描寫一個貧窮的漢子在殘酷剝削壓榨下無法生存，被迫鋌而走險，貧困絕望使他憤怒地起上了反抗的道路。《陌上桑》則是通過面對面的鬥爭歌頌了一個反抗荒淫無恥的太守的採桑女子——秦羅敷，塑造了一個美麗、勤勞、機智、勇敢、堅貞的女性形象。

第二、反映戰爭和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

《戰城南》生動地描述了戰場上屍骨縱橫、駑馬嘶鳴的陰森慘象，對統治階級的殘忍和昏庸，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十五從軍征》則通過一個老兵的悲慘遭遇，揭露了當時兵役制度的殘酷，反映了不義戰爭對生產的破壞和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古歌》描寫了邊地的凄風苦雨，以及徵人思鄉、人瘦腸斷、無家可歸的悲慘境遇，十分感人。

第三、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和荒淫。

《相逢行》極力描寫那個少年家庭如何榮華富貴，揭露了統治階級那種尊榮享樂的生活。《羽林郎》塑造了一個美麗、端莊、溫良而又不畏強暴、堅貞不屈、富於反抗精神的少數民族婦女形象，表現了勞動人民對誼門貴族的階級敵意。第四、反映婚姻、愛情和婦女生活。《江南》是一首採蓮歌，描寫了一個年輕活潑的少女採蓮的情景，古人常以蓮象徵愛情，以魚比喻女性，這是一首與勞動相結合的情歌。《饒歌》中的《上邪》是文人加工較少的民間情歌，粗獷熱烈，鮮明爽快，寫了一個女子指天為誓，表示自己對愛情的矢志不渝。在這類作品中，最傑出的是中國最長的古代民間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全詩353句，1700多字，它以漢末建安年間發生的真人真事為題材，通過劉蘭芝、焦仲卿這對年輕夫婦的婚姻悲劇，表達了青年男女對愛情和幸福的追求，控訴了封建家長制的罪惡。

漢樂府民歌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這是由它的“緣事而發”的內容所決定的。在中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標誌著敘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漢樂府民歌高度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

第一、敘事因素的增強。

漢樂府民歌多敘事詩，即使是抒情之作也每每帶有敘事成分。《孔雀東南飛》、《陌上桑》、《東門行》、《十五從軍征》、《病婦行》等，都是用第三人稱來敘述故事，塑造了具有鮮明性格特點的人物形象，並且有比較完整的情節描敘，是比較完整的敘事詩。

第二、通過個性化的語言交待事情，見出神態，表達主題思想。

如《孔雀東南飛》一開始就寫劉蘭芝和焦仲卿傾訴委曲，提出離婚的要求，將這場婚姻悲劇的尖銳衝突迅即展開；此後則通過各個人物的對話來推進悲劇的發展，同時在對話中或插敘中渲染人物性格和悲劇氣氛。其他如《東門行》以夫婦對話，《董嬌嬈》寫女子和桃李花對話，《羽林郎》寫胡姬駁斥馮子都等，也都是運用人物對話來表現情節發展，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畫。

第三、浪漫主義的色彩。

漢樂府民歌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主，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義色彩，運用了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如《陌上桑》的主人公秦羅敷，即是來自冬小麥的現實人物，又是有蔑視權貴、反抗強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體現了人民的美好願望和高貴品質。如果沒有嫉惡如仇的現實主義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義這兩種精神的有機結合，以及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和浪漫主義的誇張虛構這兩種藝術方法的相互滲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羅敷這一光輝形象的。

兩漢樂府繼承了古代敘事詩的現實主義傳統，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詩體，即樂府體，豐富了祖國的文學寶庫。從建安時代起，大凡有顯著成就的詩人都從兩漢樂府中汲取藝術養料，如“三曹”、“七子”以樂府舊題詠時事，鮑照的擬樂府歌行，杜甫“即事名篇”的樂府詩等。而白居易、元稹、李紳等到發起的“新樂府運動”，以及晚唐聶夷中、杜荀鶴、皮日休等人的詩歌創作，其源亦出自兩漢樂府，可見其歷史影響之深遠。

漢代文人詩歌數量少，成就也不大。到了東漢，詩歌逐漸朝著五言詩方向發展，梁鴻《五噫歌》是四言加上嘆詞，顯示著四言詩努力擺脫古奧的困境。班固《詠史》，表現東漢前期文士開始採用俗曲五言體作詩。其後，張衡《同聲歌》已具情采。蔡邕《翠鳥》，鸝炎《見志詩》，趙壹《疾邪詩》，孔融《臨終詩》，這些作品都是較好的五言抒情詩。東漢末年還有數量不少的無名氏《古詩》，抒發下層文士失志傷時、離愁別怨、譏世刺俗以及人生無常的不滿情緒，表達他們嚮往仕進、渴望完聚、要求愛情忠貞和友誼誠摯的正常願望，其中一部分代表了文人五言詩的最高藝術成就，也標誌著東漢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新階段。

無名氏“古詩”，可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一時所作，系後人綴集而成，內容較複雜，有的是民間戀歌，有的是遊子思歸之曲，有的是少年懷人的吟唱，有的是厭世者故作曠達的悲歌，經過文人不止一次的潤飾而成。以抒情為主，其中情歌佔了10首，情意懇摯，措辭率真。《古詩十九首》的思想感情雖然複雜，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對人生易逝、節序如流的感傷，大有汲汲湟湟如恐不及的憂慮，這正是失意文人在社會大埃的前夕，對於現實生活和內心的矛盾、苦悶的反映。

《古詩十九首》思想內容比較狹窄，情調也比較低沉，封建糟粕較多，但藝術成就相當突出，在中國早期的五言抒情詩中，這樣優秀的作品比較少見。這些無名氏詩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在藝術表現上，既接受了《詩經》、《楚辭》的優良傳統，又向樂府民歌汲取營養，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是中國文學史上早期抒情短詩的名作。《古詩十九首》的主要藝術特色是長於抒情，如“迢迢牛星”托織女想思之苦，以抒寫男女情人咫尺天涯的哀怨。牛女二星，本是宇宙間兩顆無感情的星體，詩人賦予它們人的思想感情，活像人間綢繆的夫婦一般。通篇全是定憬，而情在其中，情景相生，真有化工之妙。

《古詩十九首》的另一個藝術特色就是善於運用比興手法，如“青青陵上柏”，它以“陵上柏”、“澗中石”起興，而後如同閑話，卻有層次，有對比，在描寫小民適意娛樂和王侯窮奢極侈的情節中自然流露褒貶，結語“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稍加點破，引人思索。又如“明月皎夜光”則以悲秋起興，鋪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時節物候變化，渲染炎涼氣氛，然後直指朋友不相提攜，結語點破不講交情，“虛名復何益”，藉以警世。構思新穎，前後照應，開合得體，也是《古詩十九首》的一個顯著特點。如“青青河畔草”這首閨怨詩，刻畫了一位獨守空房、臨窗遠眺、思念遠方親人的思婦形象，“盈盈”、“皎皎”、“娥娥”、“纖纖”細微地描繪思婦的外貌美，大好春光里的嬌艷少婦，為何獨當窗牖，讓春光“空”度？讓年華“空”逝？原來全詩都是為末句“空床難獨守”著墨。寫閨怨而不露一句怨語，著墨形象含蓄，言簡意深，別具一格。

又如“涉江采芙蓉”寫遊子思念他的妻子，先從“涉江采芙蓉”寫起，芙蓉採到手，才意識到無人可送：原來所思念的人在遠方，一番熱情頓成冰水，這時才深感離居相思之苦。“同心”和“離居”是本詩藝術構思的基本矛盾，也是最後一句道破的中心思想的真正根源，構思頗為新穎，中心十分突出。

漢代詩歌繼承、發展了《詩經》、《楚辭》的優良傳統，反映了兩漢社會生活和矛盾，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情緒和希望，奠定了五言詩體蓬勃興起的基礎，促使七言及雜言體的產生，開拓了一片沃美的藝術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