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三大家

袁枚（1716—1798），蔣士銓（1725—1785），趙翼（1727—1814），又稱乾隆三大家。

清乾隆帝年間詩人，因創作活動主要在江右（長江下游以西）地區而得名。

另現南昌大學，有“江右學”研究，主要以歷史上別稱“江右”的江西域內的古代思想家為研究對象。

蔣士銓（1725-1784），清代詩人。字心餘、苕生，號藏園，又號清容居士。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二十七日（12月1日）雨夜，蔣士銓降生於江西南昌垣東街小金台前舊宅，適逢響雷，因得乳名“雷鳴”。老家鉛山（今屬江西）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蔣士銓是乾嘉時期有影響的詩人，與袁枚、趙翼並稱“乾隆三大家”。他論詩也重性靈，反對復古主義模擬傾向，戒蹈襲，重性情。但對性靈的解釋與袁枚不同，表現出更多的傳統意識，如他較強調“忠孝節義之心，溫柔敦厚之旨”。蔣士銓詩現存2500餘首，題材比較廣泛。其中一部分揭露社會矛盾，同情人民疾苦，還有的揭露官府搜刮錢財，或批判役吏橫行鄉里，都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他還有一些詩反映下層社會世態風俗。大部分詩則為個人抒情，及弔古、紀游之作。其詩的藝術風格筆力堅勁，很受袁枚的推重。他也寫詞和散文。此外，他還是位重要的戲曲作家。有雜劇、傳奇戲曲16種。著有《忠雅堂集》43卷。

詩歌

蔣士銓的詩歌作品，據清嘉慶三年揚州刻本《忠雅堂全集》，存詩2569首。他還有數千首未刊詩，存於他的稿本中。蔣士銓《忠雅堂詩集》詩作題材比較廣泛，其中一部分揭露社會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詩，如《饑民嘆》《禁砂錢》《官戒二十四首》之四《察隸役》《乞人行四首》《米貴倒疊前韻》，或揭露官府的搜刮錢財，或批判役吏的橫行鄉里，或描寫社會底層人民生活的艱辛，都有一定社會意義。

他還有一些反映城鄉下層社會世態風俗的詩,如《京師樂府詞》等。不過蔣士銓的詩大部分為個人抒情，及弔古、紀游之作。

戲曲

蔣士銓的戲曲創作，最早見於蔣氏家刻本《蔣氏四種》叢書中，署“紅雪樓板”，后曾抽印為單行本，題為《藏園九種曲》，另外，有書坊漁古堂別為翻刻，稱《藏園九種曲》。其內容包含《空谷香》《香祖樓》《冬青樹》《臨川夢》《一片石》《桂林霜》《第二碑》《雪中人》《四弦秋》九種。九種曲中，《一片石》《第二碑》《四弦秋》三種為雜劇，其餘六種為傳奇。又除《空谷香》《香祖樓》兩劇為現實題材外，其他八種均為歷史題材。

此後，蔣士銓陸續創作了《采石磯》《采樵圖》《廬山會》，彙編成《紅雪樓十二種填詞》。另據李調元《雨村曲話》謂蔣士晚年病痹，右手不能書，疾中尚有左手所撰十五種曲未刊，但不見藏本傳世。梁廷《曲話》又謂乾隆十六年，恭祝皇太后萬壽，江西紳民遠祝純嘏雜劇四種，亦心餘手編，為《康衢樂》《忉利天》《長生籙》《昇平瑞》。

《空谷香》一劇寫成於濟寧至鎮江舟次。正是詩人兩次落第返鄉途中，一股牢騷無由吐散之氣、有腔抱玉獻而不售之才，鼓盪於胸中，無由發泄，恰好遇到了這個題目，於是情思湧出，遂成妙文。

《冬青樹》一劇寫南宋滅亡的歷史故事。全劇以文天祥、謝疊山以身殉國的壯烈事迹為主線，穿插唐珏等忠義志士報國義舉，抨擊了留夢炎之流賣國求榮的可恥行徑。據史載，元軍攻陷南宋京城臨安后，元軍統帥僧人楊璉真伽率元軍發掘宋帝后陵寢，掠奪財物，棄骸骨於草莽，義士唐珏收諸陵骸骨以葬，並植冬青樹以為表識。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條錄其事。明卜世臣作《冬青記》傳奇演其事。蔣士銓在劇中穿插《發陵》《收骨》《私葬》《夢報》四□敷演其事。其自序言：“經曰：歲寒然後知松柏。若兩公者，即以為冬青之樹，誰曰不宜”。可知作者之意。

《臨川夢》寫戲曲家湯顯祖故事。焦循《劇說》載湯顯祖《牡丹亭》刻本傳世后，有婁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曲，用蠅頭小楷在上面細細批閱，不到二十歲竟怨恨而終。有人持其夾批給湯顯祖看，湯感慨萬端，作兩首五言絕句為悼。又載內江一女子，讀《還魂》而悅之，徑造西湖訪焉，願為才子婦。湯以年老辭，女子投水而死。蔣士銓本此諸事，而作此劇。

《一片石》和《第二碑》皆演婁妃故事。婁妃為理學家婁諒女，嫁寧王宸濠為妃，寧王謀逆，她屢次勸諫，不聽，又作《題樵人圖》詩云：“婦語夫兮夫轉聽，采樵須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終不聽。后宸濠叛亂被擒，妃投江而死。邦人欽慕其賢且烈，厚葬之。

《雪中人》演鐵丐吳六奇將軍事。吳六奇廣東潮州人，早失父兄，性好飲博，遂至落拓江湖，流浪街市，行乞為生。常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寒餓之色，人皆稱鐵丐。后寄身郵卒，於關河形勢，無不諳熟。因其時天下初定，清軍由浙江入廣東，地形多不熟，六奇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且言有義結兄弟三十人，擁眾據土，粵中傳檄可定。帥依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征閩討蜀，屢立奇功，位至通省水陸提督。蔣士銓本此作《雪中人》傳奇。

《四弦秋》據白居易《琵琶行》詩而作。白居易作此詩，不過自寫其淪落之意。元馬致遠據以作《青衫淚》，以為香水素狎此伎，於江州送別時再次相逢，踐成前約。後有顧道行作《青衫記》，情節一本馬劇。蔣士銓以為“命意敷詞，庸劣可鄙”，乃本《琵琶行》及香山本傳、憲宗時事，別填《四弦秋》院本，七日而成。時人交口稱讚，以為出前劇萬倍。

王昶論其詩，標為“當代之首”；李調元評其曲，論為“近時第一”。高麗使臣曾以重金求其樂府詩，以誇榮於東國。近代梁啟超說他是“中國詞曲界之最豪者”。日本青木正兒稱其為“中國戲曲史上的殿軍”。今人錢仲聯教授說：“蔣士銓以詩曲成就雙雙得到同時著名評論家的充分認識和最高評價，這在整個清文學史上恐怕不得不指為絕無僅有的一家。”

主張“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文章四首》），但其性情還包含“忠孝節義之心，溫柔敦厚之旨”，如《題文信國遺像》、《南池杜少陵祠堂》等，和袁枚等人有所不同。其描寫盛世下的苦難，如《京師樂府詞十六首》、《饑民嘆》、《雞毛房》等作，別開生面，值得重視。抒寫親情有《出門》、《歲暮到家》等，感人至深。

袁枚(1716-1798)，字子才，號簡齋，清代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也是一位頗有賢名的縣令。他出生於浙江錢塘(今杭州)，乾隆進士，曾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八至十年(1743－1745)任沭陽知縣。此時，正是所謂“乾隆盛世”，但在沭陽民間，卻是萬戶蕭疏、悍吏橫行的現實。一個沭陽縣，竟有“飢口三十萬，餓斃者不計其數”。袁枚面對這“路有餓殍、哀鴻四野”的慘狀，拿起蘸著血淚的筆抒發感慨：“百死猶可忍，餓死苦不速，野狗銜髏髑，骨瘦亦無肉，自恨作父母，不願生耳目。”他以犀利的筆觸，對那些“苛政猛於虎，悍吏虐於蝗”置人民生死於不顧的貪官污吏，進行無情的撻伐。他要“紓國更紓民，終為百姓福”。因此到任不久，就開倉賑災，減免賦稅，率民治水，築有名的六塘子堰。採取多種抗災措施，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較快地取得了成效。他還嚴厲管束家屬、下屬、衙役，不準擾民害民。在訟獄處理上，據史載，他“為政，終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訟獄立判無稽留”，大案也從速結案，加上治理有方，社會秩序較前穩定。他與耕夫、蠶婦、工匠、商販、書生皆有交往，不但關心農事百業，還躋身市場，“關心米價問江東”，心繫民生。在封建時代，由於階級的局限性，袁枚能做到這樣，已是難能可貴的了，百姓皆稱他為“大好官”。袁枚由於為人正直，厭惡官場傾軋，40歲時便辭官不做，定居江寧(今南京市)，住小倉山下，建隨園，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安於閒情逸緻的生活中。乾隆十年，他離任沭陽時，百姓夾道送行，攀車餞酒，灑淚話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3歲的袁枚，受沭陽知名人士呂嶧亭的邀請，又來沭陽作客，沭陽各界，一部分人曾趨前30里迎接。袁枚面對如此擁戴他的民眾，寫下了情意真摯的《重到沭陽圖記》。他在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說：“視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則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官愛民，民愛官，此真不失為一方父母官的範例。

袁枚治沭，距今已200多年。他當時在沭陽縣衙(今縣政府內)手植的一株紫藤，至今仍生機勃勃，其葉蓁蓁，被列為沭陽縣重點保護文物之一。

袁枚一生，歷任溧水、沭陽、江浦、江寧知縣，除了贏得賢明政聲之外，留下的文學著作也很多，有《小倉房詩文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和筆記小說《子不語》等。《隨園詩話》是他的代表作，有獨特的文學見解。他提出“性靈說”，對儒家詩教提出異議。部分詩篇對漢儒和程朱理學發難，並宣稱“《六經》盡糟粕”。他主張直抒胸臆，詞貴自然，反對泥古不化，強調自創精神，這在我國文學史上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袁枚與趙翼、張問陶合稱清乾嘉“性靈派”三大家。

袁枚生活通灑脫浪，個性獨立不羈，頗具離經叛道、反叛傳統的色彩。他宣揚性情至上，肯定情慾合理，在性與情上，主張即“情”求“性”（《書復性書後》），突出尊情；在言志與言情上，認為“詩言志，言詩之必本乎性情也”（《隨園詩話》卷三）。他強調情是其詩論的核心，男女是真情本源。他與沈德潛等人反覆辯論，公開為寫男女之情的詩歌張目，在當時頗有振聾發聵之效。他還鮮明地表示：“鄭孔門前不掉頭，程朱席上懶勾留”（《遣興》），認為“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答惠定宇書》），宋儒偏於心性之說近乎玄虛，而漢德偏於箋注也多附會，進而質疑“六經”，指出其言未必“皆當”“皆醇”，並借莊子之語抨擊“六經盡糟粕”（《偶然作》），對虛偽的假道學深惡痛絕，表現出封建社會末期個性解放思想再次蘇醒。袁枚論詩宗尚性靈。所謂“性靈”，其含意包括性情、個性和詩才。性情是詩歌的第一要素，“性情以外本無詩”（《寄懷錢嶼沙方伯予告歸里》），即是說詩生於性情，性情是詩的本源和靈魂，詩人要“自把新詩寫性情”。而這種性情要表現出詩人的獨特個性，“作詩不可無我”，“有人無我，是傀儡也”（《隨園詩話》卷七），沒有個性，也就喪失了真性情，《續詩品》辟“著我”一品，就是明確提倡創寫“有我”之旨。這是性靈說審美價值的核心。然而僅有個性、性情是不夠的，還應具備表現這一切的詩才，“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蔣心餘藏園詩序》），藝術構思中的靈機與才氣、天分與學識要結合併重。這一在“吟詠性情”的基點上構成完整體系的詩歌理論，衝破了傳統與時代風尚，對格調模擬復古、肌理考據學問、神韻纖巧修飾、浙派瑣屑??給予有力的衝擊，是晚明文藝思潮的隔代重興，為清詩開創了新的局面。

趙翼（1727-1814），清代詩人、史學家。字雲崧,一字耘崧，號甌北，陽湖（今江蘇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鎮安、廣州知府，官至貴西兵備道。乾隆三十八年辭官家居，曾一度主講揚州安定書院。

趙翼詩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合稱"乾隆三大家"。

他論詩也重"性靈"，主張主張新，與袁枚接近。他反對明代前、后七子的復古傾向，也不滿王士禎、沈德潛的"神韻說"與"格調說"。他說："力欲爭上游，性靈乃其要。"（《閑居讀書作六首》之五）"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論詩》）所著《甌北詩話》，系統地評論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遊、元好問、高啟、吳偉業、查慎行等十家詩，他重視詩家的創新，立論比較全面、允當。趙翼與袁枚、張問陶合稱清乾嘉“性靈派”三大家。

論詩崇性靈，“力欲爭上游，性靈乃其要”。（《閑居讀書》）他更重視創新，“不創前無有，焉傳后無窮”（《讀杜詩》），“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論詩》），強調不囿於成法，敢於破除宗唐宗宋的門戶習氣，自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其詩議論精警，思想敏銳，幽默詼諧，兼雜以雄奇豪放的氣概，《論史》、《偶得》、《閑居讀書》等為其見解精闢的代表作。他的創作個性分明，即使一首小詩也旨意洞達，如《曉起》：“茅店荒雞叫可憎，起來半醒半懵騰。分明一段勞人畫，馬嚙殘芻鼠瞰燈。”純用白描，寫其羈旅生涯的疲憊與艱辛，卻無一絲消沉，洋溢著才情和樂觀風采，是其心靈的映現。

趙翼存詩4800多首，以五言古詩最有特色。如《古詩十九首》、《閑居讀書六首》、《雜題八首》、《偶得十一首》、《後園居詩》等，或嘲諷理學，或隱寓對社會的批評，或闡述一些生活哲理，頗有新穎思想。七古如《將至朗州作》、《憂旱》、《五人墓》，七律如《過文信國祠同舫庵作》、《黃天盪懷古》、《赤壁》等,都有特色，並在造句、對仗方面見出功力。另外,造語淺近流暢，也是一大優點。其詩的缺點，是有時議論過多，過於散文化，形象性較差。

趙翼的文學著作有詩集53卷及《甌北詩話》。史學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記》、《陔余叢考》、《檐曝雜記》、《皇朝武功紀盛》等。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為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為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即辭手版。園倫宛委，占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臠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艷福，游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后；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為此列穎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迴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雲遊戲，亦實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