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文學史

總 序

20世紀80年代初，在桂林召開全國會議，討論並制定全國外國文學研究的長遠規劃，德國文學史也被列為重點項目之一。在討論這個項目的負責人時，大家一致推舉馮至先生擔此重任，而他卻建議由我來主持這個研究項目。我當時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知識儲備還不夠充足，難以承擔這樣的重任。不過，從那時起我心中就有了一個強烈的願望，編寫一部規模較大的德國文學史，並在隨後的教學與研究中為實現這一願望做各方面的準備。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覺得自己已經有了足夠的能力可以主持編寫一部德國文學史，並制定了計劃。計劃中的這部德國文學史應當包括五卷，第一卷：從開始到17世紀文學(包括英雄傳說、騎士文學、早期市民文學、17世紀文學);第二卷:18世紀文學(包括啟蒙運動、狂飆突進、古典文學);第三卷:19世紀文學(包括浪漫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第四卷:20世紀上半葉文學(包括從自然主義到1945年的文學);第五卷:20世紀後半葉文學(包括東西德文學和統一后的文學)。我的這一計劃得到了安書祉、韓耀成、劉慧儒和李昌珂的支持，他們都願意與我合作共同完成這一計劃。由我擬定全部五卷的詳細編寫計劃，我們五人每人編寫一卷，具體分工是：第一卷，安書祉；第二卷，范大燦；第三卷，劉慧儒(在編寫過程中劉慧儒因病無法完成全卷的編寫工作，這一卷的後半卷由任衛東完成);第四卷，韓耀成；第五卷，李昌珂。1996年初我們正式向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提出申請，希望把新編《德國文學史》(五卷本)列為全國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重點項目。我們的申請榮幸地通過學科評審組的評審，獲得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的批准。現在，這個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國家重點項目終於完成了，一部二百多萬字的新編《德國文學史》(五卷本)與讀者見面了，這是令我們最感欣慰的。

我們的這部德國文學史既介紹文學事實，並對作家、作品以及文學時期、文學潮流做出準確的評價，更突出“史”的性質和特點。也就是說，我們把德國文學從發軔到20世紀90年代看做是一個統一的發展過程，每個文學時期、每個流派都是這一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每個作家、每個作品都是這一發展中的一個點。因此，我們這部德國文學史著重研究和闡述了德國文學從開始到現在是如何演變發展的，考察各個文學時期是如何銜接的，揭示文學流派、作家、作品的歷史淵源和歷史作用，從而說明它們同在它們以前和以後的文學流派、作家和作品的歷史關係。為了實現上述主旨，我們這部德國文學史把下列五個方面視為重點:

第一，任何一種文學現象的產生、發展、變化和消失都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密切的關係。比如，中世紀德國騎士文學的興衰與德國騎士制的興衰有直接關係，德國早期市民文學的特點是由德國手工業工人的特殊處境決定的；又比如,1933年以後多數作家轉向歷史題材，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最初若干年文學的中心內容是人們在法西斯統治下和在戰爭中的體驗，這顯然都是由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決定的。因此，探討每一種文學現象(包括文學時期的更迭，文學傾向的興起和消失，文學形式的出現和發展變化),每一個作家和每一部作品與當時社會歷史的關係是本書的重點之一。

第二，文學生產者與文學消費者的社會地位、思想傾向、審美趣味對文學有重大影響，因而，文學生產者和文學消費者的演變和更迭也是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例如,17世紀文學的生產者不再像16世紀的漢斯·薩克斯那樣是一些沒有受到正規教育、對外國文學所知甚少、經濟上獨立的手工業工人，而是一些受過正規教育、深受外國文學尤其是法國以及西班牙文學影響的、經濟上依附於宮廷的市民出身的知識分子；文學消費者也不再是一般的城市市民，而是有教養的城市市民和貴族。這樣形成的文學傾向就是排斥被稱之為“賤民文學”的德國原有的市民文學，追求所謂的“高雅文學”。從18世紀開始，文學生產者幾乎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市民知識分子，他們的獨立意識越來越強，萊辛畢生為擺脫依附爭取成為一個自由作家而鬥爭。歌德始終堅持這樣一種觀點：讀者必須仰視作家，使自己的水平提高到作家的水平，作家絕不能俯就讀者，把自己降低到讀者的水平。這種絕不遷就讀者的創作態度一直被一些作家所堅持，但結果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越來越不被人理解，他們自己本人也陷入困境，因而藝術的危機、藝術家的悲劇就成為19世紀末期以來文學的熱門主題。另一方面，從18世紀以來，隨著教育的普及，能閱讀的人越來越多，欣賞文學作品已從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大眾的需求，文學作品本身也成了一種商品。在這種情況下，讀者的需求就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大眾文學因此應運而生。總之，文學生產者創作態度的變化，文學消費者需求的變化，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變化，也是引起文學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也是本書著重闡述的重點之一。

第三，德國文學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的發展好像不是連續的，而是間斷的，后一個文學時期似乎不是前一個時期的有機發展，而是對它的否定。例如,17世紀文學完全否定和拋棄了16世紀達到頂峰的早期市民文學的傳統，而18世紀文學則是在批判17世紀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1830年在文壇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又與以歌德為代表的18世紀文學勢不兩立;20世紀初出現的表現主義作家把反傳統當做他們的綱領，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初階段的文學也是要與過去徹底決裂。當然，這種間斷並非中斷，而是發展中的一個過程。因此，闡明這樣的間斷也是一種發展，闡明德國文學是在連續和間斷中發展的，同樣也是本書的重點之一。

第四，德國文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外國文學對它的影響非常之大，可以說，它是在不斷接收、消化、批判外國文學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例如，正是由於接受了外國文學,17世紀的德國文學才打破了長期以來的閉塞狀態，開始與歐洲文學接軌。但這樣一來，也失去了德國特色，因而到了18世紀萊辛、赫爾德等人痛感德國沒有自己的文學，創立民族文學成為18世紀德國作家共同的奮鬥目標。正是經過這樣的努力，才出現了歌德、席勒這樣真正代表德意志精神的偉大的德國作家，而浪漫文學則是真正紮根德國的文學流派。又比如,1945年以後，西方文學充斥西德文壇，蘇聯文學是東德文學的絕對榜樣。但西德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東德文學於20世紀70年代末，均以獨立的姿態出現在世界文壇，它們各自擁有像伯爾和格拉斯、沃爾夫和米勒這樣有世界影響的作家。因此，闡明德國文學在不同時期如何接受、消化、吸收外國文學，它是如何在吸收外國文學的基礎上達到創新的地步，是本書的又一個重點。

第五，由於歷史的原因，一直到19世紀末奧地利文學與瑞士的德語文學與德國文學幾乎是一個整體，只是到了20世紀初獨立的奧地利文學和獨立的瑞士德語文學才初見端倪，即使如此，文學市場也是統一的，而且是以德國為中心。因此，如果奧地利的和瑞士的德語作家不想只成為“本土作家”,還想在更大的範圍內得到承認，那他就必須讓他的作品能夠進入以德國為中心的文學市場，換句話說，他的作品就必須能夠適應或者影響德國的文學傾向。正是由於這種特殊情況，我們的這部文學史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那些其出生地在現在的或歷史上的奧地利和瑞士版圖以內的作家，闡明他們與德國文學的關係也是本書的重點之一。

新編《德國文學史》(五卷本)在編寫過程中得到有關方面的關注和支持，尤其是譯林出版社的章祖德先生和趙燮生先生更是給予熱情關懷和完全支持。在此向他們表示衷心感謝。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我們的這部著作也一定會有不少疏忽和遺漏，不當和錯誤，我們渴望讀者的批評指正。

范大燦

2005年3月

前 言

上世紀50年代我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讀書的時候，師從蒂奧多·弗林斯教授，曾經系統地學習過德國古代文學史。1959年回國，正值國內大張旗鼓地進行反帝反修鬥爭的年代，我在北京大學教德語，連教材里出現幾個諸如刀、叉、牛奶、麵包這樣最基本的德語生活辭彙，都被指責為“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怎麼可以讓古代文學中那些僧侶教士、帝王將相、騎士和貴夫人走進課堂來“毒害青年”呢？我於是把學過的書籍和資料通通“束之高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文教界也和全國其他各行各業一樣，迎來了繁榮發展的新局面。學校里，早已被“批”得體無完膚、“改”得面目全非的文學課程又恢復了名義，陸續被列入教學計劃；在書庫深處塵封多年的所謂“封資修大毒草”也對學生開禁了。同學們的學習熱情空前高漲，教師們教書的積極性也像衝破閘門的洪水一發不可收，都想趕快把失去的時光再找回來。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感覺，比起英法等其他語種，我們德語界對於德國文學的研究介紹顯得不夠，尤其古代文學這一部分還幾乎是一片空白。我作為一名學過德國文學又當了多年德語教師的人能為中國的學生和讀者做點什麼呢？在這種情況下，我萌生了寫一本德國古代文學史的想法。此後一些年，我在教課之餘讀了一些書，利用幾次去德國的機會搜集了一些新的資料，終於在退休以後靜下心來，動筆寫作。

這一卷文學史包括古代日耳曼口頭文學、中世紀僧侶文學和騎士—宮廷文學、早期市民文學以及17世紀的巴洛克文學，時間跨度從公元初到17世紀末大約一千七百多年，涉及日耳曼語、拉丁語、義大利語、古英語、古法語、古荷蘭語以及古高地德語、中古高地德語和近代高地德語等近十種古代和近代語言。要把德國文學這兩千年來經歷的每一種變化，出現的每一個現象、每一位作家和每一部作品都詳細闡明，寫出一本學術專著或者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工具書，不是這本書的目的，也是我的能力所不及。在這本書中，我只力圖達到兩個目標:

一是大體理清德國文學從開始到17世紀末的發展脈絡，給德國古代和近代的文學史描繪一個基本輪廓。正如歐洲許多民族的文學一樣，德意志民族的文學也是經歷了由口頭傳誦到有文字記載、由僧侶壟斷文壇到世俗文學興起、由封建貴族統治文壇到市民階級成為文學的主人等發展變化的。這些變化縱橫交錯，頭緒紛繁，前後缺乏連續性。古代日耳曼口頭文學是包括斯堪的納維亞人在內的全體日耳曼氏族所共有，因為當時沒有文字，除少數幾件後來被記錄下來外，其餘的全都散失了。真正意義上的德國文學是從僧侶文學開始的。8世紀中葉，德國僧侶以拉丁語字母為基礎創造了德語文字，他們從註釋古代辭典和翻譯拉丁語文獻起步，接著自己開始嘗試文學創作。然而，鄂圖皇帝執政以後，他們強力推行羅馬化，拉丁語主宰全部書面創作，德語被排擠在羊皮紙以外了。只有極少數德意志僧侶出於對祖輩遺產的依戀，偷閑在廢紙或典籍的前後扉頁上繼續用古高地德語或古撒克遜語寫作。例如,《希爾德勃蘭特之歌》是在民族大遷徙後期產生的，因為當時沒有文字，只是作為一首英雄歌在民間口頭流傳。直到德語文字產生以後，僧侶們掌握了書寫手段，這才把這首英雄歌記錄在紙上。因此，德國的僧侶文學也就包括了流傳下來的古代日耳曼文學作品。這樣，所謂“僧侶文學”主要是指從事寫作的人是僧侶，他們的作品既有宗教內容的，也有世俗內容的，既有用拉丁語寫的，也有用古德語寫的，其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為清楚起見，我在書中把僧侶文學分為四部分，即宗教內容的德語僧侶文學，宗教內容的拉丁語僧侶文學，僧侶們用古德語記錄的日耳曼口頭文學和他們用拉丁語創作的世俗題材文學。騎士—宮廷文學是隨著霍亨史陶芬王朝引進騎士制度發展起來的，從興起到衰落歷時八十年。就時間而言，這個階段不算太長，但在德國文學史上卻是一個輝煌的時期。雖然說在此前四百年裡，德語從誕生之日起逐漸發展成為與拉丁語具有同等價值的西方國家的文化語言，但那時用德語表達的一切，從廣義上看，還只能算是一種翻譯，只是把西方國家用拉丁語寫下的精神成果介紹到德意志來。而從12世紀下半葉開始的騎士—宮廷文學，其重要意義則是在於它不再受命於外部的指令和需要，換句話說，德國文學第一次成為獨立的藝術，同時培育出幾位文學大師，他們第一次在世人面前理直氣壯地說出德國人自己的心聲和他們的階級訴求，並為後世留下了一批經典之作。騎士—宮廷文學包括三部分，除騎士愛情詩外，還有宮廷史詩和英雄史詩。宮廷史詩主要取材於亞瑟傳奇、聖杯傳奇和特里斯坦傳奇，這些題材都是歐洲古代文學共有的，目的是教育和培養所謂“高尚的騎士”,即所謂“完美的人”。誠然，騎士—宮廷文學也涉及到宗教問題，但並不是繼承德國宗教文學的傳統，而是封建階級從他們的自身利益出發探討世俗與宗教、人間與上帝、現世與來世如何達到均衡一致，從而在現世建立一個既是世俗封建階級理想的，又讓上帝滿意的和諧穩定的社會。就其實質而言，它是為鞏固和完善現存的封建制度服務的。英雄史詩取材於古代日耳曼英雄文學，但並不是繼承了古代日耳曼文學的傳統。例如,《尼伯龍人之歌》的題材雖然來源於古代日耳曼的英雄傳說，但在史詩中這個傳說只是通過一個人物用回憶的方式口述的，並不佔多少篇幅，而史詩通篇展現的是13世紀宮廷騎士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因此，儘管史詩的人物身上還保留不少古代英雄的痕迹，但《尼伯龍人之歌》已不屬於古代日耳曼的英雄文學，確切地說，它只是一部以古代日耳曼英雄傳說為題材的騎士—宮廷史詩，是為宣揚世俗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服務的。嚴格地說，德國的英雄史詩就是指《尼伯龍人之歌》;《谷德倫》產生於13世紀三四十年代，兩部作品在時間上相差二三十年，此時騎士—宮廷文學已經走向衰落。儘管《谷德倫》在表現形式上充分使用了《尼伯龍人之歌》的語言和風格，但在題材、思想、宗旨和人物表現上都與《尼伯龍人之歌》相去甚遠。《谷德倫》沒有進一步發展英雄史詩，卻是標誌了英雄史詩已宣告終結。德國早期市民文學是受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在德國“本土”發展起來的；文藝復興運動在德國的表現是早期人文主義、宗教改革和農民起義。然而，因為它們過早陷入激烈的教派紛爭，導致市民文學不能健康發展。早期市民文學的作者都是一些工匠、教師、醫生、牧師等小人物，他們起初主要以“傳單文學”的形式為眼前的政治鬥爭效力，農民起義失敗以後則退居現實生活底層，與世無爭，安於現狀，他們的作品最終變成了一種純粹以娛樂為宗旨的消遣文學，雖然也採用“諷刺”手段表現某些不滿和反抗，但蒼白無力。與近鄰法國相比，他們始終不能走出狹隘的手工業者的視野，未能造就超越國界的作家和作品，而與英國偉大的莎士比亞相比，就更是望塵莫及了。但也正是這種“本土性”成為德國早期市民文學的惟一可貴之處，因為它真實地反映了15世紀和16世紀德國普通市民的生活情趣。17世紀的巴洛克文學就是以徹底否定這種反映普通市民生活情趣的文學登上歷史舞台的。巴洛克文學的作者都是學者，他們認為本國的市民文學太粗俗，不是藝術；他們提倡“高雅藝術”,以古代希臘和羅馬，以及義大利、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為榜樣，一切都要從外國引進，德國本土的文學傳統就這樣被中斷了。在德國文學史上，巴洛克文學是一個轉折，從此德國文學真正步入歐洲文學發展的軌道，成為歐洲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德國現代意義上的詩歌、戲劇和小說都是從這時開始的。但是，因為巴洛克文學只強調“高雅藝術”,只強調向外國學習，所以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只有國際性，沒有民族性，失去了德國特色。因此，當18世紀啟蒙運動開始以後，那些為創立自己的民族文學嘔心瀝血的先驅者都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17世紀的巴洛克文學。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看法，德國文學從古代到17世紀末的歷史迂迴曲折，每一時期都有各自興起、繁榮和衰落的過程，但各個時期之間缺乏承上啟下的聯繫，這是由德國所處的歷史和地理環境造成的，不能與中國文學源遠流長、繼往開來的傳統相比。

二是在大體理清這一卷文學史發展脈絡的同時，力所能及地介紹一些相關資料，諸如重要的文學現象、文學流派、文學種類，以及比較有影響的作家和作品等，對我們至今關於德國古代和近代文學史介紹的不足部分略加填補。關於古代日耳曼口頭文學，我們知道，有“勞動歌”、“戰鬥歌”、“祭神歌”、“婚禮合唱”等等，這些“歌”都是日耳曼人在他們集體勞動中創作的。可是到了民族大遷徙開始以後，日耳曼各部落顛沛流離，其間產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這些英雄故事也是以“歌”的形式出現，長期在民間口口相傳。到公元6世紀和7世紀，日耳曼的口頭文學除拜神文學外，主要就是這些“歌”。概括起來，分“讚美歌”和“英雄歌”兩部分,“讚美歌”以頌揚英雄的品德為主;“英雄歌”主要是敘述英雄們的生平和業績。我們所熟悉的《希爾德勃蘭特之歌》最初就是這樣一首“英雄歌”,是後來有了文字才被記錄下來的。在僧侶文學那一章里，除以《聖經》為題材的幾部作品外，我重點補充了拉丁語文學部分和騎士—宮廷文學以前的敘事文學部分。從910年到1061年，拉丁語主宰書面創作，雖然僧侶們用拉丁語寫的作品總體上水平中等，但也有一些成果是令德國人驕傲的。口吃者諾特克所創作的“聖歌”是中世紀最早的宗教詩歌，後來傳到歐洲其他國家，成為教會禮拜儀式上不可缺少的內容，至今還被天主教的信徒們吟詠。他的朋友圖提羅創作的“復活節衍文”是一篇聖母瑪利亞與天使的對話，因為對話的內容和形式有情節感，被研究者視為中世紀戲劇的萌芽，後來以《探訪聖墓》為標題被寫入歐洲文學的史冊。赫羅茨維塔是德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女作家。她用拉丁語寫作，一生共寫了十六部作品，其中六部是戲劇。雖然這些戲劇並不適於舞台演出，但它們畢竟是德國文學史上最早的戲劇文學，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另外，我也用了一定筆墨介紹了德意志人諾特克，他是教師、翻譯家和語文學家，他把亞里士多德、波義提烏斯、卡佩拉等古代哲學家的著作介紹到德國，並且按照古代的“七藝”制定教學計劃，從而把德國的學校教育納入歐洲學校教育的模式。他還創造了拉丁語—德語散文，為11世紀德國文學從用拉丁語向用德語過渡架設了橋樑，對於德語的發展功不可沒。至於騎士—宮廷文學以前的敘事文學，我除詳細介紹了《帝王編年史》、《亞歷山大之歌》和《羅蘭之歌》三部歷史巨著外，也介紹了藝人文學的五篇故事。三部歷史巨著講的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和世界史上的英雄人物。《亞歷山大之歌》和《羅蘭之歌》都是以外國的同名作品為藍本，以往常常被誤認為是外國作品的翻譯，因此，我著重介紹了它們之間的差異。五篇藝人文學作品講的固然都是在民間流傳的德國故事，但不能視為德國的民間文學，因為作品的主人公並不是民間的英雄人物，而是宮廷貴族、帝王將相，作者是為這些人講故事，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倒是為騎士—宮廷文學的誕生做了準備。關於騎士—宮廷文學，我們至今了解最多的只有《尼伯龍人之歌》,其次就是像瓦爾特等幾位大師以及《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的愛情故事。其實，這一階段文學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也出現了許多作家。我在書中除瓦爾特及其作品外，系統介紹了騎士愛情詩的發展和各階段的代表詩人，宮廷史詩作家哈爾特曼的四部宮廷小說，沃爾夫拉姆的除《帕其伐爾》以外的其他兩部作品，我還介紹了一些不是大師卻也頗為重要的詩人，如費爾德克的海因里希等。德國的宮廷史詩，很大一部分取材於亞瑟傳奇，有的取材於聖杯傳奇，有的取材於特里斯坦傳奇，這一點是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古代文學相通的。但古往今來的德國人，嚴肅認真，勤于思考，他們不停留在複述故事層面，總是在故事中融入他們的理論思考、道德觀念和理想追求。因此，我在介紹哈爾特曼或者沃爾夫拉姆的時候，也試圖通過敘述他們作品的內容理出一條他們思想發展的線索。早期市民文學顧名思義是市民的文學，對象是市民，作者也是諸如製圖員、管理員、金匠、鐵匠、刻圖章的工匠，當然也包括教員、醫生和牧師等小人物。他們勤勞正直、安分守己，但視野狹隘，不關心社會問題，他們的作品無非是一些反映市民日常生活的小笑話、小故事，名不見經傳，即便像漢斯·薩克斯這樣的多產作家，他的作品也始終不能跨出德國的國界。我比較詳細地補充了這部分材料，因為這是德國早期市民文學的一大特色，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德國早期市民文學不能像歐洲其他國家那樣產生巨匠和巨著。17世紀的巴洛克文學對於我們來說總體上是陌生的，除《痴兒西木傳》已經翻譯成中文外，關於其他方面的介紹就很少了。其實，巴洛克文學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它有多少作家，產生了多少作品，而是它提出的詩學主張以及如何根據這種主張將德國文學與歐洲文學接軌，從而使德國文學能與歐洲文學同步發展。16世紀以前，德國只有騎士愛情詩和工匠歌曲，中世紀後期出現過市民性質的狂歡節劇，至於敘事文學只有不同題材的史詩，一律採用韻文體，但這一切到17世紀都中斷了。德國現代意義上的詩歌、戲劇和小說都是從17世紀開始的。因此，我在這一章里重點介紹了馬丁·奧皮茨的詩學主張以及德國現代詩歌、戲劇和小說的產生和發展，當然我也詳細地介紹了像格呂菲烏斯和羅恩斯台因這樣有名的詩人和劇作家以及他們的悲劇與喜劇，像格里美爾斯豪森的長篇小說《痴兒西木傳》以及其他一些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目的是為17世紀文學畫出一個大體輪廓。

下面將我在寫作過程中遇到的幾個問題說明一下:

一、姓名問題。古代德國人只有名(Vorname),沒有姓(Familienname)。後來同名的人越來越多，給人們的交往帶來了許多困難，於是就採用了不同方式把同名的人區分開。這些方式可能是一個人的特徵或是特性，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綽號；可能是一個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也可能是父輩的騎士城堡；可能是說明一個人的身份和職業。例如，在文學史上共有三個知名的諾特克(Notker),為了加以區別，第一個叫口吃者諾特克(Notker Balbulus),第二個叫胡椒子諾特克(Notker Pfefferkorn),第三個叫大嘴唇諾特克(Notker Labeo),都是在名字的後面分別加上了他們的特徵或特性。歐洲歷史上的傳奇式人物查理大帝也屬於這種情況，據傳，他身材高大，皇室成員都稱他“Karl der Groβe”,即“大個子查理”,這裡的groβ顯然是指他的身體特徵。但groβ還是“偉大”的意思，後來查理依靠武力建立起歐洲中世紀的第一個大帝國法蘭克王國，並且獎勵學術文化，有著名的“加洛林文藝復興”之稱，因為他立下了如此豐功偉績，所以人們就把groβ理解為“偉大”了，稱他“查理大帝”。否則恐怕我們今天都不能稱他為“查理大帝”,而仍然叫他“大個子查理”。又如，霍亨史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希大帝被稱做紅鬍子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Barbarossa)。紅鬍子是義大利人給他的綽號，據傳，因為他多次出兵攻打義大利，掠奪那裡的財富，義大利人出於憤怒，說他身上沾滿了義大利人的鮮血，連鬍子都染紅了。大約從12世紀開始，越來越多的是用一個地方作為區別同名人的標誌，這個地方可能是一個人的出生地、居住地，包括騎士城堡。使用的時候用介詞von將名和地方連接起來(這裡的von相當於中文裡“……地方的”),例如Hartmann von Aue, Hartmann是名,Aue是地方，譯成中文是奧埃的哈爾特曼，又如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Walther是名,Vogelweide是地方(意為鳥兒棲息的濕地，據文學史記載，在今日義大利的南第羅爾，具體地方不詳。這個詞是陰性名詞，冠詞為die,因為 von 支配第三格，所以die變為der),譯成中文是福格威德的瓦爾特。還有Wolfram von Eschenbach,Gottfried von Straβburg,Erasmus von Rotterdam等等都屬於這種情況。也有少數人根本沒有名或者不提其名字，只稱他是某個地方的人，早期騎士愛情詩詩人der Kürenberger(庫倫貝格爾)就是一個例子,Kürenberg即Mühlberg 是一個地方，按照德語構詞法地名加?er做詞尾，是泛指那個地方的人。所以der Kürenberger 就是庫倫貝格爾人的意思，這裡是用地名代替了人名；像der Stricker(施特里克),der Tannh?user(湯豪塞)都應該屬於這種情況。從13或14世紀起，常常用一個人的身份或是職業來區分同名的人。這時就把身份或職業的名稱直接放在名的後面，例如,Wernher der Gartenaere(=G?rtner),譯成中文是園丁維爾納，又如,Heinrich der Teichner,譯成中文是管道製造工海因里希，有時也把職務放在名的前面如der Meister Einhard,譯成中文是艾因哈特師傅等等。大約在15或16世紀這些用於區別同名人的標誌漸漸固定下來，並演化成為“姓”,如表示特徵和綽號的Lang,Kurz,Klein,Groβe,Fr?hlich,表示地點的Westfal, Beier, Babenberger, Schweizer,表示身份和職業的 Schmidt, Müller, Hofmeister等都成為德國人的“姓”,直接寫在名的後面，如Wolfgang Klein,Gerhard Müller,Günter Schmidt,今天誰也不會去問哪些是特徵，哪些是地方，哪些是身份和職業了。15或16世紀以後，有了世襲貴族，加在“姓”之前的von 就是專門用來表示此人是貴族身份或具有貴族頭銜的，如Ulrich von Hutten,Friedrich von Logau以及18世紀的Heinrich von Kleist,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歌德本是市民階級出身，曾經在魏瑪公國服務,1782年被授予貴族頭銜。

為了真實地反映古代德國人姓氏方面的習慣，我在這卷文學史中都是根據上述規律翻譯他們的姓名的。

二、騎士愛情詩的起源問題。以往我們有一種見解，認為德國騎士愛情詩起源於民歌。這次在寫作過程中，我翻閱了多部德國古代文學史，沒有查到確切根據可以證明騎士愛情詩起源於民歌。據赫爾穆特·得·伯爾介紹，大約在11或12世紀，在拉丁語的世俗歌曲中，確實有一段用德語寫的詩句廣為流傳，這是一位年輕婦女與一位教士偷情，在她用拉丁語寫的情書中特地用德語寫的幾句話:“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你要確信不疑。你被關閉在我的心窩裡；小鑰匙已丟失，你永遠關在我的心窩裡。”以此強調她的真情愛意。至於這是否就可以視為民歌並與後來的騎士愛情詩有淵源關係，得·伯爾沒有正面回答。關於騎士愛情詩的起源問題一直是德國古代文學史的一個研究課題，學者們眾說紛紜，歸納起來有五種看法:1. 來自在多瑙河一帶民間流傳的愛情詩歌;2. 來自受封騎士為領主服務的社會實踐;3. 來自對聖母瑪利亞的崇拜;4. 來自教士與修女之間用拉丁語寫的信札以及帶有色情內容的流浪漢詩歌;5. 來自阿拉伯文化。這五種看法都各有道理，看來像騎士愛情詩這樣一個複雜的文學現象，這樣一種集社會、倫理、文學、音樂於一體的造詣高深的藝術，肯定是兼容並蓄各方影響的結果，單純用其中任何一種看法來解釋騎士愛情詩的起源都恐怕有失偏頗。因此，我在書中也只是介紹了德國學術界至今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不敢下任何結論。今後，我將在現已掌握的材料基礎上，繼續跟蹤探討。

三、對詩人福格威德的瓦爾特的評價問題。瓦爾特是一位騎士愛情詩詩人，他一生寫過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政治格言詩，別具一格，很有獨創性。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德國皇權與教權激烈爭霸的年代。這場鬥爭曠日持久，吵得沸沸揚揚，爭論的焦點是，皇帝宣稱他是西方國家的最高君主，手中掌握任免教職的權力和教會的地產；教皇宣稱，世俗國王必須由教皇加冕方能得到皇帝的頭銜，這意味著教皇具有駕馭世俗皇帝的權力，教皇的地位高於皇帝的地位。瓦爾特生性活躍，他的詩人氣質註定他嗅覺靈敏，不安於沉默。因此，當他1198年離開維也納宮廷后，便立刻被社會上的這一政治紛爭所吸引，就在那年夏天他投奔了施瓦本的菲利普，明確表示站在皇帝一邊。作為一個詩人，他能如此旗幟鮮明地面對政治抉擇實屬難能可貴。他在此後寫的政治格言詩中嚴正申明，支持皇帝，反對教皇和他支持的諸侯割據。他在《我坐在岩石上》的格言詩中說，眼下到處是虛偽和強暴，和平和正義被置於死地，要想使和平和正義得以恢復，就得有皇帝來保護，因為只有皇帝能保護尊嚴、財富和上帝的恩澤。他在《我聽見潺潺流水聲》的格言詩中點名呼籲“菲利普，戴上那頂寶石王冠吧”,明確表示擁護合法產生的史陶芬王朝的皇帝。他還用動物界的自然秩序做比喻，說那裡雖然有仇恨和鬥爭，但有一定限度，動物很明智，他們懂得選舉國王，設立法庭，區分主人和奴隸，為自己規定了一套政治、法律和社會的秩序。他哀嘆:“德意志人民，你的國家秩序狀況怎樣?”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觀察詩人的政治態度，他能堅定地維護皇帝的權威，反對諸侯割據和教皇從中挑撥離間的立場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然而，他的所謂“國家秩序”還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無休無止的皇權與教權的紛爭非但沒有加強中央集權，反而使諸侯得以乘隙發展自己的勢力，封建割據進一步加深，而教皇則利用中央與地方的矛盾製造分裂，從中漁利，致使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被大大延誤了。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作為詩人的瓦爾特不可能像法國的民族英雄羅蘭那樣具有“愛國意識”和“祖國觀念”,他只是認識到皇帝的首領作用，認為只有皇帝能維持正常秩序，對於教皇支持諸侯進行分裂活動深惡痛絕。他寄希望於皇帝的權威，並不意味他是“愛國的”,因為在當時的德國還不能把皇帝與“國家”或是“祖國”等同起來，因此，給他冠以“愛國詩人”恐怕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今天，我們在評價瓦爾特的時候，既不能因為他支持的是封建君主就抹殺他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也不可用現代的視角拔高他的政治覺悟，所以，我在書中只稱他是德國中世紀的偉大詩人。

四、 《尼伯龍人之歌》的定位問題。德國騎士—宮廷文學包括詩歌和敘事體作品即史詩兩部分。敘事體作品中，一種取材於外國傳奇，如亞瑟傳奇、聖杯傳奇(有的也取材於特里斯坦傳奇),人物都是這些傳奇中的騎士。作者虛構出亞瑟宮廷和聖杯堡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是騎士發展道路上的兩個層次，他們必須刻苦修鍊，通過“歷險”經受考驗，首先成為亞瑟宮廷的圓桌騎士，然後繼續攀登，最後來到聖杯堡，成為守衛聖杯的聖杯騎士。在聖杯堡世俗與宗教、現世與上帝、人間與天堂和諧一致，達到了“盡善盡美”,這是騎士階級追求的最高目標；以此為內容的作品稱“宮廷史詩”。另一種取材於本土的古代英雄傳說，作者藉助古代的英雄人物表現13世紀宮廷騎士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道德標準和理想追求。這種敘事體作品因材料來源、故事內容、敘事方式、人物命運的歸宿都與取材於亞瑟傳奇和聖杯傳奇的宮廷史詩不同，故稱“英雄史詩”。在德國文學史上，嚴格意義的“英雄史詩”只有《尼伯龍人之歌》一部。

《尼伯龍人之歌》由上下兩部分組成，共三十九歌。故事一開始，西格夫里特就是以尼德蘭王子的身份出現，他擁有“尼伯龍人寶物”,因而他的國家繁榮昌盛。後來，他來到勃艮第國向公主克里姆希爾德求婚，並幫助公主的長兄勃艮第國王恭特戰勝強悍的冰島女王布倫希爾德，贏得了她的愛情。隨後，恭特與布倫希爾德、西格夫里特與克里姆希爾德雙雙結為連理。然而，一次姑嫂爭吵惹來了西格夫里特的殺身之禍，尼德蘭王國從此銷聲匿跡,“尼伯龍人寶物”落入勃艮第人的手裡，勃艮第宮廷隨之成為史詩關注的中心。後來，克里姆希爾德遠嫁匈奴，為了給亡夫西格夫里特報仇雪恨，同時也是為了奪回“尼伯龍人寶物”,她謊稱邀請勃艮第親人到她的宮廷做客，客人到達后，她蓄謀把他們集中在大廳里，然後縱火焚燒。血戰中，賓主同歸於盡,“尼伯龍人寶物”已被沉入萊茵河底，曾經顯赫一時的勃艮第王國徹底覆滅。這裡，作者顯然不是在複述古代的英雄傳說，而是通過古代英雄人物講述13世紀宮廷騎士的故事。雖然在史詩中有幾處提到了古代英雄的業績，但所佔篇幅不多，關於西格夫里特的冒險故事是通過哈根用回憶的方式敘述的；而布倫希爾德則是被放到了雲霧繚繞的北方冰島，形象模糊，講她如何被恭特戰勝只是為了給後面的故事做鋪墊。史詩中的人物確實也露出過某些“古代英雄”的痕迹，例如西格夫里特乍到沃爾姆斯向克里姆希爾德求婚時宣稱，如果求婚不成就訴諸武力，儼然是一個從深山裡走來進行“搶婚”的“野蠻人”,可是很快他就變成了一個有良好教養的王子，一個溫文爾雅的求婚者，受到宮中婦人們的青睞。又如布倫希爾德因為在婚禮上察覺恭特欺騙了她，當晚不僅不讓恭特跟她親近，還把恭特扛起來吊在牆上以示懲罰；這個北方蠻族的女王果然名不虛傳，的確兇狠且具有超人的臂力。然而,“洞房一夜”竟使她前後判若兩人，她變成了一個百依百順的妻子，再也沒有一點反抗的氣力了。從此以後，她與其他貴族婦女別無二致，虛榮、嫉妒、心胸狹隘、斤斤計較, 完全是一個通常的封建王后。《尼伯龍人之歌》的作者為什麼把這兩位英雄過去的業績“一筆帶過”呢？就是因為他的意圖不是講古代英雄的故事，他在史詩中要展現的是這些人物在13世紀的宮廷鬥爭中所扮演的宮廷騎士角色。

因此，從這部史詩的實際內容和宗旨看，我以為，它不是一部民間故事，講的也不是古代的英雄傳奇。雖然在故事最後騎士們面對死亡時服從“命運”安排，表現出古代英雄“視死如歸”的豪邁氣概，但史詩通篇講的都是13世紀騎士的宮廷生活、權勢鬥爭以及他們的價值取向，所以《尼伯龍人之歌》應屬於騎士—宮廷文學的範疇。

寫這本文學史，對於我來說，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今天，我一方面很高興，終於能報告我的工作成果了；另一方面也很不安，因為它還存在不少問題、疏漏乃至錯誤，我只好懷著忐忑的心情將它呈現在讀者和同行面前。我誠懇期待批評指正，請諸位不吝賜教。

安書祉

2005年8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