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軍事顧問

1930年代，中國開始出現頭帶德制鋼盔、身著德式軍服、使用德式軍械的部隊，這就是經由德國軍事顧問指導、訓練出來的新式中國陸軍，這些部隊在八年抗戰中多次參加重大戰役；而由德國顧問協助中國建立的軍兵工廠，在抗戰時的後勤補給上也發揮了關鍵性貢獻。

自清末“自強運動”至民國建立前的五十年間，滿清政府曾創建多所西式兵工廠試圖建立軍火工業，但其成效並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科技水準落後，缺少重工業基礎，導致國防工業所需的原料、技術、設備均需依賴外國，不但無法應付大規模戰爭的需要，並且只能模仿到外國落伍的武器，完全不能切合國防需求，所以從列強大量進口軍火成為必要，但這也是中國軍閥橫行，大小內戰不斷的原因之一。

1911年民國建立，國內政局更加混亂，各省內戰日趨激烈，對軍火的需求量更大，滿清時建立的兵工廠產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國軍火進口量大增，其中自歐洲與日本輸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戰時（1914-1918），歐洲各國大戰正酣，軍火外銷中國量鉅幅減少，日本乘機大肆輸入軍火竟佔了當時中國總進口量的80%。

1919年美國為推動和平解決中國內戰，並抵制日本獨佔中國軍火市場，故倡議對中國武器與軍火禁運，自1919 年開始直至1929年長達十年之久。而實際上，因歐戰結束，歐洲戰場使用過的各式軍火大量低價外銷，中國南北方政府、各省軍閥還是以走私、偷運等種種方式，進口了相當數量的外國軍火。據統計自1911 – 1928年共18年間、中國輸入的各國軍火以步槍、手槍、彈藥為主，火炮、軍艦、飛機等重武器則甚少，因為進口的各國械彈口徑性能不一，其中朽劣軍品又多，嚴重影響到部隊戰力；而供應國是以德國（36%）、日本（32%）為前兩名，其餘32%為俄、英、法、美、挪威等國所分。

1928年南方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名義”上統一了全國，在長江以南的區域大力從事國家建設，但日本自“濟南事件”開始，對中國步步進逼，又於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暴露并吞全中國的野心，國民政府深知中日間終必將爆發大戰，必須要加快國防建設，於是加強軍火生產，儲備彈藥器材，並成立兵工署，整建漢陽、金陵、鞏縣、華陰等17個兵工廠。

但從當時國內軍隊總人數方面來考量，以上各兵工廠的產能對支應如此龐大的軍火需求還是遠遠不夠的。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於1929年/1933/年/1934年/1936年次舉行陸軍編遣會議，對全國龐大的各方部隊進行核實與調整，截止1936年全國陸軍已整建與未整建部隊，共計步兵182個師，46個獨立旅、9個騎兵師、4個炮兵旅及20個獨立團，總兵力共計170萬人。當時各部隊武器各色各樣，零件彈藥互異，致使全國整體性的補充與儲備計畫難以建立；如果依計劃，一個調整師一日戰鬥需步機槍彈80萬發，全國60個師於五年內要建立足夠兩年的械彈補充量，那中國各兵工廠的產量是大大不足的。再據戰前的一項估計，如果對日開戰，每月步機槍彈的消耗量即高達7億發，這樣驚人的用量勢必要靠國外大量進口。但為避免以前軍火大雜燴的現象重演，必先要從統一全國武器型式與彈藥口徑入手，但中國並無現代化的兵工產能與技術，除了與外國合作否則別無他法，可是哪一個國家是對中國沒有利益衝突，並且願意協助中國軍事力量成長強大的呢？最後德國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中國建立起現代國防工業，並將現代軍事思想大規模引進中國，有效地提升了中國軍隊的戰力。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於1870年完成德國的統一，開始了德國的興起。但此時也是中國國勢日益低落的時代，幾年間德國在歐洲即取得重要地位並展開了與中國的關係。與其它列強一樣，德國經由割地、賠款、設銀行、修鐵路等方式，在中國山東與東北擴充地盤，所以與俄國、日本常發生利益衝突，此外在1900年庚子之亂后的辛丑賠款中，德國得到20%僅次於俄國居第二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德國與中國的關係又開啟了另一個新頁。

當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孫中山先生力主中國應保持中立，反對加入英法日美的協約國參戰，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時與德國斷交，當中山先生南下護法決心推翻段氏政府時，德國方面聯絡中山先生，表示願提供兩百萬美金的援助，中山先生亦有中德進行軍事經濟合作的構想。1921年中山先生派代表赴德國，表達願借重德國的技術與人才協助中國的發展，但基於現實考慮，德國未同意與南方的廣州政府建立正式關係，但中山先生以私人名義已開始秘密聘請多位德國顧問與技術人員在廣東服務，建立了日後國民政府與德國軍事合作的基礎。

第一次大戰德國戰敗受凡爾賽合約限制，被迫縮減軍備與軍隊規模，大量的軍人除役，許多與軍需有關的工廠企業失去發展機會，面臨了嚴重的失業與倒閉危機，德國此時亟需發展海外市場來減緩國內經濟問題，於是促進對中國關係開始加溫，建立經濟文化交流成為德國對華外交的中心，取代了以前對中國領土與政治利益的企圖。

1927年蔣介石進行清除黨內共產黨勢力的行動、驅逐蘇聯顧問並終止聯俄政策，蔣對德國本來素有好感，此時對引進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中國軍事現代化是相當積極的。經過多次接觸，1928年底德國方面派來鮑爾上校應聘來華擔任軍事顧問，開啟了中德軍事交流的第一步。從1928 – 1938年，共有五位德國軍人來華擔任顧問，其任職時間如下表，這些顧問實際上都得到德國政府的同意與支持。（可以參見本章另一篇文章 秘密之劍～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們）

鮑爾，上校，第一任總顧問，1928年11月～1929年5月，成立教導隊、儲備編譯人才、倡議中國軍火工業的建立

柯利伯爾，中校，代理總顧問，1929年05月～1930年5月，實際軍事訓練與教學

佛采爾，中將，第二任總顧問，1930年05月～1934年4月，實際軍事訓練與教學、擔任中原大戰“第五次圍剿”的作戰顧問

塞克特上將，第三任總顧問，1934年05月～1935年3月，促進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增強陸軍的素質與戰力

法肯豪森，上將，第四任總顧問，1935年03月～1938年7月，加強國防，幫助抗日

國民政府決定以德國體制來建立新的中國軍隊（以下簡稱國軍），隨著德國軍事顧問的來到，德國裝備與德式訓練自然也跟著而來，軍火相關的重工業集團、生產設備製造廠、原料供貨商，也紛紛來到中國開展了密切的往來。

早在1926年夏季，蔣介石（1887～1975）委託曾經留學德國的朱家驊聯繫德國軍事顧問人選，朱家驊與幾位德國著名將領進行了聯繫，但均遭婉拒。原因一是在《凡爾賽條約》第179條規定：德國不但不能派遣任何陸海空軍代表團駐在任何外國，而且“將採取合宜辦法，禁阻德國人民離開其領土，以投效於任何外國之陸軍、海軍或空軍，或隨之以助陸軍、海軍或空軍等練習，或大概在一外國給協助於其陸軍、海軍或空軍之教育。”禁止德公民充當外國軍事顧問。而幾位將領皆聲名顯赫，備受矚目，他們任一人充當軍事顧問都可能引來國際注意與干涉。另一方面當時北洋政府是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而對廣州政府與蔣介石，上述幾人不了解中國內戰形勢，不想貿然來華。所以德國一戰名將魯登道夫向廣州政府推薦了鮑爾。馬克斯·鮑爾（Max Bauer）是一位資歷頗深、背景複雜、有著傳奇經歷的軍人，他一戰爆發時為德國參謀本部作戰處的參謀。一戰結束時以上校軍銜退役。鮑爾是一重炮專家，因主張大量生產重炮而與克虜伯等軍火巨頭髮生關係。因對 《凡爾賽條約》和魏瑪共和國不滿，1920年3月，他和大批退役軍人參加了著名的卡普暴動（Kapt Putsch）。暴動遭到鎮壓，鮑爾受到通緝，逃亡國外，先後在多國擔任軍事顧問，后以放棄在國內從事政治活動為代價，獲得特赦，回到德國。鮑爾因無法在國內從事政治活動，便把目光轉向國外。但在他此前去過的國家中，沒有適合他的，而此時中國的邀請給了他實現理想抱負的機會。而鮑爾的才能也恰是蔣介石所需要和欣賞的，這奠定了此後二人的合作基礎，也使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有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良好開端。1927年底，鮑爾抵達中國，與蔣介石進行了數次長談，前後持續了一周。在會談中，鮑爾就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國際關係等廣泛內容向蔣夼石闡述了自己的思想、觀點，而其中很多觀點與蔣介石的想法頗為相似，兩人大有相見恨晚之感。蔣介石決定派遣一個代表團隨鮑爾一同回國，赴德考察“德國的政治組織、軍事制度與軍工技術，並物色經驗的人才……為之計劃中的重組服務。”考察團負有兩項使命，一是為中德經濟合作吸引德國大企業與財團加入中國經濟復興進行全面接觸，二是聘請德國顧問，尤其是軍事顧問。1928年11月，經過反覆協商，終於組建了一個顧問團，啟程來華。正式開始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的十年歷史。11月19日，鮑爾到南京就任駐華德國軍事顧問團首任總顧問。其後，顧問團其它成員陸續到位。顧問團組織正式成立。該顧問團成員受總顧問領導，直接向蔣介石負責，負有組織協助中國發展經濟和軍事等各項建設事業的任務，因軍事工作是其首要工作，故稱軍事顧問團。這從其顧問團人員組成可見一斑。該團首批成員共25人，其中10人為軍事訓練教官，6人是軍械與物資補給專家，4人是民政警事顧問，另5人是其它方面的專家。除鮑爾外，其它顧問團成員都與南京政府簽訂了為期兩年的合同。鮑爾來華后，先到上海、武漢、南京一帶進行了數周的考察，以了解中國的軍事及經濟狀況與發展潛力，隨後他撰寫了多份研究報告及備忘錄，就中國軍隊的裁減、重建、整訓及經濟的發展，重工業、航空運輸業、農業、礦業的建設及中國財政體系改革等提出了建議，受到蔣介石的讚賞。 1929年3月，蔣掛戰爭爆發，鮑爾親赴武漢前線，參與指揮蔣軍同桂系作戰。4月，鮑爾在前線染上天花，雖被送往上海急救，但醫治無效，於1929年5月6日在上海病死。鮑爾病逝使蔣介石十分難過。“表示從此會使他感到很孤獨。”鮑爾來華任職時間不過半年，但他創立了德國軍事顧問團這組織，確立了顧問團在中國的工作方式和任務，並由於他給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堅定了蔣介石聘用德國顧問的決心，極大的提高了顧問團的地位，為今後十年德國顧問團在中國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繼之也為中德兩國的密切交往打通了道路。

鮑爾在其備忘錄里力誡蔣介石整編軍隊，應“大量裁減過剩之部隊，以便集中現有之財力與物力，使國軍達到精練之標準。”魏采爾同樣建議蔣介石集中全力把國民黨軍隊編練成一支訓練優良、兵種齊全、裝備完善的精銳部隊，並提出組建新式精銳軍隊的關鍵“在於官長之素質與營長以上之動作建議國民政府設立各類特種軍事學校，培養專門人才，提高官兵素質。塞克特則在其建議書里宣稱：中國軍隊的根本問題“不在患寡，而在患多”，指出：“當前的目標是必須儘早建立確定數量的精良師團作為中國軍隊的核心”，使其中每個人都能起核心作用，以便必要時迅速擴軍。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擴軍的秘訣。

鮑爾領導的顧問們用德國兵器為蔣介石南京政府裝備了一個教導隊，該隊轄有一個步兵隊、一個重兵器隊、一個炮兵隊、一個士兵隊和一個通信隊。該隊成為國民黨軍隊中多兵種現代化部隊的胚胎。魏采爾來華后，將教導隊擴建成兩個教導師，並施以德國的訓練方法。1932年，又改編為第八十八、第八十七和第三十六師，成為蔣介石嫡系的中堅。法肯豪森任職時，直接領導參與了陸軍整理處的工作。此外，德國軍事顧問也將培訓軍官視為己任。鮑爾就很注意對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施以潛移默化的影響。鮑爾任職時，每星期五夜裡，鮑爾便和其他顧問一起，在南京三元巷總司令部為數百名高級軍官舉辦講座，專門講授德國的戰略戰術，介紹德國的軍火武器和軍事工業。除蔣介石外，國民黨其他一些重要軍事人物如馮玉祥等都曾聽其授課。魏采爾時期，幾乎所有的軍事院校都有魏采爾顧問團中的成員，魏采爾本人就是中央軍校的總教官。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則主持了廬山軍官訓練班的教學工作，據統計，當時國民黨中央軍“團以下排以上軍官幾乎都參加了”各級培訓班。

喬治·佛采爾從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在華四年間，參與指揮了中原大戰和淞滬、長城抗戰。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按照佛采爾的建議，集中兵力對付實力最強的西北軍，實行大規模步炮空聯合作戰，充分顯示了德式武器和訓練的威力。中原大戰最終以蔣系中央軍大獲全勝告終，蔣介石為此給予佛采爾“功不可沒”的四字評價。

但是，佛采爾遠不如鮑爾那樣人情練達，常好居高臨下，頤指氣使，擺擺總顧問的架子，甚至越權干涉人事，漸為蔣所不容，最後灰溜溜離開中國，後來被戲稱為“德國的史迪威”。

被譽為德國“國防軍之父”的漢斯·馮·塞克特是蔣介石聘任的德國顧問中資歷最老、威望最隆、見識最廣的一位。經過蔣介石對德外交核心人物朱家驊與厲麟似的努力，塞克特將軍1933年5月間抵達上海，並同意擔任在華德國軍事總顧問，中德關係由此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1933年5月8日，被削去德國陸軍總司令一職后沉寂數年的塞克特以私人名義應邀來到中國。蔣介石派交通部長朱家驊前往上海迎接並全程陪同，還專門從同濟大學醫學院調來一名教授作為他的保健醫生。5月22日，蔣又特派一艘炮艇把他接上廬山見面。

塞克特首次訪華時，對中國軍事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進行了詳細考察，他臨別時曾贈送給蔣介石其個人代表作《一個軍人之思想》。厲麟似主持翻譯了該書的官方中文譯本。中文版問世后，在國民黨軍方中廣為流傳，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參考書。

在7月底回國前，塞克特還向蔣提交了一份“陸軍改革建議書”。這份建議書在軍隊訓練、軍官培養、武器裝備的購置、軍事機關的整頓、特種兵建設等方面對前面幾任顧問的做法進行綜合、補充和發揮，對改進中國官員與德國顧問合作關係也提出了一些辦法。蔣介石看了建議書後讚不絕口。

由於受到蔣介石的格外推崇，塞克特也有點飄飄然，他在給他妹妹的信中說，在中國，“我被當作軍事上的孔夫子～一位充滿智慧的導師”。

1934年4月蔣介石授予塞克特總顧問的職位，還准許他以“委員長的委託人”的名義，在“委員長官邸”內代表委員長進行“與中國各機關之談話”。蔣介石指示，凡塞克特在委員長官邸召開會議，參謀本部、訓練總監部、軍政部部長或次長以及軍事委員會各廳主任、兵工、軍需各署長均應到會。顧問團還在南京設立了“總顧問辦公廳”，由法肯豪森任“總顧問參謀長”，以“委員長代理人，馮·塞克特”的名義發號施令。

在塞克特的提議下，國民黨方面根據軍隊每月的實際需要，制定了一個“精確的後勤供應計劃表”，據此向德國公司定購必需的軍火器械和有關設備。同時通過德國商人克蘭加強了中德兩國貿易，促成了中德雙方《中國原料及產品對德國工業產品交易合約之實施》的簽署。通過這一合約，一方面滿足了中方對德國軍火與工業設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解決了德軍整軍備戰對戰略原料的需要，極大地促進了中德兩國關係的發展。

由於健康狀況一直不好，塞克特於1934年底向蔣提交了辭呈。臨行時，塞克特以“最誠懇的心情”推薦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為繼任者。

1938年7月8日，德國軍事總顧問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在廣州揮淚登船返國，告別了工作四年零三個月的中國。他的離去標誌著德國顧問團在中國活動的徹底結束。行前，法肯豪森等向中方官員保證，決不向日本泄露中國的軍事機密。

而就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英國駐東京大使說：“事實上，是德國人在組織中國的抗日戰爭。”這番表述從側面反映了在中國抗戰初期德國顧問發揮的作用。而其中，作用最為顯著的就是這位德國陸軍上將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於1878年出生於德國一個皇家貴族家庭，1900年曾隨八國聯軍來華鎮壓義和團，這次經歷使他對東方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回國后曾在柏林大學東方學院進行專門研究。1912年他被派遣到日本東京擔任德國駐日使館武官。從軍中退休之後，納粹黨曾許以高官邀其入黨，但遭到他的拒絕。

作為蔣介石的最後一任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在幫助蔣介石整訓軍隊、推動中德貿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抗日戰略部署提出了大量的建議，幫助蔣介石擬訂了抗日戰略藍圖，並參與指揮了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

法肯豪森對日本軍隊及其軍事戰略做過深入研究，深知日本全面侵華勢在必行。因此，法肯豪森上任不久，就多次考察中國的江防、海防。

1935年8月20日，他向蔣介石呈送了《總顧問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分析道：“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切近者當屬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期其實現。”

法肯豪森並明確指出，國際上對於日本侵略行徑“一時無聯合或單獨干涉之可能。華盛頓九國之公約實際早已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無人能出面拔刀相助”，認為“日方苟遇真實抵抗，則局勢迥異”，“萬不可不戰而棄寸土”。中國唯一能做的，就是丟掉幻想，“竭盡全力，為保全國土而奮鬥”。

《建議》針對日軍的進攻方向和戰略部署，提出了中國方面的作戰方案，不僅為國民政府應付華北危機提出了對策，也為爾後的長期抗戰擬訂了總藍圖。建議書中提到的“持久抗戰”、以四川作為抗日的“最後防地”的兩大設想，為後人稱許。

法肯豪森很了解，以當時中國的工業能力、財力與官兵素質，要建立真正德國標準的陸軍是有困難的，中國的“國軍60個師的整軍計劃”只能算是具備現代陸軍初步的雛形，與真正現代化的標準有相當距離，故而法肯豪森認為國軍應先成為“輕裝快速部隊”。

根據法肯豪森的整軍備戰建議，中國政府於1935年春在武漢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由陳誠任處長，總理整軍事宜。

這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次軍政軍令系統的大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接受德國顧問訓練並有部分德式裝備的軍隊已達30萬人之眾。整理處共調整了15個師，整理了24個師，此外還調整了東北軍15個師、廣東部隊10個師、川康部隊26個師及9個獨立旅。通過這次整軍，中國軍隊在質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中央系的30個師，基本實現了裝備德式化，並接受德國顧問的系統訓練，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現代化的陸軍。

而在此期間，從1934年開始，大量的德制裝備開始運到中國。1936年德國運交中國2300萬馬克軍火，1937年德國運交中國8200萬馬克軍火。

透過這些努力與建設，國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間，於長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國防工業與新式陸軍，為日後爆發的中日大戰奠下了一個能持久抗戰的軍事基礎。

法肯豪森還積極參與指揮了中國的初期抗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法肯豪森到保定前敵總指揮部視察戰事。全部使用德式裝備和經由德國軍事顧問訓練的87師、88師、36師等軍隊參與了淞滬會戰，各師都有德國顧問隨軍參與作戰計劃的擬定和指揮。法肯豪森也親自在上海前線指揮作戰，直到會戰結束才離開上海。淞滬一戰，徹底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的妄念，倫敦海外通訊社當時報道說：“……（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而由於德式中國軍隊的英勇表現，日本和一些西方人對淞滬會戰甚至直呼為“德國戰爭”。

台兒庄戰役時，法肯豪森也參與了戰場指揮。他將台兒庄戰役與德軍統帥興登堡在1914年秘密包圍俄國軍隊的坦能堡戰役相提並論，並為戰役后中國軍隊未能按他的計劃乘勝追擊而懊惱。在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之後，為防止日本從淞滬地區進攻南京，法肯豪森又到鎮海、乍浦、江陰、鎮江、連雲港等地視察，制定了一套江陰、鎮江和南京江防的計劃，並協助張治中在蘇州和嘉興之間建立一道堅固防線～中國的“興登堡防線”。

可惜在中德關係急轉直下之後，法肯豪森不得不揮淚回國。回國之初，他拒絕接受任何工作，免費當起了中國的抗戰宣傳員。二戰結束后，他不斷給蔣介石去信，無償給蔣提供軍事情報和政策諮詢。他還一度出任過德中文化協會會長。1966年，法肯豪森在德國塞納河畔的厄姆斯村逝世。

德國的軍事援助並不僅限於人員的訓練和組織，同時包括軍事硬體。

基於馮·塞克特的看法，中國大約80%的軍工生產落後於時代或並不適用於現代戰爭，因此規劃了諸如對長江沿岸已有兵工廠的擴建升級和設立新的兵工廠和其他裝備生產工廠。此後，法肯豪森又和兵工署長俞大維一起擬定了一套“五年軍火發展計劃”，期望中國能獨立自造各種武器，而不必仰賴國外輸入。

按照這一計劃，漢陽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進行了現代化改造，生產德國98K步槍的中國版～中正式步槍，以及馬克沁機槍、幾種82毫米迫擊炮等。中正式和漢陽八八式步槍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都是中國軍隊的主要步兵武器。另一個新設的工廠生產防毒面具，計劃中還有建設芥子氣生產的工廠，但最終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幾個兵工廠已經能夠生產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個生產軍事光學裝備的工廠在南京完工，生產例如狙擊步槍瞄準鏡等設備。其他的新建或升級的軍工廠的產品包括MG-34機槍，各種口徑的山炮，甚至還有生產在中國服役的輕型坦克備件的廠家。

一些研究所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導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學德國的工程人員負責。1935年至1936年，中國訂購了31.5萬頂M35鋼盔，大量的88、98型步槍，和C96型毛瑟自動手槍。其他裝備進口包括少量的斯圖卡、容克、亨克爾和梅塞施密特飛機，部分飛機在中國組裝。

蔣介石在1928年全國統一到1937年這十年中的正面成績。國民黨從1928年到1949年以國家主義為特徵的權威體制，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繼慈禧的開明專制化模式、孫中山的議會競爭模式、袁世凱的軍事強人權威主義模式之後的第四次政治選擇。而蔣介石在1928年基本完成全國統一以後，在現代化方面也確實取得了相當的成績。

在國防方面，通過德國軍事顧問的引進來幫助中國實現軍事現代化，頒布陸軍典範令與兵役法，使陸軍兵器標準化，設立軍用化工廠，使最基本的彈藥能自給自足。這一時期，中國空軍飛機擴充至600架，此外，國民黨政府又在各省督導修建公路，粵漢、浙贛這兩條對國防具有重要意義的公路也在這一期間完成，1935年之後，中央政府把自己的力量擴展到雲貴川三省，使之成為日後的大後方。這些成績使中國達到了進行抗日戰爭所必須的“最低度的標準”。

然而，中國國民政府仍難以避免最終在戰爭的炮火中灰飛煙滅的命運。黃仁宇教授對此給出的答案是：如果沒有民間產業、相配合的國家經濟、社會習俗、民間管理，以及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現代化的軍事設施就無法發揮功效。

蔣介石聘請德國軍事顧問不僅僅是為了編練一支現代化的抗日國防部隊，他還希冀仰仗德國的人才技術，建立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借軍事工業的發展帶動整個經濟的起飛。為了適應蔣介石的需求，同時也是為了推銷德國軍火與生產設備，便於德國壟斷資本佔領中國市場、掠奪戰略原料，德國軍事顧問作為中德經濟聯繫的紐帶，積極地參加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當時法國一家報紙對之評價到：“彼等在華之出現，非僅置中國軍事組織與制度於德國影響之下，且使其工業發展亦循德國之指導。”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經濟領域的活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軍工建設，一是中德軍火貿易。

首先，在中國軍事工業和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德國軍事顧問提供了大量建議並參加了相關計劃的制訂及實施。鮑爾曾向蔣介石指出：中國“必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因此建議“中國必須從經濟建設開始，無論願意與否必須從遠處著眼，近處著手！”塞克特在《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強調：中國軍火工業不可長久依賴國外輸入，必須在歐洲軍火公司協助下，籌建足夠的兵工廠，以維持武器彈藥的自給自足。塞克特告誡蔣介石“建立中國自己的武裝工業，實為刻不容緩之急務。”法肯豪森繼任后，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則，極力督促國民政府發展自給自足的軍火工業。蔣介石對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大為賞識，責成德國顧問協助中國發展現代化工業。鮑爾曾奉蔣介石指示擬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國的計劃，諸如中國鐵路的發展、財政及航空制度、港口興建等等，並親自策劃在上海附近興建一家生產硝化甘油和炸藥的工廠柯利伯爾接任后“繼續完成其工作，協助參與中國之建設和促進中德政經友好關係”。塞克特做總顧問時曾與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翁文灝一起制訂了發展軍火工業的計劃，詳細分列出6、12、18個師每月所需各種軍火的產量、以及建立幾家兵工廠、一家鋼鐵廠、一家機器製造廠和一家汽車廠的進度表。法肯豪森時期，中日戰爭一觸即發，為了在短期內達到軍火生產的自給，中德兵工專家於1935合作擬定了《五年軍火發展計劃》。據此，南京政府從德國進口大批軍火生產設備，由德國顧問負責技術指導。在南京、鞏縣和漢陽等兵工廠生產和研製德式武器裝備如馬克西姆式機槍、八二迫擊炮以及毛瑟步槍等，這些武器質量較好，其中一些已趕上西方的同類產品水平，部分滿足了備戰需求。1936年，德國軍事顧問又幫助國民政府制訂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國工業計劃》，這個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在一個非常短的時期內，在華中、華南地區建立新的經濟中心，以抵禦日本的入侵，並為未來中國工業的發展打下基礎。該計劃的實際執行因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而中止。

儘管由於戰爭的干擾，以上計劃的推行並沒有達成實現國防工業現代化的預期目標，但是，在德國軍事顧問的指導和德國技術的援助下，中國的國防工業有了一定起色。據統計，在1935年，國民黨軍隊步槍所用彈藥有半數需要進口，不過到抗戰開始時，輕武器及彈藥生產已基本能夠自給，這與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協助是有一定關係的。

其次，在中德軍火貿易方面，德國軍事顧問起了居間推動作用。幫助德國軍火商推銷軍火是德國軍事顧問的一項重要任務。他們在上呈蔣介石的建議書中，大都提到軍隊應增加新式裝備及彈藥事宜，以提高軍隊戰鬥力。魏采爾指出，“新式戰爭之勝負，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訓練完善之部隊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這恰好適應了蔣介石借德國先進武器裝備增強實力的要求。於是，通過德國軍事顧問的牽橋搭線，中德軍火貿易取得長足發展，德國軍火充斥中國市場。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國洽購79步槍子彈1億發、輕機槍5千挺、短槍5千枝（配彈5百萬發）、79步槍1萬枝、炮車32輛、坦克24輛（配彈1.32萬發）、迫擊炮240門、飛機炸彈215顆、坦克零配件421種。塞克特任職后不久，蔣介石便接受其建議，決定只買德式武器，並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維決定武器種類和數量。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簽訂的《中德易貨協定》則把中德軍火貿易推向高潮。該協定的目的在於，以中國的原料與農產品交換德國的工業產品。協議的達成，不僅是由於雙方經濟互補，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國當時極端缺乏外匯，而重整軍備又需向外購買大量原料，唯一補救的辦法是能找到願意以貨易貨的對象。而中國國民政府的處境與之相似。中國當時急需發展工業和軍事的資金與設備，又富農礦產品，“正需有一對中國絕無領土野心，而又能處處滿足其需要之國家，與之友好結合相依為助也。於是，雙方一拍即合，簽署了《中德易貨協定》。蔣介石政府對這期望甚高，認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僅予我國防有極大之助力，且將來我民族復興賴此更巨。”

抗戰前夕和初期，透過《中德易貨協定》，中德貿易劇增。從1933年到1937年，中國對德國進出口貿易都有增長的趨勢。（德國在中國出口貿易上居第四位，而在進口貿易上，到1936年已超過英國，躍居第三位。同一時期，德國對中國進出口貿易也處於持續增長的狀況。在其對華出口的貨物中，軍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為止，德國依約供給中國的武器5千萬馬克。據台灣學者統計，抗戰前中國80%外國軍火武器輸入系來自德國。中國也遂成為德國軍火輸出的主要國家。美國學者柯偉林在《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國輸華軍火值，占是年德國軍火出口總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則高達37%。中國已由德國軍火輸出國的第二位躍居位首。德國輸華的軍火不僅數量驟增，而且種類齊全，有戰車、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連同探照燈、機槍、鋼盔及機動通信器材、魚雷、快艇等。於是，整師的中國軍隊用上了全套德國裝備，“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著德國式鋼盔的中國兵操作的德國制8.8公分口徑的高射炮。德國制7.5公分炮、克虜伯炮、賓士M·A·N牽引車，以及其他德國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隊行進。”

德國軍事顧問參與中國經濟建設，推動中德軍火貿易，當然不是為了真正實現中國現代化，為了幫助中國徹底擊敗其遠東盟國日本，其在華經濟領域的活動宗旨不變：佔領中國市場和攫取戰略物資，其目的顯而易見。在攫取中國戰略物資方面，由於總顧問們的極力撮合，德國通過“合步樓”公司與蔣介石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易貨貿易協議，得以用軍火換取中國的寶貴鎢砂。中國輸往德國的鎢砂量與日劇增。但是，德國軍事顧問參與中國經濟活動的動機與其活動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齊觀的。他們的工作的確為中國抗戰及未來中國工業發展打下了部分基礎，但其在經濟領域的活動所起的客觀作用也有其消極的一面。

德國軍事顧問幫助國民政府加強國防力量的同時，也助長了蔣介石開展內戰、建立獨裁的實力。1930年中原大戰，蔣軍以少制勝，正是動用德式自動武器裝備的教導師參戰的結果。當時，蔣軍不僅步炮協同作戰，而且引進德國偵察機，成立航空偵察隊，監測敵情。在“圍剿”紅軍的戰鬥中，蔣介石更是急於使用德式先進武器。法肯豪森致電德國外交部，報告有關中國政局時稱：“江西剿共戰役結束”，是因為“採用諸如迫擊炮、轟炸機等現代化武器的‘全面進攻’”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