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灣漢墓簡牘

位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西南約2000米的高嶺上。共發掘漢墓6座，出土了大量銅、鐵、陶、骨角、漆木、玉、琉璃器和紡織品。二號墓中的繒綉衾被，刺繡大幅圖案，紋飾獨特。其中在6號墓中出土木牘23枚，竹簡133枚。竹簡有《神烏傅》、《元延二年日記》、《刑德行時》、《行道吉凶》，木牘有《集簿》、《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東海郡屬吏設置簿》、《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贈錢名籍》、《禮錢簿》、《神龜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元延元年曆譜》、《元延三年曆譜》、《君兄衣物疏》、《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君兄節笥小物疏》以及名訁曷等等，文字近4萬字。這批簡牘內容十分豐富，反映了西漢末年政治、經濟、軍事及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多屬首次發現。它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最完整的郡級行政文書檔案。其中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五月之歷譜是我國迄今所發現最早的完整的日書。對我國秦漢史、古代文學史、古代術數史、書法藝術史、檔案學、簡帛學的研究等都具有重要價值。這些簡牘的到了張政火良、饒宗頤、李學勤等著名學者的高度評價，並被列為1995年度全國社科基金資助項目。1998年9月，第13 屆國際檔案大會在我國召開，郵電部將尹灣漢墓簡牘作為特種郵票《中國古代檔案珍藏》的圖案之一。2003年公布為江蘇省第五批文物保護單位。

自尹灣漢墓簡牘部份資尹灣漢墓簡牘料和釋文在《文物》 1996年第8期發表以後，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包括日本、台灣地區、香港地區和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當前已公開出版的有關專著五部和70多篇論文。論文的觸角已接觸到漢代生活的各個層面。一時間，尹灣漢墓簡牘成了國內外歷史界、考古界特別是簡牘研究專家矚目的焦點。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廖伯源先生，1997年初，才獲見國內出版的1996年8月號《文物》， 1998年7月，其專論尹灣墓簡牘文書考證的專著《簡牘與制度》已經由台灣文津出版社出版。今年五月廖先生又利用尹灣簡牘資料新出《秦漢史論叢》一本，約二十萬字。其考證之精闢，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

從文物的搶救、保護直至合作研究的全過程，得到了市縣文化局諸位領導的關心和支持這是工作能夠順利開展的保證。

尹灣漢墓簡牘，從發現到成書出版歷時三載，文易六稿。張政烺先生在鑒定書中的評價是：“從我 94年8月初見到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結集成書出版，時僅三年，是我多年來所見簡帛書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徐蘋芳教授認為：“此書釋文準確，達到當前的高水平。”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教授認為此書“在已有的關於漢代簡牘釋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項高水平的成果，完全達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所要求的標準。”

李學勤先生在《尹灣墓簡牘》出牘鑒定會上指定：“這次《尹灣漢墓簡牘》的出版，屬於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兩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將這些資料公佈於社會，為專家學者的研究活動提供第一手資料，促進歷史和相關學科的發展，就是我們工作的目的和意義。

另外，由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主編的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尹灣漢墓簡牘綜論》也於 1999年2月出版發行，其中收集了國內27位學者有關尹灣簡牘研究的專論。1999年4月，由日本國社團法人日本書藝院，編輯發行的《尹灣漢墓簡牘》，選取了尹灣簡牘中有重要書法藝術價值的《神烏傅》等重要簡牘，作為1999年日本書藝院展的特別紀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從《尹灣漢墓簡牘》公開出版不到一年，利用尹灣簡牘在漢史研究上有六大突破：

1、校訂《漢書》、補正史籍之突破： 《漢書》是研究漢史的信史之作。但在兩千多年的轉抄、點校和翻印過程中，由於人為的因素，傳世典籍，遞相傳錄，極易羼入後人的修改亂竄。《集簿》、《吏員總簿》、《設置簿》等簿籍中揭示的第一手資料，時人實錄，原物原貌，原字原形，無竄改之嫌，因而填補了一些關鍵性的空闕，可以直接用來校訂《漢書》，補正史籍，評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關結論。

《集簿》中有關一些縣的名稱，可以用來校正《漢書·地理志》中一些縣名的訛錯。如“海曲”乃“海西”之誤。“祝其”當為“況其”之誤。“於鄉”當為“干鄉”之誤。“蘭祺”當作“蘭旗”，“南成”當作“南城”。東海郡有：“平曲”，一為縣一為侯國。有人或以為侯國之“平曲”，一為縣一為侯國。有人或以為侯國之“平曲當作“曲平”，現在可以斷定二平曲是正確的。

《漢書·地理志》中有“朐有鐵官”之記載。而《吏員總簿》和《長吏名籍》中東海郡下僅有下邳鐵官之設，而伊蘆有鹽官，另有“郁洲”、“北蒲”兩個鹽官別治。這三地皆為朐地，可證《漢書·地理志》中“有鐵官”當為“有鹽官”之誤。

2、漢武庫研究之突破

尹灣漢墓簡牘中《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的發現，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是我國迄今為止所見有關漢代武庫建設中時代最早、內容最完備的統計報告，而且是發現在內郡政府文書檔案上，其文獻價值更非同尋常。正如中國文研所李均明先生在其武庫《初探》中所言：該報告“指標項目甚多，數列明確，對我們深入了解漢代武器裝備的情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

集簿中開列的是一個郡武庫中珍藏車馬器及與其相配應的作戰武器和其它裝備。其中皇室器物與庫存器物分列清單。皇室器物冠以“乘輿”，庫存武備以“庫兵車”統稱。其中庫存武備之數量足以驚人，兩項合計，“凡兵車器二百四十二千三百二十六萬八千四百八十七”。

東海郡武庫當為國家設在內郡的武庫之一。《漢書·成帝紀》如淳注引記載：“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置令。”漢代不僅在長安，洛陽建直屬中央的國家武庫，而且在邊郡、內郡分設武庫。從集簿中檔案記錄來看，東海郡武庫有兩個特點，一是庫存量大，如弩的總數即達 537707件，矛的總數達52555件，有方（戈類兵器）達78392件。僅以此三頂足可裝備50萬人的軍隊，遠遠超出一郡武庫之所需。二是該武庫不屬東海郡管轄。因為在東海郡吏員總簿或吏員設置簿都未見有“庫令”的設置，因而可以斷言，東海郡武庫是國家設在東南沿海的直接受中央管轄的國家武庫。

3、西漢上計制度研究的突破

尹灣漢簡中《集簿》的發現為研究兩漢時期的上計制度提供了迄今為止第一份實物範本，其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居延漢簡、敦煌漢簡中各種簿籍可謂大量發現，但還沒有縣、郡級上計文書的發現，因此尹灣《集簿》就更為珍貴。

所謂上計，即由地方行政長官定期向上級呈報上計文書，報告地方治理情況。縣令長於年終將該縣戶口、墾田、錢穀、刑獄等，編製為計簿。從尹灣出土的實物看，它的準確名稱應為《集簿》。呈送郡國，郡國再由計吏根據各縣的集簿分類統計，再編製郡國向中央上報的集簿，由上計吏專程送長安，上報中央。朝廷據此考核、評定地方長官的政績。這種制度至西漢已十分完備，並有專門刑律《上計律》來保證上計制度的規範實施。關於上計具體內容，過去從未見過完整的範本，研究者只據胡廣《漢官解詁》所言，為“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等幾項。而尹灣漢墓中出土的 1號木牘是2000年前西漢晚期東海郡上計的原始資料，即使不是原件也是上計的副本，鑿鑿可信。《集簿》的木質為側柏，長22.7厘米，寬6厘米，厚0.25厘米。正反兩面書寫，正面12行，反面10行，約700字，草書墨寫。

這 700字22項的統計，就是東海郡向中央上計的完整的內容實錄。看起來是一組組枯燥無味的數字，而正是這一組組數字，具體地反映了西漢晚期社會形態的各個層面，再現了西漢時期人民的多彩的社會生活的畫畫。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驚奇、浩嘆。他們從這一組組數字里獲得了漢代人透露的歷史信息；他們從這一組組數字里汲取起無數的源泉，流淌出一篇又一篇的宏文巨制。

4、西漢政治制度研究的突破

西漢政制定度研究的範圍很廣，包括政府機構的組成及其運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應用，軍事制度的形成及其變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設施及其影響等。

漢代職官制度的研究，以往多注重於文獻，大多沒有跳出《漢書·百官表》、《後漢書·百官志》、《漢舊儀》、《通典》等一些古籍中關於漢代職官設置的記載。而且多側目於中央政權中的職官設置，最多到郡縣職官設置。自居延漢簡、敦煌簡牘等一些邊郡檔案文書出土以後，漢代職官制度、政治制度的研究向更廣闊的領域發展，成果豐碩。自 60年代始，台灣嚴耕望先生力致於漢代地方行政治制度的研究完成了系統力作《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將漢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史學界所推崇。但囿於文獻，新的考古材料的闕略，使許多問題，諸如亭制、鄉里等機構問題也未能作深入的探討。翦伯贊先生在其《秦漢史》著作中對西漢鹽鐵官的設置從郡官以下即語焉不詳，甚至有所臆測。自王毓全先生《漢代“亭”與“鄉”、“里”不同性質不同行政系統》一文發表后，聚訟紛紜，論爭近三十年。而尹灣漢簡一出，各項簿集中的有關記載，條理分明，系統有別，多年的論爭問題開始明朗。新的史料，為秦漢史的研究拓了新的渠道，提出了新的課題。

5、西漢術數類簡牘研究的突破

術數作為學科的類目，始於西漢。《漢書·藝文志》載：“（劉）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錄，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術數類包括天文、歷譜、五行、龜占、雜占、刑法等。尹灣簡牘中發現的術數類簡牘，有如下幾種：一是記於木牘之上的《元延元年曆譜》、《元延二年曆譜》、《元延三年日書》、《神龜占》、《博局占》；二是記在竹簡上的《刑德行時》和《行道吉凶》。

《元延元年曆譜》和過去出土的西漢歷譜相對，其最突出的價值在於其一年中的四時八節、伏、臘、祭日記載齊全，為過去居延簡中發現的歷譜所未見。為我們研究西漢的曆法又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實例。對於糾正《萬年曆》中的錯訛將起到直接的校正作用。對於重構西漢朔閏表及歷式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6、《神烏傅》與文學史研究的突破

《神烏傅》是尹灣漢墓出土的簡牘中唯一的一件文學作品。它寫於 21支寬簡上。出土時順序散亂，其中18支書寫正文，一支書寫標題，一支字跡漫漶不清，所記或為此賦的作者或為抄寫者。另有一支素麵簡。

“傅”在漢代是“賦”的通假。《神烏傅》是創作於西漢晚期一篇佚賦，全文約 664字。它講述了一個十分動人的禽鳥故事。這是一篇亡佚兩千多年的非常完整的漢代俗賦，其風格和以往傳世和新發現的一些屬於上層文學上的漢賦相比，無論從題材、內容和寫作技巧來看，更接近於民間文學。此賦以四言為主，用擬人化手法，講述烏、鳥爭巢的故事，與曹植的《鷂雀賦》和敦煌發現的《燕子賦》四言為主的寫法如出一轍。它的發現把這種俗賦的歷史提早了2000多年，這在古代文學史上特別是賦的研究上，大大地豐富了古代俗賦的研究內容。

《神烏傅》的發現價值不可低估。它為漢賦增添了一個新的源頭，它補充了古代禽鳥寓言文學系列中的又一個實例。使人們對這一類文學現象，從產生髮展延續、變化的過程中有了一個更系統的認識。通過對《神烏傅》源流的觀察，起到舉一反三，提高人們對古典文學某些主題、題材、意象的產生、發展、繼承嬗變的興趣，從中總結出某些藝術思維的經驗與教訓，這也是一種新的文學研究的視角。

《神烏傅》是我國古代文學史資料的重大發現。補了費振剛先生主編的《全漢賦》的一個空白。更為重要的是《神烏傅》的發現與發表給文學史家一個新的反饋。研究文學史不能孤立地去注意文學現象，更要注意考古資料的新發現。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曾出土《唐勒》佚賦的殘簡，安徽阜陽雙古堆曾出土《楚辭》及辭賦的殘簡以及東海尹灣《神烏傅》的發現，將把西漢賦史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里程。“文史一家”文學和歷史雙雙攜手，將會開闢出文學研究的新天地。

這批簡牘作為西漢末年內郡政府的文書檔案，其細緻性、完整性和系統性的確為過去所發表的五類漢簡（敦煌、酒泉、張掖、武威、羅布泊）中所僅見。這批文書檔案出自一個確切紀年、明確身份的西漢東海郡功曹史師饒的墓中。文書檔案，包括私人文書和漢賦佚篇都是墓主人生前特定地位應該掌握佔有或保管收藏的檔案和資料，完全可以排除隨意製作的可能性。而作為陪葬品帶入地下，不僅是漢代葬俗的反映，而且為了希企其仍然具有位寵職高一如生前的地位。因而又確立了這批簡牘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尹灣漢墓簡牘的學術價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對於秦漢史、中國政治制度史、檔案史、軍事史、術數史、文學史、書法史、簡牘史以及古籍整理和檔案保護技術的研究，都將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資料。北大裘錫圭先生說：“對尹灣漢墓的簡牘怎樣評價都不過份。”

尹灣漢墓簡牘區區 4萬餘字，但文獻價值極高，等待專家學者的繼續研究。

漢代人口記載：

《集簿》

第十五行：男子七十萬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萬八千一百三十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二十六。

第十六行：年八十以上三萬三千八百七十一人，六歲以下二十六萬兩千八十八......

第十七行：年九十以上萬一千六百七十人.........

根據此數據得出：漢代該地區八十歲以上老人佔比3.26%.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八十歲以上老人佔比1.57%。該地區九十歲以上老人佔比0.84%，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九十歲以上老人佔比0.15%。

該地區新生兒出生每年增加約3.2%。

由此數據可以看出，漢代人的平均壽命並不比現代人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