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造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衝擊，表面上是對產業發展、經濟增長速度的衝擊，實質上是對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式的衝擊，使我國原有經濟發展方式的不適應性更加凸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已成為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從我國的產業發展狀況來看，由於缺乏先進的技術支撐，三個產業方面的突出問題表現在：第一產業不穩，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第二產業不強，雖然有個別行業技術水平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大多數技術相對落後，呈現“中國製造多，中國創造少”的格局；第三產業發展嚴重不足，產值比重只有40%，特別是和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相適應的現代第三產業即現代金融、現代保險、現代信息業等發展嚴重滯后。優化和調整產業結構，必須大力推進自主創新，推進產學研相結合，實現由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飛躍。其中，發揮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支撐作用不可或缺。

行業是產業鏈條上的組成部分。我國水泥、鋼鐵、建材、造紙、汽車等行業的生產能力已居世界第一，但由於在很多關鍵技術上缺乏自主知識產權，行業大而不強的問題普遍存在，因此，產業結構調整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如水泥行業雖產能已居世界第一，但該行業“三高”特徵明顯。據統計，按照我國現有水泥產能計算，採用落後生產技術每年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近2億噸，佔全球水泥行業排放二氧化碳總量的近20%，而要解決這一問題，有關部門主張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要淘汰落後產能，另一方面要加大技術改造及研發力度，通過自主創新，大力發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來破解產業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

其實，不僅是水泥行業，鋼鐵、造紙、汽車等行業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表示，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我國產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核心技術和品牌，總體上處於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的中低端。中國工業發展的條件和動力正在發生重要變化，要把經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切膚之痛轉化為加快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動力，搶抓發展機遇，推動自主創新，促進產業由大變強。

回首剛剛過去的2009年，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面對挑戰，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先後出台的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無不旗幟鮮明地將自主創新、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作為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應有之義。事實上，正是由於這些舉措的貫徹落實，才使得我國經濟實現了“保8”目標，全年累計增長8.7%，為經濟連續平穩較快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進入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方針十分明確，即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適應需求結構變化趨勢，完善現代產業體系，加快推進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全面提升現代產業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其中的重點就是改造傳統產業，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而要實現上述目標，無不需要高新技術及知識產權的支撐。

根據我國產業現狀看，產業調整的緊迫感已經逐漸滲透到位於產業末端的企業中間。例如，面對我國造紙行業長期以來存在的“三高”狀況，有關企業加大了技術改造的力度。再如，被國家知識產權局確定為第四批企事業知識產權試點單位的山東華泰集團，針對造紙生產中的高污染、高能耗的問題，持續強化自主創新，圍繞生產工藝進行技術改造，成功研發出節能降耗系列新技術，實現了節能、降耗、環保的目標，並已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交了70餘件專利申請。華泰集團董事長李建華向中國知識產權報記者表示，憑藉知識產權優勢，企業成功度過金融危機難關，展現了新的生機和活力。眾多類似的事實足以說明，一方面知識產權的支撐作用功不可沒，另一方面只有調整與創新，才能實現良性循環與發展。

面對日益加劇的競爭，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又一重點和途徑。技術創新與知識產權的支撐作用，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同樣體現得十分突出。我國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正給予高度重視和扶持。2010年1月11日召開的國家科技獎頒獎大會上，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獲獎成果占科技進步獎通用項目獲獎成果的36%。我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知識產權方面已有一定儲備，有的與國外差距很小甚至同步，部分領域還具有領先優勢。以歸屬信息產業的物聯網產業為例，我國這個領域的技術研發已有10年，一批關鍵技術取得重要進展，在知識產權、標準制定、應用示範等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IPv6網際網路，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為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常務副院長許春明教授在接受中國知識產權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如今，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十分激烈，在電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上，發達國家在華專利部署不斷增強，因為在華專利部署正是發達國家在我國獲得戰略性競爭優勢的最主要手段。對此，我們必須清醒認識、認真對待，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

有關專家認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完成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首先要認清制定產業結構調整中知識產權戰略的形勢。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走勢看，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已把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其在科技、經濟領域奪取和保持國際競爭優勢的一項重要戰略措施。中國巨大的供需市場為知識產權的許可、轉讓等技術貿易提供了無限空間，並且中國勢必逐步成為技術創新的戰略重地。同時，產業結構調整應注重發揮知識產權戰略的引領作用。2010年4月1日，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在北京會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幹事傑弗里·奧尼亞馬時表示，中國一直把發展擺在第一位。當前中國正在著力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是目標又是手段，在這個過程中知識產權是支撐發展的強有力的工具。

“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遍及全球，中國擁有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但是，世界對“中國製造”毀譽參半，中國對自己的“世界工廠”地位褒貶不一。

據稱，在國際上將中國稱為“世界工廠”的說法最早源自2001年日本通產省發表的白皮書。再往前追溯，英國、美國和日本以其強大的創新和製造能力，也曾先後扮演過“世界工廠”的角色，源源不斷地製造出各種產品、機器和設備。英國於19世紀中期成為“世界工廠”，它創立了以蒸汽機為動力、分工合作與規模生產的近代工廠，掌握了國際分工的主動權，是全球製造中心和財富集散中心。

類似英國，美國也是通過執新一輪工業革命之牛耳而成為“世界工廠”的。美國用一系列知名品牌來標識自己“世界工廠”的地位，創立了“泰勒制”與“福特流水生產線”，奠定了現代工廠的基礎。戰後的日本則是通過“重化學工業化”、“加工貿易立國”和“技術立國”，成為新興的“世界工廠”。它不僅實現了企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如“豐田模式”，還實現了資本主義組織方式的革命，即所謂“日本式經營”，如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和企業內工會等。

就英、美、日的歷史經驗來看，“世界工廠”一般應具備這樣一些條件：該國的工業生產能力、研發能力、技術創新能力和經營管理水平已位於世界同類企業和行業的前列；工業品出口額必須佔到世界總額的較大比例，能影響甚至決定世界市場的供求關係、價格走向及未來市場的發展趨勢；該國的工業生產不僅為世界大規模地提供各類物品，而且為世界貢獻了批量科學技術及全新的管理經驗，使世界工業文明躍上新的台階。

可以說，與昔日“世界工廠”相比，當今中國的“世界工廠”無論從質還是量的方面衡量都仍有相當大的差距。“Made in China”長期以來似乎是廉價產品的代名詞。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比例很低，諸多行業的對外技術依存度超過50%，而作為前“世界工廠”的美國和日本，這一比例卻僅佔5%左右。很多無自主品牌、無自主設計、無核心技術的“三無”中資企業，僅靠代工生產來賺取微薄的利潤。

以芭比娃娃與iPad這兩個極具代表性的“代工產品”為例。世界上大部分芭比娃娃都由中國製造，若以10美元一個售價來計算，擁有該品牌的美國獲利8美元，而中國企業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費。標有“Made in China”的iPad在美國最低售價約499美元一台，但每賣出一台iPad，富士康和深圳工廠僅得9美元。由代工芭比娃娃到代工iPad，“中國製造”的代工技術顯著升級，但中國從中獲取的毛收益比重卻在下降。

在國際分工體系的角逐中，昔日“世界工廠”英美日佔據國際分工鏈的高端。作為今日“世界加工廠”的中國，既要瞻“前”還要顧“后”。“前”有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與技術鴻溝；“后”有印度、墨西哥與東歐等地的成本追兵。中國必須思變，實現由“中國製造”上升到“中國智造”，從“世界加工廠”轉變為“世界創造基地”。

“一步領先未必步步領先，但一步趕不上，可能就步步趕不上了！”在昨日的“東府1號文”發布會上，東莞副市長賀宇就直言感慨，在美國、德國等先進位造強國繼續實施“再工業化”、“工業4 .0”等戰略后，推動東莞製造業的升級已經勢在必行。

“機器換人”則是東莞製造升級的重要抓手。東莞市經信局局長葉葆華就透露，自2014年9月，東莞啟動“機器換人”專項資金申報以來，截至2014年12月31日，企業共申報了463個項目，其中審核通過的有效項目達到438個。“申報的熱情遠遠超過了其它工業扶持項目”，葉葆華介紹說，到了12月31日23時59分，還有企業在網上申報“機器換人”的項目。

根據官方初步統計，這438個項目總投資達到38.65億，預計全部完工後可以減少用工31100人。“不是企業直接裁員，更多的是企業在增資擴廠后不增員，因此相對的，減少了人力投入”。

上海世博會又起高潮。盤點本屆世博會能夠昭示未來、引領未來的新理念、新科技、新方案，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中國智造”的身影。

回首150多年的世博史，是一面映照中國追趕世界步伐的明鏡，見證著“中國智造”的變遷。1851年，上海商人徐榮村偶知英國倫敦舉辦首屆世博會，寄出12包精選的“榮記湖絲”並一舉獲獎，中國參與世博會的歷史由此破題。此後，中國傳統食品和手工藝品不時在早期的世博會上登台亮相，且載譽而歸。

然而，從1851年首屆倫敦世博會開始，100年間中國在世博會上的展品無外乎古董、玉器、瓷器、絲綢、茶葉、茅台酒、景泰藍、蘇杭扇筆、寧波木器、筆墨等，而傳統的農業、手工業以及工藝品，確實也是當時的中國唯一拿得出手的東西。可是，在波瀾壯闊的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面前，這些農耕文明的經典之作猶如明日黃花，難掩凋敝和落寞。

直到新中國自1982年起恢復參展世博會，現代的科技元素才日益在中國展品中體現。而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會，則完全是我國先進科技、綠色場館和美好生活理念一次最為集中的全方位展現，各式新奇實用、世界一流的“中國智造”，正如一道道精緻甜品，為世博科技盛宴增添完美元素。

當我們行走在上海世博園，處處都能看到能夠昭示未來、引領未來的新理念、高科技的“中國智造”的身影：從上千輛穿梭於世博園區“零排放”的新能源汽車，到遍布園區、節能環保的LED技術照明；從安全供水、主要衛生指標甚至優於歐盟標準的超過10多萬噸的直飲水系統，到全球首個TD－LTE演示網，上海世博會都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正在改革開放中大步趕上的中國，能夠為人類的未來作出何種貢獻。

從百年前的辦博夢想，到今天成為東道主；從首屆世博會上代表中國的12包精緻湖絲，到上海世博會上層出不窮能夠昭示未來、引領未來的的新理念、高科技的“中國智造”展品，從羨慕者到領跑者，今昔對比，世博會已經從中國單純羨慕世界先進水平的平台，變為中國展示傳統智慧與現代文明結合成果的平台，中國與世界一流的距離，正在一天天地接近。

中國授權創出品牌

多年來，“中國製造”名冠全球，但由於大多數“中國製造”並未得到授權，無自主開發和定價權，始終處於供應鏈最末端。比如2010年南非世界盃，中國生產的官方助威工具“嗚嗚祖拉”，每隻利潤只有幾毛錢。

而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將目光瞄準了價值鏈和供應鏈的上游。2013年6月，杭州協程實業成為國際足聯(FIFA)官方授權製作與銷售授權商，負責製作世界盃吉祥物Fuleco(福來哥)。這是中國企業首次直接從FIFA獲得世界盃吉祥物官方授權。

有類似動作的是煒光集團，他們的名牌產品是球迷版“大力神杯”。他們還從FIFA獲得了世界盃金屬、陶瓷、塑膠等五大類產品的設計和銷售權。

“利用世界盃的全球影響力，通過授權形式加大中國商品的品牌和廣告效益，‘中國製造’正向‘中國授權’、‘中國品牌’轉變。”郭夏表達了對“中國授權”這種新形式的贊同。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王遠鴻表示，“中國授權”代表了國際對中國製造的認可，折射出包括研發水平、創意能力在內的中國製造業整體水準的提升。

名聲鵲起

除了生產足球周邊產品，本屆世界盃上還有許多“高大上”的“中國智造”。

比如，世界盃的兩座著名球場，國家體育場和潘塔納爾體育場，主導其改建工程施工的，是中國三一重工的起重機。球迷進場時的安檢設備，也大部分是“Made In China”——中國企業同方威視，為世界盃提供了近600台先進安

檢設備，在世界盃的12個舉辦場館中，有9個球場的安檢設備都是他們的產品。

世界盃期間，“中國牌”地鐵將為巴西的城市分擔巨大的交通壓力。在巴西城鐵車輛全球招標中，中國的北車長客以優質的技術和合理的價格，力壓西門子、阿爾斯通等國際一流軌道交通裝備企業中標。在巴西里約熱內盧，114輛1A線地鐵列車、124輛EMU電動車組，全部由北車長客研製。

為了世界盃，巴西還專門從中國引進兩輛混合動力大巴車，編入公交車隊，賽事期間，負責運送全世界的客人。

從南非世界盃的座椅、安全套，到巴西世界盃的LED產品、地鐵、安檢設備，短短4年，“中國製造”逐步擺脫了產量大、質量差、技術含量低的名聲，開始從“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升級。

1978～2008，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前，中國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經過30年的高速發展，當代中國正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是守在全球產業價值鏈條的末端混飯吃，還是致力於建立自己的創新體系？在全球分工中，中國怎麼從“體力勞動者”向“腦力勞動者”進化？中國企業如何全面參與“國際遊戲”，中國品牌如何以新姿態、新機制加入經濟全球化的競爭格局。《中國智造》將為您一一解答：為您揭示品牌運營的秘密，探尋大國崛起的中國征途，揭開新經濟時代財富流變規則，為您解讀後奧運時代中國國家品牌革新戰略，以“中國智造”新思維倡導品牌藍海戰略，為中國經濟發展突破瓶頸帶來全新思路，以商業創新和品牌戰略贏得屬於我們的尊嚴！

“中國智造”突圍

“中國智造”的發展正是要破解“中國製造”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在今年的兩會上，來自科技界的政協委員對科技創新有著不同的聲音。據媒體報道，來自科研院所的委員說，沒有好的途徑將科研成果轉化成產品，科研人員無法提高積極性；來自企業的委員則說，儘管中央提出要進一步突出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實際上大部分科研經費還是落到了科研院所，企業進行創新的經費捉襟見肘。雖然角度不同情況不同，但這些問題都與當前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有關。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動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全國人大代表李家俊說，打造人才高地和政策高地，才能形成科技創新高地。

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特別是在一些技術領域長期處於跟蹤和追趕狀態，已影響我國製造業的可持續發展。以製造業數字化智能化為核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到來，先進位造技術創新的內涵包含了產品創新、製造技術創新、產業模式創新。

隨著科技體制改革的深入，今後20年將是我國製造業由大到強，實現跨越式發展，創新和綜合競爭力進入世界前列的絕佳發展機遇期。

“中國製造”遭遇成長的煩惱

商務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已連續三年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出口國。相關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製造業生產總值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中，已有220種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經過新中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奮鬥，我國製造業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式發展。

儘管近10年來，中國貨物貿易規模迅速擴大，但在一些重要的領域，有多少真正叫得響的中國品牌？然而，不久前，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撰文表示，目前中國出口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1.77%。

中國已擁有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但以單車利潤來計算，德國人賣一輛寶馬，中國人可能要賣20多輛甚至更多的吉利或者奇瑞。一個愛馬仕包動輒數十萬元，中國需生產多少個包才能抵得上一個愛馬仕？一雙耐克鞋能賣到千元以上，而中國生產多少雙鞋才抵得上一雙耐克的利潤？

標有“Made in China”的iPad在國外售價每台499美元，組裝費只佔售價的3.4%，每賣出一台iPad，富士康和深圳工廠的40萬員工僅得9美元報酬。

高端迴流、低端失守，我國製造業正面臨著“前後夾擊式的圍堵”。

目前，中國服裝[0.70%資金研報]年出口量達400多億件，製鞋產量已突破百億雙，皮革箱包出口佔全球總供應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每項出口量都是世界之最，但是我們的企業多數在為國外的品牌“做嫁衣”。

專家認為，造成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國技術創新能力仍然薄弱，大量製造業企業總體上仍處在國際分工和產業鏈的中低端，生產的產品附加值低。

以光伏企業為例，不久前歐盟啟動對我國光伏產品的反傾銷調查，對處於困境中的光伏企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如同許多光伏企業一樣，目前不少中國製造企業正遭遇著“成長的煩惱”。

煩惱來自多個方面，主要原因是我國製造業賴以生存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長期以來，我國製造業依靠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廉的自然資源，取得了全球中低端產品市場的很大一部分份額。隨著我國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對各生產要素需求持續提升，原材料價格、勞動力價格、資源類產品價格的上漲趨勢不可逆轉。

對此，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副主任繆榮表示，目前，我國一些製造企業綜合成本已經超過越南、印度等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隨著我國製造業“低成本優勢”消失，部分外資企業正在遷往成本更為低廉的發展中國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高新區協會理事長張景安則認為，如果失去“中國製造”，“中國創造”就是紙上談兵、空中樓閣。“中國製造”是“中國創造”的基石。

“中國智造”備受期待

中國正以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邁向世界經濟舞台的中心，但是可持續發展還面臨著巨大挑戰，經濟體量的增大並非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

“未來我們的發展不在於快，關鍵是怎麼樣持續、健康。”中央財經領導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表示。

“中國智造”的發展，正是要破解“中國製造”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一改過去以資源環境過度消耗為代價、依賴低廉勞動力成本、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的狀況，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向全世界亮出“中國智造”新形象。

“一個好的想法或許能改變整個世界。”這是世界現代設計的奠基地德國包豪斯設計學院第三任校長密斯的名言；“產品應該能夠‘改變世界’，產品設計和製造的每一個環節都應追求做到完美無瑕。”這是蘋果公司前CEO喬布斯的理念。

蘋果系列是“全球代工”的經典產品。公司只負責設計、技術監控和市場銷售，而所有的生產加工環節都以“委託生產”方式，外包給遍布世界各地的下游製造商。“我們動腦，他們流汗；我們出思想，他們賣體力”。以高技術專利和創意能力見長的跨國公司，把廉價的加工環節和生產基地像包袱一樣甩給“打工國家”。

我國90%左右的出口商品，都屬於代工生產或者貼牌生產，產品附加值低。前有發達國家搶佔高端製造業，後有新興國家承接中低端製造業轉移。

一方面，一些中國的大型企業加快了創新的腳步，據統計，2012中國企業500強共投入研發資金5116億元，比上年增長了16.5%。另一方面，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加快自主創新，走品牌化之路仍顯得艱難。

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每創造1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能源消耗量是他們的4倍至10倍；資源績效居世界59個主要國家的倒數第6位；據世界銀行估計，污染物排放的70%源於製造業，環境污染給我國帶來相當於3.5%至8%的GDP損失。

“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從源頭上解決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問題，擺脫粗放式的增長方式，通過開展技術創新及系統優化，使產品在設計、製造、物流、使用、回收、拆解與再利用等全生命周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資源能源利用率最高、人體健康與社會危害最小。”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朱森第說。

在“中國智造”發展過程中，各行業不乏典範，製造業自主創新也不斷取得輝煌成就，上天、入地、下海、高鐵、輸電、國防等都顯示出我國製造業巨大的創新力量。

如在許多數控和智能化產品領域，我國企業已經開始在世界競爭格局中佔據重要的一席之地，如智能手機領域的華為、中興。

又如在冰箱行業連年衰退、壓縮機行業整體下滑的情況下，浙江加西貝拉依然交出了屬於“中國智造”的一份漂亮成績單：今年1月至8月，加西貝拉銷售1360萬台，同比增長15.7%，其中出口同比增長近4成，利潤實現兩位數增長……如此良好的市場表現，源於創新研髮帶來的“乘數效應”。

還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動車組的發展，是對電力機車數字化和智能化實現產品創新的結果。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高速機車技術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表示，我國製造業生產和出口的競爭力並不僅在於低成本，還包括完整的產業體系、不斷改善的基礎設施以及較高的宏觀經濟穩定性等。但他同時表示，降低對“成本優勢”的依賴將是我國面臨的長期任務。“現在必須抓住有限的時間實現產業升級，突破產品和生產工藝在技術上的瓶頸。”

以改革促創新

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干勇委員指出，當前我國的科技體制已經有礙於進一步的創新，造成了科技資源分散、封閉、低效的現狀。

科技部部長萬鋼在兩會上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有五項重要任務。一是建立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二是加強協同創新。三是改革科技管理。四是培養創新型人才。五是營造創新的環境。

萬鋼表示，因為國家經費支持下產生的科學成果是我們共同享受的資源，我們將實行科技報告制度，把每一個驗收的項目讓大家都可以查詢。我們還在推動科學儀器設備的共享，使我們大院、大所、大企業科學研究的設備向社會開放，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服務。

十餘年的艱難探索，讓很多中國企業更懂得發展的不易和今天轉型的意義所在——唯有創新才能不敗，唯有轉型升級才能不斷發展。

“目前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通過科技創新推動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從整體看，投入尚顯不足，以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研發機制也沒有真正形成。”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呂政表示，要全面邁向“中國智造”，還需以開放式創新思維引領“內涵式”發展。

呂政指出，世界一流企業的成長經歷證明，一個沒有核心技術的企業，是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只有佔領產業技術的制高點，才能引領行業技術進步，在競爭中取得先發優勢。

“當前，國家出台了多種措施扶持中小企業自主創新，促進中小企業轉型升級，關鍵是廣大中小企業要把自主創新轉變為內生動力，這是轉型發展的關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張立群說。

全國人大代表李家俊建議說，應該充分發揮企業和高校在不同領域的優勢，構建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他建議政府要更多的重視基礎研究，鼓勵高等院校更高的參與到國際前沿的、涉及到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的基礎研究，而在市場上有應用的、競爭力的應該鼓勵企業去做，同時通過某種政策、槓桿讓企業和高校的研究更好地結合。“這是我們的必由之路，這是真正的產學研合作。”李家俊說。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說：“我認為德國走過的道路我們可以借鑒，主要方式是加強創新力，提高產品質量，不斷提升產品的附加值。這也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目標。”

全國政協委員、濱海高新區工委書記榮建勛認為，政府應該通過搭建各類平台，發揮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他表示，企業是創新的主體，要讓企業有創新的積極性，我們就要在政策上給與支持，同時我們還要搭建平台，讓企業家、科學家和我們大專院校的專家學者及有志於創業的人，多聯繫多溝通；我們也搭建平台，讓這些企業家、科學家和銀行以及非銀行類的金融機構加強聯繫，這樣就把產學研、企業、民間資金、科學成果結合起來。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南華集團[0.00%]有限公司董事張賽娥則建議，中國製造業產業升級的主觀方向和願望雖然正確，但亦不宜有太多行政手段干預，否則可能影響中國過去數十年工業發展的基石，牽一髮而動全身。當中國繼續發展軟實力，例如高科技人才培訓、鼓勵創業及創新精神、完善法制及其他高科技工業所需的配套，則高科技工業自然會興旺。

2015年9月9日，李克強到大連重工起重集團有限公司考察，並為我國自主研發生產的“中國心”測量精度。

需要仰頭90度才能看到全貌、重量相當於50頭非洲象、有一輛公交車那麼長——擺在李克強總理面前的這塊銀灰色“鐵疙瘩”，可謂實實在在的“大塊頭”。

別小看這個外表笨重的傢伙。作為全球衝程最大的船用曲軸，它可是船用柴油機的“心臟”,同時對精加工要求很高，在旋轉時的振動幅度不能大於人頭髮絲直徑的五分之一。

“大塊頭有大智慧！”總理稱讚道。2015年9月9日，在大連參加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他特意抽出時間到大連重工起重集團有限公司考察，並親自為這顆我國自主研發生產的“中國心”測量精度。

作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中國製造稱得上“大塊頭”；而若想從製造大國升級為強國，“中國製造2025”提供了這樣的“大智慧”。這一雄心勃勃的計劃，由李克強總理在2015《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旨在通過“三步走”來實現製造業強國的目標。

輿論興奮地將其稱為李克強的“王牌計劃”。《經濟學人》雜誌評價說，很多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到了一定時候，中國這個製造業大國就會因後勁不足而將“接力棒”交給其他國家，如今中國不僅沒有鬆手，反而把棒捏得更緊了。

2015年可謂“中國製造2025”元年。檢索總理一年來的足跡，就會發現製造業尤其是裝備製造始終是他關注的重中之重。“中國還處於工業化進程中，製造業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基礎，絲毫不能忽視。”李克強這樣說道。

傳統的“Made in China”還要繼續做，但中國製造的核心應該是主打“中國裝備”

赴河南考察，總理第一站選擇的是洛陽礦山機械廠；出訪巴西的百忙之中，他把與企業家的交流座談會開在一艘由中國生產的渡輪上；素有政策風向標之稱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全年41次中至少有6次進行了“中國製造2025”相關部署。

李克強清醒地意識到中國製造大而不強的現實。當著全球諸多首席執行官的面，他毫不諱言：“我斷定，各位身上應該都有‘中國製造’的產品，但大多都是日用消費品。”當商界大佬們發出會心的笑聲，李克強隨即聲明，傳統的“Made in China”還要繼續做，但中國製造的核心應該是主打“中國裝備”。

這一戰略思維在國務院2015年5月下發的綱領性文件《中國製造2025》中得到體現。“中國裝備”佔據了重要位置：高端裝備創新工程作為五大工程之一被重點部署，航天航空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等作為十大領域的內容被重點推動。

英國《金融時報》專門發表評論，提醒企業家需要密切關注“中國製造2025”。“隨著中國高附加值製造業逐步形成，外資企業仍可以通過共享知識和技術來參與中國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文章指出。

“中國製造2025”的關鍵是推動“中國智造”

作為我國自主研發的第三代核電機組，“華龍一號”的核島廠房既能抵禦商用大飛機的撞擊，又能抵禦福島核事故那樣的地震震級，同樣可謂“大塊頭有大智慧”。

“你們自主研發製造質量優、有競爭力的核電機組，是在鑄‘國之重器’，為中國發展‘強筋壯骨’。”2015年6月15日在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考察時，李克強說。當老中青三代核電人爭相向總理表示一定把“華龍一號”打造成世界一流核電品牌，他毫不猶豫地說：“你們為我撐腰，我去國際舞台為你們揚名。”

此次考察恰逢《中國製造2025》正式公布一個月。離開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后，李克強又到工業和信息化部考察並主持召開座談會。參會人員可謂“陣容強大”：不僅有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商務部、國資委、工程院等11個部委的負責人，還有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等15家裝備製造企業的負責人。

時間之巧、規格之高、人數之多——李克強此行無疑是解讀“中國製造2025”的密鑰。其中兩個說法尤為引人矚目，除了中國製造“重器論”，另一個則是推進“中國智造”。

總理說：“為什麼我們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實際上跟中國‘智’造聯繫在一起。智從哪裡來？集眾人之智。要運用網際網路技術，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

如果說中國裝備是“中國製造2025”的“主打”，那麼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則是“中國製造2025”的“主線”，後者恰恰與創新密切相關。

李克強為“中國製造2025”規劃的創新思維，得到外界高度評價。美國《華爾街日報》敏銳捕捉到了中國製造業這一變化，稱“中國科技不再是山寨，創新已成主流”。

當“中國製造2025”遇上德國“工業4.0”

這恐怕是德國總理默克爾喝過的最特別的啤酒了。在安徽由中德合作共建的合肥學院，她和李克強舉杯飲下德式黑啤。值得一提的是，啤酒是由中國大學生在德國老師的指導下釀製的。

中德合釀的啤酒如此美味，“中國製造2025”遇上德國“工業4.0”又會發生怎樣的化學反應？規劃面積48平方公里的中德(瀋陽)高端裝備製造產業園可以作為標誌之一。該園區目前已推進重點項目74個，大多數涉及智能製造、先進機械製造。

“打造中德合作‘全面升級版’！”李克強2015年10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與默克爾會談時強調。推動“中國製造2025”和德國“工業4.0”對接取得早期收穫，便是其中重要內容。

在李克強為中國從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國轉變規劃的路線圖裡，走出國門也是重要一環。“中國的經濟要升級，出口產品也要升級，我們不能總是賣鞋襪、衣帽、玩具。”他曾表示。

總理多次強調，推動中國製造、中國裝備走出去，將倒逼我們不斷提高技術、質量和服務水平，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和核心競爭力，是中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關鍵舉措。

事實上，就在2015年9月9日，李克強站在大連重工的碼頭，遠眺鑽井平台在海天之間挺立。這些中國製造的“大塊頭”由歐美客戶訂購，將用其“大智慧”參與世界工業體系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