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鐘山石窟

石鐘山石窟又稱劍川石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劍川縣城西南25公里石寶山南部文峰，因有一紫紅丹岩（丹霞地貌）形狀如倒扣石鍾而得名。石鐘山上有三區石窟群了石鍾寺區八窟，獅子關區三窟，沙登村區六窟。三十區域共造像139尊。這些石像，均雕刻在紅砂石上。這些造像，以南詔國的發展歷史為主要內容，構造了一幅生動的南詔歷史畫卷。在南詔200多年的歷史中，功績特別顯著的3位王者在石窟中均有雕像。石鐘山石窟的139尊像中，除南詔歷史人物雕像外，還有釋逸牟尼、八大明王等佛教造像和反映人們日常生活的樵夫、老翁、琴師、童子以及女性生殖器雕像，這些雕像，栩栩如生，充滿民間生活氣息。石窟群依山開鑿，宏偉壯觀，共有石鍾寺區、獅子關區和沙登箐區，計17窟，造像139軀，是南詔、大理國時期的藝術瑰寶。

石鐘山石窟的開造年代，上迄南詔（唐），下至大理國（宋），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是雲南最早的石窟。這一石窟群所具有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重視，特別是那座中國唯一的女性生殖器（白族語叫阿盎白）雕塑，竟然出現在以佛像、王者像為主題的雕像群中，這引起了聯合國有關學者專家的極大關注。在封建社會時期，為何要雕刻此物於佛像群中，引起了人們強烈的爭論，有人說此物是當初雕鑿不成功而隨意打成的；有人說是少數民族地區性崇拜的產物；’有人說是女性求子的崇拜物；有人說石鐘山的取名石不僅形如鍾，而且也像男性的生殖器龜頭，老天造了這陽性物，古人為尋求陰陽平衡，便人工造了這女性生殖器；也有人說這反映了人生生老病死的規律。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壇。但不管怎樣說，“阿盎白”被白族婦女和白族群眾所崇拜則是鐵缽掙的事實， 1961年3月，國務院公布石鐘山石窟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石鐘山上還有個寶相寺，每月農曆27～29天，這裡都要舉行傳統的唱情歌活動，屆時，大理、麗江、洱源、蘭坪等七個縣市的白族男女青年，都要穿著節日盛裝，彈著三弦來這裡彈情對歌，通過對歌，他們要盟定終生——尋找如意的伴侶。這樣的歌會要舉行三天三夜。

石鍾寺區有石窟8龕，第一、第二窟雕有南詔王造像，是研究南詔史的重要的實物資料，為全窟的重點；第3－7窟是佛像，雕刻細膩，造型優美，是石窟群中藝術性較高的幾處。獅子關區有石窟3處，其一為南詔王全家造像，俗稱"全家福"；另一為俗稱"酒醉鬼"的雕像；第三處在巨石之上刻一位深目高鼻的人，旁鐫"波斯國人"四字，實為天竺（今印度）僧人。沙登箐區有石窟6處，在甲子寺懸崖的縫隙中雕刻的多聞天王和增長天王像，高達2米，威武雄壯。

石窟開鑿於南詔、大理時期，雲南現存規模最大、保存完好的石窟群，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按其反映的內容來看，主要有以下兩種：

1-南詔的歷史畫卷

獅子關第一窟，石鍾寺第一、二窟，分別刻畫了南詔三代王者的形象。南詔，這個對西南邊疆有過重大影響的地方政權，始於細奴邏躬耕巍山，在唐王朝支持下，艱苦創業；閣邏鳳聯合吐蕃大破唐軍於西洱河的時候，開始有了發展；盛於異牟尋重新歸唐，廣拓疆域。石窟的作者，精心選擇了這三代帝王，對南詔的歷史予以藝術的表現。

上獅子關右側數十步，見一舌狀巨石，下雕南詔王全家造像。窟為方形，全高約5尺，寬約4尺，窟前雕有簡單的台階和石欄。窟內下段為石台，台上雕坐像5人。左端為王者，右端為王妃，二人袖手盤坐，容貌端莊，體態豐滿，強健有力，帶有山民特有的質樸風姿。王、妃中間及左右，各坐小孩一人，似為二男一女。石座兩端各立男女侍者一人，女侍持扇，男侍持筆。整個室內陳設簡樸，較接近於歷史真實。王妃肩后正中壁上有一塊題記："大聖晟蜀羅大王及后妃男女從者等尊容，元改造像，昌寧記之。" 晟蜀羅疑為獨羅消，即細奴邏，是南詔第一代主。南詔統一洱海地區，細奴邏被奉為"本主"。今巍寶山巡山 殿，仍塑有其像。石鍾寺東北的劍川牟平村，群眾也稱此窟中的王、妃雕像是他們的"本主"。這一窟造像布局，也跟當地民間的本主雕像構圖相近。

與獅子關石窟隔嵩相對的石鍾寺石窟，因窟前有石如鍾，石前建寺，因以名之。這裡的第一，二窟，也是雕王者像。不過氣勢和陳設，均大不相同。第二窟共雕像16，中心人物是閣邏鳳。他頭戴雕鏤精細的王冠，身著圓領寬袖長袍，袖手盤坐，龍頭椅上的墊褥四周雕花，邊綴纓帶，倚背又鋪一層氈墊。屏風雕日月圖像及飛龍騰空，椅上二獅相背蹲伏。王者右方略低處有一坐像，身披袈裟，手執念珠，身後撐有一曲柄傘，顯然是一位有地位的僧人。這可能是閣邏鳳的弟弟閣陂和尚，他在戰爭擊敗鮮於仲通後送率60人代表南詔至吐蕃獻捷，而吐蕃遣宰相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安扛饊（曲柄傘）等大批名貴物資至鄧川，以南詔為兄弟之國。在王者與和尚兩側各雕侍從立像6人，有的抱劍、有的持扇、有的舉旗，皆體魄雄鍵，孔武有力。武士手中的一面旗幟，迎風翻飛，透露著吐蕃的影響。窟的前側，各雕一官吏，為清平官。廳內人物高低相間，錯落有致，尊卑分明，有強烈的立體感。整個場景、氣氛、旋律、情調，都瀰漫著這個政權欣欣向榮的氣氛。200年前的納西族詩人桑映斗詩曰："南詔閣邏鳳，留像此山谷。有唐中葉來，耀武武已黷。衣冠是耶非，儼然帝者服。"

石鍾寺一號窟，亦為王者像。唯場景、氣氛與上窟不大相同。與第二窟相較，雖中心人物均為王者，構圖也略呈半圓形，但有許多區別--二窟王者周圍多是披堅執銳威風凜凜的驍將；此窟則多是忠實善良、知文習武的大臣，並有手持書卷的從者出現；二窟有曲柄傘、五方旗等依附吐蕃的標誌，此窟則已不見，唯增王前的香案；從窟檐雕刻的簡、從者持印、執藤杖、背斗笠等細節看，近人多推測他就是毅然歸唐的異牟尋，左右二人是清平官鄭回和杜光庭。史載，異牟尋曾從鄭回學習漢文化，群臣多知中原禮儀；歸唐后又派大批南詔子弟到中原學習。異牟尋在位時，注重發展生產，屢敗吐蕃，為南詔極盛時期。

石窟所選的細奴邏、閣邏鳳、異牟尋三代南詔國主，是三個極有代表性的人物。它既是南詔藝術珍品，也是寶貴的民族史料，為後人研究南詔的政治、軍事、文化，乃至服飾、風尚等都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2-栩栩如生的宗教人物

在石窟中雕像最多的是宗教人物。如觀音、阿難、迦葉、文殊、普賢、八大名王、多聞天王、增長天王等等。這些形象大都雕刻精細，形象生動，各有個性。同是觀音，在雕刻家的手下形象各不相同，有愁面觀看、甘露（剖腹）觀音、細腰觀音等等。

石窟開發歷史較早。考古調查資料表明，早在商周時期，先民們就在這裡從事漁獵活動，並建木骨泥 結構的民居。石鐘山之名始見於漢代桑欽的《水經》記載：“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石鐘山的命名至今已有1700多年。山，何以鍾名，歷來持見不一：或以有“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酈道遠《水經注》 ）；或以石鐘山之石可“扣而聆之”（李渤《辨石鐘山記》 ）；或以“中空如鍾，其形奇”（胡傳釗《石鐘山志序》 ）。宋元豐七年（1084）六月，蘇軾父子月夜乘小舟訪探石鐘山，則認為山石“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並寫下了千古名篇《石鐘山記》。

游下石鐘山石窟可沿茂林垂蔭，修竹掩映的石級小道，迂迴曲折，穿亭過榭，登上山頂。沿途有蘇軾夜泊處、懷蘇亭、半山亭、紺園、船廳、磯頭、鍾石，以及清咸豐皇帝批喻興建的昭忠詞，湘軍水師將領彭玉麟為其母超度亡魂的“報恩慈林”，彭玉麟起居休息的浣香別墅和梅花廳，紀念陶淵明的歸去亭，以及園林建築石筍、且閑亭、桃花洞、觀魚池、廊外廊、樓外樓、石鍾洞等名勝。整個建築依山就勢，因地制景，藏露結合，虛實相間，石環水繞，幽深雅緻。

在山頂的“江天一覽亭”，憑欄遠眺，萬里長江，一瀉千里；浩瀚鄱陽湖，波濤萬頃。鄱陽湖與長江交界處，清濁分明，水分兩色。遠眺匡廬雲遮霧障，夜遊雙鍾月涌江流。石鐘山是古代從長江進出南昌必經水路，商旅遊宦多系舟於此，騷人墨客題詠甚多。明代詩人王英形容石鐘山的形勝是“五老雲中出，九江天際來。驚濤撼岩石，萬壑鼓風雷”。

石鐘山石窟又作劍川石窟，石窟分佈在石鍾寺、獅子關、沙登村三個地區。現存十六窟，共有造像一百 三十六尊，主要是雲南邊境內白族人，歷經南詔（七三八至九○二年）、大理國時代（九三七至一二五三年）遺刻，及少數元、明作品。石窟大多為佛龕和摩崖造像，窟內造像有本主、佛、菩薩、明王，具有濃厚密教色彩。少數顯教窟龕如“華嚴三聖窟”，顯現了中原的一定影響。石窟群依山開鑿，共有十三窟雕刻佛教造像，反映南詔大理國佛教盛行。一九六二年列為大陸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鐘山石窟主要分佈在石鍾寺方圓三平方公里範圍內，計石鍾寺有八窟、獅子關三窟、沙登箐五窟，目前編號十六個窟，造像一百三十九軀；另外在石鍾岩壁尚保留一處壁畫。從造像題記考據得知，石窟的開鑿始於南詔國勸豐天啟十一年（八五○年），止於大理國段智興盛德四年（一一七九年），亦為中國晚唐，歷經五代、北宋、南宋的三百多年。

石鍾寺區共有八窟，分別雕有南詔王者像、佛教造像∶釋迦佛、菩薩、阿難、迦葉、明王及羅漢造像、當地信仰的“阿白”及左右護侍神將；南國君主細奴羅土主及后妃、子女像；浮雕梵僧觀音、阿彌陀佛、天王及塔等。佛像螺狀高髻，相貌豐滿，具有盛唐風格，並有南詔天啟十一年（八四一年）的題刻，乃屬劍川石刻中最早期作品。

南詔、大理都崇信佛教，視佛法為精神統治力量。基於政教合一的理念，公元九世紀開始至十二世紀止，陸續在石鐘山開窟造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本土，自唐代後幾乎王室不再提供資金去開佛窟，開窟工程皆由民間自覺發起。但是大理石鐘山石窟卻屬王室佛窟，從造像內容觀察可知，王室除造佛像供養三寶外，也大量雕刻先王像，作為佛窟的供養人，達到了供佛與祭祖的雙重功德。

劍川石寶山位於劍川縣城西南25公里處，因山上的紅砂石成龜背狀裂紋，如獅似象像鍾，得石寶之名。山中開鑿於唐宋年間的石窟，享有“西南敦煌”的美譽，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些藝術瑰寶有：17個雕刻精細、形象生動、內容獨特、地方民族色彩濃郁的石窟。這些石窟分佈在石寶山的石鍾寺、獅子關、沙登箐3處，綿延六七公里的地帶，約造像140軀。

石窟所選細奴邏、閣邏鳳、異牟尋三代南詔國主，是三個極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過這些形象，反映了南詔一代歷史。它既是南詔藝術珍品，也是富貴的民族史料，為後人研究南詔的政治、軍事、文化，以至服飾、風尚等都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其次是栩栩如生的宗教人物。在石窟中雕像最多的，是宗教人物。如觀音、阿難、迦葉、文殊、普賢、八大名王、多聞天王、增長天王等等。這些形象，大都雕刻精細，形象生動各有個性。如，同是觀音，在雕刻家的手下，形象各不相同：有悉面觀音、甘露觀音、細腰觀音等等。

到石寶山旅遊的最佳時間是農曆7月末8月初，一年一度的傳統歌會令人流連忘返。

中國的佛教石窟。又名石鐘山石窟。包括石鍾寺區8窟，獅子關區3窟，沙登村區5窟，總計16窟，造像139身。年代　石窟有“天啟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題記1處，南詔國的天啟十一年相當於唐武宗會昌元年(841),一說相當於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另有大理國時期題記3處，有年號的“盛德四年”相當於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可見川石窟開造年代是公元9世紀中葉至12世紀後半葉，為南詔國和大理國時期(649～1253)遺存的少數民族石窟藝術。

南詔王造像共有3處。石鍾寺區的第2窟《閣邏鳳出行圖》 ，高1.46米，寬1.52米，共雕16人，為劍川石窟群中人數較多的窟。窟形為仿廳堂建築，廳堂中央的雙龍頭椅上，盤坐著南詔王閣邏鳳，頭戴高冠（頭囊），右側結跏跌坐著王弟閣陂和尚，左右簇擁著披虎皮衣、插貓牛尾的武士戰將，筋肉暴起，裝束緊牢，大鼻子，寬嘴唇，再配上圓圓的臉，形象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王座兩旁雉□雙舉，旌旗飄動，表現了南詔王出行在此坐朝的場面。由於雕刻匠師們非常熟悉南詔的宮廷生活，又掌握了熟練的石雕技巧，所以能夠將南詔宮廷的一個宏大場面，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觀者的眼前。

獅子關區第1窟亦雕刻南詔王造像。窟高僅0.6米，在平座上雕刻5人，其中戴高冠蓄鬍須的是國王，旁邊戴蓮花冠的是王后，面膚均豐滿。中間坐一小孩，左右兩側亦坐男女孩各一人。座後有屏障繪紅綠兩色帳幔據屏上石刻題記推斷，此窟應是南詔早期首領細奴邏的全家造像，俗稱全家福。把南詔王的家庭情景刻畫入微，充滿人間生活氣息，這在石窟藝術中尚不多見。

佛教造像，劍川石窟大部分是佛教造像，反映了南詔國和大理國時期佛教盛行的情況。石鍾寺區第3～7窟都是佛像，線條細膩，造型精工，為劍川石窟的代表。第5窟的觀音雕像，背景□崖峭壁，其間點綴著樵夫、老翁、琴師、童子等世俗人物。觀音身體前傾，目光俯視，雙眉微蹙，無言地凝視著悲苦的人間，民間叫他愁面觀音。第7窟的甘露觀音，容貌端莊美麗，面部肌肉豐滿，身軀和手姿都表達出一種寧靜的境界，是唐宋時代典型的佛教雕刻的藝術風格。

佛教在南詔國和大理國時期傳入雲南，以密宗為主，所以石窟中有許多密宗造像，如石鍾寺區第6窟的八大明王和沙登村區第4窟甲子寺的天王像等。作者以誇張的手法，塑造出頭戴寶冠、臉部扁平、寬鼻閉嘴、怒目如鈴的形象，堅強有力而又靈活多姿，巧妙的變形使五官的表情更為強烈、威嚴、活躍，這裡有著明顯的西藏佛教藝術影響的痕迹。

此外，還有3處印度僧人的造像，大都是深目高鼻，結髮於頂，披袈裟，持拐杖，身旁攜1犬。

阿□白造像　石鍾寺區第8窟，分上下2層，上層正中1窟，中雕仰蓮座，座上原有雕刻已毀損，在此部位上雕一錐狀物，中央鑿一深槽，深槽兩側有一道道打鑿的痕迹，似女性生殖器，在晚近時期已成為婦女為求子嗣而膜拜的對象，民間稱“阿□白”。

由於白族是南詔國和大理國時期文化上的主體民族，劍川石窟可視為白族的雕刻藝術，它和中原各地的石窟藝術有著傳統的聯繫，但又具有濃厚的地方民族色彩。雕刻採用圓雕和浮雕相結合的手法，背景部分往往運用線刻，造型生動，形象逼真，技巧純熟，線條細膩，表現了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藝術水平。

異弁尋王議政圖

位於石鍾寺后石壁上，完整地記錄了南詔國朝廷政治生活。南詔國原本受唐室扶持以御西藏吐番王 朝之侵略，但南詔日益強壯，唐室無法掌控，遂引發唐軍兩次攻伐，史稱天寶戰爭（公元七五一、七五四年），唐室大敗，從此大唐與南詔斷絕往來達四十餘年。六代王異弁尋王和唐室重修和好，向大唐進貢，舉行蒼山會盟，並接受冊封。畫面中央刻著六代王坐龍椅，頭戴蓮花大寶帽，雙手置於腹下可能是結法定印（被衣襟遮蓋），雙腳盤坐，此特異造型，似乎在強調國王在宗教上的修行與地位。王之兩側刻有侍從及持藤杖（權杖）的清平官（相爺之類），還有一位漢族清平官鄭回。國王像之前有一位童子，右手托蓮花盤，上置供養食物。整體而言，本窟應有意將國王塑造成一位如來天子，接受千秋萬世的香火供奉。

依《大方廣佛華嚴經》所云，毗盧遮那佛住於蓮花藏世界，是一切法界的代表，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為侍，此一佛二菩薩通稱華嚴三聖；也有以釋迦牟尼佛替代毗盧遮那佛，因一位是應身佛，一位是法身佛，法理上是一體不變的。本窟雕像為五尊組，一佛二弟子二菩薩，阿難、迦葉二尊者以淺浮雕的方式刻於佛背光后。如來雙腳立地倚坐像，手結說法印，袒右肩，臉方正豐腴，雙目垂視，沉思微笑，高肉髻卷貝發。背光雕刻完整豐富，頭光內有正面蓮瓣，外圈火焰光；身光內圈為蔓草圖案，外圈為火焰光。本如來像完全是晚唐中原的風格。倚坐像原盛行於印度笈多王朝（公元五—七世紀），經唐朝玄奘大師從印度攜回佛像樣本，在龍門石窟的敬業洞外壁印式如來，武周時代的摩崖三尊組，皆可得見。文殊騎六牙白象，有執象鉤的象奴立於一側面，象奴是印度勞動者的形相，矮胖粗獷，雙耳穿環。菩薩坐蓮台，雙手執蓮花，頭戴寶冠，圓臉微笑，臂釧瓔珞莊嚴。

維摩詰經變相

本窟依大乘佛經《維摩詰所說經》雕刻，在金剛須彌座上開三佛龕，中間宮殿式雕刻維摩詰說法像；左右圓拱式，雕觀音、勢至二菩薩像。 《維摩詰經》彰顯大乘佛教居士身分（菩薩）可以說法，突破原始佛教以比丘為主幹的弘法身分；再則以“空”、“無所得”的般若智行入世行，再破上座部對“有”的執著。

本件維摩像坐在園林中，異於敦煌壁畫中坐高床，居士的消瘦愁眉苦臉相，也有異於敦煌之富貴員外相。維摩詰居士以富豪身分，卻不染五欲，辯才無礙，他為說法度眾而示現病容，佛陀原本派十大弟子去探視，但比丘們一一推辭，最後由智能第一的文殊菩薩前往，和維摩詰展開了大乘佛法的精采對話。文殊菩薩雕於佛龕側面，手執經書，可惜上身已損毀。另外一提，病容的維摩詰被當地人誤稱為“愁面觀音”，其實維摩詰與觀音是風牛馬不相及。

甘露觀音

此尊觀音雙腳立地倚坐像，左手置腹前捧缽，右手上揚執柳作灑甘露狀；頭戴寶冠，冠中有化佛；身著天衣垂於座下；背後有桃形頭光及圓形身光，雕刻著蔓草與火焰光圖案。因觀音胸口有一方洞，當地人不解，稱之為“剖腹觀音”　。仔細觀察，本窟金剛座雕有密教式型的諸多供養物，題記碑文亦出現藏文，故應屬受藏傳佛教影響的密教窟。那麼觀音胸口之洞，顯然是密教儀軌上為了“裝藏”所挖洞口，內裝七寶、經書等，歷經歲月被人盜取后徒留空洞。在看觀音兩側原有二件雕像遺跡，其雕像作品有可能同時被盜。

葯叉護法像

此作品人物被當地人稱為“波斯國人”。細觀此像，風化剝落，表面模糊，但依然可見深目長鼻披髮，戴頭冠，身材魁梧，裸露上身，著下裳，雙手置於胸前，向下壓著一根金剛杵。葯叉神原是印度婆羅門教中的低級神祇，乃梵天神的手下。印度珊奇佛塔以他為塔門守護神，後來逐漸演進成為執金剛力士，中國人習慣稱之為哼、哈二將，這是受到民間《封神演義》的影響。敦煌千佛洞有許多這種造型的力士像，金剛杵是無堅不摧的武器。

釋迦牟尼佛、彌勒佛像

此窟為當地人張氏為造福而刻，屬平民資助，造像簡單技巧拙樸。釋迦佛坐蓮花座，雙盤腳，左手在腹前結定印，右手觸地降魔印，此造型流行於密教。彌勒菩薩在武周時代被武則天運用於政治意義上，武后自稱彌勒下生，偽造《大雲經》 ，以宗教為奪權工具，在各地普造彌勒佛像，彌勒一改菩薩造型成為如來身。此窟彌勒佛雙腳立地倚坐，結說法印，和中原的彌勒佛同造型。

劍川石鐘山石窟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一、石鐘山石窟是南詔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

石鐘山石窟作為西南少數民族古代文化藝術的寶庫，體現了他們高超的石刻技藝和傑出的創造才能。古代匠師們在開鑿石窟的時候，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大膽地把人間的帝王搬上了佛山聖地。石窟把南詔歷史上不同時期三個極具代表性的歷史人物及其宮廷政治生活，通過石刻藝術的形式真實地記錄了下來：1、獅子關區第一號窟的南詔第一代國王細奴邏及后妃、男女從者造像；2、石鍾寺區第二號石窟的南詔第五代國王閣羅鳳出巡圖；3、石鍾寺區第一號窟的南詔第六代國王異牟尋議政圖。石窟的藝術形象和創作靈感來自人間現實生活，其場面宏大、布局結構嚴謹，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有主有從。石窟猶如一面鏡子，反映了南詔統治者聽政、議政、出巡和坐朝的宏大場面，無疑是南詔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

二、石鐘山石窟是佛教藝術的瑰寶

石鐘山石窟是以佛教內容為主的一種宗教藝術。石窟作為宗教的產物，它直接目的和具體內容必然是宣傳、體現宗教教義、教理。而作為藝術的類型，它又必須遵循一定的藝術形象。石窟藝術又是佛教義的前提下，努力塑造一系列生動、具體、感人的藝術形象。石窟藝術又是佛教造像藝術的表現形式之一。古代的匠師們在雕刻造像時，在不違背佛教儀軌的前提下，力求基於人的形象，把造像提高到藝術的完美程度，力求達到以形傳神、感化眾生之效應。造像時根據他們的理解，努力把自己認為最美好的東西附麗到神像中去，在雕刻過程中有意無意地留下了當時社會情況和人情世態的影子。如第四號窟中造型優美的普賢菩薩，如一個婀娜多姿的少女，亭亭玉立，給人一種秀雅的感覺，是一尊動人的雕像。被譽稱為石刻當中“東方維納斯”的甘露觀音，豐碩端莊，眼梢嘴角流露著微妙的喜悅，全身的姿態在安靜中顯出輕微的動勢，肌體柔和，質感很強。從她們身上可以看到一千多年前人們所追求的美的典型。在表現人物心理活動方面，有深具藝術感染力的“愁面觀音”造像。匠師們在雕刻天王、力士時賦予他們男性的剛毅和力量，使他們身上有一種生命的動感。

石鐘山石窟這些形象逼真、內容豐富、獨特而具有濃厚地方民族特色的石雕，雖大多為佛教人物造像，但卻富有人間生活氣息，具有鮮明的民族個性和長久的藝術生命力。既是中國石刻藝術的珍品，也是佛教藝術的瑰寶。

三、石鐘山石窟是我國各兄弟民族及我國同東南亞、南亞、西亞各國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從外來文化中吸取有益的營養，豐富、發展自己，創造本民族的文化。沒有不同文化的交流，則任何文化的發展都將受到制約。南詔、大理國因地處印度、緬甸和中國西藏、四川之間，它既承襲了中原文化的傳統，又受藏族地區宗教藝術的浸染，同時還融合了印度文化、緬甸文化及東南亞諸國文化的因素，從而使南詔、大理國的文化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徵。劍川石鐘山石窟作為南詔、大理國最高的石刻藝術成就，其文化的多元性在這裡留下了很深的印跡。如：石窟當中出現了深目、高鼻、頭髮捲曲、身上披的外國人造像：

1、第一號窟在外側的線刻披人；

2、第一號窟附屬文物外國人造像柱腳石一對；

3、獅子關區的“波斯國人”；

4、“觀音化現梵僧”造像；

5、第四號窟象奴。其次還出現了印度佛教密宗“觀喜天”中和東南亞文化中才有的“象首人身”造像。

南詔、大理國在歷史上與吐蕃相連，並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與之有著密切的聯繫。而石窟所在的劍川自古以來又是通往吐蕃（西藏）的交通要道，所以藏族文化在這裡留下很深的痕迹。第六號窟“明王堂”造像，強調軀體幅度運動，經過變形，藉助想象、誇張處理面部神態的創作手法，是西藏及印度佛教密宗造像慣用的方式。第二號窟中閣陂和尚頭上打的“扛傘”（曲柄傘）是西藏和南詔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第二號窟中羽儀長所穿的“雙肩”虎皮大衣和吐蕃中軍（一種官職）的“五旗虎豹衣”也有著一定的聯繫。除此之外，在第六號窟甘露觀音右上角和第五號窟還出現了藏文題記。

在劍川石鐘山石窟雕刻群中，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女性生殖器”崇拜雕刻，學術界對其爭議頗多，對其爭議不外乎“肯定”和“否定”兩種。但是世界上任何一種崇拜物的產生，都有其社會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我們後人不能用“肯定”和“否定”不給它下定論，而是要以唯物主義態度來追溯其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本書中作者對“阿（女央）白”有一種新的見解，詳見第八號窟。

四、石鐘山石窟在不同程度上豐富和充實了中國古代藝術的內容 人們對於佛教造像的觀念，一般都認為越古老越好。這種觀念，其實已偏離了造像審美的標準。因為中國石刻早期造像，大都模仿印度造像，自中唐以後才逐漸有自己的創造風格，出現了較精緻美觀的石刻造像，到了唐末宋初才趨於成熟。縱觀人國石窟造像，中原的雲崗、龍門石窟，新疆的克孜爾，甘肅的敦煌莫高窟、永靖炳靈寺，寧夏須彌山，大都開鑿於漢末，興於魏晉、南北朝，延至中唐就開始哀落了。這個時期的作品，為了符合佛教造像儀軌，雕刻藝術手法上既繼承了秦漢以來的傳統方法，又借鑒犍陀羅、秣菟羅和笈多式雕刻，因而這一時期的佛教造像出現了“中西合壁”的韻味。中國的佛教到了隋唐，進入發展極盛時期。此時造像受中國傳統思想和藝術理論影響，融合印度造型藝術，向著現實主義的民族形式發展，開始出現了形象逼真、身軀健美、豐滿端莊、褒衣薄帶的中國式的佛、菩薩，佛教造像日趨世俗化，人物造型來源於現實生活，富於人間的生活氣息。此時造像較為精緻美觀，到了唐末宋初更加趨於成熟。而劍川石鐘山石窟正是承前啟後，開鑿於唐末宋初，大都是成熟、飽和之成功藝術作品。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古代藝術是中國各兄弟民族與漢族人民共同創造的。劍川石鐘山石刻藝術作為古代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為研究西南地區南詔、大理國政治、經濟、宗教、哲學、藝術等社會歷史和民俗歷史提供了直接可靠的實物資料，以其高超的雕刻藝術價值和珍貴的歷史文物價值，在不同程度上豐富和充實了中國古代藝術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