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商隱三歲左右，隨李嗣赴浙。不到十歲，李嗣去世。李商隱只得隨母還鄉，過著艱苦清貧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背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李商隱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李商隱“五歲誦經書，七歲弄筆硯”，回鄉后曾從一位精通五經和小學的堂叔受經習文，至十六歲，便因擅長古文而得名。此外，寫得一手秀麗的工楷與一手好文章。

唐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陽，結識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輩。令狐楚欣賞李商隱的文才，對其十分器重，讓李商隱與其子令狐綯等交遊，親自授以今體（駢儷）章奏之學，並“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后又聘其入幕為巡官，曾先後隨往鄆州、太原等地。在這幾年中，李商隱一面積極應試，一面努力學文，在科舉上雖一再失敗，但在寫作上則完成了由散向駢的轉變，此後他很少再寫散文。

唐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調任京職，李商隱離太原返鄉，此後，李商隱曾在王屋山學道二、三年，這對其思想與創作產生一定影響。

開成二年（837年）經過長期刻苦學習並由於令狐綯的延譽，李商隱得中進士。

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李商隱考取了進士。在此之前，他已經失敗過多次。李商隱初次應舉的年份難以考證，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隱就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苦的應舉之路。與大多數缺乏權勢背景的考生一樣，李商隱並不指望一舉成功。他流傳下來的詩文中沒有提及當時的情形，這多少說明他對於初試的失敗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隨著失敗次數的增多，他漸漸開始不滿。在《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中，他將沒有錄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撓他成功的小人：“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

應舉的失敗不會讓李商隱反省自己學識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經與他一起遊學的令狐綯就考中進士。這顯然不是因為令狐綯的學識才華比李商隱優秀，而是由於他父親令狐楚的影響力。權貴們互相提攜，大量錄取上流社會關係網中的考生，在唐代科舉中是很普遍的現象。許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會在考試之前就去刻意結交關係，或者想出種種辦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據李商隱自述，他在這方面是比較低調的（《與陶進士書》），但如果說他不曾對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從李商隱在開成元年寫給令狐綯的一封信中“爾來足下仕益達，仆固不動”之類的話，可以看出他的情緒已經相當煩躁了。而他於開成二年的中舉，也正是令狐父子對當值考官施加影響的結果。

開成三年（838年）春應博學宏辭試不取，在參與料理令狐楚的喪事後不久，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涇州（治今甘肅涇川縣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並將女兒嫁給了他。從李商隱後來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樁婚姻將其拖入了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李商隱的尷尬處境在於：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為“李黨”的成員；而令狐楚父子屬於“牛黨”。因此，李商隱的行為就被很輕易地被解讀為對剛剛去世的老師和恩主的背叛，並且很快就為此付出了代價。在唐代，取得進士資格一般並不會立即授予官職，還需要再通過由吏部舉辦的考試。

開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隱參加授官考試，結果在複審中被除名。這件事對李商隱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得他獲得朝廷正式官職的時間推遲了一年。

開成四年（839年）李商隱再次參加授官考試，順利通過，得到了秘書省校書郎的職位，不久，被調任弘農（今河南靈寶）縣尉。雖然縣尉與校書郎的品級差不多，但遠離權力的中心，顯然會使以後發展受到影響。李商隱在弘農任職期間很不順利，因為替死囚減刑（“活獄”）而受到上司陝虢觀察使孫簡的責難，因而李商隱感到非常屈辱，難以忍受，最終以請長假的方式辭職（《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湊巧的是，在此前後孫簡正好被調走，接任的姚合設法緩和了緊張的局面，在他的勸慰下，李商隱勉強留了下來。但他此刻顯然已經沒有心情繼續工作，不久（開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辭職並得到獲准。

武宗會昌二年(842年)李商隱以書判拔萃復入秘書省為正字，旋丁母憂居家。李商隱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三年。這意味著年屆而立的李商隱不得不放棄躋身權力階層的最好的機會。這次變故對李商隱政治生涯的打擊是致命的。李商隱閑居在家的三年（會昌二年末至會昌四年末），是李德裕執政最輝煌的時期。錯過了這個時期，隨著不久之後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團驟然失勢，李商隱已經難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

會昌三年（843年）李商隱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討伐劉稹叛亂時病故武宗朝。王茂元生前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李商隱的升遷，但他的去世無疑使李商隱的處境更加困難。

會昌四年（844年）暮春自關中移家永樂。五年冬(845年)，服闋入京，仍為秘省正字。這一次，他的職位（“正字”）品階比之前的（“校書郎”）還低。即便如此，李商隱畢竟又有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在唐代，大家普遍認為在京城裡的任職會比外派的官員有更多的機會升遷，而李商隱所在的秘書省，又比較容易受到高層的關注。對李商隱而言，另一個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獲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這位精幹的政治家幾乎被授予全權處理朝政。李商隱積極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張，他躊躇滿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機會。

李商隱在閑居的幾年裡處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務，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將一些親屬的墓葬遷回了故鄉的家族墓園。這種維護家族榮譽的努力多少使他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現存的部分詩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隱盡量調整自己的心態，淡化對政治生涯的興趣和期待。他有時從事農耕，聲稱自己“竟然有農夫望歲之志”，模仿陶淵明的風格寫作田園詩歌。不過，紛亂的時局始終吸引著李商隱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鮮明的政治傾向，幾乎無法隱藏。

會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隱結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書省。此時，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關係已經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傳言他是由於長期服用道士進獻的長生藥而中毒身亡。經過一系列的宮廷鬥爭，宣宗李忱即位，並反對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厭惡李德裕。因此，

會昌六年（846年）都持續新一輪政治清洗，曾經權傾一時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為首的牛黨新勢力逐漸佔據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會昌六年（846年）李商隱在秘書省任正字。三十五歲的李商隱終於有了兒子（李袞師），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這一年中了進士，這兩個好消息大概只能讓他興奮一時。由於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綱領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綯等人視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黨的勝利。此時李商隱的職位幾乎低得不值得在權力鬥爭中被排擠，他仍為仕途不得志而鬱鬱寡歡。

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觀察使鄭亞邀請李商隱往赴桂林任職。五月，李商隱同鄭亞來到距京城大約5000里以外的南方。鄭亞的這次南遷，是牛黨清洗計劃的一部分。李商隱願意主動跟從一位被貶謫的官員，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黨。另一方面，也顯示對自己的升遷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鄭亞就再次被貶官為循州刺史，李商隱也隨之失去了工作。

大中二年秋（848年）李商隱回到長安。據說，他在窮困潦倒之際，寫信給故友令狐綯（他已經進入權力的核心）請求幫助，但遭到拒絕，結果只能通過自己考試得到一個盩厔縣尉的小職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個相當的職位（弘農縣尉）。李商隱擔任盩厔尉時間不長，又被調回京城。此時，與大中元年他在秘書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職，渺茫的前途，落寞之餘，期盼著出現變化。

大中三年九月（849年）李商隱得到武寧軍節度使盧弘正的邀請，前往徐州任職。盧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員，對李商隱也非常欣賞。如果他的仕途順利，李商隱可能還有最後一次機會。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隱追隨盧弘正僅僅一年多后，後者就於大中五年春天病故。這樣，李商隱不得不再一次另謀生路。

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隱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間病逝。從李商隱的詩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這位出身於富貴家庭的女性，多年來一直盡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於李商隱多年在外遊歷，夫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聚少離多，李商隱對於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李商隱仕途上的坎坷，無疑增強了這份歉疚的感情。

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為西川節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隱發出了邀請，希望他能隨自己去西南邊境的四川任職。李商隱接受了參軍的職位，在簡單地安排了家裡的事情之後，李商隱於十一月入川赴職。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的四年間，大部分時間李商隱都鬱鬱寡歡。他曾一度對佛教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與當地的僧人交往，並捐錢刊印佛經，甚至想過出家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隱宦遊生涯中最平淡穩定的時期，李商隱已經再也無心無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被調回京城任職。出於照顧，他給李商隱安排了一個鹽鐵推官的職位，雖然品階低，待遇卻比較豐厚。李商隱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兩到三年，罷職后回到故鄉閑居。

李商隱因處於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鬱寡歡，唐宣宗大中末年（約858年），李商隱在鄭州病故。

李商隱的詩歌流傳下來的約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觸及時政題材的佔了相當比重。李商隱的詠史詩有很高的成就。它們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無病呻吟，也不同於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懷的詩篇，而是著眼於借鑒歷史的經驗教訓來指陳政事、譏評時世加以補充發揮，使詠史成為政治詩的一種特殊形式。無題詩是李商隱獨具一格的創造。它們大多以男女愛情相思為題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轉，辭藻精麗，聲調和美且能疏密相間，讀來令人迴腸盪氣。幼年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隱的世界觀基本上屬於儒家體系，其人生態度是積極入世、渴望有所作為的。同時，他頗能獨立思考，很早便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說教不以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這樣大膽的想法。在詩歌創作上，他起初醉心於李賀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輕倩流麗的詩體，曾仿照它們寫了許多歌唱愛情的詩篇，如《燕台》《河陽》《河內》等。待屢次下第和被人譖毀的遭際向他顯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嶇不平，他的詩便開始表現出憤懣不平之氣和對社會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變以血淋淋的現實打開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創作上都大進一步。這時他寫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詩，批判腐朽政治已相當深刻有力。

詠史詩

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在關於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商隱的詩歌創作，開始時醉心於李賀那種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清倩流麗的詩體，他有意加以仿效而寫了許多歌唱愛情的詩篇。但大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變”，使他目睹了朝官大量被殺、宦官擅權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思想和創作都發生了轉變，寫下了不少批判黑暗現實的政治詩。如表達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憤怒聲討了宦官的罪行，稱頌了敢於反對宦官專權的將領，熱切盼望剷除宦官、恢復皇帝的權力的《重有感》。又如有意效法杜甫《北征》的長篇政治詩《行次西郊一百韻》。

李商隱的政治詩又多半以借古諷今的詠史詩出現。如《詠史》批判了統治者的荒淫、愚昧和無能。《隋宮二首》其一，意在提醒晚唐統治者要接受前車之鑒。又如《馬嵬二首》其二，對唐玄宗為皇帝而弄得眾叛親離，連自己的寵妃也保不住的可悲結局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嘲弄。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賈生》深寓作者對晚唐統治者佞佛通道以求長生，而不恤國事的諷刺和自身懷才不遇的感慨。又如《瑤池》借周穆王諷刺唐代皇帝們求仙，《隨師東》借古事影射朝廷東伐李同捷。

李商隱詠史詩的成功之處，在於注意構思的凝練、取材的精當，巧妙地將歷史與現實融合在一起，或用假想之辭創作出帶有虛構色彩的場景，突破史實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諷刺對象的本質；或抓住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或微物，深入開掘，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與此同時，將自己的感情和議論自然地寓含在鮮明的形象之中，具有濃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長的情韻，達到寓意的深刻性與形象的鮮明性、情昧的雋永和諧統一，增強了詠史詩的藝術表現力。

詠物詩

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於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鬱悶和不安。《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樂游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

無題詩

李商隱的愛情詩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獨具特色。其中一部分表現他與妻子王氏的伉儷情深，代表作為《夜雨寄北》此詩通過對巴山夜雨秋景的描寫，表現了詩人客居異鄉之寂寞和對妻子的深切思念之情。結婚不到12年，李商隱的妻子就死了。他的悼亡追憶之作，如《正月崇讓宅》《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無家而作有家之想，血淚寫成，令人不忍卒讀。

包括大多數無題詩在內的吟詠內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後世最多的關注。《錦瑟》《燕台詩》《碧城三首》《重過聖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格的意境。

李商隱以無題為名的愛情詩，最為人所傳誦，但他的無題詩具有“朦朧”的特點，旨意隱秘。這些以無題為名的愛情詩，包括以《無題》為題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為題的“准無題”詩近三十首。這些詩有的有所寄託，但大部分屬於純粹的情詩。李商隱的“准無題”詩也寫得相當出色。如《錦瑟》此詩貌似詠物，實則詠懷。它隱去了平生所歷具體之事，以錦瑟起興，充分運用了比興、象徵、典故等多種手法，將自己滿腔的憂傷、鬱憤之情，形象而又婉曲地表達出來。

李商隱以無題詩著名。根據《李商隱詩歌集解》里所收詩歌的統計，基本可以確認詩人寫作時即以《無題》命名的共有15首，另有5首在通行的詩集中經常被標為“無題”的（五律“幽人不倦賞”、七絕“長眉畫了”、“壽陽公主”、“待得郎來”、“戶外重陰”），經馮浩、紀昀等人考訂，認為多半是由於版本問題而產生的原題丟失情況，並非真正的無題詩。

有些研究者（如楊柳）認為李商隱詩集中部分有題目的詩也應該屬於無題詩一類，理由是這些詩的題目往往是從詩的首句中取前幾字為題（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詩題與內容本身毫無聯繫（如《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李商隱詩集中可以歸入無題詩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說並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

馮浩在《玉溪生詩集箋注》總結了前人關於無題詩的箋注工作，從中可以看出諸家觀點之大不同：“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持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至實有寄託者多，直做艷情者少，夾在不分，令人迷亂耳。”

應酬唱和詩

在李商隱用於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綯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士》《夢令狐學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綯的關係提供了直接的證據。李詩廣納前人所長，承杜甫七律的沉鬱頓挫，融齊梁詩的華麗濃艷，學李賀詩的鬼異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纏綿、綺麗、精巧的風格。李詩還善於用典，藉助恰當的歷史類比，使隱秘難言的意思得以表達。李商隱《東還》詩膾炙人口，賞讀該詩，可看出李商隱所表露歸去尋師學仙只是一句託辭，所謂學道不過藉此疏解自己內心不平與感嘆自己命運的不幸，更有面對朝政種種荒淫無道的憤慨以及對正一步步走向衰敗的唐王朝的哀嘆。

駢體文

李商隱的寫作，除詩歌以外的成就被論及得較少。事實上，他是晚唐時期最重要駢體文作家之一。這種文體注重文辭的對偶，並使用大量典故，廣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隱在令狐楚的培養下，成了一位駢體文的專家，為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摺、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隱“尤善為誄奠之辭”。由於當時章奏中使用的駢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確，因此對於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長寫作駢體文的李商隱，養成了用典的習慣，因此被認為這是他的詩歌中喜歡用典的原因。

李商隱曾將其駢體文作品編訂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根據《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的記載，李商隱的文集，除了自編兩集，還有另外一些。但前述這些文集，都沒有流傳下來。

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對李商隱的駢體文評價很高，認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駢體文就算全部遺失也不可惜。

李商隱的詩歌能在晚唐獨樹一幟，在於他心靈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品來表現晚唐士人傷感哀苦的情緒，以及他對愛情的執著，開創了詩歌的新風格、新境界。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穠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與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為人傳誦。此外李商隱將含蓄、朦朧的表現手法運用到了極致，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難於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

李商隱詩歌成就最高的是近體詩，尤其是七言律絕。他是繼杜甫之後，唐代七律發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李商隱繼承了杜甫七律錘鍊謹嚴、沉鬱頓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齊梁詩的濃艷色彩、李賀詩的幻想象徵手法，形成了深情綿邈、綺麗精工的獨特風格。如《重過聖女祠》借愛情遇合，於寫景中融合比興象徵，寄寓困頓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將李賀古體詩的奇艷移入律詩，語言綺麗而對仗工整，音律圓美婉轉，意象極美。但他的詩中因愛用僻典，詩的整體意旨往往隱晦。其次，李商隱將人生慨嘆的抒寫向更深細隱晦方面發展，善於用艷麗精工的藝術形式表達惆悵落寞的情緒，詩中充滿了迷茫與悲涼的體驗，作品深婉精麗、韻味深厚，“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富有象徵暗示色彩，有一種朦朧美。如《錦瑟》，關於其詩意，歷來眾說紛紜：有悼亡說、寄託說、戀情說、聽瑟曲說、編集自序說、自傷身世說等多種解釋，表達幽微深遠，具有朦朧美。再次，他的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其心靈的象徵，是一種純屬主觀的生命體驗的表現。李商隱的七絕如《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夜雨寄北》、《夕陽樓》等，較多抒寫身世之感，感情細膩，意境婉約，詩中貫穿著身世和時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鬱情調和憂傷美，在藝術上更是細美憂約、沉博絕麗，在精工富麗的辭藻中，朦朧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思，成為傷感唯美文學的典型。

李商隱的詩歌有廣泛的師承。他悲愴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託手法源於屈原，他詩歌意旨的遙深、歸趣難求的風格與阮籍有相通之處。杜甫詩歌憂國憂民的精神、沉鬱頓挫的風格，齊梁詩歌的精工艷麗以及李賀詩歌的幽約奇麗的象徵手法和風格都影響了李商隱。李商隱的一些長篇古體，雄放奇崛又近於韓愈；他還有少數詩歌清新流麗、純用白描，脫胎於六朝民歌。李商隱善熔百家於一爐，故能自成一家。

李商隱詩歌在《唐詩三百首》中，李商隱的詩作占廿二首，數量位列第四。據《新唐書》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詩》三卷，《賦》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傳。有《李義山詩集》。

李商隱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經考證確認李商隱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但是沒有歷史文獻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隱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係已經相當遙遠了。李商隱在詩歌和文章中數次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這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

李商隱的家世，有記載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擔任過最高級的行政職位是美原（治今陝西省富平縣西北）縣令；曾祖李叔恆（一作叔洪），曾任安陽（今屬河南省）縣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治今河北省邢台市）錄事參軍；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隱出生的時候，李嗣任獲嘉（今屬河南省）縣令。

李商隱一門三進士，李家的第一位進士是安陽君李叔洪。李叔洪是李商隱的爺爺，年十九，一舉中進士第，與彭城劉長卿、清河張楚金齊名。始名於安陽，年二十九逝世，葬於懷州雍店之東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關於李叔洪，史藉記載他的事迹很少。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中記載：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個重陽節，李商隱拜訪令狐綯，恰好令狐綯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隱已曾經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綯陳訴舊情，希望得到提攜，都遭到對方的冷遇。感慨之餘，就題了一首詩在令狐綯家的廳里：“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委婉地諷刺令狐綯忘記舊日的友情。令狐綯回來看到這首詩，既慚愧又惆悵，於是令人將這間廳鎖起來，終生不開。後來又有人說，這首詩使令狐綯惱羞成怒，很想剷除題詩的牆壁，但由於這首詩里有出現了他父親的名字（“楚”），按照當時的習俗，他無法毀掉詩作，就只好鎖上門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隱。

宋·姚寬《西溪叢語》中記載唐末流傳的一個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遊玩，有人提議以木蘭為題作詩。於是眾人一邊飲酒一邊輪流賦詩。這時，突然出現一位貧窮的書生，口佔一絕：“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罷隱身而去。大家都感到驚奇，後來得知，這人就是李商隱的鬼魂。在另一個版本（宋·李頎《古今詩話》）中並沒有鬼魂出現，是一群詩人在長安聚會時，有人朗誦這首詩，大家才發現原來他就是李商隱。

宋·蔡居厚《蔡寬夫詩話》中說：白居易晚年非常喜愛李商隱的詩，曾經開玩笑地說：希望我死後能夠投胎當你的兒子。後來李商隱大兒子出世取名叫白老，這個兒子卻十分蠢笨。直到小兒子出世，小兒子倒十分聰慧，大家都笑說如果白居易投胎，小兒子才是。

宋·李頎《古今詩話》中記載：北宋楊億、劉筠等人互相以詩唱和，創立“西昆體”，以學習李商隱的詩歌風格著名。當時有一位職業演員扮演李商隱，穿著破爛的衣服，對別人說：楊億他們活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聲。有人用這個故事來諷刺“西昆體”詩派對李商隱的繼承是生吞活剝。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聖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讚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遊。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藉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後，不羨王祥有佩刀。”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列傳第一百四十》

《新唐書·卷二百三·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唐才子傳·卷七》《唐才子傳·卷七》

李商隱滎陽墓園位於豫龍鎮苜蓿窪村南200米左右的農田裡，現為李商隱公園。墓冢高4.13米，東西長約10.4米，南北寬約10.6米，東低西高，呈棺木狀。墓冢面南的基部有一窄洞，僅可容身，看似墓道，實際是上個世紀中葉，當地百姓為了躲避戰亂而依墓冢挖下的隱身之洞。據當地群眾講，原來墓冢的西南100米處有小冢一座，為李商隱叔父墓，后被夷為平地，化為耕田。當地政府於1987年1月7日宣布李商隱墓為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

博愛縣的李商隱墓園位於江陵堡村，該村位於沁陽市新店村（古稱雍店）東，在村西北一直有座墳塋，前立墓碑上寫全國文物保護單位李商隱墓，后因全國第四屆李商隱研討會在博愛縣舉辦，在原址上擴建。現墓冢區四周青石壘牆，呈圓形，直徑八米，四周鋪青磚。前樹墓碑，碑首雕作盤龍，碑身正面正中篆書“李商隱之墓”，碑陰上部刻李商隱生平簡介，為中國李商隱研究會第三屆會長劉學鍇撰寫，第四屆中國李商隱研究會會長董乃斌為博愛縣題寫了“李商隱故里”匾額。

晚唐詩歌在前輩的光芒照耀下有著大不如前的趨勢，而李商隱卻又將唐詩推向了又一個高峰，是晚唐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兩人並稱“小李杜”。李商隱又與李賀、李白合稱“三李”。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裡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為“三十六體”。

白居易：“我死後，得為爾兒足矣。”

劉昫：“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為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為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

元好問：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辛文房：商隱工詩，為文瑰邁奇古，辭難事隱。及従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每屬綴，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而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后評者謂其詩‘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瑰妍，要非適用之具’。斯言信哉。...商隱文自成一格，後學者重之，謂‘西昆體’也。

吳喬：於李、杜后，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義山一人。

紀曉嵐《四庫總目提要》：《無題》之中，有確有寄託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誤合為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二字為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

賀裳《載酒園詩話》：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

蘇纓、毛曉雯著《多情卻被無情惱：李商隱詩傳》：“多情卻被無情惱”，東坡這一句詞若孤立來看，正可用作李商隱一生的總括。多情者本已易於自傷，況欲於無情的世界里尋覓情的歸所，而終於無處堪用其情，便只覺得世界辜負了自己。這話對李商隱而言，沒有半分矯情，畢竟他所有的委屈都是應該的，因為這世界當真辜負了他。

李商隱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但是沒有官方的屬籍文件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隱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係已經相當遙遠了。李商隱數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這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

關於李商隱的生年，《新唐書》《舊唐書》均無明文記載，但可憑藉可靠的材料作出推斷。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李商隱作《仲姊志狀》文云：“返葬之禮，闞然不修。至會昌三年，商隱受選天官，正書秘閣，將謀龜兆，用釋永恨，會允元同謁，又出宰獲嘉，距仲姊之殂，已三十一年矣。”由會昌三年上數三十一年。則可知李商隱仲姊死於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而據李商隱會昌四年所做的《祭仲姊文》，我們可知李商隱比其仲姊僅小一歲。所以，李商隱的生年必在唐憲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

關於李商隱的卒年，《舊唐書》本傳載：“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大中為唐宣宗年號，始於元公847年，汔於公元859年。共十三年。這裡的大中之“末”應當是指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根據《新唐書》《舊唐書》，裴坦於大中十一年為中書舍入，至大中十三年尚以中書舍人權知責舉。溫庭筠謫為隨縣尉，正當其時。那麼，所謂“前一年”者，當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李商隱死於這一年。

關於李商隱的墓葬地點，還有三種說法。一處位於沁陽市山王莊鎮廟后村，另一處位於滎陽市豫龍鎮苜蓿窪村南。前者是李商隱的原籍所在地，後者是其祖輩遷居所至的家鄉。由於李商隱晚年生活的資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點還沒有定論。最後一處位於博愛縣江陵堡村。

沁陽李商隱墓的文獻依據是清代康熙年間的《河內縣誌》的古迹圖和乾隆年間的《河內通志·陵墓》里的相關內容。《河內縣誌》里標示出了“李義山墓”的所在地。《河內通志·陵墓》明確記載：“李商隱墓，在府城東。文集內雲祖塋在懷州東郊，今不可考。”

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32首，數量僅次於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維入選29首、李白入選27首。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

李商隱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對後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李商隱的詩歌，尤其是他的愛情詩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晚唐的韓偓等人，宋初的西昆詩人，直到清代的黃景仁、龔自珍，在詩風上均受其影響。此外，唐宋的婉約派詞人，明清的許多愛情劇作家，也都不斷地向他學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隱那些表現傷感情調的詩歌，於凄艷哀婉之中融入身世時世之感，追求一種細美幽約的美，詩而詞化的特徵比較顯著，如題材的細小化，情思的深微化，意境的婉麗纖柔等。這在詩與詞之間搭起了一座過渡性的橋樑。

據葉燮說：“宋人七絕，大概學杜甫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原詩》）北宋初期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隱，經常互相唱和，追求辭藻華美、對仗工整，並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稱為西昆體。在當時頗有影響，但是未學到李商隱詩歌精髓，成就非常有限，影響力也隨著歐陽修等人走上文壇而消失。此外，王安石對李商隱也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一些詩作“雖老杜無以過也”（《蔡寬夫詩話》）。王安石本人的詩歌風格也明顯受到李商隱的影響。

明朝的詩人從前、后七子到陳子龍、錢謙益、吳偉業，都受到李商隱的影響。明、清二朝喜歡寫艷情詩的人更是專學李商隱的無題詩，例如明末詩人王彥泓的《疑雲集》和《疑雨集》》（註：《疑雲集》是否為王彥泓作品集，學術界存在較大爭議）。民國時期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香艷詩也是受到他的影響。

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為李詩作注，清朝初年，朱鶴齡在道源注本的基礎上，刪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補了很多，完成《李義山詩注》三卷。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隱詩歌的完整注本。此後又經過陸昆曾（《李義山詩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屈復（《玉溪生詩意》）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馮浩（《玉溪生詩詳註》）等多人的註解考證，已經能夠對李商隱詩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對於許多詩的涵義仍然沒有定論。關於李商隱對後世的影響，可以參看吳調公《李商隱對北宋詩壇的影響》《李商隱在清代的餘波綺麗》王玉祥《李商隱對蘇曼殊詩的影響》王兆陽《論李商隱的詩對詞的獨特風格形成的影響》劉學鍇《李商隱詩與唐宋婉約詞》等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