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學

近代西方政治學被介紹到中國來，是從19世紀末葉開始的。

19世紀中葉洋務運動興起時，中國人通過洋務派的鼓吹、宣傳，開始對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些了解。但是通過譯書、著書、雜誌、報刊大規模把西方的國家學說、契約論、三權分立、民主、自由、天賦人權等等理念和議會、政黨等等國家制度介紹到中國來的，則是清末維新運動時的事。當時維新運動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都在這方面做過不少工作。嚴復因曾留學英國，故譯、著尤多。戊戌變法，雖以六君子遇難而告終，但興學堂、開書局、辦報紙的維新風氣，卻不可遏止。這時，政治學在西方也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以《政治學》、《政治學史》命名的著作，在歐美及日本均陸續出版。中國維新之士，也就及時地翻譯過來在中國傳播。據統計，從1901年到1904年間，中國翻印出版西方政治學的專著就有66本之多。其中，美國伯蓋斯所著《政治學》就有“譯書彙編”社(1900年)和上海作新社(1902年)兩種中譯本；德國那特？所著《政治學》，也有上海廣智書局(1902年)和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兩種中譯本。此外，還有英國賴烈的《政治原論》，美國威爾遜的《政治泛論》，日本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學大綱》，以及日本浮田和民的《政治學史》等等。

1898年(光緒24年)，也就是戊戌政變這一年的12月，在北京成立了京師大學堂，它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到1903年，京師大學堂的課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這是中國在大學中開設的第一門政治學課。隨後，陸續興辦起來的大學都設立了政治學系。到1948年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在當時全國100餘所大學中已有40幾所大學設立了政治學系，培養政治學專業人才。在這些大學政治學系中教書的著名教授有：張慰慈、高一涵、錢端升、張忠紱、浦薛風、張奚若、張匯文、蕭公權、蔣延黻、周鯁生、李亞農、薩孟武、鄧初民、樓邦彥、吳恩裕、王鐵崖等。

這時期出版的政治學專著，比較著名的有：張慰慈的《政治學大綱》，高一涵的《政治學綱要》、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錢端升的《中國政府》、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風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等。其中如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是較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研究政治學問題的較有影響的著作。此外，中國的政治學者們還於1932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國政治學會。並分別在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召開過三屆年會，至1946年，擁有會員140人。當時積極發起建立或參與活動的中國政治學會的老一代政治學家有王世傑、錢端升、浦薛風、周鯁生、蕭公權、張匯文、張奚若、錢昌照、許德珩等。

總起來說，1949年以前，中國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曾經 取得了一定成績，出現了一批著名學者，出版了一些有價值的著作，也培養了一些政治學方面的專業人才。但是當時在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中，存在著 兩個問題：第一，介紹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對中國問題研究得少，特別是研究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就更少。第二，培養出來的學生，除去極少數幸運者畢業後有機會出國深造，回來在大學找個教職教政治學外，其餘大部分在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方面找工作非常困難。

前面提到，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國已有一些政治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研究政治學。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問題，存在著一些不同認識。有的學者用西方政治學教科書為標準來衡量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從而得出馬克思主義沒有政治學的結論；與此相反，另外一些學者卻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同樣有一個完整的政治學體系。我認為以上兩種看法，都未免有失偏頗。

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根本上說，我認為是政治學的理論。它要解決的主要是政治實踐問題。人所共知，馬克思主義有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指導思想問題，是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基礎理論，因為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點，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的所在，即：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公平的、富裕的、民主的、適宜人性發展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科學社會主義是關於未來理想社會的研究，它涉及面雖然很廣，但關鍵問題卻是政權問題，而政權問題正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社會主義主要的就是政治學的問題。

關於政治學的定義，是一個老話題。近一個世紀以來，各國學者見仁見智，他們對政治學的概念各有不同的界說。但其中也有共識，即都認為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但從國家政權角度來說，它有兩個方面，即奪取國家政權和鞏固發展國家政權。前者是如何革命的問題，後者是如何建設的問題。在西方的政治學著作中，著重研究的是如何建設國家、管理國家的問題，例如研究比較憲法、行政學、行政法、政黨、決策過程、政府機制運作等等問題。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著重研究的卻是如何進行革命的問題，例如革命理論、革命戰略與策略、革命方式與手段等等問題。這兩個方面都是政治學的內容，但各有側重。這是客觀需要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都是革命者，他們當時著重解決的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如何組織起來，從反動統治者手中奪取政權的問題。列寧領導蘇聯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但共產黨掌握政權只有七年，列寧就逝世了。而且那七年確實是內憂外患的七年，因此，列寧來不及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斯大林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反抗德國法西斯戰爭中的功勞不可一筆抹殺，但他犯有許多嚴重的錯誤。特別是在晚年，他深深陷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他也不可能正確總結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和教訓。毛澤東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的28年鬥爭中，在理論和革命實踐上取得了突出的業績，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他此時的貢獻，也都屬於發動革命、奪取政權的前一半。

由此可見，在1949年，當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準備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不能直接給予任何幫助。因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政治學，雖然在奪取政權、發動革命方面有很重要的成就，但作為一門科學，它還缺少鞏固政權、發展政權的重要一半，它還遠不完整。這是客觀的革命實踐使然。這個任務，理所當然地落到後人肩上。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奪取政權的任務已經完成。當時國家面臨的迫切問題，首先是如何建設一個穩定的、高效能的社會主義政權體制。既然中國有著自己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傳統等方面的特殊條件，顯然，只是照搬前蘇聯的一套現成模式並非善策，而且當時已經可以看出“蘇聯模式”本身也存在著不少弊端。

這時，在國內正需要大力開展政治學的研究。政治學藉此時機，理應大有用武之地。然而眾所周知，當時的高等教育體制以前蘇聯的高教體製為藍本，於1952年取消了大學中的政治學系科。與此同時，政治學在新中國，也不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了。

蘇聯當時沒有政治學系，並不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獨創。有些歐洲大陸國家也是如此。許多政治學問題在蘇聯不是不研究，而是他們把國家問題都放到法學中去了。因此，蘇聯大學的法律系，實際上包括了政治系的內容。例如他們法律系有“國家與法的理論”、“國家與法的歷史”等課程，把國家與法律放在一起講。此外，他們的國際法、政治思想史等課程也都在法律系中開設。

當時我國幾十所大學的政治系都是在1952年一起取消的。到了1960年，中蘇兩黨的爭論公之於世，中國感覺到需要大量對馬列主義有較好的理解，並能宣傳馬列主義的理論家，因此全國不少大學，包括北京大學在內，又重新建立了政治學系。但這時建立的政治學系，主要是講授馬列主義基本理論，並不涉及到政治學廣闊領域的其他方面問題。

到了1964年春天，根據中央一個關於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決定，又把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三個政治學系改成了三個國際政治系，任務是培養關於外國政治問題的教學和研究人才。

簡單說來，中國大學里的政治學系是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調整時被取消了。當然，和前蘇聯一樣，關於國家問題、中國憲法、比較憲法、西方議會政府、中國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國際法等等課程，都放在大學法律系裡講授，這些課程並沒有取消。儘管如此，政治學卻不再作為一門獨立科學而存在了。

這裡有一個十分不合邏輯的現象。那就是多年來，中國反覆強調“政治掛帥”、“突出政治”，卻為什麼不要政治學呢？原因在於當時中國過分強調政治的“鬥爭性”，而不講政治的“科學性”。因此不重視，甚至認為根本不需要學者們對政治問題進行認真的研究。

政治科學被否定，30年來，在政治科學領域內的許多問題，諸如關於中國政治制度如何進一步完善，關於立法、行政與司法的許可權及其相互關係，政府結構與體制、黨政關係、國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決策程序、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等等重大問題，均缺乏科學研究，從而長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許多政治行為不能真正按客觀規律辦事，而是往往被主觀隨意性所左右。主觀唯心主義得到發展后，在政治實踐中碰釘子、犯錯誤，自然在所難免。

從1957年開始的“左”的錯誤泛濫的結果，導致了爆發於1966年6月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場歷時十年，波及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使社會主義中國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皆損失慘重的空前浩劫，終於在1976年10月以活捉“四人幫”的方式宣告結束。當時人們歡欣鼓舞，熱烈情況與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取得政權，宣告全國解放時差不多。因此，許多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習慣稱之為第二次大解放。

打倒“四人幫”后，痛定思痛，出現了一系列現實問題被提出來需要認真回答，而這些問題絕不是背幾句教條就能敷衍了事的。例如：

為什麼會出現“四人幫”?“四人幫”是壞人，但把像“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有史以來的空前浩劫，只歸罪於少數壞人的行為，這當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回答。顯然，還應該去尋找更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思想意識上的以及體制上的原因。

總之，現實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急待解決的問題要求給予科學回答。這些問題，包括理論方面和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也包括體制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它們大多屬於政治學研究的範圍，於是恢復政治研究的問題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提出來了。

1983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我並不認為政治方面已經沒有問題需要研究，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這樣，上下結合，中國政治學才得以恢復。

中國恢復政治學研究，是從重建中國政治學會開始的。

前面已經提出，中國老一代政治學家早在1932年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國政治學會，並於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分別召開過三屆年會。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把政治學與法學合併在一起，因此，1953年4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而1932年參加建立中國政治學會後仍留在大陸的老一代政治學家如錢端升、張奚若、錢昌照、周鯁生、許德珩、王鐵崖、樓邦彥等差不多都參加了這個中國政法學會。中國政法學會的第一任會長，是曾經在1945年4月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到舊金山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的董必武，副會長是沈鈞儒、謝覺哉、王崑崙、柯柏年、錢端升。1980年12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國政治學會成立(重建)大會，全國除一些邊遠省市外，有24個省市自治區的15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中共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領導到會祝賀。

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在講話中說：“政治學是一門重要的科學。建國后取消政治學研究是錯誤的，在理論上、實踐上都是損失”。他認為“政治學不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國家、政黨、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關係”。他強調，“要研究人民通過什麼途徑來實現對國家的領導，如何在一切基層單位，即社會組織的任何一個細胞里，實現民主的政治生活，使每一個公民作為主人翁來行使自己的權利；……”

中國著名老政治學家，當時已滿80高齡的錢端升教授在會上的發言頗為引人注目。他認為，蘇聯社會科學的落後與其過分集中而又僵化的政治制度、壓制民主有關。他強調研究政治學應提倡“首創精神”，要“採取一些新的想法，寫出一些新的論著，使得我們的政治學能夠滿足在新的歷史階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夠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對所出現的政治問題作出正確的解答，從而推動我們國家的繁榮昌盛”。他同時提出要發展政治學，創立新的政治學，還必須借鑒古今中外一些優良的制度和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他還舉例說，西方某些國家中央與地方分權問題，就值得中國借鑒。

會議還通過了《中國政治學會章程》，選舉產生了中國政治學會理事、名譽會長、顧問、會長、副會長、常務理事，並任命了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等。名譽會長為錢端升教授及當時已92高齡的鄧初民教授。會長為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友漁教授。

中國政治學會的重建，是中國政治學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全國性政治學會成立后，各省市相繼成立了地區性的政治學會。此後，不斷召開各種政治學專題研討會，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接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若干地方社會科學院也相繼建立了政治學研究所。

中國政治學會重建后，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吉林大學等近20個高等院校相繼 建立了政治學系，培養政治學專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政治學理論的國家重點學科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設立了政治學理論的博士點。

1984年4月，中國政治學會正式成為國際政治科學協會(IPSA)集體會員。1985年7月，中國政治學會派出代表團參加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政治科學協會第13屆世界大會，代表團團長趙寶煦教授當選為該會第13屆執行局委員。1988年8月在華盛頓召開的第14屆IPSA世界大會，中國代表胡奇安教授接替趙寶煦教授任該會執行局委員，併當選為副主席。

政治學恢復以後，有關各種譯著紛紛問世，但報刊的數量不多。中國政治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自1980年起陸續編印《政治學參考資料》，介紹國外政治學有關資料。在此基礎上，於1984年出版《國外政治學》雜誌。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編輯出版《政治學研究》雜誌，《國外政治學》被認為是中國政治學者了解國外政治學的一個重要“窗口”，《政治學研究》則是中國出版的第一種政治學專業學術刊物。這兩份刊物當時都很受學者歡迎，但是在1989年同時停刊。《政治學研究》後來恢復了出版。同樣極受讀者歡迎的上海《政治學信息報》，則早在1988年就停刊了。

20年來，中國政治學著作的出版量很大。首先是政治學教材，在政治學基本理論方面的，如《政治學概論》、《政治學原理》、《政治學基礎》等，至今已先後出版不下五、六十部。此外，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國政府、外國政府，以及各種專題等等，也配合教學需要而相繼出版。其次是各種專題，如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權力制衡問題、民主法治問題、政治發展問題、人權問題、決策問題、現代化問題、市民社會等等，種類及數量都很可觀。

這20年來，還大量翻譯引進外國政治學領域的名著和新理論、新思潮，它們對於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也起了很有益的作用。

1992年9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政治學卷》正式出版。這部書集全國老、中、青年政治學者，費時七、八年之久，撰寫了1000多辭條，共約160萬字。該書的出版，實為中國政治學界一大盛事。

自從中國政治學恢復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以來，在20年中，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服務現實等三方面。特別在政治學研究與實際結合方面，我們看到大批的堪稱學貫中西的中青年學者，已經茁壯成長。他們深入實際，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不斷充實概念，同時與更加多樣化的分析方法相結合，進而提高科研成果的學術品位，達到更好地為當前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服務的目的。研究視野也更加開闊，而且緊密結合當前的政治實踐，研究課題也在向更深層次，更廣範圍發展。從反腐倡廉到社區建設、市民社會，直到擴大基層民主的村鎮選舉研究等等。這一切，都使人感到十分欣慰。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20年來政治學的發展，與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相比，顯然進步很慢，與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對政治學所要求的程度相比，存在差距更大。政治學的發展緩慢，有它一定的客觀原因。例如政治學取消了30年，許多人對它不但陌生，而且還有許多誤解。有人認為政治學是說空話的“學問”，是搞策略、耍手腕的學問，甚至有人還認為是“犯上作亂”的學問等等。同時因為政治學與現實政治的密切關聯，就認為它是社會科學中最具有現實敏感性的學科。有人認為政治學恢復20年來，一直沒能處理好幾個關係，即：學術研究與理論宣傳的關係；民族性與國際性的關係(或稱中國特色與國際接軌的關係)；學術意識與實用傾向的關係等等。我認為這些問題應該說是當前一般社會科學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矛盾，非僅政治學為然；而且它們產生於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背景之下，特別是在整個社會的轉型期，即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轉型，從革命時期向建設時期(或說向和平發展轉型)的時候，矛盾會更加突出，並且它們只能慢慢緩解，不會一時消失。看來，為了使政治學能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們還有許多方面的工作要做。

下面僅就政治學研究工作方面，談幾點個人看法：

首先，政治學研究要想得到社會認同，就必須能回答當前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的問題，提供解決當前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最佳方案。為此，就要求中國的政治學工作者，能夠立足於中國現實，深入下去，腳踏實地做大量艱苦的調查研究工作，要做認真的社會抽樣調查，要定性分析，更要定量分析。要熟悉中國國情，再研究問題，才能弄清問題的癥結所在。

其次，政治學研究要努力達到本身科學性的要求，不能使科學性的要求屈從於一時的需要。政治學研究只能靠堅持自身的科學性來為現實服務，如果只知唯上、唯書，不能擺脫干擾，或者甘做輕氣球，隨風轉，則它本身就變成了偽科學，用偽科學來服務於現實政治，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大幫倒忙。會嚴重敗壞政治學研究的聲譽。

最後一點，政治學研究同任何其他科學一樣，不能固步自封，必須面向世界，敢於引進外國政治學的新理論、新方法，進行研究、驗證，以便參考、借鑒。特別是在中國國內中斷政治學研究的那30年中，正是西方政治學大發展的時期。根據國際政治科學協會(IPSA)的統計，二戰以後30年內，世界各國政治學的研究機構增加了7倍；各國發表的政治學論文與報告增加了3倍；各國專業政治學者也增加了3倍。這30年中，西方政治學者都做出哪些成果，我們需要了解，我們要補這一課。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要敢於引進西方那些行之有效又能為我所用的東西。然而這個問題，多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還解不開的鬱結，認識上曾經多次反覆。前幾年，社會科學各學科都為譯介西方學術理論著作而做過努力，但是卻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詬病。其實馬克思主義從產生時起，它就是開放的，作為科學理論，它從來不是封閉的。人所共知，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吸取了人類科學文化的優秀成果而產生的，它本身要發展，也就不可能拒絕從當代人類優秀的科學文化成果中汲取營養。那麼，西方的學術著作，一切都是好的么？當然不是。它們之中也確實不乏牽強附會、甚至荒謬絕倫之作，但是不能因為偽劣製品的存在，就拒絕與優秀成果接觸。同時，我們應該相信人民群眾，相信專家學者在他們所熟悉的專業範圍內，對是非、善惡、美醜，具有一定的鑒別能力。

中國政治學的百年征程，走過來的是坎坷、泥濘的道路。直至今天，也很難說它已步入坦途。但是中國政治學未來肯定會得到長足的發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需要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