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居英
1982年任引灤入津工程總指揮
劉居英，1917年出生，吉林省長春市人。參加一二九運動后，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過北大團支部書記，後到豫西工作。1937年到山東，自萊蕪地區組織抗日武裝。1951年入朝，任志願軍鐵路管理局局長、中朝聯合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司令員。1961年，陳賡逝世后，劉居英繼任“哈軍工”院長。“文革”后，劉居英擔任過海軍政治部主任，最終回到鐵道兵任副司令員。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一級解放勳章。
2015年12月6日5時45分，劉居英在北京301醫院逝世，享年98歲。
劉居英（1917~2015）是吉林省長春市人，又名劉志誠，1917年出生。北京大學肄業，1936年他參加一二九運動后（參加一二九運動的23名將軍中，有不少在參軍前已具有大學文化程度。比如還有李偉：清華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李東野：北平東北大學，吳愷：南開大學和中央航空學院，吳濤：中國大學，謝雲暉：北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過北大團支部書記。後到豫西工作。1937年到山東，在萊蕪地區組織抗日武裝。次年與徂徠山起義部隊會合，任團政委。劉居英后擔任山東分局社會部部長、1940年初，山東分局派劉居英赴湖西處理“肅托”事件的善後事宜。後任山東省民主政府秘書長兼公安總局局長。解放戰爭時期，他隨肖華赴東北，出任長春市市長、吉林省政府秘書長、吉黑支隊政委。劉居英有一段時間從事鐵道工作，先後任哈爾濱鐵路局長、瀋陽鐵路局長、長春鐵路局長、東北鐵路總局副局長、中長鐵路管理局局長。
1951年劉居英入朝，歷任志願軍鐵路管理局局長、志願軍前線運輸司令部司令員、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副司令員兼朝鮮鐵路軍管總局局長、中朝聯合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司令員、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獲朝鮮一級、二級國旗勳章。
朱瑞(右)和劉居英在哈爾濱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上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叱吒風雲的美軍反法西斯名將，他1880年1月16日出生在美國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個軍營里，父親是一名陸軍上尉。從小在軍營里長大的麥克阿瑟，崇軍尚武、熱愛軍隊，1899年經過不懈地努力他如願以償地考入了世界聞名遐邇的西點軍校，在西點他受到了極正規、極嚴格地訓練，加上自己刻苦努力，終於出脫為西點軍校公認的最優秀的學員之一。麥克阿瑟是美軍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為數不多的將領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出任陸軍第二十四師參謀長，屢立戰功，被軍中公認為“是戰爭中最勇敢無畏的軍官之一”。戰後，30歲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出任了西點軍校校長，在任期間，為西點的教學改革奠定了現代化軍事教育基礎。他所制定的“責任、榮譽、國家”六字校訓，歷經100年不衰，至今仍是美國軍人奉行的準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太平洋戰場上，麥克阿瑟戰績卓著，他率部隊像趕豬一樣把日本侵略軍從東南亞一直趕到沖繩，成為二戰后舉世仰慕的英雄。躊躇滿志的麥克阿瑟在朝鮮挑起戰端后，這個被勝利沖昏了頭的71歲的美國佬，倚仗美軍裝備先進，具有強大的制空權，作為遠東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上將，在成功地導演了“仁川登陸”的奇迹后，又制定了一項對付我軍弱點的“空中封鎖交通戰役”（即“絞殺戰”）計劃。
在“絞殺戰”計劃里，他們妄圖對志願軍和人民軍後方所有要地，軍事設施以及交通運輸線實行毀滅性的所謂“地毯式”的狂轟濫炸。道格拉斯·麥軍阿瑟還口出狂言，要在三個月的以內，摧毀朝鮮北部地區所有的鐵路運輸系統，一舉切斷我志願軍後方運輸補給線，割裂我軍前後方之間的聯繫，窒息我軍作戰力量，以此作為政治籌碼，協助其軍事上停戰談判的需要。
“大軍未到，糧草先行”，這是古今中外的軍事家都深諳的道理。我志願軍入在開戰之初，在後勤運輸與供應上，受到麥克阿瑟“絞殺戰”的嚴厲打擊，幾乎被美帝國主義掐斷了脖子。朝鮮戰爭是我軍第一次在異國領域裡進行的作戰。由於戰場條件遠不同於國內，朝鮮地域狹小、人口稀少，無法就地保障幾十萬大軍的供應。志願軍所需糧秣、被服、裝備全靠國內用鐵路運來，由於敵人仗著空中優勢，對我補給線狂轟爛炸，戰爭的物質保障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當時，不僅彈藥不能及時地運上去，就連部隊的口糧也難以為繼。志願軍在數九寒天，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里，有的部隊甚至穿著單衣，有時幾近斷炊，彈藥也供應不足的條件下，入朝十個月，連續打了五次戰役，共殲滅敵人29萬，並將敵人趕回到“三八線”以南。但要想繼續擴大戰果，像對付國民黨蔣介石部隊那樣，大踏步前進和後退，大口大口吃掉敵人，也難以做到！只能一點、一點的消滅敵人。這個“一點、一點”小到營以下。毛澤東同志稱之為：“零敲牛皮糖”。
如何儘快地提高後勤及裝備保障水平，擺在了志願軍領率機關的面前。為了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全面勝利，彭德懷同志決心突然以往對後勤工作管理的思維定勢，打破我軍編製的常規，在志願軍指揮機關，創建後勤司令部，全面指揮後勤供應問題，並報請中央軍委任命洪學志同志為司令員，主管軍事物資、裝備的調配及所有軍事物資的運輸的指揮問題。鑒於當時的後勤指揮工作的重點在於運輸，物資從國內運輸不到朝鮮，什麼保障都談不上！運輸工作是後勤保障的最關鍵的環節。洪學志同志深感此項工作責任重大，要對付狡猾老道的世界名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決非易事！在幹部中挑來挑去，最後選中了我軍鐵道兵年輕的運輸專家，當年只有34歲的劉居英同志，任命他為志願軍前方鐵道運輸司令員兼政委，另兼鐵道軍事管理局局長，全面負責志願軍地面運輸問題。
劉居英，原名劉志誠，吉林省長春市人。193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8月，考入北京大學化學系，參加北京大學黨支部工作、擔任共青團北京大學支部書記、參與領導“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6年2月，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36年8月，任中共北方局豫西特派員，積極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宣傳黨的主張。同年10月，組成豫西工作委員會，配合紅軍北上和東進。1937年1月調回北京，做宋哲元部（29軍）地下黨工作。同年5月，調東北特別委員會任組織委員，“七七”事變后，到太原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10月，到山東萊蕪地區組織抗日武裝，任萊蕪縣委書記。同年12月，與徂萊山起義部隊會合，合編為山東抗日游擊第四支隊，劉居英任支隊第一團政治委員。1 9 3 8年9月，調山東省委，負責統戰工作，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社會部部長，1940年任山東民主政府公安廳廳長，被選為行政委員。1943年任山東省政府秘書長兼山東省公安總局局長。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 1月，任長春特別市市長。同年12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吉黑支隊政治委員。1946年2月，任吉林省政府秘書長，同年1 2月，任哈爾濱鐵路局局長。1948年12月，任瀋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1949年2月，任軍委鐵道部瀋陽鐵路局局長，東北鐵路總局第一副局長，迅速恢復東北地區鐵路交通，保證了部隊入關作戰的軍事運運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5月，任中長鐵路管理局局長同年1 0月，任東北軍區運輸司令部司令員，抗美援朝戰爭中，保障鐵路運輸，及時調運部隊及作戰物資入朝。1951年8月，任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簡稱聯運司）副司令員。1951年1 2月2 3日，為粉碎美軍在鐵道線上進行的“絞殺戰”，加強前線搶修、運輸，高炮部隊的組織指揮，聯運司成立了中期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前方運輸司令部（簡稱前運司），劉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由瀋陽移駐朝鮮，組織指揮鐵道兵團4個師另一個團、高炮部隊3個師另6個團、鐵路工人萬餘人。形成鐵路搶修、搶運與高炮防護三位一體緊密配合、粉碎“絞殺戰”，保障了鐵路運輸和前線補給。劉居英為創建“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取得抗關援朝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1954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副院長、1961年任軍事工程學院院長，1966年3月，軍事工程學院改名為哈爾濱工程學院，劉居英任院長兼黨委書記。1972年6月，任海軍政治部主任，1977年入中央黨校學習。1978年5月，任鐵道兵副司令員，參與組織指揮部隊修建青藏、南疆、通霍、兗石鐵路。1982年，任引灤入津工程總指揮。1987年1月離職休養。
劉居英是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55年被授於少將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
1988年榮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劉居英，吉林省長春人，1917年生。1935年以化學單科100分的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就讀於化學系。年輕時代的劉居英思想活躍，追求正義，崇尚革命，在北大讀書前就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國難深重，日寇入侵華北，在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在一二·九運動中，劉居英是一個十分活躍的積極分子，運動中遊行時，大個子的劉居英扛著大旗，威風凜凜地沖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此時他是北大團支部書記。后因國民黨搜捕，被迫轉移到豫西，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豫西特派員。后因抗戰形勢的需要，受黨組織派遣，來到山東根據地。劉居英來到山東，正值我黨在山東大舉抗日義旗之時，他在萊蕪地區組織抗日武裝，次年與徂徠山起義部隊會合，任團政委。後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社會部部長、山東省民主政府秘書長兼公安總局局長抗戰勝利后，劉居英隨羅榮桓到東北，1945年後，任長春市市長兼衛戍司令部政委，東北民主聯軍支隊政委，吉林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哈爾濱鐵路局、瀋陽鐵路局局長，東北鐵路總局第一副局長。建國后，任中長鐵路管理局中方局長。抗美援朝開始，劉居英率鐵道兵部隊入朝，開始了他的鐵道兵生涯。
1951年8月，劉居英上任伊始，正趕上由美軍及其同夥，包括英國、法國等18國軍隊組成的所謂聯合國軍，開始對我軍大規模地遂行“空中封鎖交通線戰役”（即“絞殺戰”）計劃。當時，敵方在軍事裝備上佔有絕對優勢。美軍投入戰場的各種類型飛機共1100餘架。其中，用以攻擊我軍集結地域、後方基地、交通樞紐以及運輸車輛的兵力達50%以上。到7月份，美空軍兵力又增加到24個大隊又10個中隊，擁有各類型飛機約1700餘架，且飛機作戰性能也大有提高。戰役最激烈時期，美軍每天出動220多架B－29轟炸機，每架攜帶15噸炸彈，當飛機集群起飛時，整個天空像發生了蝗災時大批蝗蟲起飛、遮天閉日，昏暗的天空上投下的無數炸彈像冰雹似地落向我軍所控制的鐵路、公路、橋樑，響聲震天，彈片和各種碎片在空中飛舞，到處是一片廢墟。有人統計，在我軍鐵路路基上，平均每7米就落下一顆炸彈。在交通樞紐處，敵人還投下許多定時炸彈和子母彈，用以殺傷我搶修人員，或破壞我已經修好的公路、鐵路和橋樑。對公路、鐵路兩旁的樹林，美軍更是投入大批的凝固汽油彈，燒毀樹林，使我軍車輛無法隱蔽。形勢極端嚴峻！
我軍入朝初期的情況是，當時是既無空軍，又無防空兵器，更沒有防空經驗。入朝初期僅有一個高炮團，共36門高炮，第一批入朝的6個軍共計有18挺高射機槍。本來，蘇中兩黨協議，指望戰爭開始，蘇聯會派空軍來朝鮮參戰，事到臨頭，斯大林又變了卦。這時，志願軍早已集結到鴨綠江邊待命，朝鮮戰局危如累卵，為了顧全大局，志願軍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還是出了兵。所以志願軍在對敵空軍爭奪制空權的鬥爭中，開始時處於被動狀態，只能是採取消極的偽裝、隱蔽、疏散等防護手段，較大的作戰行動和後勤保障，只好在夜間用夜幕掩護下進行。偏偏在這要命的關頭，天公也出來搗亂，1951年8月，朝鮮北方天降暴雨，山洪暴發，到處是洪水。部隊一方面要組織抗洪，另一方面還要組織運輸，在天災人禍雙重打擊下，我軍車輛損失很大。從1950年10月25日入朝算起到11月8日止，僅僅半個月時間就損失汽車339輛，占我汽車總輛數48%。在第一到第三次戰役期間，志願軍的糧食供應僅為部隊總需求的25%，彈藥只能做到重點補給。
臨危受命的劉居英，面對嚴峻的形勢，覺得自己肩上的擔子沉甸甸的！為了完成運輸任務，他必須勇敢地同老牌的名將麥克阿瑟鬥智斗勇！劉居英制定了積極防禦的戰術，他決定先在諸兵種協調上下工夫，努力使鐵道兵成為合同軍隊的一員，力圖擺脫孤立挨打的被動局面。在志願軍本身沒有現代化的防空力量的條件下，劉居英指揮鐵道兵，採用各種土技術、土手段，想方設法搶修鐵路橋樑與線路。在被炸地點，讓工兵和汽車運輸部隊，組織人員使用人力進行漕渡或實施分段倒運。所謂漕渡，就是在河水裡用人力拉縴的方法搞運輸，這是我國古代交通不發達的條件下，在大運河里運輸的方法。分段倒運，就是使用人挑肩扛、人力車、馬車一起上的辦法。總之，為了保持鐵路運輸不因局部鐵路被炸而中斷運輸，什麼原始的、古老的辦法都用上了。戰士們還創造出“出格”的調度辦法，晚上趁敵人轟炸的間隙，鳴槍為號，讓幾輛火車，像趕羊一樣快跑，迅速通過水下“暗橋”。“暗橋”就是戰士們在河流水面下修的隱蔽性橋樑，由於橋修在水下，敵機看不見。就這樣，部隊巧妙地把一部分被阻的彈藥和後勤物資運上前線，有力地支持了前方戰場的武器、彈藥和生活物資的後勤補給。當然，這種補給離志願軍的需求還相差很遠。
中央時刻關注著志願軍裝備的改善，為了更加有力地反擊敵人的“絞殺戰”，1951年9月前後，軍委從國內調來了3個高炮師，用以加強志願軍地面防空力量，與此同時，我年輕的空軍也開始投入了反“絞殺戰”的戰鬥，這樣我軍的防空力量一時大為增加。這些部隊統一配屬給劉居英指揮。在空軍和防空部隊的有機配合下，劉居英指揮鐵道兵在加強搶修的同時，不斷總結戰士們反“絞殺戰”鬥爭經驗，創造了“列車片面續行法”。所謂“列車片面續行法”是在鐵路運輸受阻地段，抓住有利時機，敢於打破鐵路運輸傳統的發一列貨車，回一列空車的慣例，將裝滿物資的重車，一列接一列的連續發現，使各種物資在一個區段上得到了源源不斷地續行，搶得了時間。因為，打破了去一返一的慣例，所以稱為片面續行。這就保障了彈藥、糧秣及冬裝能及時送到前線。此階段通過封鎖區的物資達15400多箱，初步改變了我軍前線的供給面貌。
劉居英
在抗美援朝戰史上，鐵道兵的這段英雄業績，被稱為：“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劉居英將軍就是鐵道兵的總指揮。他是我軍所有將領中，最早體會到高技術戰爭威力的第一人，也是第一個在高技術戰爭中，以智取勝的第一將。筆者這樣講，也許有人講，當時高技術戰爭還沒有出現。但這只是在名詞上的界限。現今，高技術戰爭的重要特點是，戰爭雙方作戰部隊不直接接觸，採用的技術手段是，遠距離平台和精確打擊相結合。朝鮮戰爭中，美國發動的“絞殺戰”，就是以強大的空軍為基礎，把飛機作為作戰平台，至於精確打擊，當時，雖然做不到，但他們採取了地毯式的轟炸，其威力也不亞於精確打擊技術。
劉居英將軍這段經歷，對以後他在哈軍工的辦學，無疑增加了各種思想上的準備。朝鮮戰爭培育了他，使他成為獨具超前眼光的軍事教育家。成功的軍事教育家，就是要像鄧小平同志所精闢指出的那樣，“面向世界、教育要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即能夠預見未來戰爭的樣式的變化，預見未來武器的發展方向，以及對未來戰爭樣式的影響。抗美援朝結束，1954年春，從前線歸來的劉居英由周總理親自推薦，出任哈軍工第一副院長，協助陳賡同志主持日常的教學和科研等各項工作。歷任軍事工程學院副院長、院長。文革復出后出任海軍政治部主任，鐵道兵副司令員等職。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一級解放勳章。
口述者：劉居英（原 哈軍工 第二任院長）
訪問時間：2005年2月
陳曉楠：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中國，有一所大學與當時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齊名。因為坐落在哈爾濱，人們習慣地稱這所學校為“哈軍工”，而它的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
這所學校，曾經凝聚了毛澤東時代所有關於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夢想，有一百五十多位將軍，三十九名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以及更多的時代精英都曾經在哈軍工度過難忘的時光。這樣一所學校，僅僅在成立了十三年之後，就湮沒在中國的政治風雲之中。
一九六六年，哈軍工被迫退出軍隊序列，隨後而來的肢解、搬遷，終於使這所高等學府不復存在，成為中國教育史上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劇。而四十幾年後的今天，哈軍工這個名字也幾乎已經湮沒在人們的記憶中了。
如果歷史真如人們所說，是過去與未來的對話，那麼我們的講述人劉居英將軍的回憶可能有了更深刻的意義。曾經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院長，劉居英記憶中的哈軍工，更像是一個傳奇，烙印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曲折而艱辛的歷史中。
這所學校，由開國大將陳賡創立於一九五三年。那時，這所學校的創立是中國辦學史上的奇迹。怎樣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建成？對今天的人們來說，是哈軍工第一個難解的謎題。而這個謎題的答案，要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朝鮮戰場說起。
劉居英：我就講哈軍工，一九六六年四月一號以前是哈軍工，以後就不是哈軍工了。咱們那個同學到底爭氣不爭氣，所以我一看，我死能瞑目，我很高興。
陳曉楠：一九五○年，毛澤東用“唇亡齒寒”四個字就概括了出兵朝鮮的意義。從那時起，劉居英奮戰在朝鮮戰場上。他親眼見到，中國軍隊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所付出的巨大的傷亡代價，這個代價也讓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成立二十幾年來，第一次認清了這樣一個事實。
劉居英：美國傷亡很大，我們傷亡也不小，確實不小，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我也參加了。我們這個隊伍是能打仗的，美國不如我們。但是，我們傷亡大，就是美國裝備現代化，各軍兵種聯合作戰，部隊的演習是現代化的。我們呢，基本上還是以步兵為主的隊伍，扛著步槍，機關槍進去的。當然也有炮，解放天津，淮海戰役也繳獲了不少炮，但是不配套；坦克有幾輛，也不太多；飛機那時候我們剛成立，剛訓練；海軍軍艦根本不能到海邊上去，一江山島那兒一打，打沉了好幾個。
所以，我們屬於以步兵為主的這麼一個軍隊。打敗了蔣介石倒是真的，但是，他也不是合成軍隊。但是美國是個現代化的軍隊呀。有許多都是絕對優勢的，制空權基本在人家那兒啊，我們還用打蔣介石的辦法把他包圍起來了，人家坦克車開道，嗚嗚一開走了，比我們兩條腿跑得快得多。
那個仗還要繼續打，所以我們的部隊急需變成現代化的軍隊。這是解放軍哪，一個大的飛躍，非這麼幹不成，不這麼干我們國家政權鞏固不了，出事我們解決不了啊！犧牲的人太多。所以這就是兩個問題，一個裝備，我們自己那時候不能生產啊，飛機也不能生產；第二訓練，給你裝備之後，誰開呀，怎麼打呀，壞了誰修啊。現代化裝備可以花錢買，勒著肚皮花錢可以買，但是交給你，你能夠維護，能夠使用，能夠根據這個基礎再研究、設計、製造、創造，這一批還是軍事的技術幹部，高級的，沒有這個，現代化保證不了。
所以，黨中央開會決定使軍隊邁一大步，現代化的一大步，跨越式的。所以就決定成立這麼一個學校，正規的學校，訓練高級軍事技術幹部，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緊急成立，緊急調幹部，指定陳賡，你干這個事。陳賡那時候是志願軍代司令員。
作為當年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學員，陳賡是當時著名的“黃埔三傑”之一。那一年黃埔軍東征失敗，陳賡救下了想要自殺的蔣介石，冒著生命危險把蔣介石從火線上背了下來。此後陳賡成了蔣介石的侍從參謀。然而，當他從蔣介石叛變的屠刀下救出黃埔的所有共產黨員后，他與這位前校長成了終生的敵人。
在劉居英的記憶里，他對陳賡更進一步的了解，卻是在五十年代的朝鮮戰場上。當時的陳賡，是中國人民志願軍代司令員，劉居英是志願軍鐵道兵司令。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在這場戰爭中見識到世界上最為現代化的軍隊的力量。
一九五二年，朝鮮戰場上勝負難料，陳賡被一紙委任狀急召回國。毛澤東說，限你三年之內把學校辦起來。而此時，除了一些來自蘇聯的專家，陳賡一無所有。據說，他曾在某次會議上抱拳請所有人多多幫忙，然後就一路北上，將學校的地址，選在了哈爾濱。
從五二年開始建，五三年九月一號就要開學，五二年建十萬平方米，五三年也計劃建十萬平方米，九月一號才建到六萬，學生剛進來，就這麼樣開的學。那個地方天寒地凍啊，冬天說搬墳，搬了四千多個墳。
陳曉楠：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陳賡成為哈軍工的第一任院長。這位行事果斷、迅速的將領，為了哈軍工的籌備建設，曾經為一紙批件將周恩來堵在廁所中。周恩來無奈地說，你真應該寫到自傳里。而陳賡過人的膽識更體現在全國調集教員的時候。劉居英說，那時哈軍工的教員，被人們戲稱為“八國聯軍”。
劉居英：真正搞軍事，飛機、大炮、軍艦，搞這個的，在中國學不著，但是在外國留學的可以學著，人家有這個學校啊。所以有些人就回國了。蔣介石那時候也收容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人家回來了。但這些人哪，都說“八國聯軍”啊，都是從英國、美國、德國、義大利、日本這些地方回來的。要按那時候來講，這複雜得很了，誰也不敢用啊。但是我們軍工，陳賡那時候考慮，非用不成，沒有怎麼辦哪？都讓蘇聯人上課，上課誰懂啊？現學俄文，他不教怎麼辦啊？所以這個都來了。
陳曉楠：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哈軍工正式成立了。此時的劉居英，還作為志願軍鐵道兵運輸司令，奮戰在朝鮮戰場上。那時的他並沒有想到，此後不久，他將和哈軍工這所著名的學府結下不解之緣。
對劉居英而言，一生中有兩個學校對他影響至深。一個是青年時代，他曾經以數學一百分的成績考取了當時的北京大學。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之後，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選擇，投筆從戎，走出學校參加革命，後來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成為一名軍事將領。
一九五四年，劉居英從朝鮮戰場上回國，這一次，他將要再回到學校中去。
劉居英：解放戰爭進入東北的時候，我是從山東過去的，大軍過江，我們是指揮所的，搞小船過渤海，十個師啊。後來到東北，我搞軍運，支援朝鮮搞運輸，也經過很多戰鬥。大學生學得不怎麼樣，打仗還可以，我五四年四月份回來的，朝鮮打仗啊。陳賡當時是哈軍工的院長兼政委，所以他也想擱個人，他管大事，擱個人給他頂著日常工作。所以，在中央開會就提出來，說得找這麼個人。還說，這個人難整啊，軍隊都是農民暴動起來，一個大字不識的很多人，去哪兒找這麼個人？還幸虧有這麼一個，我這個臭名遠揚，我進過大學，北京大學啊。陳賡說，這個人成，這個人腦袋成，他也能打仗。陳賡贊成，這樣給我委任了，中央定的。
陳曉楠：這是當年毛澤東親筆書寫的委任狀，從此，劉居英成為陳賡的助手，哈軍工的副院長。一九五五年，劉居英成為中國幾個最年輕的開國少將之一。那時的哈軍工，已經開始聲名鵲起。在劉居英印象中，哈軍工的招生工作也開始有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風波。
劉居英：開始的時候我們是招軍內的幹部，後來軍內不夠用了，所以到了一九六○年的時候，就決定從地方大學里優先保送錄取。正趕上那個時候是大躍進哪，大 躍 進各方面都要工程師，各軍兵種那更不用說了，這個說我得建一百艘軍艦，那個說我建一萬輛坦克，那工程師就多了。就有一所軍事工程學院啊！所以，一九六○在廣州開會的時候，羅瑞卿總長開會，說，你們需要多少人哪？一統計，需要三十七萬，三年之內需要三十七萬軍事工程師。軍事工程學院一年要產十三萬，我哪來那麼多？母雞下蛋也得喂呀！不成啊！後來逼得說，這兩年你奔一萬人干。其實開始的時候，工程學院的定額是四千學生。這麼設計的，一年招八百人。所以，六一年招了二千九百人，先前又招了二千二百人，加一塊是五千一百五十人。這樣招人，等級下降了。
根據我們的教學計劃，技術課上的比清華還多，我們的數學課比北大數學系還多呢。我別的不懂，高等數學我都學過。我一看不成，數學系三年級學生的課程，那麼多，到這時候教學質量下降啊，學生學不下去，自己要回家跑。所以留級了七八百，處理了五六百，這叫“瀉大肚子”，所以，六二年的時候，我們就嚴格招生標準，不能低。所以，這一年招了好學生，都在地方學生中招的。北大、清華、哈軍工，全國最有名這三個學校，當然都要招好學生。六二年招生我還親自下手去上海選好學生。那時候就和清華有點小矛盾了。全國統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你想要多少。我想要多少？其實我跟蔣南翔（當時的教育部長——編者）還很熟啊，我們“一。二九”一塊兒幹起來的。爭學生，我們的招生老師，當時教育部長蔣南翔還挺好，說，你們倆吵什麼？後來我們就互相拉勾了，你要點，我要點，後來傳成佳聞了。我說，我們沒啥矛盾，就是都要點好的。
陳曉楠：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哈軍工已經與清華、北大齊名。那個時候的哈軍工在人們的心中，還帶有一點神秘的色彩。當時的開國元勛們，他們的子女或者親屬，很多在哈軍工就讀。十大元帥中有七位元帥的子女，十位大將中有六位大將的子女、親屬就讀“哈軍工”。有人說，哈軍工幾乎成為“將門相國之後”的專門學院。
陳毅的兒子陳丹淮，也曾經是哈軍工的一名普通學員。在一次訪談中，他曾經提到過當年報考哈軍工的經歷。實際上，即使身為幹部子弟，一樣要有優異的成績才能通過哈軍工幾乎苛刻的招生考試。“硬碰硬”的過程，和普通學生絲毫沒有分別。
劉居英：開始的時候，高幹子女考得很好的也是很少數，過我們錄取線的人比較少。後來，六一年大躍進了，擴大招生了，錄取線下降了，那時候哈軍工也有名了，清華、北大、哈軍工，都有名，老百姓都知道了，所以幹部子女都願意考。這時候考試標準也下降了，在合格以上進來了。但是最後的時候，到六二年一整頓，不合格的該留級的，該退學的，這裡幹部子女也不少。有的來人說，我們再學一期？不成，學不好，不成了。
那時候有反應啊。這些子女一退學，家長不願意呀，以為能望子成龍。所以就講，你這個軍工是不是也講階級了？你們軍工是不是沒有階級觀念哪？我們這些子女，那紅的，紅家庭的子女，跟做企業的經理的子女一樣看待，所以成了階級路線如何如何。
陳曉楠：在許多不同的記述哈軍工歷史的書中，對哈軍工成立的意義幾乎有著同樣的觀點。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成立，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第一所諸兵種，多學科，綜合性正規高等軍事技術院校的誕生。的確，雖然早在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創建了船政學堂，由此開始了中國軍事技術學校的歷史，近百年間，只有哈軍工的成立和出現，實現了中國軍事面向現代化發展的跨越。
然而，具有開創意義的哈軍工，在它把肩負歷史命運視為己任的時候，政治風雲的變幻莫測卻成為它意想不到的束縛。有人說，在十三年裡，哈軍工一直是帶著鐐銬起舞。在劉居英的記憶里，當時教學中最大的困難，就是政治運動帶來的干擾。而這種教學與運動的鬥爭，一直持續到哈軍工時代的最後一刻。
陳曉楠：劉居英說，哈軍工有兩個黃金時代和兩個倒霉時代。區別就在於政治運動的多少。因為哈軍工痴迷於教學，所以總是運動中不合格的那一個。第一個倒霉時代是五十年代末，哈軍工第一次被扣上了教條主義的帽子。從此，哈軍工就總要想一些“鬼主意”，來對付運動對教學的衝擊。
劉居英：五七年反右派，五八年大 躍 進，五九年反右傾，所以就來個反教條主義，推翻我們這個教學組織。說，這是教條主義。北京開反教條主義會議，我們參加會議上，我覺得沒法說，我哪有教條啊？所以就沒遞上這個發言稿，就成了罪狀了。說，你全是用蘇聯辦法訓練的，你不教條怎麼著？這回來又讓我們自己反，就是整開了，讓我們取消這個，服從運動，來點什麼運動就停課。
這個時候我就跟陳賡商量，我說咱不能幹，所以就沒幹。沒幹好就挨批呀。五七年反右派開始，劉有光在家，我出門到蘇聯去參觀去了，沒太干，大概挨批了，這個學院怎麼不反右派？我回來以後一著急，反了，一反還反錯了，所以受一次損失。
反完了之後，還得恢復，還要干。我把工作人員和教員、學員完全分開，學員、教員，上課的人別搞運動，上完課回來慢慢再運動。工作人員，除了值班管事的，大多數全天運動。我不是也搞運動嘛，你說我沒搞運動，天天運動，這是最主要的一個辦法。後來上邊來人了，說，你非停不成。不能再上課了，那只有不上課了。不上課怎麼辦？運動只有兩個禮拜，兩個禮拜有辦法，一個是星期天，一個是假期我不開了，我補，這不又上來了。有時候學生必須參與運動，好，學生參加三天，你使勁給我運動，所謂要運動，貼大字報，一個人二十張，都貼完之後上課去，這不也挺熱鬧嘛？
陳曉楠：第一個倒霉時代還沒有結束多久，一九六○年，中蘇關係的破裂，使哈軍工又一次遭遇危機。蘇聯專家突然撤走，蓬勃發展的哈軍工因為支援分校建設，師資力量已經分散，而新的任務又如此艱巨。
劉居英：我們要搞兩彈一艇，原子彈、導彈、核潛艇，奔這個目標下來了。教學力量減少了，任務全是新的，有的根本都沒門兒，原子彈誰知道，誰也沒見過，哪本雜誌、書上都不寫。蘇聯專家不告訴，走了，跑了。我們就通過各種關係搜集資料，一點一點的。那些老教授來研究，開會、討論，先學習，后編書，這麼訓練。那個時候我曾有一句話，我說，哈軍工存亡在此一舉，整不好就要滅了，沒了。那個老教授直出汗，周祖同累得趴地下，他還原子彈原理，他哪見過原子彈啊！他搜集各種雜誌，德國的，英國的什麼，搞一點，搞一點，還有居里的。還有很多教員都這樣干。
這時候，我們研究機關有任務了，中國要想在地球上站住了，第一個，人造衛星要上天，第二個，原子彈要打下，第三個，洲際導彈要出來。我們學生剛訓練哪，有的訓練兩年級，三年級，連窩端。別訓練了，就這幫人，挺好，都給我，那個導彈發射基地，就是馬蘭那個。我們一個班五十四個人，二年級就去建設那個基地。還有原子彈研究，生產原子彈的工廠，那叫基地，我不講多少號了，在渺無人煙那個地方，我們一個年級一百多個人全給他了。從一年級起到四年級，都給他了，等於這系一半兒都給他了。這幫人在那邊參加研製，奮鬥，加上自己的知識，加上哈軍工精神，艱苦奮鬥，有的搞了三十、四時年哪！
九○年的時候，我到四川看我們那幫人，都白頭髮了，問他們二級部研究院，我說，怎麼樣這些人？他們說，全靠這幫人了，來的時候年輕，都五十多了，真奮鬥終身哪！所以，哈軍工的畢業生，為什麼說有名呢，最後這看到結果了。說你工廠有名沒名，你看海爾，看你的冰箱啊，我把冰箱打開一看，不壞，海爾很好，名譽就上了。哈軍工也看產品，就是學生。
後來，哈軍工扒了軍裝，文化革命把我們打散了，整個學院給分散，消滅了，這個我不用講了。那麼學生到底怎麼樣，後來我也看到了，我們整了半天，出一身汗，咱們那個同學到底爭氣不爭氣？我一看，死能瞑目了，我很高興，確實不壞。我對你講，不是我吹，那一窩端去搞原子彈生產工廠，最後1964年10月10四號在那個發射島發射，從生產基地把原子彈押送到基地去，從基地掛到一百二十米的架子上，離開之後回指揮所按電鈕的，就是我們的學生。第一顆原子彈押送，掛起來，發射，是哈軍工的學生，姓韓。第一顆人造衛星，指揮，創造，發射，也是我們的學生。洲際導彈，我不講多少號了，打幾千公里那個，外國人很害怕那玩藝，我們自己設計，不是蘇聯的。
陳曉楠：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澤東曾為即將成立的哈軍工題寫了一篇《訓詞》，《訓詞》中說，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然而，十三年後，哈軍工的仰仗劉居英卻發現，掌握和駕馭技術，也就是知識，成為哈軍工遭遇滅頂之災的重要原因。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對當時的哈軍工而言，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這一天，哈軍工所有的幹部、教員、學生，在校園裡默默地摘下了代表著軍人身份的帽徽和領章。從這一天開始，原來意義上的哈軍工已經不存在了。
劉居英：哈軍工有名啊，不是哪一個人乾的，是我們黨乾的。最大的困難，最大的障礙，就在這正常的教育、訓練，這樣的嚴格要求的訓練和秩序，與政治運動的矛盾。那個時代呀，不斷地有政治運動。來一次運動，反正我們就是運動里那些不合格的。什麼教條主義，什麼右派，右傾啊。最後，哈軍工成了四比一，四個突出，突出毛澤東思想，林彪突出政治，我們不突出政治。黑樣板，頭一個就是哈軍工。所以，最後文化革命拿哈軍工開刀，先在這開，有道理的。
陳曉楠：1961年，陳賡因心臟病，在五十八歲生日的前一天去世。四個月後，劉居英成為哈軍工的院長。在以往所有與政治運動的對抗中，哈軍工沒有輸掉過一節課。然而，到了1964年，劉居英才明白在那個時代，哈軍工已經不知不覺輸掉了自己的命運。
1964年10月的長沙會議，是哈軍工悲劇的起始點。一場軍隊院校大整風，哈軍工是不合格的頭一名。因為如此，後來林彪的一封電報，硬生生扒掉了哈軍工的軍裝。
劉居英：那是1964年的10月。我知道的，是國防科工委路揚拿著當時林彪的電報。電報很簡單，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退出軍隊系列。就這個，交地方，黑龍江省。就這個。什麼也沒說，怎麼繼承也不知道，沒別的，就這個。
事先我不知道，沒人告訴我。可能有人知道，因為有人要跑。我看長著腿都要走。別人都走，我走不了啊，所以最後的時候人都走了，就剩我了，哎，就剩我了。
文化革命那時候批的，什麼“兩老辦院”啊，，那時候可都是罪狀，都是我的罪狀，說好的，就不是我的了。那個時候我就是總後台呀，修正主義總後台，哈軍工，所有知識分子總保護傘就是我啊，所以不鬥你斗誰啊，那是應該的。
陳曉楠：叫什麼都行，就是別用軍事兩個字，是當年哈軍工推出軍隊序列得到的唯一答覆。文革中，北京大學貼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打倒了劉居英的哥哥，當時的北大黨委書記陸平。第二天，劉居英就被當街揪斗。
中蘇邊境發生了珍寶島事件后，毛澤東說，要準備打仗。在林彪發布“一號命令”，要求緊急戰備，哈軍工就得到了一紙南遷的通知。原來的學院被打散，主體遷往長沙。文革中，劉居英在牛棚中受盡苦難。而此時的哈軍工，甚至有教學樓淪為馬棚。只是為什麼哈軍工會有這樣的遭遇呢？
劉居英：因為我們那地方是搞修正主義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張春橋講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都是“禁用詞語”。張春橋他們講的。我是這幫人是保護傘，走資派。
為什麼這所那麼有名的軍事工程學校，會突然被迫退出軍隊序列，繼而在文革間遭遇搬遷，肢解這樣不尋常的滅頂之災？從而不復存在。原因究竟是什麼？已經成為一個未解之謎。是六十年代左傾思潮下的悲劇，還是權利鬥爭下的犧牲品？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歷史的陰差陽錯？當我們向劉居英將軍，這位曾經與哈軍工共命運的老校長追問事情的原因時，他回答我們的卻是沉默和憤怒。對他而言，這是他一生中最為痛心的事情。他只能選擇沉默來表達他的憤怒與惋惜。
所有不為人知的真相，依然鎖在回憶當中。今天的我們，也只能從字裡行間去尋找，去思考。然而無論事實真相是怎樣，就像一位校友在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哈軍工留給他們的，不僅僅是一種懷念。
陳曉楠：如今，八十八歲劉居英居住在北京。在他的客廳里，只有這樣一張照片掛在牆上。當他幾年前回到"哈爾濱工程大學"，也就是當年哈軍工的舊址，一群學生將他圍在了中央。攝影師在這一瞬間按下了快門。
如今，遷往長沙的哈軍工成為"國防科技大學"重新發展起來，劉居英依然每年都會回到哈軍工原來的舊址去看一看。
那個地點現在是"哈爾濱工程大學"，是一所地方大學，是由當年哈軍工的“海軍工程系”發展而來的，那個地方還是很好。那塊土地上，每一粒土都值得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