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經濟體制
混合經濟體制
混合經濟(Mixed economic system)下各項指標走勢混合經濟屬於經濟體制範疇,它是在基本經濟制度既定的條件下,為促進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而由一系列有機聯繫並相互制約的機制、制度、組織、決策等方式而形成的複合體。混合經濟是多種所有制結構、多種經濟主體、多種資源配置方式、多種市場結構、多種分配方式的混合。實踐證明,無論哪一種純粹單一的經濟形式,都不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效率的提高。
所有制的演進
私人財產資本主義所有制。這是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原型,它以雇傭勞動為先決條件,雇傭工人勞動是私人財產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也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私人財產資本主義所有制也是市場機製得以運行、發揮其調節作用的前提。
市場機制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主要有:①界限明確的產權;
②企業之間的完全競爭;
③企業可以自由進入和退出市場。
市場機制對於私人財產資本主義所有制是最有效的運行機制。這是因為:第一,這是一種完全的私有制,產權界限極其明確,所有制中的佔有、使用、處置和收益四種權利都完整地歸所有者所有;第二,這類企業通常都為小型企業,因而競爭比較完全,無法形成壟斷;第三,這類企業按照優勝劣汰的規則,自由地進出市場和產業。但是,私人財產資本主義所有制也存在著顯著的缺點,主要有:第一,它不能適應專業化的大規模生產.因而無法獲得規模效益;第二,它不能解決企業外部性問題;第三,所有者個人承擔的風險過大。這些缺點不僅限制了大規模生產技術的運用,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場失敗和經濟波動。
股份制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這是為了克服私人財產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缺點而發展起來的。它可以獲得私人財產資本主義所有制不能或難以獲得的利益,這些利益主要有:大規模生產的規模經濟;由外部性內在化所產生的收益;風險分散化的好處;降低交易費用;管理專業化的收益等。股份制的資本主義所有制,不僅可以獲得上述利益,而且這種制度創新的成本大大小於其收益,因而這種制度顯示了其獨特的結構:所有權擁有者是眾多的個體持股者;股東大會行使所有者主權;由董事會指定高級管理人員。股份制公司顯現出“小型共和國”的系統——持股者是全體選民,董事會和管理組織則是行政機構。股份制公司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股份制是在資本主義體系自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揚棄,是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個過渡點。
股份制資本主義所有制雖有規模經濟,形成了巨大的企業與企業集團,但它在本質上與私人財產資本主義所有制一樣,除了關心自己的利益並使這種獲利能力能長期持續發展之外並不承擔任何社會性的功能。這些社會性的功能主要包括:公平財富分配,維持充分就業,防止自然壟斷的利潤被少數人獨佔,城鄉與區域的協調發展,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以及國民經濟增長與國民財富增加等。這些社會性的職能只能由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來承擔。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之所以能承擔社會性功能,是因為這是一種由國家強制建立的“共有制”。這種“共有制”的優勢在:第一,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安排,每個參加者都要受到政府權力的約束而不能自由退出,因此,政府可以實現由自願談判不能實現的方案;第二,由政府組織的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可以比其他所有制具有更大的生產組織規模,可以在更大範圍實現企業效益的社會化,使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可以承擔起各種社會性功能;第三,作為一種“共有制”,它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力與制度的安排,承擔起協調社會各個利益集團與群體矛盾的社會性功能。
混合經濟體制下的城市發展
二次大戰后,國家資本主義與大戰前有了很大變化。大戰前由國家建立企業主要是為了推進工業化,大戰後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其任務已不是實現工業化,而是承擔起各種社會性功能。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建立,主要採用三種方式:①政府直接投資;②對私有企業實現國有化;③政府控股私有企業。通過這些方法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在結構上具有如下特徵:勞動力只具有雇傭工資地位,管理功能由國家和國家機構指定的機構來行使,收益權被政府所佔有。在當今資本主義經濟中,作為資本主義所有制原型的私人財產所有制仍然具有相當活力並以相當的規模存在著;股份制資本主義所有制經濟已成為經濟的主導力量與主要形式;國家資本主義作用力與影響力越來越大。
混合經濟體制的產生
伴隨著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演進,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也逐漸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經濟體制。何為經濟體制,有著不同的含義。美國的格羅斯曼定義為:具有一定經濟特點的組織安排,包括各個參加者按照規章和規則從事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組織安排。莫里斯·傅恩斯坦認為,體制就是被某些有規律的相互作用或相互依賴形式所聯合起來的客體、觀念或行為的集合。維克拉夫·霍爾索夫斯基的看法是:聯結起來形成一個功能整體的客體集合即為體制。埃崗·紐伯格和威廉·達菲等人認為,經濟體制是由經濟決策權在社會成員間的分配,經濟信息傳遞的機制與渠道,當事人之間的經濟關係三組互為補充的社會關係構成。以上幾種關於經濟體制的定義雖有所區別,但它們的共同點都在於把經濟體制理解為經濟活動參加者的組織及其發展的複合體。混合經濟體制。如果把經濟體制看作是社會經濟活動參加者的組織及其發展的複合體,那麼,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則表現出明顯的混合經濟特徵。要給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混合經濟體制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是十分困難的,現在關於混合經濟體制的定義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將混合經濟定義為資本主義特徵與社會主義特徵的並存;第二類把混合經濟定義為市場因素與計劃因素的混合;第三類則把混合經濟定義為國家藉助宏觀經濟政策和政府組建的公共部門而進行的市場管理。這三類定義各有合理成份與缺陷。第一類定義看到了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在體制上有相融相通的一面,但是畢竟將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相混淆;第二類定義把握住混合經濟體制最重要的方面,但由於定義過於簡單,不能揭示出混合經濟的全貌;第三類定義反映出當今政府及宏觀調控政策對於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但也沒有能揭示出混合經濟體制的最重要特徵。
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混合經濟的特徵進行了研究。提出了新的見解,其中,尤以華民先生的定義更為完整準確。他認為:混合經濟是當代西方國家的社會目標補足私人目標,以政府經濟政策補足個人經濟政策,以政府調控補足市場調節的一種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國家與市場,政府與企業和個人通過職能分工與合作,以實現國家經濟的穩定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筆者以為,如果人們進一步地解放思想,拋棄在經濟體制上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水火不兼容的對立觀,那麼,華民先生關於當代西方國家的混合經濟體制的定義是適合今天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
一是社會組織結構特徵相似。當代西方國家社會組織主要有三大力量:大企業——規模巨大的企業與商業銀行的緊密結合,在國家經濟事務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大工會—— 隨著工業組織的大型化發展而來的強大工會,與大企業進行著較量,以要求改善工會成員的地位;強勢政府 — — 需要有一個強勢政府來緩和和有效調節大企業與大工會之間的矛盾衝突。於是,大規模的企業,大規模的工會組織和規模不斷擴大的政府部門就成了現代混合經濟體制下的西方各國所共有的組織特徵。
在中國,經過建國50多年發展特別是20多年的改革開放,大型的國有企業、大型的三資企業和規模不斷擴大的民營企業,以及世界上的跨國公司到中國的落戶,使大企業在中國經濟事務中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以維持職工權益為基本宗旨的中國工會組織,不僅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會員.而且大規模地向“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個私企
業發展,地位與影響力不斷上升;中國各級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承擔的責任和擁有的權力.在調控社會矛盾中的作用,都顯示了強勢政府的特徵。這樣的社會組織結構,選擇混合經濟體制來發展經濟,是必然的結果。
二是產權結構特徵相似。雖然西方國家的經濟被稱之為私有制。但是,今日西方國家中公共和准公共品生產的產量卻很大,而且佔比在不斷提高。而且大部分的西方國家,還出現了一系列國有化的部門,尤其是在一些自然壟斷的部門,國有化的現象極其普遍。這種情況導致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權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私有產權與公有產權並存,而且公有制經濟保持著相當規模,這是西方國家混合經濟體制的又一基本特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發展成公有經濟、三資企業、民營經濟、個體私營經濟等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格局,公私並存的產權結構,混合經濟體制更適合之。
三是資源配置方法相似。傳統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中,資源配置用的是單一市場機制,但單一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方法亦存在著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分配不公,形成壟斷和與社會福利相衝突等弊端。二次大戰後,西方工業化國家在資源配置上已放棄了單一市場手段而採用計劃手段與市場手段並用。因此,市場與計劃兩種手段並用成為所有西方國家混合經濟體制的重要特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資源配置已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在宏觀調控中計劃是重要手段之一,市場機制與計劃手段並用,使中國的經濟運行規則已逐步與世界經濟運行規則接軌,並與西方國家混合經濟體制中的資源配置方式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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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國家與市場和企業的分工原則相似。在傳統經濟下,國家與企業和市場是對立的,因為它們的行為邏輯各不相同。企業的行為邏輯是追求利潤極大化;“市場的邏輯是將經濟活動集中在便於發展生產並獲得高額利潤的地方;而國家的邏輯則是獲取並控制經濟增長及資本積累的進程。”但在今天西方國家混合經濟體制下,自由企業,有效競爭的市場和國家的干預都是不可缺少的,少了其中一個要素都不能算混合經濟,都不能有效解決經濟與社會問題。那麼,在混合經濟體制中,國家、市場和企業的矛盾是如何解決的,或者說它們是依據什麼樣的原則進行混合,才能使相互間的衝突降到最低點,而使相互間的互補性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現在,西方混合經濟體制國家依據的法則是:個人、企業和市場能夠解決的經濟問題,或者它們能以高於政府干預的效率來解決的經濟問題,原則上都由個人、企業和市場來解決;政府則從事那些個人、企業和市場所不能、所不願從事的經濟活動,以及那些由政府來干預效率要相對個人、企業和市場要高的經濟活動。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市場建設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都取得重大進展,在構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中,已確定了企業制度、市場機制和政府管理體制三個組成部分的運行原則是:企業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是創造財富和形成競爭力的源泉;市場機制是配置資源、調節供求、優化結構的基本方式;政府是維護公平競爭、保障經濟主體合法權益、保持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制度建設者和保護者。企業制度、市場機制和政府管理體制相互支撐、相互補充、制約和促進,三者的協調關係和改革的均衡推進,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由此可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國家、企業與市場的分工原則,是與西方混合經濟體制是相似的。以上四個方面的比較,可以看到,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認真學習借鑒了包括西方國家混合經濟體制在內的人類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一切文明成果,構建了以公有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在這個基礎上混合經濟的運行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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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政治結構對各國混合經濟體制的影響。如一個國家的雇傭勞動者和其他低收入階層的選舉力量增強,公民權利的擴大,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會組織的日益強大,必然要求政府在食品、住房、教育、醫療、就業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提供更多的補貼。在這種社會結構上的混合經濟體制中政府“公共性”的職能與宏觀調控的力度就會強化。
經濟意識形態對各國混合經濟體制的影響。經濟意識形態是指與經濟有關的思想與價值觀,它可以通過不同方式影響經濟體制。它影響經濟體制的目標及目標選擇;影響體制的機構、手段和利用它們的方式;影響對目標、機構和手段變化的態度等。在英國和北歐等國的混合經濟體制中,公平與效率相比,公平被置於更重要的位置,因此,以政府再分配為核心的福利國家制度是實現公平目標的基本手段。美國將充分就業目標置於國家宏觀經濟調控首位的混合經濟體制,顯然是受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強烈影響;而日本強調國家發展導向的混合經濟體制,則是明顯地是在經濟意識形態上受到德國的“經濟國家主義”的影響。在多種因素作用下,構成了今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各具特色、互有差異的混合經濟體制,它們的主要代表是:①以美國為典型的國家需求管理型的混合經濟體制;②以英國和瑞典等國為典型的福利國家型的混合經濟體制;③以德國為典型的社會市場型的混合經濟體制;④以法國為典型的強調供求管理的指示性計劃型的混合經濟體制;⑤以日本為典型的國家發展導向型的混合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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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與高效利用是經濟活動的核心問題。從資源的配置方式看,有完全由市場機制或完全通過國家計劃這兩種不同的基本模式。單一市場機制離不開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配置資源是由市場價格體系這隻“看不見的手”通過自由競爭來完成的,價格體系不僅決定於供給需求關係,同時又對供求關係有著巨大的反作用,價格體系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著導向作用,幫助經濟主體作出最佳決策,使資源在微觀領域得以最優配置。但是,要使市場經濟完成資源合理配置這一重任,需要三個最起碼的條件,即經濟主體完全理性、市場出清與完全信息。而以上條件實際上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不可能完全具備,同時市場機制又存在經濟外部性、公共物品無力提供、壟斷經營、價格剛性、收入兩極分化及信息不對稱等問題,這一切決定了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活動中不可能達到最優境界。至於通過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也是利弊並存。從理論上看,計劃調節可以在總體上保持國民經濟按比例協調發展,在全社會範圍內動員和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進行重大建設,有利於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促進生產力合理布局,有效調節社會收入分配關係等。但傳統的高度集中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計劃體制,是建立在排斥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基礎上的,計劃內容無所不包,計劃許可權高度集中,計劃形式以指令性計劃為主,計劃實施靠行政手段。計劃指標不能真實地反映社會供求關係,帶有很大盲目性;計劃管理缺乏彈性,計劃調整常常滯後於經濟形勢的變化;計劃手段單一,沒有靈活性,國家很難通過計劃手段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純粹的市場配置模式與純粹的計劃配置模式都有自身無法彌補的缺陷,選擇市場配置與計劃調節相結合的第三種模式成為必然,但傳統的觀點認為,計劃與市場是水火不容的東西,不可能有機地結合起來。事實上,計劃或市場只是社會配置資源的兩種方式或兩種手段而已,與社會制度及經濟制度本身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二者可以發揮同一職能作用——配置資源的作用。因此,計劃與市場可以同時並存,相互替代部分功能,彌補對方的缺陷,共同實現合理配置資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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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家是一個非經濟生產單位,它存在於經濟運行之外,僅作為一種外部環境因素間接地影響市場經濟進程。它的主要活動在於制定有關法律、法規,起著維護市場秩序的功能。但自由市場經濟是在自發調節機制下運作的,客觀上必然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滯后性、無序性和非穩定性,如果任其發展,可能會產生外部不經濟、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公共物品提供障礙、競爭機制遭到破壞、宏觀經濟較大波動等弊端。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已經從經濟活動的外生變數進入經濟體制內部,成為一個影響經濟發展的內生變數,即公共經濟部門。自由市場經濟的二元主體結構逐步演化為混合經濟的三元主體結構。
國家作為一個經濟主體,不僅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手段來間接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同時還通過自己掌握的經濟資源影響社會生產與消費過程。國家主要通過向企業和家庭徵收各種稅收構成自己的收入,再運用轉移支付和直接購買等形式構成自己的支出,它的收入與支出不僅起著平衡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關係的作用,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形成了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三部門經濟循環。
從全社會角度看,由於競爭性和壟斷性的存在,市場經濟是由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構成的混合市場結構。一般而言,在完全競爭市場中,既定的資源可以得到較大產量和產品,平均成本較小且價格最低,資源配置效率較高,但生產規模較小。與完全競爭相對的市場結構是完全壟斷,壟斷企業可以在高價少銷或低價多銷之間作出選擇,它們往往限制產量、提高價格。以獲得壟斷利潤,從而成為流通領域里的剝削者。因此,在很多情況下壟斷者受到抑制。但壟斷也可以帶來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所以,在自然壟斷行業,壟斷仍有存在的必然性。
以上兩種市場結構在現實經濟中是不多見的。更多的是介於二者之間的壟斷競爭市場與寡頭壟斷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廣泛分佈於輕工行業,企業之間競爭較為充分,資源利用率較高,產品花色品種繁多,可以滿足不同消費層次的需要。寡頭壟斷主要分佈於重化行業,雖然企業數量較少,但競爭壓力同樣較大,企業間的相互依存性與相對穩定性明顯增強,寡頭壟斷企業生產的平均成本相對提高,但規模效益十分明顯,它們有雄厚的財力、物力及人力,因而有利於促進技術進步。
混合經濟體制還表現在不同經濟運行層次上的混合,即社會經濟是由微觀和宏觀兩個運行層次組成的,在微觀層次上,市場機制通過“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調節家庭和企業的經濟行為,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宏觀運行層次上,政府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看得見的手”的作用調節經濟活動,保證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以期實現宏觀經濟穩定。此外,在收入分配方式上,則是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素分配為輔、國家運用稅收和轉移支付調節手段相結合的混合分配方式;在經濟決策過程中,又表現為自下而上的分散決策與至上而下的國家集中決策相混合。
混合經濟體制——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體制構建與特徵。公有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這一論斷,不僅是對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充實和完善,而且為人們探索構建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經濟體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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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穩定宏觀經濟的功能。
作為中國經濟制度的基礎與經濟體制的主導,公有經濟在穩定宏觀經濟上具有重要的功能。①政府可利用公有經濟來增加總需求;②政府可利用公有經濟來安排就業;③政府可利用公有經濟來控制利潤水平和物價水平,進而減少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壓力。
2、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
公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與份額,它所具有的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主要表現為:①公有經濟中的國有經濟,由於有國家財政為後盾,因而具有承擔巨大風險投資的能力,並通過這些投資來消除國民經濟發展中的瓶頸,或者健全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各種基礎設施,從而加速經濟發展;②通過國家計劃的指導,國有企業可以按照政府部門的意圖而布局在某些特定地區和特定產業,從而使那些相對落後又極需發展的地區和產業得到迅速發展;③國有企業不完全受最大利潤目標的支配,加之資本雄厚,因而它們在發展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3、控制市場壟斷和防止壟斷收入歸少數人所有的功能。
在市場經濟中,壟斷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市場壟斷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某些產業天然就適合壟斷(自然壟斷);二是幾個大企業可以通過聯合而形成壟斷。為了防止壟斷和壟斷收入落人少數人手中,除了制訂反壟斷法規之外,在有關產業中,尤其是在適合自然壟斷的產業中建立的國有企業,可將壟斷收入收歸國有,中國的壟斷行業基本上都是公有經濟。
4 、提高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功能。
中國的公有經濟,尤其是其中的國有企業,在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方面,發揮著極大的功能。這是因為,國有經濟在國家的直接幫助下,能比較容易地進入國際經濟中那些難以進入的領域;大型國有企業由於擁有巨大的規模,電容易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同時,得到國家支持的國有大型企業也較容易在國際競爭中擊敗對手。
發展範圍
政府可以通過對國有企業的控制、影響與指導,並運用國有持有的穩定宏觀經濟的功能來保證政府目標和政府經濟政策的實現。如在通貨緊縮時通過國有企業的擴大投資,或在通貨膨脹時通過國有企業產品價格的降低穩定經濟;通過國有企業的布局或國有企業的兼并、轉產等,實現政府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和產業政策等。
2、執行政府計劃的手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社會矛盾,緩解、調控和解決這些矛盾,是黨和政府的重要職責和重要工作。公有經濟在協調社會矛盾中承擔和發揮著特殊的責任和功能,尤其足在國有企業中,國有企業以國家僱主代替私人僱主,從而消除了勞資雙方的直接對立,為穩定社會大局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生產的不協調等矛盾,都可以通過國有企業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解決。
4、國家與社會利益的維護者。
國有企業在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作用上,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
①減少外國資本對中國工業的控制。中國組建的大型國有企業集團,對於防止外國資本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混合經濟體制
④一些不適合完全由市場方式來運作的公用、鐵路運輸這類規模經濟或外部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行業,由國有企業經營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才初步構建。因此,中國的混合經濟體制還是低級階段的,尚存著許多缺點和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擇重點而析主要有三:
1、不同所有制與不同配置資源方式混合得不夠和諧。
作為多種經濟成份並存、多種調控方式並存的混合經濟體制,要達到運轉靈巧成本低效益高,關鍵在於混合和諧而成為一個有機體。所有制,其調控方式也是多樣化,但是,其不和諧性也十分突出。主要是:
①公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間的壁壘還比較嚴重.不少領域仍然限制民營經濟進入,同時,公有經濟的體制改革尚未到位,也影響了其在市場的自主性;
②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種配置資源的方式,不能有機組合,計劃經濟的慣性仍然很強,市場的無序化與過度競爭又得不到有效遏制。
2、政府行政管理體制與職能明顯不適應。
混合經濟體制
3、收入分配關係尚未理順。
收入分配是混合經濟體制中的一個事關全局的關係,西方混合經濟體制國家高度重視對收入分配的調控,儘管它們也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但是,不能否認它們在這方面取得的成效,這也是二次大戰以來西方國家相對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收入分配體制與機制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收入分配關係一直沒有能理順。在當前,這個問題又有突出性的表現,主要是: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過份擴大,農民和城鎮部分居民收入增長緩慢,部分群眾生活很困難。國有單位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和內部平均主義嚴重的局面並存,有的收入分配約束不力,部分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失控,公務員與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調整未能真正分離,職工工資外收入過多、過濫,職務消費不受制約,個人收入的透明度不高。總的說來是分配秩序混亂,監控體系不健全,政府運用稅收槓桿調節收入差距的力度不夠。這是中國混合經濟體制中當前最需引起高度重視並加以解決的問題。
此外,在國有企業改革,壟斷行業的改革,金融稅收財政體制,以及就業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方面,尚存在著許多問題。正是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說明人們離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還有很大距離,中國的混合經濟體制還是初步的,不成熟的。這些問題的存在,需在改革發展中解決,同時,學習借鑒西方混合經濟體制中的成功經驗,對人們也是大有裨益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屬於混合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就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問題作出了決定。認真研讀該《決定》可以發現,文件所描述的一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實是以市場為基礎,以國家計劃干預為主導的混合經濟體制。即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政府則通過法律、行政手段保證市場交易得以順利進行的社會秩序,通過財政、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和財政政策熨平經濟周期,通過匯率和關稅等手段處理國際經濟關係。如果說與歐美國家的混合經濟有所不同的話,不同在於,中國仍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只是希望“股份制”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國家除了公共管理職能外,還對部分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能。顯然,這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二十多年來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確認改革的目標模式是這樣一個與歐美各國相近又有區別的混合經濟體制,這在理論上有著重大意義。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者一直在主張市場可以自動解決一切問題,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而且似乎中國改革的方向也是越來越多地讓市場發揮作用,小政府、大社會,小小政府、大大社會,直至政府完全消失。由於這些新自由主義者如厲以寧、張維迎、江小涓、林毅夫等在社會上一直非常活躍,似乎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很大,因而給人的印象是,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純粹市場經濟體制。
那麼,為什麼《決定》所確認的改革目標模式不是一個純粹的市場經濟體制,而是一個以市場為基礎,以政府調節為主導的混合經濟體制呢?因為市場經濟並非像新老自由主義者論證的那樣,可以實現交易雙方的雙贏,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是一種供求平衡的均衡經濟。相反,由於交易雙方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對稱,交易結果總是有利於強勢方,使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直至兩極分化;同時,則是一大部分企業被淘汰,少部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效應,規模越來越大,壟斷一國乃至全球經濟;並且,經濟總是處在繁榮和蕭條的交替中,或者大量生產資源被配置到過熱的產業中,能力閑置,產品過剩;或者產品供不應求,產生暴利和巨富。翻開各國經濟史,上述市場經濟特徵便一目了然。正是因為市場經濟內在的不穩定特性和兩極分化特性,所以國家力量不得不出來干預、調節,減少兩極分化,放慢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的過程,熨平經濟周期,並且在本國經濟力量處於弱勢時,採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使本國企業獲得成長壯大的利潤空間。因此,歐美國家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都是混合經濟體制。
然而,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混合經濟體制是難以忍受的。他們認為,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壟斷(政府各部門都提供獨此一家的服務或管理)存在,就有計劃存在,就有權力存在,就有壟斷和計劃的弊端存在,就有權力尋租存在。如此,則“看不見的手”就是受限制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就將繼續存在,改革就是不徹底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經濟學上的老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把國家作為罪惡的淵藪,其最徹底者甚至把歐美的福利國家也稱為“通向奴役之路”。這樣,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就面臨一個兩難選擇:或者承認改革不徹底,將目標模式定為混合經濟,那麼,就必須承認國家、計劃、壟斷、權力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更進一步,則必須承認,“看不見的手”不能自動地通向社會利益最大化,惡不能自動推動歷史進步,這樣,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就全面瓦解;或者堅持改革徹底化,否認任何國家調控力量的必要,從而抨擊混合經濟體制。
事實上,任何務實的而不是極端的經濟學家,都不僅能認識到計劃經濟的內在缺陷和市場經濟的優點,而且能認識到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和計劃經濟的優點,從而承認有雙重缺陷、也有雙重優點的混合經濟體制的必然性。當然,由於存在雙重缺陷,混合經濟體制既不像純粹的市場經濟那樣能夠得到市場神學的支持,也不像純粹的計劃經濟那樣,能夠得到計劃神學的支持。市場神學與計劃神學都能夠得到大多數頭腦簡單的人的支持。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不是以市場排斥計劃,或以計劃排斥市場,而是如何盡量減少混合經濟體制的缺陷,儘可能發揮混合經濟體制的優點。這是心態平和的、不走極端的結論。從這個意義上,將改革的目標確定為這樣一種混合經濟體制,的確意味著“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重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