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散文

所謂“彈性”，是指這種散文對於各種文體各種語氣能夠兼容並包融合無間的高度適應能力。文體和語氣愈變化多姿，散文的彈性當然愈大；彈性愈大，則發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於迅趨僵化。現代散文當然以現代人的口語為節奏的基礎。但是，只要不是洋學者生澀的翻譯腔，它可以斟酌採用一些歐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潑些，新穎些；只要不是國學者迂腐的語錄體，它也不妨容納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簡潔些，渾成些。有時候，在美學的範圍內，選用一些音調悅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語，反襯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顯得更生動而突出。

所謂“密度”，是指這種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數內）滿足讀者對於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當然密度愈大。一般的散文讀者，或因懶惰，或因平庸，往往不能維持足夠的密度。這種稀稀鬆松湯湯水水的散文，讀了半天，既無奇句，又無新意，完全不能滿足我們的美感，只能算是有聲的呼吸罷了。然而在平庸的心靈之間，這種貧嘴被認為“流暢”。事實上，那是一瀉千里，既無漣漪，亦無回瀾的單調而已。這樣的貧嘴，在許多流水帳的遊記和瞎三話四的書評里，最為流行。真正豐富的心靈，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步步蓮花，字字珠玉，決無冷場。

所謂“質料”，更是散文作者從不考慮的因素。它是指構成全篇散文的個別字或詞的品質。這種品質幾乎在先天上就決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譬如岩石，有的是高貴的大理石，有的是普通的砂石，優劣立判。同樣寫一雙眼睛，有的作家說“她的瞳中溢出一顆哀怨”，有的作家說“她的秋波暗彈一滴珠淚”。意思差不多，但是文字的觸覺有細膩和粗俗之分。一件製成品，無論做工多細，如果質地低劣，總不值錢。對於文字特別敏感的作家，必然有他自己專用的辭彙；他的衣服是訂做的，不是現成的。

現代散文的年紀還很輕，她只是現代詩和現代小說的一個幺妹，但是一心一意要學兩個姐姐。事實上，在現代小說之中，那散文就是現代散文，司馬中原的作品便是一個例子。專寫現代散文的作者還很少，成就自然還不夠，可是在兩位姐姐的誘導之下，她會逐漸成熟起來的。

在風格上，散文不只是橄欖、清茶，因為“韓潮蘇海”原為古文可羨之境界。在篇幅上，我認為散文甚至可到六七千字或更多。散文不必守住輕工業，也可成為重工業。在語言上，我認為酌量使用文言與西化句法，可增加文體的彈性。我的文體觀是：白以為常，文以應變，俚以見真，西以求新。文體富於彈性，散文家才能呼風喚雨。

無論是詩或散文的創作，我取法的典範首先是中國的古典，其次才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與西方文學。古文教會我如何掌握凝練、整潔，白話教我如何做到自然、親切，英文教我如何經營層次井然、長而不亂、富而不雜的複合句法。我致力追求的文體，是用女媧鍊石補天的洪爐來煉倉頡的方磚，與源出希臘、羅馬的西歐拼音文字相融。我相信只要得法，混血更美，合金更貴。

在散文的語言技巧上，更追求多元的彈性，認為語言應文白互補，句法應長短相濟，分段忌四平八穩，題目應別出心裁。不少作者西而不化，句法冗長，標點太少。英文用標點，為方法所需；中文標點，不可拘泥文法，而應依照文氣。其間的差別，許多散文家似乎從未留意。

在中國古代，散文是與韻文相對而言的，除了詩歌以外的作品幾乎都可以歸入它的範疇。“五四”新文學運動期間，長期以來被排斥於正宗之外的小說與戲劇創作得到了充分的重視，隨著西方近代文藝理論的介紹，散文的概念也得到了新的確定，成為與詩歌、小說、話劇並列的一種文學形式。中國現代散文就是在吸收外來思潮和接受固有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形式豐富多樣，舉凡雜感、短評、隨筆、速寫、遊記、書信、日記、報告、通訊、特寫等等，都可以歸入它的範疇。散文所具有的議論、抒情和敘事的因素往往融為一體，卻也總有所側重，根據不同的情況，大體上可以區分為議論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敘事性散文三種類型。

在“五四”以來的現代散文創作中，最早發端和得到發展的是議論性散文。由於當時正在展開反對封建主 義的思想啟蒙運動，這種說理的文字就特別發達起來，當時除有很多政治性、社會性的論文之外，也出現了一些具有文學色彩的議論文字，象《新青年》雜誌刊登的李大釗的《青春》、《今》，和陳獨秀的《偶象破壞論》、《克林德碑》就是這樣的作品。

《新青年》雜誌從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起，還增設了“隨感錄”這個欄目，陸續發表陳獨秀、劉半農、錢玄同等人撰寫的短小精悍的議論文字，猛烈地攻訐了封建主義的痼疾。其中，劉半農的文章，在抨擊論敵時嬉笑怒罵，寓庄於諧，極盡揶揄與誇張之能事。與此同時，還有不少重要的報刊雜誌也都增設類似的欄目，在這一年12月創刊的《每周評論》和1919年 8月創刊的《新生活》，就都設有“隨感錄”的欄目。在這類有關社會和文化思想的評論文字中，有不少都寫得生動曉暢，淋漓盡致，很有文學意味，它們的大量出現，促進了議論性散文的發展和繁榮。

在《新青年》“隨感錄”中最精闢的文字，是由魯迅所撰寫的。他尖銳地抨擊那些吹噓保存“國粹”的頑固派，“都是‘屠殺者’”（《隨感錄五十七·屠殺者》），“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恰合”（《隨感錄四十二》），如果還要保存“國粹”，將會發生的嚴重後果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隨感錄三十六》），識見精深，啟人深思。魯迅還發表了不少篇幅略長的議論性散文，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它所造成的腐化與愚昧，進行了鞭辟入裡的剖析。這些作品充滿了深沉而熾熱的感情，不僅思想深刻，在藝術上也很有魅力，將議論性散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他終生都撰寫這種議論性散文，作為鞭撻反動派以及舊制度、舊思想的武器，以獨創的藝術形式，廣泛地總結了有關社會與文化思想鬥爭的經驗和規律。議論性散文是魯迅的文學遺產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由魯迅參加奠基和開創的這種議論性散文，後來通常都被稱為“雜文”。這種文體在現代散文史和現代文學史上都有極重要的地位。

抒情性散文在“五四”時期常被稱為“美文”，它的出現和成長，對於保衛和繁榮新文學創作有著重要的意義。證明“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魯迅《小品文的危機》）。它的出現稍晚於雜文，然而在後來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冰心是較早撰寫抒情性散文的作者，她的《笑》、《往事》與《寄小讀者》，奠定了她在散文創作中的地位。她經常讚頌的主題是母愛、童心和美好的大自然風光，這本身就是對於冷酷和僵化的封建倫理觀念的衝擊。她的文筆也委宛雋秀，清新明媚，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比起冰心來，葉紹鈞的散文創作更能跟上時代的發展，他的散文集《劍鞘》（與俞平伯合著）和《腳步集》中那些吟味社會人生的文字，寫得謹嚴切實，樸素雋永。他在“五卅”以後的有些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周作人是“五四”時期提倡抒情性散文最力的作者，他的《美文》一文對於此類散文的創作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收錄於《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和《談虎集》中的抒情小品，寫得蒼勁古樸，舒徐自如，往往於淡泊之中顯出一股凌厲之氣，發生過不小的影響。但那些品賞草木蟲魚，沉溺於說理談玄的作品，卻流露出封建士大夫式的閒情逸緻。

在文學研究會的作家中，朱自清也是一個重要的散文作家。他具有多種文字風格，像《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寫得綺麗纖穠，情景交融；《荷塘月色》和《綠》，運用對於音樂和色彩的感受，進行巧妙的比喻和聯想；《背影》卻以白描的文字，勾畫了父子離別的凄切場面；《執政府大屠殺記》則是細緻曲折地描繪“三·一八”慘案的實況。朱自清在思想和藝術上作了嚴肅認真的探索，寫出過不少出色的小品散文，為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貢獻。

創造社的主將郭沫若，用一種激蕩和奔騰的情調，寫出了自己在人世的坎坷，控訴社會的罪惡，傾訴內心的悲憤，《星空》、《橄欖》、《水平線下》等集子，所收入的就是這類作品。郁達夫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影響，《還鄉記》、《還鄉後記》、《日記九種》等篇章，詛咒醜惡的社會，渴望真摯的情愛，坦率地剖析著內心的苦悶與憤慨，寫得清新流暢和富有激情。他寫於30年代的《屐痕處處》、《達夫遊記》等作品，則又俊秀圓潤，富有神韻和氣勢，而且還表達出憎惡黑暗現實的沉痛和憤激的感情。

以“新月派”詩人聞名的徐志摩，他的散文在20年代也產生過不小的影響。這些作品直抒胸臆，較多表達了他作為自由主義者的思想情趣，藝術上刻意追求，注重鎚鍊字句，但有的內容傷於輕佻，文字也因追求辭藻的華麗而顯得過度的鋪張繁複。他的散文，大都收入《落葉》、《自剖》、《巴黎的鱗爪》等集中。

“五四”以後，還興起了一種篇幅短小、更多地省略了敘事因素、同時又具有較多詩意的抒情性散 文，即散文詩。許地山的《空山靈雨》是這類創作首次較大的結集，它抒發情懷，探索哲理，既執著人生、譴責黑暗，又懷疑現世、畏懼鬥爭，反映了當時某些追求進步與正義的知識分子，也有著軟弱和遁世的一面。在這之前，魯迅的《自言自語》、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詩》和劉半農的《老牛》、《曉》等篇什，都是散文詩創作的最初的嘗試。至於魯迅的《野草》，更是散文詩創作中的名著。王統照當時寫的一些散文詩，也以激昂的感情打動過讀者。30年代從事散文詩創作的還有麗尼和陸蠡。

“五四”前後的散文創作，大都洋溢著反封建的思想感情，體現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大都表現出了這種傾向，主張浪漫主義的創造社作家在這方面自然表現得更鮮明和突出。隨著社會主義思潮的不斷傳播和工農革命運動的逐漸高漲，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將個性解放的要求與對於社會主義的嚮往結合起來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開始分化以後，堅持反封建鬥爭的雜文創作依舊在前進著，1924年創刊的《語絲》（見語絲社）周刊，登載的文字就“大抵以簡短的感想和批評為主”（《發刊詞》），1925年創刊的《莽原》周刊，也是為了進行“‘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面”（魯迅《兩地書·一七》）。除了魯迅之外，周作人和林語堂也是《語絲》的重要作者，圍繞著“三·一八”慘案等事件，他們也曾寫過一些很有思想鋒芒的雜文。但是與此同時，兩人也開始表現出妥協和自由主義的消極情緒。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許多革命作家向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展開了英勇頑強的鬥爭，左翼或進步的文學刊物都重視刊登雜文，在當時還出版過一些以登載雜文為主的刊物。魯迅這個時期的雜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為了衝破國民黨反動派當局嚴密的文網，他不得不經常變換筆名，寫得較為隱晦曲折，雖是“帶著枷鎖的跳舞”（《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卻說明他運用這一武器，達到了熟練的地步。

瞿秋白最早認識到魯迅雜文的重要意義，認為在“這裡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對於魯迅雜文的成因、特徵和社會作用，進行了精闢的分析。這一時期，他自己也寫了一些雜文，像《民族的靈魂》和《王道詩話》，就都是精粹的作品。郭沫若、茅盾、郁達夫等，也寫了不少抨擊時弊的雜文。由於雜文創作在30年代的廣泛發展，從青年作者筆下湧現出不少成功的作品。像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寫得犀利勁遒；柯靈的《市樓獨唱》，寫得簡練深切；徐懋庸的《打雜集》，寫得質樸雋永，都為戰鬥的雜文創作增添了光彩。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之間，出現了一批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抒情小品作者。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車箱社會》，洗鍊流暢，頗具神韻；梁遇春的《春醪集》、《淚與笑》，娓娓而談，吟味人生；李廣田的《畫廊集》，散發出泥土的芳香，顯得絢麗而又渾厚；何其芳的《畫夢錄》，以令人眩目的色彩，勾畫著朦朧和縹緲的圖景；陸蠡的《竹刀》，時時在美麗動人的景色中，編織著令人悲憤的故事；吳伯簫的《羽書》,善於從生動的形象中，展開海闊天空的遐想。還有鍾敬文、靳以、麗尼、繆崇群等，也都各具自己的風格。廣闊地反映生活的散文，是由一批著名的小說家寫出的。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鄉雜記》，以深切透闢的文筆，描寫出中國城鄉在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下，走向蕭條和敗落的情景；蹇先艾的《城下集》，憤懣地揭露著麻醉和墮落的社會；魯彥的《驢子和騾子》、《旅人的心》，以憂鬱的調子訴說著苦難的人生；巴金的《旅途隨筆》、《短簡》，憤怒地詛咒黑暗和熱情地追求光明；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在舒徐的牧歌情調中，呈現了紛繁的社會小景；葉紫的《夜的進行曲》、《長江輪上》，象是用皮鞭抽打著腐敗和殘暴的舊世界；蕭紅的《商市街》和《橋》，描寫自己在飢餓與死亡線上掙扎時，閃爍出青春與理想的光芒；吳組緗的《黃昏》、《泰山風光》，淋漓盡致地描繪著各種世態，對於性格的勾勒尤其逼真。

在散文創作獲得豐收的時候，林語堂於1932年創辦《論語》（見論語派），1934年出版《人間世》，1935年刊印《宇宙風》，提倡離開現實鬥爭的“幽默”、“性靈”和“閑適”的小品文，形成一時的風尚。魯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時地批評了他有違於新文學戰鬥傳統的不良傾向，並支持前進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由於時代的需要，敘事性散文也在20年代應運而生，並迅速地產生了比較成熟的作品，象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記載了十月革命后俄國的真相，以悲壯的史實、昂揚的詩意、激蕩的感情和坦率的內心獨白，交織成清新奔放和雄渾沉著的藝術風格，表現了作者對於社會主義理想的赤誠追求，是中國出現得較早的報告文學作品。又如反映“五卅”慘案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葉紹鈞）、《暴風雨》（茅盾）、《街血洗去后》（鄭振鐸），也都滿懷激情地描寫了這一重要和難忘的歷史場面。

敘事性散文進一步繁榮的標誌，是30年代出現了大量報告文學作品。其中，柔石的《一個偉大的印象》，就是較為成功的作品，它以明麗和剛健的筆墨，寫出了在革命鬥爭中錘鍊出來的具有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新人。韜奮的《萍蹤寄語》和《萍蹤憶語》，是他遊歷歐洲的記錄，以樸素平易和真摯雋永的文字，寫出了資本主義世界種種無法克服的矛盾，卻又肯定它在發展生產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寫出了資產階級民主虛偽和殘缺的一面，卻又認為它比尚未擺脫封建專制的國民黨政權，具有無法比擬的民主，表現出嚴肅認真和實事求是的文風。他的這些作品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被認為是創造了一種嶄新的遊記格調。這說明由於時代和社會的需要，有些遊記體裁的作品發生了從側重於抒情的小品文類型，向側重於敘事的報告文學類型的轉化。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劉思慕的《歐遊漫記》，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樸實蒼勁和議論橫生的文字，揭露了當時的黑暗，渲染出日本侵略者強兵壓境的危急氣氛，激勵了許多讀者的愛國情緒。他對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報道，更是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36年是報告文學的豐收年，在當時湧現出來的大量作品中，《包身工》（夏衍）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是尤為出色的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揶揄的筆墨和別緻的結構，寫出了山西省的反動統治者推行“防共”措施的恐怖統治；《包身工》則通過幾個令人戰慄的人物，揭露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相互勾結，對包身工進行壓榨和蹂躪的罪行。這兩篇作品，將新聞的真實性和報告的文學性結合在一起，長期以來成為報告文學的示範性作品。

新文學的散文始於文學革命，20年代便呈現出繁榮的景象。報刊的繁盛，文學流派紛紛形成，許多知識分子走上十字街頭，甚或走出國門，增加了閱歷，擴大了眼界，西學東漸更新了知識和觀念，這一切都造成了新文學運動中現代散文的繁榮，也決定了現代散文的主要特點。這些特點是：

第一，五四運動對於“人”的觀念的發現，影響於散文，便是表現個性，革新了散文的內容。郁達夫說傳統的“散文之心”是“尊君、衛道、與孝親”，現代散文是對傳統的“散文之心”的背離。

第二，擴大了表現生活的範圍。《人間世》發刊詞曾有“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不可談”的話，以幽默的語言道出了現代散文的這一特點。但中國現代散文創作的主流是對社會、人生問題的關注，這是文學革命興起后散文作家的共同特點。

第三，文體多樣，表現自由，不拘一格。

第四，承受了世界文學的廣泛影響，英國的小品，蒙田的隨筆，尼采的箴言警句，屠格涅夫的散文詩，泰戈爾、廚川白村在20年代對中國散文的文體、風格都或直接或間接地發生過影響。

第五，新文學運動初期和20年代現代散文，都表現著散文作者們的深厚的學養，在思想、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成就。魯迅式的雜文，周作人的小品，冰心、朱自清的文筆對後來散文的發展都發生過或仍在發生著深刻的影響。

從抗戰爆發直到解放戰爭時期，隨著社會的動蕩和時代脈搏的變化，散文創作的面貌也發生了變化。雖然整個說來，這個時期散文創作的成績較之20、30年代要遜色一些，但仍然有自己的特點。首先雜文創作繼續取得了新的收穫。巴人和他周圍的一群作者曾在號稱“孤島”的上海，用雜文作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及漢奸走狗戰鬥，著有《邊鼓集》、《橫眉集》等。在大後方的作者中，聶紺弩的《歷史的奧秘》、《蛇與塔》，觀察犀利，分析透闢，揭露出許多封建主義的痼弊。馮雪峰的《鄉風與市風》、《跨的日子》，抨擊了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造成的精神創傷，頗具哲理。夏衍的《此時此地集》、《長途》，孟超的《未偃草》，宋雲彬的《破戒草》，秦似的《感覺的音響》，朱自清的《標準與尺度》，林默涵的《獅與龍》等雜文集，都盡了抨擊黑暗和歌頌革命的任務。這個時期里雜文寫得最多的是郭沫若，有《羽書集》、《蒲劍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黃》等集子，以昂揚的激情，智慧的預見，激勵廣大讀者為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國而奮鬥。

相形之下，這一時期的抒情詩與記敘散文數量較少，但很多有成就的作者依舊寫出了一些佳作。茅盾是這方面收穫最豐富的作者。他的《白楊禮讚》、《風景談》，就是激蕩著時代風雲，蘊含著哲理意味的作品。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成長起來的大批作家中，也開始寫出了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像孫犁的《識字班》、《織席記》等，寫得清新樸素，優美動人，達到了相當成熟的地步。

這一時期，由於時局的動蕩和客觀形勢的急遽變化，為讀者所關心的報告文學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成為散文創作中最為重要的樣式。繼抗日戰爭前夕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之後，抗戰初期，又出現了梅益等主編的《上海一日》，解放區也曾出現過《五月的延安》、《冀中一日》等報告文學的集體著作。

抗日戰爭期間，幾乎所有的作家都運用這種最具戰鬥性和群眾性的文學樣式，敏捷地反映千變萬化的現實生活，像丘東平的《第七連》、《我們在那裡打了敗仗》，對抗戰初期硝煙瀰漫的氣氛、國民黨軍隊的腐敗、下級官兵的抗日要求以及敵軍的暴行等等，都寫得栩栩如生；曹白的《這裡，生命也在呼吸》、《在敵後穿行》，寫出了人民群眾強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國民黨救亡機構的腐敗；蕭乾的《矛盾交響樂》、《血紅的九月》，以灑脫、秀麗的文字，反映了戰時英國的景象。

由於國民黨當局加強野蠻的書報檢查制度，揭示真實情況的報告文學曾經一度沉寂下來。抗戰勝利后，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和茅盾《蘇聯見聞錄》，都是值得注意的報告文學著作。

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報告文學創作始終在蓬勃地發展著，丁玲的《陝北風光》，以樸素、親切的文字反映了邊區人民的新生活、新風尚；周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和《戰地日記》，以一種簡潔和嚴峻的風格，寫出了很多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戰鬥故事；劉白羽的《環行東北》和《歷史的暴風雨》，以昂揚的激情抒寫了解放戰爭時期的激烈戰鬥，躍動著振奮人心的時代脈搏。此外，《日本人的悲劇》（何其芳）、《新人的故事》（葉以群）、《鐵騎兵》（楊朔）、《陳賡將軍印象記》（荒煤）等，也是引人注意的收穫。沙汀的《隨軍散記》，以深切感人的抒情氣息，繪聲繪色地寫出了賀龍將軍堅韌、豪爽、誠摯、開朗和富於同情心的鮮明性格，給讀者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在這一時代環境中，還有不少年輕的報告文學作家成長起來，寫出了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象黃鋼的《開麥拉前的汪精衛》、《我看見了八路軍》，有著生動的描繪、辛辣的諷喻和充滿鼓動力量的政論性，顯出了壯闊的氣勢；華山的《窯洞陣地戰》、《碉堡線上》，在描寫艱苦的戰鬥歲月時，洋溢著質樸的泥土氣息和詼諧的樂觀主義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散文在反映日新月異的生活方面，發揮了更加廣泛的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各種體式的散文中，報告文學繼續有著較大的發展。其中，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作品，在數量上或質量上都居首位。劉白羽的《朝鮮在戰火中前進》，仍發揚他的立足全局、大筆落墨的長處，聯起若干畫面，以展示歷史的進程。華山繼描寫解放戰爭的《英雄的十月》之後，此時又寫下了《清川江畔》、《殲滅性的打擊》等作品，以鮮明的姿態，迅速向外界報道了朝鮮戰場的形勢和動態。此外，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靳以的《呵，“祖國──我的母親”》等，均以熱情而嫻熟的筆墨，記錄了抗美援朝戰爭的生活脈搏和英雄們的業績；而楊朔的《萬古青春》、菡子的《和平博物館》，則在以記敘事件為主的報告文學中，融合進了濃厚的抒情氣氛，成為報告文學中兼具抒情散文特色的、別具一格的作品。

這個時期，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成為影響最大的作品。他善於從大量素材中提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在戰爭環境里充分展現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艱苦卓絕的戰鬥意志和美好品質，並將深刻的思想與激越的詩情熔為一爐，從而大大激發了一代讀者的熱情。他的《漢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以及《依依惜別的深情》等，也都在讀者中引起過強烈的反響。

隨著經濟建設和社會變革的進展，報告文學的視野也不斷擴大。華山的《童話的時代》和《山中海路》，分別反映了改造黃河的宏偉規劃和中國地質工作者深入祁連山脈尋找礦藏的事迹。同大西北工業建設一起成長的作家李若冰，以《陝北札記》、《在勘探的道路上》、《柴達木手記》等一組作品，描繪了“大西北在飛躍”的生活剪影。柳青的《王家斌》、《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秦兆陽的《老羊工》、《王永淮》，沙汀的《盧家秀》等等，則比較成功地表現了農業合作化中的農村幹部和其他新人新氣象。

建國初期報告文學的明顯不足，是還沒有認真而勇敢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1956年，劉賓雁發表了《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在文藝界引起熱烈爭論。這兩篇作品，不同於寫真人真事的報告文學。而是對若干生活現象的概括，頗近於小說，有人稱之為“思考的特寫”，後來這兩篇作品在反右鬥爭中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隨之而來的“大躍進”年代，報告文學迴避矛盾、甚至粉飾生活的現象有所發展，出現了一些浮華不實之作。反映“大躍進”的作品雖然不少，但象劉白羽的《從富拉爾基到齊齊哈爾》、魏鋼焰的《寶地、寶人、寶事》那樣的佳作，卻是不多的。

建國初期的記敘、抒情散文，總的來看其成績要遜於報告文學。一般而論，這些作品中的客觀記敘勝於主觀抒情，雖給人以熱烈、質樸、堅實之感，但終覺題材狹窄，形式單調，藝術表現上比較拘謹，尤其是沒有充分發揮抒情散文之長。雖然如此，巴金的《憶魯迅先生》、老舍的《我熱愛新北京》、臧克家的《毛主席向著黃河笑》、葉聖陶的《遊了三個湖》等佳作，都能別開生面，為抒情散文增添了不少生氣。針對這種情況，文藝界提出“復興散文”的口號。至50年代中期，特別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后，散文創作開始趨向繁榮，一些老作家的抒情散文或遊記；像欽文的《鑒湖風景如畫》、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記》、豐子愷的《廬山面目》、老舍的《養花》、冰心的《小桔燈》、方令孺的《在山陰道上》、葉聖陶的《記金華的兩個岩洞》、巴金的《廖靜秋同志》、李霽野的《似曾相識的杜鵑花》等等，各以自己成熟的風格點綴於散文園地。在30、40年代之際涉足文壇的散文家楊朔、秦牧、碧野、郭風等，這時也有重要收穫。楊朔主張散文“當詩一樣寫”，他1956年寫的《香山紅葉》，以及1959年寫的《海市》、《泰山極頂》等，就是他對散文詩化的追求與探索的成果。秦牧幾乎是建國以後堅持知識性小品散文的寫作，並且取得了顯著成績的作家。他提出克服對散文功能理解上的片面性，以及由此導致的題材、品種、形式的狹窄和單調，並身體力行，創作了《貝殼集》、《星下集》，以談天說地、辨析名物的方式，抒發議論，寄寓褒貶，力求思想性與趣味性相結合。這些作品，夾敘夾議，基本上屬雜文體制；但其中個別篇章，如《社稷壇抒情》，抒情與想象的成分顯著加重。碧野曾到新疆深入生活，他的散文集《在哈薩克牧場》、《天山南北好地方》、《遙遠的問候》、《邊疆風貌》等，反映了邊疆的風土人情和發展變化。這以後又長期深入鄂西山區，出版了描寫山區生活的散文集《情滿青山》和《月亮湖》。他的散文，常將寫人、敘事、述景結合一起，構思頗類短篇小說。柯藍、郭風，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後出版了各自的散文詩集《早霞短笛》和《葉笛集》，在一幅幅精緻的畫面里，含蓄著美好的情思。這時出現的寫作抒情散文的新人中，以何為、林遐、楊石較為引人注目。何為的《第二次考試》一文，以其情節的曲折、描寫的生動頗受好評；林遐說他的散文，開始只是“感情上的一點抒發”，後來又學會了“一點描繪”，“一點刻畫”。楊石的散文，主要收入《嶺南春》，托物言志，緬懷革命的艱苦歲月，頗具真情。

在50年代中後期散文獲得良好發展的基出上，贏得了60年代初期抒情散文的空前繁榮。許多散文家的風格臻於成熟，大量抒情“美文”紛紛產生。楊朔繼散文集《海市》之後，又有《東風第一枝》、《生命泉》兩個集子問世，其中篇什大多寫得清新、雋美，深得古典詩詞意境和語言之妙。秦牧的散文在60年代初也有新的開拓，既有析理透闢、妙趣橫生的知識小品；又有感情激越、境界開闊的抒情散文。這些作品分別收入《花城》、《潮汐和船》兩集中。以寫作“戰地報告”、“英雄特寫”見長的劉白羽，這時也轉向抒情散文的創作，寫了《長江三日》、《平明小札》等，表現出一位戰士對人生的思索和勇往直前的豪情。吳伯簫在《記一輛紡車》、《菜園小記》、《歌聲》、《窯洞風景》等文中，緬懷延安生活，頌讚革命傳統，激勵人們艱苦奮鬥的意志，寫得情真意切，文字精美。巴金的《富士山和櫻花》、《從鎌倉帶回的照片》，冰心的《櫻花贊》、《一隻木屐》等，寫作者在日本訪問或旅居生活的見聞、回憶，前者編入《傾吐不盡的感情》，後者編入《櫻花贊》。這一時期，翻譯家曹靖華，也將對昔日艱苦鬥爭、同志深情的憶念，以及對新生活的讚頌，付諸精練優美的文筆。這些抒情散文結集為《花》。其他如袁鷹的《青山翠竹》、《天山路》，方紀的《揮手之間》、《桂林山水》，翦伯贊的《內蒙訪古》，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也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這一時期的抒情散文，在題材、品種和風格的多樣化方面，呈現了建國后前所未有的盛況。

與報告文學、抒情散文等相比，以“論時事”、“砭痼疾”犀利透闢見長的雜文創作，顯得比較沉寂。50年代中期，雖然出現了象巴人的《況鐘的筆》、葉聖陶的《老爺說的沒錯》、鍾惦棐的《電影的鑼鼓》那樣的好作品，以及徐懋庸、曾彥修等人頗有鋒芒的篇什，但不久即因反右鬥爭的擴大化而從散文園地里消失了雜文這枝花朵。這一情況，直到60年代前期，才因鄧拓的《燕山夜話》，以及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的出現而有所改變。《人民日報》也曾設立過《長短錄》專欄，以推動雜文的寫作。夏衍、唐弢等曾在這個專欄內發表過一些引人注目的雜文。馬鐵丁在《文藝報》和《人民日報》上的雜文，也給讀者留下較深的印象。

報告文學，1962年以後隨著國民經濟的復甦，以及學習雷鋒和加強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需要，又開始活躍起來。短短一兩年中，就湧現出不少佳作。魏鋼焰的《紅桃是怎麼開的》，寫出了優秀工人趙夢桃對黨的事業和階級姐妹的一片熱誠；穆青、馮健、周原合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再現了一位鞠躬盡瘁的人民公僕的崇高形象；黃宗英的《小丫扛大旗》，反映了新一代知識青年獻身農村建設的時代風貌；黃鋼的《朝鮮──晨曦清亮的國家》，描繪出戰後朝鮮生活、建設的壯麗圖畫。其他象佟希文的《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巴金等的《手》等，都曾給予讀者以激勵和鼓舞。

1964年以後，散文園地日趨蕭索。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一片空白。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散文創作出現了新的局面。報告文學以嶄新的姿態，開拓題材領域，揭示生活矛盾，反映時代變革，在表現藝術上，也有不少創新和突破。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黃鋼的《亞洲大陸的新崛起》、柯岩的《奇異的書簡》，率先涉足科學領域，寫出了獻身祖國科學事業的知識分子形象。在這些作品的帶動下，描寫知識分子的報告文學紛至沓來，已不限於表現科學領域的風光和科學家的獻身精神，而是著眼於歷史的反思和現實矛盾的揭示。如黃宗英的《大雁情》，寫的是科學工作者秦官屬的事迹，同時，也使人看到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阻力；金河的《歷史之章》，通過工程師王燦文一生的遭遇，反映出歷史的曲折。此外，象寫張志新烈士的《正氣歌》，寫知識青年曹南薇的《戴著鎖鏈登攀的人》，或謳歌烈士為捍衛真理而獻身的崇高精神，或讚頌青年為發展科學而奮鬥的頑強風格，行文之間，常常總結出發人深省的歷史教訓。

隨著國家撥亂反正和改革的步伐，廣大城鄉人民生活中出現了新的變化。較早反映這一變化的作品，有描寫富拉爾基第一重型機器廠新任廠長宮本言知難而進、厲行改革的《勵精圖治》，以及描寫河南農村改革新氣象的《熱流》，描寫老革命家的崇高品質的《一封終於發出的信》、《彭大將軍回故鄉》，描寫擊劍手欒菊傑為祖國榮譽而頑強搏擊的《揚眉劍出鞘》，表現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鬥中英雄浴血奮戰和崇高心靈的《從懸崖到坦途》、《愛情的凱歌》，以及再現人民群眾同江青反革命集團鬥爭的歷史畫面的長篇報告文學《命運》等等，都從不同側面和角度，真實地反映了處於變革著的時代面貌。

這一時期的抒情散文，也經過復興，走向繁榮。回憶與思索，同樣是這一時期抒情散文的主要內容。《巴金近作》，收入他“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散文，其中的《懷念蕭珊》，回憶與亡妻蕭珊生前患難與共的生活片斷，於日常瑣事之間，寄託無限深情。菡子的《素花集》，以文喻花，獻給在“文化大革命”中故去的老革命家以及戰友，其中的《梅嶺詩意》，追憶陳毅當年戰鬥梅嶺的艱苦歲月，頗堪吟味。劉白羽的《芳草集》格調由熱烈、絢爛趨向含蘊、清澈。孫犁自1977年起，也不斷有散文新作問世，作品取材多屬回憶，詠物俱有寄託，抒情常含哲理，談吐時透機鋒，清新優美的“荷花澱”風格為之一變，主要作品有《晚華集》、《秀露集》等。秦牧相繼有《長街燈語》、《花蜜和蜂刺》等集出版。他的抒情散文依然保持著雜文的風骨，他的雜文則於鞭笞腐朽、針砭時弊之際，顯示了筆鋒的凌厲和透闢。其他象《丁玲散文近作選》、徐遲《法國，一個春天的旅行》、袁鷹《悲歡》集，以及宗璞《廢墟的號喚》、賈平凹《一棵桃樹》等等，都是這個時期出版的較好的抒情散文集。

1978年以來，思想上的解放促進了雜文的發展。在很多報刊雜誌上，雜文都獲得了自己生長的園地，只是說理深刻、形象生動，鋒利而又雋永之作，尚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