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國璋

咸豐九年（1859年）1月7日（農曆1858年十二月初四日），馮國璋出生在直隸（今河北）河間縣西詩經村，馮家原是村中大戶，其祖父馮丕振，家境富裕，有地300畝，為該村四大戶之一。其父馮春棠，因科舉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災，家道逐漸中落。馮國璋有胞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大哥馮佩璋，常年經營戲班，奔波外鄉；老二馮蘊璋，自幼讀書，被選為拔貢；老三馮琥璋，文庠生。他7歲入本村私塾讀書，5年後入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里鋪毛公書院讀書。馮國璋年幼聰穎，心寬志遠，性情豪放。童年在家鄉私墊讀書，光緒二年（1876年）結業，考試名列前茅。在堂叔馮甘棠的資助下，光緒七年（1881年），馮國璋到保定蓮池書院進修兩年。因家境艱難，光緒九年（1883年）輟學回家。為了找尋出路，馮國璋於光緒十年（1884年）在經叔父介紹后，未告別父母妻子，隻身去大沽口投淮軍，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光緒十年（1884年），25歲的馮國璋隻身來到大沽口淮軍直字營，通過在該營任文書的族叔介紹，入伍當兵。因馮國璋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經常幫助士兵書寫家信或幫伙房記賬，人緣不錯，亦取得了該營統領劉祺的信賴。光緒十一年（1885年），馮國璋入淮軍直字營當兵。經劉保薦，馮國璋進入 天津武備學堂，習步兵科。該學堂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培養淮軍中下級軍事人才於1885年創辦的。聘有德國軍事教官，所設課程有兵法、地利、軍器、炮台、演演算法、測繪，並操習炮隊，步隊、馬隊、工隊及分合陣法，另外還兼學經史。馮國璋是該學堂第一期學員。在學習期間，他曾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當時特設數學附生額，因他擅長算術，考中秀才。后返回天津武備學堂繼續學習軍事。馮國璋學習刻苦，精通槍炮陣式，熟習營壘作業，各科成績優秀，曾得到該學堂總辦蔭昌和德國教官的賞識。

光緒十五年（1889年）7月，馮國璋從該校以優異成績畢業，當時馮國璋已屆而立之年，他不安於現狀，想大立軍功，出人頭地，於是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進入聶士成軍中效力。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馮國璋曾隨聶士成赴東北和朝鮮等地考察和測繪地形，為時半年，跋涉數千里，餐風宿露，歷盡艱險。所達之處，對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繪圖說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資料以聶士成之名編成《東遊紀程》一書，由馮國璋任注說編輯，及至第二年聶士成率部在朝鮮和東北等地抗擊日軍時，這部著作發揮了極大的指導作用。故此，馮國璋得到了聶士成的垂青，被任命為該軍軍械局督辦。甲午戰爭后，馮國璋得聶士成保薦，以清朝駐日公使裕庚隨員身份赴日。馮國璋在日本期間，為考察日本軍事，結交了日本軍界人士福島安正、青木宣純等人，並博覽大批近代軍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關軍事教練的資料，不舍晝夜，抄錄和整理了幾大本有關軍事訓練和近代軍事科學發展的“兵書”，馮國璋亦因此大長才幹。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馮國璋回國后，將精心整理好的筆記資料呈送聶士成，聶士成又轉呈袁世凱。當時，袁世凱正在積極籌辦小站練兵事宜，急需軍事教學人才，見到馮國璋所整理的軍事資料如獲“鴻寶”，遂招馮國璋入小站輔佐編練新軍。與馮國璋同時進小站的還有他在武備學堂時的同學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馮國璋在教學中結合實際，深入淺出，深受學兵的擁護和愛戴。未幾，馮國璋即被任命為督操營務處幫辦兼步兵學堂監督。不久，又升為督操營務處總辦。馮國璋鑒於新建陸軍初創，在訓練工作上應有所遵循，經過精心籌劃，與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編成《訓練操法詳晰圖說》22 冊，成為隨營學堂的標準教科書，也是清朝末年我國軍事學校和編練新軍的主要教材。由於馮國璋等人對袁世凱的赤心輔佐，使小站練兵的聲譽大振，馮國璋也逐步投向袁世凱的懷抱。

袁世凱出賣光緒帝和參與“戊戌變法”的維新派，深得慈禧太后寵信。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3月，新建陸軍改稱“武衛右軍”。不久，袁世凱率軍赴山東，被派署理山東巡撫，鎮壓義和團運動。馮國璋以督操營務處總辦身份，將1萬多人的山東勇營逐步改編為武衛右軍先鋒隊，並曾一度率隊在直隸與山東交界的德州一帶，圍追堵截義和團。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馮國璋參預鎮壓義和團運動有功，經袁世凱奏保，升為補用知府。不久被調至濟南主管武衛右軍和山東全省軍隊督操事宜。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擢升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馮國璋亦隨之赴任。袁世凱野心很大．到達直隸后，便開始大規模地擴充北洋軍。所謂北洋軍是因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袁世凱編練新軍而得名。袁世凱首先在保定設立編練北洋常備軍的專門機構——軍政司，該司分兵備、參謀、教練三處，馮國璋出任教練處總辦。馮國璋竭力修明操法，制訂章程和編練計劃，從而把新舊軍隊的訓練統一起來。使編練新軍一時頗著成效。未幾，清政府派馮國璋與滿族官員鐵良、鳳山赴日本考察軍事。歸國后，馮國璋出任清政府練兵處軍學司正使，同時督辦北洋各武備學堂，兼任北洋速成武備學堂和將弁學堂督辦，因此北洋軍閥集團中不少軍官都是他的門生、故舊，為他後來充當直系軍閥首領打下了基礎。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馮國璋署理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兼任陸軍貴胄學堂總辦。該學堂是清廷主要為培養滿蒙高級軍事人才而設立的，其成員是王公世爵、四品以上的宗室以及現任二品以上滿漢文武大員子弟。該學堂還附設王公講習所，在固定時間裡專召親王們去聽馮國璋講課。馮國璋利用此機會結識了不少滿蒙貴族，並贏得了清王朝的信任。於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馮國璋升任陸軍部軍咨處正使。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又升任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光緒帝之弟載灃輔佐其子溥儀登極執政。載灃為了集中權力並替其兄光緒帝報仇，便把袁世凱開缺，趕回河南。馮國璋怕受株連，便借口“值西陵與祭，墜馬受傷”，和原配吳夫人病喪、母孫太夫人逝世為由，請辭回籍，但未得到批准。清廷仍委派他負責辦理日常軍務。馮國璋對袁世凱感恩圖報，仍暗通音信，表示忠誠，並竭力為袁世凱東山再起創造條件。

宣統三年（1911年）8月，清政府為了震懾革命人民反清鬥爭力量，決定在直隸永平府（今盧龍）舉行秋操，馮國璋被任命為東路總統官。10月10日，武昌新軍爆發了起義，迅即佔領武漢三鎮。清政府急忙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兩鎮北洋軍赴湖北鎮壓革命，同時又任命馮國璋為第二軍軍統，隨後增援南下。馮國璋在率軍南下路上，唯袁世凱的密令是聽，根本不理會蔭昌的指揮。當馮國璋率軍途經彰德時，隻身去洹上村向袁世凱請示機宜，袁世凱授意馮“慢慢走，等等看”六字秘訣，並對馮國璋說：“非籌備周妥，計出萬全，斷難督師進攻。”清政府迫於無奈，只得請袁世凱出山。袁世凱得勢后，馬上奏請由馮國璋接替蔭昌第一軍軍統職務。馮國璋即按照袁的指示，調兵遣將，作好進攻準備。當清廷被迫授袁世凱軍政全權以後，袁世凱才命令馮國璋攻打漢口和漢陽起義新軍。於是馮國璋命令部將李純、王占元和陳光遠，指揮三協北洋軍輪番猛攻。起義新軍面對北洋軍的猛烈攻勢，化整為零，躲在漢口街道兩邊的建築物內狙擊北洋軍的進攻。馮國璋見起義新軍拚死抵抗，難於長驅直入，便決定放火燒毀街道兩旁的商店和民房，使起義軍無法存身。

11月1日，馮國璋借風勢命令 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東而西，一時間整個漢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圓30里的繁華商埠傾時成為一片焦土，商民損失不可計算。攻陷漢口后，11月27日，馮國璋又指揮北洋軍攻佔了漢陽。此一役，馮國璋被清廷封為二等男爵。正當長江一鼓可渡、武昌垂手可得之時，袁世凱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權，密令馮國璋“按兵不動”。馮國璋一時摸不著袁世凱的意圖，並對袁世凱產生懷疑，於是親自赴京託人向隆裕太后啟奏，請求撥給餉銀400萬兩，可獨力平定叛亂。隆裕太后表示，400萬兩餉銀一時難以籌劃，但可以先撥發3個月的餉銀，並準備臨朝時召見馮國璋。不料袁世凱搶先一步見了太后，使馮國璋的如意算盤成為泡影，甚至還差一點被袁世凱幹掉。不久，段祺瑞迅速抵達漢口，接替馮國璋指揮北洋軍的職務。

12月15日，袁世凱命令馮國璋離漢赴京，任禁衛軍總統，兼察哈爾都統。禁衛軍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組建的一支保衛清王朝的武裝，共一師二旅，計1.2萬人。除步兵第三標是漢人外，其餘各部官兵全系滿、蒙軍人。馮國璋之所以能以漢人統帥禁衛軍，是因為他以前曾為陸軍貴胄學堂總辦，且近在漢陽之役又被封二等男爵，再加上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袁世凱曾指使馮國璋等15名北洋將領發表了“誓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的通電，因此，王公貴族都認為他效忠清室，予以信賴。馮國璋被清廷任命禁衛軍總統，從而完全掌握了京畿防務大權。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遭到禁衛軍官兵的反對，以致議和條件遲遲不能發表。這時，馮國璋決心助袁一臂之力，親赴禁衛軍總部召集全體官兵，高聲宣布大清皇帝辭位后之優待條件，對於禁衛軍額數俸餉亦仍維持不變，聲言非此不能保全皇室。馮國璋並以身家性命擔保，尊號仍存不廢，讓權不讓位，兩宮保全及禁衛軍待遇皆擔保到底，無論個人調任何職，必仍以禁衛軍自隨。於是一場企圖阻礙清帝退位的禁衛軍風波被平息下來，馮國璋在關鍵時刻為袁世凱篡權立下了汗馬功勞。民國元年（1912年）9月，馮國璋出任直隸省都督兼民政長。

民國二年（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15日，黃興在南京宣布討袁。23日，馮國璋受命出任江淮宣撫使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不久攻陷了宿縣、蚌埠和滁縣各處，8月6日直達浦口。16日，他的女婿、參加反袁鬥爭的南京第八師師長陳之驥，率少數衛兵偷偷過江向岳父投降。陳將南京群龍無首的混亂情況及其設防布局向馮國璋作了詳細彙報。馮國璋喜形於色，對陳之驥說：“你提供的情況很是重要，待我揮軍渡江，我倆裡應外合，攻下南京，給你立個首功。”隨後，馮國璋會合張勳的辮子兵及劉冠雄海軍，部署了聯合攻克南京的作戰計劃。南京何海鳴率討袁軍與北洋軍鏖戰半個多月。9月2日，馮國璋指揮北洋軍炸毀城牆進入南京。入城后北洋軍如同野獸一般，恣意燒殺淫掠，南京商民家破人亡者，不可勝數，許多婦女被姦淫后投秦淮河自盡。張勳辮子軍獸行尤甚。馮國璋因攻佔南京有“功”，被袁授予一等文虎章。南京陷落，“二次革命”宣告失敗。袁世凱深知南京虎踞龍蟠的戰略地位對他控制南方至關重要，因此他本來打算在攻克南京後任命心腹大將馮國璋為江蘇都督，然而事不湊巧，因為馮國璋在攻佔南京前夕，允諾了張勳提出的“先攻入城者為都督”的協議，張勳不惜辮軍慘重傷亡，搶先一步攻入南京，馮國璋只得保舉張勳為江蘇都督。9月10日，馮國璋北上繼任直隸都督。然而張勳治軍無方，終引出“南京交涉案”。日、英、美等國公使以張勳在南京其僑民生命財產得不到完全保證為由，向袁世凱施加壓力。於是袁世凱於12月16日任命馮國璋出任江蘇都督，並於第二年授予宣武上將軍；改任張勳為長江巡閱使，令其率“辮子軍”駐防徐州。

馮國璋接任江蘇都督后，打著維護江蘇社會秩序的旗號（其實是為了鎮壓革命黨人），首先於前清江寧府署設立江蘇全省執法處。在此之前又從天津調來大批警察，代替張勳軍警維護南京治安。馮國璋又將沿江的四路要塞加以整頓，統一指揮，任命王遇甲中將為總司令；同時設立軍事研究所，又在南京設立憲兵司令部，任命陳調元為司令。接著又成立陸軍講武堂、水師學堂、陸軍警察學校。馮國璋在軍事上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強北洋軍閥的統治，但在客觀上保障了江蘇社會秩序的穩定，因此江蘇在馮國璋統治的幾年間，經濟、文化的發展是有長進的。馮國璋手握四師重兵，據有富庶的江蘇省，一時成了國內各省軍閥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袁世凱為了籠絡馮國璋，於民國三年（1914年）1月特將自己的家庭教師周砥介紹給馮國璋為妻。袁氏父子想藉此左右馮國璋，因此袁世凱指揮部下將這次婚禮辦得格外隆重，一時轟動了大江南北。袁氏給周砥陪送的金銀首飾、珠寶玉器達120餘擔，其他妝奩五光十色，不可勝數。婚禮場面十分熱鬧。婚後結算，僅招待費就支出白銀數萬兩。不久，馮國璋還被授以“宣武上將軍”。馮國璋深感袁氏的知遇之恩，曾多次通電支持袁世凱解散國會，撕毀約法，反對內閣制，主張總統制，曾通電竭力叫囂中國“應於世界上總統之外，別創一格，總統有權則取美國，解散國會則取法國，使大總統以無限權能展其抱負”。

在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后，馮國璋聽聞袁氏父子在京策劃帝制的消息后，十分驚訝。經與周夫人商量，決定進京了解內幕，於是於民國四年（1915年）6月親赴北京謁袁。馮國璋回到南京后，北京“籌安會”即公開倡導恢復帝制，馮國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電向反對帝制的總統府機要局局長張一磨詢問，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覆。馮國璋深感受騙，便憤憤不平地說：“他哪把我們當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壞！”從此，馮國璋與袁氏的矛盾逐漸尖銳化。

袁世凱對馮國璋很不放心，便採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首先在馮國璋身邊安置王子銘等人監視其行動；又據傳張勳曾接袁世凱一密電，謂馮國璋為人不可靠，囑其就近監察。不僅如此，袁世凱的死黨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親信楊善德率第四師移住上海監視馮國璋。未幾，又加派盧永祥率第十師駐吳淞，也為了防備馮國璋。馮國璋見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凱不再相信自己，從此與袁氏父子的關係逐漸疏遠，不肯再為袁世凱賣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蘇巡按使齊耀琳選舉代表，舉行改變國體投票。齊指派代表時，馮暗示督軍署人員一律不當代表，不參加投票活動。在舉行投票那天，馮國璋託病不去；齊親自到署勸請，他才勉強到場，然而卻呆坐在那裡，一言不發。12月18日，袁世凱任命馮國璋為參謀總長，急電催促進京就職。馮乃託詞害病拒不進京，並策動江蘇軍民電請“挽留”，李純等督軍也致電主張留馮。袁世凱沒辦法，只得允他在南京“遙領”。然而，袁世凱 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樞、蔭昌等人赴寧繼續催馮離寧北上，一面電令楊善德、盧永祥、倪嗣沖調兵控制長江下游。12月25日，蔡鍔等宣告雲南獨立，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馮國璋鑒於全國討袁運動興起．也就不再裝病了。民國五年（1916年）3月9日致電袁世凱銷假視事，從此放開膽量，公開反對帝制，遂成為“北洋派中反對洪憲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民國五年（1916年）3月19日，當直隸省巡按使朱家寶將“五將軍密電”呈送袁世凱過目時，袁氣急之下，幾乎暈倒；帝制派見此電，亦個個瞠目無詞，足見“五將軍密電”對袁氏帝制的打擊程度。袁世凱鑒於全國人民反對帝制鬥爭正方興未艾，內部已處四分五裂、眾叛親離之勢，深知已臨滅頂之災，但為了仍然保住權力，企圖繼續盤踞大總統職位，便於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自從“五將軍密電”泄漏后，馮國璋與袁世凱的裂痕更無法掩飾。於是馮國璋一不做，二不休，決定對袁世凱施加更大壓力，以迫其將政權讓予他。為此，馮國璋於民國五年（1916年）4月1日和16日公開致電北京政府，勸袁世凱及早退位。各省軍閥紛紛效尤，亦先後通電勸袁世凱迅速退位，袁世凱不得不派親信阮忠樞南下向馮國璋乞情。馮國璋在阮忠樞的請求下，答應聯絡各省，擔任調停。5月18日，馮國璋邀集未獨立各省在南京召開代表會議。馮國璋意圖通過南京會議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於倪嗣沖的破壞和各省區將軍代表謀略不一，遂使南京會議夭折。馮國璋弄巧成拙，被輿論斥責為：“與其名為解決袁氏地位之會議，毋寧名為解決自己地位之會議。”

袁世凱復辟帝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導致護國戰爭爆發，北洋軍閥集團內部四分五裂，袁世凱於民國五年（1916年）6月6日在全國人民的聲討聲中，憂懼而死。在此過程中，馮國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出任總統。民國五年（1916年）10月馮國璋被選為副總統，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職，仍兼江蘇督軍。馮國璋就職副總統后，便在南京設立副總統辦事機構，並以國家元首的姿態公開接見中外記者，大談治國方略，主張中國建設要漸次進行，反對國民黨的激進方針，一時政 治上頗為活躍。民國六年（1917年）初，江蘇商民鑒於馮國璋坐鎮南京，維護社會治安有功，便發動集資為馮國璋豎立“豐碑”；未幾，江蘇軍界聯合會聞知，亦願加入發起，改為建立馮公生祠，取華符之“華”字名為“華園”，並擬鑄造銅像。事為馮國璋所聞．他“恐為人所譏議，立即致函辭謝”，謂：“華園一事千萬打消，如不能中斷，請即改為勸工場，以利民生經濟。”不久，將建華園和鑄像之捐資建成貧民工廠和勸工場，此事一時傳為美談，並為馮國璋增添了幾分光彩。不僅如此，馮國璋更以反帝制餘孽面孔出現。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后，將閣員名單派人送到南京請馮核准，馮國璋一看名單上竟有曹汝霖，便對身邊的人說：“這張名單我能同意嗎？連帝制餘孽也要當閣員了，太不象話了，芝泉（段祺瑞）真是胡鬧呀，我準備把它退回去！”

民國六年（1917年）2月，馮國璋赴京調解黎元洪與段祺瑞因對德斷交而引起的“府院之爭”。馮國璋到京后，住在禁衛軍司令部，整天忙於接見軍政各界要人，發表個人對時局的看法，“欲求對外一致，不可不先求內政刷新”，一時贏得各界的好感。他還在中國大學以“教育救國”為題演講，獲得了師生的歡迎。3月，段祺瑞因不滿國會和黎元洪的外交政策而辭職赴津，馮國璋受黎元洪之託親自赴津挽留，並與段祺瑞聯袂回京。馮國璋見段祺瑞剛愎自用，目中無人，最後表示無力調解，回南京后，馮國璋預料到段祺瑞必將對己不利，於是決定集聚實力，迎擊段祺瑞的種種挑戰。他聯合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建立了“長江三督”勢力，又竭力籠絡各省軍閥和英、美勢力，從而伏下了未來的直皖之戰。不久，黎元洪在美國公使“允為後盾”的支持下，斷然下令免掉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職務。段憤然赴津，立即煽動“督軍團”倒黎，於是皖系各省軍閥在段的指揮下，紛紛獨立，使黎進退兩難。這時，馮國璋曾致電錶示支持黎元洪，並建議由王士珍出來組閣。由於王士珍首鼠兩端，害怕招致災禍，一時沒敢答應；段卻趁機派其親信徐樹錚慫恿安徽督軍張勳出面調停，且暗示使清遜帝溥儀復辟，結果黎氏受騙，解散國會，引出了一場復辟的醜劇。

民國六年（1917年）7月1日，張勳在北京擁戴溥儀復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館，致電南京請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維護共和。馮國璋於7月3日通電全國指出：“國璋在前清時代，本非主張革命之人，國璋今日之不贊成復辟，亦猶前之不主張革命，彼（指張勳）恃京師為營窟，挾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權，口含天憲，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虛糜，化文明為野蠻，委法律於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國為！”第二天，馮國璋在軍署接見英國領事時說：“中國政體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許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訴你們，我跟段總理都是站在反對地位的。”復辟敉平，馮國璋於14日致電“奉還大總統職權，請黎元洪復職”。黎愧於解散國會，故決心去職，致電馮國璋說：“慚魂雖化，枯骨猶生，黽載河間，奠我民國。”段祺瑞企圖乘機使其親信倪嗣沖接替馮國璋江蘇督軍之職，於是大施調虎離山之計，18日致電促馮國璋北上就大總統之職，並派靳雲鵬為專使赴南京迎馮國璋北上。靳雲鵬對馮說：“段此次組閣表示必可聽馮四哥的話，二人同心，其力斷金！”馮國璋深知段之野心，不為靳雲鵬語所迷惑，斷然拒絕段祺瑞的安排，並針鋒相對地提出離寧條件：調其部下江西督軍李純為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第十五、第十六師為總統衛隊。靳致電段祺瑞報告，段則以吳光新、傅良佐為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和湖南督軍為交換條件，答應了馮的要求。馮國璋鑒於自己的勢力在長江下游得以鞏固，便於8月1日率第十六師抵達北京就職。馮國璋進京后，先拜訪黎元洪，再次力言勸其復職；又派內務部總長湯化龍為大總統代表，進宮答謝清廷對他榮升大總統的祝賀。馮極為親切地說：“咱們老兄弟三個連枝一體，不分總統、總理、總長，只求合力辦事，從今而後再也不會有什麼府院之爭了。”馮把“府院一體，內外一心”的高調呼得山響。然而這僅是表面文章，馮國璋決不是第二個黎元洪。他是一個有軍隊、有地盤、有勢力、有野心的不低於段祺瑞的實權人物，他決不象黎元洪那樣甘心當“活動的蓋印機器”。

因此，馮國璋來京就職代大總統，無疑加深了馮段之間的矛盾，促進了北洋集團的分裂。段祺瑞剛愎自用，非常看不起馮國璋。馮國璋來北京前夕，段祺瑞聽到馮用債券收買上海外商存土（鴉片），借製藥為名，從中牟利的消息后，便對身邊人說：“我與馮是舊友了，此君有個錢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環境論，我絕不能反對，因小失大，致傷感情。且系蘇省官紳合辦，彼既事前未徵求我的意見，我只好裝作聾聵。”段祺瑞宣揚散布馮國璋有“錢癖”，並非無端攻擊，馮國璋自保定發跡后，通過各種搜刮手段，已陸續聚斂了大量的財富，成為軍閥、大地主和大資本家三位一體的典型人物。例如，他在原籍河間和阜城、興濟等地有土地3000餘畝；在江蘇與張謇合辦鹽墾公司。購地70萬畝；在詩經村、天津、北京有房千餘間；在直隸夾山、遵化、興隆有3座金礦；在南京、北京、天津有10座錢莊和銀號；並且在中華匯業銀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股票和存款。儘管如此，仍不能滿足其貪慾。當他走進總統府看到三海活蹦亂跳的魚群時，卻又動了心計，正好一個姓李的嬖人對其買好，進言說：“三海之魚，自明清以來從未網罟過，如果打出賣給魚商可值10萬餘元。”李某見馮猶豫不定，又說：“成文規定，三海魚鳥花草歷來是皇帝總統私產。”於是，馮國璋招魚商捕之，議價8萬元。從此，馮國璋落得貪婪名聲，所以段祺瑞是很藐視他的。

辮子軍於民國六年（1917年）7月12日掛五色旗投降，馮國璋於14日電請奉還大總統給黎元洪，但黎元洪知道儘管自己命令段祺瑞復職，但段祺瑞決計不會盡釋前嫌、善罷甘休，因此不願就職，並通電全國決意去職。不久就發生了新的府院之爭，而且較之前一次，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段祺瑞是兩次府院之爭的當事人，可見其必有責任。但是新府院之爭比舊府院之爭畢竟上了一個檔次。黎元洪和段祺瑞的舊府院之爭，更多的是一種名器之爭，總統認為總統是老大，總理卻認為總理是第一，因此為了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都可以大動干戈，實際上有民國元年內閣制與總統制之論爭的餘響。但馮國璋與段祺瑞的新府院之爭，卻是一種政見之爭。段祺瑞鷹揚虎視，要用武力征服全國，是把南方軍政府當作敵人來對待的，這是承襲了袁世凱時代的敵我劃分；但馮國璋卻希望“和平混一”，視西南實力派為憤而出走的兄弟，因此寓含了對袁世凱的否定。

段祺瑞上台後，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獨攬軍政大權，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召開國會。於是孫中山以維護《臨時約法》為號召，聯絡海軍總長程壁光及西南軍閥於民國六年（1917年）9月在廣州建立了與北京政府對峙的護法軍政府。段祺瑞面對此局勢，立即決定對南方實行“武力統一”的軍事 討伐。9月18日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和駐衡陽湘軍旅長林修梅通電宣布湖南“自主”。10月6日，護法戰爭首先在湖南爆發。正當段祺瑞全力對南方用兵之際，代大總統馮國璋卻提出了與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對立的“和平統一”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軍閥割據現狀，以換取他們對北京中央政權的承認，保持中國名義上的統一。馮為了貫徹他的“和平統一”政策，利用他直系軍閥首領的地位，密遣其婿陳之驥赴湘，運動王汝賢、范國璋聯名通電主和。於是王、范通電：“懇請大總統下令徵求南北各省意見協議組織立法機關，議決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絕紛爭。”10月20日馮又指使“長江三督”聯名提出停止湖南戰爭，撤回湖南督軍傅良佐，改善內閣和調整倪嗣沖安武軍駐防四項主張。段對南方戰爭徹底失敗。12月25日，馮國璋發布“弭戰布告”，要求南北兩軍“于軍事上先得各方之結束，於政治上乃徐圖統一之進行。”馮國璋的“和平統一”政策暫時佔了上風。段祺瑞雖然一度下野，但皖系實力仍存無損。因此段祺瑞下台後，竭盡全力破壞馮國璋的“和平統一”政策。首先拉攏直系內部主戰派首領直隸督軍曹錕於12月召開“天津會議”，煽動繼續對南方用兵；同時，段祺瑞還指示徐樹錚勾結奉系軍閥張作霖派兵入關，以威脅馮國璋。馮國璋雖有十五師、十六師，卻仍感力量單薄，而敷衍西南的“和平統一”政策因進行緩慢而無效果，致使護法戰爭於1918年1月中旬重新交火。段祺瑞的陰謀得逞，馮國璋在北京陷於孤立。

民國七年（1918年）1月26日，馮國璋借出京“巡視”為名，率領1000餘名衛隊，準備赴南京與李純等人商討反段大計。當馮國璋的專車抵達天津時，曹錕率直隸軍政大員在車站歡迎。馮國璋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園小住一夜。曹錕向馮國璋表示：“無論和戰，吾輩堅決服從命令。”第二天，馮國璋繼續乘專車南下，27日下午抵達濟南，山東督軍張懷芝登車晉謁馮國璋，並同車赴蚌埠。此時段祺瑞急電倪嗣沖阻止馮國璋前往南京。28日上午馮國璋專車抵達蚌埠，倪嗣沖率親信十餘人到站迎接，見到馮國璋劈頭第一句就說：“在天津小站時，咱還是個文官，如今居然也領兵了，咱們多時相好，如今你是大總統，我還是個督軍，天差地遠，我看這督軍覲見大總統的大禮就免了吧！”下車後到了倪嗣沖署府，馮國璋也不甘示弱，剛坐定，就對倪嗣沖說：“督軍不聽中央的命令不必說，就是一個師長、旅長，索餉索械比什麼人都凶，一點點不如意就通電反對中央，請老弟代我想想，這樣的總統做得下去嗎？”倪嗣沖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電命令他阻止馮國璋赴南京，所以對馮國璋的態度極為惡劣，他竟然指著馮國璋說：“是戰是和，你是當總統的，總統先有個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為何不明白說出來！你和段總理已是數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你只顧自己的總統地位，而不顧總理的面子，此種舉動真令吾輩寒心。”不待馮講話，倪又連珠炮般地發泄內心的不滿：“不知總統是否還記得當年在天津武備學堂當學生時候，校長不是我們安徽的李文忠（李鴻章）嗎？”倪嗣沖的一席話竟使馮國璋也流下了眼淚，跟隨馮國璋的田文烈見此情形，便說：“總統原來是與倪督軍、張督軍諸君商議討伐西南之事呢。既 然這樣，待總統回去即下討伐令好了。”馮國璋欲赴南京，倪當即說：“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馮國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

馮國璋回到北京后，於1月30日下討伐令，派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率軍進犯湖南，並於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馮國璋效法專制君王用“罪己詔”的形式緩和與段祺瑞一派的緊張關係，儘力向段表示讓步，以平息皖系軍閥政客們的怨氣。民國七年（1918年）3月23日復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

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又佔了上風。但馮國璋並不甘心“和平統一”政策的失敗，他密電曹錕率兵南下“適可而止”，不必過於深入為他人效力，“以恢復湘省為止”。曹錕接電后，心領神會，回電說：“決不令主座為難。盡請放懷！”吳佩孚率直軍攻佔長沙后，段祺瑞電告吳佩孚“直搗兩廣”，吳佩孚借口餉械供應不及，故意按兵不動。段祺瑞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統一”，便極力籠絡曹錕、吳佩孚。當段準備升任曹錕為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的消息傳出后，馮國璋急忙致電曹錕：“久戎於外，直隸根本之地，未免空虛，倘有疏虞，便無退步。”於是直軍佔領衡陽后，曹錕力辭兩湖巡閱使，立即回到天津，吳佩孚亦屯兵不前，並與護法軍劃界停戰，致使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到此為止。

段祺瑞企圖再以名位引誘曹、吳繼續為其賣力，使授曹錕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授吳佩孚為“孚威將軍”。未幾，段祺瑞又“秘以副總統許曹”。並且親往湖北犒師。馮國璋此時恐怕曹錕再次 受騙，便派陸建章赴天津說服曹錕，放棄南征，回到直系與李純等人合作把局面轉向和平。結果陸建章在天津被段的第一親信徐樹錚誘殺。段祺瑞深知阻礙“武力統一”的主要障礙是馮國璋，於是便指使親信王揖唐為首的“安福俱樂部”收買政客，操縱國會選舉，把馮趕下台去。安福系乘馮國璋繼黎元洪總統任期已滿，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選舉徐世昌為新總統，馮國璋只得把總統的“寶座”讓了出來。不久，馮國璋離京回到故里河間。

徐世昌上台後，企圖調解直、皖兩系矛盾，為了取悅馮國璋，便批准下台的馮國璋仍有節制第十五、十六師的權力。不久，又派師景雲赴河間迎請馮晉京，以疏通馮、段感情。由於馮國璋鑒於陸建章被謀殺的教訓，遲遲不敢登程，直到靳雲鵬組閣，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於民國八年（1919年）10月經天津抵達北京。馮國璋此次進京雖然是打著調合直、皖兩系分裂的旗號而來，但實際上，他依然想通過他的斡旋促進直系內部團結，以對抗皖系，並伺機東山再起。此外，他進京的另一任務，則是企圖把陸軍部於民國八年（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師的糧餉局奪回來，以保其外快財源不致中斷。然而一切都未能如願，即於12月28日突然病逝，時年60歲。馮國璋臨終口授遺言給徐世昌總統：“和平統一，身未及見，死有遺憾，希望總統一力主持，早日完成。”

馮國璋一面向袁世凱迭電密陳請“勿輕開戰禍”，一面通過梁啟超、胡鄂公等人與西南滇桂軍閥唐繼堯、陸榮廷信使往來，以促使西南獨立和陸榮廷攻擊廣州，逐驅袁世凱死黨龍濟光；同時，又勸說四川的北洋軍與護國軍停戰，並且指使四川、湖南將軍陳宦、湯薌銘通電拒絕袁世凱的命令。當袁世凱派曹錕率北洋軍入川與護國軍接火之日，梁啟超派人赴南京，請馮國璋協助蔡鍔反對帝制維護共和。馮國璋對來使說：“我是他（指袁世凱）一手提拔起來而又比較親信的人，我的電報對他是個重大打擊。我們之間，不可諱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論私交我應該擁護他的，論為國家打算，又萬不能這樣做，做了也未必對他有好處，一旦國人群起而攻之，受禍更烈。所以，我剛才考慮的結果，決計發電勸袁退位。”於是，馮叫秘書擬好兩電，一電致袁世凱，勸其退位；一電分致鄂贛與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對洪憲帝制的態度。

不僅如此，馮國璋還主動聯絡江西李純、浙江朱瑞、湖南湯薌銘、山東靳雲鵬等將軍聯名發出密電向各省將軍徵求收拾時局的意見，時稱“五將軍密電”，其電文內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獨立，（二）退出戰區，（三）保護戰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懲辦帝制罪魁，（三）請元首自行辭職以覘全國人民之意思。可見“五將軍密電”是馮國璋企圖以“中立”省將軍首領的名義，召喚非獨立各省區，形成第三種力量，以圖聯合護國軍，打倒袁世凱的一種計謀。

應該說，早年身為清廷大臣的馮國璋能為其族人後代訂出“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這十個字，可以稱得上是很有政治遠見的，是積極進步的。馮國璋一生由一介書生而入武林，讀文史后再習軍事。在他所處那個時代，經歷了數次戰爭，其中親自參與的就有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進京等戰事；中國作為戰敗國，付出了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沉重代價。作為一個有著遠大抱負的中國一代知識分子，或是身為一名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軍事將領，馮國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銳的見解，屢屢向上司和清廷進言，並且一直身體力行地為“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這一宏願而盡心儘力。

馮國璋當時已深切地感知，一個自詡為泱泱大國的國家，由於數百年來閉關鎖國，夜郎自大，國力早已衰敗不堪，遠遠落後於西方列強一大截了。他兩次東渡扶桑，從那個自明治維新以來變得強悍起來的國度中，發現了一條中國富強昌盛，再樹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進外國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讓國人重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但其時其勢，這位漢族的清廷重臣也有與當年李鴻章相似的憂慮和顧忌，眼看著京城裡那個冥頑不化的滿清朝廷，還有早已腐敗不堪的各級衙門地方官吏，落後的農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揚的貿易商業，還有幾乎空白的現代工業這副積重難返的爛攤子，就決定了真正要在東方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強盛之勢，非一朝一代人所能辦到的。因此，馮國璋把希望放在了兒孫輩身上。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袁世凱被啟用，派遣馮國璋南下鎮壓革命軍。眼 看武漢三鎮指日可下，馮國璋志得意滿地對人說：“這一來，咱的黃馬褂算是穿上了，興許還來個世襲罔替呢！”就在他一門心思想當匡複社稷的中興之臣時，袁世凱突然一紙調令，把他從武漢前線調了回來。

馮國璋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政治方面卻是個榆木腦袋。他號稱是“北洋三傑”龍虎狗中的“狗”，還真有點忠犬護主的勁頭兒。在戰場上他只想著打勝仗，保住清王朝，根本沒領會東家袁世凱的政治意圖。出發前袁世凱給他下達的六字方針是“慢慢走，等等看”，可他到了武漢就一鼓作氣連下兩鎮。

11月17日，就在他又一次大敗黃興時，袁世凱卻把本來非他莫屬的“湖廣總督”一職授予了第二軍軍統段祺瑞。馮國璋在前線拼死拼活，官卻讓沒打過一仗的段祺瑞當了。馮國璋別說多窩火了。回到北京后，他來了個閉門謝客，誰也不見。

馮國璋在去北京見袁世凱之後，馮國璋問：“外聞有總統要改帝制的傳說，不知確否？”袁世凱答：“華甫，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說明，歷史上開創之主，年皆不過50，我已是將近60歲的人了，鬢髮盡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須有個好兒子，克繩基業，我長子克定腳有毛病，是個無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個名士，三四子都是紈絝，更沒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個是我的繼承人呢？將來只能招禍，不會有好處的。”然而正當袁“指天誓日，力辯其無事”的同時，他的親信左右卻正在積極籌備帝制。

馮國璋當大總統的時候鬧了一個大笑話，這就是“賣魚事件”。據傳，中南海的魚是前代皇家所放養，其中還有一條三尺長的紅魚和一條大鯉魚，上面系著金圈，掛著金牌，一向就不曾為人所捕撈。馮國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將湖中的魚一網打盡，然後命人在市場上高價賣出，一時間北京各處都在叫賣“總統魚”，而所售之款盡入了馮國璋的私人腰包。當時有人寫了一個對子嘲諷說：“宰相東陵伐木，元首南海賣魚！”

民國政府的收入不穩定，也難免要影響到總統的個人利 益。馮國璋做地方大員的時候，對財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總統其實是名義好聽，一旦經濟匱乏，沒錢可花，到時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馮國璋在入京代理大總統前特別向段祺瑞提了一個條件，那就是將崇文門監督一職要到自己名下，因為崇文門監督是個肥缺，每個月可以穩定的收到二十萬元商業稅，可供總統府的開支。但是，一個月區區二十萬的收入固然可以解決總統府的開支，但對於很多國務大事來說是無濟於事的。因此，馮國璋也難免像黎元洪一樣，有時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據馮國璋的幕僚惲寶惠回憶，為了錢的事情，馮國璋還與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鬧過彆扭。

馮國璋在1919年去世后，據當時的統計，馮國璋留下的遺產總值大概在300萬元不到，這些錢是馮國璋多年的儲蓄和投資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摺合而成。應該說，馮國璋雖喜斂財，倒也無貪贓枉法之名。馮國璋死後，喪事和遺產分配都是委託給老友王士珍來負責，在王士珍的主持下，這些錢都按不同的份額分給了他的子女們。

民國代總統馮國璋乃河北河間市西詩經村人，1910年，馮國璋為《馮氏家譜》重修作了序言，並規定今後馮氏家庭以“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十字為排輩次序。

馮國璋曾孫輩本也該從“禁”字，但因政治氣候和社會環境所迫，只能違逆祖上的遺訓，以示與“反動家庭決裂”。所以到馮鞏這一輩孩子就不再以“禁”字排輩了。而到了馮鞏的下一代，則又接著“開”字的順序取名，馮鞏的兒子就叫作“馮開誠”。

馮國璋故居始建於1913年2月，1915年12月底竣工，占 地近百畝，四合院式建築，廳堂屋閣四百餘間，耗白銀六十萬兩，規模宏大，富麗堂皇，均明廊畫柱，高脊廣捨，並點綴“玻璃廳”等西式建築。文化大革命中馮國璋故居部被改動、損毀。2008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馮國璋國葬墓始建於1917年，三年建成。原南北長897米，東西長103米，共138.6畝。在這塊矩形的土地上，原來由南到北生長著蒼鬱美麗的樹木，建有壯觀的碑、坊、亭、台，具有封建帝王陵的氣勢，文革期間被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