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

祖先為漢景帝賈夫人之子劉勝，七代祖劉亮，事北朝為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父親劉緒，為避安史之亂，遷居蘇州。

生於大曆七年（772年），其父、祖均為小官僚，父劉緒曾在江南為官，劉禹錫在那裡度過了青少年時期。很小就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和吟詩作賦，既聰明又勤奮，在做詩方面，曾得當時著名詩僧皎然、靈澈的熏陶指點。

貞元六年（790年）十九歲前後遊學洛陽、長安，在士林中獲得很高聲譽。

貞元九年（793年）與柳宗元同榜進士及第，同年登博學鴻詞科。

兩年後再登吏部取士科，釋褐為太子校書，不久丁憂居家。

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以淮南節度使兼任徐泗濠節度，辟劉禹錫為掌書記。后隨杜佑回揚州，居幕期間代杜佑撰表狀甚多。

貞元十八年（802年）調任京兆府渭南縣主簿，不久遷監察御史。當時，韓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職，三人結為好友，過從甚密。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卒，李誦即位，是為唐順宗。原太子侍讀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這時受到唐順宗信任進入中樞。與王叔文相善，其才華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為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參與對國家財政的管理。這段時間裡，政治熱情極為高漲，和柳宗元一道成為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二王劉柳”集團在短短的執政期間採取了不少具有進步意義的措施，但由於改革觸犯了藩鎮、宦官和大官僚們的利益，在保守勢力的聯合反撲下，很快宣告失敗。唐順宗被迫讓位於太子李純，王叔文賜死，王丕被貶后病亡，與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貶為遠州刺史，隨即加貶為遠州司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八司馬事件”（同時貶為遠州司馬的共八人，史稱“八司馬”）。此後，在朗州近十年。期間，創作了大量寓言詩，表達了對當朝權貴的極大不滿，又寫了許多賦來表達自己不甘沉淪的雄心。由於接觸當地民間歌謠，從中吸取了營養，他的詩歌創作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同時，還寫了多篇哲學論文，最重要的便是與柳宗元《天說》相呼應的《天論》三篇。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與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但不久又被貶謫到更遠的播州去當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諸人幫助，改為連州（今廣東連州市）刺史。此後，在連州近五年。

次年三月（816年）創作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得罪執政，被外放為連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819年）因母喪才得以離開連州。

長慶元年（821年）冬被任為夔州（今四川奉節縣）刺史。長慶四年（824年）夏，調任和州（今安徽和縣）刺史。

寶曆二年（826年）奉調回洛陽，任職於東都尚書省。從初次被貶到此時，前後共歷二十三年。

大和元年任東都尚書。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寫了《再游玄都觀絕

句》，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以後歷官蘇州、汝州、同州刺史。

開成元年（836年）開始，改任太子賓客、秘書監分司東都的閑職。

會昌元年（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銜。世稱劉賓客、劉尚書。晚年到洛陽，與朋友白居易、裴度、韋應物等交遊賦詩，唱和對吟，生活閑適，和白居易留有《劉白唱和集》《劉白吳洛寄和卷》，與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對吟唱和佳作。此後，歷任集賢殿學士、禮部郎中、蘇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後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會昌二年（842年）病卒於洛陽，享年七十一歲。死後被追贈為戶部尚書，葬在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

詩歌

劉禹錫的山水詩，改變了大曆、貞元詩人襟幅狹小、氣象蕭瑟的風格，而常常是寫一種超出空間實距的、半虛半實的開闊景象，如“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繚亂碧羅天”（《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這靜謐空靈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情感，構成了一種恬靜平和的氛圍。不過，雖然劉禹錫說過“能離欲則方寸地虛”，但是他積極參與永貞革新，其實還是要在社會中實現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較倔強，受道家影響，詩中倒是常常表現出高揚開朗的精神。如《秋詞》二首之一、《同樂天登棲靈寺塔》，都有一種高揚的力量。由於有了含蓄深沉的內涵、開闊疏朗的境界和高揚向上的情感，劉禹錫的詩歌便顯得既清峻又明朗。劉禹錫又多次貶官南方，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劉禹錫常常收集民間歌謠，學習它的格調進行詩歌創作，如《白鷺兒》詩以隱喻方式寫自己孤高的情懷，但用的是輕快的民歌體。還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浪淘沙詞》、《西塞山懷古》等，都很樸素自然、清新可愛，散發著民歌那樣濃郁的生活氣息，以下兩首尤為傳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詞》二首之一。

劉禹錫及其詩風頗具獨特性。他性格剛毅，饒有豪猛之氣，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悶，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終不曾絕望，有著一個鬥士的靈魂；寫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重遊玄都觀絕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謠》《飛鳶操》《華佗論》等詩文，屢屢諷刺、抨擊政敵，由此導致一次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但這壓抑打擊卻激起他更為強烈的憤懣和反抗，並從不同方面強化著他的詩人氣質。他說：“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謁柱山會禪師》）。

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後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

劉禹錫的詩，無論短章長篇，大都簡潔明快，風情俊爽，有一種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摯情滲透其中，極富藝術張力和雄直氣勢。諸如“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學阮公體三首》其二）、“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雲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台”（《始聞秋風》）這類詩句，寫得昂揚高舉，格調激越，具有一種振衰起飛、催人向上的力量。至於其七言絕句，也是別具特色，如：“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詞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楊柳枝詞九首》其一）就詩意看，這兩篇作品均簡練爽利，曉暢易解，但透過一層看，便會領悟到一種傲視憂患、獨立不移的氣概和迎接苦難、超越苦難的情懷，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棄舊圖新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蘊。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詞》，全詩一反傳統的悲秋觀，頌秋贊秋，賦予秋一種導引生命的力量，表現了詩人對自由境界的無限嚮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劉禹錫深通道教，在很多年以後他還說，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后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通過錘鍊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提出“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劉賓客嘉話錄》）；另一方面，他又極重視主體的觀照與冥想，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中他曾說：“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於詞。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

劉禹錫的詩大多自然流暢、簡練爽利，同時具有一種空曠開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越中藹藹繁華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都是他對歷史、人生進行沉思之後的一種感悟。這種感悟以形象出現在詩里，不僅有開闊的視界，而且有一種超時距的跨度，顯示出歷史、現實、未來在這裡的交融。

劉禹錫的詠史詩十分為人稱道。這些詩以簡潔的文字、精選的意象，表現他閱盡滄桑變化之後的沉思，其中蘊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西塞山懷古》《烏衣巷》《石頭城》《蜀先主廟》等都是名篇。

辭賦

除詩歌與論說文外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在唐代辭賦史中，乃至整個辭賦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環節，其存賦十一篇，與唐代各家所存辭賦數目相較，也不算少了。馬積高在其著作《賦史》中評價中唐時期的辭賦家，列柳宗元為首位，韓愈、劉禹錫並列其次，又將柳宗元之辭賦同屈原相提並論，即可見一斑。而實際上，劉禹錫本人也是對自己的文章水平頗有自信的，在其《子劉子自傳》中他說：“天與所長，不使施兮。”這裡的“所長”指的即是自己的長於文詞，而在這“文詞”之中當然也包括辭賦在內。在劉禹錫的十一篇辭賦作品當中以《秋聲賦》最受後人推崇。

由於劉禹錫的辭賦多數創作於貶謫時期，因此逐臣之悲與懷才不遇便成了其辭賦創作的重要主題，騷怨情懷是其主要的情感寄託，同時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也貫穿始終。此外，除了反映貶謫愁思的作品，其辭賦還有應試科舉所作的律賦——《平權衡賦》，懷古傷今的《山陽城賦》，悼亡的《傷往賦》，描寫景物風俗的《楚望賦》。作為唐代重要的文學家與哲學家，劉禹錫的詩歌成就較高，是唐詩研究的重要領域，而詩文又為當時的文學主流，故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必然要受到其詩歌創作影響的。例如劉禹錫詩歌的主題便影響著他辭賦的主題，許多在其詩歌中描繪的場景畫面、表達的情感內容，同樣也出現在他的辭賦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詩文與辭賦的互動關係是其辭賦研究的有利環節。

論說文

劉禹錫的文章以論說文成就為最大。一是專題性的論文，論述範圍包括哲學、政治、醫學、書法、書儀等方面。哲學論文如《天論》三篇，論述了天的物質性，指出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並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論文如《答饒州元使君書》、《論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都徵引豐富，推理縝密，巧麗淵博，雄健曉暢。二是雜文。一般因事立題，有感而發，如《因論》七篇；也有的是“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如《華佗論》、《辯跡論》、《明贄論》等。這些作品，短小精悍，隱微深切。或借題發揮，針砭現實；或託古諷今，抨擊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劉禹錫認為自己所長在“論”，韓愈所長在“筆”（《祭韓吏部文》），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論文的重視。劉禹錫的散文，與他的詩歌一樣，辭藻美麗，題旨隱微。柳宗元說他“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劉禹錫《猶子蔚適越戒》引），為深中肯綮的評價。

唯物主義傾向

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著作是《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關於自然與人的關係，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為，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係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為公是，非為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在法大行的社會裡，是為公是，非為公非，蹈道必賞，違善必罰，人們就會說，禍福決定於人的行為，與天沒有關係。在法大弛的社會裡，是非顛倒過來，賞恆在佞，罰恆在直，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就不得不把一切歸之於天。他又認為，當“理明”時，人們就不會講“天命”；當“理昧”時，就不會不講天命。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可謂見解獨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在所寫的《天論》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進一步探索天人關係問題。他認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交相勝”，“還相用”。人雖不能幹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規律

劉禹錫以自然科學為根據，補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觀。在對自然界的認識方面，劉禹錫認為整個自然界充滿了有形的物質實體，天地之內不存在無形的東西。他批駁了魏晉玄學和佛教、道教關於“空”、“無”是宇宙本原的理論，認為“空”是一種特殊的物質形態，“空”不能超越物質形體而獨立存在。這是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重大發展。在關於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方面，他認為萬物的生長、發展是一種自然過程，動植物和人類是天地陰陽之氣交互作用產生的。他還認為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有一定規律，宇宙萬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無窮地運動發展著的。他據此建立了天人關係學說，指出天地萬物各有其不同的職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職能在於生長繁殖萬物，萬物在生殺、壯健、衰老的自然發展過程中，遵循強勝弱敗的競爭規律；人的職能在於利用自然規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質資料，進行各種生產活動，向自然界謀取人們生活的需用品。劉禹錫提出：“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天論》上）他認為天不能幹預人類社會的“治”或“亂”，人也不能改變自然界的運動規律。他還以科學知識為根據，宣傳無神論，批判有神論。

《新唐書·劉禹錫傳》

《子劉子自傳》

《汝州上后謝宰相狀》

劉禹錫故居自宋代以來，明代、清代都對陋室進行過擴建和重建。1986年，陋室由安徽省、和縣撥款修葺。同年，陋室經省人民政府批准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佔地5多畝。2008年，安徽和縣斥資千萬元改造劉禹錫陋室銘故居。

劉禹錫紀念館坐落在連州中學燕喜山，飛檐斗拱，採用硃紅色的支柱，無不透露出中國古典式宮廷建築風格，顯得古色古香。古樸雄偉的紀念館經精心布展后顯得魅力四射：燈光、壁畫、詩詞、銅像等場景的搭配，烘托出一種豐富多彩的歷史厚重感。

一代詩豪劉禹錫死後，被葬在了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滎陽市政府在劉禹錫墓的基礎上，耗巨資建設了佔地280多畝的大型文化主題公園——劉禹錫公園，並免費向市民開放。劉禹錫墓位於河南省滎陽市城東二十里鋪鄉（今豫龍鎮）狼窩劉村南高地上，古稱檀山。墓北距鄭州至上街公路約70米，坐北面南，有圓形土冢，冢高約7.5米，周長約20米。據民國《滎陽縣誌》載：“劉禹錫墓在檀山。”

《新唐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

《歲寒堂詩話》：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

《滄浪詩話》：大曆后，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

《杜工部草堂詩話》：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

《唐音癸簽》：禹錫有詩豪之目。其詩氣概今古，詞總平實，運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司空圖嘗言：禹錫及楊巨源詩各有勝會，兩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劉得之易，楊卻得之難，入處迥異爾。

《三唐詩品》：五言體雜不一。有如“深春風日凈”、“昔聽東武吟”等篇，宛轉徘徊，取塗樂府；“秋江早望”、“謫居悼往”，則結休允暉。若“水禽殘月”，模休文之韻思；“楚望蒼然”，結韓卿之茂體。余或放言理，失於音調，未求刻意，累在才多也。《女兒》作楚挽之哀詞，《泰娘》譜新聲之凄奏，七言此其選矣。《聚蚊》、《百舌》托意深微，亦得樂府遺意。律體獨多，瑩瑕間采。

黃庭堅："大概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翁方綱：“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極為確論。

蔡百衲：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

白居易：“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

劉克莊：“雄渾老蒼，沉著痛快”指出劉詩風格之“豪”。以“精華老而不竭”一語指出了劉禹錫人品之“豪”。

劉禹錫籍貫爭議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江蘇徐州，第二種說法是河南洛陽，第三種說法是浙江嘉興。

但是白居易卻稱"彭城劉夢得"，不知白居易此說有沒有根據。《徐州師範學院學報》著文，力辯劉禹錫的籍貫和出生地是彭城而非嘉興。主要理由有：一，劉師"聯牆住"，不是"聯牆生"，曾"住"嘉興。並不能推定他就"生"在嘉興。二。劉，裴二人"踏芳"。同釣，至少以十幾歲。劉生於七七二年，"踏芳"同釣當在七八三年左右，而此時上距劉緒天寶末東遷已近三千年。三十年間劉緒不一定長期定居嘉興。劉禹錫可能是生長在外地而後避地或求學才客居嘉興。他的詩文中常說"少為江南客"，這證明劉禹錫少年在江南是"作客"，而不是以江南為家鄉。三、劉禹錫曾自稱"我本山東人"，"山東一書生"。唐代山東，指太行山之東，淮河之北，嘉興在江南，顯然不對，而劉禹錫的郡望中山，正在"山東"，彭城也在"山東"，彭城當是劉的籍貫。四，據作者考證，劉緒東遷後作官，是在七六一---七六九年間。他與盧氏結婚當在此間，七十二年生劉禹錫很可能就在彭城，這樣，彭城也是劉禹錫的出生地。

劉禹錫的籍貫，他自己說的分明。七十一歲時，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自稱："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夫人子勝封中山王，溢曰靖，子孫因封為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為冀州刺史，散騎常待，遇遷都洛陽，為北部都昌里人。世為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隔不可依，乃葬陽之檀山原…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未應進士，遂及大亂，舉足東遷，以違患難。因為東諸侯所用，其後為淅西從事，本府就加鹽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墑橋"。很清楚，他的遠祖是漢代中山王劉勝之後，其後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在北朝時，遷居洛陽，其後世世代代變為洛陽都昌里人。到劉禹錫之父劉緒才因避難東遷。這樣看來，中山是劉禹錫郡望，洛陽是其籍貫，應沒有問題。而且就在同一年，劉禹錫又在《汝州上后謝宰相狀》中說："忽蒙天恩，稍移邁郡，籍占洛陽，病逝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事倍常情。"這是他從蘇州刺史調任汝州后寫的。文中說，他家在河南，籍貫在洛陽，自不應有誤，後來清代修《洛陽縣誌》，也說劉禹錫是"河南洛陽人"。

1963年卞孝萱先生髮表《劉禹錫年譜》，認為劉禹錫籍貫是洛陽，而不是彭城，同時提出兩種新說：一說劉禹錫是匈奴族後裔，冒充漢中山王劉勝之後：二說劉禹錫出生在蘇州嘉興縣，理由是：劉禹錫《自傳》說的"七代祖亮"，是北魏的劉亮，據卞孝萱考證，劉亮是"加入洛陽籍的匈奴"人劉禹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