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騫槎

相傳人類若乘木槎隨波逐流，便可能從海天一色處穿越時空，直上九霄雲漢遭遇牛郎織女，抑或逆黃河源頭通天河亦然。該傳說始見於西晉張華《博物志》；此後西漢歷史人物張騫被樹為泛槎主人翁，該典更受南北朝身兼遷客騷人的宦遊文人青睞，常被運用於文學創作，這多與其有類似張騫身處絕境不辱使命的人生體驗有關。

“張騫泛槎”播及唐代達到高潮，其朝野喜歡、接受程度，幾貫穿朝代始終，為上至帝王將相、文人雅士賦詩作文，下至世俗民間文學，遠及西域敦煌文學等廣泛採納。當時主流文學形式詩歌就該典傳播，自然起著極其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為此，宋元之交工詩善文的周密《癸辛雜識》曾表達過這樣的疑惑：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為張騫，雖老杜用事不茍，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殊不知，唐人就該典本事是非幾忽略不計；故自唐代立國起，該典主角已隨成書於北朝的《荊楚歲時記》流播範圍擴大，被定型為張騫而出現在眾多詩人筆下。

典型例子是征服四方，成就一統之業，實現大唐帝國完成式的唐太宗李世民《感舊賦》，雖不曾直接道及乘槎典故，但其賦文“余將問罪於東夷，……仰煙霞兮思子晉（神話人物周靈王太子王子喬），俯浩汗兮想張騫”的“浩汗”特指水勢盛大貌。故此“俯浩汗兮想張騫”的象徵意義，當與南北朝以來泛槎典故相契合，只不過婉轉借用該典表達了東征堅定決心。而韋皇后之女，於京洛大造第宅，甚至仿造東晉“書聖”王羲之曲水流觴池，邀唐中宗數次臨幸置酒賦詩的長寧公主流杯池，則明顯帶著誇飾炫耀口吻直白援引本典，以描繪豪宅水域遼闊。所謂：沁水田園先自多，齊城樓觀更無過。倩語張騫莫辛苦，人今從此識天河。

梳理泛槎典故的唐詩接受史不難發現，在“今逢四海為家日”的唐代，詩人以此賦詩作文立意，與之前割據分裂南北朝文人用典相比，不再單獨側重於身處異鄉心繫故土的鄉關情結，而是進入更為廣闊自由的文學創作空間，寄寓思想情感愈加豐富而微妙，更多表現嚮往張騫般實現親身泛槎騰空上天得見織女，獲贈支機石還蜀為嚴遵君平識破本事所傳達的浪漫主義色彩和自由主義傾向。像張環天象文學作品《秋河賦》的“乘槎之子兮上不上，弄杼之女兮歸不歸。”唐初因善賦而與工詩的李百葯並稱“李詩謝賦”的謝偃《明河賦》：將欲問之於槎客，如何欲決於嚴君？“初唐四傑”之一盧照鄰《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的“迷方看博，邀赤斧於禺山；失路乘槎，問君平於蜀郡”。工詩與蘇味道齊名並稱“蘇李”和“文章四友”之一的李嶠《星》：蜀郡靈槎轉，豐城寶劍新。善文辭，詩與沈佺期齊名號稱“沈宋”的宋之問《明河篇》：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性豪侈，不拘細行，世稱“李北海”的李邕《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應制》：傳聞銀漢石支機，復見金輿出紫微。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侵階濺舞衣。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共逐海潮歸。邵昇《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的“無路乘槎窺漢渚，徒知訪卜就君平”。皆然。

而將“張騫泛槎”借用到與己相關或欲表達意境的其他詩歌，尚有“初唐四傑”另一位代表人物楊炯《送東海孫尉詩序》的“晨看旅雁，君逢系帛之書；夕望牽牛，余候乘槎之客”。宋之問《魯忠王輓詞》的“氣有衝天劍，星無犯斗槎”。與王維齊名並稱“王孟”的孟浩然《除夜樂城張少府宅》：雲海訪甌閩，風濤泊島濱。如何歲除夜，得見故鄉親。余是乘槎客，君為失路人。平生復能幾，一別十餘春。等等。鑒於泛槎典故在《荊楚歲時記》里被歸屬事發七夕時節，尚有不少涉及該典的唐詩跟作者的七夕活動有關，如初唐寫過多首七夕詩的任希古《和東觀群賢七夕臨泛昆明池》：泛查分寫漢，儀星別搆天。盧照鄰《七夕泛舟二首》之一：石似支機罷，槎疑犯宿來。天潢殊漫漫，日暮獨悠哉。李嶠《同賦山居七夕》的“石類支機影，池似泛槎流”。李商隱《壬申七夕》的“成都過卜肆，曾妒識靈槎”等等，不一而足。

“張騫泛槎”經初唐、盛唐諸多文壇名流、詩人追捧、援引從事再創作而廣為傳誦，受眾面呈擴大態勢，文藝表現形式也發酵為多樣性，不再局限於唐詩，流傳空間更深入西域邊陲。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就向人們講述了唐開元、天寶年間“變文”這一新興文學樣式，經過長期醞釀，並得到皇帝愛好和提倡，配合音樂使用遂成為時尚曲調的成長過程，這其中也包括有脫胎於泛槎典故《皇帝感》。

敦煌文書伯三九一 卷《新合孝經皇帝感》歌唱的是張騫見西王母的故事，前一段是一篇押座文，以“上說名王行孝道”開始，“聽唱張騫一曲歌”結尾，共二十句，始入正文：“張騫本自欲登山，漢帝使遣上升天，今朝得遇西王母，駕鶴乘龍上紫煙。”寫到遇見織女情形為：“張騫尋河甚遲遲，正見織女在羅機，五百交梭一時動，五百鑽頭並相隨。”

另外，敦煌變文《前漢劉家太子傳》還有將張騫泛槎和東方朔盜桃組合演繹的變文。

隨著唐的盛極而衰，與周邊民族政治、軍事、外交和本身社會矛盾複雜叢集，這時期泛槎典故在關心國運、時勢安危的文人騷客筆下，彷彿又多了一重心繫家國的現實關懷理念。在這方面，“詩聖”杜甫實屬唐代援引“張騫泛槎”作詩最多並寓意最深刻、最貼近時政國運的詩人。他有至少四首詩涉及“張騫乘槎”，如《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的“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再如《秋日夔州詠懐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的“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又如《哭李尚書之芳》的“修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

杜詩較多側重於時政民生而憂國憂民，跟他平生顛沛流離，從而希望國強民富、天下安寧的民本思想有關。因此，他運用“張騫泛槎”，顯現出與其欣賞的前輩文學家、也是唐前以泛槎典故作詩頻率很高的庾信相同的鄉關情結。結合同時稍前先後出世隱居終南、入世任縣尉，復職作太祝，遷監察御史，安祿山陷長安迫受偽職，后脫身歸朝卻被貶死於嶺南的儲光羲曲折人生經歷，其《夜到洛口入黃河》詩云：河洲多青草，朝暮增客愁。客愁惜朝暮，枉渚暫停舟。中宵大川靜，解纜逐歸流。浦漵既清曠，沿洄非阻修。登艫望落月，擊汰悲新秋。倘遇乘槎客，永言星漢游。似乎同樣是在以泛槎典故暗中表露忠於唐王朝的拳拳真心，因而筆底心事彷彿也較為接近滿腹委屈塊壘而寄人籬下的南北朝以該典入詩者的真情實感。

懷著同樣的情緒並用典，在大抵同時也不願為官甚至作詩譏誚權貴而求歸於吳，貞元五年全家隱居茅山的顧況詩中，似乎已退盡火氣，輕鬆了不少。《送李秀才入京》詩云：五湖秋葉滿行船，八月靈槎欲上天。君入長安予適越，獨登秦望望秦川。在此，泛槎上天簡直又成了進京求取功名的同義詞。這跟唐代文學史上因與柳宗元友善又與白居易唱和而有“劉柳”與“劉白”之稱的另一位著名詩人劉禹錫《逢王十二學士入翰林因以詩贈》傳遞的詩意很有幾分相似——廏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定知欲報淮南詔，促召王褒入九重。

詩風平易而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號“元和體”，宮中呼為“元才子”的元稹雖論事為執政者所忌多次遭貶官，但總體上官運順遂，因而他對泛槎典故在自我創作上的運用，也舉重若輕，沒有夾雜歷史或時事滄桑的厚重感，反倒有些謔而不虐的盎然機趣。《劉二十八以文石枕見贈仍題絕句以將厚意因持壁州鞭酬謝兼廣為四韻》云：枕截文瓊珠綴篇，野人酬贈壁州鞭。用長時節君須策，泥醉風雲我要眠。歌眄彩霞臨葯灶，執陪仙仗引爐煙。張騫卻上知何日，隨類歸期在此年。《石榴花》云：何年安石國，萬里貢榴花。迢逓河源道，因依漢使槎。幾乎與元氏同時而結交詩人李賀，又嘗游於韓愈門下以文詞得名的沈亞之，運用“張騫泛槎”的意趣大抵與元氏相彷彿。《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詩云：曾在蓬壺伴眾仙，文章枝葉五雲邊。幾時奉宴瑤台下，何日移榮玉砌前。染日裁霞假雨露，凌寒送暖占風煙。應笑強言河畔柳，逢波隨浪逐張騫。

值得一提的是，名列《唐才子傳》的元稹、沈亞之既是詩人也是當時傳奇小說高手。而大抵同時但生平不詳的李冗撰著軼事兼志怪小說集《獨異志》卷上，也有一則基本以西晉張華《博物志》“八月槎”為藍本的“泛槎”傳奇。不僅如此，據北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援引《洞天集》之《嚴遵仙槎》載：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堅而不蠧。李德裕截細枝尺余，刻為道像，往往飛去復來。廣明已來失之，槎亦飛去。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和八年擢進士第，開成三年登科博學宏詞的趙璘《因話錄》載：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愽物志》……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俗呼為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曆中（825-826），餘下第還家，於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

由上記述，足見中唐有關“張騫泛槎”的傳播，似乎隨著之前杜甫等前輩詩人作品的廣泛引用在當時文壇、社會愈演愈烈，一度甚至敷衍、虛擬出被允許進入宮廷內苑收藏的所謂“支機石”、“張騫槎”、“嚴遵仙槎”之類至今讓人感覺神秘莫測而不得要領為何物的不明荷載飛行器。而在此社會政治大環境底下，要想如趙璘般保持世濁吾凈、眾醉獨醒的清醒頭腦，看來既無可能也無必要，畢竟泛槎典故未造成不良社會影響；正好相反的是，它一定意義上還代表著積極奮發向上的人生進取精神，以至於其時有何類瑜者，為此還專門撰有天象文學作品《查客至鬥牛賦》。因此，儘管趙璘是唐代第一個就所謂“張騫槎”真偽和“張騫泛槎”真實性表示質疑並加以指正的嚴謹學者；不過，唐代文壇又似乎僅此一人，再無他人願排斥“張騫泛槎”這一美好傳說而將其廢置不用。這說明唐代對於泛槎典故有著強烈的接受願望，文人雅士甚至包括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全體受眾，都不願糾纏於該典是否符合歷史原型的細枝末節，反而熱衷於相信與接受張騫是有上天會仙本事的“鑿空”行家，因為現實生活中傳為張騫通西域引進的種種實實在在有別於華夏帝國的風物土產，似乎正是這樣直接而又明了的確鑿物證。因而“張騫泛槎”在中、晚唐文壇依然盛傳不衰，成為眾多詩人創作的思想源泉，這方面的例子委實不勝枚舉。

譬如頗得李德裕知遇的著作郎盧肇《天河賦》涉及天河、河源、乘槎；又如性多兒女之情的玉溪生李商隱《海客》詩，更把泛槎、贈石故事寫得極富兒女情長而延續了讀者的想象空間——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妒，聊用支機石贈君。而博通經史，詩多刺時的邵謁《覽張騫傳》則云：採藥不得根，尋河不得源。此時虛白首，徒感武皇恩。……仙骨若求得，壟頭無新墳。不見杜陵草，至今空自繁。同時同樣工詩有名，是為“咸通十哲”之一周繇的《望海》，似乎對於泛槎通使另有一番態度：“蒼茫空泛日，四顧絕人煙。半浸中華岸，旁通異域船。島間應有國，波外恐無天。欲作乗槎客，翻然去隔年。”而稍後因《詠史詩》聞名的詩人胡曾，彷彿與周繇史觀所見略同，其《黃河》詩云：博望沉埋不復旋，黃河依舊水茫然。沿流欲共牛郎語，只待靈槎送上天。可在著有《唐英歌詩》的晚唐另一位詩人吳融筆下，泛槎幾成了“重利輕離別”的《商人》象徵，所謂：此生何處不為家，團圓那覺有天涯。隨風逐浪年年別，卻笑如期八月槎。

“張騫泛槎”在唐末並未因唐王朝日薄西山而乏人問津，相反，依然有許多詩人以此抒發感情。有統計數據表明，詩名當世的羅隱和韓偓甚至各有三首詩用典涉及“張騫泛槎”，在羅隱為《黃河》的“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斗客槎輕”。《題木居士廟》的“只應水物長為主，未必浮槎即有靈。八月風波飄不去，四時黍稷薦惟馨。南朝庾信無因賦，牢落祠前水氣腥”。《寄西華黃錬師》的“西華有路入中華，依約山川認永嘉。壇髙巳降三清鶴，海近應通八月槎”。而在韓偓則為《夢仙》的“每嗟阮肇歸何速，深羨張騫去不疑。澡練純陽功力在，此心唯有玉皇知”。《喜涼》的“穩想海槎朝犯斗，健思胡馬夜翻營。東南亦是中華分，蒸郁相凌太不平”。《甲子歲夏五月自長沙抵醴陵貴就深僻以便疎慵由道林之南步步勝絕去綠口分東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籬之次忽見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廳前皆植是花遂賦詩四韻聊寄知心》的“職在內庭宮闕下，廳前皆種紫薇花。眼明忽傍漁家見，魂斷方驚魏闕賖。淺色暈成宮裡錦，濃香染著洞中霞。此行若遇支機石，又被君平驗海查”。

羅隱與韓偓皆與後來叛唐的後梁王朝創建者朱溫交惡，後來一為吳越王錢鏐所用，一挈族避閩。以上詩歌隱約透露出他們不願中華分裂的赤子之心，同時又似乎表達了去意已決無心戀棧的萬般無奈。而大抵經歷相同，以下諸位晚唐詩人在泛槎典故運用上幾乎感同身受。如與依附唐末五代閩王王審知的韓偓略同，徐寅《長安即事》詩的“掃雪自憐窓紙照，上天寧愧海槎流。明時則待金門詔，肎羨班超萬戶侯”。當是受朱溫賞識，后受後唐創建者李存勖誣陷指斥先帝，譏諷王審知，遂與妻月君偕隱以終前的長安記事。而隱退仰山書堂鄭谷《同志顧雲下第出京偶有寄勉》詩的“鳳策聯華是國華，春來偶未上仙槎。鄉連南渡思菰米，涙滴東風避杏花”；唐末留蜀事前蜀主王建並建屋成都杜甫草堂遺址的“花間詞人”韋莊《夏口行寄婺州諸弟》：回頭煙樹各天涯，婺女星邊遠寄家。盡眼楚波連夢澤，滿衣春雪落江花。雙雙得伴爭如雁，一一歸巢卻羨鴉。誰道我隨張博望，悠悠空外泛仙槎。以及五代避亂不仕，終於南嶽廖融《夢仙謠》的“星稀猶依虹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槎”。字裡行間又都寄託著一種天下大亂，歸隱幽居方是擺脫世間煩惱近乎神仙生活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