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白

李佳白，美國傳教士，字啟東。生於紐約。先後畢業於漢密爾頓學院和紐約協和神學院。1882年奉美國長老會之命赴華，在山東煙台、濟南等地傳教。1892年回國。二年後辭去長老會工作再次來華，籌辦尚賢堂。周旋於北京上層人物之中，與恭親王奕訢、李鴻章、翁同龢等人時有往來。1897年尚賢堂得到清政府認可，於是他去歐美募款，宣揚其“尚賢堂計劃”，引起美國政府重視，募得15萬餘美元的經費。1898年，漢密爾頓學院授其神學博士學位。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李佳白曾充當英國侵略軍翻譯。1902年尚賢堂從北京遷到上海，在教育、社會、宗教和文化各方面開展活動，有會員150餘人，並開辦尚賢分科學校。1910年出版《尚賢堂紀事》（月刊）。辛亥革命后，曾支持袁世凱。1917年任《北京郵報》主編，傾向德、奧。同年12月被美國政府遣送馬尼拉，1918年回國。1921年重來中國。次年在北京發行《國際公報》（周刊）。五卅運動時，他出面組織中外睦友會，主張中國“不可與外人為敵”，反對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1927年卒於上海。

李佳白（Gilbert Reid），字啟東，於1857年11月29日出生在美國紐約州長島。父親約翰·雷德（John Reid）是長老會教會牧師，對中國文化有著異乎尋常的興趣，讀多不少中國的經史典籍。受父親的影響，李佳白從少年時起，即開始習讀中國的儒家經典，並學習中文，對中國更是心馳神往。1879年，李佳白從紐約漢密爾頓學院（Hamilton College）畢業后，遵從父親的意願，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讀三年。1882年畢業后，向美國北長老會差會提出申請，要求到中國去宣教。獲准後於同年10月從紐約登船赴華。

李佳白於1882年秋季抵達上海后，隨即奉派前往山東煙台﹑濟南等地，邊學中文，邊開始宣教工作。他先在煙台宣教三年，而後又到濟南，前後在山東從事宣教工作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他採用傳統、直接的傳福音方式，在教堂里、街道上向民眾宣講基督教義，散發福音書冊，發展信徒，建立教會。他所接觸的民眾基本上都是社會下層階級。雖然他工作非常努力，但收效甚微。因為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國，特別在孔孟之鄉山東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基督教作為一個外來的宗教與文化，受到了空前頑強的抵抗，因文化衝突引發的教桉頻頻發生。1887年8月，李佳白在濟南要為教會購置一塊地產，卻遭到當地士紳的極力阻撓，以影響風水，妨礙民居為由，反對外國人在濟南城內買地建房。幾經協調未果，李佳白於同年11月28日晚強行入住，結果與民眾發生了衝突，受到毆打。後來在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出面干預之下，地方官府在濟南城外撥給教會一塊更大的地產作為補償，事情才算了結。通過這次糾紛，李佳白認識到士紳階層在中國社會的強大勢力，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儒家思想與文化的化身，況且政府中大多數官僚都出自士紳階層，傳教士若與士紳階層對立，將會影響宣教事業的發展；只有爭取到他們的支持，宣教事業才可以暢行無阻。要使中國人更易於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傳教士有必要吸收儒家教義，使宣教活動與中國文化相適應。要消除傳教士與中國民眾之間存在著的巨大隔閡，就要遵從中國的習俗，改穿中國服裝，按照中國的禮節方式行事。因此李佳白開始“著華服、用髮辮，一如華人儀式也”，“日與儒教人士相晉接”，同時，“一手握聖經，一手持四書，如聽眾不願聽基督教則另講以孔教”。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中國人的反教和仇外心理，結交朋友。為此他更加認真刻苦地研究儒家文化，探索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他說：“我渴望了解中國人的信仰、風俗和宗教，我計劃以遵從的辦法與中國人修好。”由此，他把宣教對象轉向了中國上層社會。

李佳白在山東宣教期間，正是黃河連續發生漫決的年間，每逢黃河決口，兩岸田地被淹，房屋被毀，人民失去家園。李佳白親眼目睹了災區百姓流離失所，忍飢受寒的慘像。為拯救蒼生於水火，他親自“冒風濤，逆流而上，詳察情形”，探尋黃河水患的根源。1886年，張曜調任山東巡撫，正值水災嚴重之時。李佳白得知張曜為使水患得到治理，正在聽取各種有關治河的建議，於是就前去拜見張曜，向他面呈一份報告，詳細介紹了西方治理河流泛濫的方法。

針對賑災和救濟，李佳白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辦法，比如他提出“以工代賑”的辦法來賑濟災民。他建議政府把災民分為兩類，一類為老弱、婦女和兒童；一類為強壯男丁。對於前者，政府要全力救助；對於強壯男丁，則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組織他們或疏浚河道，或開墾荒地，或修建道路，然後量工定價。他指出實行以工代賑有五利：即“人不坐食，款不虛縻”；“老弱免於溝壑，強丁不至離散”；“民有恆業……不能妄生是非”；“遊手好閒者……不至流為盜賊”，“既能濟民，又成大功”。同時李佳白也看到在黃河治理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提出起用公正廉明的官員來從事賑災事務，杜絕舞弊挪用賑災款項，並建議請西人參與設立賑局，共同從事此項工作。這些建議，非諳熟中國國情者不能提出。由此可見，李佳白那時對中國社會狀況已有相當深入的了解。

除黃河決口外，在1886年至1889年間，山東、山西、直隸、陝西、河南五省發生了特大旱災，有上千萬人因飢餓而死。1888年災情嚴重之時，西方傳教士在煙台成立了“賑災委員會”。1889年1月，上海外國僑民也成立了“華北義賑會”，向海外募捐，再由“賑災委員會”協助分發救災款項。在此期間，李佳白不僅全程參與了賑災工作，還連續撰寫了“西國治河成法”、“治水說”、“黃河歸海論”、“黃河建閘說”等關於治理黃河水患的文章，發表在《萬國公報》上。李佳白借鑒西方各國治理河流的經驗提出黃河治理的方桉，認為黃河治理的關鍵在於因勢利導，使泥沙不至於沉淤積河床。為此，他提出了多管齊下綜合治理黃河的五項措施，均觸及到了黃河治理的一些根本問題。但清政府當時既有內憂又有外患，根本無暇也無力顧及到黃河治理問題。因此，他的建議也只能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雖然李佳白提出治水方桉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採納，但這些活動標誌著李佳白不再將自己局限於狹隘的宣教工作上，而是轉為關注中國的社會問題，以及中國社會變革運動上來。

1890年，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全國大會上，李佳白提出將宣教對象轉向中國的上層社會的設想。1892年，李佳白在回美國休假期間，再次向長老會差會提出在中國上層社會中宣教的設想，因未獲批准，遂於1894年6月與差會脫離關係成為獨立傳教士。離開美國之前，李佳白宣布成立一個“上等社會傳道會”(The Mission among the High Class)。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李佳白返回中國。甲午戰敗，救亡圖存、維新改良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呼聲。李佳白“既抵上海，星馳入都”。他去北京的目的，是要遊說中國政要變法圖強。1894年以後，他以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特約記者的身份，周旋於北京上層人物之中﹐與當時中國政壇上200多位高官和名流交結。1895年他加入了康有為等人創立的“強學會”，直接對維新運動施加影響，與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人物關係密切，儼然成為他們的“顧問”。在維新運動時期，李佳白“指陳時政，名聞當道”，與美國監理會傳教士、《萬國公報》主編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以及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外國傳教士之一。

李佳白是一位理想主義的和平主義者，反對激進式的暴力革命。因此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李佳白曾支持滿清貴族成立的“宗社黨”（君主立憲維持會），反對共和革命，反對推翻清朝政府。辛亥革命后，他又竭力支持袁世凱恢復帝制。當中國進入民國時期后，中國政局動蕩不安，黨派林立，紛爭不已。袁世凱死後，中國更陷入了軍閥混戰的局面。面對此等亂局，李佳白認為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實現和平統一，而且他所認為的中國統一不僅包括時人所稱的“二十二省之聯合與統一”，還要將蒙古、新疆、西藏等聯合起來。在他看來，共和國應該合漢、滿、蒙、藏等各民族為一體，且使各民族和睦相處。因此，從孫中山、袁世凱到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無論誰當政，李佳白都對其獻計獻策，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助其以和平手段實現統一。當上述人物打算用戰爭的手段來實現政治統一時，李佳白立即予以反對。他認為戰爭沒有勝利者，雙方都是失敗者，人民更是戰爭的絕對受害者。他以德國和法國兩個大國因世仇不斷發生戰爭和北洋各派軍閥實力此消彼長為例來說明上述道理，最後規勸道：“拋無數金錢頭顱以爭得之勝利，其不可恃也，猶如煙雲之易散”，“言戰之結果，則實物變為空虛；言戰之功也，則朝得則夕已不保；言戰之影響，則財政破產，交通阻絕，百業停廢，四民流徙，馴至盜賊蜂起，外患肆染，而國本乃岌岌動搖。”

正因為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李佳白對中國於1917年加入協約國參戰的舉措亦強烈反對。不僅如此，他還強烈批評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決定。1917年，他在《尚賢堂紀事》和《國際公報》等中外報刊上發表大量時政文章，警告“中國加入歐戰旋渦為有百害而無一益”。他的這些言論既得罪了中國，又得罪了美國，協約國集團的一些傳媒甚至說李佳白是德國的“文墨先鋒”。1917年12月29日，美國最高法院簽發逮捕令，指令美國駐華公使拘捕李佳白。經美國領事法庭審理后，中國政府在外交壓力之下將李佳白驅逐出境。1918年1月，李佳白抵達菲律賓島，五個月後才回到美國。此事對李佳白的聲譽造成極大影響，導致一些會員退出尚賢堂，此後尚賢堂的活動幾乎陷於停頓。

雖然因倡導並推動和平而吃盡了苦頭，但李佳白仍痴心不改。四年之後（1921年），他又回到中國。1922年李佳白至北京恢復尚賢堂，但昔日風光不再，參加的人數屈指可數，舉辦活動“有時來客無多，狀至冷落”。接著他又創辦發行了《國際公報》，亦繼續為中國的和平統一事業奔走呼號。他不遺餘力地到各省向政界、商界、學界、宗教界發表以和平、統一、教育、宗教為題的演講。1922年上半年，他應學校、機關和社會團體的邀請，先後赴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浙江、上海等地演講60多次，下半年又在浙江、安徽等省演講50多次。所到之處，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聽眾對他的演講“均極感佩”。山西督軍閻錫山對其慷慨贈送差旅費，“優禮之隆，無以復加”。河南省長張鳳台對李佳白的演講也竭力提倡，“開會之際，輒親陪往”。在河南洛陽演講期間，吳佩孚還親自陪同李佳白遊覽洛陽，以示歡迎和感謝。

為了消弭戰爭，他幾乎拜訪過民國期間不同階段所有執政和在野的政界要人。僅1923年4月至 1924年4月，他就拜訪黎元洪三次，拜訪曹錕一次，其餘省部級要員無數次。他還在尚賢堂舉辦各種集會，為和平運動推波助瀾。1922年10月，北京尚賢堂在東安門真光電影院召開消弭戰端、裁減軍備討論會，參加會議的各界人士通過了一項和平請願書，分別呈送總統、國會、國務院及各省，懇請當政者“念瘡痍其未安，知武健之可畏，誠雷厲而風行，化干戈為玉帛”。1923年10月，李佳白又在上海尚賢堂舉行各教祈禱和平大會，邀請各宗教代表發表和平演講。可是，李佳白和平統一的呼聲一次次被戰爭的硝煙所淹沒。軍閥們雖也對和平統一的理論表示認可，但在實踐中他們還是更喜歡用槍杆子說話。對此，李佳白只能抱以嘆息和失望。經過一次次的勸說失敗，他也認識到了軍閥們的險惡用心，他們“有時表面上呈現和平景象，而其真心實意，仍不泯奪地攫權之陰謀”。

1925年，五卅運動時﹐李佳白組織成立了“中外睦友會”，致力於各種和平活動，主張中國“不可與外人為敵”。在這一時期中，他先後著有《中國排外騷亂的根源》、《中國一瞥》、《中國，被控制的還是自由的？中國糾紛的研究》等書。李佳白始終關注著中國的內外關係，每有中外重大事件，便在報刊發表一番議論。但他始終主張以和平的、議會式的手段統一中國。這種謹慎保守的言論已經無法引起更大的反響，北京尚賢堂門庭日趨冷落。李佳白個人和尚賢堂的發展受挫，一方面固然因為他的思想和言論不合潮流，從而影響了他的聲譽。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反帝愛國運動之高漲，特別是在五四運動和非基督教運動中，西方傳教士更成為眾矢之的，李佳白和尚賢堂的活動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儘管李佳白苦心經營，尚賢堂境遇每況愈下，漸至淡出中國歷史的舞台。

經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和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的引薦，李佳白進一步與李鴻章、奕訢、翁同龢等清政府的上層官僚結交往來。多年在山東宣教的經歷，使李佳白對中國士紳階層的勢力有切身的體會；也鑒於民教衝突的情況，他覺得有必要設立一個針對中國上等階層的宣教機構。他希望首先影響上等階層，進而影響中國社會；同時也藉著這個機構，經常與各省官僚士紳聯絡，“俾與西國通達時務、才德兼優之教士互相交契，日久情親，共保民教相安，兩無齟齬”。因此在1894年，李佳白在北京創立“尚賢堂”，旨在通過“招集中西善士，凡道德高深，學問淵博者”，“講一切濟世救人之法”，“使外人樂於與華人合作，挽救中國”。李佳白的計劃得到了李鴻章的好感與許可。在英美駐華公使的贊助下，在李鴻章、翁同龢等官員的支持下，1897年2月，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批准，尚賢堂終於在北京正式成立了，李佳白自任尚賢堂總理。“尚賢堂”之名出自《周易》，李佳白解釋道：“《周易》有之：祐者，助也。天之所助也，順也。人之所助也，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茲堂之設，既協於天理人情，又本乎履信思順。”“尚賢堂”之名既體現崇尚聖賢、勸善從德之意，也是為了贏取中國人的信任，其英文名稱則為“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中國國際學會)，以強調中外之友好。李佳白為尚賢堂擬定了章程，從其內容看，李佳白不再把尚賢堂當作一個單純的宣教機構，而是賦予其更廣的活動範圍。其一，將尚賢堂作為中西人士會合的社交場所。其二，作為聯絡上層社會的渠道，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宣傳他的思想，以達到影響中國上層社會及民眾的目的。其三，作為傳播西學和從事文化活動的場所。依照尚賢堂章程，由數名中外人士主持尚賢堂日常工作，其入選條件是：“華士必諳西語，長於新學；西士必在華數年，熟悉民情，方充其選。”當時在北京的一批清朝官員和士大夫被邀請成為首批會員。

尚賢堂成立后，在國內得到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以及中國招商輪船公司等清朝官員、傳教士和商務機構的捐助，這使李佳白大受鼓舞，翌年即赴歐美募款。他在歐美各國宣揚中國的維新運動和尚賢堂的宗旨與計劃，得到美、英、法、德、俄、荷等政府和人士的捐助，共募得15萬餘美元的經費。1898年﹐李佳白的母校漢密爾頓學院授予其神學博士學位。然而，當1899年秋天李佳白返回北京時，“百日維新”運動已經失敗，接踵而來的是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尚賢堂的房舍皆被拳民焚毀，尚賢堂的工作被迫中斷。

李佳白對“拳亂”及其給中國改革維新所帶來的破壞深惡痛絕，故主張予以鎮壓以平息暴亂。《辛丑條約》簽訂后，清政府極力表示與外國敦睦友好，對尚賢堂被毀表示同情。在總理衙門王文韶等官員的勸說下，李佳白將尚賢堂遷往上海。1903年，由鉅賈盛宣懷、銀行家嚴筱舫等中國商紳捐資，李佳白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購地14畝作為堂址，重建尚賢堂。遷滬儀式由美國駐華總領事主持，英、日等國領事和中國駐外公使伍廷芳、外務部尚書呂海寰等社會名流到會演講，成為當時影響頗大的一件盛事。同時成立了尚賢堂董事會，聘請呂海寰出任會長；駐美公使伍廷芳、英美紙煙公司總理湯默士、美國駐上海總領事維爾德等為董事，並聘請各省總督、巡撫，各國駐華公使、洋行總理和商界名流為兼任董事。為給“尚賢堂”籌資和擴大影響，李佳白廣泛結交上海各界上層人士，如兩江總督周馥、上海道台梁如浩、上海商會領袖朱葆三、上海實業家王一亭、上海著名銀行家嚴信厚、李鴻章兒子李經方、以及清末郵傳大臣盛宣懷等都成為李佳白的朋友，他們亦皆以結交李佳白為榮。此後，尚賢堂進入發展時期，在教育﹑社會﹑宗教和文化各方面開展活動，建築規模不斷擴大。到1912年時，李佳白徵集尚賢堂會員“達到二十國人，十宗教”150餘人之多，一時盛況空前。

從1897年至1927年，在李佳白的主持下，尚賢堂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舉行各種形式的社交活動，使中外人士匯聚一堂，以宣揚中西睦誼，擴大在上層社會的影響，引起當時社會的廣泛關注。每遇有官員升遷，或尚賢堂會員新有任用，或有官員途經上海，尚賢堂常常設宴送往迎來。以1907年為例，粵省總督岑春煊調任川省總督時，尚賢堂為其設宴餞行，“陪座者為中西官商、外國總領事、碩學巨子”，人數不下70人。會員伍廷芳新任駐美公使，尚賢堂亦宴請其夫婦。1907年基督教入華百年紀念大會在上海舉行，尚賢堂為各國分住各省傳教士舉行歡迎宴會。1913年，孫中山被邀請到尚賢堂演講並舉行植樹典禮。1914年尚賢堂舉行成立20周年紀念大會，時任大總統的袁世凱、副總統黎元洪皆特派代表到會致詞。由李佳白夫人主持的中外女士聯合會則經常舉辦各種應時的聯誼活動，如新年茶會、聖誕節歡迎會、園遊會、夏令音樂欣賞會等。通過這些活動，進一步密切了李佳白與中國上層社會的聯繫，尚賢堂亦成為上海一個遠近聞名的中外上層人士的社交場所。

第二，舉辦各種文化活動，推動中西文化的交流。1910年，尚賢堂開設英文、經濟、法政分科學堂，招收學生，聘請中外教員授課，李佳白親自講授各國憲法等課程。尚賢堂設藏書樓，收集古今中外政治學著作，“以便中西學士披覽講習，用資實學”；設洋學館以便中國“貴家子弟習學洋文”；設格致書院存展各種西學器具式樣，“查究理數，講求一切強盛新法”。尚賢堂還設有一個大廳，薈萃中西樂器，擇日歌詩奏樂。1912年，尚賢堂特辟十間房，開設華品陳列所，其“意在發揚中國美術之精良，引起外人觀感，且籍以引進工藝，擴張商業”，這是中國最早的具有陳列所和博物館性質的機構之一。

第三，北洋軍閥溷戰時期，李佳白和尚賢堂致力於各種和平活動，呼籲各界採取共同行動消弭戰爭，使中國實現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李佳白從和平主義出發，抨擊歐戰、反對中國參戰。當他於1921年再次來華時，中國正處於政局動蕩不安時期。北洋軍閥的分裂混戰，南北政府的對立，使他深為憂慮。他說；“自民國以來，無歲不戰，無省不亂，直接受其害者則家破人亡，間接受戰禍者則百物昂貴，時勞困難。是以中國各界，無不具有消弭戰亂、力促和平以蘇民困之心理也。”於是，在戰亂頻仍的20年代，李佳白經常以和平人士的身份奔走於南北各地，會見各派軍閥首領，提出各種停戰建議，發表和平演講，不斷向各界發出和平呼籲。1922年10月14日，上海尚賢堂聯合各教舉行和平祈禱大會。1923年11月27日，北京尚賢堂各教聯合會討論和平方案，向各省首領發出息戰通電。儘管這些建議未被採納，但所有這些活動會同國內各方要求和平統一的呼聲，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和平運動。

第四，尚賢堂內附設各種聯合會，定期舉行各種討論和演講會。1910年，尚賢堂成立中外學務商務教務聯合研究會，不久即分為中外商務聯合會、中外學務聯合會、中外教務聯合會，後來又成立中外女士聯合會。中外商務聯合會旨在聯絡中外商界人士，“俾中外商情，得因彼此交換意見而兩受其益”。中外學務聯合會“專在增進學界之智識”。經常討論政治、社會和學術問題；中外教務聯合會的宗旨是“欲聯絡各教之教徒而謀彼此之親善”，使“各教互相親睦，尊重友誼，無爾我之見、等級之分”；中外女士聯合會由李佳白夫人主持，邀請官員夫人、名門閨秀，進行交際、慈善等活動。

尚賢堂不分宗教派別，各教人士都可入會。各聯合會經常邀請中外宗教界人士和社會名流演講，宣揚各教聯合的思想。李佳白認為基督教和儒、釋、道等各教立教的 宗旨一致，仁義、博愛、清靜等大旨相同。他在堂內和各地除演講基督教教理之外，還請各教人士演講和探討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不同宗教的教義及其有益於人類之理。印度詩人泰戈爾、佛教太虛法師、日本佛教觀光團團長尾關本孝，以及駐美公使伍廷芳等人都曾是尚賢堂的座上賓。

自尚賢堂成立到李佳白去世這三十年中，李佳白一直活躍在中國社會的舞台上。這一時期是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此社會背景下，李佳白及其尚賢堂的活動具有不少新的特點，對基督教在華的傳播與策略，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首先，李佳白創辦尚賢堂，反映出在華傳教士的宣教重點由基層民眾向上層社會轉變的趨勢。如前所述，山東宣教的經歷使李佳白感到要消除宣教的障礙，達到宣教目的，首先必須要消除士紳階層的敵視心理，自上而下影響民眾。如果傳教士成功地影響了中國官員，將有助於後者為國家制定更好的政策。李佳白通過尚賢堂結交上層人士，聯絡感情。清末從光緒皇帝到維新人士梁啟超；民國初年從袁世凱到黎元洪，北洋軍閥時期從段祺瑞到徐世昌以及各省實力派人物；李佳白都與他們結下了良好的關係，贏得上層社會的普遍好感，並且他以此為基礎，宣傳改良中國的方桉。

其二，尚賢堂開展的各種活動，反映了李佳白從單純的宗教活動向社會活動轉變的過程。來華初期，李佳白與其他傳教士一樣，以宣講教義、發展信徒作為宣教的主要工作。1894年脫離差會以後，李佳白便不再局限於宗教活動。在維新時期，他積極鼓吹變法，推動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尚賢堂成立后，設立講求實用的分科學堂，向公眾開放藏書樓，開辦華品陳列所等等，這些活動贏得了中國社會的讚揚。

其三，李佳白各教聯合的思想隱含大同理想，尚賢堂也是一個多種宗教聯合活動的場所，這是尚賢堂的一個顯著特點。李佳白認為雖然各宗教有不同的名稱和儀式，但性質是同樣的，都強調“道德至上”，並具有許多的共同點。因此，尚賢堂積極為各教人士提供一個闡述各自宗教信仰，共同研討其他宗教的平台。各教聯合會聲明：開會時“不可批評他教之教理，更不可毀謗他教及凌辱他教之人”。尚賢堂會員沒有派別之爭，不分畛域之見，為各教和平共處起了示範作用。為此，有同行攻擊李佳白背叛了基督教，他用“君子和而不同”，說明各教聯合而非各教合一的含義。他既演講基督教教理，也探討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異同。1927年，世界各教聯合運動領袖吳序柯在該會成立11周年大會上，讚揚李佳白以宗教大同進而求世界和平的思想，對世界和平運動產生了積極影響。

1926年秋，李佳白又一次將尚賢堂回遷上海。在其人生最後階段，他仍一如既往，與上海各界上層人士保持密切往來。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在上海寶隆醫院去世，享年70歲。去世時，他仍是“案有殘稿，囊無餘錢”。10月1日下午，中外嘉賓數百人在上海虹橋公墓為他舉行了葬禮，由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主持。國內外眾多媒體紛紛發表評論和紀念文章，高度評價李佳白的一生。《芝加哥聯合報》的一篇文章這樣評價他：“李佳白開創了一種不容忽視的傳教方式，這種方式對中國和整個東方的傳教事業產生廣泛的影響。”當年他為之嘔心瀝血的維新變法及和平統一事業都失敗了，但是，作為一名社會活動家，他所倡導的國家進步、宗教聯合及消弭戰端的和平理念對當今時代仍不無啟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