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東北

開元十三年（725年），唐朝開始在內外東北地區遍設府、州，委派官吏，實行管轄（在此之前，黑龍江流域的靺鞨和室韋均已與隋唐兩朝保持貢屬關係）。即在契丹各部置松漠都督府，奚（亦稱庫莫奚）各部置饒樂都督府，粟末靺鞨（滿族前身）各部置渤海都督府，黑水靺鞨各部置黑水都督府。以上在唐代合稱“四府”。另外，在室韋（蒙古族前身）地區還置有室韋都督，但都督所轄僅為其中一部或各部並受節制。在四府中，契丹與奚唐代又稱為“兩蕃”，“同類異種”，到遼代已合而為一。渤海、黑水，是唐代靺鞨中最強大的兩部。

渤海國（669年—926年）是唐朝時期北方的靺鞨族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權，始建於698年，初稱震國。705年歸附於唐王朝，713年被冊封為渤海國。926年被契丹國所滅，歷時229年，促進了東北邊陲的進一步開發，豐富了中華大統一的歷史涵量。渤海全盛時期，其疆域北至黑龍江中下游兩岸，韃靼海峽沿岸及庫頁島，東至日本海，西到吉林與內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鮮之咸興附近。設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餘縣。在東北史上被稱為“海東盛國”。

唐政府已經在黑龍江和松花江的匯合口建立了貢賦徵集機構，唐朝官員向來自黑龍江下游及庫頁島的部落居民納貢代表團徵集貢賦。唐朝以後外，東北先後歸遼、金、元、明、清等王朝統治。

明朝時外東北屬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管轄範圍，與元朝時的遼陽行省範圍大致相當。西起斡難河（今鄂嫩河），北至外興安嶺以北，東抵大海，南接圖們江，東北越海而有庫頁島。奴兒干都司與內地的郵傳通信主要幹線是海西東水陸城站，北起都司治所奴兒干城（元朝征東元帥府舊地）特林之西的滿涇站，中經四十五個驛站，南抵底失卜站，經遼東都司直達北京，交通全程達兩千五百公里。永樂七年（1409年）明政府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作為管轄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等地區軍政的最高行政機構。明成祖先後十次派遣欽差太監亦失哈率領官軍前往奴兒干都司巡視，宣諭撫慰當地人民。1413年，亦失哈第三次巡視奴兒干都司時，在其治所附近原有觀音堂的基礎上修建了一座永寧寺。第一座永寧寺碑於1413年建永寧寺時所立。1432年，亦失哈得知永寧寺已毀而重建該寺，並於1433年立“重修永寧寺碑”。永寧寺這兩塊石碑，一塊刻有《敕修永寧寺記》碑文，分別由漢語、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寫成；另一塊有漢語碑文《重建永寧寺記》；二碑文均記錄了明政府管理和經營奴兒干都司的事實。立碑四百多年後，生活在黑龍江口的百姓們仍對永寧寺碑敬若神明（1904年二碑被俄國劫去，現藏於海參崴博物館並被露天存放）。

到明末萬曆年間，明朝在奴兒乾地區共設置了384個衛、24個所、7個地面、7個站和1個寨。明末建州女真（滿洲）興起后，東北各民族陸續歸附后金（清）政權。

16世紀沙皇俄國跨過烏拉爾山，侵入西伯利亞。17世紀中前期俄國侵入中國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無惡不作，東北各民族拒絕向沙皇納貢，沙俄進行殘酷鎮壓，遭到清軍和各族人民的反擊。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以後，屢勸沙俄退出均被拒絕，決心收復失地，組織軍民打敗了俄國侵略者。1689年，中國與俄國簽署第一份關於邊界的條約《尼布楚條約》，條約中明確表示整個外東北皆是中國領土。

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聯軍進犯天津、威脅北京之際，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尼古拉·穆拉維約夫率領兵船多艘駛至璦琿（今黑河市璦琿區），向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提出俄方擬定的條約草案，宣稱以黑龍江為邊界，如果不從，俄國將聯合英國對華作戰。雙方交涉時，俄國兵船鳴槍放炮，以武力相威脅。5月28日，奕山與穆拉維約夫簽訂《璦琿條約》。該條約以黑龍江為邊界，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劃歸俄國，烏蘇里江以東4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劃為中俄兩國共管，而在1860年簽訂的《中俄北京條約》把整個外東北劃歸沙俄。中國只保留了對黑龍江左岸江東六十四屯的管轄權。

江東六十四屯，是指從愛輝縣黑河鎮對岸的精奇里河口處開始，往南直到孫吳縣霍爾莫津屯對岸處為止的一段土地（南北長約一百四十里，東西寬五十至七十里）。這裡很早就是滿族聚居的地方，歷史上曾有過六十四個中國居民村屯，因此人們習慣地稱它為江東六十四屯。《中俄璦琿條約》第一條，對處在黑龍江左岸、為中國人歷代居住的六十四屯作了規定：中國人在六十四屯享有永久居住權，中國政府對該處人民享有永久管轄權，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根據這個條約，中國保留了該地的永久治權。1900年發生義和團運動，清政府無暇兼顧東情勢，俄國遂派兵製造了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和海蘭泡慘案。1902年中俄議和后，雖經清朝政府多次交涉索還江東六十四屯，但沙俄政府卻採取種種無賴手段，拒絕原住這個地區的中國人民返回世代久居的家園。

中國從隋唐時期起，就對庫頁島開始行使行政管轄權。明朝政府在庫頁島的北部、中部、東部設置了若干羈縻衛所，負有鎮御邊疆、收繳當地貢品的功能。1616年，根據魏源所著《聖武記》記載，“清太祖遣兵四百收瀕海散各部，其島居負險者刳小舟二百往取，庫頁內附，歲貢貂皮，設姓長、鄉長子弟以統之”。清朝建立以後，庫頁島先被劃歸寧古塔副都統管理，1715年後又歸三姓副都統管轄。島上居民需每年到黑龍江下游庫頁島的普祿鄉（亦作普隆靄）向清廷進貢貂皮。清朝康熙年間開始對庫頁島居民的編戶工作，至雍正十年（1732年）完成。18世紀末，日本和俄國相繼侵佔庫頁島，但仍認該地屬中國。17世紀至19世紀，庫頁島上的阿伊努族、費雅喀族和赫哲族，一直派出納貢代表團到清政府設在黑龍江邊的行署交納貢賦，一些原住民首領甚至遠行至寧古塔和吉林。清朝允許庫頁島派出的納貢代表團到北京，清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庫頁島人的首領赴京娶親，所以他們也願長途跋涉。清政府賞賜納貢代表團豐厚的物品，回賞之厚，款待之盛，使他們深切感覺到，貢貂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需要。從清政府管轄庫頁島的官方檔案即《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文檔案譯編目錄（庫頁島部分）》看，至少到“咸豐元年（1851年）五月二十五日”，庫頁島仍處在清政府的有效管轄下。1858年和1860年，俄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包括庫頁島在內的100餘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被割讓給俄國。俄國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伯爵，當他1859年面對日本提出對庫頁島的要求時，援引了1858年簽訂的瑗琿條約，說該條約將黑龍江以北的領土割讓給了俄國。穆拉維約夫兼并黑龍江下游地區和庫頁島時，是以清朝皇帝直至1858年前對這些地方的管轄權為根據的。有據可查，直到1873年，仍有庫頁島居民向清朝稱臣納貢。日俄戰爭時，日本佔領了庫頁島。之後，蘇日各佔一半。二戰期間蘇聯奪回全部庫頁島，今屬俄羅斯。

20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間，蘇聯政府乘中國國內混亂之機，又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700多個中國島嶼劃去600多個，面積達1000多平方公里。

中蘇東段邊界以烏蘇里江、黑龍江為界。由於珍寶島、黑瞎子島等島位於界河之上，俄國、蘇聯都曾聲稱擁有珍寶島等島的主權。1929年中東路事件后，蘇聯佔領黑瞎子島。1947年起，蘇聯軍隊開始在珍寶島巡邏。1964年中蘇邊境談判中，蘇方準備將珍寶島歸還給中方，但由於中蘇關係日趨惡化而談判中止。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雙方在邊界上的若干地方，比如烏蘇里江上的七里沁島和珍寶島，不斷發生巡邏隊衝突，多半是由蘇聯挑起；蘇軍先後16次侵入珍寶島，干涉中國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產活動，阻止中國邊防部隊執行正常巡邏勤務，打傷中國邊民和邊防戰士多人；當時蘇軍動用裝甲車在七里沁島上衝撞中國邊民，撞死、壓死中國邊民4人。1969年3月，蘇聯軍隊幾次對珍寶島實施武裝入侵，並向中國岸上縱深地區炮擊；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進行自衛反擊，中方稱為“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方打退了蘇軍的進攻，並控制了全島。為了掩蓋沙俄佔領中國領土的史實，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1972年12月26日頒布法令以俄語名稱更改了濱海邊疆區最後7個殘存的以滿語、漢語命名的城鎮和河名。

1990年，珍寶島歸屬問題得以解決，1991年俄羅斯承認珍寶島屬於中國。2004年，中俄也達成了關於黑瞎子島的協議，俄羅斯將黑瞎子島的一部分以及額爾古納河上靠近內蒙古滿洲里的阿巴該圖洲渚歸還給了中國。

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各族與中原關係史簡述

貝加爾湖，我國古籍有“北海”、“柏海”、“柏海兒湖’、“白哈爾湖”等稱，是亞洲最大的淡水湖。包括勒拿河以南，葉尼塞河上游以東、色楞格河西北，鄂嫩河以北、尼布楚河以西的廣大地區，統稱為貝加爾湖地區。

黑龍江，我國東漢、三國時叫“弱水”，隋、唐時叫“黑水”，遼朝時始稱“黑龍江”，明、清時又叫“烏龍江”。此外，當地少數民族也有自己的稱呼，如蒙古族叫“喀拉穆倫”（又寫作“喀刺穆連）、滿族稱“薩哈連烏拉’、達斡爾族稱“卡拉穆爾”，鄂溫克族稱“阿瑪勒”。今俄羅斯對黑龍江的稱呼是從沙皇俄國時根據鄂溫克族的稱呼音譯而沿用下來的。

17世紀中葉，沙皇匪幫侵入黑龍江流域，首先碰到的是鄂溫克人，從而第一次知道了這條江，譯成俄語即畸變為“阿穆爾’（АМУР）。此河全長4410公里，相當於歐洲的多瑙河，是世界上著名的大河之一，其主流和支流流區，包括庫頁島，便是通常所稱的黑龍江流域。

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是片美麗富饒的土地。這裡既有沃野平川，又有苔原草地，更多的是丘陵峻岭。到處有茂密森林，參天拔地，鬱郁蒼蒼。在布滿落葉松和白樺的原始森林中，出產各種名貴的毛皮獸——黑貂，黑狐、猞猁、灰鼠等，尤以紫貂聞名於世。河裡湖中有各種鮮美的魚類，地下蘊藏著豐富的金、銀等礦產，人們形容這裡的許多地方是：“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

在這片遼闊富庶的土地上，居住著蒙古、滿、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赫哲、費雅喀、庫頁等許多民族。今分佈於我國新疆等地的維吾爾、柯爾克孜、錫伯等族的祖先，歷史上也曾確很長的時間主要活躍在這一地區。這些民族及其祖先，從很早的古代起，就生息，繁衍在這裡，從事狩獵，湘魚，游牧等經濟活動，辛勤地改變著這裡的面貌，是這一地區的真正開發者和主人。同時，作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締造祖國的歷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上述民族大都是在本地區發展形成的。但在發展形成過程中，又都和中原民族的遷徙、分衍、融合有著密切關係。在我國古史中，他們被分別包括在玁狁、狁鬻、鬼方、北狄、匈奴、烏桓、鮮卑、丁零、高車、回鶻、堅昆、黠戛斯、鞠、拔野古、室韋、契丹、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等古部落或古民族中，包含著這些古部落或古民族的後裔或分支成分。他們的語言多屬阿爾泰語系，雖然有各自的特點和發展經歷，但也有眾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別是由於如下幾個因素所決定，在他們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有一個基本態勢，一般情況下，都是心向中原，對中原表現為一種規律性的向心運動。

一是地域毗連，在文化上與中原有著源遠流長的聯繫。從舊石器晚期起，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的居民與黃河流域的居民就有著共同的細石器文化。這種文化的發源地是華北，從那時開始，華北古獵人就因追逐野獸逐步移向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同時也將細石器文化帶到這些地區。從人種上考察，他們與中原民族也同屬蒙古利亞人種的分支。

到了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中下游產生了農業，細石器退居次要地位，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和以黑陶為特徵的龍山文化，與北方和東北的漁獵、游牧民族的細石器文化產生了差別，但這種陶器文化也如舊石器晚期的細石器文化一樣，通過蒙古高原進入貝加爾湖地區和通過東北進入了黑龍江流域。這些地區陶器的形制及花紋特點的內涵，充分表明了新石器時代上述地區與中原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息息相通。

特別是在四千年前的商殷時代．隨著中原奴隸制的發展並達到鼎盛，中原人們與北方民族貿易交換的擴大及戰爭的頻繁發生，更有不少中原民族向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遷徙，成了商殷青銅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傳播媒介。如歷史上居住於貝加爾湖地區的丁零人，史家便公認在貝加爾湖地區廣泛分佈著商殷的青銅文化與其從中原遷徙到這裡有關。當然不能抹煞這一地區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點與成就，但就總的歷史過程來考察，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的文化史，都是和中原文化的發展密切相關的。

二是經濟交換的需要。由於地理環境所決定，我國古代史上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是從黃河流域開始的，農業和手工業首先在這裡發展起來。而包括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的北方和東北地區民族，卻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處於漁獵，游牧和半農半牧階段。這些民族經濟的單一性和脆弱性，迫切要求與外界擴大交換，而南面的中原地區則是他們唯一有利的交換市場。事實表明，歷史上他們需要的生產和生活用品，諸如青銅、鐵器，布帛、茶糧以及其他手工業品，主要是通過交換從中原地區得到補給。而中原地區也需要他們支援大量的馬、牛和皮毛及其他土特產，以滿足生產、生活和軍事的需要。這種經濟上的需求，就象一塊磁石一樣，有力地吸引著包括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的北方、東北民族南向發展。

第三個因素是，中原地區經濟、文化比較發達，是建立政治中心的理想地區。歷史上不僅由漢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在這一地區建都，就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也在這裡建都。雖然他們中有的開始時在邊疆地區建立了首都，但隨著力量的強大，為了統治全國，也不惜放棄其“始興”之地，長途拔涉遷都到中原。不僅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滿族建立的清朝分別把都城從和林和盛京（今瀋陽）南遷到北京，就是局部統一的王朝，諸如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也都把都城南遷到中原。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後來也把中京作為陪都。其他存在於不同時期的割據政權，也幾乎都是以中原的某一地點作為他們的統治中心。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首領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取得統治部民的合法權力，也總是把獲得中原王朝的“冊封”作為一種“榮耀”，以致不遠千里來朝；而中原王朝為了通過他們來統治邊疆民族，也總是通過“賞賜”等方式來回答他們的來朝。這就更吸引著他們心向中原，成為一種規律性的向心運動。歷史事實表明，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民族也不例外。史書記載黑龍江流域民族的先民肅慎，從虞舜時期起就未經過征伐而自動前來中原進貢“楛矢、石砮”，就是絕好的例證。

上述三種因素是相輔相成的。經濟文化上的頻繁交往導致政治上的聯繫，政治聯繫的發展又加強或鞏固了經濟文化上的交往，從而成為一種強有力的紐帶，把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民族同中原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雖然有的時期某一民族與中原發生戰爭，甚至還很激烈，延續時間也較長，但實際上戰爭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聯繫。通過戰爭在客觀上也往往造成了民族間的互相遷移，同化和融合。尤其從戰爭的目的來看，也往往是為了打通經濟交往的途徑。而伴隨戰爭的結束，經濟和文化的交往便進一步得到加強，特別是實現了全國大統一的時候，這種情況更為明顯。歷代王朝在北方和東北地區所設的“關市”，驛站，唐朝時在大漠南北所開闢的“參天可汗道”及渤海朝唐的鴨綠——朝貢道等，自然有著便於對於這些地區統治的目的，但同時也無疑方便了這些地區與中原的經濟和文化的聯繫，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正由於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民族存在這麼一種對中原規律性的向心運動，因而在我國歷史上不管哪一個王朝，也不管那一個民族成為統治民族，都以各種形式在這一地區設立行政機構，把它作為自己實現全國統一的一項事業。特別是當他們在原來的地方實現了局部統一，隨後又入主中原或作為地區首腦臣服於中原王朝的時候，更為全國的大統一奠定了廣泛而堅實的基礎。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等族的歷史都無不說明了這一點。我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家疆域是與這些民族的歷史功績分不開的。今天我國遼闊的版圖，正是我國各族人民長期共同開拓的結果，也是包括上述民族在內的邊疆民族與中原長期保持密切聯繫的產物。

也正是由於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民族與中原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聯繫，特別是在統一於中原王朝或入主中原時期。有一種共同的祖國概念，因而當外國侵略者侵犯這一地區時，他們也就不僅曾為保衛鄉土，也為保衛祖國而英勇奮戰，並且在鬥爭中與中原的聯繫更為密切，表現了一種更為強烈的向心運動。17世紀中葉，當沙皇武裝匪徒侵入貝加爾湖地區時，當地的蒙古族和鄂溫克族都無不胸懷衝天大恨，紛紛起來反抗，給了侵略者以沉重打擊。蒙古土謝圖汗更是義正詞嚴，向沙俄政府提出通諜，責令沙俄侵略者退出，指出這些地方是向中國官吏繳納賦稅的地方。鄂溫克族人民由於不願臣服於沙俄，也拒絕繳納毛皮稅。最後大部分離開古老的家園，遷到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根河和海拉爾一帶。當沙皇匪幫侵入到黑龍江流域時，當地的達斡爾、赫哲等族人民也英勇無畏地用落後的弓箭、長矛與之進行浴血戰鬥。俄國史學家格魯勃佐夫在《阿爾巴津古城的歷史》中就說：“當哈巴羅夫一六五一年對於達斡爾人肆意打家劫舍，踐踏莊稼，沿途剽掠，殘酷傷害人民的時候，達斡爾人進行了熾烈的戰鬥，頑強地捍衛了自己的城池。”隨後為了斷絕侵略者的糧源。達斡爾族也遵照當時我國清朝政府的命令，“遂由黑水之北，攜老扶幼，渡江越嶺，遷到嫩江、訥河、諾敏、格尼、阿榮、雅魯等處，分村落居住”。17世紀末葉，在清軍兩次收復雅克薩的戰鬥中，他們更是一馬當先，直接擔負起偵察和作戰的任務，為保衛祖國的領土完整，配合清軍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1689年，當中俄雙方在尼布楚舉行劃界談判時，當地的蒙古部眾也派代表來告訴欽差大臣，表示願意退入中國境內歸服中國皇帝，並懇求收容他們，幫助他們渡河。而在此之前，喀爾喀蒙古在遭到沙俄支持下的衛拉特蒙古的大舉進犯，面臨北遷還是投南的生死攸關兩種命運決擇時，其宗教首領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一席話，更是集中表現了前述三種因素所決定的該地民族對中原的向心傾向。他指出：“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輩，異容異服，殊非永安之計。莫若全部內徙，投誠大皇帝，可邀萬年之福。”“眾欣然羅拜，議遂決。”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強迫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沙皇俄國也不甘落後，用武力和外交訛詐手段，先後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中俄瑗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等，強行把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烏蘇里江以東和庫頁島的大片中國領土霸佔過去。正如革命導師馬克思指出；這時“俄國由於最近的條約得到了一塊大小和法國相等的新領土”，“又由於進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幫助俄國獲得了韃靼海峽和貝加爾湖之間最富庶的地域”。革命導師恩格斯也指出；“俄國……這個時候從中國奪取了一塊大小等於法德兩國面積的領土和一條同多瑙河一樣長的河流。”

而這時，當地各族人民蒙受的痛苦和災難，更是慘不忍睹，令人不寒而慄。偉大列寧如實地揭露了這一事實。“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不過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象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它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總之，國家的衰敗，這裡的各族人民必然首先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可以說，近代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各族與中原的關係史，是一部患難與共史，和不屈不撓的共同鬥爭史。

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共有數十種少數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歷史都作過貢獻。”這是對我國多民族國家歷史的科學概括，深刻地揭示了我國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客觀規律。可是，從20世紀初以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為了宰割中國，其御用學者們卻以研究中國北方民族為名，泡製出許多旨在分裂中國的謬論，諸如“滿蒙自古非中國論”，“長城南北對抗論”、“長城以北非中國論”等等便是。他們企圖抓住我國歷史上各民族統治階級確有過對抗的一面，故意加以誇大和歪曲，從而抹煞各族人民友好交往的事實。因此．正確闡明我國歷史上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民族與中原的關係確著重要意義。

庫頁島與古代中國有著很深的聯繫，目前的考古發掘中，島上最早的人類生活遺跡已經距今三四千年之久，且這些居民的人種和文化習俗上與與黑龍江下游和烏蘇里江以東類似。在庫頁島上發掘出了隋（581－618）、唐（618－907）和宋（960－1279）時期的玻璃珠和耳環，遼（907－1125）、金（1115－1234）時期的銅鐘，這些工藝品是島上居民及其在大陸上的同宗從中國交換帶回的。而最晚成書於漢代的《山海經》中就有關於黑龍江地區乃至庫頁島上的居民的記載。書中說:“毛民之國，為人身生毛”。漢代高誘將其解釋為“其人體半生毛”。認為東海中的大島上有“毛民”居住。晉代郭璞解釋為這些部落生活在“在大海洲島上”。《淮南子》、《三國志》等書中也曾提及，說是中國東北邊境的部落居民，身著魚皮，遍身長毛。顯然是在說黑龍江出海口地區和庫頁島上的費雅喀人。雖然文獻中的內容較為玄奇，顯然是漢朝得自於東北南部地區的漁獵族群的道聽途說。但是這也表明漢代的時候已經對於庫頁島有了比較基本的了解和認識。

雖然庫頁島很早就為中原王朝所知曉，但是苦於距離遙遠，古代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能夠與島上的居民建立起有效的聯繫。直到唐朝時期滅掉高句麗，將勢力深入到東北地區之後，中原王朝才真正的將足跡踏上了庫頁島。而“庫頁島”這一名字也是得名於這一時期。因為庫頁二字是同屬於黑龍江下游，直接受到唐朝控制的黑水靺鞨對於島上的費雅喀人的稱呼，因而唐朝沿用了這種說法，將該島稱作為庫頁島。這個島嶼在元朝的時候被稱為“鬼嵬”，在明朝稱為“苦兀”，在清朝初年還是恢復了“庫頁”的稱呼。但其實這些稱法都是對同一個詞語的不同音譯，在實際意思上沒有多少差別。

客觀來講，在清朝之前的歷朝歷代，都只是對庫頁島有一定的通商聯繫，遠達不到實際控制的程度。哪怕是唐代，明代這樣的重視東北地區開發的朝代，也是在這一地區進行羈縻，以朝貢的方式要求周邊部族效忠。這也為後來的清代守內虛外的邊疆政策埋下了伏筆。

清代對庫頁島的管轄，是從它的前身後金政權開始的。早在努爾哈赤起兵反明的第二年，后金朝廷就派遣軍隊迅速接占明朝在東北原有的羈縻區域，其中就包括庫頁島和黑龍江下游地區。島上的居民費雅喀人也自此成為了清代版圖中一支效忠於清廷的部落。然而清朝對庫頁島上的費雅喀人實行的政策與執行嚴格軍事組織制度的滿人不同，在清朝早期的統治方式是“皆不編佐領，不列滿洲八旗”。而是採用設置族長、鄉長的方式來統計核定人口，要求他們向清朝的中央政府繳納貂皮作為貢賦，並按時向費雅喀人贈送賞賜，以示“皇恩”。

清朝統一全國后，面對俄國來自北方的威脅，迫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在東北地區的邊防。原有的明朝在東北的羈縻地區，設置了吉林將軍和黑龍江將軍。費雅喀人生活的區域被划入了吉林將軍下轄的三姓副都統轄區，在康熙年間抗擊沙俄的哥薩克探險隊的戰鬥中，清廷多次就地召集能征善戰的費雅喀人拿起武器投入戰鬥，為保衛邊疆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清朝中央政府與庫頁島上費雅喀人的統治關係，在清朝中期就逐漸暴露了問題。由於黑龍江以北地區交通極為不便，清朝駐軍往往是在邊界設立哨所，然後一年甚至數年去巡視一次，這給早就覬覦這片區域的沙皇俄國以滲透的機會。早在雍正時期，費雅喀部落就受到了俄國探險隊的侵擾，甚至還因為費雅喀部落把登上庫頁島徵收貂皮的清朝官員當作哥薩克探險隊而引起了誤殺事件。到了乾隆道光時期，黑龍江以北地區受到滲透的情況更加嚴重，當年雅克薩大戰的地點，連乾隆皇帝本人都不能確定是否還在清朝版圖之內，邊政荒廢的情況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

在18世紀後期，清政府開始逐步失去了對庫頁島的控制。到了19世紀50年代，更是由於中俄《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兩紙文書，將庫頁島和烏蘇里江以東這一大片區域全部割讓給了俄國。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清朝歷史上自始至終都沒有在庫頁島上直接統治過費雅喀部落，但是清政府實施的貢貂與賞賜制度卻深得包括費雅喀人在內的東北邊疆各少數民族的民心。他們生活著的土地雖然被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劃歸俄國，但在一段時間之內仍然在自覺的遵守朝貢制度。曹廷傑所記濟勒彌人的一番話，即反映了原屬清朝的各族人民在被俄國侵佔后的共同心愿。

又此輩自述，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國穿官，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飾貢於該國，該國命官至所止海濱，賞黃狐、水獺、白貂諸皮，彼此授賞俱跪，攜皮回家，俟明年木城穿官賣之，亦至三姓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因滿語“三”讀作“依蘭”而譯此名）。自羅剎（俄羅斯）來，不許我等穿官，見木像則焚，見弄熊則阻。又欲我等截髮易服，心實不願，女人畏忌更甚，惟望大國如數百年前將羅剎盡驅回國方幸。

現在公開出來的俄國資料也表明，烏蘇里江以東的赫哲人與費雅喀人，仍“全部不服從俄國政權，而服從中國政權”，“仍然每家每戶逐年”向清政府貢貂。由此可見，貢貂與賞烏林制度影響之深，也說明清廷對庫頁費雅喀等邊疆民族的管轄是卓有成效的。在中國目前的檔案材料之中，有案可查的庫頁島最後一次貢貂皮的時間為同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73年，這已經是庫頁島被正式侵佔的第15個年頭，在俄國人的領土內依舊向清朝稱臣納貢的情況，放在今天的國際關係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到了清末，庫頁島上的主權歸屬發生了好幾次變動，然而早已不是中俄之間的爭奪，而是日俄兩國的爭奪。日俄戰爭之後，俄國戰敗，被迫簽訂了《朴茨茅斯條約》，庫頁島被一分為二，南部成為了日本領土。二戰之後，蘇聯將南部庫頁島重新佔據，並由俄羅斯一直控制至今。近代以來，庫頁島上的費雅喀人的社會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進步，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更是直接從原始的漁獵生活直接跨越進了社會主義社會，俄國的語言學家也為這一部落創製了用西里爾字母拼寫的文字。費雅喀人的生活習慣也漸漸俄化，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民族比例也由於俄國在近代大規模向東移民而有了很大變化。

但是另一方面，庫頁島在近現代歷史上成為了日俄兩國的爭奪焦點，圍繞著庫頁島的主權歸屬問題雙方也有著幾十年的恩恩怨怨，真正受苦的還是庫頁島上的本土居民。日俄戰爭和二戰後，都有大批的費雅喀人因領土變動而被迫離開家園，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一路艱險的遷移到其他地區。庫頁島與島上的費雅喀人的歸屬歷史變動反映了國家衰弱下的無奈與嘆惋，也給現代人帶來了無限的歷史反思。

1689年，中國跟沙俄簽署第一份關於邊界的條約——《尼布楚條約》，條約中明確表示整個外東北皆是中國領土。該條約是中國及清政府與外國簽訂的第一份條約，主要內容如下：

1、從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到外興安嶺直到海，嶺南屬於中國，嶺北屬於俄羅斯。西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南屬中國，北屬俄國，額爾古納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諸房舍，應悉遷移於北岸；貝加爾湖與額爾古納河之間的部分割讓給俄羅斯。

2、雅克薩地方屬於中國，拆毀雅克薩城，俄人遷回俄境。兩國獵戶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則捕拿問罪。十數人以上集體越境須報聞兩國皇帝，依罪處以死刑。

3、此約訂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罷。論。自兩國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後有逃亡者，各不收納，並應械繫遣還。

4、雙方在對方國家的僑民“悉聽如舊”。

5、兩國人帶有往來文票（護照）的，允許其邊境貿易。

6、和好已定，兩國永敦睦誼，自來邊境一切爭執永予廢除，倘各嚴守約章，爭端無自而起。

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后，歷代沙皇依然把“收復黑龍江”作為俄國的遠東政策，等待時機，蓄勢侵華。

烏第河待議區範圍

在尼布楚會議上，清政府代表曾提出以勒拿河為界。繼而讓步，提出以勒拿河以南、雅庫茨克的漁獵人稱作諾斯山的一條山脈為界，東北直至沒入大海深處的諾斯海岬。諾斯海岬即是楚科奇半島，中方代表提出的界山諾斯山，系指烏第河北側的外興安嶺直至楚科奇半島。俄方代表出於奪取烏第河流域及其以北廣袤地區的需要，提出“自格爾必齊河循第一道石頭山的嶺脊，從阿穆爾河下游一直延伸到海，凡發源於該山嶺、流入阿穆爾河之河流盡屬博格德汗殿下，而發源於該山嶺另一側，流向北方之河流盡屬沙皇陛下”。所謂“第一道石頭山”，即指烏第河南側的外興安嶺。烏第河流域南北各有一個外興安嶺分支，中俄雙方各執一詞。所以，中俄雙方談判妥協的結果便形成了拉丁文本中的“界於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的措詞，即未定界在烏第河南北兩側的外興安嶺之間。這一判斷還可通過《張誠日記》得以佐證：“關於這道山脈必須看到，它在格爾必奇河發源處形成兩支高峻的山嶺。其中一支差不多向正東延展，山脈的走向幾乎與鄂嫩河或名薩哈連河相平行的，這支山脈是俄人打算作為兩帝國的邊界之處。另一支山脈，即我們的人打算作為邊界的，則走向東北。這兩支山脈之間，還有一大片廣大的土地，由許多河流所灌溉，其中的主河名烏第河。雙方商定，有關兩條山脈之間土地的一款應不作決定，以俟他們能各向本國皇帝稟報並恭請諭旨。”

史家所爭之烏第河“南”與“北”的問題，僅是清政府的內部文件中的表述，從中方交給俄方的俄譯滿文本譯回的漢語來看，當時俄國人並無此概念和歧義。據俄《中方交與俄方文本》的譯文，關於烏第河未定界的表述為：“但位於烏第河與上述作為國界的嶺之間所有流入大海的河流和土地，日前仍作為未定界之地。”並無“南”與“北”之字樣。

1690年，清朝寧古塔將軍巴海曾帶兵巡視外興安嶺和勒拿河以南地區，併到雅庫茨克即俄國東西伯利亞統治中心見戈洛文（《尼布楚條約》俄方代表、俄西伯利亞省省長），面告其勒拿河與烏第河地區為大清國土，勿騷擾滋事。《尼布楚條約》簽訂后二三十年裡，俄國人在此地區小心翼翼。參加過尼布楚條約談判的法國傳教士張誠繪製的清朝東部邊界劃界地圖表明外興安嶺北支（諾斯山）直至亞洲大陸最東北的沒入大海深處的諾斯海岬（楚科奇半島）都是中國疆土。17世紀末18世紀初比利時人托馬斯繪製的韃靼地圖表明勒拿河與外興安嶺南支間東至大海的地區列為未定地區。有部分學者研究后認為，《尼布楚條約》中“烏第河待議區”的實際範圍要比現在中國歷史地圖上所標明的範圍大得多。

1860年11月14日，清朝政府與俄國簽訂《中俄北京條約》，承認了一直拒絕批准的《璦琿條約》，當時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沒有經過任何戰爭便劃歸了沙皇俄國。

清朝安定天下之後，關內的人口大量增加，剩餘勞動力有很多想向關東謀生，為了阻止漢族居民北上，清朝在遼東還修築了一道種著柳樹的邊牆稱為柳條邊由旗民看守，阻止闖關東的人過去。當時的人形容黑龍江流域百年之間都是一派沃野千里有土無人的景象。在黑龍江下游千里之地，只有一兩個臨時行署（每年夏季三個月辦公）和一些人口較少的村屯，一個駐軍點也沒有，僅在國境線上專門立有守邊部隊每年或每三年前去巡邏的“巡邏鄂博”等界標。外興安嶺一帶邊境由布特哈打牲總管於每年六月間派章京等率領兵丁，按規定路線至外興安嶺河源處巡察，察畢回報總管，轉報將軍，每三年則派出副總管等率領兵丁於解凍後由水路至外興安嶺巡察一次。黑龍江官兵的守邊任務就是每年到黑龍江上游巡查一次，每三年到外興安嶺巡查一次，每年在解凍季節乘船到黑龍江下游收一點皮毛稅，後來是數年難得去一次下游地區。黑龍江南岸清軍的主要駐地璦琿城，也只有士兵1000人左右。

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狂熱的戰爭分子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承擔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略活動。尼古拉一世為了策劃和部署侵略中國黑龍江流域的活動，組成了“阿穆爾問題特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俄外交、陸軍和海軍等主要軍政頭目組成，並於1849年2月研究了入侵中國黑龍江流域的行動計劃。“阿穆爾問題特別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俄國對中國黑龍江地區的侵略由長期預謀進入直接行動的階段。

1849年9月，俄國軍艦闖入黑龍江口，探明黑龍江口可行航海船舶，庫頁島確實是島嶼而非半島。以後俄國武裝船隻在中國內河黑龍江航行不下四五十次，少則幾十人，多則8000多人。1850年，入境偵查的俄軍被鄂倫春族邊民發現並遭擊退，有3名俄兵斃命，后在俄國的威逼下，這些邊民被清廷“繩之以法”，慘遭鞭笞、充軍甚至處決。1850年6月，一小股俄軍侵入黑龍江下游廟街特林村（附近有明代所建永寧寺），遭到當地200多村民及地方官員的包圍和抗議，遂被驅趕了出去。1850年8月，穆拉維約夫公然違背尼布楚條約侵佔了黑龍江口的廟街，並積極擴充軍隊，他宣稱：“為實現佔領阿穆爾（即黑龍江）的意圖，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們懦弱的鄰國炫耀武力。”1851年，清廷為確保東北邊疆的安全，要求黑龍江將軍英隆組織巡邊隊伍前往黑龍江口、烏第河等處巡邊，結果黑龍江將軍當年上奏朝廷的時候還說巡視黑龍江口疆界安定。1852年，咸豐皇帝對派兵增強防守的黑龍江將軍英隆加以訓斥，諭令為免俄國疑懼，不得加強戰備。由於清政府在東北貫徹虛邊政策，加上巡邊制度缺陷和政治腐敗，所以對俄國一系列侵佔活動有的暫時或者根本不知情，有的知道了也不敢輕舉妄動。

1853年3月，俄軍侵入中國奇集湖一帶，5月侵佔哈吉灣，8月強佔闊吞屯。1853年4月，俄國沙皇下令侵佔中國的庫頁島，7月俄軍即侵入庫頁島，在島西岸建立哨所。1854年1月，穆拉維約夫就重新劃定遠東地區的邊界問題，直接與中國進行談判，中國以為是討論久懸未決的烏第河邊界問題，也為談判派出了庫倫、黑龍江、吉林三方面的委員。談判中，穆拉維約夫取出地圖，指稱“原定界址，自格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系俄羅斯屬界。今應取和，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給俄國守護”等語，清朝代表根據尼布楚條約當即予以嚴正駁斥，表明對俄方無理要求斷然不能接受。

1854年，俄國以防英法海軍進攻為借口，出動七十餘艘艦船武裝航行黑龍江，橫穿中國領土兩千多公里，佔領黑龍江下游地區。1855年，穆拉維約夫以同樣的借口再次侵入黑龍江，進行武裝示威，並要求在松花江口與中國官員進行“劃界”問題的談判。談判期間，俄國無理要求黑龍江左岸全部地區以及整個沿海地區都歸俄國所有，中國代表堅決拒絕。1855年7月，沙皇訓令穆拉維約夫同中國交涉，簽訂正式條約。1855年9月，清朝派譴的庫倫、黑龍江、吉林三委員到達闊吞屯與穆拉維約夫談判。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庫倫辦事大臣於1956年1月向俄國發出照會，逐條駁斥了俄國的無理要求，重申了黑龍江流域為中國領土，表明俄國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地方佔去，“則我三省將軍、大臣斷不能屈從。”

1857年3月，俄國已經在外貝加爾省集結了步兵1.6萬人、騎兵5000人和炮兵1000人，準備大舉進攻中國。從1854年到1860年，這6年間，俄國軍隊、哥薩克兩萬多人分頭進佔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廣大地區，屯兵築壘，遍設哨所，武裝“移民”，沿江列置火炮、建立村屯，形成事實上的軍事佔領。到了1858年裝備新式武器的俄國大軍兵臨璦琿城下，黑龍江將軍奕山大吃一驚，他手下駐防璦琿的清軍不到千人（當時清廷從黑、吉二省抽調了3萬多兵力到南方鎮壓太平天國及進入京畿保衛北京和扈駕熱河，駐防黑龍江的清軍總共只有5500人），主要武器還是刀、矛和弓箭，沒有力量抵抗。為了避免開戰，在俄軍槍炮聲恫嚇下完全屈服的奕山擅自簽訂了璦琿條約，對這個條約清朝認為過於苛刻沒有承認，還處罰了奕山等人。到了1860年英法聯軍打進北京還火燒了圓明園，咸豐皇帝逃到承德，俄國就乘火打劫，表示願意出面調停中國同英法的戰爭，卻要求報酬，又進行武力威脅，迫使清朝同俄簽訂了北京條約。

《中俄北京條約》共15條，主要內容有：

1．中俄東段邊界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劃歸俄國；原住這一地區的中國人，仍准留住。

2．中俄兩國未經劃定之西部疆界，今後應順山嶺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中國現有常駐卡倫路線而行，即從沙賓達巴哈界牌起，經齋桑湖、特穆爾圖淖爾至浩罕一線為界。

3．俄國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設領事官；“遇有大小案件，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

4．滿洲新定邊界地區准許兩國之人隨便貿易，並不納稅；新疆貿易除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外，增闢喀什噶爾一口；恰克圖貿易，俄國商人可由恰克圖照舊到京。

在條約文本上留下了這麼一句：“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國人照常漁獵。從立界碑之後，永無更改，並不侵佔附近及他處之地。”這成了清廷對外東北的中國遺民最後的關照。可惜此後俄國、蘇聯屢次違反這一約定。

《中俄北京條約》確認了《璦琿條約》（清廷當時拒絕批准）的效力，再次承認了沙俄對中國黑龍江以北領土的侵佔，並把《璦琿條約規定為中俄“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4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強行割占。同時《中俄北京條約》的簽訂，又為沙俄進一步割佔中國西部領土製造了“條約依據“。這個條約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

烏蘇里地區抗俄起義

烏蘇里地區盛產黃金、參、珠等名貴物品，那裡的居民世代以挖參、捕貂、打魚、採珠、淘金為業，以為生計。1858年，哥薩克移民開始遷往烏蘇里江右岸，沙俄侵略先鋒穆拉維約夫帶兵進入烏蘇里江，清廷還曾下諭旨稱：“若肆意侵佔，執我參珠貂鼠地方（烏蘇里江以東地區），是有意違背和議，中國斷難再讓。”1859年，俄國軍隊侵佔中國烏蘇里江以東廣大地區，當年12月把中國位於烏蘇里江口右岸的卡倫（哨所）趕走、拆毀，翌年6月非法佔領天然良港海參崴。沙俄對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的大舉入侵，破壞了中國邊民的生計，中國邊民自發組織起一些隊伍進行抗俄鬥爭，吉林當局決定充分利用這支力量以阻擋沙俄勢力的入侵，兵力總數很快發展到不下一萬，這支隊伍的壯大卻招致吉林當局的恐慌，遂對其進行打壓控制，使其不能發揮應有的抗俄作用。1865年，俄國政府禁止外東北的中國人從事對昂貴的橡樹林的採伐以及淘金生意。1868年，海參崴一帶的數千中國淘金工人發動抗俄起義，堅持鬥爭一個多月，雖被鎮壓，但極大地震動了俄國的殖民統治，移居烏蘇里地區的俄國人惶恐不安，深感“在異國土地上安家創業的艱辛”。

興凱湖勘界中國失地

興凱湖曾經是中國第一大湖，面積約為4380平方公里。1861年中俄兩國代表團在興凱湖勘界前，俄國繞過《北京條約》，派軍隊在非中俄兩國交界地區的興凱湖西北岸一帶建立據點、強佔土地。中俄雙方代表在談判時，俄國代表公然提出“‘和約’、‘地圖’（指《中俄北京條約·附圖》），均可不必照依行事”，又採用曲解《北京條約》和武力威脅的手法，北移界碑80多公里，賴去中國興凱湖西部7200多平方公里領土和四分之三（72%）的興凱湖湖面。

早在簽訂中俄《北京條約》時，俄國就恣意要把1859年由俄方單方面繪製的東部邊界地圖當作條約附圖強加給中國，遭到清政府的拒絕；但同時清政府答應俄國派出堪界大臣，在共同堪踏以後劃定東部邊界線。1861年6月，中俄雙方堪界代表簽訂了《勘分東界約記》。所謂“東界”，在中俄邊境上並未明確的分界點。這次堪界，實際上也僅僅勘分了興凱湖以南的陸界，而沒有勘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水界；只是在比例尺小於1/1000000的地圖上畫了一條紅線，表示兩國以這兩條江為界，但這條紅線不可能也不能表明邊界線在江中的確切位置（這段邊界至今是以江水所流經的中心線來劃分的）。在這一過程中，俄國不能從條約上明確割佔領土，於是在勘界和立界牌時，力圖多佔中國領土；立牌后，又偷偷地搬移界牌，對中國領土不斷蠶食，進行非法搶佔。

《滿洲里界約》又稱《齊齊哈爾協議書》，是清朝與沙皇俄國於1911年底在黑龍江齊齊哈爾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是清政府簽訂的最後一個喪權的邊界條約。《滿州里界約》共兩條，其主要內容是：中俄兩國重定由塔爾巴干達呼第58界點起，至阿巴該圖第63界點，並沿額爾古納河，至該河與黑龍江會流處止的國界。《滿洲里界約》共計使中國喪失領土1400多平方公里。

中國內蒙古地區東北部與俄國毗連的水界和陸界，是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和1727年中俄《阿巴哈依圖界約》劃定的。但隨著俄國侵略勢力的擴張，這一帶界務糾紛日見增多，俄國人非法越界侵佔中國土地的事件屢有發生。清政府為防止俄國擴大侵略，於1909年由外務部照會俄國政府，提議雙方派員會勘邊界。1910年4月，俄國同意清政府的建議。

1910年5月至1911年12月，中俄雙方進行了勘界和幾十次談判。會議中，俄方要求將滿洲里劃歸俄國，中方代表、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據理力爭，堅決不讓。俄方又提出中國應在水陸兩界其他地方作出讓步，作為俄國不侵佔滿洲里的交換條件，並在滿洲裡邊界附近多次增兵，進行武力威脅，於1911年12月20日逼迫周樹模簽訂了《中俄滿洲里界約》。界約中規定：在水界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將河中280個洲渚，160個劃歸俄方，120個劃歸中方。俄方借口額爾古納河向俄境移動，將河中主流中國一側的18個大洲渚劃歸俄國。這18個洲渚佔全部洲渚面積的84%，成為俄國的界外領土。此時，辛亥革命已爆發，清王朝覆滅在即，俄國有鑒於此，遂照會清外務部，以該界約“無須由兩國政府批准，政府視為完全了結。”《滿洲里界約》就如此匆匆地成為了“定案”。

1919年、1920年，列寧領導下的蘇俄政府先後發表致中國國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和對中國政府的宣言，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明確宣布““蘇維埃已放棄了接受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這令中國對外東北的主權恢復了一絲的希望。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宣言據蘇俄後來解釋，廢除的僅是1896年以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涉及的內容包括江東六十四屯（1900年被沙俄武力侵佔）和滿洲里的少量土地，廢除沙俄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租界，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放棄沙俄在中東鐵路的特權。對簽訂於1858年《瑗琿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1864年《勘分西北界約》並未提出廢除。

蘇俄國內戰爭期間，蘇俄勢力在外滿洲地區成立了一個與蘇俄政權並存的獨立國家——遠東共和國（1920-1922）。作為日蘇之間的“緩衝國”，遠東共和國曾與日本、中國展開過積極和實際的外交活動。

1924年5月31日，中華民國和蘇聯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也叫《中蘇協定》。

主要內容：

一、廢除中俄間一切不平等條約；

二、蘇聯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租界、租地；

三、蘇聯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

四、蘇聯取消帝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

五、中東鐵路同意由中國贖回；

六、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中國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權。

但是這個條約並未得到有效的落實，外東北依舊掌握在俄國手裡，外蒙古也最終獨立。

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蘇聯以鞏固邊防安全為由，清肅遠東地區"不可靠"民族，半年內羅織罪名抓捕外東北的中國人11000餘名，其中更有3000多人被處決。

1945年抗戰勝利后，中華民國政府曾進行過一次國界公布，除江東六十四屯外，蘇聯對外東北有控制權，但並無簽訂任何書面國際協議。

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簽署《中蘇國界東段協定》，這協約確認了蘇聯對外東北的統治，並確認黑龍江是中俄的國界。

中國與蘇聯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關於航行權的規定有：

第八條：“締約雙方同意，各類船隻，包括軍用船隻，可從烏蘇里江經哈巴羅夫斯克城下至黑龍江（阿穆爾河）無阻礙地往返航行。航行規則由雙方主管部門制定。”

第九條：“蘇方在與其有關方面同意中國船隻（懸掛中國國旗者）可沿本協定第二條所述第三十三界點以下的圖們江通海往返航行。與此航行有關的具體問題將由有關各方協商解決。”

2004年根據中俄雙方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俄羅斯將把佔領的銀龍島的全部、黑瞎子島的一部分領土，以及額爾古納河上靠近內蒙古滿洲里的阿巴該圖洲渚，歸還給中國。2005年4月，俄羅斯政府批准了這個補充協定。而此前一個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通過了關於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的決定。至此，不僅黑瞎子島的領土爭議塵埃落定，中俄長達4300公里的邊界也全部得到了確認。2008年10月，中俄兩國政府在黑瞎子島上舉行了中俄國界東段界樁揭幕儀式。黑瞎子島西側約171平方公里陸地及其所屬水域正式劃歸中國。

“外東北”的概念和主張，將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瑗琿條約》、《北京條約》所割讓的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及庫頁島地區的廣大領土，統稱為外東北。這樣更便於宣傳，為讓更多的人了解外東北的歷史，不忘沙俄侵略擴張的野心，捍衛領土完整，保衛祖國，收復故土的決心。中國失去外東北地區，也會失去了通往鯨海的海岸，例如：重要的外東北不凍港口“海參崴”（俄稱：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統治東方“）。失去了通向鯨海的出海口，只保留了從圖們江出海的權利，但是圖們江的中國段河面不寬，還受限於河道淤塞。在下游俄羅斯朝鮮共同擁有的水域架設有鐵路大橋，此外俄羅斯還對中國通行的船隻提出了其他苛刻的條件。與此同時，共有圖們江下游的朝鮮並沒有認可中國在圖們江的出海權，所以實質上中國通過圖們江下游的船只有科考船和漁船，無論是商船還是軍艦都無法使用這個出海口。

外東北的丟失，使得黑龍江省，吉林省成為了內陸省，嚴重影響了東北經濟的發展，失去了廣袤的土地和更多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中俄《璦琿條約》以及《北京條約》開啟了沙俄蠶食鯨吞中國東北及新疆領土的序幕，此後的近一百年期間，沙俄以及後繼的蘇聯通過侵佔和扶持外蒙古獨立共使中國喪失了33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也成為了中國近代帶來最深遠危害的帝國主義勢力之一。

毛澤東：貝加爾湖以東被佔了帳還沒算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來華訪問的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與左翼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時談話的時候，佐佐木更三他們就提出蘇聯佔領日本北方四島、千島群島這些問題，毛澤東說：“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劃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划。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賬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賬。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

普京：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忘記遠東地區

時任俄羅斯總理普京曾對俄國媒體表示：“我們可能失去遠東”，“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忘記遠東地區。鄧小平對時任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明確表示：三四百萬平方公里土地屬於中國，遠東地區領土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中國人遲早要回屬於我們的領土。子孫後代會解決這個問題的。”普京進一步補充道：“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符拉迪沃斯托克仍叫做海參崴。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是被俄國佔領的地區。儘管2001年簽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國沒提及這一主權訴求，但並不代表中國忘記了遠東。這個條約僅符合當今現實需要。”

六十四屯遺跡在，何人復我大江東？

江東六十四屯面積3600平方公里，清朝與沙俄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黑龍江以北劃歸俄國。但由於江東六十四屯居住著大量中國居民（包括漢族、滿族、達斡爾族），因此在劃界時特別將該地劃歸清朝管理，中國擁有永久居住權和管轄權。這裡很早就是中國人聚居的地方，歷史上曾有過黃河屯、遠地屯、布丁屯、博爾多屯等64個村莊，又地處黑龍江東岸，故稱江東六十四屯，其具體村莊數字已大大超過64個。

沙俄當局侵佔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后推行野蠻的“俄羅斯化”政策，在大批移入俄羅斯人的同時，殘酷地滅絕原住民族並迫害、驅趕中國居民，不斷蠶食江東六十四屯地區。1900年7月16日至7月21日，沙俄悍然出動大批軍隊，驅趕並屠殺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居民，許多中國人包括婦女老幼被驅趕進黑龍江后遭射殺、砍殺、刺殺或淹死，有俄兵“驅各屯居民聚於一大屋中舉火焚燒”，又有俄兵“沿村發火，毀盡房屋，槍殺居民”，遇難者近萬人（7月16日至21日，俄軍在海蘭泡共進行了4次大屠殺，奪去六、七千中國人的生命；7月17日至21日，俄軍血洗江東六十四屯80多個村莊，屠殺中國居民兩千多人），寬闊的黑龍江江面上漂滿了中國人的屍體，江水被鮮血染紅，岸上中國人的屍體堆積如山，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慘案。部分黑龍江東岸的中國居民在璦琿水師營接應下僥倖逃回南岸，淪為難民。7月22日，俄阿穆爾省當局宣布海蘭泡市的中國人已被全部“肅清”了。之後俄國10多萬軍隊又渡過黑龍江，侵佔璦琿及整個中國東北。

目睹這場大屠殺的人，無不感到“毛骨悚然和為之心碎”。就連屠殺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譴責，一個俄國義勇兵說，“殺人的一方，完全滅絕人性，他們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間竟能看到如此慘景，…簡直就是一場惡夢。如果被殺的人都是些還有掙扎能力的男子的話，也許不會如此凄慘”，但是當看到“一些緊摟嬰兒企圖逃脫的母親被紛紛刺倒，從懷中滾落的嬰兒被碾得粉碎時”，“只有那些完全沒有人性的野獸才能禁得住！”當時對岸中國人中的目擊者說：俄兵“各執刀斧，東砍西劈，斷屍粉骨，音震鼻酸，重傷者斃岸，輕傷者死江，未受傷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滿江岸，有隨波力擁者過者80餘名，赤身露體，昏迷不能作語。……詢知慘殺溺斃華僑有5000餘名。”一份俄國的官方筆錄說：“目擊者的全部證詞令人相信，這實際上不是渡江，而是把中國人斬盡殺絕和淹死。”

20世紀初，邊塞詩人邊瑾面對黑龍江對岸江東六十四屯的故土和殘垣斷壁，寫下一組膾炙人口、耳熟能詳、流傳甚廣，充滿強烈愛國主義思想的詩篇《龍沙吟》（別名《龍江吟》）：

龍江萬里戍樓空，斑點離離塞草紅。

六十四屯遺跡在，何人復我大江東？

曾渡雄俄十萬兵，沿江布陣勢縱橫。

無端一夜蕭蕭雨，疑是當年飲馬聲。

黑龍江上又秋風，漫說當年汗馬功。

多少興亡多少恨，浪花淘盡幾英雄。

颯颯西風卷暮濤，大江西畔好亭橈。

至今憑弔浮屍處，猶說紅羊劫未消。

多年來，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記載著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這段屈辱的歷史早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民族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黑龍江對面近在矩尺的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一直是中國人內心一道沒有痊癒、不忍直視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