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9月19日，朱光潛出生於安徽樅陽縣麒麟鎮岱鰲村朱家老屋。父親朱子香，是鄉村私塾先生，頗有學識。朱光潛少年在父親的督促下讀私塾。民國元年（1912年），朱光潛進入孔城高等小學讀書，由於底子好，僅讀了一學期就升入赫赫有名的桐城中學。15歲上中學畢業后，朱光潛回家鄉當了半年的小學老師，不久考入武昌高等師範，經選拔，民國七年（1918年）考取了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入讀香港大學。其間，他如饑似渴地學習英文和科學，大量閱讀西方經典書籍，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基礎。

民國八年（1919年），入香港大學后不久，國內爆發五四運動，朱光潛由《新青年》雜誌看到胡適提倡白話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棄古文和文言，改寫白話文，後用白話文發表美學處女作《無言之美》。

民國十年（1921年），朱光潛發表了白話處女作《福魯德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隨後又發表《行為派心理學之概略及其批評》、《進化論證》等讀書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對治學和學術研究活動的看法。

民國十一年（1922年），他在《怎樣改造學術界》中，倡導培養“愛真理的精神”、“科學的批評精神”、“創造精神”和“實證精神”。這些觀點一直影響著他漫長的學術道路。

民國十二年（1923年），港大畢業，經同班好友高覺敷介紹，朱光潛結識了吳淞中國公學校長張東蓀，到上海當了英文教師，兼任校刊《旬刊》的主編，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任編輯助手，當年只有二十六歲。學校因江浙戰爭停辦后，他便跑去春暉中學，結交了朱自清、豐子愷等人。

民國十三年（1924年），江浙戰爭中吳淞中國公學關閉，由朋友夏丏尊介紹到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教英文，不久匡互生不滿春暉中學校長的專製作風，建議改革未被採納，遂辭去教務主任職。朱光潛同情他，一起斷然離開春暉中學赴上海謀生。后夏丏尊、章錫琛、豐子愷、周為群等也陸續離開春暉中學趕到上海。加上上海方面的葉聖陶、胡愈之、周予同、陳之佛、劉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個立達學會，在江灣辦了一所立達學園。按匡互生的意見，朱光潛草擬了開辦宗旨，提出教育獨立自由的口號，矛頭直指北洋政府的專制教育。他們還籌辦了開明書店（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雜誌（后改名《中學生》）。

民國十四年（1925年）立達學園辦起后，朱光潛考取安徽官費留英，同年夏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院，選修英國文學、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拿到文學碩士后，民國十八年（1929年）畢業後轉入倫敦大學，大部分時間都在大英博物館里看書。同時又在法國巴黎大學註冊聽講，對巴黎大學文學院長德拉庫瓦講授的《藝術心理學》甚感興趣，並受其啟發起念寫《文藝心理學》，到法國巴黎大學拿了個博士學位。后離開英國轉入萊茵河畔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學，完成《悲劇心理學》。英法留學8年中，朱光潛先後獲英國文學碩士和法國國家博士學位。但由於官費經常不發，經濟拮据，他只得邊聽課、邊閱讀、邊寫作，靠稿費維持生活。

先後替開明書店的《一般》和後來的《中學生》寫稿，曾輯成《給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該書反映了當時一般青年小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況，暢銷全國，影響很大。從此他和廣大青年結緣。接著《文藝心理學》及其縮寫本《談美》、譯著克羅齊的《美學原理》、總結自己對變態心理學的認識的《變態心理學派別》（開明書店）和《變態心理學》（商務印書館）陸續問世，《詩論》寫出初稿，還在羅素的影響下寫過一部敘述符號邏輯派別的書（稿交商務印書館，抗日戰爭中遭焚毀）。這些書文筆優美精鍊，資料翔實可靠，說理明晰透徹，見解獨到精闢，蜚聲海內外學術界。

回國前，經高師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紹給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鬍適，委聘北大西語系教授，除講授西方名著選讀和文學批評史外，還在北大中文系和清華大學中文系研究班開過《文藝心理學》和《詩論》，后又應留法老友徐悲鴻之約到中央藝術學院講了一年《文藝心理學》。當時正逢“京派”（多是文藝界舊知識分子）和“海派”（主要指“左聯”）對壘。朱光潛由胡適約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時期最盛，詩人徐志摩死於飛機失事後日漸衰落。胡適、楊振聲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潛、楊振聲、沈從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組成編委會，籌辦《文學雜誌》（月刊，商務印書館出版）。朱光潛任主編。朱自清、聞一多、馮至、李廣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經常為雜誌撰稿。雜誌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5月創刊，至8月，出了4期，是當時最暢銷的一種文藝刊物。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朱光潛應四川大學代理校長張頤約請任川大文學院長。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秋，國民黨二陳系派程天放接替張頤任校長，企圖推行黨化教育。朱光潛為了維護學府的尊嚴，捍衛教育自由和學術獨立，堅決反對易長。他主持全校教師大會，號召罷教，教師們紛紛響應，大家公推他草擬抗議電文和罷教宣言。“易長風潮”轟動一時，但迫於壓力，以妥協告終：一方面不拒認程天放任校長，一方面不許程天放動全校人事。這場鬥爭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傳到延安，周揚立即通過他倆轉信約朱光潛去延安參觀，朱光潛回信欲去。這時陳立夫邀他去重慶晤談，又通過他的一些留歐好友勸阻，再由王星拱和陳西瀅幾位舊友把他拉到武漢大學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潛回憶此事，認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當時根本沒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慘痛的教訓”。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武漢大學校內湘皖兩派內訌，遂以朱光潛出任教務長來調和，因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較友好。按國民黨規矩，學校“長字型大小”人物都須參加國民黨，朱光潛名義上被拉入國民黨（后挂名三青團中委和國民黨常務監委）。並讓他在國民黨的《中央周刊》上經常寫稿。雖然如此，他並不屈從任何政治偏見，說詩、論文、談修養，後來集成兩本書《談文學》、《談修養》。從民國三十年（1941年）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中央黨部每次密令武漢大學監視一批點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學生的行動，強制一批學生離校。身為教務長的朱光潛與校長王星拱、訓導長趙師梅一面應付教育部，一面向學生通氣，提醒他們行動謹慎，維護他們到民國三十一年夏天畢業安全離校。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朱光潛不願去安徽大學當校長，仍回北京大學文學院，任代理院長。受與地下黨有聯繫的化學家袁翰青影響，他的政治觀點逐漸明朗化，開始同情並支持民主運動。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6月29日，他與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聯名發表宣言《抗議轟炸開封》。10月，他與鄭華熾、陳發鬆等17名教授聯名寫信給蔣介石及行政院長翁文灝，呼籲“解除人為的經濟痛苦與不平”，並宣言“停教”。11月4日，他與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聯名發表《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議書，抗議國民政府用所謂“處置後方共產黨臨時辦法”強行解散民盟。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國民政府派專機接“知名人士”去台灣，名單上胡適居首，朱光潛列名第三。這時袁翰青教授受地下黨的重託，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離開北平。朱光潛毅然決定留下。

建國初思想改造階段，朱光潛是重點對象，受到很多教育，特別是在參加文聯和全國政協（先後擔任了全國政協第二、三、四、五屆委員，第六屆常委，民盟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全國文聯委員等）后，常有機會參觀訪問全國各地，經比較新舊中國，他心悅誠服地認識到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1957年，全國開始六年之久的美學大討論。朱光潛積極投入到這場原本起自對他過去的美學思想“批判”的論爭，既不隱瞞或迴避自己過去的美學觀點，也不輕易接納他認為不正確的批判，客觀上他帶動了大家不斷前進，促進了美學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發展。這次討論發表的文章輯成6冊《美學問題討論集》、朱光潛發表的論爭文章另輯成《美學批判論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次討論促使朱光潛認真鑽研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年近60歲時，他還擠出時間攻讀俄文，並達到能閱讀和翻譯的程度。他曾精選幾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來摸索，譯文看不懂時就對照英、法、德、俄4種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準確含義，對中譯文的錯誤或欠妥處作了筆記，后寫了“建議的校改譯文”。同時他驚訝地發現不少參加美學論爭的人並未弄通馬克思主義，由於資料的貧乏，對哲學史、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之類與美學密切相關的科學，有時甚至缺乏常識。因此他立志翻譯一些重要資料，此後20多年他陸續譯出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萊辛的《拉奧孔》、袁克曼輯的《歌德談話錄》、黑格爾的《美學》3卷、維柯的《新科學》等。

1962年，朱光潛受邀到中央黨校講授美學史。同年文科教材會議決定大專院校文科逐步開設美學課，並指定他編寫教材。

1963年，《西方美學史》這部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為止我國對西方美學研究的水平，推動了我國美學教育和研究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朱光潛被關進牛棚，儘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從未動搖過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以及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的決心。他堅持鍛煉身體，時刻準備重新拿起筆。

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朱光潛重振精神，老當益壯，積極翻譯名著、撰寫文稿、先後出版了《談美書簡》和《美學拾穗集》，還指導研究生，在學術研究和教育領域馳騁不懈，成就蜚然。

1980年5月，在昆明召開的中華全國第一屆美學會議上，他被一致推選為中國美學會會長。

1983年3月，朱光潛以八十六歲高齡，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出席“第五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同年，北京大學為朱光潛舉辦執教60周年紀念會。

1984年，香港大學授予朱光潛為該校名譽教授。

1984年夏，朱光潛由於多年工作過於疲累，患疲勞綜合症，出現腦血栓。1986年3月6日，朱光潛在北京病逝，終年89歲。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許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艱難地沿梯獨自悄悄向樓上書房爬去，家人發現急來勸阻，他囁嚅地說，要趕在死前把《新科學》的註釋部分完成。

朱光潛的美學、文藝學思想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結合現代心理學，將現代人文主義心理學的美學思想運用於文學研究，將審美同情與道德同情的質的區分作出揭示，指出審美同情消除主客體之間的界限，“把一瞬間的經驗從生活中孤立出來，主體‘迷失’在客體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審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實秋等人都與當時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們對西方傳統的借鑒有古今種種的不一。《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藝心理學》比較系統地表述了這些美學思想，在當時文學青年中影響較大。朱光潛對文學更直接鮮明的態度在《文學雜誌》發刊詞《我對本刊的希望》中表露著，他提倡“自由生髮，自由討論”，“不希望某一種特殊趣味或風格成為‘正統’“，”殊途同歸地替中國新文藝開發出一個泱泱大國“。這是當時一批立足於獨立自由的人文主義立場上的文學家的心聲的集中體現：奉行嚴謹而超脫的風格，強調文學表現人生和怡情悅性的功用，維護文學的獨立自足性。

在中國，朱光潛可以說是最早介紹黑格爾並對其研究有成果的學者之一。從1929年7月寫《黑格爾哲學的基本原理》到20世紀70年代末譯完黑格爾《美學》，前後達半個世紀之久。他自己多次講過：西方美學著作真正有科學價值且影響深廣的也只有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黑格爾的（美學）。

統觀朱光潛一生美學思想邏輯演化的軌跡，和黑格爾哲學有著極為深切的關係。從早期美學來說，朱光潛一方面接受了黑格爾“一原主義”代替“二原主義”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覺得唯理哲學太虛玄，畢竟和現實美感有距離。這樣他接受了當時在西方流行的克羅齊直覺說，即黑格爾的唯理論無法架接克羅齊的直覺感性之間的矛盾。抗戰期間（中期），在和馮友蘭討論馮氏《新理學》論戰過程中，朱逐漸感到自己的美學形而上（哲學）和藝術之間的裂痕，這就促使他進一步研究克羅齊及唯心派哲學。結果他發現唯心派打破“二元論”的企圖終歸失敗。但在研究的過程中既發現克羅齊表現說的毛病；又看到黑格爾打消“二元論”的不徹底。從而他開始用黑格爾“思有同一”命題的精神來修正克氏的表現說，提出“思想和語言是一致”的主客觀統一命題。

實際上，朱光潛此時的美是“主客觀統一”命題比起他早先“美既不在物，又不在心”的主客觀統一命題更徹底地嘲唯心立場傾斜。他自己也苦惱於跳不開“二元”和“一元”不徹底的循環“怪圈”。新中國成立后，他在重新審視黑格爾，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發現黑格爾哲學中除一般認識論之外，還有實踐觀點的萌芽，也恰恰是這一點被馬克思站在唯物辯證法的立場加以改造后對哲學和美學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朱光潛接受了這一實踐的觀點，美學的主客觀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實踐的辯證把握過程。這就在真正意義上消解了他早年美學形而上和藝術之間的矛盾和對立。總而言之，清理黑格爾和朱光潛美學思想發展的關係，既能加深我們對朱光潛美是“主客觀統一”命題豐富內容的理解；同時又能促使我們對黑格爾哲學的包容性和伸展性有一個冷靜的判斷。

● 讀書思想

朱光潛認為：“學問不只是讀書，而讀書究竟是學問的重要途徑”。朱光潛認為：書籍是人類的精神遺產，是人類文化史上的記程杯。從整個人類文明要進步的角度看，人類文明必須站在已經取得的成就上進一步發展，推陳出新，促進文化更新發展，創造更為燦爛輝煌的文明。從個人發展的角度講，讀書能獲得重要的間接經驗，汲取精神營養，能在相對短的時間裡把過去人辛苦獲得的知識掌握好，有利於促進個人全面發展。指出了寫作與讀書之間的重要關係，閱讀促進寫作。朱光潛也論述了靈感，認為靈感不突如其來卻突如其去，靈感是建立在長期的大量工作基礎上的頓悟，同理，寫作靈感也如此。基於此，朱光潛認為要做到“腹有詩書氣自華”，則每個人都得要有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的決心和意志。

讀書不能盲目，朱光潛認為“書是讀不盡的，就讀盡也是無用，許多書沒有一讀的價值。你多讀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朱光潛提出，讀書要慎加選擇，認為“讀書並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選的精，讀得徹底”。

● 寫作教育

朱光潛不僅是美學大師，也是寫作大家。受傳統私塾教育的影響，從小便在其父的指導之下學習寫作，初作日記，後學說理文。入桐城中學后，朱光潛接受了系統的“桐城派古文”訓練，倍受國文教員賞識，且以為他“可以接古文一線之傳”。朱光潛著述等身，說理深入淺出，且文字優美。“文字像行雲流水，自在極了”“這種‘能近取譬’、‘深入淺出’的本領是孟石先生的特長”。朱光潛站在新的高度上，主張“文以證道”的文章學思想。他說：“與其說‘文以載道’,不如說‘因文證道’”。朱光潛“文以證道”的寫作思想是“文”“道”，文道兼顧，不偏不倚。朱光潛認為：一篇好的文章，必須做到文質兼美，文道統一。他說：“文學起於實用，要把自己感知的說給旁人知道；但它超過實用，要找好話說，把話說好，使旁人在話的內容和形式上同時得到愉快”。

朱光潛注重作者的人格品質，“文學是人格的流露。一個文人先須是個人，須有學問和經驗所逐漸鑄就的豐富的精神生活，有了這個基礎，他讓所見所聞所感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來，不裝腔，不作勢，水到渠成，他就鑄就了他的獨到的風格“。朱光潛認為：“藝術的特徵就是完整”，在他看來，寫作就一種創造性活動藝術。在整體構思的情況下，寫作主體才能整體全面體會把握寫作對象的特徵，充分感受和體會寫作對象，寫出的東西才會生動，才更會吸引人。“每一個部分的功能、個別的局部是否具有特徵性，取決於他與整體結構的關係是否協調，是否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關於寫作發展的程序，朱光潛從寫作水平高低的角度提出了寫作發展的“四境”說，即痴境、穩境、醇境和化境。

朱光潛熟練掌握英、法、德語，幾十年來，翻譯了300多萬字的作品。其中他對黑格爾110萬字的巨著《美學》的翻譯，為他贏得了歷史性的崇高聲譽。他出版的譯著還有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萊辛的《拉奧孔》、克羅齊的《美學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藝術的社會根源》和《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等。此外，他通過系統認真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經典《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資本論》、《自然辯證法》的一些譯文提出了具有重大價值的修改意見。

朱光潛是一位以救國興邦為己任的愛國知識分子。在舊中國的漫長歲月中，儘管道路有過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嚮往光明，在複雜的鬥爭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在解放前夕的關鍵時刻，斷然拒絕國民黨當局的利誘威脅，毅然決定留在北京。他在與廣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裡，曾興奮地說：“我像離家的孤兒，回到了母親的懷抱，恢復了青春。”解放后，他始終不渝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對黨赤誠相見，肝膽相照。儘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從未動搖過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決心以及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粉碎“四人幫”以後，他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精神振奮，老當益壯，積極翻譯名著，撰寫文稿，發表演講，指導研究生，在學術研究和教育領域馳騁不懈。1983年3月，他應邀去香港中文大學講學，一開始他就聲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他對自己後半生的莊嚴評價。

1979年，引碑入草開創者李志敏任首任會長的北大燕園書畫會（北京大學書畫協會前身）成立伊始，欣逢建國30周年大慶。書畫會深入發動全校師生員工舉辦空前未有的大型書畫展，展出作品近兩百幅。朱光潛教授以82歲高齡興緻勃勃地前來觀賞書畫展。參觀后還親筆題詩贈送給筆者致賀。詩曰：琳琅滿目詩書畫，慶祝新華三十周。行看大鳥垂天翼，扇起東風拂九州。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書法家陳玉龍評價：北大教授中或長於書法，或精於書論，懷瑾握瑜者代不乏人。先後有：馬敘倫、鄧以蟄、魏建功、向達、馮友蘭、朱光潛、宗白華、王力、黃子卿、楊周翰、周祖謨、李志敏、羅榮渠⋯諸先生。他們以器識為先，以人品、學養（學術品位）領字。他們的作品中不是書家、勝似書家，蘊藉風流、韻味醇深的濃郁的書卷氣迥然不同於流俗的那種“匠氣”。

朱光潛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溝通了西方美學和中國傳統美學，溝通了舊的唯心主義美學和馬克思主義美學，溝通了“五四”以來中國現代美學和當代美學。他是中國美學史上一座橫跨古今、溝通中外的“橋樑”，是我國現當代最負盛名並贏得崇高國際聲譽的美學大師。

朱光潛是一個成功的報刊編輯家，有人頌揚說：“二十年來以最莊重、最熱誠的態度支持引導中國文藝界的只有朱（光潛）先生一個人。”就其主編刊物的態度而言，朱光潛則無愧於“最莊重、最熱誠”的稱謂。綜觀朱光潛的編輯實踐，體現出如下特色。

1．追求刊物個性。

朱光潛在報刊編輯實踐中，追求報刊個性風格的編輯思想一直貫穿其工作始終。1935年年底，《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出至第42期停刊。該刊編輯徐訐於1936年春又創辦了《天地人》半月刊。創刊前夕，徐訐兩次寫信請朱光潛為《天地人》寫點稿子。朱光潛寫了《論小品文（一封公開信）》告誡他，不要把《天地人》辦成和《人間世》、《宇宙風》相類似的小品文刊物。“《人間世》和《宇宙風》裡面有許多我愛讀的文章，但是我覺得它們已算是盡了它們的使命了，如果再添上一個和它們同性質的刊物，恐怕成功也只是錦上添花，壞就不免畫蛇添足了。”這裡就體現出了強烈追求新創刊物個性的設計思想。

朱光潛主編《文學雜誌》，在創刊詞《我對本刊的希望》里，明確宣稱要創辦出一種新刊物：“一種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他賦予刊物獨特的使命是：它應該盡一部分糾正和嚮導的義務；它應該集合全國作家做分途探險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發展個性之中，仍意識到彼此都望著開發新文藝一個共同目標；它應該時常回顧到已佔有的領域，給以冷靜嚴正的估價，看成功何在，失敗何在，作前進努力的借鑒。

編輯者的創造意識是鍛造報刊個性的前提。朱光潛說編輯報刊與藝術創作具有同樣的道理，“我始終相信在藝術方面，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獨到，如果自己沒有獨到，專去模仿別人的一種獨到的風格，這在學童時代做練習，固無不可，如果把它當作一種正經事業來做，則似乎大可不必。”創辦報刊尤其是文學、文化報刊的過程中，首先要對社會文化狀況予以深刻細緻的分析、研究，預測社會文化對擬辦報刊接納與拒絕的可能性，即如朱光潛所說，“它應該認清時代的弊病和需要”。報刊擔負著引領時代風氣的重任，它是否具有創造的精神，對社會將會有直接的影響。報刊編輯通過對作品的選擇，必然會給作者以一種暗示、一種引導。

2．兼容並包，駁雜中見出統一。

朱光潛對於文化思想運動的基本態度是自由生髮、自由討論。報刊編輯可以有自己的文藝思想，但他的文藝思想只應體現在自己的創作之中，而不能把自己所主張的文藝思想作為刊物稿件取捨的標準。朱光潛堅決反對報刊編輯“把個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傳，使它成為瀰漫一世的風氣”。他認為文藝上的偉大收穫都有豐富的文化思想做根源，編輯要真地希望能為文學、文化的發展助一臂之力，那就不妨讓許多不同的學派思想同時在醞釀、騷動甚至衝突鬥爭。衝突鬥爭是思想生髮所必需的刺激劑。“別人的趣味和風格儘管和我們的背道而馳，只要他們的態度誠懇嚴肅，我們仍應表示相當的敬意。”他主編《文學雜誌》的理想就是把它辦成一個全國性的刊物。“凡是愛護本刊而肯以好作品見投的我們都一律歡迎。”實際情況也確是這樣。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的，除了京派文人以外，還有很多左翼作家。蕭軍是著名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長篇小說《第三代》就受到了朱光潛的青睞。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並不是京派專有的田園。如朱自清和馮至並不隸屬於京派，而他們卻是《文學雜誌》的核心成員。朱光潛曾剖析“文以載道”說的淺陋和“為文藝而文藝”說的不健全，主張通過多多的嘗試，讓不同的趣味和風格互相交流，從而造成新鮮自由的思想潮流，以洗清我們的成見和積習，推動新文藝的繁榮和發展。

3．理論與創作並重。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我國，一般的文藝刊物往往只重創作，人為地割裂了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關係，特別是表現出一種藐視文學理論批評的傾向。朱光潛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文藝報刊編輯界存在的這種不足之處。他認為文學批評雖然來自於文學創作實踐，但又對文學創作具有巨大的能動的反作用。他主編《文學雜誌》時，借鑒了歐洲文藝刊物理論與創作並重的編排方法。

《文學雜誌》在篇幅的分配上，創作約佔五分之三，論文和書評約佔五分之二，“比一般流行的文藝刊物，本刊似較著重論文和書評，但是這並不就是看輕創作。論文不僅限於文學，有時也涉及文化思想問題。這種分配將來也許成為本刊的一個特色”。刻意地加大理論的力度，意圖讓讀者得到刊物以後，“不僅要讀，還要談，要想”。可見，理論與創作並重，這是他主編《文學雜誌》時有意追求的一個編輯特色。

朱光潛認為編輯的作用猶如一座橋樑，“一個編輯者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他只是作者與讀者中間的一個媒介人”。同時指出，編輯固然要在滿足讀者閱讀需要和為作者服務的基礎上實現自己的價值，但作為傳播中的一個主體，他又有必要也有可能對傳播施加相應的影響。正確的做法是：編輯“不能輕視讀者，他不必逢迎讀者，他卻不妨由遷就讀者而逐漸提高讀者”。

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不僅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品，還培養了一大批文學新人。他的編輯思想是其報刊編輯實踐的概括和總結，很多觀點和做法有著深厚的實踐基礎，至今仍閃耀著理性和科學的光芒。

1、自我解剖不斷批評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學批判和美學辯論中，朱光潛勇於解剖自己，嚴肅批判了唯心主義美學思想，他不斷地批判自己，不斷提出新的觀點和新的問題，堪稱學者的楷模。

2、尋求真理學風端正

朱光潛通過批判唯心主義認識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徑里使力繞圈子”，以後開始學習馬列主義原著。他在近六十歲時開始自學俄語，並用各種文本（中、德、俄、法、英）進行比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

3、“三此主義”忘我精神

朱光潛信奉“三此主義”，即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擔當起。“”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時做。”“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環境）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這是朱光潛著眼當代，腳踏實地的治學精神的體現。

朱光潛早年出版過《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是當時最流行的書籍之一。1936年初，朱光潛在寫《文藝心理學》等專著之餘，又寫出一部親切自然的《談美》小冊子。書店在出版時，將《談美》封面附註上“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字樣。書出版之後，受到廣泛歡迎。

不久，上海書攤上便出現一本署名“朱光潸”，題目為“致青年”的書。書名接近，姓名幾乎難辨不說，該書竟也有一個副題：“給青年的十三封信”；與朱光潛的著作副題只少一個“第”字，打眼看去，沒有什麼分別；封面設計也追蹤摹形：書名字形，位置相仿，連一些直線中間嵌一些星星都一樣，所以，一位朋友寄這本書給朱光潛后，連朱光潛自己也以為是自己的作品。待看清楚后，朱光潛竟然給這位“朱光潸”寫了一封信。首先，他請朱光潸原諒，說是自己誤將此書認作自己的了。接下說：

“光潸先生，我不認識你，但是你的面貌，言動，姿態，性格等等，為了以上所說的一點偶然的因緣，引動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不認識你而寫信給你，似乎有些唐突，請你記得我是你的一個讀者。如果這個資格不夠，那隻得怪你姓朱名光潸，而又寫《給青年的十三封信》了！”

接下，朱光潛將自己寫《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時的情形略作回溯。認為當時“稚氣和愚?”，但因坦坦白白流露，才得到青年的喜愛。這話的潛台詞，大約是告訴那位“朱光潸”，人得“坦坦白白”、“老老實實”做人；否則就算一時得逞，也難免長久不被人戳穿，落得個不道德名。這封信的落款也頗有意思：“幾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信當然無法寄出，只好在《申報》上發表。

朱光潛一生曾三立座右銘，給人們留下了悠長的思索。

第一次，是在香港大學教育系求學時。他以“恆、恬、誠、勇”這四個字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恆，是指恆心，即無論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恆、百折不撓。恬，是指恬淡、簡樸、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質上的享受。誠，是指誠實、誠懇，襟懷坦白，心如明鏡，不自欺，不欺人。勇，則是指勇氣，志氣，勇往直前的進取精神。這四個字不僅集中反映了朱光潛求學時的精神狀態，而且貫穿了他的一生。朱光潛曾說：“這四個字我終生恪守不渝。”

第二次，是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時。朱光潛興趣廣泛，學過文學、心理學和哲學。經過比較和思索，他發現美學是他最感興趣的，是文學、心理學和哲學的共同聯絡線索，於是把研究美學作為自己終身奮鬥的事業。當時，他的指導老師著名的康德專家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對。他告誡朱光潛說，美學是一個泥潭，玄得很。朱光潛認真思索后，決定迎著困難上。這時，他給自己立下這樣一條座右銘：“走抵抗力最大的路！”從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學研究中，終於寫出了《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等具有開創意義的論著。

第三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座右銘共6個字“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是說凡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推諉給別人；此時，是指凡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推延到將來；此地，是說凡此地（地位、環境）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這條座右銘的激勵下，朱光潛不斷地給自己樹立新的奮鬥目標，在他80多歲時，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擔起艱深的維柯《新科學》的翻譯任務。

朱光潛三次所立的座右銘，由於環境不同，側重點自然有異。第一次，主要是確立做人求學之志；第二次，側重點是理想、事業的抉擇；第三次，在學有所成后，對自己明確而具體的要求。從朱光潛三立座右銘中，我們除了看到一個自我砥礪、矢志以求的形象外，難道不應該獲取更多的人格力量和思想的啟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