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通史
曹大為、商傳等編著的書籍
總主編：曹大為、商傳、王和、趙世瑜
曹大為，1944年生於上海。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著名長城史研究專家，嶽麓版高中歷史教材總主編，並為“國家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研製組”主編了七年級上、下兩冊《歷史教材》，為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編了八年級上、下兩冊《歷史與社會》教材。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文化史、社會史研究。他注意把社會與文化聯繫起來加以考察，側重研究傳統社會的結構、社會運行與變遷、社會控制及其效應、影響，剖析傳統文化的成因、特點、類型和傳統文化的淵源流變，以及文化精神與民族性在諸方面的具體表現，評價其社會效應與歷史影響，探討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與新文化構建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傳統文化的未來走向與命運。在《中國社會科學》（英文）《中國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文史》《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數十篇論文。出版《建構中國通史：理論·中國路徑·體例》《讀史雜記——文化·社會·性別》《中國古代女子教育》以及《中國歷史》（合著，中、英、法、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同時出版）等著作。
商傳，1945—2017，生於河北保定，著名歷史學家商鴻逵之子。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師從著名歷史學家謝國楨教授。曾任中國明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承擔國家重點圖書《中國通史·明代卷》（合著）、《中國歷史大辭典·明史卷》（合著）的主要撰稿及組織工作。出版專著《永樂皇帝》《明代文化志》等，發表論文《試論明代民屯的幾個問題》《〈明太祖實錄〉三修本的評價問題》等數十篇。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2010、2013年分別被百家講壇邀請主講《永樂大帝》《明太祖朱元璋》。
王和，1948年生於安徽桐城。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師從著名歷史學家趙光賢教授。退休前任《歷史研究》副主編，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學年鑒》《史學理論研究》《史學史研究》等刊物編委。退休后至今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985特聘教授、雙一流特聘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史學月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60餘篇。主編大學教材《中國傳統文化》。出版專著《歷史的軌跡——基於夏商周三代的考察》《中國政治通史先秦卷》《名將世家與秦帝國的興亡》。
趙世瑜，1959年生於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文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史、區域社會史、歷史人類學。先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中國民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教育部跨世紀人才首批培養人選、新世紀百千萬工程專家、教育部課程與教材專家委員會委員。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清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百餘篇論文。出版《吏與中國傳統社會》《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史論（1918—1937）》《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狂歡與日常——明清時期的廟會與民間文化》《在空間中理解時間：從區域社會史到歷史人類學》等著作，《神聖羅馬帝國》《歐洲史學新方向》《劍橋插圖本中國史》等譯著。擔任人教版《歷史與社會》、嶽麓版初中及高中《歷史》總主編。
王震中，1957年生於陝西三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兼任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研究方向為先秦史，側重史前文化與早期國家和文明起源、夏商城市都邑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等論文多篇。
李衡眉，1942—2001，生於山東煙台。1967年畢業於煙台師範學院英語系，1981年獲吉林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學位，1991年獲博士學位。歷任《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歷史系主任。曾任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煙台市歷史學會會長。
沈長雲，1944年生於重慶。1979年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繫念本科，1982年復入北師大，師從著名先秦史家趙光賢先生，獲碩士學位。現為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任河北師大古籍研究所所長，並曾兼任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古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等職。長期從事中國先秦史的教學與研究，主要著作（含合著）有《趙國史稿》《上古史探研》《崛起的士人》《中國歷史·先秦史》《金文斷代方法探微》《戰國史與戰國文明》《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研究》等，與王樹民先生合作點校古籍《國語集解》，在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約150篇。
晁福林，1943年生於河南杞縣。1965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82年獲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出版著作有《霸權迭興：春秋霸主論》《先秦民俗史》《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先秦社會思想研究》《上博簡詩論研究》等，還發表論文多篇。
岳慶平，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項羽文化研究會會長，岳飛文化研究會會長，唐代文化藝術研究會會長，《文史知識》編委等。已出版著作10餘本，發表論文180餘篇，主編辭書、叢書多部。單獨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和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4項。1997年被評為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論人才（又稱“百人工程”）。參加撰寫的《中華文化通志》，1999年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參加撰寫的《中華文明史》，2008年獲北京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
陳琳國，1943年生於福建龍海，歷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民族史的教學和研究。早年參與白壽彝先生總主編《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人物撰著。主要著作有《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中古北方民族史探》等。在《中國史研究》、《歷史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中華文史論叢》諸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曾任《中國文物報》總編輯，從事文物保護宣傳工作，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侯旭東，1968年生於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現兼任系主任。1986—1996年就讀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96-2008年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與研究員；2008年轉任清華大學教授。曾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中研院史語所訪問學人、清華大學（台灣新竹）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廣州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日本學術振興會招聘外國人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與簡牘，近年關注古代國家的形態與運行機制。出版《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近觀中古史》《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等著作，發表論文60餘篇，譯著數部。
閻守誠，1942年生於廣西桂林，祖籍山西五台。1965年畢業於山西大學歷史系。曾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唐史學會理事兼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隋唐五代史和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的教學與研究。出版專著《中國人口史》《唐玄宗的真相》（合著）《危機與應對——自然災害與唐代社會》（主編）《閻宗臨傳》等；參加撰寫的專著有寧可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史》《中國經濟通史·隋唐五代卷》，吳慧主編的《中國商業通史》有關隋唐五代的農業、商業和區域經濟。《中國人口史》曾獲北京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發表論文《重農抑商試析》《論盛唐氣象》《唐代的蝗災》等。
寧欣，北京大學學士、碩士，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先後師從王永興先生、何茲全先生。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經濟史》首席專家，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武則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史》《唐研究》《唐史論叢》編委。主要研究方向為隋唐五代選官制度、經濟史和城市史。出版專著6部，合著6部，主編5部，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光明日報》等刊物發表論文100餘篇，其中代表性論文多次被《新華文摘》《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
張其凡，1949—2016，生於重慶。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宋史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五代史、宋史、歷史文獻。出版專著有《趙普評傳》《五代禁軍初探》《宋初政治探研》《宋太宗》等10部，合著《南宋名臣崔與之》等3部，古籍整理3部，主編文論集9部。主要論文有《宋太宗論》《均貧富口號毋庸置疑》《關於寇準生年的再考證》《呂端與宋初的黃老思想》《<武經總要>編纂時間考》《論宋代政治史的分期》《“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試析》等。
武玉環，1950年生，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95至1996年任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客員研究員。2001至2002年任日本西南學院大學客座教授。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學會副會長、吉林省歷史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北方民族史、遼金元史。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東北史地》等刊物發表文章百餘篇。出版著作有《遼制研究》等。
王德忠，1951年生，山東乳山人，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77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助教，在職師從吳楓、楊樹森二位先生學習唐宋史，1987年獲中國古代史碩士學位。長期從事遼宋夏金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社會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各級各類刊物上發表論文百餘篇，出版著作十餘部，現職為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先後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黨支部書記、中國史系副主任、東北民族民俗博物館副館長、中國民族史學會遼金及契丹女真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
趙永春，1953年生，1977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現任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遼金史、東北民族關係史教學與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的‘中國’認同與中華民族形成研究”，一般項目“中國歷史疆域問題研究”、“中國古代的‘中國’觀與中國疆域形成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中國古代東北民族的‘中國’認同意識與民族凝聚力研究”等；出版著作《金宋關係史》《金宋關係史研究》《從複數“中國”到單數“中國”—中國歷史疆域理論研究》《中國古代東北民族的“中國”認同》《奉使遼金行程錄》等多部；發表論文《關於中國歷史疆域問題的幾點認識》《宋金關於“受書”的鬥爭》《試論金人的“中國”觀》《試論遼人的“中國”觀》等百餘篇。
穆鴻利，1935年生於遼寧遼陽，滿族，東北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原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碩士生導師。現任中國民族史學會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顧問、哈爾濱師範大學阿城學院兼職教授。研究方向為遼宋夏金元史、北方民族史以及女真滿學。合著有《遼宋夏金元史》，主編或參編《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中華文明史》(六、七卷宋元民族文化)《傳統與時代》《金代人物傳》《元代人物傳》等10餘部著作。撰有論文《成吉思汗的臨終遺言及其軍事思想》等80餘篇。
史衛民，1952年生於北京，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制度研究室主任。1990至1991年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做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政治制度史與中國政治。代表著作有《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合著)《元代社會生活史》《大一統》《元代軍事史》。發表論文《元代軍隊的兵員體制與編製系統》《元代侍衛軍組織的職能》《蒙古汗國時期蒙古左右翼軍千戶沿襲歸屬考》《元代蒙古軍都萬戶府的建置及其作用》等。
毛佩琦，1943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北京鄭和下西洋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吳晗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明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研究。出版著作有《明成祖史論》《永樂皇帝大傳》《鄭成功評傳》《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國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國明代軍事史》（合著）。主編有《歲月河山——圖說中國歷史》《歲月風情——中國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四庫全書大辭典·史部》等。發表論文60餘篇。
李世愉，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專業，獲碩士學位。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清史論叢》主編，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吉林大學兼職教授。主要從事清史研究，重點研究清代典章制度，長於考證。著有《清代土司制度論考》《清代科舉制度考辯》《中國歷史科舉生活掠影》，參與編撰《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清代卷）《中國考試通史》（清代卷）。長期從事歷史工具書的編纂，主持《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考試大辭典》的編纂，現任《大辭海》中國古代史分科主編。
王政堯，1942年生於河北武安，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國劇研究中心顧問專家。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1987年始任《清史研究》編輯部主任、副主編、代主編，北京滿學研究會理事等。著有《清史述得》《清代戲劇文化史論》等10餘部，論文有《清代宣南戲劇文化的形成》《京劇之名小考》《簡論清初收復台灣》等80餘篇。《新華文摘》《明清史》《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等多次轉載其論文全文。
陳振江，1937年生於河南睢縣，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兼任《南開史學》主編、中國義和團研究會會長、天津市歷史學會理事長等。1999年聘為美國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客座教授、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高級訪問學者。重點研究中國近代史及社會思潮與傳統文化轉型、通商口岸與近代文明傳播、華北農村社會與義和團運動等課題。參與《中國歷史大詞典》編撰，在日本出版《近代中國社會與民眾文化》等著作和調查資料集，出版《簡明中國近代史》《新編中國通史·晚清史》《中國近代史研究述要》《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等專著、教材、自選文集和工具書等20多種。主編的《百年風雲》於1994、1995年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通商口岸與近代文明的傳播》等論文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
徐永志，1962年生於河北石家莊，歷史學博士、博士后。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北京市歷史學會理事。連續兩次入選“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百人工程”，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首批培養人選。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的教學和研究，提出政治社會史是“深化史學研究的新路徑”的學術理念。出版專著《中國近代社會史》《中國近現代政治社會史論》《開埠通商與津冀社會變遷》《熔融與衝突——清末民國邊疆少數民族與基督宗教》，主編《中國近現代民族地區政治發展研究》等著作。參與國際合作科研項目並出版的《UrbanizationandLocality》被德國斯普林出版社評為2016年度全球下載受歡迎出版物之一。在《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史學月刊》《光明日報》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
虞和平，1948年生於浙江寧波，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博士生導師。1997年被評選為中國社科院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和中國現代化問題。迄今已出版著作9種、資料書5種、譯著3種，代表作有《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強權與民聲——民初十年社會透視》等。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會學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
撰寫中國通史始終是中國史學家追求的目標。1901年梁啟超發表的《中國史敘論》，提出重新編寫中國歷史的必要性，其後產生了如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錢穆《國史大綱》、呂思勉《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等重要學術著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一批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通史著作面世，如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中國史綱》、郭沫若《中國史稿》等，20世紀末出版的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則是這種通史撰述的繼續和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社會進入了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大通史》孕育於這一時期，亦是這一時期學術環境日益寬鬆形勢下的最新成果。
2018年6月，學苑出版社推出了由戴逸、張岱年、季羨林、鍾敬文、侯仁之、顧誠、丁守和等20餘位學界前輩組成學術委員會，180餘位歷史學以及考古學、哲學、民俗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骨幹學者參與撰寫的《中國大通史》。
《中國大通史》以嶄新的理念、新穎的編纂方式、更加豐富的內容，注重中國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充分認識到因地理生態環境和社會人文背景差異而導致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不同民族，在經濟文化類型方面的差異與距離，承認這種多樣性和不平衡性在空間上的犬牙交錯和在時間上的長期共存，真實反映中國歷史融合統一的發展總趨勢。《遼》《西夏》《金》單獨成卷，強調其獨立性，摒棄了以往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做法，將少數民族政權放在與漢人地方政權同樣的地位上，對中央王朝與各民族之間的碰撞、融合，用全新的視角進行闡述，有利於讀者把握中華民族建立的國家幾千年綿延不絕的特點。這是以前的通史沒有的。
此外，近些年我國考古新發現層出不窮，考古研究的發展推動著歷史研究不斷發展，許多舊有的數據和觀點屢被打破，同時史學研究亦和其他學科相互結合，在本書中有大量體現。尤其史前卷立身前沿，努力展示了史學發展的現狀，並借鑒文化學和人類學的方法，視野更開闊、更客觀，使敘史更具科學性。另外，敦煌因其豐富的文化早已名揚於世，但以往通史對其歷史總是語焉不詳。為此，本書特設了敦煌歷史專題，以數十萬字的講述，使敦煌以更為豐富的形象浮出水面。
《中國大通史》更多地關注中國社會長期性、連續性、漸進性的發展變化過程，避免僅僅使用某個具體的重大政治、經濟事件作為變化的標誌。比如，在歷史分期問題上避免以具體事件為標誌截然斷限，除了史前文化外，特彆強調周秦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以及 20 世紀上半葉這樣幾個重大的變化時期，以社會經濟結構的整體變化為標準來判斷不同階段的社會性質。例如，清代上、下兩卷，不再刻意強調 1840 年鴉片戰爭這一界標作為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分界的超乎尋常的重要性。
《中國大通史》擺脫以單一模式描述歷史發展的窠臼，正視歷史多重合力的作用；承認偶然因素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書中對諸如自然災害、科學的發展、民族信仰、生活方式、精神文化、重要人物的個人意志等諸事項都以超出以往通史著作大幅度筆墨的力度加以闡述和分析；在肯定經濟基礎是決定歷史發展終極原因的前提下，對其他因素亦予以關注；不單在長時段，即使在小時段也要尋出其歷史發展的多重動因，求得對歷史階段性規律的認知。
《中國大通史》的內容展示了全面性和廣泛性，大通史的“大”不單是指規模大、字數多，而是指視野廣、述點多。綜述對各卷所屬的歷史時段進行統攬歸納，對此時段的歷史特點、重要事項、發展規律進行梳理。六大類編專題兼顧時序先後，意在形成一些交叉點，將歷史縱向流變與橫向關係進行互動性闡述，從而更有利於透視歷史的發展規律。這種按類設項、互為關照、又有對比性的敘史方法，也更有利於達到編者“通達”敘史的目的。
治亂興衰編中，除講中央政權的更迭外，還將中國與周邊關係、改革、農民起義歸入編內，互為聯繫，以更為綜合的視野來揭示社會變革的動因。史料頗顯豐富，僅大小戰爭、事例就達千餘例。
經濟編中，除鋪陳了大量有關資源、政策體制管理等內容外，還專辟了區域經濟和部門經濟類，以豐富的史料和講評為當今的經濟建設提供參考。
社會結構編中，探討了一向被忽略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分層、社會群體、重要的社會組織、婚姻、家庭、宗族等社會慣制。另外，舉凡在歷史上較為活躍的民族和需要記錄的民族，都對其經濟狀況、社會結構、政權結構、官制、兵制、文化、民族心態有所涉及，彌補了以往通史對少數民族自身的歷史文化介紹不多的缺憾。
國家控制編中，行政管理方面除闡述中央機構的設置、管理外，為了更深入解剖全社會管理體系和利弊，本書層層解剖，直至鄉里，使讀者從這張行政管理的大網中窺視秋毫、洞悉利弊。
精神文化編中，在論述精英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時，特別注意民間文化和社會思潮。文化不再只被看作是歷史發展的“果”，而將其與當時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變動相互關照、聯接。不單設有學術思想、流派、文學藝術、音樂、舞蹈等內容，還對民間文化、民間工藝美術、文化的傳播與碰撞等方面進行介紹和評述。各卷分別就本歷史時段人們的追求、心態、社會風尚進行揭示，從精神風貌上反映一個時代的特徵。
社會生活編中，突破了以往通史只強調政治、經濟對歷史發展作用的視角，重視關照包括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生活風尚、閑暇娛樂等在內的社會生活，並將其作為中國歷史發展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衣食住行其實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燃料”，歷史動力中絕對少不了“燃料”，正是百姓的這些生活瑣事或促成了社會的安定，或促成了變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