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南

韓南，1927年1月4日出生於紐西蘭。1948年畢業於紐西蘭大學，獲得學士學位。次年在該校獲得英國文學 碩士學位。為了進一步發展，到英國準備在倫敦大學研究英國中古歷史傳奇小說。並以此作為博士論文。可是，就在修完博士課程，將要動筆寫論文的時候，他讀到了一些中國文學的翻譯，這些充滿奇異情調的作品，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以至於讓他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重新上大學，從頭學習中國古代文學。於是，從1950年到1953年，他在倫敦大學通過刻苦學習，又拿到一個學士學位，並在畢業后，考進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一邊教書，一邊寫博士論文。他本來選擇的題目是《史記》，想從文學的角度對這部歷史巨著進行研究。但他的指導教授西(Simon)認為研究《史記》的人太多了，建議他研究《金瓶梅》；當時學院的榮譽教授，著名翻譯家亞瑟·威利(Arther Waley)也認為《金瓶梅》很值得研究。正好，他自己原也對這部小說很感興趣，於是，就這樣選定了博士論文的題目。

1957年，也就是攻讀博士學位的第三年，他有機會在北京進修一年。在那個時代，受政治的影響，歐美學生想來中國進修並不容易。他來到北京，本想在北京大學註冊，但因故未成。就由對外文化聯絡會安排，住在東單的船板衚衕，度過了雖然緊張但卻非常難忘的一年。在北京，他上過一所為當時未考取北大的學生而開設的補習學校，到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看了很多書，還見到了心儀已久的鄭振鐸、傅惜華、吳曉鈴等專家學者。鄭振鐸當時已是文化部長，工作很忙，但對他非常關心和照顧，不僅回答了他的許多問題，而且介紹他到東城區的一個專門對專家學者開設的專家服務部，使得當時還是學生的他能夠在那個地方接觸到不少學者，同時看了不少善本書。關於鄭振鐸，還有一件事，使他仍感懷不已。在那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1933年的影印本出版了明本《金瓶梅詞話》，只印了一千套，是供高級幹部和專家學者參考用的。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金瓶梅》，很想手頭能有一本，以便隨時翻閱。鄭振鐸了解到他的困難，就破例特別批准賣給倫敦大學圖書館一部，從而解決了他的急需。回想那一年的生活，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他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到文革結束這一段時期中，較少的幾個能作為博士候選人到這個國家來進修的歐美學生之一，在中國所經歷的一切，也加深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1960年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獲得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1954年至1963年，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講師。1963年至1968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先後任副教授、教授。1968年起，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現為托馬斯講座教授)至今。1987年至1996年，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他在倫敦大學和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擔任中國文學教職之餘，將研究心得整理成書。197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專著《中國短篇小說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

韓南的研究領域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金學及紅學研究

《金瓶梅》研究是韓南最早涉足的一個漢學研究領域，當年他選擇《金瓶梅》做博士論文，最後形成了三篇系列論文，先後正式發表。其中最引起學術界注意的，他於1962年在《亞洲雜誌》發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The Text of the Chin Ping Mei)一文。這篇文章探討了《金瓶梅》的主要版本、各本異同及其相互關係，並通過考察文字的意脈，對該書的原作和補作的關係作了細緻的勾勒。這篇文章考察的範圍之廣，體現的功力之深，涉及的文獻之多，在當時深為學術界矚目，現在看來，仍然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次年，又發表《〈金瓶梅〉探源》，該文以馮沅君和其他學者的研究為基礎，對《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說、話本、戲曲、史書等作了系統的溯源，是一部有關《金瓶梅》淵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韓南上述二文，資料豐贍，論證審慎，向為研究界所重。對於《金瓶梅》的作者問題，學者雖然有十數種的假說，但韓南認為諸說的證據都還嫌不足，所以仍然未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時候，仍然應該在文獻上再下功夫。就韓南本身而言，他認為要花功夫去研究《金瓶梅》的手稿是從哪裡來的。比如說，晚明山東諸城人邱志充曾借給《萬曆野獲編》的作者沈德符《玉嬌李》一一一部《金瓶梅》的續書，同時，邱還擁有《金瓶梅》的手稿。他的這兩種手稿是從哪裡來的？他與作者是朋友，還是間接認識？他希望有人能夠從這條線往下追，最終找到書稿的來源。這也許是最有可能發現作者真相的途徑，遠比不著邊際的猜測要實在得多。

小說界的另一熱點《紅樓夢》也是韓南關注的領域之一，在哈佛大學的講堂上，差不多每年他都會組織師生研習班的教學討論。在他看來，中國對《紅樓夢》的研究，類似於西方對莎士比亞的研究。莎士比亞研究的學者倘能找到任何一點和莎士比亞有關的材料，都會如獲至寶，這種情形略同於中國的曹雪芹，所以“曹學”的出現，有其值得理解之處，是“紅學”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合理的產物。他認為所謂“曹學”應該是和《紅樓夢》有關係的“曹學”，因為曹雪芹在小說中涉及了他的許多家庭歷史，有的埋得很深。在這個意義上，對曹雪芹家族的研究會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小說。但如果完全離開《紅樓夢》，一味向上追，甚至迫到宋元或者更久，那麼對研究《紅樓夢》的意義就不那麼重要了。

對中國白話小說的研究

韓南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以通俗文學著名，特別是早年對話本小說的時代、作者和作法的研究。其獨特的視角和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都令人耳目一新。因此當他的《中國早期的短篇小說》和《中國短篇小說研究》在六、七十年代一問世，立刻就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1973年，他出版的第一本專著《中國短篇小說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以其所提出的“風格標誌斷代”的方法和依據這一方法而作的關於《醒世恆言》的主要編者為席浪仙(而不是馮夢龍)的論斷，引起國際同行的矚目和好評。中國的白話小說，主要是話本小說，斷代問題困擾著一代又一代的學者。韓南提出他的風格學說。所謂風格，就是一種寫作習慣或寫作程式，最明顯的例子是作家處理對話的習慣。中國的小說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小說都更加充滿了對話，而且處理得很好。在中國進入現代社會以前，書面文學中還沒有使用引號，所以表示對話，在開始和結束時，都有其特殊的方式。從這些不同的方式中，可以看出不同時代的不同處理方法。在不同時期自然形成的一組一組的短篇小說，都有某種類似的特徵，並且可以加以驗證。而如果能把包括這種方法在內的許多方法綜合起來使用，也許就能得到差強人意的看法。總的說來，我認為用考察對話風格的方法來判斷作者，比判斷時代更為有效。對韓南個人而言，這本著作可以視為他寫作專門、系統的“中國話本小說史”的技術準備。《中國白話小說史》以充足的史料和科學的分析，為我們勾勒出中國文學史上曾經輝煌而且明顯地影響到五四以後文學語言風格的文學體裁——話本小說的完整面目。韓南把中國話本小說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在書中，他除了介紹每一階段的代表作品和主要特徵以外，還另闢專章，突出介紹了每一階段的代表性作家，如馮夢龍、艾衲等。

對清初作家李漁的研究

以往學界對李漁往往比較注意其戲曲理論，頂多再加上他的戲曲創作，以及關於《肉蒲團》真偽的討論，總的來說，不夠重視。但韓南卻認為，李漁是一個重要的小說家，在中國所有的小說家中，唯有李漁有完整的別集傳世，他留下的材料比曹雪芹、吳敬梓等人都多，涉及許多不同領域，是在中國文學中很難發現的可以進行總體研究的有成就的作家。另外，在李漁的所有作品中，有著某種比較一致的特點，由此體現出他的創作個性，即無論在小說、戲劇，還是在其他文章里，他都盡量使他個人的聲音凸顯出來，而不願意僅僅處於一種客觀描寫的位置，而他個人的聲音，又充滿幽默、機智，富有喜劇性，使人聯想起英美文學中的王爾德和蕭伯納。作為受過英國文學訓練的人，作為有著西方文學背景的人，韓南對李漁那種個人化的機智特別感興趣。他覺得在其他作家身上，缺少這種東西，或者說，沒有適當地表現在作品中，這在中國文學中值得注意。從對李漁的研究，韓南又討論了文學中的悲喜劇問題。一般說來，人們總是認為悲劇比喜劇有價值，這當然不無道理。但是，如果從西方文學史來看，其實只有希臘、法國和英國有真正意義上的悲劇，所以在這三個國家，悲劇是最偉大的文學樣式，換了別的國家就不一定。從世界性的視角來看，喜劇實則倒是更為普遍的。韓南認為，中國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悲劇，相反，喜劇卻比較發達，很有特點，在中國文學中特別重要。例如《西遊記》就是一部偉大的喜劇小說，也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喜劇小說之一。這樣的作品，都有一種對既成的價值秩序的批評和嘲弄，其中所表現的喜劇性，並不一定明確去反對某些東西，而是把它們給顛覆了。在這個意義上，李漁的表現也十分突出，他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喜劇作家，對這個喜劇作家，以前似乎被不應當地忽視了。

晚清言情小說的研究

關於這一時期的小說研究，過去人們主要關注了譴責小說，而言情小說幾乎完全被忽略了。韓南是通過對“新小說”的梳理研究來切入這一課題的。“新小說”是梁啟超在1905年提出的概念，但“新小說”的創作本身，卻不是由於梁啟超提倡才開始的，在此之前，已有實踐，梁啟超不過是敏感地抓住了這種傾向加以倡導而已。韓南對“新小說”的研究從探討《恨海》、《禽海石》和《黃金崇》等開始，論述了這一傾向開始出現時的諸因素及其主要特徵，揭示了與後來有關作品發展的關係，同時，更以對《風月夢》的個案研究，進一步說明“新小說”的特點。在韓南看來，《風月夢》是較早體現出“新小說”基本特徵的作品，它不完全是言情小說，雖然可以歸之於魯迅所謂“狎邪小說”，但有很強的寫實性，而幾乎完全不寫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風月夢》是中國第一部城市小說，它所描寫的幾乎全部是揚州以及活躍其中的文人。它的出現，和揚州的通俗文化是有關係的，而聯繫到後來的《海上花列傳》，又可以探討上海文化和揚州文化之間的關係。中國的通俗文化中，青樓文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明代，青樓文化在南京非常發達，到了清代，揚州的經濟由於出現了大批鹽商，空前興盛，文化風會也隨之有所轉移。在《風月夢》結束的部分，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作為主人公的那個妓女從揚州搬到了上海，這是在1900年前後的事，那麼，在世紀轉折之際，這一件小事，是否標誌著通俗文化的中心由揚州轉到了上海呢？韓南的這一看法非常重要，其由特殊上升到一般的方法也值得借鑒。

在《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一書中，韓南大多從敘事學角度出發去研究中國小說，因為有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厚基礎，研究近代文學常常顯示出獨到的功力。比如說“‘小說界革命’前的敘事者聲口”，這“聲口”二字，如果不是非常熟悉古代小說話本的敘述人，很難想象出用這樣的名詞來指涉。細想之下，“聲口”要比研究小說通常所用的“視角”豐富得多，它體現在“聽”上。正是這一“聲口”，溝通了西方敘述理論與中國小說傳統。

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學者，通常都把眼光注視在1898年以後的小說變化，把這時的小說變化視為外來影響或者政治變革的派生物。韓南則不然，他發現中國近代小說不是派生的，“恰恰相反，最優秀的19世紀作者既富有創造力，又充滿實踐精神”。正是從現代性小說的敘述學入手，韓南發現文康的《兒女英雄傳》的“個人化敘事”，“在以前的中國小說里，還不曾有過如此生機勃勃、肆意渲染、滔滔不絕的敘事者！”他讚美《花月痕》是“個人化的口頭敘事者的著名小說”，指出它有多條故事線索，很“像南戲傳奇從巧妙的場面並列中派生出另外的意思”。這部小說的章回常常是獨立自主的。韓南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控籌時間、地點和衝突，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咄咄逼人的敘事者”。

《花月痕》曾經是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的小說，曾經開了民初一代小說的風氣。鄭逸梅把《花月痕》列為他最喜愛的小說，排名還在《紅樓夢》之上。民國小說家徐枕亞、張恨水等都對《花月痕》評價極高，承認自己的創作受到它的影響。對於《花月痕》在中國小說近代轉型中的作用，中國內地學者至今未能深入研究，韓南教授是最早發掘它在敘事學上的現代意義的學者，對《花月痕》做出了獨到的解釋。中國內地的學者過去在觀念上受費正清“挑戰—應戰”理論影響，在研究近代小說時往往偏重於研究外來影響，把近代小說的轉型視為受到翻譯小說影響，是受到外來影響后回應的產物。韓南教授在觀念上更加註重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他注重發掘中國自身的小說傳統如何在近代發生演變，如何吸收自身的資源，產生新的創造。這並不意味著排斥外來影響的歷史作用，恰恰相反，韓南教授在大量發掘資料的基礎上，對外來影響做出新的探索，大大提前了中國小說接受外來影響的時間。韓南教授發現，早在19世紀30年代，西方傳教士已經用中文創作小說，用來啟蒙傳教，這些小說糅合了中國古代小說與基督教思想，他們中有一些作品還把讀者對象定為兒童，這很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兒童小說。探討這些中文小說的現代性及其意義，以往為中國內地學術界所忽視。

現代文學的研究

海外學者尤其是大師級學者，往往非常注重對中國文學的源流梳理，發掘演變軌跡。夏志清原來研究中國現代小說，後來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晚年又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力圖打通中國文學的發脈絡。韓南也是如此。與夏志清不同，韓南是倒過來：原來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後來研究魯迅等中國現代小說，晚年轉入近代，也是力圖打通中國文學的發展脈絡。這樣的近代小說研究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它是建立在研究中國古代現代小說基礎上的，其背後有著深厚的學術素養。韓南從事現代文學的研究，部分原因是工作的需要，因為美國的大學原先並無現代文學教授的位置，教古代文學尤其是教通俗文學的教授。往往要開這方面的課，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他認為現代文學中有些東西如魯迅的小說是一種新形式。作為一個研究傳統小說的人，他想看看在現代文學里小說敘事模式的變化，如它所依據的少範式是什麼，和傳統小說有什麼聯繫，和東歐的文學又有什麼聯繫等。因而不光是對魯迅，他對老舍等人也很有興趣。他《哈佛學報》發表過兩篇關於魯迅小說技巧的長文，而且也指導過現代文學的研究生。他的專著《魯迅小說的技巧》(The Technique of Lu Hsun'.s Fiction)，1974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韓南治學特點

韓南的治學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點是他的考證功夫。他的許多著作基本上是考證，他所選擇的課題，往往都是他經過仔細爬梳，從大量第一手資料中得來的，有許多文獻，正是由於他的發現和使用，才開始為學術界所知道。如探討《醒世恆言》中《李道人獨步雲門》一篇的淵源時，韓南從版本到內容和藝術，詳細考察了明代的說唱文學《雲門傳》，指出這篇作品是韻散結合，而散文部分特點明確，敘述也特別動人，尤其在敘事技巧上，講故事時設想有聽眾在場，而結束時則有類似預告的交待，這使它在許多方面類似明代的通俗演義。通過對比，韓南指出，《李道人獨步雲門》正是從《雲門傳》發展而來的。又如明代戲曲選集《樂府紅珊》，指出這部書的內容是戲曲而不是陶真，而且其中有不少種是孤本。這一發現，不僅使得許多長期湮沒的材料得以重見天日，而且對中國戲曲史、尤其是明代戲曲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韓南又並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例如他探討《雲門傳》和《李道人獨步雲門》之間的關係，是要解決小說史上小說的產生和其他文學式樣的關係問題，從而為作品的流傳和接受提供另一種可能。而他把西方的敘述學和喜劇理論等運用在對中國小說的研究中，對中國讀者來說，又提供了另外一種新思路。

第二點是他運用西方文學理論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所謂西方文學理論，主要是敘事學的研究方法。敘事學在西方源遠流長，在亞里斯多德的名著《詩學》中已有涉及，到了20、30年代，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不少學者都試圖建立自己的理論，對小說創作中的人物形象、敘事單位、總體結構等方面進行研究。本世紀下半葉以來，更是進一步繁榮，出現了多種學派，多種理論，其中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的理論很有代表性。他認為，與其用故事情節來衡量作品的性質和類型，不如用人物形象，即主角行為能力的大小。韓南對弗萊的理論加以概括后，把小說作品劃分出一個等級序列，比如超出普通人及其環境的，主角是神靈；超出了普通人和他本人的環境，就是傳奇中的主角；超出普通人但受自己環境限制，就是高模仿型，是史詩和悲劇的主角；既不能超越他人，又不能超越自己的環境，就是低模仿型的普通人，是喜劇和現實主義小說的主角；而如果在能力和智力上低於普通人，則這個主角就是個反諷型(ironic)。韓南又在《中國白話小說史》一書里，借鑒包括弗萊在內的盧伯克(Percy Lubbock)、英加登(Roman Ingarden)、巴特思(Roland Barthes)和布思(WayneC.Booth)諸人的理論，建構了自己的分析學綱要，即說話者層次、焦點層次、談話形式、風格層次、意義層次和語音層次。韓南有意識地調和各家學說來建立自己的敘事學體系，在中國古典小說理論中是一個創舉，但他並沒有完全照搬西方文學理論，而是根據中國古典小說的實際情況作了應有的調整。

大陸初版的著作包括如下：

1、《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 [美]韓南著、徐俠譯，上海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2、《韓南中國小說論集》， [美]韓南著(Patric Hanan)、王秋桂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2008年3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3、《創造李漁》，[美]韓南著、楊光輝譯，上海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2010年12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韓南是美國最有成就的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專家之一，在白話小說研究、李漁研究以及言情小說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較大的成績。韓南的不少著作，都是從第一手資料出發所進行的考證，這在西方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非常獨特，顯得比較紮實。同時，在此基礎上，他也進行了理論探索，如通過對《雲門傳》和《李道人獨步雲門》的考證，他論證了通俗小說是在講唱文藝的背景中發展起來的；通過對《紅樓夢》的考察，則提出了通俗文學的轉型問題。另外，他也運用西方的文藝理論去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如其以敘事學理論所劃分的若干層次，不僅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對80年代以來重新清理小說史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在漢學研究中，西方中心主義已經越來越顯露出其局限，而忽視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思考中國文化的價值，也有不足之處。韓南的既傳統又現代的研究可以在這些方面提供一些方法論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