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經濟貨幣同盟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歐元（EURO）系指歐洲經濟貨幣同盟所使用的單一貨幣名稱，其實際流通將在2002年1月1日以後

作為推進國際貨幣體系走向階段性合理化主要基礎的區域性貨幣同盟，在世界各地正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 開。區域性貨幣同盟實踐首先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是：主權國家間走向貨幣同盟的條件是什麼？現有文獻對貨幣同盟形成條件的種種認識存在不一致和矛盾之處。

在批判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圍繞該問題展開了進一步的理論探討。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EMU）被作為主要的實證案例來檢驗和印證理論分析結果。首先通過透視貨幣發展史，回答“一個國家，一種貨幣”的常態是如何在貨幣演進中邏輯地、歷史地形成的，從而了解“國家貨幣”出現的歷史合理性、邏輯必然性和其包含的效率損失，進而理解超國家“共同貨幣”的出現為何是那麼困難，但又為何應該出現。

同時，將分析歷史上出現過的兩個貨幣同盟典型案例，著重分析其產生條件和失敗原因。然後將展開對傳統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批判性研究。不僅指出0CA諸標準問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關係以及標準本身的內生性問題，同時還指出產生於20世紀60年代的OCA理論具有由其鮮明的凱恩斯主義特點帶來的理論局限性。在理論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新最優貨幣區標準體系。

應該說，對0CA理論局限性的認識，將提醒人們反思用OCA標準判斷貨幣同盟形成條件的慣常做法，重新認識傳統0CA理論的政策適用性。OCA理論關注的僅是貨幣同盟的宏觀調整成本，分析貨幣同盟形成應對成本和收益作全面考慮。但現有文獻存在對收益的外溢性和網路外部性考慮不足、分析時有遺漏或不可比等問題。

接下來將針對這些不足，從國家利益角度對貨幣同盟各項收益和成本作出進一步全面細緻的分析，提出貨幣同盟各項收益成本特徵的綜合分析歸納表，歸納出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並提出改進了的成本收益條件。由此認為單經濟收益就足以說明為何EMU能生成。

隨後，將構建一個簡單的兩國形成貨幣同盟的宏觀博弈模型，來分析國家加入貨幣同盟行為的直接相互作用。從國家問利益角度說明：⑴“一個國家，一種貨幣”的狀況可以理解為一個“協調失敗”和“合作失敗”類的納什均衡；⑵克服“協調失敗”和“合作失敗”促使貨幣同盟形成，區域性制度建設和國家間政策共識達成的條件十分重要。EMU的實現可以理解為歐洲國家為實現貨幣同盟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克服“協調失敗”和“合作失敗”，走出不良納什均衡的結果，區域制度建設和政策共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為全書的一個補充，本書接下來從國家利益的微觀基礎角度來分析說明，由於貨幣同盟的凈收益分配面廣，分配相對均勻和對稱，一國在決定是否加入貨幣同盟時，可以主要從國家整體利益角度進行成本收益比較和判斷，而不必額外關注國內利益關係的可能變化對加入貨幣同盟政策選擇的影響。最後，簡單討論了上述分析和結論對“亞元”的有益啟示。

⒈國家因素對貨幣使用範圍的主導性影響可能造成效率損失。貨幣的空間使用範圍受國家和市場二因素的影響。歷史地看，貨幣演進到一定階段后出現貨幣國家化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隨著市場交易範圍的不斷擴展，在由國家因素主導貨幣使用範圍而產生的歷史常態??“一個國家，一種貨幣”中，就會包含有矛盾和效率損失。因此，貨幣的國家化有其局限性，貨幣同盟和共同貨幣是對這一局限性的回應，是對國家貨幣的超越和揚棄。

⒉用傳統最優貨幣區（OCA）標準作為貨幣同盟形成條件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有種種局限性，對此應該有足夠的認識。對傳統0CA理論和0CA標準展開三方面批判。第一，傳統最優貨幣區諸標準間存在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關係，內部關係不一致，有些標準本身還存在問題，如由Mundell最先提出的勞動力流動性標準。第二，傳統0CA理論是凱恩斯主義的，同二戰后相當一段時期的經濟實際情況相適應。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宏觀經濟學派興起，它們提供了審視貨幣同盟形成條件的新理論視角。第三，0CA標準有內生性，這從一個方面證明，貨幣一體化和經濟一體化可以并行發展，兩者相互需要，相互促進。這些批判性分析，使人們對貨幣同盟的形成持有更為樂觀的態度，並提醒政策制定者要謹慎使用傳統OCA標準，防止簡單化和機械化傾向。

3.為更準確地全面界定國家因加入貨幣同盟而獲得的成本和收益．需要對共同利益、長遠利益和成本與收益的不可比性和可能的遺漏有清楚的認識。同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相比，貨幣同盟的成本收益分析從更為廣泛的視角審視國家加入貨幣同盟的利弊得失。提醒人們注意，國家加入貨幣同盟的行為有相互的影響和作用，由此產生了貨幣同盟的共同利益；貨幣同盟收益中，長期才能顯現的收益是貨幣同盟的長遠利益；貨幣同盟的成本和收益有些還有不可比性，有些還容易在分析中被遺漏。考慮到現有成本收益分析對這些問題考慮不夠，我們認為，貨幣同盟的收益在以前文獻中被低估了。政策制定者既要充分考慮到國家行為的相互影響，又要具有長遠眼光，才會對加入貨幣同盟的國家利益影響有準確把握。

⒋區域性制度建設和政策共識是貨幣同盟形成的重要條件。由於國家加入貨幣同盟的行為有相互影響和作用，我們認為，即使貨幣同盟對於每個國家的凈收益為正，國家仍然有可能維持國家貨幣的初始狀態。“一個國家，一種貨幣”其實可以理解為一個“協調失敗”和“合作失敗”類的納什均衡。區域性制度建設和國家間政策共識達成對於克服“協調失敗”和“合作失敗”、促使貨幣同盟形成十分重要。區域性制度建設和國家問政策共識達成需要的僅僅是各個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的政治聯繫，政治一體化和政治同盟這樣強的條件不是必要的。

⒌是否加入貨幣同盟，可以主要從國家整體利益角度作成本收益比較，不必額外關注國內微觀利益基礎。貨幣同盟產生的凈收益分配面廣，分配相對均勻和對稱，所以加入貨幣同盟政策對國內利益集團的分配效應不明顯。因此，在貨幣同盟問題上，國家和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社會計劃者”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講，以“國家理性”為假定，以國家為基本分析主體的方法是站得住腳的。

⒍在對傳統最優貨幣區標準條件、政治同盟先決條件、經濟一體化先決條件、一般性的成本收益條件和國內政治經濟學條件作出分析和批判的基礎上，得到了貨幣同盟形成的條件，可以概括如下：⑴同宏觀經濟調整成本相關：新最優貨幣區標準體系中的四個核心條件和一個參考條件；⑵同綜合成本收益比較相關：由貨幣同盟各項收益成本特徵的綜合分析歸納得出的改進了的成本收益條件；⑶同國家間利益的實現相關：區域性制度建設和國家間政策共識條件（這兩個條件的形成，並不需要政治一體化和政治同盟）。

⒎歐洲經濟和貨幣同盟的形成，單單用貨幣同盟能給各個國家產生正的經濟凈收益就可以解釋，其中區域性制度建設和政策共識在實現歐洲貨幣同盟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⒏提出新最優貨幣區標準體系中的四個核心條件和一個參考條件以及改進了的成本收益條件來考察，我們應該對亞洲貨幣同盟有更為樂觀的態度。但是，由於亞洲缺乏區域性制度建設和國家問政策共識，貨幣同盟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在亞洲國家難以被認識和實現，亞洲國家仍維持在貨幣林立的“囚徒困境”中，因此，實質性的區域制度建設對亞洲國家走向貨幣合作非常重要。目前可考慮從一個如歐洲煤鋼聯營的具體的可操作性強的合作點人手，另外，建立“亞洲支付同盟”也應首先提上日程，既可以減少區域內對美元的依賴，又可以向窄幅波動和貨幣同盟邁開堅實的第一步。

1865年，在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的倡議下，比利時、法國、義大利和瑞士四國在巴黎召開會議，其目的是在歐洲

採取統一的、普遍通行的鑄幣。四國簽訂了實行統一貨幣的協議，標誌著貨幣同盟成立。根據協議，各國的基本貨幣保持原來的名稱（除義大利外都稱為法郎），以法國的貨幣體系為基礎，主幣的含金量都定為0.2903225克黃金或者4.5克白銀，可以在各國間等值流通。

主幣為面值100、50、20、10、5法郎的金幣，同時發行5、2、1法郎和50、20生丁的銀幣。小於20生丁的輔幣不能在各國間流通。由於有關國家此前基本上都在實行相同的貨幣體系，因此對經濟的影響不大。貨幣同盟於1866年8月1日開始生效，到1880年1月1日終止。如果在1879年1月1日以前沒有成員國提出解散要求，那麼該條約將繼續生效15年。

貨幣同盟為成員國之間的資本流通、金融往來和商業、旅遊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同時還圓滿地解決了因法國嚴格規定金銀兌換比例而導致的白銀價值上升的問題。歐洲各國都想把自己的貨幣與這種穩定的貨幣掛鉤，以穩定幣值。1866年教皇國加入拉丁貨幣同盟，西班牙和希臘於1868年加入。奧匈帝國、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黑山、保加利亞、聖馬利諾和委內瑞拉於1889年加入。

為了擴大貨幣同盟的影響力，拿破崙三世在1867年再度召開會議，討論建立單一的全球貨幣體系問題。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後發行了5美元鷹徽金幣（合25.85法郎），而英國則發行了沙弗林金幣（Sovereign，合30先令或1.5英鎊，約等於25.20法郎）。兩者價值均接近25法郎，因此兩國提出以法國發行25法郎金幣的方式同拉丁貨幣同盟建立聯繫，但這一建議被擔心貨幣重鑄成本和失去主導地位的法國拒絕。俾斯麥的普魯士則明確拒絕考慮加入拉丁貨幣同盟的可能性。

1870年普法戰爭之後，法國向德國支付了50億法郎賠款，德國藉此建立了單獨的金本位貨幣——馬克。金銀比價在19世紀後半葉不斷跳動，導致拉丁貨幣同盟的基礎——金銀複本位制度的崩潰。在法國，金銀比價從1807年至1870年的1:15變為1874年的1:16.17，黃金大量流出，法國不得不於1876年實行金本位制度，廢止5法郎銀幣的流通，並且取消自由鑄造銀幣的法令。

拉丁貨幣同盟成員國限制每人只能持有6法郎的銀幣。拉丁貨幣同盟在這時就已出現了危機。此後雖有許多國家加入該同盟，但是其貨幣制度已經不再基於法國的貨幣制度，而是建立在等值的黃金含量基礎上。

1878年之後，由於受到實行金本位的英鎊和馬克的衝擊，拉丁貨幣同盟其他成員國也紛紛改為金本位制度。隨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出現了建立在金本位基礎上的國際貨幣兌換體系，英國、美國、德國、拉丁貨幣同盟成員國和斯堪的納維亞貨幣同盟成員國的貨幣都確定了自己的含金量，各個貨幣區之間的貨幣以固定的匯率互相兌換、自由流通。

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拉丁貨幣同盟已經在事實上消失。1927年法國終止金本位，並於次年頒布新貨幣法，拉丁貨幣同盟正式消亡。

貨幣同盟的時代是歐洲人感情上最團結的時候之一，此前這樣的情況發生在文藝復興時期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的團結，此後就是今天的歐盟。這些措施在客觀上也為歐洲帶來了繁榮。

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日前在馬尼拉的一場演講中表示，亞洲的長期目標應當是建立一個流通單一貨幣的貨幣同盟。

黑田東彥指出，由於區內貿易規模巨大，即使是匯率的小幅波動都可能對貿易和投資投向造成較大影響，致使區內各國之間產生貿易摩擦。“因此，我們需要維持未來區內匯率的穩定，並且最終實現單一貨幣。”他認為，亞洲可以試驗一個儘可能少涉及國家間政治承諾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模式。只要區域一體化能夠帶來實質性的經濟利益，那麼政治上的分歧應當能夠得到最終解決。

“與歐洲不同，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道路上，亞洲需做更多的事情，”黑田先生表示。“亞洲因此需要借鑒歐洲的寶貴經驗教訓，但是應當最終開創自己的經濟一體化模式。

在60年代末，小島清就曾提出成立包括五個發達國家（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太平洋貨區，以實現地區一體化。其他發展中亞洲各國的成員資格也並不排除在外。主要的思想是各國貨幣共同打住美元，集中國際儲備，以增加國際流動性。在嚴格的意義上，這不能看作為亞洲貨幣合作，而且它僅限於學者的討論。

1989年APEC的成立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引發了加強貨幣合作的興趣。APEC的一些附屬委員會還曾探討過這個問題。

1991年，由11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組成的東亞及太平洋中央銀行行長會議（EMEAP）成立。EMEAP的宗旨是加強成員之間的合作關係。EMEAP最初著重於信息交流，但是近年來更多地關注地區金融穩定和貨幣合作。

APEC和EMEAP對東亞貨幣合作的關注只是東亞貨幣同盟的一個苗頭。真正認真的討論是在90年代末開始的。如上所述，一系列重大發展，特別是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東亞各國（地區）對傳統的思路產生疑問，並開拓全新的思路。

1988年底，中國香港貨幣局總裁任志剛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同盟建議。1999年10月，香港的財政秘書長DonaldTsang提出了促成設立亞洲共同貨幣的計劃。他建議，為了對付新的全球挑戰，新加坡和香港應當走向一種貨幣同盟並最終擴大到整個東亞。一個月後，當時的菲律賓總統埃斯特拉達在東盟首腦年會上呼籲東盟10個成員國建立一個東亞共同市場並實行統一貨幣。

1999年8月，馬來西亞主持了討論東亞貨幣同盟的國際研討會，並且委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個專家小組研究該問題。當時，東盟秘書長CSeverin。在會議總結中指出，“鑒於已經取得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與關稅同盟和共同市場一樣，一種東盟貨幣至少變得可以考慮了。”

以上這些有關東亞貨幣同盟的建議和想法仍局限於討論階段，其現實意義和可操作性目前仍然有限。在實踐中，東亞各國正在加強該地區的貨幣合作和推動地區貨幣一體化。目前，具有現實意義的東亞貨幣合作與貨幣一體化的建議和進展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東盟監督機制。1998年10月，東盟各國財長簽訂了《理解條約》，建立了東盟監督機制。根據東盟成員國之間同等評審和相互關注的原則，東盟監督機制的宗旨是加強東盟集團內部的決策能力。除了正常的匯率和宏觀經濟總量的監督之外，東盟監督機制還監督成員國的部門和社會政策，並且還包括能力建設、強化機構和信息共享。根據東盟監督機制，東盟各國財長每年聚會兩次進行政策協調。東盟監督機制涉及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這是東盟經濟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的一個重要進展。

2．亞洲貨幣基金的建議。亞洲貨幣基金的概念是日本於1997年9月提出的。日本建議設立一個1000億美元的基金，日本提供其中的一半的資金，其餘由中國大陸、中國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台灣提供。據認為，該基金將提供充足的流動性，可以很快動員起來防止對該地區貨幣的投機性攻擊。雖然馬來西亞強烈支持這個建議，但是這個建議因遭到美國和IMF的反對而在APEC馬尼拉第五次會議上被否決。據認為，這種地區性基金與IMF的業務不必要地重複，並導致道德風險。取而代之的是，1997年11月建立了《馬尼拉框架》小組，其主要目的是地區監督。這

個小組彙集了亞太地區內外14個國家的財政部和央行的代表。

但是，建立地區性貨幣基金或某種同等的機構仍是各種地區磋商會議及學術文獻的顯著議題。日本國際貨幣事務研究所的Ha1me8mno5ara建議設立“地區穩定論壇”。據稱，地區穩定論壇將促進地區政策對話，建立緊急金融援助機制，通過地區經濟監督和合作預防未來的危機。位於東京的亞行研究院及其附屬的亞洲政策論壇網路同樣建議建立地區融資安排，以便起最終貸款人的作用，提供有效的地區監督和促進金融和公司結構重組。本人認為，亞洲貨幣基金的設立還可以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產生威懾效應。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很大程度上是由

投機性資本的投機行為引發的。通過威懾效應，亞洲貨幣基金可以降低貨幣危機爆發的可能性。

3．日元國際化。日本長期以來致力於在東亞地區建立一個日元圈，併發揮金融領導地位。日元國際化需要東亞各國的合作才能實現。但是，由於日本經濟在90年代長期停滯不前，再加上二戰陰影，東亞各國普遍對日元國際化不感興趣。然而，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在東亞地區有著極大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捲入，所以，日本有關日元國際化的一些動向值得關注。

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日本在日元國際化的範圍內深入地討論了關於地區貨幣和匯率體系的具體想法。日本大藏省的一個諮詢機構“外匯和其他交易委員會”1999年4月關表了《21世紀的日元國際化》的報告。委員會認為擴大日元的使用應該從和日本有緊密經濟聯繫的亞洲開始，建議採取一些措施促使日元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這些措施包括：在美元、歐元和日元之間實現匯率穩定；建立由美元、歐元、日元和其他貨幣組成的亞洲貨幣籃子，根據貿易和經濟重要性確定每種貨幣的比重；改善日本金融和資本市場；允許日本銀行擴大向外國中央銀行提供以日元計算的信貸便利；增加非居民對日元的使用和持有，並且在美元、歐元和日元之間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

1998年10月，日本大藏大臣宮澤提出了被稱為克服亞洲貨幣危機的新構想的建議。他建議，為克服亞洲貨幣危機，日本設立總計300億美元的財政援助計劃。他特別聲稱：150億美元將被用作中長期財政援助，以恢復亞洲各國的實際經濟，另外150億美元將用於該地區對短期資本的需求。他指出，對美元的過度依賴是亞洲爆發貨幣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使得該地區很多國家期望日元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他主張，與美元和歐元一起，增加日元的使用將有助於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這項被稱為“新宮澤構想”的計劃，其實質仍然是為了擴大日元在東亞的使用範圍和影響，以期最終建立一個日元圈。

4．清邁倡議。2000年5月在泰國清邁舉行的亞行年會上，東亞各國財長一致同意設立一種貨幣互換安排體制，用以克服未來可能再次出現的金融危機。這種貨幣互換安排擬設立一個由該地區各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互換和回購組成的雙邊條約網，以此保護可能受到投機性攻擊的貨幣。該計劃的細節仍有待商定。泰國財長素帕猜說計劃仍“處於初期探討階段”。清邁倡議被普遍認為是亞洲地區貨幣合作的一個明顯進展。輿論認為，這是亞洲貨幣基金建議的復活，或者是邁向“亞洲貨幣基金”的一個跳板。

清邁倡議的要點如下：擴大東盟貨幣互換安排，把所有東盟國家都包括進去；在東盟、中國、日本和韓國之間建立一個雙邊互換和回購協議便利的網路；利用“東盟十3’（亦稱“10+3”框架）框架促進持續和及時的有關資本流動的數據和信息交流；作為建立一個充分協調的經濟和金融監督體系的第一步，建立一個聯絡人員網路以促進東亞的地區監督。會議委託東盟秘書處協調各種研究以實施清邁倡議。

清邁倡議在具體實施上仍存在許多問題。在2000年11月“東盟十3”領導人會晤上，朱鋁基總理表明了中國的立場，建議各國切實落實清邁倡議；對於下一步金融合作的設想，中國也持開放態度，可以在“10+3”框架內逐步探討。

東亞貨幣同盟的可能形式

上面提到，貨幣同盟的形式從初級到高級，包括共同單一打住、共同籃子釘住、貨幣局、美元化和共同貨幣。貨幣局和美元化是特殊的國家和地區實行的匯率和貨幣制度，顯然不適合於整個東亞地區。因此，對於東亞來說，剩下的選擇只有共同釘住和共同貨幣。共同打住又可分為共同單一針住和共同籃子打住。

⒈共同單一釘住（commonsinglepeg）

共同單一釘住是指有關國家把各自的貨幣共同地釘住一種貨幣，如美元或歐元，從而實現各國貨幣的相互固定即匯率穩定。

東亞各國和地區（日本除外）在1997年之前普遍實行各自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體制。由於普遍針往美元，各經濟體貨幣之間的匯率相互自發地保持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匯率。這種體制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起到了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是，隨著各經濟體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國際競爭力的變動，這種各自單獨針住美元被認為過於僵化和缺乏活性，因而成為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由於打住美元，美元在1995～1997年大幅升值造成許多東亞國家的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從而累計造成經常賬戶的巨額赤字。

這種各自單獨釘住美元的體制還需要各經濟體的中央銀行經常保持足夠的用於干預外匯市場並維持固定匯率的外匯儲備。維持充足的外匯儲備對於資金短缺的東亞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對於一些東亞小國來說，更是難以做到這一點。目前，私人資本的跨國流動正以驚人的速度增加，某些單個投機性基金的資金實力就足以“富可敵國”。這種各自單獨釘住美元的匯率體制就為國際投機資本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攻擊目標。

所以，在東亞貨幣危機爆發后，東亞許多缺乏外匯儲備和嚴重依賴短期資本流入的發展中國家的釘住美元體制不堪一擊，不得不放棄釘位美元而聽任匯率自由浮動。

東亞各國是否可以採取共同釘住美元呢？這將取決於東亞貨幣合作的進展。共同釘住美元與各自單獨釘住美元沒有本質的區別。共同釘住可以實現相互匯率的穩定。但是，維持固定匯率所需的外匯儲備從哪裡來？歐洲貨幣體系在共同維持對外浮動時，曾集中了各國外匯儲備的一部分，用於干預外匯市場。東亞是否也可以集中一部分外匯儲備呢？由於東亞貨幣一體化的發展甚至尚未達到歐洲當時的水平，東亞沒有一種機構化的貨幣合作框架，目前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因此，惟一的選擇就是採取貨幣互換的形式。通過各中央銀行出現貨幣攻擊時互

相調劑外匯儲備，來達到共同釘住美元和穩定匯率的目的。

清邁倡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東亞各國目前正在努力通過貨幣互換的形式實行共同釘住美元的體制。清邁倡議初步確定，將要求亞洲各國從外匯儲備中出資100億美元。這個金額是初步的和較少的。根據情況的變化，東亞貨幣互換安排在規模上應當擴大至500億美元。同時，在以後的“10+3”會議上，各國應當達成一個協議，在制度上要求東亞各國把匯率波動維持在一個很小的幅度內，而不是目前的有些國家的自由浮動。

東亞各國是否可以共同地釘住其他某種貨幣，如日元或歐元甚至特別提款權？從東亞各國的貿易方向和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來看，在目前或可預見的將來，都不存在這種選擇的可能性。

共同單一打住仍然存在嚴重缺陷。如果美元對日元或歐元大幅波動，東亞地區仍然存在巨大的匯率風險，仍有可能對許多國家的貿易和出口競爭能力帶來不利影響。

2．共同籃子釘法（commonbasketneg）

共同籃子釘住是指各國把貨幣共同地釘住由一些貨幣組成的貨幣籃子，從而實現相互匯率穩定。與共同單一針住相比，共同籃子釘住能夠更好地實現匯率穩定，更多地節省外匯儲備。

共同籃子釘住的關鍵在於確定籃子中包括哪些貨幣。確定貨幣的種類一般是根據經濟因素，如貿易方向、投資流量及其他經濟因素。目前，東亞的貿易方向主要是美國、日本、歐洲和相互貿易。長期資本也主要來源於這些國家和地區。因此，不難確定貨幣的種類。籃子中的貨幣應當包括：美元、日元、歐元和該地區其他重要貨幣，如人民幣、新加坡元、港元、韓元、盧比等。至於每種貨幣在籃子中的權重，也可根據貿易方向和投資比重來確定。筆者初步估計每種貨幣的權重為：美元60%、日元10%、歐元10%、人民幣5%、新加坡元3%、港元3%

、韓元3%、盧比3%、其他3%。當然，隨著情況的變化，貨幣種類和權重都可以調整。

在貨幣籃子中能否只選擇該地區貨幣？如果這樣做，既不符合東亞目前的貿易方向和投資流動，也不符合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這樣做還將蘊含極大的匯率風險。

實施共同籃子打住的關鍵仍然是東亞各國的貨幣合作。由於東亞地區的貨幣合作仍然比較鬆散，處於初級階段，最重要的是不存在一個嚴謹的合作機構，所以，這種形式的貨幣同盟目前仍然難以實施。不過，如果東亞在“10+3”的框架內逐步推動地區貨幣合作和貨幣一體化，共同籃子釘住不失為一種較好的貨幣同盟形式。

3．共同貨幣（commoncurrency）

共同貨幣是指有關國家放棄本國貨幣並創設一種新的單～貨幣，如1999年歐洲經濟貨幣同盟發行的歐元。

亞洲如果創設共同貨幣----亞元，無疑可以借鑒歐洲貨幣一體化的經驗。由於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加深，經濟相互依賴的加強，這種想法不是沒有根據的。共同貨幣可以完全消除東亞地區內部的匯率風險，節省大量的外匯儲備，促進東亞的經濟一體化。

在20世紀的60、70年代，衡量OCA的標準為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以及後來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經濟開放度、產品多樣性等，這些被視為傳統OCA理論的基本結論和貢獻。但是，這一階段OCA理論的研究，無法確定不同衡量指標的權重，以及難以將不同指標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框架體系。

OCA理論的原創性論述以及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標準。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由蒙代爾(Mundell，1961）在論文—“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中提出。文中，蒙代爾從勞動的流動性、剛性價格、特定貨幣的交易成本、衝擊等幾個方面對最優貨幣區進行了分析。

假定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A和B，兩國分別生產甲、乙商品。當人們對甲商品的需求轉移到乙商品時，A國會出現逆差，而B國則出現順差。這時，如果兩國貨幣的匯率是浮動的，那麼通過A國貨幣匯率下降，B國貨幣匯率上升，在滿足馬歇爾一勒納條件的情況下，匯率的調節則使A國出口增加，就業擴大；同時，B國的通貨膨脹亦得到抑制，這是以國家貨幣為基礎的浮動匯率機制的最理想效應。

蒙代爾的生產要素流動論是對浮動匯率的揚棄。如果一個受到對稱性衝擊影響的地區之間的勞動力和其它生產要素是自由流動的，當出現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勞動力和資本的高度流動性可以消除不平衡，而不必藉助於匯率浮動來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達到這一標準的地區就成為“最優貨幣區”。可見，蒙代爾創造性地提出了，以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作為確定最沈貨幣區的標準。如果勞動力和資本在區域內能夠自由流動，組成共同貨幣區既可以提高微觀效率，又有利於抵抗外部衝擊，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

蒙代爾進一步簡要闡述了共同貨幣的優勢，如降低了貿易中貨幣結算的交易成本、消除了相關價鉻的不確定性等；同時他指出，共同貨幣的劣勢在於：當需求發生變化或遇到其他不對稱衝擊。要求某一特定地區的實際工資下降時，則難以保持充分就業。

蒙代爾對於OCA的原創性論述，引起了經濟學家廣泛的研究興趣，同時，對於要素流動性標準的批評也就接踵而至。反對的觀點集中體現為：首先，在一個貨幣區中，勞動要素很難以較快的速度和足夠的規模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以抵消由於失去浮動匯率調節機制所引發的損失。Corden（1973）指出，難以想象，英國的衰退問題要通過大量英國工人轉移到德國來進行解決，而且，這種轉移存在著諸多障礙，例如，兩國文化、語言、工作經驗、法律等方面的差異；其次，由於勞動要素的調整速度遠遠低於匯率的浮動頻率，因此，在短時間裡，勞動要素的高度流動性難以替代浮動匯率機制；另外，要素流動性標準與後來歐元的實踐也不相符，因為歐元區內的生產要素流動性不是很高，單一貨幣反而成了促進要素流動性的手段，而不是結果。

麥金農的經濟開放度標準。麥金農（Mckinnon）對OCA理論的發展是他從各國物價普遍具有穩定性出發，提出了決定囊優貨幣區範圍的第二個標準，即經濟開放度。

若一個地區對外高度開放，即可貿易商品佔總產出和總消費的比重非常高，浮動匯率作為對外平衡調節器的作用就會下降。若該地區用匯率調整來糾正國際收支失衡時，會產生三種效應：首先，引起進口貿易商品的國內價格上升，從而導致國內價格水平的全面波動。如果限制非貿易商品的國內價格上升，則會引發需求緊縮和失業；其次，開放經濟的消費對進口品具有較高的依賴性，需求彈性較低，這樣，為糾正某一水平的國際收支失衡，就需要相對較大的匯率變動幅度；再者，在開放經濟中，由於缺少“貨幣幻覺”，本國貨幣貶值後人們明顯地感到消費支出的增加和實際收入的減少，要求相應地增加工資，由此引起生產成本的增加，會抵消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改善。

麥金農認為，在外部價格同樣穩定的前提下，那些貿易關係密切的經濟開放區應組成一個共同的貨幣區，從而有利於實現內外部經濟的均衡和價格的穩定。同時，他還指出，相對於大的開放經濟區域而言，固定匯率制更適合於小型開放經濟體。

麥金農的各國物價水平普遍穩定假設遭到了批判，一方面因為其缺乏現實基礎；另外，當一個小型開放國家的貿易夥伴主要是一個大國，而且，小國的貨幣釘住大國貨幣時，經濟開放度標準是有效的，但是，這個框架不能用於分析小型開放國家的貿易夥伴分佈於幾個相互之間貨幣匯率浮動的大國。

凱南的產品多樣化標準。蒙代爾的OCA分析框架中涉及兩種商品，麥金農的也只是涉及了三種。1969年，凱南（Kenen）開拓了另外一個研究視角，他提出以低程度的產品多樣化作為形成一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與蒙代爾相同，凱南假設國際收支失衡主要是由於需求的波動。當外國對進口品需求發生變化，產品多樣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將越能抵禦外部衝擊對經濟總產出水平的影響，產品多樣化國家和不同出口產品的國外需求相互交又，足以消除國外需求的波動，匯率波動幾乎不再必要。因而，在產品多樣化程度高的國家之間更適合於實行固定匯率制，組成共同貨幣區。

可以看到，產品多樣性標準得出了與麥金農的開放性標準完全相反的結論。麥金農指出，開放程度不是很高的小型經濟體將受益於貨幣同盟；另一方面，若只有大國才能夠實現產品多樣化，那麼，凱南的分析結果是大的經濟體才會受益於貨幣同盟。對二者的矛盾予以調和的是經濟學家Ishiyama，他指出，兩位經濟學家所分析的衝擊類型是不同的，麥金農的分析假設為，外部經濟穩定的；而凱南則假設外部經濟不穩定，這也是為什麼衝擊會影響到特定商品的需求，若這種需求的變動是一國內部的，則國內的貨幣政策工具會糾正這種失衡。

伊格拉姆的金融市場一體化標準。美國經濟學家伊格拉姆（JamesIngram）意識到，在解釋最優貨幣區標準時，有必要考慮一國的金融特徵。1973年，他提出，以金融市場高度一體化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如果國際金融市場高度一體化，特別是長期資本市場高度一體化，只要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利率發生小幅變動，就會引起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從而可以減少匯率的波動。由於降低了通過匯率波動來改變區域內貿易條件的需要，因此，適宜實行固定匯率制。但是，伊格拉姆只強調了資本要素的流動，而忽略了經常賬戶的作用。

通貨膨脹相似性標準。20世紀70年代初，哈伯勒（G.Harberler）圓和弗萊明(J.M.Fleming）分別提出以通貨膨脹的相似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們認為，各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通過影響匯率、利率來影響短期資本的流動，從而導致國際收支的失衡。因此，如果貨幣區內各國通貨膨脹率趨於一致，就可以避免匯率的波動。

雖然，通貨膨脹確實會使國際收支惡化，但是，將其阼為國際收支失衡最主要的原因則欠妥帖，因此，將通貨膨脹的相似性作為最優貨幣區的唯一衡量標準則較為片面。

在蒙代爾、麥金農等對最佳貨幣區理論做出了開拓性的工作之後，一批學者又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歐洲貨幣聯盟的發展歷程，進一步論述了最佳貨幣區的判斷標準。其中，Tavlas（1993）提出的最優貨幣區國別標準（country-specificcriteria），用以判斷一國是否具備加入一個貨幣聯盟的條件，以及Bayoumi和Eichengreen提出的最佳貨幣區的聯盟標準（union-specificcriteria）用以判斷數個給定的國家是否能組成貨幣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