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城

1882年6月24日出生於潛江縣沱埠垸袁橋村。

1949年應毛澤東主席之邀，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出席了開國大典，並出任新中國第一任農業部長。

李書城小時候苦讀詩書，16歲考中秀才，轟動十里八鄉。鄉親們誇他是個有出息的人。

李書城的父親是當地一名私塾先生，他7歲時在父親的私塾里讀書，16歲時讀完了“四書”、“五經”，赴縣城考中秀才。李書城的父親除了教他讀書認字，還經常跟他講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林則徐禁煙而遭貶，洪秀全起兵反清等許多故事，使他從青年時代就萌生了“濟世”的思想，樹立起遠大的志向。這些教育為後來李書城投筆從戎、習武從政奠定了思想基礎。

參加革命

辛亥革命前後的活動

辛亥革命前後，李書城先在日本加入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同盟會，回國後到廣西擔任陸軍幹部學堂和陸軍小學堂監督，後到武漢參加“武昌首義”。

1902年5月兩湖總督張之洞從省城幾個書院選派學生赴日本東京弘文書院學習，李書城是其中一個。李書城到日本之後結識了孫中山先生，並一起從事反清、反帝、愛國的宣傳活動。

1903年參與創辦《湖北學生界》，任編輯及主要撰稿人並參加拒俄義勇隊。同年歸國，參加武昌花園山聚會，負責秘密聯絡新軍。

1904年春得到同學的資助，再次東渡日本，先入振武學校，后入陸軍士官學校，成了第5期士官生。同年11月孫中山、黃興、李書城在東京相會，商議組織革命大同盟之事。同年再赴日本，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及鐵血丈夫團。8月20日在東京赤坂區阪本金彌的家中，舉行了中國同盟會的正式成立大會，會上大家簽名入盟，李書城當即在盟約上簽字，李書城極力贊同並宣傳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主張，當即加入中國同盟會，使李書城在革命的征途上邁開了新的一步。

1908年10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到廣西桂林與黃興取得聯繫，積極參與革命活動，擔任了陸軍幹部學堂及陸軍小學堂的監督，主管教學工作，李書城特別重視激發學生的革命熱情和愛國之心，培養了不少人才。同年歸國任廣西陸軍幹部學堂監督，后兼陸軍小學堂監督，暗中發展革命勢力。

1911年進京任軍咨府第五廳科員兼官報局副局長。武昌起義成功后，任戰時總司令部參謀長，協助黃興指揮漢陽保衛戰；11月2日李書城來到武漢參加武昌首義，由黃興提議他擔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參謀長。11月3日黎元洪在武昌閱馬場舉行隆重的登壇拜將儀式，將印信、令旗、令箭授予黃興和李書城。黃興、李書城二人親率大軍向漢口的守敵進攻，因手下三位將領貽誤戰機使進攻受挫。經過一番整頓，11月17日再次向漢口發動進攻，但終因敵強我弱，加上連續作戰，士兵疲勞，武器、彈藥、兵員損失，漢口終未能攻克。“武昌首義”戰鬥激烈，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體現出革命黨人捨身捐軀的英雄氣概。

1912年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處軍事組長兼陸軍顧問官。南北議和后，任南京留守府總參謀長。

1913年參加二次革命。

北伐前

1917年李書城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髮起的“護法運動”。

1926年參加北伐。在共產黨人的影響和感召下，李書城投身於反帝反封的滾滾洪流之中。

孫中山堅持民主主義立場，反對軍閥的專制統治，1917年9月在廣州成立了“護法軍政府”。李書城為了支持護法運動，組織了“湖北護國軍”。護法運動失敗后，李書城陷入一種苦悶彷徨的境地。這時，李書城的胞弟李漢俊從日本留學回來，給李書城帶來了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也帶來了馬列主義救國救民的真理，使李書城的精神為之一振。他支持弟弟從事革命活動，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居住上海法租界比較安全的條件，為中央“一大”提供了會址。

1925年6月10日漢口慘案發生后，李書城以“湖北同鄉會”代表的身份從北京趕往漢口，不顧旅途疲勞，走家串戶慰問死難者家屬，到醫院探望受傷的工人和學生。追悼死難者大會後，武昌、漢口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李書城等人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帶頭振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

參加北伐

1926年初廣東革命政府開始醞釀北伐，李書城奉命到湖南做唐生智、夏斗寅的策反工作，獲得成功。北伐戰爭開始后，李書城參加北伐軍，他與北方的馮玉祥取得聯繫，並向馮玉祥告知南方的勝利消息，在共產國際和中共的幫助下，在李書城等人的影響和督促下，馮玉祥率軍南下，與北上的軍隊勝利會師於河南信陽。

歷史給黃興戴上“無役不敗”的帽子

其實在關鍵的辛亥革命武漢三鎮的戰鬥，黃興完全可以堅持到勝利，一舉摘下常敗將軍帽子。武漢起義半月後，黃興來到武漢，受到武漢軍民熱烈歡迎，武昌軍政府派人高舉“黃興到”的號旗，遍示武漢三鎮，人民無不歡欣鼓舞（老百姓都是支持革命的）。黎元洪還設壇拜將……但是黃興用了李書城為參謀長，作出錯誤的戰略計劃，致使進攻漢口失敗，之後漢陽也失守。李書城在1949年後任農業部長，有關他的失誤無人無書有憶。但是他自已在《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中承認說：“這次進攻漢口的失敗，不僅暴露了我軍的弱點，也使敵人輕視我軍，加強了敵軍進攻漢陽的企圖。這是因為我在戰略戰術上都犯了極大的錯誤所致。從戰略上說，我軍若不進攻漢口，敵人是不敢輕於進攻漢陽的。因為漢陽的防禦工事相當堅固，並且作了些誇大的宣傳，使敵軍望而生畏。且敵我兩軍隔河對峙，船隻都靠在我方河岸，敵若渡河攻堅，地勢於我有利，於敵不利。我若堅守漢陽，可爭取時間，得到更多省份的響應和所派援軍的支援。如果這樣，漢陽是盡不可失的……”

當時的情況不如由參加辛亥老人來回憶。

參與辛亥武昌首義之回憶-----尹呈輔

“武昌自黎元洪出任鄂軍都督后，社會秩序粗定，市面亦漸復常態，此時最聚要者即為革命工作之展開。據我們所知：第一是臨時組織了龐大的都督府，分派各部門的負責人，我們只知道孫武是軍事上的負責人，其它的我們全然不知。其次就是臨時大招新兵；此時武漢完全受了革命氣氛所籠罩，人民意氣奮發，尤其那些苦力壯丁，如拉車的車夫，當時在武漢三鎮即不下十萬人，因此一呼之下，他們盡變了新兵。武漢的軍用物資，甚為充足，歷來就是軍需工業的供給之區，漢陽兵工廠及軍械庫均為貯蓄槍彈之所，據聞存槍不下數萬枝，子彈存量之多，為任何地方所不及……”

為什麼會放棄漢陽？——是李書城的主張。

萬耀煌回憶：（此人歷任各級國軍軍官，抗戰勝利後任湖北省主席。赴台後主持革命實踐研究院。）

我在羅家墩參謀處看到作戰命令，判斷此役不易成功，因為我明了雙方的實力，對方四、六兩鎮是北洋久經訓練的勁旅。每鎮有七座的五野炮兩營二母營三隊，每隊四門，共二十四門，另過山炮十二門，兩鎮合計有野炮四十八門，過山炮二十四門，據說禁衛軍最新管退野戰炮八門也已經調來，總共八十門炮布置於漢口狹小地區，火力自然很強，兩鎮共有八個標，每標配有最新式的三八式機關槍六挺。除了優勢的火力外，尚有有利的防禦地形，左憑長江襄河，右憑后湖，前據張公堤，除守橋口外，憑藉張公堤狹小正面，可節省大量兵力。再者，清軍在漢口打仗，退卻是不可能的，若不投降，則非打硬仗不可。而相反的，我方的情形則是兵少，火力弱……依照作戰命令規定行進的道路只有一條，渡河的浮橋又系民船及跳板搭成的，再加天雨路滑，軍隊行進遲緩，原命令要二十六日午後五時三十分到達鍋匠山東北花園附近，六時以後要到博學書院，天好都不可能趕到……不知總司令作如何處置。我約張伯常去見總司令，克強先生在一間很小的民房中，房內煤油燈一盞，他坐在一把竹椅子里打瞌睡，李筱垣與日人大元及另一日人共坐在一條板櫈上指划著地圖，研究敵我情勢，待了多一會，曉垣推醒克強先生說：必須退卻。克強先生睡眼惺忪，連忙說：「決心退卻，決心退卻!」我說：「此時說進攻是不可能，退卻也不可以，重新部署，就地防禦，怎麼樣?」曉垣只瞪著我不發一言，克強先生也不作答，我認為退卻比進攻還危險，我們所依靠的全憑一股革命排滿的浩然之氣，軍隊經一日一夜的行軍已經飢餓而且疲勞，原來的那股氣已經消了一半，若不戰就退，那更要氣衰力竭了。如果就地防禦，將部隊略加調整，氣勢或可重振，然後再看情形決定下一步行動，總司令既已經下定決心，我也就不便再說話了……”

以後黃興就決定放棄了漢陽。此時漢陽還有革命軍在拚命。如參加過鎮南關、黃花崗起義的馬超俊在《 北援武昌首義作戰述畧》里說：“……我臨危受命，死守待援，哪知從初五日戰至初八日，未見援軍，部隊死傷大半，彈盡糧絕，分隊長嚴兆聰、馬福麟均陣亡，我亦負傷，北軍佔領龜山，革命軍已放棄漢陽，退守武昌，聞黃克強已離漢赴滬，眾感不平。我決定率部突圍，奪小艇十餘只……”

為什麼黃興已離漢赴滬呢。萬耀煌在回憶中說：黃興“最後說：‘我決心放棄漢陽，請都督放棄武昌先退至九江再攻南京，等攻下南京后再回頭收復武昌。’這種意見使大家大吃一驚，惹起了全場不滿。海軍學生范瀛槎（騰霄）首先表示反對，慷慨激昂，力辟棄守武昌為非計，大意說，武昌為首義之名城，居長江上游，控南北交通樞紐，為全國精神之所寄，武昌若失，各省震動，必會土崩瓦解。雖欲捲土重來，有誰肯響應來援助我們，事情已到今天這種地步，我們誓死要和武昌城共存亡。最不客氣的是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他憤怒的大聲說：‘武昌是我們舉義的地方，我們要和武昌城共存亡，倘有敢再言棄武昌的，就殺他的頭。’群情激動……”

之後，黃興就於離開武昌到上海去了，次日參謀長李書城也不告而辭。李在回憶文章里說：“我們到上海后，在昌明公司開會。湯化龍和萬聲揚提議：我們離開武昌時未向都督請假，應該發一電報到武昌表示歉忱。胡瑞霖是一個爭強好辯的人，他道：‘電文措辭不要表示道歉，應該指摘武昌首義諸人對我們有種種歧視，所以我們才離鄂來滬。’……電文由胡瑞霖起草發出。”令人不齒的是，此時武昌革命黨人正在血與火中死守，誓與武昌共存亡。章太炎後來知道這情況，在給友人的信上把黃興稱作“逃帥”……

天下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漢陽既失，武昌情勢混亂，後來假設無停戰之事，武昌能守否?”

萬耀煌答：“武昌倚恃長江天堅，易守難攻，再加海軍完全在我們這一邊，青山以下的江面由海軍防守，贛軍由倉子埠威脅敵後，青山以上有各國租界，敵不能通過，武昌城臨江邊，強行渡江登岸，殊非易事，自白河洲到金口的一段由我主力防守，牌洲、新灘口由長江水師駐守，上下可保無虞。湘桂援軍正在來鄂途中，只要堅守幾天，援軍即可趕到。況武昌守城士氣高昂，雖無停戰之議，亦可保無虞。而清軍負責進攻的將領，在當時奏摺中，已說明無力攻取武昌，再從湖廣總督段祺瑞致內閣電中，更可見彼和馮國璋之意見紛歧，蓋其兵力俱不足以攻擊革命軍也。”

其實辛亥革命之役，李書城僅使黃興個人名義受損而已。以後，李書城使黃興犯下一樁對天下人的大錯。

辛亥之後，袁世凱當了大總統（李書城強烈主張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有鑒於革命不完全的，多位革命黨人堅持南京一定要設革命軍留守機關，統領辛亥革命大軍，以制約袁世凱。在此堅持下，南京設立了“南京留守府”，以黃興任留守府的留守，李書城任總參議。管理十幾萬革命軍隊。而由於軍隊軍餉開支困難，李書城就極力慫恿黃興撤消南京留守處，裁剪革命大軍。其實哪支軍隊都時有軍餉問題，應該想盡一切方法籌措，（當時有槍實是比較好籌款），拚命催促袁世凱或各地政府出資等。實則李嫌軍隊留守沒有油水，極力想讓黃興謀到一個富庶省份的實缺，自已也順風搭船。終於讓他計謀得手，龐大的革命軍竟裁得只剩一個師，革命軍第八師，留守南京，制約百萬雄獅的袁世凱政府，不是書生搞笑嗎？

沒兩年，袁的狼子野心暴露，復辟帝制。孫中山要二次革命，討袁，僅有第八師。第八師不願打，師長王孝縝（日本士官生，李書城的同學——不過，李就讀於日本士官學校不是選派的，而是冒名頂替的。也就是他沒學到多少軍事和兵法）說：不要現眼啦，就這麼一師人……孫中山的空頭軍事將領都指責不該裁兵過多。孫中山只得任命一些空頭討賊總司令。後來，袁世凱的部隊來打南京革命城了，第八師師長不願守，認為必敗。此時，第八師的下級官兵們堅決要守，誓死保衛革命成果，保衛南京城。第八師一大部分兵力都是廣西北上援鄂的革命軍……最後，第八師的官兵戰鬥到最後一個人，屍骨成堆，血流成河，沒有投降的。

這是李書城對天下人的犯罪。當然袁世凱終將逆天而亡……

李書城是如何解釋此事的呢？他在回憶文章中說：“某日，黃先生約我同見孫先生，詢問向英、美借款有無頭緒。孫先生當時正在看外國報紙，回答說：‘外國人曾向我說過，只要中國革命得到政權，組織了政府，他們就可同中國革命黨的政府商談借款，……昨日還曾發電催問，請他們實踐諾言。但今天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國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辦公的，明天不會有複電，後天可能有複電產，我再告訴你。’……以後，黃求助於上海的資本家張謇等暫時應付急需。”李書城又說“黃先生經常在上海同各方面會商國事，他的留守職務由我代行。”由於軍費緊張，“我不得已，只得把南京軍隊的伙食從乾飯改為稀粥。以後連稀粥也不能維持……某夜，江西軍所部突然嘩變，后平息。我想到，在兵多而無餉的情形下，黃先生與其擔任南京留守府的留守，不如作一個江蘇省的都督，可以有豐富的財源。”李書城正擬向黃興建議，不料上海方面已推定程德全為江蘇都督。李書城寫道：“我感覺到出路已窮，南京留守府多存在一天，即多負一天危險的責任。”李書城即商請黃興從速結束留守府……終於黃興決定撤消留守府，並大力裁軍，只留下第八師。李書城並定出一個限期裁遣，餉項包乾的辦法，這樣各師都儘快地裁遣。正當各師大力裁兵的時候，第八師的急忙從他師被裁的士兵中，挑選精銳來補充自已的隊伍。李書城竟然忍痛將這樣作的第八師團長何遂——辛亥革命元勛撤職，以免有礙裁兵的順利進行。第八師不同意，要他收回撤職之命，他堅持。這樣，十幾萬革命的精銳部隊就這樣被解散了。

更可憐的，這些人中間有很多原是職業軍人，參加了推翻滿清的革命，出生入死，最後只落得失業遣散回鄉。

有些傷殘軍人沒活路，只有到辛亥革命紀念碑前去哭。

革命軍解散后的幾個月，1913年3月袁世凱就肆無忌憚地暗殺了宋教仁。當黃興再讓第八師及其它省份革命軍出兵討袁時，無不叫苦連連。李書城在回憶中寫道：“他們都說第八師缺額尚多……責備我在主持裁兵時禁止第八師招兵……”

黃興遇人不淑也。命也。

抗戰時代

主張抗戰堅持禦侮

抗戰爆發后，為了拯救流浪的難童，李書城力主創建“戰時兒童保育院。”武漢淪陷后，湖北省政府西遷恩施。李書城擔任省銀行董監會監察，從理財入手，支援抗戰。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戰火很快由華北危及華中，日寇奸虜燒殺，無惡不作。這時華北、河南的上千名兒童淪為孤兒，流落到武漢，社會各界對此十分同情和關注。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漢開展統戰工作，他會見了李書城、石瑛等人，希望他們在抗戰中為民族立功。李書城當即向董必武表示：“國難當頭，抵禦外侮，一定竭盡全力。”他建議湖北省政府創建一個“戰時兒童保育院”收容流浪的難童，並推薦李伯剛負責收容工作。

武漢淪陷后，國民政府湖北省政府西遷恩施，有人勸李書城在武漢留下來，因為侵華日軍中有一些高級將領是他留日時的同學，如果李書城留在武漢，也不會有人傷害他。李書城拒絕了這種勸說，他說，我寧願去擺拆字攤，也不願留下來當亡國奴，更不能充當無恥的漢奸。李書城隨政府遷到恩施，任省銀行董監會常務監察，從理財入手恢復鄂西經濟，支援前方抗戰。

解放前

在解放武漢的日子裡

武漢解放前夕，李書城掩護中共地下黨組織在武漢建立地下交通站，併發起組織“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和“武漢市臨時救濟委員會”，為武漢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抗戰勝利后，李書城隨省政府遷回武漢。當時中共南方局從武漢地區的工作重要性和那裡黨組織活動中斷的情況出發，派李聲簧（李漢俊之子、李書城之侄）和趙忍安兩個到武漢重建黨的組織，重新開闢工作。李聲簧住在伯父李書城家中，趙忍安到漢口和成銀行當經理作掩護，進行地下活動。他們的任務是在武漢建立交通站，向黨中央和南方局遞送情報，接待來往的工作人中。他們的工作得到李書城全力支持。

1949年1月，李書城在武漢發起組織“湖北省人民和平促進會”，並以該會常務幹事的身份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北上河南解放區，拜會了陳毅、劉伯承兩位將軍。近一個月的訪問，李書城為解放區繁榮興旺的景象和生動感人的軍民關係所觸動，返回武漢后，不顧國民黨反動派和恐嚇和威脅，多次在集會上宣講解放區的情況，粉碎了敵人“共產共妻”的謠言，宣傳了解放區的大好形勢。

渡江戰役打響前夕，李書城又動員各界人士組織成立了“武漢市臨時救濟委員會”。他四處奔走，大力活動，有效地阻止了敵人逃跑時對水廠、電廠和全市交通設施、工廠設備等的破壞。

解放后

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盡心儘力

新中國建立后，李書城出任農業部部長，他不負重託，工作出色。李書城身在北京，心繫故鄉，關注著故鄉的建設和發展，尤其關心故鄉的教育事業。

1949年9月21日受毛澤東主席邀請，李書城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10月1日出席開國大典；10月19日在政務院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經周恩來總理提議，任命李書城為農業部部長。解放之初，百廢待興，農業的恢復和發展既首當其衝，又困難重重。李書城不顧自己年近古稀，孜孜不倦地學習黨的有關農業政策，學習農業技術知識，李書城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工作出色，受到黨和人民的好評。

1956年4月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的李書城回到家鄉潛江視察，了解家鄉的革命和建設。李書城看到了家鄉巨大的變化，在縣招待所聽了當地領導彙報情況后說：“我作為家鄉的一員，應該感謝你們，你們的工作再次證明了共產黨領導有方，人民力量偉大。”

1963年3月李書城作為全國政協常委第二次回家鄉視察。這次回鄉，李書城專門安排時間去看望了城南中學（現潛江中學）的師生們，詢問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在觀看同學們做完廣播體操后，李書城又親自為師生們表演了一套太極拳示範，還為城南中學圈定了校園用地。

1965年8月23日李書城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他的骨灰放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陳列室。

投身革命

李書城自幼跟隨父親讀書，16歲考中秀才，調湖北經心書院學習。在學習過程中，李書城與著名反清將領吳祿貞結為兄弟並成為摯友。因其在晚清立憲運動中宣傳革命，湖北當局深感留之恐釀成巨患，殺之又未有罪名，於是欲把李書城送到海外留學。

1902年5月由湖廣總督張之洞選派，李書城以湖北官費入日本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同時入學者有黃興等三十人，同班上課的有浙籍學生魯迅等。

李書城觀海外之文化，念故國之淪胥，立下救國救民之志。為尋求真理，他廣泛涉獵宣揚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和反映資產階級革命的書籍，在湖北早期留日學生，興中會會員程家檉、劉成禺的影響下，閱讀了《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記》以及顧炎武、黃梨洲等人的著述。

1902年秋在東京竹枝園與孫中山先生會面，進一步堅定了革命信念。

李書城與劉成禺、藍天蔚、張繼煦等人組織“湖北同鄉會”，撰寫了《潛江李書城與友人書》，在東京印刷成單行本寄往國內散發，宣傳愛國反帝、反清的思想。李書城在留學生中組織“湖北學生界社”，1903年1月創辦《湖北學生界》雜誌，將其與《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新湖南》等革命文論大量運往國內。

1903年春沙俄進兵東北，拒不從東北撤兵，留日學生聞之大憤。李書城與鈕永建、林獬等號召留學生共商對策，組成拒俄義勇隊，並改名學生軍。不久，學生軍更名軍國民教育會，會員有李書城、鈕永建、黃興、陳天華等170餘人。同年10月又與黃興等創辦《遊學譯編》雜誌，宣傳民主革命及民族獨立。李書城與劉成禺、馮自由等於東京宴請孫中山，孫中山說：“在座多帝王後裔，禺生可稱劉漢，曉園可稱李唐，我則吳大帝也！”李書城至此以“李唐”為筆名，對封建舊制度作無情討伐。

之後大家一致推舉李書城、黃興等自日本東京回國分省起義。李書城成立著名的武昌花園山反清革命活動機關，主要成員有先期留學日本回國的吳祿貞等。在花園山機關，李書城秘密聯絡新軍，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他們將革命書籍以及李書城在日本東京所辦的《湖北學生界》等革命書刊秘密傳入湖北，廣為散發。李書城還從日本購回幻燈機，借放映幻燈會宣傳進步思想。

花園山機關的革命活動，被張之洞偵知。為釜底抽薪，防止事變，張之洞將李書城等分別派遣出使德國、比利時和日本，以圖分散已聚集武昌的革命骨幹力量。1904年初，李書城二次東渡日本，以“丁人俊”之名頂名入東京振武學校，后升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

組織反清

1905年7月李書城與孫中山見面后，當即商議組織革命大同盟之事。至8月，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他自始至終參與籌備和組織中國同盟會的工作，孫中山先生對李書城出色的工作十分讚賞。李書城在陸軍士官學生中國同盟會會員中組織鐵血丈夫團，作為反清敢死隊秘密回國。鐵血丈夫團成員有李根源、李烈鈞、程潛、黃郛、尹昌衡、張鳳翙等許多晚清及民國的鐵血將領。辛亥武昌起義后，充任都督及軍、師、旅、團長的人，多屬“丈夫團”的同志。

1908年10月李書城以優異成績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應廣西巡撫張鳴岐之邀，去桂林任廣西陸軍幹部學堂監督，同時兼任陸軍小學堂監督。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葉琪、李品仙、夏威、廖磊等，都是李書城主持廣西陸軍小學堂時培養出來的學生。

1909年2月李書城接受好友吳祿貞推薦，擔任清政府軍咨府科員兼官報局副局長，開始運籌舉兵反清的“中央革命”計劃。李書城積極聯絡駐防北京南口的張紹曾、藍天蔚部相機起義，以形成南北夾攻、直取北京、搗毀清廷老巢之勢，並且成功謀取了反清志士吳祿貞出任陸軍第六鎮統制之職。武昌首義前夕，許多革命者潛入新軍，如張難先、李六如、蔣翊武、劉靜庵、江炳靈、朱元成、熊十力、胡瑛等，都是李書城親自推薦的。這批骨幹都成為策反新軍的先驅。李書城在辛亥革命時期已經聲名顯赫，被譽為“革命黨中之實行家”，是與孫中山並駕齊驅、擁有崇高聲望的大元帥黃興的密友和第一助手。在武昌首義和此後的日日夜夜，李書城與黃興同鋪而卧，同桌而食，同在一條戰壕里指揮作戰。

討袁運動

1912年1月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黃興任陸軍總長，李書城受黃興委託主持陸軍部組閣。

1913年3月袁世凱策劃刺殺宋教仁。李書城為免遭袁世凱毒手，急忙離京赴滬，與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會商處置宋教仁遇刺案對策。隨後與李根源、張孝淮潛赴南京，發動第八師起兵討袁，“二次革命”起。此次起兵未遂后，又在寧滬方面發動討袁戰鬥。由於討袁失利，李書城被袁世凱列為“寧滬之亂”“執重要事務”的首犯，在全國懸賞兩萬元通緝，隨後李書城流亡日本。

1914年7月李書城與黃興赴美考察。

1915年底，李書城受黃興委託回國籌備討袁。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稱帝失敗，在全國各界唾罵聲中暴斃而亡，李書城出任新任大總統黎元洪顧問，並與孫中山會合。

李書城積極參加孫中山反對段祺瑞政府解散國會、撕毀約法而發動的護法戰爭。

1917年9月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孫中山任大元帥，李書城任護國軍總司令，併兼湘西防務督辦。

1918年李書城又擔任孫中山廣州護法軍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要職。

1922年黎元洪復任大總統，李書城受孫中山委派，再度擔任總統府顧問和國務院參議。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起，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電請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並暫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李書城任攝政內閣陸軍總長。此間，還約李大釗在家中會面，受李大釗之託向馮玉祥轉達中共的意圖。11月5日支持鹿仲麟率軍隊將末代皇帝溥儀逐出皇宮，徹底清除封建餘孽。他還竭力支持馮玉祥急電孫中山北上，共商國家大計，早日實現南北統一。

1926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李書城以其崇高的政治聲望和軍事、軍學前輩資歷，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

反對獨裁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7月汪精衛叛變革命，公開實行“分共”“清黨”活動。李書城在“清黨”中拒不重新登記，從而退出國民黨。因中共一大在李書城的家裡召開，奉蔣介石之命，鄂省國民黨軍閥於12月18日將李書城軟禁了一百餘天。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李書城一直站在反獨裁一方面，歷次的反蔣戰爭，李書城都參與幕後策劃。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發生，唐生智邀請李書城出任唐軍總參議，聯合閻錫山、馮玉祥一同反對蔣介石。5月蔣、馮戰爭發生，李書城赴山西說服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反蔣。6月又赴陝西，勸馮玉祥聯合閻錫山反蔣。7月馮玉祥到山西后，遭閻錫山軟禁，李書城陪馮玉祥一道“坐監”。

1930年李書城作為馮玉祥的代表與各反蔣力量聚集太原，策劃中原大戰，並擔任國民黨反蔣派“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司令部”顧問，參與指揮中原大戰。

閻錫山、馮玉祥兵敗后的1932年1月，李書城以其資望，受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孫科聘請，為“國難會議”會員。同年夏，應其學生、湖北省主席夏斗寅之邀，回鄂復任建設廳長。同年，蔣介石親自指揮國民革命軍“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正酣之時，李書城因拒不批准修築從武昌通往蔣介石行營所在地青山的公路，被撤去建設廳長職務，改任民政廳長。不久，又由於反對在湖北實行蔣介石極力推行的保甲連坐制度，被新任省政府主席張群免去民政廳長之職，變成空頭省政府委員。

支持胞弟

李漢俊是李書城的胞弟，是中共早期的主要領袖。李漢俊生於1890年，14歲時在愛國將領吳祿貞資助下，往日本求學，入東京法國教會學校讀書。升入高等學校后，改為清政府官費學生，后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在日本，他結識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師生情誼，與日俱增。在河上肇的影響下，李漢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李漢俊學成歸來，給李書城帶來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救國救民的真理，使得李書城更加堅定了支持胞弟建立共產黨的信念。李漢俊對李書城十分尊敬，每次吃飯，兄弟倆都要並排而坐，邊吃邊談。從俄國十月革命談到中國的五四運動，從新文化運動談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在中華的傳播。李漢俊認為，要改變中國國情首先得革命，而要革命就得組織一個政黨，於是全身心投入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

李漢俊的心思，得到了李書城的全力支持。李漢俊為開展革命活動，對外往來幾乎每天都不斷，其中還有白皮膚、高鼻樑的外國人。客人少時在漢俊的房間里，人多時就在樓下的飯廳圍著桌子聚會。李書城對此加以保護，叮囑李漢俊一定小聲交談，不要驚動鄰里，惹起外人的注意。李漢俊和他的同事們聽后都十分感動。李書城還讓全家（包括衛士、廚師、管家及妻子、女兒等）全體為會議服務，嚴守秘密，保衛會議安全，做到事先有所警惕。

李書城以舉家之財力支持中共早期組織的活動。他本人戎馬半生，為政清廉，沒有多少積蓄，因此，全家日常生活量入為出，十分節儉。為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和早期中共組織活動，李漢俊將自己作為教授的全部收入拿出來后，他的生活及子女撫養的全部用度都是由李書城供給的。為節省開支，李書城把三益里的大房子換成小一些的貝勒路樹德里106號（即現在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紀念館館址），家中陳設也極其簡單，除幾件必備桌椅、床櫈外，甚至連洗臉架都沒有。

李漢俊從日本回國之初，在上海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和籌備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還得到了李書城的前妻甘世瑜在經濟上的資助。李書城的夫人甘世瑜是清末進士、著名地方史志專家甘鵬雲之女。為資助李漢俊早期建黨活動，她不惜變賣家中自藏書畫作品，換作革命活動經費。

服務中共

中共建黨之初，亟待建立一個穩定的活動場所，以推進革命運動。李書城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寓所，變成中共早期組織的活動中心，使黨的活動緊緊圍繞這一中心不斷展開。

李漢俊就是以李公館為中心，向國內傳輸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資訊，並且展開對基爾特社會主義思潮批判的。1920年2月李漢俊擔任《星期評論》的編輯，這份刊物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和與海外共產主義者聯繫的窗口。李漢俊在該刊上發表文章與譯文達38篇之多，這些工作都是在李公館進行的。同年春《新青年》主編陳獨秀落戶上海，該刊即隨遷滬上，陳獨秀與李漢俊經常在李書城寓所中探討建黨事宜。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魏金斯基（化名吳廷康）到北京，后經李大釗介紹轉赴上海，魏金斯基來滬后的大量革命活動是在李書城家中進行的。7月，為舉辦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積極分子會議，陳獨秀、李漢俊等頻繁活動於李書城寓所。為成立中國共產黨組織，李漢俊和在上海的陳獨秀、沈玄廬以及北京方面的李大釗，以李書城和陳獨秀寓所為活動場所，起草了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並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於上海。8月15日臨時中央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工人階級的刊物《勞動界》周刊，向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李漢俊擔任主編。李書城寓所實際上成為周刊編輯室，周刊的大部分撰文和編輯工作是在這裡完成的。8月22日，經李漢俊參與發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漁陽里6號李書城寓所正式成立，接著又成立了外國語學社（設在李書城寓所），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與此同時，中共的第一個黨綱也是在李書城寓所形成的。此間《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也大多在李書城的寓所進行。李漢俊在此還翻譯了德國著名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的《女子將來的地位》，發表了《跑到內地才睜開眼睛嗎？》等文章。

李漢俊在上海李書城寓所中，還開展與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聯絡工作，對於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和統一起了非常重要的啟蒙發起和組織作用。例如，湖南是李漢俊等發出函約后開始籌建黨的工作的；湖北共產黨組織是李漢俊寫信致董必武后建立起來的。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馬林受列寧委派到達上海，與李漢俊、李達在李公館秘密見面，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成立全國統一黨組織。李漢俊負責籌備建立，在李書城寓所，他發出了寄往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以及日本留學生組織的信函，通知各派兩名黨員來上海，參加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夏，李漢俊同陳獨秀、李大釗、李達、陳望道等十五人，發起編輯《新時代叢書》，李公館就是叢書的公開通訊處。

據不完全統計，自1919年到1921年止，僅在上海一地，李漢俊在《新青年》《星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婦女評論》《建設》《勞動界》《共產黨》《小說月報》等報刊上就發表了九十餘篇譯文和文章，而這些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論，基本上都是在李書城寓所中撰寫的。陳望道翻譯的第一本《共產黨宣言》全譯本，經陳獨秀、李漢俊兩人校對；李達翻譯《唯物史觀》得到李漢俊熱情幫助，而這些重要活動，也大多是在李書城家中進行的，直至中共一大在李書城公館召開。李書城是與中共長期合作共事的朋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李書城在上海的家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產床”，李書城以自己特殊的政治聲望掩護了中共早期組織的革命活動。

建國貢獻

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李書城之侄李聲簧（中共黨員）與他建立聯繫。

1946年3月中共武漢地區地下黨負責人曾惇也由李書城妥善安排，在他的隨員周惠年家裡隱蔽展開工作。李書城不參加國民大會的競選，也不投蔣介石的票，董必武極為讚賞，說李書城“為人耿直，富有正義感”。

1948年領導發起聲勢浩大的“和平運動”，敦促白崇禧與中共和談，逼迫蔣介石下野，后赴湖南勸說老學弟程潛起義，給予蔣介石、白崇禧之流以有力打擊。並且，他還秘密前往解放區與劉伯承、陳毅進行了關於和平解放湖北的談判。

1949年以中國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奔走呼號，在武漢權力真空時期，擔當維護政治秩序的重任。同年1月，湖北省人民和平運動促進會成立，李書城被推選為主席團總主席。李書城以中國國民黨元老和白崇禧老師的身份阻擊白崇禧，并力阻白崇禧大破壞計劃成功。5月武漢解放，李書城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武漢軍管會高級參議。此間李書城接到毛澤東親筆信：“李老先生，見信后速來京共商國家大事。”之後赴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參加新中國開國大典。10月19日出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首任農業部長。

1950年2月中央成立救災委員會，董必武任主任委員，薄一波、李書城、謝覺哉、傅作義任副主任委員。

1954年2月李書城任“抗美援朝總會”常委；9月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

1965年8月26日李書城因病逝世於北京，享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