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弼臣

包弼臣（1831—1917），字汝諧，晚年號谷叟、筆公。四川南溪人，著有《南上遺吟錄》、《西園記》、《谷叟詩文稿》等文集。民國六年（1917 年）7 月14 日，包弼臣突發腦溢血去世，終年86 歲。1831年（道光十一年出生於南溪一個世代書香門第，到包弼臣這一代時，家道敗落，十分凄苦。逆境中的包弼臣發奮讀書，1851年（咸豐元年）20歲時考上廩膳生，並以辭賦聞名於郡縣。1852年（咸豐二年），時任四川學政的何紹基按試敘州（宜賓）時，對包弼臣大加讚賞，稱他和同里的羅肅、宜賓的趙樹吉為“敘州三傑”。

1856年（咸豐六年），25歲的包弼臣隨叔父包欣芳（字雲皋，進士出身，官翰林院編修，刑部廣西主事）進京讀書求功名，在京居住近5年，這是他一生中在思想和藝術上的重要轉折點。特別是在離京的前一年，他的書畫受到尚書孫毓文、侍郎李文田的賞識，李文田還把包弼臣請到家中，專門談論書畫一個多月。李文田大力倡導北碑，又是寫北碑的名家，這次把包“延致齋中，談宴彌月”，使包完全接受了碑學理論，並從此開始對北碑進行大量的學習研究。

1860年（咸豐十年），包弼臣叔父包欣芳病逝北京，包隨叔父靈柩回到南溪。1867年（同治六年），36歲的包弼臣中舉。主考官就是過去在京時很賞識他的孫毓文。1868年（同治七年），包弼臣赴京參加會試不中，回鄉主講本邑“龍騰書院”。1875年（光緒元年）44歲時，任鹽源訓導。年滿卸任時，逢學使張之洞巡城到此，謂包曰：“此間得公之力年余，亦可觀矣！”1876年（光緒二年）45歲時，主講自貢“三台書院”，從學弟子近四百人。是年鄉試，中舉者30餘人，四方聞名欽慕。1877年（光緒三年）46歲時上京赴考，會試被黜，仍回鄉赴“三台書院”主講。1880年（光緒六年）49歲時第三次上京會試不中，參加大挑考試，初試一等，複試以貌取人，因須少被抑為二等，只能任教職。考罷留京數月，因得與海內外名流相識，又被孫毓文尚書、李文田侍郎延至齋中，為之書畫月余，尤得李文田賞識。1883年（光緒九年）52歲時攜長子包崇祐第四次赴京會試，仍落榜，歸途中經三峽遇險，倖免於難。至此，遂斷了會試之念。從1875年任鹽源訓導到1883年第四次赴京會試這8年，是魏碑“包體”形成階段，也是他一生中創作書畫、詩文的鼎盛時期。

包弼臣在資州擔任學正22年，以學識、教育、藝術和為人得到了人們普遍的尊重，在當地享有很高的聲望。他的學生遍布蜀中。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74歲的包弼臣又被推升到綏定府任教授，出現資州人挽留再三，綏定府的士紳又迎迓再四的動人場面。赴綏定府任職兩年後又回資州兩年的包弼臣，在77歲之際終獲批准告老還鄉。民國六年（1917年）7月14日，包弼臣突發腦溢血去世，終年86歲。

包弼臣詩書畫俱佳，但相比之下，繪畫是“傍人門戶”，不如書法獨樹一幟，藝術成就高。

藝術影響

包弼臣的藝術成就是令人佩服的，我國近代史上的著名書法家趙熙和于右任均對包弼臣的書法大為佩服。民國初期，著名書法家趙熙（1867—1948年，四川榮縣人）專程到南溪縣拜訪包弼臣，哪知包弼臣剛逝世，趙熙在包家欣賞了大量包的遺墨后，十分感慨地說：“弼臣公書法魄力沉雄，力透低背，我輩真不及也！”抗戰期間，于右任入蜀，見了包弼臣的書法，就寫信給在南溪縣暫居的友人蘇炳文（東北軍將領），請他設法找兩張包弼臣的字。蘇和包的孫子包湛文要好，就從包湛文那裡要了兩張單條和一幅橫披給於右任寄去。于右任在給蘇炳文的回信中感嘆道：“竟不知夔門之內還有個書法家包弼臣！”敬佩之情，溢之於詞。四川大學侯開嘉教授介紹，他偶得一幅徐悲鴻先生在1951年抗美援朝時在家作畫的照片複印件，照片背景的牆上就掛著一件包弼臣書法的手跡。由此可以看出徐悲鴻先生對包字的喜愛程度。包弼臣的書法在四川影響很大，習者甚多，他在資州任學政時，資州學字的人，幾乎滿城都在寫“包體”。省內如峨眉、青城、青羊宮等到處都有他的墨跡。據《益州書畫錄》記載，其祖父、父親、兄弟子侄俱擅詩文書畫。包弼臣幼承家學，聰慧用功，20歲左右即嶄露頭角，被當時任四川學政的何紹基贊為“敘州三傑”之一。他於清同治丁卯年（1867年）中舉，先後主講南溪龍騰書院、富順三台書院，曾任鹽源訓導、邛州學政、資州學政長達20多年，培養出大批人才，清代蜀中唯一的狀元駱成驤即出其門下。包弼臣多才多藝，能詩文，精繪事，尤擅書法。其書法融碑冶帖，雄強奇崛，蒼勁老辣，別開生面，曾得到李文田、張之洞、趙熙、于右任等眾多名家的高度讚賞，至今蜀中人士對其片紙寸楮猶視若拱璧，倍加珍愛。包弼臣學書走的是由帖入碑、碑帖兼治的路子。

和趙之謙、張裕釗等碑派書家一樣，包弼臣也逃脫不了挨罵的命運。包弼臣50歲左右時，其獨具風神的魏體行書已經成熟，在四川已負盛名。在家鄉南溪，在任學正的資州，求字的人絡繹不絕，他也樂意為人作書，來者不拒，以至資州滿城競學包體，包字到了“戶置墨編”的地步。儘管如此，包弼臣卻得了一個不雅的稱號：“字妖”。關於“字妖”一詞的來歷，民間傳說中有“慈禧說”、“翰林說”、“學政說”、“打手心說”等，但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不管來歷如何，“字妖”都是貶稱。這正說明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發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在川外的碑學東風一掃帖學頹風的形勢下，四川帶有“盆地意識”的書法審美仍然固守二王帖學正統，對碑學新興力量採取強硬的抵觸態度，在四川首倡碑學的包弼臣當然是不能被容忍的。但是，這種情況也從反面證實了“包字”對當時四川書壇的衝擊力。頂著“字妖”的罵名，包弼臣憤而作詩：“碑版碑版，入世何晚？鄧包已亡，必遭白眼。白眼可遭，精不可銷。返魂石中，萬劫騎鱉！鱉足競斷，四極之陷。爾何不者？應獨游乎汗漫，而不能忘當年筆公之一盼。”從中也可見其堅守碑體創新的決心。

但是，大江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包弼臣的堅守和獨創除了贏得當時名流孫毓文、李文田的鼓勵、支持外，也贏得了後世名家的推崇。時過百年之後的今天，“包體”書法仍然是人們尋求、收藏、研究、借鑒的對象。

魏碑行書的形成

包弼臣從小生長在一個世代“善書”的家庭，早年幼承家學，遍臨唐、宋名家，特別是在學顏上用功尤深。后受何紹基影響，加之受何讚譽，加之何是顏派高手，繼而學何，“幾能亂真”。在學何這一點上，包弼臣並不諱言，不像趙之謙那樣要刻意與何劃清界限。

包弼臣25歲時第一次隨叔父進京，接觸了阮元、包世臣的碑學思想，37歲第二次進京時，已經完全接受了碑學思想。他在京大量收羅碑版拓本達兩百多種，曾有“碑版碑版，出世何晚”的感慨。接受碑學思想后，他遍臨《張猛龍碑》《張黑女墓誌》《龍門二十品》及其他六朝墓誌，並親自指導長子包崇祐、侄子包崇鶴學習魏碑。44歲時，包弼臣的魏碑行書初步形成個人風格。在49歲第三次進京會試期間，包弼臣拜會鄉試中舉時的主考孫毓文、副主考李文田，又被兩人延至齋中，為之書畫月余。碑學思想的倡導者李文田對他的書畫大加讚賞，並對其創新給予支持、鼓勵。李文田本身倡導碑學，除了自己寫魏碑外，還曾褒揚和扶助過趙之謙。李文田對包的賞識，抵制了一些人對包的攻擊，大大增強了包繼續探索、創新的信心。

包弼臣53歲時所作行書《南溪增修瀛洲閣記》，是他成熟期的代表作。縱觀此作，我們不僅被那雄強恣肆、飛動震蕩、神完氣足之勢所震撼；細觀其妙，又被那些楷草結合、錯落有致、碑味帖意、牝牡相得、滿目新奇的筆調拍案叫絕。

包也善書擘窠大字，在四川富順趙化鎮普安寨臨江的崖壁上有“保障東南”四個大字，為包52歲時書，字徑近兩米，用筆勁健，結構茂密，氣象雄偉，自然生動。

魏碑行書的藝術特色

四川大學教授侯開嘉先生在《四川著名碑學書家包弼臣》一文中，對包弼臣魏碑行書的章法、結體和用筆特徵進行了全面的分析，現將其大意概述如下：

章法。包弼臣反對分行布白中那種端若引繩、上下方整、前後齊平、平直相似、狀若運算元的“館閣體”布局。他對鄧石如“計白當黑”的理論和包世臣“左右牝牡相得”、“氣滿”的見解有很深的體會，其行書作品的布局十分講究字的大小、長短、粗細、倚斜、收放、揖讓等變化，顯得錯落有致、牝牡相得，筆調統一，神完氣足，滿目新奇，給人以強烈的視覺衝擊。如果說鄭板橋的章法是“亂石鋪街”，包弼臣的章法則是“眾星麗天”，兩者可以相互爭輝又各具風采，鄭板橋顯得“古拙奇拗”，包弼臣顯得“雄健勁逸”。

結體。其主要特徵，一是直接取法魏碑字形，稍加變化，使之更加端嚴大方；二是間接取法唐碑字形，用魏碑筆意書之，使之活潑生動；三是結字任其自然，筆畫多的寫得大而長，筆畫少的寫得小而扁，極具獨創性、情趣美；四是倚斜取勢，以奇險取勝，破格誇張，妙趣橫生）。包對字的結體進行大量人為改造，規矩者放縱之，齊平者倚斜之，緊密者開朗之，鬆散者收斂之。他用破格法：特意把筆畫寫出口外；用誇張法：將“邑”縮小“口，”“勢”放縱“乙”，“致”把“至”拉長，“欲”把“欠”增高，“知”把“口”擴大，“名”把撇刷長，“作“把人旁寫得又小又歪；用奇險法：“實”字加重寶蓋，“亦”字下部四點呈扇形，“下”字寫成草書三點而右下角一點居然與其他二點抗衡。總之，包的行書結字完全是受了魏晉時期書法的啟示。

用筆。趙之謙用魏碑筆法寫行書，有人認為是趙之謙首創，其實不然。他和包弼臣是同時用魏碑筆法寫行書，天隔東西，各擅其美。趙明顯柔弱，而包筆力雄健、厚重，筆酣墨飽，有力透紙背之感。包弼臣自言“我手有奇氣，使筆如使戟”。包用筆以方筆為主，中鋒行筆，加之頓挫、折筆、斷筆回鋒、波磔等法，使字沉著，並時用側鋒“刷”字，又具有幾分飄逸瀟灑。

詩詞聯賦

包弼臣的詩詞楹聯也寫得極佳，他在書院雖然講習經學，但不是迂腐的道學家，而是生性豁達的風流名士。他有兩個紅粉知己，一個叫花相，一個叫花君，是成都來的歌妓，住在板板樓旅館，包弼臣經常都去“小紅低唱我吹簫”，遣興消魂，共度良宵，後來花君不幸夭亡，花相改唱川戲，更名為李湘君，同包老爺的關係更加密切。那時資中城內有個土豪，姓廖，排行第五，人稱廖五牛。此人姦淫忤霸，無惡不作，竟連自己的嫡親侄女都不放過，長期霸佔。對於李湘君，他早就垂涎三尺，適逢城邊有座林姓的莊園要賣，他便全部買下，修繕一新，名曰李家花園，送與李湘君，堂堂包老爺的紅粉知己，一下就被他奪走了，包弼臣只好氣在心裡，慪在心頭。不久，廖五牛害急病，一命嗚呼，包弼臣便寫了幅輓聯，叫人給廖家靈堂送去：別織女以長歸，千古九泉千古恨；抱牛郎而大哭，一聲五叔一聲呼！這幅輓聯一張掛出去，知之者莫不竊聲失笑，只要略通文墨的人，都知道“織”是“侄”的諧音，“呼”是“夫”的諧音，諷刺得既典雅，又尖刻，使這亂倫的“牛郎”臭不堪聞。

包弼臣是四川南溪人，清季曾任四川鹽源縣訓導和資州學政等職。包弼臣工書法，諸體皆擅，尤以行草書造詣最高，前輩何紹基與後起的趙熙、于右任等，對其書藝都極為推賞。但當時也有一部分因循守舊的人看不慣“包體”，甚至將“包體”稱為“字妖”。關於“字妖”的傳說，今人侯開嘉先生曾有一段生動之記述。他寫道：“包弼‘字妖’的名聲到底從何而來？筆者曾訪問過多人，有人說是慈禧太后看見了包弼臣的字，說這簡直是‘字妖’；有人說是小時教包弼臣寫字的曾翰林(壁光)不滿於包的創格，說包弼臣把字寫成了‘字妖’；有人說是他在資州時，學‘包體’字的人太多，引起了當時四川學政的不滿，認為這種字能迷惑人，簡直是‘字妖’!到底‘字妖’出自何處，無從究源，不過筆者問到任何一個熟悉包弼臣的老人，都知道包弼臣有個‘字妖’的名聲。”

包弼臣專習書法，遍臨晉、唐、宋名家法帖，掌握顏、柳、歐、蘇字體奧妙。咸豐年間，在北京作塾師，結識眾多名士，常在一起切磋詩文書畫，搜集北魏碑拓本100餘種，朝夕臨摹，又能創新，自成一格．人稱“包體字”。四川各大名山、古剎均有其墨跡，日本圖書館亦珍藏有其條幅，清皇宮的窗心匾聯亦有其手跡。著有《南上遺吟錄》、《西園記》、《谷叟詩文稿》等文集。宜賓博物院館藏的珍貴文物清包弼臣行書橫披《超然賦》 ，其屬包弼臣後期佳作。包弼臣節錄李白《梁甫吟》書於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

在資州城北門外兩路口原磐石縣城（資中北周時縣名）遺址修建了一座高大的“德政”青石牌坊，是資州士民為頌揚政績卓著的州牧高培谷，於光緒十三年（1887）修建的，此坊至今猶存。牌坊兩邊的石柱上，包弼臣題寫了兩副對聯。其中一幅是：“四屬頌神君，資中舊有王褒筆；重來增治譜，益部新鐫史弼碑”。下刻“闔州士民恭頌，包汝諧書”。

雄峙於資州城北郊重龍山上的永慶寺（1991年6月四川省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於唐代。寺中間的來鶴亭，是一座建於宋代的重檐八角兩層亭樓。清光緒十八年（1892），州牧高培谷將其擴亭為園，並撰文為記，名曰《來鶴園記》，包弼臣題寫了《來鶴園八詠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