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傳佛教

整體而言，北傳佛教多與傳承地之固有文化融合，以大乘為主，流行梵文聖典及其翻譯經典。南傳佛教則保存較濃厚的印度原始佛教色彩，主要流行巴利語佛典。

中國中原地區自東漢由西域傳入佛教，東漢末年陸續譯出佛教典籍，佛教教義開始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至隋唐而臻於鼎盛，形成天台、華嚴、法相、律、凈土、禪等宗派。宋代以後又漸與儒道融合。漢譯佛典的數量極大，現存最古老的漢譯佛典是二世紀後半期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所譯的。其後經歷三國、兩晉以至唐、宋各時代，均有譯本推出，故現存漢譯佛典為數在一千七百部以上，是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中國西藏佛教自七世紀左右起直接由印度傳入，傳入后逐漸形成具有西藏地區特色的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藏譯佛典數量僅次於漢譯，其中包含漢譯佛典中所未見的中後期大乘經論，是研究中期與後期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又因藏譯佛典大部分是從梵文原典直譯，容易還原為梵文，故也被稱為‘准梵語佛典’。其翻譯時代始於七世紀，直到十三世紀仍持續著經典的翻譯。

蒙古佛教由西藏傳入。蒙古文譯本的佛典是從藏譯或漢譯再譯而成，故其資料價值不高。

朝鮮於四世紀後期傳入中國佛教，七世紀以後更派遣僧人至中國求法，主要為禪宗。與日本同為漢譯佛典流行區。

日本於六世紀前半葉自中國、朝鮮傳入佛教，旋即發展為日本之主要宗教，且宗派極多。

梵文佛典主要是大乘經典，與漢譯、藏譯相比，數量極微。可分為在尼泊爾古塔及僧院發現的‘尼泊爾本’；在中亞發掘的‘中亞本’；發現於北印度喀什米爾古塔的‘基爾基特本’。我國的新疆與西藏，也保存不少梵文原典。

此外，中國、朝鮮、日本等，各宗祖師及高僧之著作甚豐，亦為北傳佛教特色之一。

中國——北傳佛教的中心

據《三國志·東夷傳》注引魚豢《魏略·本戎傳》的記載，西漢哀帝元壽無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介紹了佛陀的事迹。這標誌著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東漢明帝（58—75年在位）曾派人到印度求法，據傳請回攝麻摩騰、竺法蘭二僧到洛陽，譯出了第一部漢文佛典《四十二章經》。他們居住的地方成為中國第一座寺院，即現在的白馬寺。

在佛教傳入初期，政府禁止漢人出家，在一些大的城市僅有少量寺廟供來自印度和西域的信徒參拜。當時中國社會盛行黃老和神仙方術，認為通過祭祀可藉助神仙方術的靈力，祛災得福，延年益壽。佛教傳入不久，只有統治階級中的少數人信奉，認為它是神仙方術的一種。東漢明帝的異母弟楚王劉英信奉佛教，他把佛與黃老並祀。東漢末年桓帝（147—167年在位）也把佛教當作黃老道術，在宮中“立黃老、浮屠（即佛陀）之祠”，祭祀時用祭天的禮儀。他們祭黃老，佛的目的是求福祥，延壽命，甚至是為了飛升成仙。

從東漢末年以後，印度的大小乘佛經大量傳入中國，一些漢族知識分子信徒協助印度等國的外來們把佛教經典譯成漢文。在大乘佛典中宣傳一切皆空幻不實的《道行般若經》（《般若經》小品的譯本之一），對後世最有影響。魏晉時期盛行的老莊玄學，大乘般若學說因為在思辨方法上與玄學相似，所以很快風行社會。東晉十六國時期，北方胡族政權武裝割據，戰爭頻繁，南方東晉社會也不安定。這種情況為佛教的迅速傳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從北方胡族統治階級來說，因為儒家傳統觀念排斥“夷狄”入主中原，便有意扶植佛教這種“夷狄之教”（特別是因果報應論）作為自己統治的依據。後趙奉西域僧佛圖澄（232—348）為“大和尚”，讓他參與軍政機要，並廢除以往禁止漢人出家之令，大力發展佛教。前秦王苻堅尊崇佛圖澄的弟子道安（312—385），用國家財力支持他組織譯經。道安整理佛典，編出漢地第一部《經典》，又為漢地僧團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規。他的弟子分佈南北方，是推動佛教進一步傳播的骨幹力量。廬山慧遠（334—416）弘傳般若學說和凈土信仰。他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等，主張在家信徒應忠君孝親，做“順化之民”，出家僧眾雖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禮儀，但通過傳教化民，仍可有助於國家治理。後秦王姚興迎龜茲（今新疆庫車）僧鳩摩羅什（344—415）到長安，譯出《般若經》大小品、《法華經》、《中論》等佛典35部300多卷，是以後中國佛教學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據。南北朝時期，社會相對穩定，統治階級把支持佛教作為發展文教事業的一環。南朝各帝都崇佛，以梁武帝最為突出。他親自登壇講經，寫佛教著作。四次捨身寺院，然後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額錢財贖回。北朝雖曾發生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兩次滅佛事件，但從總體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發展的。南朝梁時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朝有寺30886所，僅在洛陽一地曾有寺1367所，共有僧尼200萬人。可以說此時佛教已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之中。

佛教中中國傳播中經歷了漫長的民族化過程。佛經原是用梵文或蔥嶺以東的“胡”文寫的，有一系列專門術語和概念。中國在佛教傳入前已擁有高度發達的道等傳統文化。眾總是站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來看待和理解佛教，借用為中國人熟悉的概念、用語來翻譯佛經，解釋佛經。因此，把佛經譯為漢文是佛教中國化的第一步。各代的譯經僧在佛教界有很大影響力，如東漢的支讖、安世高，西晉的竺法竺叔蘭，後秦的鳩摩羅什，東晉的佛陀跋陀羅，劉寧的求那跋陀羅，陳的真諦，北魏的菩提流支，隋的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唐的玄奘、義凈、不空等等，都把當時印度最新的學說傳譯到中國，譯者周圍有很多助手，有的擔任口譯（度譯或傳譯），有的筆錄成文（筆受），有的對譯文加以審核和修飾（潤筆）。譯經時必須從漢文中選擇與原文意思相當的詞概念，用漢文文法進行表述。譯者中的很多人和他們的助手都通曉中國傳統文化善於文墨。他們在譯經時自然而然地把他們對經文的理解，把帶有民族和時代特色的漢文漢語摻雜到佛經中去。如把“涅槃”譯為“無為”；把“禪定”譯為“守一”，把“真如”譯為“本無”、“自然”；把“無上正等正覺”譯為“道”等等，都是利用了黃老學說和玄學的詞語。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及考等倫理觀念也被添加到一些佛經之中。中國的“道”，“理”、“性”等詞語含義豐富，在譯經時一般賦予這些詞的不同含義去理解譯文。

經、說法是傳教的重要手段。講經說法者為了使聽眾容易理解，往往借用為民眾所熟悉或好懂的語言、道理來加以比附，此即為“格義”佛教。後趙佛圖澄的弟子竺法雅哦個精於儒、道經史，他向弟子，士大夫講經，時常“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高僧傳·竺法雅傳》）。這只是一個例子，格義佛教實際是會通印度佛教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形式，為佛教的民族化起到了促進作用。

譯經和講經都離不開研究。以譯主為中心的譯經班子實際也是個研究團體。要講經則必須對佛經作一番研究考察。由於人們對問題理解不同，便形成不同的學說，產生不同的學派。這樣，便形成了民族佛學，並形成了北傳佛教。

中亞包括印度西北、裏海以東直至中國新疆的幾十個古代國家，通常稱西域36國。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時，曾有摩訶勒棄多及末闡提前往這一帶傳法。公元前2世紀時大夏的希臘後裔即接受了佛教。大夏被北方的月氏征服后又將佛教傳給了大月氏。公元前1世紀位於亞洲西部伊朗高原上的安息也接受了佛教。佛教由安息往北又流入了康居。公元2世紀，安息和康居的僧人來到中國內地。公元2～4世紀是中亞佛教的鼎盛期，當時的佛教中心在犍陀羅（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及罽賓。由此兩地，佛教在3世紀往東進入了中國。西域的絲綢之路北道上的龜茲和南道上的於闐都是重要的佛教國家。出現了安世高、康僧會、鳩摩羅什等高僧。中亞佛教在11世紀之後逐漸消滅，留下了大量的佛塔、石窟、雕刻、壁畫藝術。中亞佛教經典在佛經翻譯史和中印文化思想交流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佛教初傳進入漢地，據史料載，通常在東漢初年，即漢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公元1世紀後半期西域來華僧人漸多，首先在社會上層中贏得信徒，逐步在民間擴散開來。此期佛教觀念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倫理宗教思想不斷衝突協調。魏晉時代，佛教思想被比附於老莊。南北朝時圍繞譯經、講經集團形成了諸多義學派別。到唐代，佛教大盛，形成了幾大佛教宗派，如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禪宗、律宗、凈土宗、密宗等。佛教勢力的擴張影響到了世俗國家的經濟政治利益，因而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都發動過滅佛事件。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也影響到周邊的國家。朝鮮4世紀末接受了佛教，6 世紀上半葉佛教傳入日本。10世紀以後，佛教進一步與中國傳統思想調合，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盡量迎合社會需要。南宋之後，佛教各宗衰落，出現了禪凈會合的趨勢。元明兩朝，佛教受統治者重視。明代祩宏等四大家在教內教外的融通活動使佛教更具世俗色彩。清代崇尚藏傳佛教是民族統治的手段之一。清末的佛教復興運動具有居士佛教和重視義學研究的新風氣。中國漢傳佛教在民族思想文化發展上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貢獻。宋明理學因其刺激而產生；浩瀚的漢文佛教文獻是研究東方文化歷史的寶貴資料；佛教哲學陶冶了漢民族的理想和情趣；佛教直接推動了漢地諸藝術形式的發展

中國西藏的佛教上承印度晚期佛教的密宗形式。佛教在吐蕃松贊干布時代傳入西藏。9世紀初葉因朗達瑪禁佛而中斷百餘年，並劃分了前弘期和后弘期兩段。10世紀晚期才由多康地區重新傳入西藏。13世紀時又流行於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綜合了印度的大乘與密教思想並吸收了西藏原來的本教內容。前弘期棄松德贊（755～796/797在位）敕建了桑耶寺並從印度迎請了密教大師蓮花生和寂護與蓮花戒師徒。后弘期佛教成就在於顯密兩宗經典的譯出。著名譯師有仁欽桑布。阿底峽在1042年入藏意味著純正佛教戒律和教法的確立。至14世紀藏語佛典基本譯出完備。以寺廟和經師為中心形成了不同派別。17世紀格魯派的領導集團藉助蒙古固始汗勢力確立了黃教在西藏的統治地位。清朝廷也確認了固始汗對西藏的控制權。后弘期形成了寧瑪、噶當、薩迦等佛教派別。藏傳佛教依從說一切有部律並奉行大乘菩薩戒與密宗根本戒。但嚴格依戒律的僧伽制度准格魯派寺院可見。該派僧院中有嚴格的學階制度，實行顯密並重由顯而密的修行次第。藏傳佛教各派皆有活佛轉世制度。格魯派中的達賴活佛及班禪活佛地位最高。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地方實行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

佛教正式傳入日本始於538年朝鮮百濟王向欽明天皇獻佛像經論。最初得到聖德太子（574～622）的倡導的佛教后因大化革新贏得國教地位。著名的東大寺和國分寺皆建於此時。9世紀之前中國佛教中的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等傳入日本，稱奈良六宗。平安時代（794～1192）之初，日僧最澄入唐求法，歸國后建立天台宗；空海從中國歸來后建立了真言宗。平安後期，凈土信仰流行開來。從鎌倉時代（1192～1333）開始，日本民族化的佛教逐步形成，出現了日本凈土宗、凈土真宗、時宗、日蓮宗等宗派。日本禪宗對於傳播儒學思想和中國文化藝術影響極大。江戶時代日本佛教陷於停滯。16世紀後半期的戰亂削弱了佛教各宗集團的勢力，迫使佛教世俗化。明治維新以後，佛教一度受到打擊。1945年之後，日本佛教在憲法保護下得以發展並向海外傳教。目前勢力最強大的是凈土宗、禪宗、日蓮宗，其他的尚有天台宗、真言宗等。佛教中也有新宗派，如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等。

佛教在其三國時代傳入朝鮮。372年前秦使臣向高句麗送佛教經像；384年東晉胡僧到百濟。至6世紀，中國三論、成實之學已傳到朝鮮。佛教也由百濟傳入日本。新羅統一朝鮮半島時正值中國盛唐，佛教隨文物制度輸入新羅並獲得長足發展。8世紀中，密宗與凈土宗也發展開來。13世紀之後，高麗王朝的佛教進入成熟期，史有“五教二宗”之說，即戒律宗、法相宗、法性宗（三論宗）、華嚴宗、天台宗、寂宗（禪宗）和曹溪宗。曹溪宗是民族化了的朝鮮佛教派別，為知訥所創。佛教至李朝（1392～1910）而漸入式微，但曹溪宗仍為勢力最大之宗派並延續至今。

將佛教傳入越南者，相傳為二世紀末之道教徒牟子，惟考其年代，不無可疑。大抵而言，越南佛教之特色，可謂是中國南方禪宗之支系，於義學方面，無何發展。約可歸納為毗尼多流支、無言通、草堂等禪宗三大法統。毗尼多流支為中國禪宗三祖僧璨之弟子，約六世紀末抵越弘法；無言通自謂得法於百丈懷海，約與溈山同時（九世紀前半）；草堂禪師為中國人，於李朝第三主聖宗時代，行化至占城之際，被視作囚兵俘至越南。至十七世紀時，越南禪宗一時絕跡，頓由凈土宗取代，新成立竹林蓮宗，以阿彌陀佛為信仰中心，乃至成為以後北越佛教之主流。越南古來盛行之佛典，除漢文經典外，有仿漢字而制之“字喃文字”（陳朝時代），字喃文字之佛典有《金剛經國音》、《法華國語經》、《阿彌陀經演義》等。今羅馬拼音十分普及，字喃幾不再使用。

佛教最先傳入此島是在西元1265至1274年間，即在英祖王時，禪鑒在堉城之西創建補陀洛山極樂寺。其次為察度王時，來自日本的賴重法印創建波上護國寺。而正式地將佛教傳入琉球的，是日本臨濟宗僧芥隱。芥隱於尚泰久王時由日抵達此島弘法，於尚真王時（1494）在首里造圓覺寺。該寺系模仿鎌倉圓覺寺之寺容所造。此後，本島佛教與臨濟宗一直保持密切關係，現在仍以臨濟宗妙心寺派的所屬寺院佔多數。同樣在尚真王時代來到本島的日本新義真言宗僧日秀，在東海岸的金武創建觀音寺。尚寧王時（1603）凈土宗僧袋中，在滯留此島的三年間，曾撰《琉球神道記》一書，以描述此島之宗教大勢。1663年，薩摩藩禁止僧侶布教，並禁止僧侶與民眾接觸。因此，僧侶便喪失布教熱忱，整日無所事事，既不修行也不作學問。繼而島津義弘禁止一向宗（真宗）之弘傳，並將反抗此禁令的仲尾次政隆等十三人處以流刑。此一法難事件，是由於薩摩藩厭惡真宗之具有反抗特性，以及僧侶之‘肉食妻帶’所引起。1879年宗政府始解除此一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