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學史

中國社會學史是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傳入中國、在中國立足發展、不斷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並在中國社會發揮自己的作用的歷史。

中國社會學史，是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作為有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歷史方面，不僅幫助人們更深入地理解社會學理論本身，而且還以其在中國的曲折歷程，為今天的學科建設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它也是社會學工作者知識結構的必要的構成部分。

社會

社會學是19世紀上半葉產生於西方的一門社會科學，至今已走過了一個半世紀的歷史。“社會”不是一個外來詞，中國古已有之。不過，在我國古代典籍中，在更多的場合，“社”、“會”兩個字是分開使用的，表示不同的概念。“會”即“聚集”、“集會”；而“社”的含義就比較複雜一些。它最初是指祭神之所，後來又用以指人群聚居之地區，再後來也指志同道合者集會之所。古籍中有關“社會”的兩個含義加以引申概括，即使指一群人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個地方進行某種活動。

在西方，英語society和法語societe均源自拉丁語socius，意味“夥伴”，和漢語中的“社會”有點類似，因此，日本學者在明治年間最先將英文society譯成漢字“社會”。

馬克思曾經說過,“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麼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他又說：“生產關係總合起來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係，構成為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為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特徵的社會。”在這裡，馬克思科學的指出，社會是人們相互交往的產物，是各種生產關係的總和，生產關係是社會的本質或基礎。社會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

社會的構成因素有：自然環境，人口，心理因素，行為因素，群體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文化。

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以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為依據將社會形態區分為5種，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三種社會形態，都屬於傳統社會形態的範疇，后兩種則屬於現代社會形態的範疇。

（參考資料來源）

基本背景

近代中國社會日益惡化的運行狀態及仁人志士為挽救這種狀態而掀起的向西方學習的維新變法的思潮，是社會學傳入中國的基本的社會歷史背景或原因。

西方列強以武力入侵中國同時引發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首先，它打破了中國前現代社會自給自足的停滯型的經濟制度和超穩定型的政治體制，打破了中國“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將古老的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一體化的經濟體系，變為它們的原料產地、商品市場和加工場所。其次，世界資本主義的入侵“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第三，西方列強伴隨武力侵入而至的文化上的宗教活動，也在逐漸打破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儒學“定於一尊”的局面和傳統的根深蒂固的宗法家族觀念。

孔德系社會學的傳入

19世紀末維新派知識分子在為救亡圖存而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活動中，首先將社會學這門學科傳到了中國。由於孔德系的西方社會學正好適應了維新派人士鼓吹社會改良的迫切現實需要，它自然成為改派知識分子加以介紹與引進的首選目標。

劉緒貽在《社會學及其在我國的發展》一文中指出，“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長興里萬木學堂講學時，第一次把群學與政治原理學等並列為課程，群學即社會學。”楊雅彬也指出，“在萬木學堂的教學中，社會學被列入教學內容之一。”

另外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不同意把康有為於長興學舍所列的“群學”作為西方社會學初傳中國的標誌。丁乙在《西方社會學初傳中國考》一文中在對康有為所授“群學”及與之類似的譚嗣同所著《仁學》一書中所講的“社會學”及梁啟超《說群自序》中所談及的“群學”等史實作詳盡考證后指出，戊戌變法時期，康氏等人“確有他們的一套‘群學’理論，也確實在社會上公開廣泛地宣傳過這套理論。可是，與其說這是初傳中國的西方社會學，毋寧說這只是康梁譚他們自己的‘群學’。”丁氏作此結論的根據是，儘管康氏等人的“西學”水平在當時應當說已是相當高了，居於中國思想理論界的前列，“然而，他們的‘西學’水平，從引進一門西方完整學說的意義上來觀察，卻不得不說還未免極其有限，遠為不足。”

從上述位學者的考證與分析可見，把康氏等人中的任何一位作為西方社會學初傳中國的第一人，都是失之牽強的。但不可否認，康氏等人的教學及思想理論活動為西方社會學最初向中國的傳入與移植確曾起到宣傳、啟蒙的作用，也為這門學說向中國譯介的名稱習慣、學科移植的民族形式方面奠定了初步的基礎。以後嚴復、章太炎等人所譯介的“群學”、“社會學”等學科名稱雖和康氏等人所稱“群學”、“社會學”不同，但可以認為，前者確定這樣的名稱作為該學科名稱，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後者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傳入

1899年，於英美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萬國公報》月刊4月號上，發表了李提摩太節譯的蔡爾康的《大同學》一文，提到近世學派中“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派，如德國之馬客思”。這裡的“馬客思”即是Marx在中國的最早譯名。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第一種形態即革命批判形態對現存舊制度採取了無情地批判與否定的態度，以徹底打碎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新制度為最終目的。這種形態的社會學和孔德系西方社會學以對舊制度修修補補的改良為目的迥然不同。馬克思主義及其革命批判形態的社會學的廣泛傳人與傳播，激起了資產階級改良派人士的不滿與恐慌。曾經和陳獨秀、李大釗一起積極倡導新文化運動並建立功勛的胡適，1919年7月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表了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

胡適的所謂“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貌似關心中國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實質否認馬克思主義的客觀真理性，反對馬克思主義向中國的傳播。讓人們只去研究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法，以達到一點一滴的改良。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對胡適的觀點加以批駁。他認為，問題與主義是不可分離的。實際的問題固然應當研究並加以解決，然而任何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要有一個絕大多數人民所支持的一個偉大的運動。只有通過這種運動，使社會問題的解決變成多數人的共同活動，實際的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而要造就一個多數人支持的偉大的運動，就必須宣傳理想的主義，並使之變成一個多數人共同趨向的理想。如果沒有主義的指導，那麼任何具體的社會問題就永遠也不會得到解決。

馬克思主義經過李大釗等進步人士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革命實踐，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的產生，起到了播種、催芽的作用。

在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奏定京師法政學堂章程中，正科政治門第一學年課程表內，安排有社會學二學時。其後，1910年（宣統二年）法政學堂章程經改訂后，於政治門及經濟門課程表內，第一學年均有社會學二學時，第三學年均有工業政策及社會政策四學時。同一年，京師大學堂設計的“分科大學第一學年學科課程表”，其中“法政科大學政治學門第一學年課程時刻表”說明第四條：“社會學、政治地理及論理學，均與政治諸學科極有關係”，“均擬於補助課中增大講授”。下注“本條所增三門，繫於第三學年及第四學年中講授，故本表未經開列”。次年京師大學堂於改訂的“法政科課程表”中，在第三學年補助課中，列有社會學二學時。儘管京師法政學堂及京師大學堂課程表中設有社會學課，但是否實際開講，何人講授，使用何種課本或講義，難以考證。

1912年（民國元年），京師大學堂易名為國立北京大學。該校文科中國哲學門及西洋哲學門，均設有社會學課程，不過這時是否實際開講，尚不得而知。目前能夠證實該校實際開講社會學課程的準確時間為1916年秋，由康寶忠教授主講。這一年亦被認為中國人自授社會學之始。

清華學校於1917年開設社會學課程，由美國學者狄德曼（G.G.Dittmer）主講。

把社會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知識學科與職業，並專門培養此類人才的，上海滬江大學首開其端。該校亦由美國基督教會創辦，1913年始設社會學系，由美國教授授課，包括葛學溥（DarnelKulpII）、白克令（H.S.BucMin）和狄萊（J.Q.Dealey）等，主要來自美國布朗大學，來華作短期講學活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國內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科學研究風氣日盛，加上此時前期大批留學歐美日的學者大批回國，大大推動了高校社會學系的建設。1921年廈門大學設立歷史社會學系，由徐聲金任系主任。徐氏繫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中國家庭制度》。

繼廈大以後，各校設置社會學系時間如下：

1922年，燕京大學；

1925年，復旦大學；

1926年，光華大學，大夏大學，清華大學；

1927年，中央大學，暨南大學；

1928年，東北大學；

1929年，上海勞動大學，開封中山大學。

此外，在這段時間內，安徽大學、福建協和大學、上海中國公學、政法學院等許多院校亦開設了社會學課程。據孫本文先生統計，至1930年中國社會學社成立之時，各大學設有獨立的社會學系者已有11所，與歷史學系合設者2所，與政治學系合設者2所，與人類學系合設者1所。其16所。

中國高校社會學專業教育建立之初，擔任教職的主要是外國學者，且大多是兼職的或臨時的。20年代以後，這種狀況開始逐步起了變化。20世紀初，中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出了大批留學生，開始尤以派往日本的留學生最多，至1906年已達13000人左右。這些留學生中有一些就是學習社會學的，自20年代開始陸續回國后，在開創與發展中國社會學專業教育上所起的作用逐漸加強，打破了西方學者在中國社會學專業教育上一統天下的局面，並逐漸成為中堅力量。到40年代中後期，中國高校社會學專業教師中，外國人所佔比例已經很少，絕大多數教職由中國人擔任。

建國初期中國社會學教學與研究活動的取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中國社會與國家的性質由此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為了適應這種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領域開始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全面清理與改造舊中國的社會科學遺產，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新中國的社會科學學科建設的過程。由於多種原因，在建國之初的這次清理與改造過程中，社會學的教學與研究未能取得應有的地位而被取消。自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后社會學被迫停止活動，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社會學恢復與重建，其間中斷達30年之久，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因之受到了極大的挫折。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社會方方面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社會學工作者和全國各階層人民一樣，感到歡欣鼓舞。同時，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指導，也給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改造思想、提高認識創造了條件。然而，自1949年末開始醞釀並在以後陸續實施的高校院系調整與改革卻對中國社會學的改造與重建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1949年11月，新成立的國家教育部即在北京召集華北區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負責人會議，討論並確定了對高等院校進行堅決的和有步驟地改造的方針，以服務於國家建設的需要。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中國高校有社會學系20個，另有與社會學相關的家政系5個。經過這次院系調整，只保留了中山大學及雲南大學的2個社會學系，其他的社會學系及相關學系都被取消了。1953年，教育部對高校院系作了進一步調整，在這次調整中，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也被併入別的二號業。由於當時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術活動基本上都是依據各大學進行的，不像後來設有各級社會科學院系統從事學術活動，因此，高校社會學系被取消與合併，實際上意味著半個世紀的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的中止。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進程中所遭遇的這一挫折是巨大的。

取消社會學的原因

第一，在大學的講壇，社會學被取消有其自身的原因。在舊中國社會學界，存在著孔德系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兩大傳統，孔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揭開了20世紀中國社會發展新的一頁，同時亦使人們包括不少社會學者和青年學生感到，主張改良主義的“正統”社會學理論未能有效地說明中國發展的現實，因此，對這種社會學理論的懷疑產生、增強了。然而，中國早期社會學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理論探討尚是很不徹底的，它沒有區分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學的區別與聯繫，沒有區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革命批判形態與維護建設形態等等比較重要的理論問題，以至建國初期在人們的思想上造成了混亂，誤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亦只表現為革命批判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取消傳統的孔德系社會學成為理所當然的了。

第二，社會學學科被取消也是50年代中國高等教育片面學習蘇聯高教體制與經驗的結果。由於美國在40年代中後期採取了援助國民黨政府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1949年後，對新中國又採取敵視態度，因此，中國在50年代初期在對外政策上不得不作出了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選擇。同時，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也沒有管理全國的經驗，借鑒國外經驗，向蘇聯學習亦就成了一個必然的選擇。在高等教育體制上，教育部實施的院系調整計劃基本上是仿照蘇聯的。蘇聯於20年代即取消了高校中的社會學系，我們建國之初對高校社會學亦照此辦理。對此，《費孝通傳》的作者、社會學家R·D·Arkush亦有共識。他明確指出：“中國取消社會學完全是效法蘇聯”。

第三，毛澤東等中共主要領導人對傳統社會學（即孔德系社會學）的負面印象亦促成了中國社會學事業的取消與長期中斷。毛澤東對傳統社會學理論雖未曾直接置評，但從他的一些批語、評論中還是可以窺見他對這一一類社會學理論印象之一斑。如在1958年6月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上，刊載了一篇為“中間立場”辯護的文章，毛澤東閱后寫下了七條批語，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社會學”、“反階級鬥爭，反辯證法”這樣的評註。在這裡，毛澤東顯然不是專門針對傳統社會學理論的；然而，舊中國盛行的傳統社會學卻正是主張中間立場，“反階級鬥爭，反辯證法”，主張溫和路線的。毛澤東對“中間立場”的批評，亦就代表了他對傳統社會學的負面印象。毛澤東的這種印象使建國后中國社會學的改造與重建失去了強有力的推動。

第四，中國社會學被取消亦與建國初期人們對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社會問題認識不足有關。社會學是適應資本主義社會解決大量存在的社會問題的需要而出現的。所謂社會問題，即是指由於社會關係或環境失調，致使社會全體成員或部分成員的正常生活乃至社會進步發生障礙，從而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的一類社會現象。在建國初期的人們看來，這類社會失調現象只存在於舊社會中，社會主義社會是協調發展的社會，是不存在任何社會問題的。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社會問題，那便是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既然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社會問題，那麼以研究社會問題為重要職任的社會學，亦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種認識不僅存在於普通民眾之中，亦存在於領導層乃至知識界相當一一部分學者中。

中國社會學的恢復與重建的進程是從1978年以後開始的。粉碎“四人幫”以後，為擺脫在“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下近兩年工作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由思想理論界發起繼而迅速延及全國各階層人民的關於檢驗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展開。這次全民大討論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則，對長期為極“左”思潮和教條主義所禁錮僵化了的思想進行了衝擊，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對待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同年12月，中共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由此揭開了薪的一頁。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伴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征程，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以1979年3月黨的理論務虛會為標誌，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事業開始醫治在極“左”思潮影響下的累累創傷，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一、解決中國當時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的迫切需要是重提恢復與重建社會學的最直接原因

如果說，1978年以後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遷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全面煥發生機與活力提供了重要契機的話，那麼，有關恢復與重建社會學問題的提出與實施，則直接導因於幫助黨和國家解決當時所面臨的一些急迫的社會問題的推動。正如費孝通所指出的：“幫助黨和國家解決一些急迫的社會問題，為社會主義建設減少一些前進中的障礙，使社會的各方面都能沿著社會主義道路順利地向前發展。這是我們在這時候急切需要開展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原因。在我們黨和國家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時刻。提出開展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是完全必要的和及時的”。

事實證明，那種社會主義不存在社會問題的認識是錯誤的。正如費孝通指出的：“任何社會都有它自己的矛盾，都存在著社會問題。都應當科學地對待。掩蓋矛盾，對國家、對人民都是極為有害的。現在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社會問題還是客觀存在的。以當前中國來說，其中大量是屬於社會前進中出現的人民內部的矛盾，正確處理這些矛盾，將有助於推動社會向前發展。我們正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並開始向四個現代化進行新的長征。這個根本性的社會巨變必然要求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各方面的適應，也就是要在各方面相應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改造過程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社會問題並不奇怪，也不一定就是壞事，之所以成為壞事，恰恰在於有了問題不去正確處理，而讓它放任自流。社會主義不去解決這些問題，必然會使非社會主義的因素得到滋生”。

二、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和推動是中國社會學得以迅速恢復與重建的最主要動力

沉寂近30年的中國社會學1978年後得以迅速恢復與重建，與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所給予的重要支持與推動是分不開的。為適應中國社會現實的發展對社會學產生的迫切需要，1979年春節期間，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長期主持中共思想理論工作的胡喬木約見費孝通，談及在中國儘快地恢復社會學的事宜，並委託費孝通召集在北泵的趣雲從爭趣社會學的同志開座談會，徵求他們對於恢復社會學的意見。

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籌備處主持的“社會學座談會”於1979年3月15-18日在北京召開。16日上午胡喬木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代表中共中央為社會學恢復了名譽。在這裡，胡喬木不僅代表中共中央指出了建國初期取消社會學的錯誤，而且科學地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學的區別與聯繫，為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恢復中國的社會學事業提供了重要的理淪根據。

中共中央支持與推動恢復社會學事業最強有力的聲音，來自鄧小平在同年3月30日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鄧小平的這段講話雖是針對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但對社會學而言具有更加直接的意義。由於過去在極“左”思潮影響下錯誤地取消了社會學，造成了這門科學和國外相比已經相對落後的現狀，所以應當“趕快補課”，“急起直追”。鄧小平並強調了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對哲學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工作的關心與支持的重要性及正確的領導方法。鄧小平的講話徹底消除了當時不少社會學者的心理顧慮，解放了思想，給予籌劃中的社會學恢復工作以最有力的支持與推動。

三、中國社會學研究會的成立標誌著社會學恢復與重建工作的開始

1979年3月15日，由全國社會科學規劃會議籌備處主持召開了社會學座談會，與會代表60多人，來自北京及部分省市，包括過去從事過社會學工作的學者和教育、民政、公安、共青團組織、工會、婦聯等實際部門工作的同志。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如何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恢復中國的社會學事業，以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

與會代表經過充分討論醞釀，決定成立中國社會學研究會，並通過了《中國社會學研究會工作條例（草案）》。選舉出的第一屆理事會由50名理事組成。其中費孝通為會長，田汝康、陳遭、杜任之、李正文、羅青、林耀華、雷潔瓊等7人為副會長。聘請于光遠、鄧裕志、關瑞梧、陳翰笙、吳文藻、吳澤霖，李景漢、李劍華、李安宅、言心哲、楊成志、楊開道、張世文、張騰霄、洪謙、趙范、柯象峰、戴世光等老一輩社會學家與熱心社會學事業的老同志為研究會顧問。3月19日，中國社會學研究會舉行了第一屆理事會，決定成立研究會的辦事機構，由王康任總幹事，負責處理日常會務。這次社會學座談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這次會議為打入冷宮近30年的社會學平了反，恢復了名譽，並對50年代初取消社會學的種種理由從理論上進行了澄清。會議確定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開展中國社會學的恢復與重建工作，在促進國內各方面社會問題的研究及協同有關部門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方面作出自己的貢獻。會議還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社會學研究所以及在大專院校建立社會學系的工作進行了籌劃。因此，這次社會學座談會的召開及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成立，實際上標誌著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工作的開始。從此，中國的社會學事業走上了一條雖充滿艱辛，但卻是健康發展的道路。應當指出，在中國社會學的恢復與重建具體工作中，以費孝通、雷潔瓊為代表的老一代社會學家起到了難以替代的巨大作用。

（一）中國社會學百年發展歷程的幾大特點

1.百年中國社會學發展的基本特點

韓明謨認為，中國社會學的百年發展歷程具有以下明顯特徵，即：（1）為國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體性；（2）基於傳統哲學觀點的應用性；（3）研究工作的群體性；（4）社會學知識和觀點的擴散性與普及性；（5）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科學性、創造性。

閻鵬對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的特徵進行了總結，指出其主要有主體性格、實用性格、群體性格和開放性格等。

鄭杭生認為，中國社會學的百年發展歷程具有主體性、實用性、開放性、曲折性與不成熟性等特徵。

2.恢復重建以來的社會學與舊中國社會學的差異

總的看來，有三點差異是比較明顯的：（1）重建后的社會學有了比較明確的方向，即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2）重建以來社會學研究過程中的“群體性”特點比較突出；（3）重建以來的社會學研究與黨政實際部門聯繫密切，其中有不少是合作研究，研究成果能比較快速地形成決策，發生實際的社會作用。

（二）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學發展的基本趨勢

1.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將進一步提高

這主要是由於：（1）中國社會轉型加速期的需要；（2）社會和國家相對分離的要求；（3）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非經濟因素的作用日益突出；（4）國際社會達成重視社會發展的共識，必將促進中國對於社會發展領域的關注。

2.中國社會學發展的基本趨勢

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學發展的總體走向，可以簡明地概括為：立足現實、弘揚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如果將其具體化，可以認為，在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有四大趨勢，即：（1）本土化趨勢；（2）國際化趨勢；（3）綜合化趨勢；（4）成熟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