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規

1943年他的畢業論文《李燾年表》獲得全國大學生論文優等獎，被當時浙江大學校長、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選派為洛氏基金研究員赴英國留學，后因故未能成行，就升入浙大研究院攻讀研究生，師從宋史專家陳樂素。

1946年被授予碩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教。

1949年，浙江大學緊縮編製，歷史系停辦，徐規返回故鄉，應聘在溫州中學教歷史。

1952年，浙江師範學院成立，重建歷史系，要徐先生重返高校教壇，為此省教育廳三下調令，直至1954年夏，方能成行。

1958年，浙師院和新成立的杭州大學合併，定名杭州大學，后又與浙江大學合併改稱浙江大學，徐先生一直在歷史系任教。

2010年12月21日下午13時37分，先生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一歲。

半個多世紀以來，徐先生致力於中國歷史尤其是宋史、中國古代史學等領域的研究，撰寫了大量論著，為中國史學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的大部分作品收集在《仰素集》一書中。今年3月，他校注的宋代筆記叢書《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已經是第二版。編著有《王禹偁事迹著作編年》、《李燾傳》、《宋史研究集刊》、《宋史補正叢書》等。

徐先生是教壇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他教書育人，提攜後學，為中國史學界培育了一批優秀人才。1992年徐先生榮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國家人事部批准他為傑出高級專家，延緩退休，繼續工作。2002年浙江大學對五位有突出貢獻的教師，頒發該校最高級別的“竺可楨獎”，他是文科中惟一享此殊榮的教師。他歷任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所長、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岳飛研究會會長等職。

訪談開始，我請徐先生談談他的求學經歷，徐先生娓娓道來。

徐先生是浙江省平陽縣江南區半浦村（今屬蒼南縣龍港鎮新蘭村）人，1920年生，初名毓珠，入學后，易名規，字仲矩。在省立溫州中學高中部肄業時，國文教師董朴cha@①先生又為取字@②民。徐先生家學淵源很深，其先君早年從著名學者劉紹寬先生問學，后考中清光緒二十七年溫州府學生員，旋補廩生。清季即在家鄉設帳授徒。民國初期，創辦鶴浦初級小學，任校長，以善古文辭顯名邑內。徐先生幼年入鶴浦小學，在其先君指導下，課餘熟讀《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四書集注》、《古文觀止》等書；點讀《御批通鑒輯覽》，每天寫大字數張，寒暑不輟；閑暇時，瀏覽《水滸》、《三國》、《紅樓》、《西遊》、《聊齋》等小說。徐先生說：“這對我日後學習中國歷史大有裨益。”

1931年秋，徐先生考入平陽縣立江南中心小學。1933—1939年在省立溫州中學肄業。

註釋：

① 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1939年秋，西遷的國立浙江大學在本省龍泉縣坊下村新辦一所分校，招收東南沿海地區的學生就讀。徐先生考入浙大龍泉分校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次年秋，長途跋涉，赴貴州遵義浙大總校繼續學習，並轉入史地學系讀歷史。當時系內名師薈萃，史學組先後聘有張蔭麟、譚其驤、李源澄、方豪、陳樂素、錢穆等教授。徐先生在名師的指點下，受益頗多。如張蔭麟先生（筆名素痴，1905—1942）是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梁啟超的高足，曾留學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哲學和社會學。張先生兼通文史哲，才學識為當代第一流，是近世中國宋史研究的先驅者，也是名著《中國史綱》（上古篇）的作者。抗日戰爭期間，張先生兩度來浙大執教，開設“中國通史”、“中國上古史”、“唐宋史”、“歷史研究法”等課程，指定學生要讀《史記》、《資治通鑒》、《宋史紀事本末》和梁先生著的《春秋載記》、《戰國載記》、《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等書。張先生講課富有啟發性，有哲理分析，有史實考訂，有藝術描繪，使聽者如坐春風，似飲甘泉！徐先生的大學本科畢業論文《李燾年表》就是在張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張先生對徐先生說：李燾是宋代著名史家，所撰《續資治通鑒長編》一書為研究北宋史事最重要的典籍，近代學人罕有注意探索。又說：研究歷史人物，必須由寫年譜入手，搞清該人物的時代背景、家庭情況、師友關係、一生經歷以及著作編年，才能作出正確而全面的結論。《李燾年表》於1943年獲全國大學生畢業論文優等獎。張先生在臨終前，向當時的系主任張其昀教授舉薦徐先生，請他留意栽培。後來徐先生留校任教，被竺可楨校長選派為洛氏基金研究員赴英國留學（因故未能成行），就是由於張其昀先生的推薦。1943年秋，徐先生升入浙大研究院從宋史專家陳樂素先生（1902—1990）學習。樂素先生是中國當代史學大師陳垣先生的哲嗣，幼秉庭訓，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后專攻宋史，又精目錄學、史料學、校勘學。他治學嚴謹、篤實，善於利用科學方法收集資料。徐先生的碩士學位論文《宋代婦女的地位》就是在樂素先生的精心指導和審正下完成的，獲得校外評閱委員姚從吾（北京大學）、賀昌群（中央大學）兩先生的好評。該論文又呈教育部複審通過，1946年4月徐先生被授予文學碩士學位。這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大陸上最後一次授予學位的活動。談起恩師，徐先生感慨地說：“我之所以能在宋史研究得窺門徑，多賴張、陳兩師的諄諄教誨。”

徐先生天資穎悟，勤奮好學，加上名師指點，為以後的史學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1946年5月，抗日戰爭勝利的次年，西遷的浙大開始複員回杭州，徐先生繼續在史地系任教。在此後的歲月里，徐先生以教學、科研為事業，碩果累累，桃李遍天下。

義理、考證、文章

作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宋史專家，徐先生著述宏富，多達百餘篇（種），從內容看，有年譜、文獻訂誤、對人物、史事的考評、書評等等。《仰素集》是徐先生自選出77篇（種）重加編訂而成的，取名《仰素集》，是為了紀念先師張蔭麟（筆名素痴）、陳樂素兩位先生。

當問起多年的治史心得時，徐先生說：“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史，必須要練好三方面的基本功，即義理、考證和文章。”他說清代姚鼐就持這個觀點，“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①章學誠也有類似的說法②。徐先生說：“我在多年的治史過程中，深感這一說法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行之有效的指針。”他又進一步解釋說，“義理”類似今天所說的理論，主要指的是哲學修養。哲學修養關係到是否具有正確的史觀和科學的方法論問題。我們要運用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觀察並解決問題。我們治史要重視理論學習，主要是努力學習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其次，也需要了解中國傳統哲學和外國哲學的一般知識。學習理論又必須和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徐先生舉了人口理論的例子。他說，早在戰國中期，商鞅就已經提出了人口與土地必須在數量上保持平衡的論點，“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為用。”③戰國末期，韓非又在《王蠹》篇中提出過人口增長與生活資料分配的關係問題。明朝萬曆後期，徐光啟（1562—1633）明確提出“人口按照一定周期翻番”的觀點，“生人之事，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④這個論點比英國馬爾薩斯關於“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說法早了近二百年，但從未引起後人的注意。清乾隆年間，洪亮吉（1746—1809）針對當時人口大量增加的現實，又明確提出人口繁殖率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率的看法，也沒引起時人以及後人的關注。直到1926年1月，張蔭麟先生在《東方雜誌》第23卷第2號上刊布了《洪亮吉及其人口論》一文，詳細推薦和闡發了洪氏的人口論。張先生認為洪氏的人口論（1774年提出）與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相類似，而時間稍早四年。可是學術界只熟悉馬氏人口論，而對洪氏人口論則一無所知。本世紀50年代，北京大學校長、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也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長過快的建議。1957年6月，馬先生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了《新人口論》的發言。次年，《新人口論》遭到批判和圍攻，馬先生被撤去北大校長的職務⑤。這是由於當時思想界沒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和分析問題，也就是說沒有做到全面地、歷史地分析問題，而是片面地、機械地、教條地對待這一複雜的社會問題，終於釀成了今天人口負擔過重的後果。

註釋：

①《惜抱軒文集》卷4，《述庵文鈔序》。

②《章學誠遺書》卷9，《答沈楓墀論學》。

③《商君書．算地第六》。

④《農政全書》卷4，《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⑤見《竺可楨日記》第4冊，第419頁，1960年4月1日。

“考證”或稱“考據”，就是要學會鑒別材料、考訂史實的方法。治史必須求真，即要把事實搞清楚。歷史資料浩如煙海，真偽雜陳，非下一番去偽存真、由表及裡的功夫不可。只有搞好這個工作，才有條件寫出“信史”，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虛假的歷史（偽史）終會被時代所淘汰。徐先生以“杯酒釋兵權”為例來說明考證的重要性。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從北宋中期開始流傳，直到現代絕大多數史家都深信不疑。在中國通史課本里，在專門史學論文里都加以敘述。通過對這一事件的記載進行認真考證，徐先生髮現最早記載此事的是仁宗初年丁謂（966—1037）的《談錄》（他的女婿潘汝士編寫的）和王曾（978—1038）的《筆錄》。比他倆遲半個世紀的司馬光從他的前輩龐籍（988—1063）那裡聽到“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把它記錄在《涑水記聞》卷一中。到了南宋前期，李燾認為“杯酒釋兵權”是宋初最大事件之一，深以史書未載為憾，因此在他所撰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太祖建隆二年七月條追述了這件事。徐先生在《“杯酒釋兵權”說獻疑》④和《再論“杯酒釋兵權”——兼答柳立言先生》⑤兩篇文章中，對上述記載進行了考察和分析，發現時代愈后，記載愈詳，而且這些記載中的年代、情節多有抵牾，尤其令人費解的是：這樣一件讚頌宋太祖的大事，在北宋官修的《太祖實錄》、《三朝國史》中未見記載。況且，建隆二年七月正值太祖的母親杜太后剛去世的國喪期間，朝廷上下不準舉行宴飲之類的活動。徐先生通過以上考證，認為千百年來沿襲至今的“杯酒釋兵權”說，因出處不明，疑點甚多，在未取得確證之前，似不宜引用，否則容易使宋初收兵權的措施簡單化、戲劇化，背離歷史事實。徐先生這兩篇文章發表后，在海內外宋史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得到鄧廣銘先生與美籍華人劉子健先生等著名學者的贊同，並被一些宋史新著所採用。徐先生認為，搞考證猶如老吏斷獄，一定要有堅實、充分的證據，最好能取得反證。不能單用默證，說史書上沒有記載這件事，就輕率斷定必為虛假，這是很危險的做法。

註釋：

④《文史》第14輯，1982年7月出版；《仰素集》，第526—532頁。

⑤原載台灣中國文化大學1996年3月出版的《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仰素集》，第616—633頁。

“文章”或稱“詞章”，指的是要提高文字表達能力。徐先生認為，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傳播出去，影響深遠，必須具備較好的文學修養。五四運動前後，多數學者文章寫得很好，即使理工科的專家也不例外。如近代氣象學大師竺可楨先生（1890—1974）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晚年寫的《物候學》一書，單就文章而論，也不愧為第一流的作品。張蔭麟先生著的《中國史綱》（上古篇），整個結構獨具匠心，選擇少數節目為主題，以說故事的方式來敘述；篇章之間，聯繫緊密，天衣無縫，文辭優美。徐先生認為，想寫好文章，就要選讀、熟讀一些名家的力作，如《左傳》、《史記》、《資治通鑒》、《水滸》、《紅樓》、《聊齋》，以及唐宋古文、唐宋詩詞、宋明話本和“五四”新文學的優秀篇章。要多寫短文，多同師友切磋，勤加修改。徐先生又補充說，文章語句務必要簡練，用兩個字就能表達清楚的絕不用三個字，以免拖沓、冗長；最好少用重 復的詞句。

徐先生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已有半個多世紀，總的史學思想是務實，不尚空論，因此偏重史實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并力求以正確完備的史料和精練流暢的文筆來解答一些眾說紛紜、懸而未決的歷史問題，繼承與發揚張、陳兩師對宋史研究的業績。《“杯酒釋兵權”說獻疑》、《再論“杯酒釋兵權”》、《評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統一戰略》、《朱仙鎮之役與岳飛班師考辨》、《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岳飛的抗金戰功》、《宋太祖誓約辨析》、《淺論宋代政治史的分期問題》、《關於李順之死》、《沈括事迹編年》、《劉qi@③事迹編年》、《<；宋史．地理志>；初正》、《取證族譜必須審慎》等論文，以及專著《王禹@④事迹著作編年》等，是徐先生的代表作。徐先生認為，做一個合格的史學工作者，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國史家剛正不阿、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決不圖名利、趕浪頭、湊熱鬧。那些仰人鼻息的文章，或可逞快於一時，但終究為天下人所恥笑，被時代所淘汰，也使自己感到汗顏！

我問徐先生：“研究歷史，除了您上面所說的要掌握義理、考證、文章的基本功外，還需要注意什麼問題?”徐先生回答說：“治學一定要嚴謹，來不得半點馬虎。”

“嚴謹”，即是徐先生一貫堅持的治學原則，也是徐先生的治學風格。從琳琅滿目的書架上任意取一本書翻閱，都會發現徐先生認真校正的筆跡。這使我記起一個雨天的下午，徐先生來到中國古代史研究所，讓學生從書架上取下他點校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原來他冒雨來是為了改正一個小小的錯誤。為了繼承、發揚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也為了使後學者少走彎路，徐先生特別重視古籍整理工作，他先後完成對《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古籍的整理。《仰素集》中的文獻訂誤卷收錄這方面的論文19篇，訂誤、補正史料1417條，涉及內容不僅僅是文字的校勘，還包括人物、史事、制度、歷史地理、目錄、版本等方面。如《<；宋史．地理志>；補正》一文，廣徵博引各種文獻，補《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訛誤，共得108處①。華林甫先生稱讚這篇文章“堪稱傳世佳作”，“誠為不刊之論”。②又如《<；全宋文．王禹@④文>；》③，訂誤、補正《全宋文》所收王禹@④文300多條；《<；揮@⑤錄>；證誤》④訂誤、補正160條。從中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徐先生深厚的學術功力和淵博的常識。徐先生認為，文章必須反覆推敲、修改，才能日臻完美。如《李燾年表》20世紀60年代在中華書局《文史》第2輯發表后，徐先生又進行了兩次修訂，分別題為《李燾年表補正》、《李燾年表再補正》，在《文史》第4輯、第16輯刊行，后收入中華書局點校本《續資治通鑒長編》第一冊。補正稿和再補正稿相隔近二十年，重加訂誤13處。如原《李燾年表》中紹興十四年（1144）條載：“四月，秦檜請禁野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一），李燾嘗以此重得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六）。”此條記事，是根據《叢書集成初編》本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六“嘉泰禁私史”條記事：“頃秦丞相既主議和，始有私史之禁，時李文簡燾以此得罪。”（《國學基本叢書》本同）近人金毓黻教授《中國史學史》及今人涉及此事的所有論著中都沿襲此條記事。徐先生詳細查閱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其他本子，發現光緒癸已年井研蕭氏刻本《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著錄該條，乃作“李忠簡燾”，而《適園叢書》本作“李忠簡光”，非“李文簡燾”。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各本《乙集．序》云：“近世李庄簡（李光溢庄簡）作《小史》，秦丞相聞之，為興大獄，李公一家，盡就流竄”。根據這些資料，徐先生進一步考證了這次文字獄的來龍去脈，結論是紹興十四年因秦檜禁野史而獲罪的是李光而非李燾，從而訂正了因典籍記載歧異導致以訛傳訛的錯誤。再補正稿在《李燾年表》和補正稿基礎上又增補事迹七十多條。以後，徐先生又繼續補正。收入《仰素集》時，徐先生又認真作了修改。方建新教授這樣說：“《李燾年表》的撰寫，何止十年！它是徐先生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堅持不懈的探索研究才寫成的，真可謂嘔心瀝血！……此文對李燾生平事迹、著作材料搜羅之完備，考訂之精審，辨析之縝密，殆無可挑剔，是一篇名副其實的學術精品”⑤。徐先生的另一名著《王禹@④事迹著作編年》⑥，“按年月編排了王禹@④事迹及有關當代大事，糾正了史籍上許多記載錯誤；考訂了王禹@④幾乎全部著作的寫作年代；鉤沉和著錄了王禹@④的許多散佚的詩文，並對《小畜外集》內誤收的詩歌進行了考證；補正了文集內的脫漏及刊誤字句，包括影印宋本及王禹@④本人的誤引原文；評述了王禹@④在歷史上的地位。”⑦這部著作被列入全國優秀書目，獲1978—1982年浙江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此書出版后，徐先生又不斷補正，收入《仰素集》時，再次進行了校訂。引用史料要採用最好的版本，一定要仔細核對原文出處。

徐先生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述，都是他嚴謹治學，將義理、考證、文章有機結合的結果。徐先生的同門學侶李埏先生這樣評價徐先生的著述：“沒有一篇是陳言空論，都是嚴格運用科學的考據方法，探微發覆的力作。我們知道，運用這種方法，要求作者必先博極群書，廣徵文獻，詳細地佔有材料；然後條分縷析，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乃據以作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結論。”⑧近來，徐先生為明年紀念陳樂素先生誕辰一百年新撰《（涑水記聞）證誤》一文，約1萬5千字，字工句飭，考證精核，論斷穩妥，是關於宋代史料書研究的又一力作。

註釋：

①方建新：《義理、考證、文章三結合的學術精品——讀徐規教授的<；仰素集>；》，浙江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第73頁。

②華林甫：《1998年中國歷史地理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11期，第27頁。

③原載《陳樂素教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仰素集》，第756—796頁。

④原載《學術集林》卷3，王元化主編，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4月版；《仰素集》，第839—877頁。

⑤方建新：《義理、考證、文章三結合的學術精品——讀徐規教授的<；仰素集>；》，浙江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第70頁。

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

⑦《王禹@④事迹著作編年．內容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4月版。

⑧《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序》，楊渭生主編，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徐先生在教壇耕耘已近60個春秋，為史學界培養了許多專業人才。他的學生很多已成為傑出學者、博士生導師。他們秉承師訓，兢兢業業，為史學研究做出貢獻。徐先生常以諸葛亮“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名言來教育青年學生要安於寂寞，要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徐先生注意到，近些年來，有部分青年學生的文章基本功欠紮實，字跡潦草，錯別字不少，他希望青年人加強這方面的訓練。徐先生平易近人，樂於提攜後進，甘為人梯，許多學生敬佩先生的博學，拿文章請他指點。對此，徐先生總是一絲不苟，字斟句酌，認真批改，推薦發表，這對於初窺門徑的後生來說，真是莫大的鼓勵和栽培。師愛是博大而無私的，這在可敬的徐先生那裡表現得尤為明顯，他經常向學生提供撰寫論文所需要的資料和參考書。有的學者請徐先生為專著作序，徐先生總是仔細通讀厚厚的書稿，提出一些建議，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徐先生建議學生多掌握幾門外語，比如研究宋史，最好是精通日語，因為日本學者在宋史研究方面做得比較好，他們的一些觀點、治史方法等，我們都可以借鑒。徐先生嚴謹的治學風格也體現在授課方面。他家在校外，而且還要穿過一條寬闊的馬路，但每次上課時，徐先生到校的時間比學生還要早。徐先生現在為博士生開設“宋代史料書評介”、“宋史專題研究”等課程。他根據自己多年的治史經驗，按照體例分類，向學生系統介紹史書的編纂過程、主要內容、版本優劣、參考書目等等。“宋史專題研究”包括“前人治史名言”、“略談中國古代的史學遺產”、“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宋代政治史上的幾個重大問題”、“南宋時的永嘉事功學派”、宋代浙江海外貿易述略”等內容。我們經常見徐先生到資料室、圖書館查資料，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講義不斷更新。徐先生的講授，內容豐富，條理分明，板書清晰，有理論分析，有史料考證，旁徵博引，融知識性、趣味性於一體，使學生受益非淺。講課是一門藝術，把枯燥的歷史講活，更需要相當的精力和學識，徐先生是深諳授課藝術的學者，許多外系的研究生也慕名來聽課。學生們有了疑難，喜歡向徐先生請教，大家常說的一句話是：“問問徐先生。”因為徐先生那裡蘊藏著寶貴的知識，他總是耐心解答學生的疑問。他的博學，他的平易近人，他的淡泊名利的品格，都是學生願意接近的原因。金普森教授在徐先生執教五十周年慶賀會上作了這樣一副對聯：

師道楷模才德舉世景仰

考辨精闢著述百代流芳①

這個評價可以說一點也不為過譽。

談話間，徐先生對青年學生寄予厚望，他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先生嚴謹的治學風範，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是我輩學習的楷模。

收稿日期：2001-05-06

-註釋：

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楊渭生主編，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頁。

2010年12月21日13時37分，中國著名宋史專家、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溫籍學人徐規先生在杭州病逝

字型檔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左土右宅

@②原字上契去大下糸

@③原字左釒右奇

@④原字左亻右孚去子換成冉

@⑤原字上鹿下主

浙江大學 歷史系，浙江 杭州 310028

出處：史學史研究2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