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三苗
古三苗
本文在古史文獻的基礎上,以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的蘆笙文化為參照,對古三苗之謎作一番追跡求蹤的解讀,以求教於方家。
今天,儘管苗族三大方言區的分佈狀況,提供了解讀苗族族源的重要依據,但,古三苗就是今三苗的先人嗎?抑或今三苗為古三苗的自然延續?這是大有疑問的。史家對三苗、九黎關係的梳理,其歷史淵源的混亂模糊,則顯而易見。
中國古代,尤以秦漢前後,記載有三苗的文史文獻達數十種,但古人所提示的,仍然是距離它們近兩午年之遙遠的模糊史實。何況,這些繁雜的文字資料,又被置放於兩千年後的現代文明背景中,今日苗族現狀和全新的地理座標,就難免影響和改變我們的目光和思維。
這裡有一個主體錯位的問題。
古人議及三苗,研究起來,大體是以上古伏羲氏後裔的“苗”、“有苗”——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的先祖作為主體對象;今人講苗族,無不以“九黎、蚩尤”之裔的黔東南中部方言苗族為主體。故而主體的錯位,諸家對三苗的研討莫衷一是,便有“丹江說、南蠻說、江淮荊州說、洞庭彭蠡說、西裔說、南海說”。
其實,上古苗族歷史的研究,“九黎蚩尤”從未被貫以“苗”,“有苗”的稱謂。苗族三大方言以獨有的蘆笙文化為其共源,卻彼此不能夠用語言溝通,這已經是相當有趣的歷史文化現象。東方九黎是現代苗族的主體。但它決不是西部方言“苗”、“有苗”的源出。理解這一點很有必要。
傳說,甘肅南部西北的積石山是遠古“苗”、“有苗”的源出,也是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祖先的發祥地。
《山海經·大荒北經》:“西北海外有黑水之北,有人·····名為苗民。郭濮註:三苗之民。”
《神異經》:“大荒之中有人······名曰苗民。”
《書禹貢》:“河導積石。”
另外《大荒北經》:“有山名曰禹所積石,有陽山者、順山者、順水者出焉。”講出此積石為禹導九河,黃河順而流出的積石。又敘“有始州之國,有丹山,此山出丹朱也······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皆生毛,依姓食黍·····帝(舜)念之潛為之國,是指毛民。”
這裡,禹導九河的積石與“苗民”、“三苗之民”、“三苗國”、“三毛國”、“毛民之國”的有機聯繫,得到了相關史料的論述。提出注意的是:“苗”的讀音古代是讀作“毛”音的,今天的西部方言苗族自稱“蒙”,由此可見:“苗”或“有苗”的稱謂,是古代對夷蠻少數民族歧視性的誣稱而治襲成俗。《中國民族史》《林惠祥》稱“元時又有苗稱,(明)清代且以苗族統括西南各省的土著民族。”極有見地。
中國古代的氏族部落很多。《史記》、《尚書》稱:“夏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受命,號稱三千。”“武王觀兵孟津,還餘八百。”所以,古史指證的積石“三毛國”、“三苗國”、“三苗之君”、與現代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古代史前積石相對今日積石顯然相當模糊,但大體上是不錯的。今日積石山與青海交界,是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民族自治縣。東北距蘭州約一百公里,北距黃河二十公里,叢山之間是劉家峽水庫,有大夏河、洮河由南向北貫通其黃水沖積平原而注入黃河。
再放開觀察積石山的目光:黃河其北,,洮河其樂,西面是“禹導積石”的積石山峽谷,黃河出崑崙驟然轉彎,深谷若削,在今天青海循化境內。南面是阿尼公洪大雪山的西秦嶺向西環繞,止於青海湖。山地與平原之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作為一個民族的發祥地,自然條件非常理想。例如,積石山以東四十公里是臨夏,古稱河州,就是近代西北回教的聖地和大本營。②
自然條件的優越,正如《西山經》所言:“積石之山······是山萬物無不有焉。”遠古的苗民,就是這塊豐茂肥美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黔北西部方言苗族《蘆笙古歌》唱道:“從前,黃河十二岔,我們苗家十二支,六支住在銀大壩,六支住在金大壩······天不熱,地不寒,雨不多,水平靜,山青翠。莊稼若箐林,牛羊布滿山,苗家有吃又有穿。”③
這正是中國史前史新石器晚期的仰韶彩陶文化時期,這時原始人的生活已進入畜牧兼農耕階段。專家曾在甘肅馬家窯發掘出豬、狗、家畜以及大量的野牛、野鹿遺骨以及豐富的彩陶殘片,“毛民之國······依姓食黍”。黍、高梁,在《威寧苗族古書》的傳說中,苗民最先住在山上,以竹果為食,故生活艱苦,後來下到河邊找野菜,見到一種有桿植物結紅顆粒,便采來充饑,此即後來的高梁。
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有:紅苗、藍苗、白苗、花苗、青苗等色彩服飾不同的支系,在古代,這些氏族部落聚族而居,“其為人相隨”,性格平和好客,漁牧打獵,種紅高梁為食。這也是《左傳》所言伏羲氏末期“三苗”在母系對偶婚焑神農錯時代生活的真實寫照。同時,提供了今日苗瑤為上古黃河流域上著原生農耕氏族的證據,其農耕文明已發展到了相當的高度。“民族文化的最高階段是宗教的產生。”④古三苗的蘆笙文化對祖宗崇拜祭祀儀式的形成,完固了民族精神的聚合力,以此可解讀數千年業,苗瑤以獨特的生存形態存在,其民族文化很難被外來民族所同化而流失的原由所在。
《呂氏春秋·恃君覽》:“堯戰于丹水之浦”。距今約四千餘年,解讀“戰于丹水之浦”,對於研討川黔滇西部方言的遷徒是一個關鍵。
的時期是伏羲氏末期出現母系對偶婚煙的時代。這種制度下,不管真正的血統如何,只以主要的妻的生育為直系子女,如《史記·索隱》:“堯娶·····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又稱:“堯只有一子曰丹朱。“與母系血統的繼承相適應的是母系財產的繼承。所以,規定了男子出稼、女子娶夫的習俗,例如,丹朱稼有扈氏。
遠古人以母係為世系,故無姓。史稱:“堯封子于丹水,《山海經·大荒北經》言:“禹導九河”的積石“有丹山,此山出丹朱也。”是丹朱為封地,以封地面名“丹朱”。但史書上所言:“堯戰于丹水之浦”,又“封子丹朱于丹水”,且不是矛盾嗎?應當理解為:以武功著世的堯以夏兵渡黃河攻佔了積石山,征服了苗民,然後“封于丹朱于丹水。”關於這次戰爭的產生,傳說最初是由於兩支民族間為宗教祭祀的糾紛而引發,故今天川南敘永西部方方苗族的一支仍有“不吃豬心”的習俗存在。⑤近代學者許地山先生在《道教史》一書中引用《淮南子·地形訓》:“昆崙山墟以下······黃(河)水三周復其源,飲之不死,是為丹水,河水出東北陬,貫入禹所導積石山”。故而先生又說:“黃水三周復其源為丹水,是黃水與丹水無別,黃水又名丹水······”顯然,“黃水為丹水”,“貫入禹所導積石山”,這些史實的論述再一次證實:“堯戰于丹水之浦“的丹水,便是今日甘肅的積石山。史家引《水經注》,皆以今日丹江為丹水,故而三苗研討雜說不一,頗顯混亂模糊。近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在《國史大鋼》中提出:“若三苗在湖湘間。不應驅至甘肅境。”他引《戰國策·魏策》“吳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水”,說:“後世誤謂在湖湘之間,惟洞庭,彭蠡既左右易位,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當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見呂氏春秋·愛類)江北漢水流域和有名洞庭者(楚話所詠洞庭是也)。”並在《史記地名考·序》以“洞庭、彭蠡地名的演變作例,進行一番論敘,以駁斥世人言洞庭必今湘之洞庭的謬誤。
這是一次華夏炎黃集團對並非華夏的伏羲氏部落的軍事征服。黔北西部方言苗族來搶兩三次都被苗家打回去,就恨我們苗家。帶來大批的夏兵,把苗家的財產搶光,燒我們苗家的房屋,殺我們苗家的領袖,殺我們苗家老百姓,霸佔我們苗家的田,霸佔我們苗家的土·····血跟溝流、血跟溝流,我們苗家的天已經完了。”
同為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的 《威寧苗族古史傳說》一書,也有“苗家住金坪壩、銀平壩、鉛大壩”。敵人乘七十隻獨木舟,七十對大板船渡江來攻,作了七層包圍”等等相應的古史傳說。
《山海經·大荒北經》:“西北海外有黑水這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顓頊生馬雚頭,頭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
《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人名馬雚頭。鯀妻士敬,士敬子士敬曰炎融,生馬雚頭。馬雚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有頭之國。熟濮註:地所宜黑黍,皆禾類也。”
又《大荒南經》:“赤水出昆崙山。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熟濮註: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一曰三毛國。”
史料上關於兜的記載相互繁雜,解讀不易。馬雚兜,又作馬雚頭,歡頭,渾沌,或說為三苗之君,三毛國之君。不妨先以“顓頊生馬雚頭,馬雚頭生苗民,苗民厘姓“來作一番推論。
上古之代對偶婚姻,“知其母,不知其父。”又,男子出嫁,父子不同姓,故“堯、有虞氏”,“丹朱、有扈氏”《竹書紀年》載:顓頊的母親“感星光而生顓頊高陽。”《山海經》“馬雚頭······厘姓。”《三苗考》引證郝懿行:“厘與僖同,黃帝二十系中第九支即頭。”又:《國語》、《魯語》:“有虞氏祀黃帝而祖顓頊。”所以說,馬雚頭是黃帝、顓頊的黃帝的。”
另外《左傳·文十八》:“黃帝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沌。杜預註:即馬雚頭也。地鴻黃帝也。”
馬雚頭之國,“西北海外,有黑水之北。”古人以崑崙為西五母神仙的居所,為赤水、黃水、洋水、黑水、弱水、青水的發源。《淮南子·地行訓》:“(昆崙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弱水······南至於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故而。《山海經》中的“海”、“海外”及:“馬雚兜放逐崇山、自投南海”指的就是北昆化之南的今日青海湖。以馬雚兜“有翼、食海中魚”來類推,馬雚兜氏族的聚居地應當在今天的湟水,即青海湖以東,積石山黃河西北的西寧谷地。
《山海經》“馬雚頭人面鳥喙,那是原始圖騰氏族文化的表意。”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馬雚兜會造船,在青海湖上捕魚,船有帆,隨著風帆船在湖面上疾行。湟水、西寧谷地高寒,莊稼與積石有苗故土種植的紅高梁不一樣,因氣候原因只出”黑黍,(黑高梁或青果類。)另外,還在谷地草場放牧牛羊,“食肉”。
馬雚頭既為黃帝之裔,又為何為“三苗之君”?更何以率“有苗之民叛入南海”?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說:“堯的帝位不能傳給丹朱······也不是丹朱是十惡不肖的兒子,事實上是氏族評議會不能再舉丹朱。而丹朱也嫁給別的族去作好婿去了。”堯戰丹水,依靠邊馬雚部落,征服了積石山“有苗氏”,馬雚頭做了三苗的君主,封子丹水,丹朱嫁給了有扈氏做了女婿。
丹朱對於父親堯並沒有繼承的權利。所以,在華夏聯盟議事大會上,“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爆發了異常激裂的鬥爭。
古史傳說:“舜傳賢”並不可信。
《汲冢竹書》“舜篡堯位,立丹朱誠,俄又奪之。”
《路史·發揮》引《紀年》:“末德衰,為舜所囚。”
《竹書紀年》:“舜囚,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如此非常狀態下,《山海經》“······帝念這潛為之國,是此毛民。”這裡的“帝”,便是篡位后的“舜”,他對之子丹朱在積石三苗封地的一舉一動非常不放心,總以為“三苗之國”隱藏著反對他的陰謀,便稱苗民為“潛為之國”。
鑒於各個氏族部落首領間的利益衝突,馬雚頭以武力作後盾,在華夏聯盟議事會上堅決反對“舜篡堯位”的合法化。對立矛盾交熾的結果是雙方付之以武力。《荀子·議兵》上說“堯伐馬雚兜”,其實不是足信,而是舜“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手段。
戰爭似乎相當慘烈,死傷很大,積石有苗氏族部落利用了使自己可能重獲自由的機會,積極地投入了情況馬雚頭與舜的軍事行動。戰爭失利,積石山被舜的軍隊戰領,馬雚頭率有苗之人渡過黃河,“叛入南海”,向著青海湖方向敗退,直至戰爭完全失敗。
舜懲辦失敗者,將馬雚頭“放逐崇山”,“馬雚頭自投南海而死。”《山海經·海外南經》“郭濮註:馬雚頭堯臣,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以其子居南海而祀之。”舜所謂的“憐之”,不是真的憐憫寬恕,實際上將馬雚頭家族全部流放到了荒涼的青海湖。
同時,舜,這位傳以賢明而一統一天下的帝君,並沒有打算放過曾助馬雚頭“反叛”的有苗之民,於是採取了中國古代社會極其罕見、殘忍的非常手段,將一個龐大的氏族部落整體流動—“竄三苗於三危。”
傳說舜的時代,生產力最高、戰鬥力最強,所以自始就表現著對其部落的優勢。他戰勝了“共工”、馬雚兜“三苗”、“鯀”等氏族部落。戰敗者的耕地被奪取,人口被俘虜作奴隸,或被驅走流放,或成為提供稅貢的從屬。這時,社會的發展已經到了國家誕生的前夜。
《尚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馬雚頭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從而實現了軍事優勢的統一大治。
《孟子·萬章》:“殺三苗於三危。”
《河圖括地象》:“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
《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徒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
《通典》:“沙洲昔舜流三苗於三危即其地也,其後子孫為羌戎,代有其地。”
《詩地理考》:“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松諸州皆地。”疊:疊山;宕:今宕昌。皆高山窮谷之地。
像古代猶太人被流放於巴比侖,有苗氏在夏兵的驅趕下離開了積石山祖先的故土,離開平原,渡過洶湧的洮河,被流放去了三危的崇山峻岭,開始了四千年苦難的遷徒歷程。
歲月流逝,不變的是三苗後裔對其民族發源地——黃河邊的各石故圭的懷念之情·····。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的喪葬儀式有《指路蘆笙》,要引導亡靈回歸祖先故土。“他要帶上一隻管時辰的公雞,背上駑,拿著寶劍、虎傘、穿上火麻鞋、圓底花鞋·····他要過清水河、渾水河;過水溏、血溏、要爬雪山·····”⑥1991年底,貴州省民委組織了川黔滇方言民族文化考察,在雲南文山州、紅河州收集到了一首《指路歌》:“你要去見祖宗,從老家(指南方)往前走,不走日出的地方,也不走日落的地方,只能往前走,前面又有一座積雪的大山,你必須踏著雪翻過去。下面是平原,你的祖宗就在那裡。模糊而條理清晰的地理座標,提供了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從北向南遷徒的信息。歌中大雪山,應當是古三危以南今天洮河與白龍河之間高達4811米的疊山,終年積雪,樹林懋盛,山勢重疊,因而得名。其白雪高寒,是難以抹去的民族殘留記憶。
“我們苗家的天完了!我們不願跟夏人當奴隸!“黔北西部方言苗族史詩《流離遷徒蘆笙》這樣吟唱:”那些夏鬼,搶光了我們苗家的財物,燒我們苗家的房屋,血跟溝流,血跟路流。我們苗家沒有住處,我們苗家沒有立足之地。有個首領這樣吟詠:別人有家,我們有苗氏沒有家,我們象鐵鷂子和燕子去遊盪天涯。“
遷徒的不歸路充滿著苦難。“各個村寨扭成一路,大家朝著一個方向去”,“手拉著手我們去渡河,手牽著手我們翻山越嶺。他們把首領的吟唱編成蘆笙來吹,拿這首蘆笙來照應。你吹,我應;我吹,他應;起程的時候吹,在路途中吹,住宿在哪裡也要吹。”
舜流放三苗,“以易其俗”,強迫苗民改變服飾、蘆笙、語言等苗文化,但遭到了苗民的抵制。這方面的史實,也在黔北《蘆笙史詩》中反映出來。
“我們講苗話,夏人要咒;我們吹蘆笙夏人要罵;我們穿麻布衣服夏人也要亂叨;苗家穿裙子夏人也要亂造。我們苗家伸不起腰,我們苗家抬不起頭啊。”
分北三苗的“北”字可作“甄別”解,又作“背,留善惡去。”講舜命官員對三苗進行考績,針對其君臣表現實行所謂“五流三居”的分散瓦解政策。
“夏人驅趕我們上高嶺,沒有田地我們自己砍,沒有田地我們自己挖。”流放到三危的三苗之民,經過一段時間的辛勤的生產,開荒拓地,獲得了休養生息,恢復了生機。同時,又得到了一些部落的加盟,人品增多,又漸而強大起來。此時,舜在除流“四凶”后,為了緩合內部矛盾的激化,曾“休德三年”,或許用了更長時間整頓、鞏固和清理內部關係,不再輕言用兵。禹請舜對三苗用兵,遭到舜的拒絕。
《帝五世系》:“有苗氏負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執於戚而午之,有苗請服”。
《呂氏春秋·上德》:“三苗不服,禹請攻之”,是以強大的武力作後盾,“三苗乃服。”
《荀子·賦篇》:“干戈”不用三苗服。”
古史大言舜之德政,基實,“執干戚而午之”,是以強大的武力作後盾,“三苗乃服。”夏與三苗相處的時間極長,或友好利用一面,或武力征服一面。或利用、或消滅、原無一定。
和平相持的時間不會太長。當舜將目光從甘、陝、謂河流域轉向黃河中下游平原,面對東夷的挑戰,他決心清除後患,“執干戚而午之”,“分北三苗”,用政治手段解決三苗問題。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五流三居”。針對三苗氏族部落極多,支系紛雜,分佈有遠有近,有親有疏的狀況,史前文明的政治手段來處置苗民的方法擬已不少:有“竄”,有“施象刑“有”“宅”或安插;有“丕敘”,大張齊鼓的聲討,或使之就範······內部的分化瓦解,“不令相從,善惡明”,進一步削弱了三苗的力量。
《正義》曰:“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不復從化,是暗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又云:“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司爵,或徙之遠方。升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
被“五流者”為“暗”:愚昧、糊塗、凶頑、復不從化。於是,三苗之中的大部分氏族部落又面臨舜的軍事擠壓被迫離開三危,向東南,渡西漢水,翻過三危以南,西秦嶺終年積雪的疊山以東的徽(縣)、成(縣)盆地,再渡過嘉陵江上游而進入漢水流域。
而那些未隨大部遷徙的“三居”者,則與當地羌人融合,演化成了中國古代的“羌”。古克稱:“西羌之本,出自三苗”,那斷然是不錯的。
《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地圖》(一九五六·瀋陽師範學院)關於公元前21—前16紀紀夏代各氏族活動的區域地圖上,有苗氏的活動區域被標定在漢水流域。這基本上是“分北三苗”、“五流三居”後有苗氏向南遷徙后的概況。
“禹攻三苗而東夷之兵不起。”這表明禹征東夷在其後,為免除心腹之患,先以“苗頑弗其工”,不尊王,不納貢為由。大集諸侯,宣布對有苗氏的戰爭。
這應當是在舜死後發生的戰事。華夏母系氏族聯合軍務酋充任,又為舜、禹舜死,又推選益補兩頭軍務酋長制。如堯、舜兩頭。堯死,選舉禹充任,又為舜、禹;舜死,又推選益補充,又成禹、益兩頭。故而,對三苗的戰爭初期失利,“三旬苗民逆命”,禹重新班師振旅,“益贊於禹”,表示了對戰爭的支持。
對有苗氏的戰爭非常殘酷。
《古本竹書紀年》:“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夜不出“。
《隨巢子》:‘昔三苗大亂,龍生於苗,犬哭於市。“
《論衡》:“三苗之亡,五穀變種,鬼哭於郊。”
《金匱》:“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
血流遍野,幾無人煙,戰爭的慘烈,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墨子·菲攻》:“后乃遂幾”,三苗衰亡。自此,史書上不再有關於“有苗氏”的記載。
《今本竹書紀年》:“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分析其透出信息:大部分被迫向南遷徙后,少部有苗氏部落被迫歸順,成為奴隸。“三十五年”是“夏禹三十五年”,禹命令他的兒子啟領兵征伐有苗氏。特別注意的是:啟所征討的對象是有苗氏,即古代史之三苗——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的人。其中,並未含有“九黎”的相關存在史實,因為上古代的九黎從未被稱作“苗”,“有苗”。西南夷的史料中出現“苗”的泛稱,已經是宋代的事情,以南宋初年計算,有苗氏不見於史書大約過去了二千百年!而有苗氏遷徙抵達漢水流域活動的時間可以肯定不超過五十年。
禹子夏后啟,對另一位軍事酋長羿有扈氏進行征計,大戰於甘,將戰,作《甘拆》。······“逐滅有扈氏,天下咸期”。以子承父位,建立父本位概念的奴隸制國家。甘陝為史前文明的午台,故《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仵九代。
再分析,成湯伐夏之際,《史記·本紀》:“夏不懷德,以武傷百姓”,所謂失其民,失其心,血海深仇,有苗氏必有聞其聲而參加討伐桀者,只是古史上無文字可傳,後人不知。
古史再無“三苗”記載。
《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地圖》上,朝著南方遷徙的苗氏出現在公元前11—前8世紀的西周王國的地圖上,以“予”的部落形式被標定在岷江及嘉陵江之間的長江以南廣大區域,即今川南、黔北一帶,已有兩千八百年的歷史。
“從前五支奶,居住在東方,從前六支祖,居住在東方;就在海邊邊,天水緊相連。”九黎、蚩尤是約公元前4000年活動在黃河中下游平原的古代氏族部落聯盟,其流傳至今的苗族古歌同樣反映了歷史的真象。興於姬水的黃帝部聰明由西向東朝著黃河下游的平原發展,與九黎蚩尤衝突,最後在北京附近懷來的涿鹿之野將東方九黎打敗。尤被擒殺,其九黎部落被迫離開黃河流域,向南方遷徙。
九黎蚩尤,制兵善戰,威振天下,古史記載甚多,故不贅言。相傳,殷商鑄九鼎,將其圖騰形象鑄與鼎底······然而,古代巫風之盛,秦漢所封八神主:“天、地、兵、陰、陽、月、日四時”。其兵主即為蚩尤。並建兵主祠以戰神而祀之。明、清之際,川南仍存蚩尤廟。
蚩尤是苗族共同崇敬的祖先。黔東南苗族尊其“榜香尤”湘西苗族稱“剖尤”、“絞黎夠尤”;而川黔滇方言苗族則直接稱呼“蚩尤”,與漢人相同。分析:九黎之裔的黔東南苗族自然不能對其祖宗直呼其名,乃人之常情:而西部方言苗族則因其祖源完全不同,則不必忌妒。民族的祖先崇拜可為一切宗教的根源。中國古代的祖先崇拜在於有影響者,不必是完勝的英雄,如羿、蚩尤;也不必是同族的祖先,如對炎黃始祖黃帝。舊時川南蚩尤廟,因為古川屬舊地受漢文化影響甚深,故而羌尤廟與其它巫風巫俗之神靈雜存,亦不奇怪。
解讀古三苗,則完全是一部記載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起源與遷徙的史實,源於黃水上游西北積石的“有苗氏”與黃河下游的,“東方九黎”是今日苗族完全不同的地域源出,苗族以其蘆笙文化為共源,以祀祖宗的巫俗為其宗教,三大方言的融匯稱為苗族是其後十千多年形成的。有苗氏離開三危之地,向南遷徙於漢水流域,時間不會超過五十年,便被夏禹施行戰爭重創而繼續向南遷徙。故而,九黎蚩尤與古三苗並無傳承影響相關的史實可以作證。
至於湘西東部方言苗族的源出,因本人無史料可作研究,不敢妄言。但追溯盤瓠神話又有關於“犬”的圖騰,則源於上古代盤瓠氏族部落主體是沒有問題的。但史家以“犬”圖騰指證為西周之際的西北“犬戎”則歷史太晚,並不可人。疑為發源於今天河南伊水,洛水流域的上古共工氏的後裔,其氏族部落為農耕土著伏羲氏。《尚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荀子·議兵》“禹伐共工”“禹逐共工”,被西來華夏集團的軍事征服而逐出故土,遷徙向南至武陵,古史稱“五陵蠻”、“荊蠻”。
近代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別》言:“中國古代文化,創造於泰族,導源於東方,炎黃二族後起,自應多承襲之,然現兩族各有獨擅之文化·····唯炎族較樸陋,而亦有其特殊之點可尋。”發源於西北甘南積石山,有苗氏歷經了三千多年的流離遷徙,世代口蘆笙文化仍然表達了與東方九黎完全不同的華夏神話色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關於族源的神話傳產竟然與漢族“盤古開天地”神話傳說完全一致,相對照之下,九黎之裔的黔東南中部方言苗族關於族源的傳說則是“楓木是萬物的始祖”,“蝴蝶媽媽懷十二個蛋,生出姜央(人祖)。”⑦
北黔《蘆笙文化》開篇為:“盤古開天地。“”洪水滔天······伏羲去西天取來火種。“伏羲女媧制人倫······。”“夷羿除四害,制神箭,除魔日。”傳說,蘆笙文化便起源於伏羲、女媧。《世本》、“女媧作笙簧。”《風俗篇》:“伏羲作瑟,女媧作簧。苗家世代傳敘:“勒努、都扭制笙鼓。”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的蘆笙依然保持著古代五音階的原滋原味,苗族古歌蘆笙以苗族的口語音色來吹秦、流傳,演唱自由,故無高亢的音調解讀很難,非本族行家難諳此中之道。
傳說文王制八卦為周易。但八卦的形成到完善之間有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但它源於西北傳為“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則是沒有疑問的。今天,苗族使用保存的木卦、竹卦、確乎是四千年以前原始卦的形態,這應當是川黔滇西部方苗族原導於上故伏羲氏文化的“活化廠石“實件。
《山神經、西山經》“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兩首馬尾,其音勃皇。“筆者曾向黔北西部方言苗族專家馬德光先生詢問過其民族的原始圖騰,回答:“不太明繚,但似乎有牛的形象,總之,對牛有種特殊的感覺······。”古代伏羲、神農氏的圖騰為“龍身牛首。”這其狀如牛的天神,或許便是史前史苗家起源時其民族圖騰殘留的記憶。有苗氏“依姓食黍”,聚族而居,衣飾色彩鮮麗而怪異,“巫以歌舞以事神”,“其音如勃皇”。悅耳、洪亮的聲音,那是蘆笙在吹秦。
“積石山在甘肅夏西北,即唐述山,。”《水經注》:“黃河北有神山,每見神往還,俗人不悟神仙,謂之神鬼。“可以想見,有苗氏被迫流放遷徙去了三危,那殘留未去的逃去了黃河北岸青海的崇山峻岭······若干年過去了,奇異的服飾和馬背上飄動的身影,遠遠望去,應該是一種”“神鬼的幻覺”。
央視十二台曾有關於青海的一支少數民族“土族”的報導。土族姑娘的衣飾刺繡花紋圖案與今日黔北“紅苗”、“紅苗”的衣飾花紋類同,真是令人驚嘆!希望有識之士進深入調查研究。
禹對三苗發動滅絕性的戰爭,有苗氏衰亡,被迫離開漢水流域,向南進行大規模,大幅度的遠距離遷徙,他們渡過“清水河”,以分散的狀態陸續進入了岷江之間長江以南的廣大區域。
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婦女的衣裙重圖案大同小異,基本結構大體一致;圍裙從上到下的第一道白色橫帶表示渾水河(黃河),第二道較細的白衣橫帶表示清水河(長江),以下的細密花紋與山字型的刺繡圖案,表示她們的祖先從北向南遷徙流離所經歷的千山萬水······。
三千多年來,這支飽受戰爭重創的民族再也沒有出現過集中的氏族元老領袖,也從未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和統一強大的整體力量,政治、經濟、文化的落後以及民族內部的支系繁多、互不通婚,互不相率與散居的特點,使這支民族沒有屬於自己的區域領地,從而在激烈的民族矛盾與階段矛盾中始終處於弱勢地位。
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在歷史上總是分別依附,從屬於所在地的主要民族,在古播州漢化的洑僚楊氏土司、彝人水西安氏土聲速 和永寧奢氏的勢力範圍內,他們被役屬,被當作戰爭的工具,在征服與被征服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被捲入血與火的戰爭。
經過四百年前“土人存十之一、二”的平播戰爭,以及長達八年的“安奢之亂”,島。上世紀七十年代,隨著印度支那局勢的變化,十多萬寮國苗民淪為難民,最後散布在全世界五大洲10多個國家。中國苗族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民族,這處長達三千多年的遷徙流離是世界民族史上少有奇迹!
今天,川黔滇西北方言苗族仍然處於一種大分散、小聚居的自然狀態,經自身的歷史的漫長的遷徙苦難中被消磨、淡公而少為人知,更少有專家學者對其深入研究······但它仍然頑強地堅守著自己的蘆笙文化,即便在現代商品化的浪潮中,受到衝擊的民族文化,其流失速度已經不可避免的在加快。
透過歷史的迷霧,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的起源與遷徙正在被重新解讀,神秘的伏羲氏史前文明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新苗學生研究鋪展開了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