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宗

張承宗原籍浙江寧波，解放戰爭時期，他出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書記，冒著生命危險，戰鬥在白色恐怖下，開闢了第二條戰線，為人民解放軍接管上海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全國解放后，他又按照黨的安排，在黨政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熱心開展統戰工作，為建設新上海而努力。直至晚年，他還在為發展滬港、滬甬的經濟而操勞。他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上海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社會活動家。

張承宗，原名張德基，字履齋，號孟和，又名人俊。浙江鎮海小港街道衙前村人。6歲隨父到上海，在市北中學附小讀書，后入工部局華童公學讀中學。青年時代，就積極追求革命。1935年4月，在上海加入“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同年12月，參與組織“職業青年救國大同盟”，並任第四大隊隊長。193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時期，受黨派遣，先後在上海敵占區、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工作。歷任中共上海地下黨銀業界總支委員會書記、金融界委員會書記、職業界委員會宣傳部長，中共江蘇省委情報委員會書記、中共華中局城工部秘書兼幹部科科長。八一三事變后，協助華中局城工部部長劉曉領導上海、南京、杭州等敵占區的地下工作，配合新四軍開展敵後武裝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回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地下黨市委委員。1947年1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地下黨市委書記，負責工人、職員、教員、學生、警察和郊區等方面的黨群工作，卓有成效地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和接管上海，為上海的解放和接管作出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中共普陀區委書記，國棉一廠黨委書記，華東紡織工業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兼上海市紡織局黨委書記、局長、市科委副主任及中共上海市委委員。1958年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1962年任上海市副市長兼秘書長。對上海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紡織工業、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被關押達5年之久。1973年秋恢復工作，擔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區委副書記、書記。1979年後，相繼擔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市文管會主任，第七屆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上海市第五、六屆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中共上海市委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上海市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及中國福利會副理事長、滬港經濟發展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堅定地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為撥亂反正、落實黨的統戰政策、開創上海統一戰線工作的新局面，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黨內外人士廣泛讚譽。

張承宗自己編寫出版了《紅艷千般》、《曉珠天上》兩本文集，成為寶貴的文史資料。

《張承宗傳》上海首發

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張雲教授撰寫的《張承宗傳》首發式日前舉行。

曾任中共地下黨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副市長的張承宗，是一位才華過人而又有神秘色彩的傳奇人物，在長達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新中國的成立和上海的解放及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40萬字、200餘幅珍貴歷史圖片的《張承宗傳》，詳盡真實地反映了那一頁逝去的歷史。

全國政協常委趙啟正為該書作序並向活動發來賀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楊曉渡發來賀詞。來自市委有關部門的領導以及張承宗同志的老戰友、老部下、親屬、家鄉代表和本市黨史學界的專家學者近200人與會。

2007年正逢張承宗百年誕辰，在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領導下，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鬥爭史陳列館等單位經過精心策劃，分別出版了《曉珠天上紅千般——張承宗百年誕辰紀念圖文集》、《張承宗畫傳——紀念張承宗誕辰100周年》等圖文集，並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活動。

張承宗，1910年6月4日生於浙江鎮海縣（今寧波北侖區）江南衙前崇丘鄉康樂橋，是衙前張氏第23代。祖父張汝蘅，生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是廩貢生，敕授修職佐郎，以教書為生，著書撰文，留有“說文易簡錄”和“詩文鈔”若干卷，一手好書法，常為鄉親婚喪喜慶寫對聯，為許多商店寫招牌。張汝蘅有3個兒子，張承宗的父親張昌齡為老三，生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青年時到上海謀生，曾在通惠銀行當跑街，精打細算，積蓄漸多，後來當了德興錢莊的經理。因1922年～1923年金融風潮的影響，德興錢莊倒閉，張昌齡一氣成疾，於1924年去世。張承宗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二弟原名德辯，字困齋，三弟德順，字豫齋。張承宗6歲到上海，住愛爾匠路（近安慶路）鄞安坊，在市北中學附屬小學讀書，直至小學畢業。后移居溫州路耕疇里，考入上海工部局設立的華童公學讀中學。那時他們所用的課本基本是英文版，歷史、地理、算術、代數、物理全都是英文，中文課上的四書則用中英文對照，打破張承宗平靜讀書生活的是1925年的“五卅”慘案。

1925年5月30日，正好是星期六，下午學校不上課。張承宗和二弟困齋一起，沿著南京路向東前進。快到老閘捕房的時候，他們看到學生和工人的遊行隊伍，從外灘方向朝西走來。許多人手裡拿著小旗子，散發打倒帝國主義的傳單，抗議日本紗廠屠殺工人顧正紅。3點多鐘，聚集在巡捕房門口的群眾已經達到一萬多人，他們群情激昂，高呼口號。張承宗和弟弟站在同昌車行隔壁的一家商店門口觀看，突然聽到幾聲清脆的槍聲。那一刻，他們親眼目睹了英國巡捕房的巡官和印度巡捕是怎樣排著隊，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的。張承宗目睹此景，頓時熱血沸騰，義憤填膺。帝國主義分子的野蠻行徑震驚了張承宗那顆少年的心，使他認識了帝國主義是如何在中國的土地上欺侮中國人的。他和弟弟跑回家，把剛才看到的情景一五一十地告訴家人和鄰居，大家對英國巡捕的行為都很氣憤。他們買了很多麵包和餅乾，讓張承宗和張困齋送到老閘捕房去慰問被捕學生。第二天是星期天，張承宗和二弟仍然到南京路去，他們看到許多女工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冒著細雨在遊行。南京路上到處是巡捕，荷槍實彈，用消防龍頭妄圖衝散遊行群眾。1925年6月1日是星期一，張承宗到華童公學去。一大早，同學們就已經聚集在操場上開會，控訴帝國主義在南京路上的暴行。在台階上發言的有張承宗的同班同學，也有高年級同學。演說者慷慨陳詞，聲淚俱下；聽講者群情激昂，血脈賁張。最後，決定全體罷課，以響應全市的罷工、罷市和罷課。散會後，他們在學校附近的馬路上遊行示威。

不久，因為聖約翰大學校長干涉、侮辱學生升國旗活動，引發了該校學生的離校運動。一時間，許多教會學校紛紛響應，張承宗所在的華童公學學生也積極參加。教會學校學生的離校運動受到全市各界的廣泛注意，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於是，由部分家長、工商界、社會知名人士發起，創辦了光華大學。光華大學是“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產物。張承宗也參加了離校運動，於是脫離華童公學，轉入光華大學附屬中學高三年級，畢業后又轉入光華大學本科一年級。

張承宗讀的是經濟系，選讀了銀行學等課程。他讀大學的兩年，正是北伐、大革命時期，校中政治氣氛活躍，同學好友中傳閱大量革命讀物，各種思潮都有，他漸漸接觸到馬列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書籍，並第一次閱讀到陳望道最早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在這期間，他還參加了“五卅”運動一周年和兩周年的紀念活動。雖然當時時局緊張，租界當局戒備森嚴，但他們還是在危險的情況下，秘密完成了紀念活動。張承宗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心地善良，在光華讀書期間就為校刊寫過一篇同情黃包車夫艱難生活的短文。

1927年春天，張承宗回到鎮海，先是遇到國民革命軍到達寧波、鎮海，又是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覺得革命很有希望。但是很快風雲突變，上海發生“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共產黨員、工人學生慘遭屠殺，風波立即擴及鎮海，親友中就有被捕被殺的。張承宗親身領悟到：革命不是一帆風順的，道路是曲折的、艱苦的。

1928年初，張承宗和同鄉江南石橋雙斢屋的俞雪蓮結婚。婚後到上海市銀行當職員，2年後轉到辛泰銀行當職員。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張氏兄弟在周圍群眾中宣傳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我軍民奮起抗日，張承宗在親友中募錢，慰問前線抗日將士。1932年起，張承宗、張困齋和上海銀行的周晴、袁君實相約共同抗日，尋找共產黨。幾個人自籌資金，出版《石榴》半月刊，由美泰印務局印刷，封面由商務印書館凌書人設計。取名《石榴》，寓意是“象徵一顆顆紅色的心傾向赤色共產黨。”張承宗擔任編輯，他以“皎川”、“判依”等筆名，寫了《代發刊詞》、《何以保華北》、《民權保障同盟》、《為鎮海愚民辨》、《清道夫》、《漫談的漫談》等文章。到1933年出版第4期，即遭國民黨當局禁止而停刊。1934年張承宗看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的傳單、《紅色中華報》和《布爾什維克》后，參加了社會科學工作者聯盟和武裝自衛的活動。1935年4月加入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正式參加革命工作。不久，有機會看到《救國時報》，讀到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頓覺抗日有了明確目標，革命行動更加堅定。於是以河南路李卻的名義直接向巴黎訂了一份《救國時報》。巴黎方面十分熱情，不僅寄來《救國時報》，還寄來各種宣傳品，最多時達到幾十種，張承宗就把這些材料夾在銀行儲蓄說明書里，根據不同對象伺機發出以擴大宣傳影響。

1936年6月中旬，銀錢業、保險界、金融界、信託公司等20餘人召開發起人會議，發起成立一個群眾性組織“銀錢業業餘聯誼會”，推舉邵君美、周晴、張人俊（承宗）等5人為幹事會幹事，負責起草籌建“銀聯”的意見書。1936年10月4日召開成立大會，正式定名為“上海市銀錢業同人業餘聯誼會”，張承宗當選為理事。從那以後，“上海職業界救國會”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廣泛組織發動群眾，爭取上層人士，開展統一戰線，培養積極分子，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扭轉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拒絕利用合法、脫離群眾的錯誤做法。從此，“銀聯”蓬勃發展，到1939年會員達1萬多人。1937年8月張承宗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辛泰銀行建立了上海第1個銀行黨支部，1938年建立了金融業黨委，張承宗均為第一任書記。 “八一三”上海事變，日軍進攻上海，“上海各界救國會”改為“上海各界救亡協會”。“銀聯”組織了“上海銀業同人戰時服務團”，發動群眾，支持抗戰，救濟難胞，還組織百人大合唱，到市區街頭、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宣傳抗日。半年時間裡“銀聯”發展黨員一百餘人，並動員和輸送幹部、積極分子到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去。“銀聯”的黨組織從總支發展為黨委，成為上海職業界的一個重點黨組織。它在實際鬥爭中以“聯絡感情，交流學識，改良業餘生活，提高正當娛樂，增進服務效能，促進銀錢業業務”為宗旨，廣泛團結同仁的做法，得到中共江蘇省委領導的肯定，認為張承宗等同志的做法是“黨的白區工作利用合法形式鬥爭的一種創造，是轉變王明‘左’傾路線的一個新經驗”。江蘇省委向中央彙報“銀聯”這種做法時，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揚。1939年，張承宗任地下黨職業界黨委委員兼宣傳部長，並負責領導編輯出版《職業生活》周刊。主要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上海職工運動的方針政策，在職員、工人和學生中影響很大，創刊於1939年4月15日。當時，張承宗白天從早晨8點到晚上7點從事公開職業。下班以後，還要搞黨的工作，聯繫有關的支部和黨員，回到家裡常常已經是深夜12點鐘了，再開始著手編輯工作。他的家在一個二樓的后間，大約只有6平方米大小，裡面放一張床后，就剩下一條狹窄的走道，邊角上放一隻馬桶。扶梯上釘有一塊木板，夜深人靜，妻子和孩子睡著后，張承宗就把這塊木板當作寫字檯，在上面寫文章，先後寫出了三四十篇。1940年4月18日，《職業生活》周刊被公共租界部“諭令”停刊。

1940年上海形勢日益惡化，日本特務機關收集了一批抗日積極分子黑名單，張承宗的名字也在裡面（這是張承宗第一次被敵人列入黑名單）。江蘇省委決定張承宗從公開的職業和“銀聯”等團體撤出，調入江蘇省委新成立的情報委員會，擔任書記，直接由江蘇省委副書記劉長勝領導，任務是派遣得力幹部打入日偽政治經濟組織，與敵偽作隱蔽的鬥爭。1941年12月，日軍進入上海租界，形勢急轉直下。日本特務和憲兵瘋狂破壞我地下黨組織，逮捕抗日分子，禁止任何團體活動，不允許有3人以上的任何集會。中央為保護敵占區幹部，培養和訓練幹部，決定江蘇省委機關及各區委以上負責幹部都撤離到新四軍根據地去。1942年8月，張承宗奉命撤離到根據地。因為這是黨內秘密行動，不能告訴妻兒，直到臨行前，他才寫下了一封告別信，偷偷塞在妻子的枕頭下面，告訴她，自己到理想的地方去了，一定會回來的，就這樣離開了上海。江蘇省委在淮南顧家圩子（現江蘇盱眙縣和安徽天長縣交界處）舉辦幹部訓練班。訓練班設4個支部共二百幾十人：一個是省委領導和機關同志，一個是工人界支部，另外是學生支部和職業界支部，張承宗是工人界支部書記。訓練班主要是總結地下鬥爭經驗，學習黨的總路線和敵占區工作方針：中國革命以武裝鬥爭為主，農村包圍城市，最後解放城市的總方針；敵占區堅持“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16個字方針，為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作準備。通過學習，幹部們的思想都有很大提高，明確了奮鬥目標，增強了爭取勝利的信心。1943年3月，中共中央華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劉曉任部長，劉長勝任副部長，張承宗任秘書兼幹部科長。城工部領導江蘇、上海敵占區工作。3年中輪訓幹部近千人，派遣幹部進出敵占區約2000人次，建立了根據地和敵占區之間的交通線，為配合解放軍解放城市作好準備。振奮人心的喜訊終於傳來，1945年8月8日黨中央電告：蘇聯已對日宣戰，日本即將投降。當夜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機關領導徹夜未眠，決定新四軍準備進攻大中城市，進攻上海。8月9日中共中央華中局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劉長勝任書記，張承宗等4人為委員，命令城工部幹部立即回上海，發動群眾，組織地下軍，裡應外合，配合新四軍解放上海。八年抗戰，苦日子終於熬出頭了，城工部幹部和上海地下黨同志興奮異常，勝利即將到來，準備工作順利進行。8月11日，張承宗迅速回到了闊別了3年的上海，站在滔滔的黃浦江邊，此時的張承宗經過城工部3年的工作、學習、總結、鍛煉，更成熟了，更老練了，革命的意志更堅定了。一到上海，張承宗等立即找到了工委、職委、學委、教委、警委等同志，分頭傳達了中央指示，並迅速傳達到各級組織。全體黨員不分晝夜，鬥志昂揚，積極準備。廣大工人職員、教師學生以及各界人士無不歡欣鼓舞，許多工人已貼出“歡迎新四軍”，“歡迎劉長勝任市長”等標語，學生們也準備了小旗、標語，市郊遊擊隊準備分散隱蔽地進入市區和工人地下軍會合，等待配合新四軍浙東部隊前來解放上海。但是局勢很快發生了變化，日本於8月15日宣布投降，蔣介石政府壟斷了受降權，勾結偽軍阻止我軍攻打大城市。中共中央於8月21日14時和24時兩次急電，命令上海起義緊急終止，撤出游擊隊和地下軍。新四軍浙東部隊北撤到山東，上海地下黨從組織武裝起義轉向深入發動和組織群眾，以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和社會各階層、各黨派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繼續執行中央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16字方針。

張承宗根據十多年的鬥爭經驗，冷靜沉著地思考“16字方針”的執行方案，深知黨的工作必須牢牢紮根在群眾之中，必須深入工人職員、教師學生之中做長期、艱苦、細緻的思想發動工作，切戒盲動、急躁，不講主客觀條件蠻幹。否則，必將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損失。要把人民群眾最迫切的要求與當時革命形勢密切結合起來，提出適當的口號，扎紮實實，一點一滴地積累。一旦時機成熟，便會爆發出巨大的力量。為此，市委深入發動組織群眾僅用一年左右的時間，建立各行業工會400多個，參加職工30多萬人，全市大中學校建立數以百計的學生會。在群眾團體的基礎上，全市性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正式成立。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派出知名人士11人組成的和平請願團到南京去請願。學生、工人、職員、教師、市民共5萬多人聚集北火車站廣場歡送。中共中央上海局劉曉、劉長勝現場指揮，張承宗等人參加指揮和現場聯絡。廣場上人山人海，歡送隊伍高呼“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口號，顯示了抗戰勝利後上海人民革命力量的一次大匯合、大檢閱。張承宗還領導了科技和警察系統的地下黨委，團結了一大批科技界的專家、教授、知識界知名人士，壯大了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在反動統治的心臟部門國民黨警察局裡，建立了地下黨警察委員會。從抗戰勝利到解放前夕黨員人數從100發展到500人，建立黨支部20個。各警察分局、監獄、“飛行堡壘大隊”中都有黨支部，黨的積極分子有2000多人。張承宗巧妙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策動他們相互打擊。1947年7月27日，張承宗回家途中聽到一陣槍聲，不知發生什麼事情，回家后立即打電話給警委書記，原來是國民黨憲兵與警察在金都戲院發生衝突，打死打傷14名警察，一時秩序大亂。張承宗抓住這一時機，通知警委向新成、老閘分局和警校傳達慘案經過，發起全市警察大罷崗。警校學員分坐10多輛卡車到憲兵團部，高呼“殺人償命！”此事驚動了蔣介石，蔣介石嚴厲訓斥上海市長吳國楨。高層官員怕事態擴大，馬上答應了警方的要求。1947年5月19日，上海學生7000餘人，衝破敵人阻撓，舉行反飢餓、反內戰遊行。20日，上海等地學生在南京示威請願，被國民黨軍警打成重傷20多人，被打500多人，被捕20多人。24日，上海73所大中學校罷課，參加學生5萬多人。接著工人也參加進來，開展反飢餓、反內戰鬥爭，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顯示了人民民主運動有了新發展，給國民黨反動統治以沉重打擊。5月30日，毛澤東指出“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學生運動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這給上海學生和工人的民主運動以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1947年9月，中共上海地下黨市委成立，張承宗任書記，直接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導，直至上海解放。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渡江在即，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上海市委積極準備，迎接解放。張承宗馬上部署各黨委，開展反破壞、反屠殺、反遷移，護廠護校鬥爭，秘密組織了上海人民保安隊和宣傳隊。工人、職員、學生、教師參加人民保安隊6萬人，參加宣傳隊4萬人。對國民黨機關、海關、郵電、鐵路、水電煤氣、公共交通、銀行報館、工廠企業、學校醫院的財產檔案作好保護工作，為共產黨接管作好準備。1949年3月，國民黨偵察並破壞了上海市委機關的秘密電台，逮捕了報務員秦鴻鈞和電台領導人張承宗的弟弟張困齋，張承宗也險遭不測。戰爭離上海越來越近，敵人也越來越瘋狂，張承宗等人的處境也越來越危險。此時在解放區的陳毅、劉曉等領導得知消息后，非常關心，指示劉長勝、張承宗等撤離到解放區。但他們卻毅然致電華東局，堅決要求留在上海指揮迎接解放的戰鬥。5月12日，人民解放軍包圍上海，開始攻入市區，直到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其時戰火激烈，硝煙瀰漫，張承宗和市委通知全黨9000餘名黨員，10萬人保安隊和宣傳隊員連夜出動，進入各崗位，配合迎接解放軍。絕大部分工廠機器照常運轉，學校繼續上課，商店開門營業，水電煤氣電話從未中斷，市政交通正常，甚至警察照常維持秩序，這可以說是戰爭史上的奇迹，是武裝奪取政權史上的奇迹。5月25日清晨，張承宗奉劉長勝之命，到新開河與第三野戰軍第27軍軍長聶鳳智將軍會晤，兩人緊緊握手，張承宗激動萬分，地下黨員和上海人民盼望的勝利時刻終於來到了。27日晚上，第三野戰軍司令員、第一任上海市市長陳毅與劉長勝、張承宗握著手說：“哎呀，我們真擔心你們的安全呀！”幾十年來一直在白色恐怖殘酷迫害環境下，沉著冷靜指揮地下黨戰鬥的張承宗，百感交集，熱淚盈眶。張承宗時年38歲，體重僅50公斤。上海解放后，張承宗擔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長。當時正值解放初期，首要的任務是迅速組織大批南下幹部和原地下黨幹部投入接管工作，很多原地下黨的領導幹部到市委組織部報到、轉黨的組織關係，都由他親自談話，親自批辦。解放初期，市委按照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著重在廣大黨員和幹部中進行形勢、任務、政策、紀律的教育。為加強對機關學習的領導，市委成立了直屬機關幹部學習委員會，張承宗擔任副主任委員。他既在學習上起帶頭作用，又參與市委直屬機關幹部學習的領導工作。1951年3月，張承宗調任普陀區區委書記。1953年，張承宗任華東紡織管理局局長，1954年兼任上海市紡織工業管理局局長。在他的主持下，制訂了上海紡織工業（華東局系統）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下達后，上海紡織工業系統每年都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每年都超額完成計劃，在當時穩定紡織品市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抓內銷促生產的同時，他還以紡織品為突破口，增加出口。到1958年，上海紡織系統出口商品金額達到60541萬元。1954年，將上海振豐棉織廠內遷合肥，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家內遷的紡織廠，為以後上海紡織工業老基地遷設備、遷工廠、輸送人才、支援全國紡織工業開了好頭。 1955年，張承宗騰出手來組織成立華東紡織管理局幹部學校，次年學校一分為二，建立第一、第二兩所幹部學校，這就是上海市紡織工業局幹校的前身。幾十年來，它為上海紡織工業培養了大批各類專業幹部。1955年，華東紡織管理局採取領導、工人、技術員三結合方式，對各項制度進行測定、制定、貫徹和考核，1956年正式在全行業推行部頒標準，上海各行業技術經濟指標在全國紡織工業中均處於領先地位。據統計，在1952～1958年間，上海紡織系統共上繳國家利稅41．25億元，為國家建設積累了大量資金。

兼任上海市紡織工業管理局局長，張承宗承擔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據1956年公私合營時的統計，華東紡織局管理的企業除34家國營工廠和2家合營企業外，先後有700家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上海市紡織局所屬的13個行業共有3829家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在公私合營過程中，張承宗對重點的棉紡織行業實行個別合營、分批合營、全行業合營三個步驟，並妥善安排合營后的資方人員，因而受到一致好評。1958年，張承宗開始領導籌建上海合成纖維實驗廠，翌年建成投產，先後紡出國內第一根腈綸絲、第一根錦綸絲。後來化纖發展成為一個行業，成為上海紡織工業的原料基地。

1960年，張承宗調離上海紡織局，但他幾十年來一直與上海紡織工業保持密切的聯繫。上海紡織系統的一些重大活動，都經常要請老局長來共聚情懷。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他擔任了滬港經濟發展協會名譽會長，經常為兩地的經濟合作穿針引線，不辭辛勞地為紡織工業向外向型經濟發展默默奉獻。

1962年，張承宗被推選為上海市副市長兼市政府秘書長，分管上海市政府日常行政事務、科技、統戰以及部分外事、政法和民政工作，事無巨細，樣樣要管，不論是社會問題，還是企業工廠出了大的事故，他都要趕到現場，進行處理。他處理問題講求效率，從不拖拉，即使是深更半夜也要及時處理。他待人和氣，不擺架子，嚴謹自律，克盡職守；他工作積極負責，雖要主持多項工作，卻從不敷衍了事，許多方面都親自動手，就連審批文件、批閱簡報等常規工作，也從不簡單圈閱了事，總是留在身邊細看，有時逐字逐句修改完善，但又從不積壓。每次在黨員大會或幹部會議上做報告，他只要求辦公室提供黨員的思想情況和有關反映，然後由自己親自動手撰寫講稿。各個時期的工作安排，他都針對實際情況提出綱要。

他強調黨的機關工作必須抓住兩環：一是認真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三門課程；二是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抓好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組織生活。他經常叮囑錦江、和平等十大飯店的領導幹部要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為武器，嚴格要求自己，警惕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他常說：“飯店經理不能靠吃喝，而要以黨的優良傳統，帶領職工管好飯店。”他自奉節儉，絕對不講排場，從不到自己管轄下的各大飯店去吃喝玩樂。他嚴格掌握政策，崇尚實際，作風踏實，講究辦事效率，深為同志們所稱道。

儘管如此，因為他解放前長期從事上海地下鬥爭，曾經處在極為複雜的環境中，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首當其衝，自然成為衝擊的重大目標。張承宗被誣為叛徒、特務、老反革命、假黨員、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等多種罪名，多次遭到批鬥。不久即被押送到漕河涇少年勞動教養所監禁起來隔離審查。1969年底，專案組又將他轉移到奉賢五七幹校。直至1972年夏，張承宗終於被宣布解除管制。五年禁閉生活結束時，60出頭的張承宗已經滿頭白髮，臉上浮腫，血壓升高。

1973年後張承宗任中共普陀區委副書記、書記。

粉碎“四人幫”后，張承宗擔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同時出任市委統戰部長。當時統戰部門所面臨的最繁重工作，就是處理工商界、知識界等各界人士在“文革”中被查抄的金銀財物、存款和住房等問題。中央對這一工作極為重視，多次派遣萬景光、童小鵬等來滬調研，召開座談會，了解情況。每次，張承宗都積極配合。1978年，他參與起草了上海市委《關於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了一系列關於退回查抄物資，安排使用有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工商業者，以及正確對待其子女的政策和辦法。針對當時有些人的思想還沒有轉過彎來的實際情況，他按照黨的有關政策，耐心細緻講道理，幫助他們提高思想認識。他趁參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便，向中央有關部門彙報上海統一戰線工作。次年1月初，中央充分肯定了上海市委報告中提出的建議，並批轉了報告，在工商界和海內外激起很大反響。

1979年，在落實有關原工商業者的八條政策時，張承宗做了一件在當時人們看來“十分大膽”的工作。當時，國家發還了原工商業者的抄家物資，補發了他們的工資。工商業者喜出望外，不少人開始忙著把財產分給子女。張承宗看到這種現象，覺得國家和上海的建設經費還很緊張，應該讓這筆錢更好地發揮作用，便鼓勵、支持劉靖基等工商界知名人士發起組織民間性的“愛國建設公司”。為消除部分工商業者害怕再戴上資產階級帽子的心理，張承宗努力打消他們的顧慮，鼓勵他們：只要對國家有利，不管集體、私營，黨和政府都是歡迎的。在他的倡議、支持下，“愛建”公司當時就籌集資金5800萬元。如今，“愛建”公司已經成為滬上著名的上市公司，總產值已經超過12億元。

張承宗強調統戰工作一定要“以心交心”，他善於運用各種形式和黨外人士交朋友。1981年3月，他請示市委后，組織了一個包括趙祖康、劉靖基、周谷城等著名人士在內的“黨外代表人士休養團”，前往廣東、廣西、浙江等地參觀療養。休養團成員的最大年齡是92歲，最小的也年逾七旬。一路上，大家攝影賦詩，鶴髮童心，朝夕相處半個多月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得知此事後，笑著對張承宗說：“你們的工作做得不錯，以前統戰部門從來沒有專門組織黨外代表人士出去療養散心的。”張承宗不僅關心黨外朋友的生活、工作，還十分注意同他們溝通思想。一位了解他的黨外人士曾經這樣評介他：“張部長就像一隻熱水瓶，外冷內熱。”

張承宗在統戰部長的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為黨的統戰工作嘔心瀝血，做出了寶貴的貢獻。1979年八九月間，中央召開了中斷14年之久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解決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性質、任務和作用問題。分組討論會上，與會者討論熱烈，對統戰工作到底應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表了許多意見。張承宗當時擔任華東組組長，在討論中因勢利導。經過討論，組內同志統一了思想，大家認識到新時期統一戰線一定要為經濟建設服務。張承宗那種堅持真理、堅持政治原則的品德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1980年以後，張承宗已是七八十歲高齡，仍積極活動，廣交海內外朋友，團結各民主黨派、工商聯、愛國人士、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他多方位開展活動，擔任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中國福利會副理事長、歐美同學會名譽會長、中共上海市委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市委黨史徵集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第7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上海市第6屆政協副主席，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全國政協第5、6屆委員，是一名傑出的社會活動家。

張承宗還是新時期海外統戰工作的開拓者之一。1979年3月，在他的多方努力下，上海第一個工商界經濟訪問團順利出訪香港，成員有劉靖基、唐君遠、郭秀珍等。這在香港引起各方關注，香港工商界尤其是代表團成員的香港親屬說：“沒有想到共產黨政策落實得這麼好，而且對他們的這些親戚又這麼信任。這次出訪打開了對香港聯誼工作的新局面。此後，請進來，走出去，一座滬港聯繫的金橋建立起來了。不久，在此基礎上，張承宗發起並組織“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擔任名譽會長，出版《滬港經濟》雜誌並撰寫文章，該雜誌在海內外有很大影響。這個協會在兩地分別成立，又互相合作，為加強滬港交流發揮了積極作用。張承宗積極響應鄧小平關於“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號召，與李儲文等人發起成立“上海市寧波經濟建設促進協會”，並擔任名譽會長。為促進滬港、滬甬經濟比翼齊飛奔走於三地之間，招商引資，卓有成效。

1979年8月，張承宗還出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他努力將停頓10年之後尚未完全復甦的文博工作逐步引上軌道，整個文保事業得到振興並有了新的發展。他所負責的文物管理委員會，常組織和接受海內外人士捐獻珍貴文物，但他家中沒有一件明清瓷器，沒有一枚古幣，更不用說青銅器和唐三彩了。1992年後，他作為文管會的顧問，依然指導和幫助上海的文物事業。總的說來，張承宗出任文管會領導期間，有如下各項重大建樹。

（一）調整、充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機構。1979年8月7日，上級批准調整補充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名單，除了文博研究的有關專家、學者、教授外，還請規劃、公安、工商、外貿、園林、海關等單位領導擔任委員。張承宗堅持上海文管會每年要多開幾次會，並組織一些視察和鑒賞文物的活動。雖然工作繁忙，但他每次都親自參加，聽取委員們的意見，並召集文管會幾個業務部門的負責人舉行工作會議，解決實際困難。張承宗指示，凡文保工作告一段落，如古遺址發掘、文物保護單位修繕竣工等，都應寫成專題簡報，送給有關市領導和委員，使他們多關心了解文保工作。此外，市文管會的體制，自1966年與上海博物館合署辦公后，在業務開展、經費保證、職工福利等方面出現了難以解決的問題。在張承宗等的努力下，1988年把文博系統和文藝單位分開，文博系統工作由文物保管委員會領導，單獨建制。

（二）認真學習文物保護法。文管會是市人民政府直屬機關，負有貫徹黨和國家的文物保護政策、執行文物法令的任務。張承宗認為要把文物保管好，必須認真執法。1980年國家文物局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將徵求意見稿分發到各省市。張承宗及時召集文保委員開會，詳加討論。1982年11月文物保護法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公布，他又一次召開全體委員和歷史、黨史等專家參加的座談會，學習保護法。

（三）撥亂反正，保護大批文物。上海“文革”前公布的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有106處，都與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有關。“文革”后，考慮重新公布，但當時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尤其是涉及黨史，尚多禁區，不容易處理。張承宗一再提出，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的調整公布工作一定要按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既要慎重，又要解放思想。從1980年到1992年，陸續公布5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如新青年編輯部、瞿秋白故居、平民女校等。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修復了鄒容墓、宋教仁墓，並列為文物保護單位。1984年後又將一批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的遺址列為文物保護點。張承宗在第一次委員會上就說：“文物工作要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據此，文管會保護文物不遺餘力，據理力爭，即使像徐家匯藏書樓那樣影響了地鐵工程，也要請各方面人士反覆論證，儘可能保護文物。

（四）妥善解決落實政策中的問題。80年代初，為了落實政策，對被查抄的文物圖書必須妥善進行清理。張承宗指出，對於上層人士提出的合理要求必須予以解決；凡規定發還的文物，不論珍貴與否，一概不動員捐獻國家；自願捐獻，價值較高的，必須做到四點，即：舉行由市領導、文管委主任出席的儀式併發給獎狀，設宴款待，在報紙上發布消息，給予一定獎金。此外，還組織部分政協委員參觀文物清理小組庫房，安排被抄對象入庫認領，使得社會各界理解許多後遺症是當年無視憲法、亂砸亂抄的造反派造成的，以取得群眾諒解。這樣做，使不少收藏家樂於捐獻發還的文物。

（五）爭取上海列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務院於1982年2月公布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張承宗就多次說上海也應該列入其中。在建設部通知各省市提名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時，上海市建設委員會同市文管會寫了材料上報。但是，部分領導和專家認為上海歷史不夠悠久、文物古迹少，結果在多次討論和徵求意見時，上海未被列入。張承宗知道此事後，便聯繫上海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提出議案，說明上海應該列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上海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都發生過影響全國乃至震撼世界的大事，而且保留下來許多革命遺址、近代優秀建築和具有特色的街道、地區，有足夠的條件列為名城。1986年12月8日，國務院第二批公布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第一個便是上海。

張承宗病重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到醫院看望並轉達江澤民總書記對他的親切問候。

1996年12月20日晚上7點36分，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知名社會活動家張承宗同志在上海華東醫院被病魔奪走了生命，終年88歲。

張承宗一生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不息。他為解放上海、建設上海所作的貢獻，將永遠載入上海的光輝史冊。

1935年北平爆發“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全國各地積極響應。張承宗等人立即組織起來，成立一個“職業青年救國大同盟”，號召職業青年團結起來，響應北平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賣國投降政策，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起草宣言傳單，到福州路、南京路、外灘一帶散發，參加的有上海市銀行、辛泰銀行、泰康食品公司和一些錢莊里的中下層職員、練習生等。1936年1月，張承宗以“職青盟”代表身份，參加了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的籌備會。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正式成立，下轄六個大隊，張承宗任第四大隊大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