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

近代教育家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年1月9日—1908年9月28日),字東明,美國賓夕法尼亞人,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來華傳教士。近代教育家、翻譯家和慈善家,中國近代科學教育的先驅。

在山東從事宣教、教育長達45年之久,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現代高等教育機構文會館廣文大學齊魯大學之前身);開設博物館,傳播西方的科學與文化,被譽為“十九世紀後期最有影響的傳教士教育家”。在其人生最後十八年,擔任聖經翻譯委員會主席,主持翻譯了流傳至今的聖經中文譯本“和合本”。

人物介紹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字東明,美國賓夕法尼亞人。基督教北長老會傳教士。1863年底來華,1864年1月到登州傳教,開辦蒙養學堂
該學堂1876年改稱文會館,由小學升為中學,1881年開設大學預科,1904年遷濰縣,與英國浸禮會在青州辦的廣德書院大學部合併,改稱廣文學堂(后成為齊魯大學一部分)。
他多次利用回國休假機會為文會館募集資金和實驗設備。1880年獲漢諾威大學榮譽神學博士學位。1888年獲伍士德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1890年基督教來華傳教士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選他為“中華教育會”首任會長。1895年辭去文會館校長職務。1902年獲華盛頓大學和傑斐遜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1908年卒於青島
狄氏精數學,編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等,成為當時中國初辦學堂時的數學教科書。此外,還編有《官話課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必備之書。
狄考文創立的登州文會館
狄考文創立的登州文會館

早年生活


狄考文於1836年1月9日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坎伯蘭縣(Cumberland, Pennsylvania)一個基督徒家庭,父母皆為美國長老會教會的信徒,靠開墾經營農場謀生。狄考文年少時,家境清苦,作為家中的長子,課餘時間常常幫助父母做農活。同時繼承了父母的許多優點,具有虔誠的信仰,聰明的頭腦,健壯的體魄,善良的心,和吃苦耐勞的心志。狄考文在家鄉讀完小學后,入讀根托斯中學,一年後轉學到費托邑中學。
1854年中學畢業后,受洗成為基督徒,同年考入賓州加農斯堡傑弗遜學院(Jefferson College, Canonsburg, PA)。1857年,他以第一名的榮譽從傑弗遜學院畢業。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和籌措繼續讀書的費用,狄考文獨自經辦起一所中學,兩年時間就把一所只有 20 名走讀生的學校,辦成了擁有 30 名寄宿生共 90 名學生的學校,為他帶來可觀的收入。正當學校辦得有聲有色之際,他卻決定要走傳揚福音之路,於是他毅然賣掉了學校,進入阿利根尼的西方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eny)學習。在神學院期間,他就立下了遠赴海外宣教的志向。在俄亥俄州的特拉華(Delaware)傳道期間,狄考文認識了邦就烈小姐(Miss Julia A. Brown)。邦就烈出生於俄亥俄州特拉華(Delaware, Ohio)附近的一個地方,年少時很不幸,8歲時喪母,14歲時喪父,偕妹妹寄居舅父家中。艱苦的生活造就了她獨立的、不為困難所屈的性格。18歲那年,她就開始了教學生涯,且在教學上極具天賦。經過兩年多的交往,狄考文和邦就烈於1862年12月在俄亥俄州基列山(Mount Gilead)結為伉儷。同年,狄考文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亦被按立為牧師,並接受美國北長老會差會的派遣,遠赴中國宣教。

奉差來華


1863年7月3日,狄考文攜新婚妻子從紐約乘船來華。臨行前,狄考文發下誓願:“我決意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中國,生於斯,死於斯。”後來他果真以自己的一生實踐了他的誓願。狄考文夫婦與其同鄉郭顯德博士(Hunter Corbett)夫婦同乘一船,經過長達165天的航行,行經好望角和澳洲,終於1863年底抵達上海;翌年1月15日再從上海搭船到山東登州(今蓬萊),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宣教生涯。
登州於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成為開放口岸之一,西洋人可以來此宣教。最早到達這裡的是美國北長老會的倪維思博士(John Livingston Nevius)夫婦。他們於1861年到登州,買下一座殘破的觀音堂,開始了宣教工作。當他們看到中國婦女飽受壓迫,纏足且多不識字,迷信且愚昧之情形,即把她們作為傳福音的對象。同時為使她們受教育,並學習維生之技能,遂於1862年,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這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堪為創舉。當狄考文夫婦到達時,正趕上倪維思因夫人病重,需返國就醫,於是狄考文夫婦就接替他們的工作。

教育生涯


時年28歲的狄考文看到,傳福音不僅要救人的靈魂進入將來的天堂,也要救人的肉身脫離現在的地獄。於是他在原觀音堂四合院的地址上,創辦了男校“蒙養學堂”,當地人稱之為“蒙塾”。“蒙”即啟蒙,“養”是寄宿並教養之意。當時風氣未開,創辦洋學堂實屬不易,首先招生就是個問題。蒙養學堂第一批只招收到六名中國窮苦家庭的孩子來讀書。在學校初創時期,不僅免收學費,還免費供應學生飲食、住宿、衣物、書籍、文具,以及回家路費等,以吸收貧苦學生就讀。狄考文和妻子既是教師又是家長,甚至給孩子們當保姆,做飯、洗衣、梳頭、洗臉等等,什麼都干。但因為窮人家的孩子往往十多歲后就要幫助解決家庭負擔,再加上對外國人的不信任,入學就讀者很少,能堅持讀完六年畢業的就更少。即使這樣,學生往往因為早婚,未畢業而退學,甚至有“逃學”之情況發生。所謂“逃學”不僅是曠課而已,真的是逃走不見了。這種事當時不乏其例。據稱“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設學九載,教習五易,共收生徒八十五名,而學滿六年者僅四人”(王元德劉玉峰:《文會館志》,第21頁,廣文學校印刷所,1913年)。1872年起,狄考文在“蒙塾”的基礎上擴大校舍,增加課程,稱前3年為備齋,后6年為正齋。1873 年起,狄考文改變了過去只在窮苦的非基督徒中招生的方法,注意招收年齡稍大,基礎較好的基督徒家庭的子弟入學,並鼓勵學校中成績較好者參加彭萊縣考,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好成績,蒙養學堂因此在當地民眾中逐漸贏得了聲譽,前來求學者日益增多。1876年,第一批三名十年學習期滿,成績優秀,狄考文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頒發了文憑。畢業典禮的同時,蒙養學堂改名為“文會館”, “取以文會友之意”。文會館成立后,學生來源已不再成為問題,許多鄰近郊縣的學生,慕名前來求學者多,也有少數來自省外。1882年,決定增設高等學科,創立大學,是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
除招生及生源問題外,就是師資和教材問題。當時的長老會宣教士,多學識淵博,不僅能合格充任教師,而且勝任編寫課本。狄考文親自或督率他人,在中國譯員和學生協助之下,編寫了一系列現代各級學校用教科書,供他所辦的學校和清末民初大批教會學校及中國政府官辦學校使用。到1895年,狄考文編寫的教科書已達28本,其中八成是科學範圍的。狄考文精於數學,一生中編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形學(幾何)備旨》、《振興實學》、《電學全書》、《電氣鍍金》、《測繪全書》等中文課本。其中的《數學備旨》,是狄考文與其學生鄒立文編譯出版的,成書於光緒年間,內容包括加、減、乘、除、倍數、分數、一次方程、開方、方根、根幾何、二次方程式等一共十三卷,行銷全國各地;而《筆算數學》曾先後修訂、重印達 30餘次,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力。同時,狄考文在編寫數學教材過程中,首次引進並採用了阿拉伯數字、+、-等國際通用符號,並將阿拉伯數碼直接運用於算式,在近代中國數學界由中算向西算過渡的過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有關史料證明,文會館開設的自然科學課程“在當時中國的學校中處於領先地位”,其心靈學(心理學)、是非學(邏輯學)和富國策(經濟學)以及世界地理、歷史課程“是在中國教育系統中最早開設的課程”。狄考文不僅重視科學課教學,也重視學生的實驗能力。學校經常舉行地理知識旅遊、天文觀察、以及物理實驗等。
在辦學思想上,狄考文是比較開明的,主張向中國社會廣泛傳播西方的科學和文化,以促進中國的進步。他堅持用中文教學,堅信中國語言完全能夠闡釋和宣傳西方的科學,費盡心力匯通中西,編訂出版《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成為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必備之書。他認為:文言悅目,白話悅耳,達成教育普及的工具不是文言,乃是白話。文會館除要求學生必須要讀千字文、四書、詩經、書經等中國經典外,還要求學生在學校過艱苦的生活,以便培養適應中國生活、為中國人服務、引領中國進步的人才。
除了教書、寫作和出版工作以外,狄考文關心學生合作精神的啟發,組成學生青年會,以德,智,體三育為宗,學術探討與辯論會及其他會社。他禁止學生吸煙飲酒,不拘在校內或校外。結果學生對狄考文既敬愛又懼怕,給他起一綽號“狄老虎”。每屆喧鬧的場面,只要經一人喊出“老虎”,頓時全場鴉雀無聲,由此可見狄考文的威儀如何了。但他不論講道或授課,語詞懇切簡明,無可挑剔。
文會館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矚目。美北長老會予以重點支持,不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傑出學者來華。狄考文的四弟狄樂播(Robert M. Mateer)夫婦在其兄感召動員之下,於1881年至登州,從狄考文學習漢語,並汲取辦學經驗。狄樂播在1883年,去到濰縣,開辦格致院和文華館,完全採用文會館的教材和體制,併購地建校,稱“樂道院”,成為以後廣文大學的基礎。
赫士博士(Warson McMillen Hayes)於1882年到登州,在文會館任教,後接任館主(校長)職位。伯爾根博士(Paul D. Bergen)繼來,與郭顯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等人,組成強大的教師陣容。1897年,又有路思義(Henry Winters Luce)前來加盟。著名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亦曾在文會館任教。文會館昔日規模,雖然不能與現今的大學相比,但其師資設備,卻是第一流的;文、理、工、化各科儀器齊全。從1890始,狄考文出任聖經翻譯委員會主席,文會館館主一職由赫士接任。赫士曾寫出數本關於對數表、聲學、光學、熱力和天文等方面的著作,並且創辦了《山東日報》,完善內地的郵政系統。他還上書清廷建言全國參照世界的習慣宣布星期日休假,清廷採納了他的意見,通令全國一體遵行,並致書赫士表示嘉獎。
1900年,義和團亂起,濰縣樂道院被焚毀,變成一堆瓦礫。在那次震動世界的大動亂之中,由於山東巡撫袁世凱加意保護洋人,山東傳教士得免於傷亡。拳亂招致八國聯軍之役,結果,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銀子。全美國教會聯合抗議,迫使政府不接受賠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萬九千零五十五兩,用於在華興辦教育,從其中撥歸樂道院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三兩;美國長老會復在本國募集三萬餘兩,用以復建;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袁世凱再予地方賠償四萬五千兩。狄考文夫婦一生沒有子女,拿出自己歷年的積蓄,用於辦學。狄夫人的妹妹,也變賣父母遺產相助,並在美國教會中募款,來支持學校開支,及供應學生的費用。
那時,青島已闢為商埠,膠濟鐵路亦已完成。濰縣位於膠濟鐵路中心,發展前景看好。於是,美北長老會的登州文會館,與英浸禮會在青州廣德書院,協議遷並至濰縣,校名各取一字,合成為“廣文大學”,其英文校名則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長為伯爾根博士。又在樂道院原已廣大的校址上,增購西北毗連土地一百六十餘畝,建成宏偉壯觀之校舍。醫院經過重建,也更為寬敞,設備齊全適用。大樓中央的鐘樓,高達百呎,禮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廳可以供四百餘人進餐;有完美之圖書館及閱覽室,藏書豐富;且有物理、化學、生物試驗室,並有一座先進的天文台、運動場,還有木工廠、鐵工廠,以及理化儀器製造所等設備,可謂應有盡有。
伯爾根於1915年病歿下葬濰縣。1917年,廣文大學在濟南千佛山下購地六百餘畝,籌集大量資金,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隨即把濰縣的文理學院,青州的師範學院和神學院;還有濟南、南京、北京、瀋陽和漢口四地的醫專全部遷此,並彙集各地的醫學人才和設備,合成為最堅強著名的醫學院。就此形成了“齊魯大學”,聘任方偉廉(William P. Chalfant)為校長,赫士為神學院院長。方偉廉不久即逝世,赫士則因信仰問題辭職離去,於1919年在濰縣創立華北神學院,並任院長;1922年,又遷至滕縣,成為北方最有影響力的神學院,為華人教會造就出不少人才。
大學遷濟南后,原校址成為廣文中學,內有禮拜堂、教學樓、醫院和教職員宿舍。狄樂播於1922年病故,也葬在濰縣。珍珠港事變后,日本在華北的軍事當局將樂道院改成盟邦僑民拘留之所,拘英美人士約1500多人。赫士博士亦遭拘禁,在集中營里渡過近三年的凄苦歲月,於抗戰勝利的前一年病逝,享壽87歲,死後葬在集中營圍牆內。
齊魯大學有“中國的哈佛大學”之譽,校園裡有兩座科學大樓,一座為狄考文紀念館,另一座是伯爾根紀念館。飲水思源,廣文和齊魯兩校舍建築經費的募集,路思義居功至偉。後來路思義北上北京,協助司徒雷登創設燕京大學,在美國又募得巨款,才有了美麗的燕園。路思義在華晚期患了胃潰瘍,只好提前退休返國,后病逝於日本偷襲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當日夜晚。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齊魯大學被迫關閉,其校址為今日山東大學之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狄考文夫人邦就烈,她25歲時與狄考文同來登州,此後終其生協助其丈夫宣教、辦學,把全部心血都獻給了蒙養學堂和後來文會館的孩子們。除教授史地課程外,還為中國開闢了西方音樂的途徑。她編寫了樂理啟蒙,制訂了樂譜、音符,教導學生欣賞、演唱,以至創作歌曲,並收集民間曲調,配以新詞傳唱。有關資料顯示,她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樂教育引入中國的人。
在辦學上,邦就烈是狄考文的好幫手,她像母親一樣照料學生們,到鄉村長途旅行訪問學生們的母親和其他婦女,負責飢荒賑濟,勸導和鼓勵本地牧師,為持續不斷前來的見習傳教士安排食宿,照料病人和無助的人。雖然她不是很強健,但她總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為別人做事。狄考文的成功,特別是登州文會館的成功,實際上就是邦就烈的成功。換言之,可以說沒有邦就烈,就沒有登州文會館的成功。
1889年山東發生大飢荒時,邦就烈深入災區賑災。災后離開時,當地鄉紳贈送代表崇高謝意的“萬民傘”,還請她坐在轎子上遊行,接受民眾的歡送。1898年1月18日,邦就烈在登州去世,享年61歲。臨終前,邦就烈拉著丈夫的手說:“我先回天家去了,希望你將來帶領許多人與我在天家相會”。狄考文後來在其70歲生日那天寫的一封信里說:“在我早年的生活中,上帝對我最大的祝福是邦就烈。她與我共同承載每天的負擔和心事,文會館的成功大部分應歸功於她。她的去世是我一生的最大損失。”“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箴言》第31章第28節)。

影響與地位


狄考文為興辦文會館費盡了心血,也為他贏得了19世紀來華傳教士教育家領軍人物的美譽。在狄考文的潛心經營下,文會館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師資隊伍建設上都令當時的基督教學校難以望其項背。更為重要的是,在狄考文的辛勤培育下,文會館培養出了一批當時中國社會發展急需的人才。人數雖然不多,卻在教育、實業、文字出版等領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彌足珍貴的火種。
從文會館到廣文大學,從登州到濰縣,狄考文辦學的宗旨,是為了要造就中國的教會領袖,亦為教會學校培養師資。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表明了基督教興學的五大要點:第一,造就可靠的傳道人才;第二,供給基督教教學師資並可藉他們將西方較優良的教育,介紹到中國;第三,裝備人才介紹西方文化的科學和藝術給中國;第四,教育是進入上層階級的最佳門徑;第五,教育能使中國教會有自立能力,並使中國教會防止迷信侵入,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懷疑主義者的攻擊。狄考文的宣教教育方式,通常被稱為“狄考文模式,”表現出其加爾文歸正宗的理想:傳揚福音聖道,並完成教會的文化使命;在使人靈魂得救的同時,也使文化得以道化。
文會館畢業生的第一選擇通常是作教牧,其次是教育,再其次才是從政或從事工商業。畢業生中產生出不少教會領袖,如丁立美牧師(1892年畢業),佈道大有能力,有“知識分子使徒”和“中國慕迪”等美譽;在華人教會神學界影響深遠的賈玉銘牧師(1901年畢業);而於1911年畢業的滕景瑞,則是滕近輝牧師的父親。老一輩的基督徒常說,山東出了許多屬靈偉人,飲水思源,其根源實在於廣文大學所栽培的人才。
當文會館於1904年遷至山東濰縣時,其畢業生總數為205名,此外還有大約200名肄業生,加在一起共有400多人。其中除了少數任職牧師外,九成以上的畢業生在國家的重要機關和學校從事教育工作。在興辦現代學堂熱潮中,文會館的學生供不應求,紛紛被各省聘任為大、中學堂教師。當清廷於1898年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時,聘請當時在同文館的丁韙良為總教習(教務長),並授權他選聘文會館畢業生八人擔任數、理、化教習,文會館畢業生於志聖為漢學教習,可見文會館的重要地位。其他畢業生先後任教於16個省的高等院校,如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山東高等學堂(山東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堂江南高等學堂、上海聖約翰大學,湖南雅禮大學、雲南法政學堂等;軍事學校有保定奉天的陸軍學堂,以及雲南的講武堂等,主要擔任數、理、工和天文等學科的教學,為中國近現代教育的發展留下獨特的一頁。
義和團運動之後,慈禧太后下詔變法,繼更頒諭各省興辦大學。應山東巡撫袁世凱的懇請,由當時文會館校長赫士出任山東大學總教習,率領文會館美籍教習四人,華人教習張豐年等九人,都是早期畢業生;並從新畢業生中選出八人,及漢學教習二人,作為教授團骨幹,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地質各科系。至於章程條規,以至經費開支,編製預算,無一不是依就文會館之規劃,甚至連課本、教材、教學方法、儀器設備,都是沿用文會館之成章。山東大學的成立,創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迹:只籌備了一個月,就於當年十月間在濟南正式開學,成為中國省辦的第一所大學。
開學既成,袁世凱立即奏報。慈禧太后見奏大喜,遂頒諭全國各省:“立即彷照舉辦,毋許宕延。”於是各省紛紛彷效山東辦學經驗,爭先羅致文會館畢業生為教習。於是,除京師大學堂外,全國各省許多大學堂都聘有文會館的畢業生。至於教會大學中,有文會館畢業生任教的更佔多數。但因各省大學所需師資太多,文會館畢業生數額有限,窮於應付,後來連肄業生也被攬聘。因此,對於清末民初中國的教育體制,文會館貢獻很大。慈禧太后並授命赫士為清廷制訂全國的辦學規劃、方針、政策,及各項規章制度,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頒詔全國奉行。原本反洋反教的慈禧太后,如今竟然頒授雙龍寶星勳章給基督徒教育家赫士博士。

科學活動


博物館,作為文化舶來品,隨基督教傳教士傳入中國,於19世紀下半葉出現在沿海城市,最初由外國教會創辦。通常傳教士在基督教堂內設博物陳列室(exhibition hall),實際上就是早期的教會博物館。狄考文在宣教、興辦教育之同時,也在蓬萊、煙台等城市興建教會博物館,雖然是出於宣教目的,卻由此帶來了現代科學文明,促進了中國早期自主創辦博物館的誕生和發展。狄考文最初在簡陋的教堂中設小型博物館,作為一種宣教手段,吸引百姓來到教堂,同時也為了開闊學生和登州百姓的視野。1886年,狄考文建起西式樓房,新教堂正式投入使用,據《文會館志》記載:博物陳列所建於學堂之前,博物館後面為教堂,此外在登州文會館內設立藏書室、閱報室、物理和化學實驗室等,還設有觀星台(天文台)等設施,同時文會館內還配有洗澡間、發電房等附屬設施。1904年,文會館遷至濰縣,其留下的教會博物館仍然吸引著登州的各界人士。據1909年長老會山東差會的報告,通過這個博物館,每年有12000人進入教堂聽到福音。
登州文會館不僅是中國第一所近現代高等院校,也是最早開設與博物館課程內容相關的高等院校,其博物館教學內容包含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廣博物志、百獸圖說,以及觀物博異等。伯爾根博士尤其擅長教授博物館內容課程,曾在文會館內“取草木鳥獸昆蟲礦石數千件,羅列一室,作為動植物標本,學者便之。”文會館大學部開辦后不久,學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就已經具備了蒸汽動力機械、機床以及木工和鍛工所應有的一切工具。據《登州文會館志》中記載,登州文會館所具備的水學器、氣學器、蒸汽器、聲學器、力學器、熱學器、磁學器、光學器、電學器以及天文器和化學器等教學器材共達300多種,這些器械不但“精巧堅緻不亞泰西之品”,而且除本校使用外,“各省學堂亦爭相購定”。山東差會在向總部提出提高文會館學校等級及變更名稱的要求中,也強調說文會館已經擁有“大量物理和化學儀器設備”。狄考文在給親屬的一封信中說道:“我花費很多時間和相當的精力與金錢製作物理儀器設備,我在這方面有天然的興趣,我認為在中國,自然科學將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
狄考文在登州平日的休閑處是他的工作室,每年至少對外開放一次。裡面有鍋爐、蒸汽機、柴油機、電動機發電機、鏇床、電鍍設備等。其他還有燒焊、瓦斯燈、各種電池、各式顯微鏡、望遠鏡等。上物理、化學課時,狄考文親自示範,教學生做檢修、保養、拆卸電機、纏線圈、上絕緣漆技術性工作。他訓練出來的鐵工、焊工、電鍍工和電線工很容易謀到生計。他更幫助本地商人製造與裝配碾谷機、磨粉機煤球機、捻繩機,織麻包機等,概不取利,只計原料成本。他認為中國需要工業來改善民生。此外,狄考文等傳教士還給山東半島帶來了壓水井、自行車等先進工具。毋庸置疑,傳教士在傳播基督福音之同時,也以教會博物館為平台,向當時的中國傳播了近代科學技術。
狄考文還是首先購置照明設備,在中國點亮第一盞電燈的人。1879年5月,狄考文第一次回國休假途徑歐洲時,遇到美國商人、創建大西洋電報公司的塞勒斯·W·菲爾德先生。狄考文向菲爾德推介了他在登州文會館的事業,最終使這位大商人產生了興趣。當狄考文休假結束回到蓬萊后,隨即給塞勒斯·W·菲爾德先生寫了一封信,請求他捐贈一台發電機。1881年上半年,狄考文收到了對方捐贈的一台發電機和電燈裝置,首先在文會館內點亮了電燈,就此翻開了中國歷史上電燈照明的新紀元。
據說中國皇宮裡的第一盞電燈是光緒十四年(1888年)點亮的,後來在一場大火中被燒毀。待損毀宮殿重新裝修好后,光緒命人又重新安裝上電燈。此時宮裡已經有了發電機,慈禧太后索性命人把幾乎所有的後宮和嬪妃宮都安裝了電燈。自皇宮用上電燈后,全國各大城市才慢慢用上了電燈。儘管1881年首先出現在文會館的電燈並未普及,但作為一種新技術的運用,登州畢竟在中國率先邁出了第一步。
狄考文還經常應邀到各地做科學實驗和現場講學,將先進的科學和技術傳到中國的各個角落。創辦於1876年的上海格致書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科技館,號稱晚清上海輸入西學的三大機關之一。1877年6月29日,狄考文應邀到該書院講解電學原理併當場做實驗演習。我國近代最早的科技刊物《格致彙編》載文說他:“講附電氣(即電流)之理甚清楚,用器具顯出附電氣之性情,最為靈巧。”為此,登州文會館的名字在中國教育和科學界越來越響。狄考文聲名遠播,榮譽亦隨之接踵而至。1880年,漢諾威學院(Hanover College)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1888年伍斯德(Wooster)學院授予法學博士學位;1890年基督教來華傳教士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選他為“中華教育會”首任會長。1902年華盛頓-傑弗遜(Washington and Jefferson)學院授予法學博士學位。

翻譯聖經


1890年,聖經翻譯委員會成立於上海,狄考文眾望所歸,受選擔任官話和合譯本聖經委員會主席,主持中文譯經的劃時代工作。狄考文遂辭去登州文會館校長職務,由赫士繼任。此後狄考文兼理譯經工作十八年,先後與北京通州的長老會傳教士富善博士(Dr. Chauncey Goodrich)、陝西的內地會傳教士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牧師、四川的美以美會傳教士鹿依士(Dr. Spencer Lewis)牧師,還有數位中國助手共事,付上常人難以想像的勞動代價,所得的結果就是流傳至今的官話和合本聖經版本。在整個譯經過程中,狄考文始終懷著敬虔、忠誠的心,竭盡全力,他是一位為了搜尋一個恰當詞句,找不到他所要的就絕不罷休的人。有人說“他是個從不怕人,只敬畏神的人”。他將自己一生中最後的歲月完全奉獻給了官話和合本的翻譯工作,一心只望給中國人留下一本忠於聖經原意的聖經。1906年,當《新約全書》譯完時,狄考文已經先後在北京、登州和煙台三地召集譯經會議八次,每次歷時兩至六個月。他從沒有缺席過一天,也從沒有缺席過一次會議,他一生工作殷勤直到力盡方休。狄考文高興地看到《新約全書》付梓,並開始了《舊約·詩篇》的翻譯。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詩篇譯本的完成即因病去世。十一年後,即1919年,整本新舊約全書和合本才最終譯就出版面世。斯時斯人去矣,卻功不可沒!

功成名就


1908年那次的譯經會議在煙台召開時,由於狄考文罹病在身,未能出席。他所患為阿米巴性痢疾,此病在當時無葯可治,被視為絕症。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其弟狄樂播牧師跪在病床前為他禱告,求主使他能安然返回天家休息。但是,狄考文卻從病榻上喊著說:“樂播,提高一點你的信心吧,你要為我能翻譯完舊約,尤其是詩篇而禱告”。然後他請赫士博士來為他的心愿能蒙應允禱告。赫士博士來了,照他的意思禱告。最後狄考文還加上一句:“主啊,願這祈求蒙你應允!”然而,他在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翌日(1908年9月28日),他便安睡在主耶穌的懷裡了。事後富善博士說:“我可以想象,當火車火馬載著他往天上去的時候,他會以何等崇敬的心情朝見大君王,並歡呼著他在臨終前的一句話:聖哉,聖哉,聖哉,全能的大君王(True and Mighty)!
狄考文是在青島德國醫院就醫時辭世的,享年72歲。逝后,其遺體被海運至煙台,下葬於玉皇頂美國長老會墓地。墓碑下方書有“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十月四號,狄大牧師葬於煙台玉皇頂”字樣。英國浸禮會如此評價他說:“他是一個成功的教育者、優秀的管理者、有力的佈道者、傑出的學者。”亦有國人評價說:“可以說狄考文的一生與中國近代基督教傳播、近現代教育事業、博物館公益事業緊密相連。”
狄考文從創辦小學開始,直到中學、大學,在華從事教育工作長達三十多年,在中國宣教史上可謂空前絕後。他在中國總共45年時間,幾乎一直在山東生活、宣教、辦學、救災、著書、科研試驗,備嘗艱辛,不離不棄,實踐了自己決心“把一生獻給中國”的諾言。期間他僅返國四次,而且每次都是為學習、募款、採購、宣講而勞苦奔波。他設法購置和製作了大量現代中、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種實驗設備;為當地百姓和商人們設計製造或聯繫購置多種機械,努力謀求提高社會生產力,改善民眾生活。狄考文在中國生活的近半個世紀,恰恰也是中國社會經歷痛苦蛻變的時期,他親歷了這一蛻變過程,也為這一蛻變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晚年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有著美好的未來。我很高興有機會做我所能做的使她邁向美好未來的事情。”誠然,狄考文年輕時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中國,決心向中國傳播上帝之愛,引導中華歸主。為此他信守誓言,兢兢業業,忘我奮鬥直到生命的終點,正因為他愛神,所以他愛中國並中國人民。他不僅給中國帶來了基督福音和上帝之愛,也給中國帶來了合乎時代進步要求的現代文明。人們讚譽他是“大教育家”、“大製造家”、“大著作家”,說他是首批向中國人傳授現代西方技藝的人中“在基督教、科學和漢語方面均有造詣的屈指可數”的人物,是一個“多才多藝”、“全面成功之傳奇人物”,考諸史實,可謂名至實歸。
根據狄考文自述,對學生講話除外,他一生公開演說與講道8,000餘次。他在中國旅行一萬二千英里,足跡遍及山東和華北、華東某些地方。在鐵路與公路全無的中國農村環境下,他行路全靠步行,或以騾馬代步。而且常常夜宿小店,隨時隨地遭受蚊蟲、跳蚤臭蟲以及各種傳染病的襲擊。狄考文的元配早亡,繼配也未生子女。他沒有私產,所留下的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和對他感佩終生的學生。學生中很少有人從政,多半人終生從事教育、宣教、社會或鄉村工作,守住自身的崗位,默默耕耘。
信仰、愛心、使命與工作不輟是狄考文一生的座右銘,牧者、學者、教育家、慈善家、翻譯家、著作家等名號加諸其身,實在名副其實,當之無愧。山東是孔夫子的故鄉,狄考文亦尊孔子為大師和聖人。其人生步伐亦與孔子同:“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終年也差不多與孔子同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