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字東明，美國賓夕法尼亞人。基督教北長老會傳教士。1863年底來華，1864年1月到登州傳教，開辦蒙養學堂。

該學堂1876年改稱文會館，由小學升為中學，1881年開設大學預科，1904年遷濰縣，與英國浸禮會在青州辦的廣德書院大學部合併，改稱廣文學堂(后成為齊魯大學一部分)。

他多次利用回國休假機會為文會館募集資金和實驗設備。1880年獲漢諾威大學榮譽神學博士學位。1888年獲伍士德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1890年基督教來華傳教士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選他為“中華教育會”首任會長。1895年辭去文會館校長職務。1902年獲華盛頓大學和傑斐遜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1908年卒於青島。

狄氏精數學，編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等，成為當時中國初辦學堂時的數學教科書。此外，還編有《官話課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必備之書。

狄考文於1836年1月9日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坎伯蘭縣（Cumberland, Pennsylvania）一個基督徒家庭，父母皆為美國長老會教會的信徒，靠開墾經營農場謀生。狄考文年少時，家境清苦，作為家中的長子，課餘時間常常幫助父母做農活。同時繼承了父母的許多優點，具有虔誠的信仰，聰明的頭腦，健壯的體魄，善良的心，和吃苦耐勞的心志。狄考文在家鄉讀完小學后，入讀根托斯中學，一年後轉學到費托邑中學。

1854年中學畢業后，受洗成為基督徒，同年考入賓州加農斯堡傑弗遜學院（Jefferson College, Canonsburg, PA）。1857年，他以第一名的榮譽從傑弗遜學院畢業。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和籌措繼續讀書的費用，狄考文獨自經辦起一所中學，兩年時間就把一所只有 20 名走讀生的學校，辦成了擁有 30 名寄宿生共 90 名學生的學校，為他帶來可觀的收入。正當學校辦得有聲有色之際，他卻決定要走傳揚福音之路，於是他毅然賣掉了學校，進入阿利根尼的西方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eny）學習。在神學院期間，他就立下了遠赴海外宣教的志向。在俄亥俄州的特拉華（Delaware）傳道期間，狄考文認識了邦就烈小姐（Miss Julia A. Brown）。邦就烈出生於俄亥俄州特拉華（Delaware, Ohio）附近的一個地方，年少時很不幸，8歲時喪母，14歲時喪父，偕妹妹寄居舅父家中。艱苦的生活造就了她獨立的、不為困難所屈的性格。18歲那年，她就開始了教學生涯，且在教學上極具天賦。經過兩年多的交往，狄考文和邦就烈於1862年12月在俄亥俄州基列山（Mount Gilead）結為伉儷。同年，狄考文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亦被按立為牧師，並接受美國北長老會差會的派遣，遠赴中國宣教。

1863年7月3日，狄考文攜新婚妻子從紐約乘船來華。臨行前，狄考文發下誓願：“我決意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中國，生於斯，死於斯。”後來他果真以自己的一生實踐了他的誓願。狄考文夫婦與其同鄉郭顯德博士（Hunter Corbett）夫婦同乘一船，經過長達165天的航行，行經好望角和澳洲，終於1863年底抵達上海；翌年1月15日再從上海搭船到山東登州（今蓬萊），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宣教生涯。

登州於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成為開放口岸之一，西洋人可以來此宣教。最早到達這裡的是美國北長老會的倪維思博士（John Livingston Nevius）夫婦。他們於1861年到登州，買下一座殘破的觀音堂，開始了宣教工作。當他們看到中國婦女飽受壓迫，纏足且多不識字，迷信且愚昧之情形，即把她們作為傳福音的對象。同時為使她們受教育，並學習維生之技能，遂於1862年，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這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堪為創舉。當狄考文夫婦到達時，正趕上倪維思因夫人病重，需返國就醫，於是狄考文夫婦就接替他們的工作。

時年28歲的狄考文看到，傳福音不僅要救人的靈魂進入將來的天堂，也要救人的肉身脫離現在的地獄。於是他在原觀音堂四合院的地址上，創辦了男校“蒙養學堂”，當地人稱之為“蒙塾”。“蒙”即啟蒙，“養”是寄宿並教養之意。當時風氣未開，創辦洋學堂實屬不易，首先招生就是個問題。蒙養學堂第一批只招收到六名中國窮苦家庭的孩子來讀書。在學校初創時期，不僅免收學費，還免費供應學生飲食、住宿、衣物、書籍、文具，以及回家路費等，以吸收貧苦學生就讀。狄考文和妻子既是教師又是家長，甚至給孩子們當保姆，做飯、洗衣、梳頭、洗臉等等，什麼都干。但因為窮人家的孩子往往十多歲后就要幫助解決家庭負擔，再加上對外國人的不信任，入學就讀者很少，能堅持讀完六年畢業的就更少。即使這樣，學生往往因為早婚，未畢業而退學，甚至有“逃學”之情況發生。所謂“逃學”不僅是曠課而已，真的是逃走不見了。這種事當時不乏其例。據稱“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設學九載，教習五易，共收生徒八十五名，而學滿六年者僅四人”（王元德、劉玉峰：《文會館志》，第21頁，廣文學校印刷所，1913年）。1872年起，狄考文在“蒙塾”的基礎上擴大校舍，增加課程，稱前3年為備齋，后6年為正齋。1873 年起，狄考文改變了過去只在窮苦的非基督徒中招生的方法，注意招收年齡稍大，基礎較好的基督徒家庭的子弟入學，並鼓勵學校中成績較好者參加彭萊縣考，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好成績，蒙養學堂因此在當地民眾中逐漸贏得了聲譽，前來求學者日益增多。1876年，第一批三名十年學習期滿，成績優秀，狄考文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頒發了文憑。畢業典禮的同時，蒙養學堂改名為“文會館”， “取以文會友之意”。文會館成立后，學生來源已不再成為問題，許多鄰近郊縣的學生，慕名前來求學者多，也有少數來自省外。1882年，決定增設高等學科，創立大學，是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

除招生及生源問題外，就是師資和教材問題。當時的長老會宣教士，多學識淵博，不僅能合格充任教師，而且勝任編寫課本。狄考文親自或督率他人，在中國譯員和學生協助之下，編寫了一系列現代各級學校用教科書，供他所辦的學校和清末民初大批教會學校及中國政府官辦學校使用。到1895年，狄考文編寫的教科書已達28本，其中八成是科學範圍的。狄考文精於數學，一生中編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形學（幾何）備旨》、《振興實學》、《電學全書》、《電氣鍍金》、《測繪全書》等中文課本。其中的《數學備旨》，是狄考文與其學生鄒立文編譯出版的，成書於光緒年間，內容包括加、減、乘、除、倍數、分數、一次方程、開方、方根、根幾何、二次方程式等一共十三卷，行銷全國各地；而《筆算數學》曾先後修訂、重印達 30餘次，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力。同時，狄考文在編寫數學教材過程中，首次引進並採用了阿拉伯數字、+、－等國際通用符號，並將阿拉伯數碼直接運用於算式，在近代中國數學界由中算向西算過渡的過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有關史料證明，文會館開設的自然科學課程“在當時中國的學校中處於領先地位”,其心靈學(心理學)、是非學(邏輯學)和富國策(經濟學)以及世界地理、歷史課程“是在中國教育系統中最早開設的課程”。狄考文不僅重視科學課教學，也重視學生的實驗能力。學校經常舉行地理知識旅遊、天文觀察、以及物理實驗等。

在辦學思想上，狄考文是比較開明的，主張向中國社會廣泛傳播西方的科學和文化，以促進中國的進步。他堅持用中文教學，堅信中國語言完全能夠闡釋和宣傳西方的科學，費盡心力匯通中西，編訂出版《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成為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必備之書。他認為：文言悅目，白話悅耳，達成教育普及的工具不是文言，乃是白話。文會館除要求學生必須要讀千字文、四書、詩經、書經等中國經典外，還要求學生在學校過艱苦的生活，以便培養適應中國生活、為中國人服務、引領中國進步的人才。

除了教書、寫作和出版工作以外，狄考文關心學生合作精神的啟發，組成學生青年會，以德，智，體三育為宗，學術探討與辯論會及其他會社。他禁止學生吸煙飲酒，不拘在校內或校外。結果學生對狄考文既敬愛又懼怕，給他起一綽號“狄老虎”。每屆喧鬧的場面，只要經一人喊出“老虎”，頓時全場鴉雀無聲，由此可見狄考文的威儀如何了。但他不論講道或授課，語詞懇切簡明，無可挑剔。

文會館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矚目。美北長老會予以重點支持，不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傑出學者來華。狄考文的四弟狄樂播（Robert M. Mateer）夫婦在其兄感召動員之下，於1881年至登州，從狄考文學習漢語，並汲取辦學經驗。狄樂播在1883年，去到濰縣，開辦格致院和文華館，完全採用文會館的教材和體制，併購地建校，稱“樂道院”，成為以後廣文大學的基礎。

赫士博士（Warson McMillen Hayes）於1882年到登州，在文會館任教，後接任館主（校長）職位。伯爾根博士（Paul D. Bergen）繼來，與郭顯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等人，組成強大的教師陣容。1897年，又有路思義（Henry Winters Luce）前來加盟。著名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亦曾在文會館任教。文會館昔日規模，雖然不能與現今的大學相比，但其師資設備，卻是第一流的；文、理、工、化各科儀器齊全。從1890始，狄考文出任聖經翻譯委員會主席，文會館館主一職由赫士接任。赫士曾寫出數本關於對數表、聲學、光學、熱力和天文等方面的著作，並且創辦了《山東日報》，完善內地的郵政系統。他還上書清廷建言全國參照世界的習慣宣布星期日休假，清廷採納了他的意見，通令全國一體遵行，並致書赫士表示嘉獎。

1900年，義和團亂起，濰縣樂道院被焚毀，變成一堆瓦礫。在那次震動世界的大動亂之中，由於山東巡撫袁世凱加意保護洋人，山東傳教士得免於傷亡。拳亂招致八國聯軍之役，結果，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銀子。全美國教會聯合抗議，迫使政府不接受賠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萬九千零五十五兩，用於在華興辦教育，從其中撥歸樂道院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三兩；美國長老會復在本國募集三萬餘兩，用以復建；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袁世凱再予地方賠償四萬五千兩。狄考文夫婦一生沒有子女，拿出自己歷年的積蓄，用於辦學。狄夫人的妹妹，也變賣父母遺產相助，並在美國教會中募款，來支持學校開支，及供應學生的費用。

那時，青島已闢為商埠，膠濟鐵路亦已完成。濰縣位於膠濟鐵路中心，發展前景看好。於是，美北長老會的登州文會館，與英浸禮會在青州的廣德書院，協議遷並至濰縣，校名各取一字，合成為“廣文大學”，其英文校名則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長為伯爾根博士。又在樂道院原已廣大的校址上，增購西北毗連土地一百六十餘畝，建成宏偉壯觀之校舍。醫院經過重建，也更為寬敞，設備齊全適用。大樓中央的鐘樓，高達百呎，禮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廳可以供四百餘人進餐；有完美之圖書館及閱覽室，藏書豐富；且有物理、化學、生物試驗室，並有一座先進的天文台、運動場，還有木工廠、鐵工廠，以及理化儀器製造所等設備，可謂應有盡有。

伯爾根於1915年病歿下葬濰縣。1917年，廣文大學在濟南千佛山下購地六百餘畝，籌集大量資金，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隨即把濰縣的文理學院，青州的師範學院和神學院；還有濟南、南京、北京、瀋陽和漢口四地的醫專全部遷此，並彙集各地的醫學人才和設備，合成為最堅強著名的醫學院。就此形成了“齊魯大學”，聘任方偉廉（William P. Chalfant）為校長，赫士為神學院院長。方偉廉不久即逝世，赫士則因信仰問題辭職離去，於1919年在濰縣創立華北神學院，並任院長；1922年，又遷至滕縣，成為北方最有影響力的神學院，為華人教會造就出不少人才。

大學遷濟南后，原校址成為廣文中學，內有禮拜堂、教學樓、醫院和教職員宿舍。狄樂播於1922年病故，也葬在濰縣。珍珠港事變后，日本在華北的軍事當局將樂道院改成盟邦僑民拘留之所，拘英美人士約1500多人。赫士博士亦遭拘禁，在集中營里渡過近三年的凄苦歲月，於抗戰勝利的前一年病逝，享壽87歲，死後葬在集中營圍牆內。

齊魯大學有“中國的哈佛大學”之譽，校園裡有兩座科學大樓，一座為狄考文紀念館，另一座是伯爾根紀念館。飲水思源，廣文和齊魯兩校舍建築經費的募集，路思義居功至偉。後來路思義北上北京，協助司徒雷登創設燕京大學，在美國又募得巨款，才有了美麗的燕園。路思義在華晚期患了胃潰瘍，只好提前退休返國，后病逝於日本偷襲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當日夜晚。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齊魯大學被迫關閉，其校址為今日山東大學之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狄考文夫人邦就烈，她25歲時與狄考文同來登州，此後終其生協助其丈夫宣教、辦學，把全部心血都獻給了蒙養學堂和後來文會館的孩子們。除教授史地課程外，還為中國開闢了西方音樂的途徑。她編寫了樂理啟蒙，制訂了樂譜、音符，教導學生欣賞、演唱，以至創作歌曲，並收集民間曲調，配以新詞傳唱。有關資料顯示，她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樂教育引入中國的人。

在辦學上，邦就烈是狄考文的好幫手，她像母親一樣照料學生們，到鄉村長途旅行訪問學生們的母親和其他婦女，負責飢荒賑濟，勸導和鼓勵本地牧師，為持續不斷前來的見習傳教士安排食宿，照料病人和無助的人。雖然她不是很強健，但她總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為別人做事。狄考文的成功，特別是登州文會館的成功，實際上就是邦就烈的成功。換言之，可以說沒有邦就烈，就沒有登州文會館的成功。

1889年山東發生大飢荒時，邦就烈深入災區賑災。災后離開時，當地鄉紳贈送代表崇高謝意的“萬民傘”，還請她坐在轎子上遊行，接受民眾的歡送。1898年1月18日，邦就烈在登州去世，享年61歲。臨終前，邦就烈拉著丈夫的手說：“我先回天家去了，希望你將來帶領許多人與我在天家相會”。狄考文後來在其70歲生日那天寫的一封信里說：“在我早年的生活中，上帝對我最大的祝福是邦就烈。她與我共同承載每天的負擔和心事，文會館的成功大部分應歸功於她。她的去世是我一生的最大損失。”“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箴言》第31章第28節）。

狄考文為興辦文會館費盡了心血，也為他贏得了19世紀來華傳教士教育家領軍人物的美譽。在狄考文的潛心經營下，文會館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師資隊伍建設上都令當時的基督教學校難以望其項背。更為重要的是，在狄考文的辛勤培育下，文會館培養出了一批當時中國社會發展急需的人才。人數雖然不多，卻在教育、實業、文字出版等領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彌足珍貴的火種。

從文會館到廣文大學，從登州到濰縣，狄考文辦學的宗旨，是為了要造就中國的教會領袖，亦為教會學校培養師資。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表明了基督教興學的五大要點：第一，造就可靠的傳道人才；第二，供給基督教教學師資並可藉他們將西方較優良的教育，介紹到中國；第三，裝備人才介紹西方文化的科學和藝術給中國；第四，教育是進入上層階級的最佳門徑；第五，教育能使中國教會有自立能力，並使中國教會防止迷信侵入，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懷疑主義者的攻擊。狄考文的宣教教育方式，通常被稱為“狄考文模式，”表現出其加爾文歸正宗的理想：傳揚福音聖道，並完成教會的文化使命；在使人靈魂得救的同時，也使文化得以道化。

文會館畢業生的第一選擇通常是作教牧，其次是教育，再其次才是從政或從事工商業。畢業生中產生出不少教會領袖，如丁立美牧師（1892年畢業），佈道大有能力，有“知識分子使徒”和“中國慕迪”等美譽；在華人教會神學界影響深遠的賈玉銘牧師（1901年畢業）；而於1911年畢業的滕景瑞，則是滕近輝牧師的父親。老一輩的基督徒常說，山東出了許多屬靈偉人，飲水思源，其根源實在於廣文大學所栽培的人才。

當文會館於1904年遷至山東濰縣時，其畢業生總數為205名，此外還有大約200名肄業生，加在一起共有400多人。其中除了少數任職牧師外，九成以上的畢業生在國家的重要機關和學校從事教育工作。在興辦現代學堂熱潮中，文會館的學生供不應求，紛紛被各省聘任為大、中學堂教師。當清廷於1898年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時，聘請當時在同文館的丁韙良為總教習（教務長），並授權他選聘文會館畢業生八人擔任數、理、化教習，文會館畢業生於志聖為漢學教習，可見文會館的重要地位。其他畢業生先後任教於16個省的高等院校，如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山東高等學堂（山東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堂、江南高等學堂、上海聖約翰大學，湖南雅禮大學、雲南法政學堂等；軍事學校有保定和奉天的陸軍學堂，以及雲南的講武堂等，主要擔任數、理、工和天文等學科的教學，為中國近現代教育的發展留下獨特的一頁。

義和團運動之後，慈禧太后下詔變法，繼更頒諭各省興辦大學。應山東巡撫袁世凱的懇請，由當時文會館校長赫士出任山東大學總教習，率領文會館美籍教習四人，華人教習張豐年等九人，都是早期畢業生；並從新畢業生中選出八人，及漢學教習二人，作為教授團骨幹，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地質各科系。至於章程條規，以至經費開支，編製預算，無一不是依就文會館之規劃，甚至連課本、教材、教學方法、儀器設備，都是沿用文會館之成章。山東大學的成立，創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迹：只籌備了一個月，就於當年十月間在濟南正式開學，成為中國省辦的第一所大學。

開學既成，袁世凱立即奏報。慈禧太后見奏大喜，遂頒諭全國各省：“立即彷照舉辦，毋許宕延。”於是各省紛紛彷效山東辦學經驗，爭先羅致文會館畢業生為教習。於是，除京師大學堂外，全國各省許多大學堂都聘有文會館的畢業生。至於教會大學中，有文會館畢業生任教的更佔多數。但因各省大學所需師資太多，文會館畢業生數額有限，窮於應付，後來連肄業生也被攬聘。因此，對於清末民初中國的教育體制，文會館貢獻很大。慈禧太后並授命赫士為清廷制訂全國的辦學規劃、方針、政策，及各項規章制度，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頒詔全國奉行。原本反洋反教的慈禧太后，如今竟然頒授雙龍寶星勳章給基督徒教育家赫士博士。

博物館，作為文化舶來品，隨基督教傳教士傳入中國，於19世紀下半葉出現在沿海城市，最初由外國教會創辦。通常傳教士在基督教堂內設博物陳列室（exhibition hall）,實際上就是早期的教會博物館。狄考文在宣教、興辦教育之同時，也在蓬萊、煙台等城市興建教會博物館，雖然是出於宣教目的，卻由此帶來了現代科學文明，促進了中國早期自主創辦博物館的誕生和發展。狄考文最初在簡陋的教堂中設小型博物館，作為一種宣教手段，吸引百姓來到教堂，同時也為了開闊學生和登州百姓的視野。1886年，狄考文建起西式樓房，新教堂正式投入使用，據《文會館志》記載：博物陳列所建於學堂之前，博物館後面為教堂，此外在登州文會館內設立藏書室、閱報室、物理和化學實驗室等，還設有觀星台(天文台)等設施，同時文會館內還配有洗澡間、發電房等附屬設施。1904年，文會館遷至濰縣，其留下的教會博物館仍然吸引著登州的各界人士。據1909年長老會山東差會的報告，通過這個博物館，每年有12000人進入教堂聽到福音。

登州文會館不僅是中國第一所近現代高等院校，也是最早開設與博物館課程內容相關的高等院校，其博物館教學內容包含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廣博物志、百獸圖說，以及觀物博異等。伯爾根博士尤其擅長教授博物館內容課程，曾在文會館內“取草木鳥獸昆蟲礦石數千件，羅列一室，作為動植物標本，學者便之。”文會館大學部開辦后不久，學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就已經具備了蒸汽動力機械、機床以及木工和鍛工所應有的一切工具。據《登州文會館志》中記載，登州文會館所具備的水學器、氣學器、蒸汽器、聲學器、力學器、熱學器、磁學器、光學器、電學器以及天文器和化學器等教學器材共達300多種，這些器械不但“精巧堅緻不亞泰西之品”，而且除本校使用外，“各省學堂亦爭相購定”。山東差會在向總部提出提高文會館學校等級及變更名稱的要求中，也強調說文會館已經擁有“大量物理和化學儀器設備”。狄考文在給親屬的一封信中說道:“我花費很多時間和相當的精力與金錢製作物理儀器設備，我在這方面有天然的興趣，我認為在中國，自然科學將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

狄考文在登州平日的休閑處是他的工作室，每年至少對外開放一次。裡面有鍋爐、蒸汽機、柴油機、電動機、發電機、鏇床、電鍍設備等。其他還有燒焊、瓦斯燈、各種電池、各式顯微鏡、望遠鏡等。上物理、化學課時，狄考文親自示範，教學生做檢修、保養、拆卸電機、纏線圈、上絕緣漆等技術性工作。他訓練出來的鐵工、焊工、電鍍工和電線工很容易謀到生計。他更幫助本地商人製造與裝配碾谷機、磨粉機、煤球機、捻繩機，織麻包機等，概不取利，只計原料成本。他認為中國需要工業來改善民生。此外，狄考文等傳教士還給山東半島帶來了壓水井、自行車等先進工具。毋庸置疑，傳教士在傳播基督福音之同時，也以教會博物館為平台，向當時的中國傳播了近代科學技術。

狄考文還是首先購置照明設備，在中國點亮第一盞電燈的人。1879年5月，狄考文第一次回國休假途徑歐洲時，遇到美國商人、創建大西洋電報公司的塞勒斯·W·菲爾德先生。狄考文向菲爾德推介了他在登州文會館的事業，最終使這位大商人產生了興趣。當狄考文休假結束回到蓬萊后，隨即給塞勒斯·W·菲爾德先生寫了一封信，請求他捐贈一台發電機。1881年上半年，狄考文收到了對方捐贈的一台發電機和電燈裝置，首先在文會館內點亮了電燈，就此翻開了中國歷史上電燈照明的新紀元。

據說中國皇宮裡的第一盞電燈是光緒十四年(1888年)點亮的，後來在一場大火中被燒毀。待損毀宮殿重新裝修好后，光緒命人又重新安裝上電燈。此時宮裡已經有了發電機，慈禧太后索性命人把幾乎所有的後宮和嬪妃宮都安裝了電燈。自皇宮用上電燈后，全國各大城市才慢慢用上了電燈。儘管1881年首先出現在文會館的電燈並未普及，但作為一種新技術的運用，登州畢竟在中國率先邁出了第一步。

狄考文還經常應邀到各地做科學實驗和現場講學，將先進的科學和技術傳到中國的各個角落。創辦於1876年的上海格致書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科技館，號稱晚清上海輸入西學的三大機關之一。1877年6月29日，狄考文應邀到該書院講解電學原理併當場做實驗演習。我國近代最早的科技刊物《格致彙編》載文說他:“講附電氣（即電流）之理甚清楚，用器具顯出附電氣之性情，最為靈巧。”為此，登州文會館的名字在中國教育和科學界越來越響。狄考文聲名遠播，榮譽亦隨之接踵而至。1880年，漢諾威學院（Hanover College）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1888年伍斯德(Wooster)學院授予法學博士學位；1890年基督教來華傳教士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選他為“中華教育會”首任會長。1902年華盛頓-傑弗遜(Washington and Jefferson)學院授予法學博士學位。

1890年，聖經翻譯委員會成立於上海，狄考文眾望所歸，受選擔任官話和合譯本聖經委員會主席，主持中文譯經的劃時代工作。狄考文遂辭去登州文會館校長職務，由赫士繼任。此後狄考文兼理譯經工作十八年，先後與北京通州的長老會傳教士富善博士（Dr. Chauncey Goodrich）、陝西的內地會傳教士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牧師、四川的美以美會傳教士鹿依士（Dr. Spencer Lewis）牧師，還有數位中國助手共事，付上常人難以想像的勞動代價，所得的結果就是流傳至今的官話和合本聖經版本。在整個譯經過程中，狄考文始終懷著敬虔、忠誠的心，竭盡全力，他是一位為了搜尋一個恰當詞句，找不到他所要的就絕不罷休的人。有人說“他是個從不怕人，只敬畏神的人”。他將自己一生中最後的歲月完全奉獻給了官話和合本的翻譯工作，一心只望給中國人留下一本忠於聖經原意的聖經。1906年，當《新約全書》譯完時，狄考文已經先後在北京、登州和煙台三地召集譯經會議八次，每次歷時兩至六個月。他從沒有缺席過一天，也從沒有缺席過一次會議，他一生工作殷勤直到力盡方休。狄考文高興地看到《新約全書》付梓，並開始了《舊約·詩篇》的翻譯。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詩篇譯本的完成即因病去世。十一年後，即1919年，整本新舊約全書和合本才最終譯就出版面世。斯時斯人去矣，卻功不可沒！

1908年那次的譯經會議在煙台召開時，由於狄考文罹病在身，未能出席。他所患為阿米巴性痢疾，此病在當時無葯可治，被視為絕症。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其弟狄樂播牧師跪在病床前為他禱告，求主使他能安然返回天家休息。但是，狄考文卻從病榻上喊著說：“樂播，提高一點你的信心吧，你要為我能翻譯完舊約，尤其是詩篇而禱告”。然後他請赫士博士來為他的心愿能蒙應允禱告。赫士博士來了，照他的意思禱告。最後狄考文還加上一句：“主啊，願這祈求蒙你應允！”然而，他在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翌日（1908年9月28日），他便安睡在主耶穌的懷裡了。事後富善博士說：“我可以想象，當火車火馬載著他往天上去的時候，他會以何等崇敬的心情朝見大君王，並歡呼著他在臨終前的一句話：聖哉，聖哉，聖哉，全能的大君王(True and Mighty)!

狄考文是在青島德國醫院就醫時辭世的，享年72歲。逝后，其遺體被海運至煙台，下葬於玉皇頂美國長老會墓地。墓碑下方書有“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十月四號，狄大牧師葬於煙台玉皇頂”字樣。英國浸禮會如此評價他說：“他是一個成功的教育者、優秀的管理者、有力的佈道者、傑出的學者。”亦有國人評價說：“可以說狄考文的一生與中國近代基督教傳播、近現代教育事業、博物館公益事業緊密相連。”

狄考文從創辦小學開始，直到中學、大學，在華從事教育工作長達三十多年，在中國宣教史上可謂空前絕後。他在中國總共45年時間，幾乎一直在山東生活、宣教、辦學、救災、著書、科研試驗，備嘗艱辛，不離不棄，實踐了自己決心“把一生獻給中國”的諾言。期間他僅返國四次，而且每次都是為學習、募款、採購、宣講而勞苦奔波。他設法購置和製作了大量現代中、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種實驗設備；為當地百姓和商人們設計製造或聯繫購置多種機械，努力謀求提高社會生產力，改善民眾生活。狄考文在中國生活的近半個世紀，恰恰也是中國社會經歷痛苦蛻變的時期，他親歷了這一蛻變過程，也為這一蛻變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晚年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有著美好的未來。我很高興有機會做我所能做的使她邁向美好未來的事情。”誠然，狄考文年輕時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中國，決心向中國傳播上帝之愛，引導中華歸主。為此他信守誓言，兢兢業業，忘我奮鬥直到生命的終點，正因為他愛神，所以他愛中國並中國人民。他不僅給中國帶來了基督福音和上帝之愛，也給中國帶來了合乎時代進步要求的現代文明。人們讚譽他是“大教育家”、“大製造家”、“大著作家”，說他是首批向中國人傳授現代西方技藝的人中“在基督教、科學和漢語方面均有造詣的屈指可數”的人物，是一個“多才多藝”、“全面成功之傳奇人物”，考諸史實，可謂名至實歸。

根據狄考文自述，對學生講話除外，他一生公開演說與講道8,000餘次。他在中國旅行一萬二千英里，足跡遍及山東和華北、華東某些地方。在鐵路與公路全無的中國農村環境下，他行路全靠步行，或以騾馬代步。而且常常夜宿小店，隨時隨地遭受蚊蟲、跳蚤、臭蟲以及各種傳染病的襲擊。狄考文的元配早亡，繼配也未生子女。他沒有私產，所留下的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和對他感佩終生的學生。學生中很少有人從政，多半人終生從事教育、宣教、社會或鄉村工作，守住自身的崗位，默默耕耘。

信仰、愛心、使命與工作不輟是狄考文一生的座右銘，牧者、學者、教育家、慈善家、翻譯家、著作家等名號加諸其身，實在名副其實，當之無愧。山東是孔夫子的故鄉，狄考文亦尊孔子為大師和聖人。其人生步伐亦與孔子同：“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終年也差不多與孔子同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