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政

唐代貢茶分為兩類：

①專設官焙（官辦的制茶工場）所製造的御用珍品。

②規定特定的地區所進貢的茶。是一種實物納稅制度。自唐代起，貢茶成為定製。宋代茶園多為民間經營，僅福建、江西設有官茶園和官焙製造貢茶。

其時鬥茶流行，福建所產建茶取陽羨茶和顧渚紫筍茶而代之。元朝的貢茶始於武夷置場官工員。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詔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建寧為上。清代在杭州西湖龍井設有御茶園等。

茶稅 又稱茶課。是一種以實物或貨幣納稅的制度。唐代後期，財政困難，因此在德宗建中元年（780）實行茶稅。興元元年（784）罷茶稅。

貞元九年（793）復茶稅，以代水旱田租，化為常稅，產茶州縣和茶山就地徵稅，商人販茶以三等定估，十取其一。長慶元年（821），茶稅率增為15%，武宗會昌年間正稅之外，又加一種“塌地錢”，實為過境稅。

唐宣宗大中初年立茶法，取消橫稅，保護納正稅商人。自唐代起，歷朝相因，茶稅成為國庫的主要收入之一。

宋代，茶葉實行官買官賣，既榷茶又徵稅。元承唐宋，強征茶稅，自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后的近40年內，茶稅增加了360倍。明代茶政以榷茶易馬為主，收稅為輔。清朝亦征重稅。

榷茶 一種官營專賣制。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改茶稅為榷茶，並設榷茶史，規定茶的種植、製造、銷售全部歸官府掌握，旋即夭折。宋代在絕大部分產茶區實行唐代始創而未行的榷茶法。宋代的榷茶為“榷法”，與唐代比較，更為具體完備。京師(開封)設有總管全國茶鹽貿易的機構——榷貨務。自宋太宗雍熙年間至仁宗至和二年（984～1055），茶法屢變。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罷通商法，恢復荊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的榷茶制度。四年，行賣引法，即商人高價買茶引，憑引向園戶購茶(自付茶價)。嚴密的賣引制度由此開始，元明清三代皆行賣引制。自咸豐(1851～1861)以後，普遍改為厘金稅，這樣榷茶之制就改為民間自由經營。

邊茶 對邊疆地區的茶政。歷代王朝對於好飲茶而又不產茶的邊疆地區的控制，主要通過兩種辦法：①對茶葉供給採取限量、直接分配的辦法，以求達到以茶治邊的目的。②實行茶馬互市，即以少量的茶交換多數戰馬。最早見於唐朝，但未成定製。自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在蜀置買馬司，設官茶場（后二者合為茶馬司），規定以四川的茶葉交換“西番”各族的馬匹，這才確定為一種政策。宋代以後，除元朝外，明清兩代都沿用宋制，在四川、陝西等地設立專門管理茶馬互市的機構——茶馬司。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廢茶馬司，茶馬互市也隨之淘汰。茶馬互市在中國歷史上對繁榮農牧業經濟，促進民族團結，曾起過積極作用。

“飲茶蓋起於漢人，尤其是南方漢人，北人飲之，殆在其後，外蕃有此物，尤為晚焉。前引《封氏聞見記》謂“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可為南北嗜好先後不同之證，因而外蕃飲茶，必在北人之後。同書又謂:“(飲茶)……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可知以茶與外蕃易馬，不始於宋，實始於唐，亦可見中國茶葉輸人外蕃，開始於唐。外蕃嗜好中國之茶蓋亦有故。《宋史·職官志》雲:“(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茶而病於難得，專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貨志》謂:“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與此正同。而陸遊《南唐書》提及：契丹雖通商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葉珠貝而已。確系實情。北蕃好食肉，必飲茶，因茶可清肉之濃味。今蒙古人好飲茶，可為例證，不飲茶，多困於病，無怪其常以名馬與漢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團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價買之，宋張舜民《畫漫錄》雲:“熙寧中蘇子容使遼姚鱗為副，曰:‘蓋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儔敢與北人，未幾有貴公子使遼，廣貯團茶，自爾北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一匹。”

似此唐代之回鵲，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國之藏古，食肉飲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對於挑河西寧一帶之西蕃，皆以茶馬為羈摩。......明代對於茶之貿易，雖不行專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斬，並立茶馬司，以便與西蕃交茶易馬。同時，又於產茶之地，十株取一，無主茶樹，十分取八，其對於茶之需要，可為盡心而為之，而要不外為“制服西戎之術”。由此可知，中國茶葉傳於外蕃，一方面因由於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於中國無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與之交易或為之羈摩。故茶自唐課稅之後，對內既為國庫所關，對外復為安危所系。”

唐代茶業的長足發展，也極大地促進了茶自身的建設。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葉最多只能說是一種地區性的生產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後，隨著茶業的發展，茶就成為一種全國性的社會經濟、社會文化和一門獨立的學問了。

茶葉作為全國的一種社會經濟，除其具有的商品性內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稅的課徵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種茶、買賣茶葉，不徵收賦稅。唐中期以後，由於茶葉生產、貿易發展成為一種大宗生產和大宗貿易，加上其時安史之亂以後，國庫拮据，徵收茶葉賦稅，並逐漸變成為一種定製。

唐德宗李適接位以後，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來倉本錢，這是我國第一次抽收茶稅。但未幾，在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亂，德宗逃奔奉天（今陝西乾縣），追悔詔罷茶稅。這次稅茶，雖主要用於地方籌集常來倉本錢，未入國用，但茶稅之巨，給當時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後，如《文獻通考·征榷考》所說，貞元九年（公元793年），鹽鐵使張滂以水災賦稅不登，又向德宗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是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德宗從之，再次恢復茶稅，並自此成為定製。

貞元時茶稅，歲得不過40萬貫，但至長慶元年（公元821年），以“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心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又奏請大增茶稅，“率百錢增五十”，這樣，使茶稅歲取至少增加到了60萬。唐文宗時，王涯為相，為盡敢茶葉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葉專營專賣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李訓之亂，被腰斬處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曇花一現，未普完全貫徹。武宗會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鹽鐵使，又再次增加茶稅，上行下效，茶商所過州縣，也均重稅。他們在水陸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稅，謂之地稅。他們在水陸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稅，謂之地錢”，稍有不滿，便“掠奪舟車”，就如上面說的江賊的所為一樣，這時私茶越禁越盛，茶葉的商稅，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矛盾。這種情況，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鹽鐵轉運使立茶法十二條，才緩和穩定下來。

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裴休的稅茶法主要有這樣幾點：一是各地設有邸閣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戶堆棧費用），不得再賦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長行群旅”，皆論死；三是園戶私鬻百斤以上和“長行群旅”，皆論死；三是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縣如有砍伐茶園或傷害茶業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縱鹽法論罪；五是廬州、壽州和淮南一帶，皆加半稅。實施裴休這一茶法，茶商、園戶都較滿意，稅額未增，稅收倍增，迄到朱溫篡唐，稅制一直未有多大變化。

茶葉由不稅到稅，從國用的角度來看，也就是從一種自在的地方經濟，正式被認定和提高為一種全國性的社會生產或社會經濟。

在唐代以前，我國南方一些地方飲茶、種茶的歷史雖然已很久遠，但是還沒有撰刊過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說，其時茶還沒有形成為一門獨立的正式學問。至唐代中期以後，應茶業發展和社會上對茶的知識的需要，出現了陸羽《茶經》等一批茶葉專著，使茶在成為全國性生產和經濟的同時，也以獨立的嶄新的一種學科和文化，展示於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書，是從陸羽著述開始的。陸羽的《茶經》，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書，其問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為獨立的學科這樣劃時代的意義，而且，開創了我國為茶著書立說的先河。千百年來，後人不斷以陸羽《茶經》為楷模，續寫一本本《茶經》新篇，使我國傳統茶學不斷得到了發揚光大。陸羽嗜新茶，精於茶道，其關於茶葉著作，除《茶經》以外，還有《茶記》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溫庭筠《採藥錄》一卷，蘇《十六湯品》一卷，佚名《茶苑雜錄》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溫從雲等《補茶事》、五代時毛文錫《茶譜》等共10餘種。唐代的這些茶書，或師《茶經》，或從生產和品飲茶葉的不同方面補充《茶經》，建立了我國最早的傳統茶學，比較全面、客觀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實際和知識。這些著作，雖然大都已經散佚，但留存下來的《茶經》等不多的幾種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許多珍貴的茶史資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葉歷史的重要根據。

晚唐詩人皮日休在其《茶中雜詠·序》中說：“季疵以前，稱飲者，以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也。季疵始為經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以為之備矣。”即是說，在陸羽之前，我國對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設置、烹飲藝術，都不夠重視，飲茶還如同煮茶喝湯一樣；在《茶經》面世以後，對茶葉文化、茶葉生產、茶具和品飲藝術，開始重視和日益講究起來。這也就是說，在唐代中期，隨著我國茶業和茶學的發展，茶葉文化本身，也有了一個很大發展。

到了唐宋時期，茶葉的消費逐漸普及，政府當然又開始打起了它的主意。

最早對茶實行專賣的是唐代，不過那時候茶還是高檔消費品，飲用的人不多，因此收入不多，最高不超過40萬貫。到了宋代，茶開始步入尋常百姓家，對茶的專賣開始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源。

宋代茶葉的主要產區在秦嶺、淮河以南，政府在這些地方成立了6個‘榷貨務’負責對茶實行專賣。

政府規定，茶農所生產的茶不得私自出售，一律要賣給‘山場’（‘山場’再把收購的茶送到‘榷貨務’），收購價格以品質不同差別很大，差的安徽茶15文/斤，好的杭州茶185文/斤，最好的海州茶可達850文/斤。

政府給茶農的收購款是預先支付的，茶農要為此付20%的利息。另外，收購時每100斤茶還要扣除25%的‘耗茶’（茶葉會縮水）。總而言之，老百姓和政府打交道一定是吃虧的。

當時生產茶葉的成本是這樣的，工人工資是60文/天，4個人工可以生產18斤茶。換句話說，成本是13文/斤。扣除利息和耗茶，低檔茶根本無利可圖，高檔的就賺到了。

政府收購到茶以後有兩種銷售方式，一是‘官鬻’，主要是賣給老外，對金、夏的貿易普通老百姓是不能染指的。

再就是‘通商’，賣給商人。

商人想做茶葉生意必須首先到東京去交錢，東京也有一個‘榷貨務’，這個機構是負責收錢的，收到錢以後開具提貨單，商人憑提貨單到南方的‘榷貨務’提貨。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當時使用的貨幣是錢和帛，運輸非常麻煩，政府就把這項工作轉嫁給了商人。另外當時地方政府也常常挪用政府款項，此舉也避免了這個弊端。

這個稱為‘入中錢帛’，簡稱‘入中’。

宋朝建立不久就開始和金夏等國打仗，邊防軍隊需要大量糧食，政府又想出一個主意，鼓勵老百姓自己把糧食運到邊境，駐軍收到糧食以後給他們開具‘交引’，憑藉這個‘交引’到東京可以領錢帛，也可以領茶葉的提貨單。

這個稱‘入邊趨粟’，簡稱‘入邊’。

‘入邊’政策實行以後，很多老百姓都踴躍往邊關送糧，拿到‘交引’以後他們沒有實力做茶葉生意，就把它賣了。這樣一來，‘交引’就宛如一種有價證券，在東京和各大城市都出現了‘交引’的交易所。

平心而論，這個政策是不錯的，為國家省卻了採購、運輸物資的負擔。但是推行既久，弊端漸生。

當時戰局吃緊，邊防軍的需求不斷擴大，糧食的價格就被炒上去了。當時內地糧價不過十幾文，在河北卻高達60文，在西北更高達1000文。（對了，這其中也有相互勾結、營私

舞弊的因素，中國人的智慧真是偉大啊）這樣一來，大家拿著‘交引’到東京去拿錢，政府沒有這麼多錢；到南方去取茶，也沒有這麼多茶。

如此這般，在東京證券交易所里‘交引’狂跌，政府的財政也日益虧空，不得不想辦法改革。

景德年間（1005--1022），李特等人實行改革：1）規定邊境地區的糧價2）除茶葉以外，增加‘香葯寶貨’‘東南緡錢’作為支付手段，合稱‘三說’（‘說’通‘兌’）。

這個辦法治標不治本，一者難以從根本杜絕邊關的舞弊，再者大家對於‘香葯寶貨’‘東南緡錢’興趣不大，需要的還是茶。政府困境依然如故。

於是不久又實行改革，新辦法有兩種，一是‘貼射法’，就是政府不再收購茶，由商人和茶農自行交易，只要在交易前把政府應得的利潤交納就可以。

順便說一下政府的利潤情況，在淮南，商人給茶農25文/斤，給政府31文/斤，真是萬惡的舊社會。

另一個是‘見錢法’，就是最初提到的辦法，在東京交錢，在南方提貨。

這兩個方法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把茶葉專賣和軍糧問題分割開來，省卻了許多麻煩。

新辦法實行以後遭到了強烈抨擊，因為當時靠東京證券交易所吃飯的人很多，軍隊沒機會撈錢自然也反對。於是各派政治勢力就在政治局裡傾軋起來，新派失勢被流放到海南島，‘見錢法’就變成‘三說法’；舊派失勢被流放到海南島，‘三說法’就變成了‘見錢法’。

最後新派獲勝，茶和邊防終於割斷了瓜葛。

老問題剛解決，新問題又出現了，統計數據表明，茶葉產量不斷遞減，只及過去產量的50%。

倒不是說茶農不種茶了，而是他們把茶葉偷偷賣給了走私犯。

我們知道，政府既然壟斷，茶葉價格自然高昂，鋌而走險走私的人自然就多。而且收購部門壓級壓價，茶農也不願意把好茶賣給政府。這樣一來，私茶既便宜又好，當然非常受歡迎，就好象現在大家喜歡D版的道理一樣。

對於走私，政府一向是很有打擊力度的。當時規定，走私數額較少者‘答四十’，就是用一尺長的竹棍打PP；走私數量較多者‘杖八十’，也是打PP，不過是用很粗很長的大木棍，就是《三笑》里秋香用的那種。（順便說一句，對於走私貨物，在補交稅款以後並不全部沒收，只沒收1/3）

但是厚利之下、必有勇夫，政府防不勝防。隨著茶產量的銳減，政府收入不斷減少，而經常性的行政支出依然如故。於是有識之士就提出乾脆取消專賣制度，對於茶就如同普通貨物一樣徵稅。

嘉佑4年（1059年），政府下令取消專賣，實行通商。

通

商實施以後，茶如同普通貨物一樣納稅，分為‘過稅’和‘住稅’，每斤若干文。但是有一點很不合理，無論高檔茶還是低檔茶交納的錢都是一樣的。儘管如此，政府不與民爭利總是好事。事實上，通商以後政府收入還高於以往，同時又裁撤了許多機構，更節約了負擔，對於老百姓來說，現在可以喝價廉物美的茶，自然更是大好事。

可惜政府總是邪惡的時候居多，幾十年以後，蔡京執政，又開始打茶葉的主意。

崇寧4年（1105年），蔡京開始推行‘茶引制度’。該制度規定，商人買賣茶之前必須向政府購買‘茶引’，‘茶引’上註明商人的姓名、購貨地方、銷售區域。

‘茶引’分‘長引’、‘短引’，前者用於長途販運，價格是100貫/120斤；後者用於在當地銷售，價格20貫/25斤。

與以往的制度不同之處在於政府不再收購、銷售茶，也不再對茶農發放貸款，對於價格也不再過問，一切交易由商人和茶農自行商談。

這個‘茶引’制度純粹是一種許可證制度，簡便易行，既增加了收入，又省卻了諸多機構。以後南宋、明清都沿用這種制度。

再說一說兩個特殊地區。

一是淮南，這裡不歸6個‘榷貨務’管轄，另有13‘山茶場’，‘榷貨務’只負責茶葉的儲藏和發放，‘山茶場’還負責貸款發放、茶葉收購。

一是四川，這裡的茶原先不實行專賣。四川當時茶產量佔全國的40%，估計因為飲茶者甚多，政府怕引起民變，因此不專賣，只是不允許他們輸出茶葉。

後來，內地茶葉開禁，四川倒開始實行專賣了。因為這時候政府要在青海打仗，馬匹匱乏，就準備用四川的茶和羌人換馬，是為‘茶馬貿易’的開始。

以後蔡京行‘茶引’制度后，四川就和內地一樣了。

最後再談兩個問題。

1、總的說來，當時茶還是一種奢侈品。從數量上說，全國產量不過5000萬斤，人均不過一、兩斤；從價格上說，一斤茶可以買十幾斤乃至幾十斤米。所以窮人喝茶並不普遍，大家看《水滸》就可以發現，那些好漢口渴了都不喝茶，而是進酒館喝上幾角酒。

2、宋代茶稅收入最高不超過300萬貫，不及鹽（3000萬貫）、酒（1400萬貫）遠甚，只佔政府歲入的3%。即便如此，政府依然竭澤而漁，無所不用其極。窺斑見豹，宋政府的黑暗可想而知。

茶葉，在唐以前並無稅制，中唐時期，隨著茶葉生產發展，茶農一獲利，統治階級賴以自下而上的各種法律、稅賦、機構就隨之而來，並成為統治階級巧取豪奪、壓迫和剝削茶農，限制茶葉生產發展，掠奪和獨攬茶利的一種手段。

一、茶稅與茶法

我國茶之徵稅，始於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安史之亂以後，唐朝中央國庫拮据，政府以籌措常平倉本錢為借口，“詔征天下茶稅，十取其一”，徵稅以後，發現稅額十分顯著，以後就將這一臨時措施改為“定製”，與鹽、鐵並列為主要稅種之一，並相繼設立“鹽茶道”、“鹽鐵使”等官職，據新舊《唐書》記載，茶於中唐立稅以後，稅額並不因國庫收支的好轉而有所減免，反倒根據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發展而不斷增加。到公元804年，茶稅每年增加到四十萬緡。武宗會昌年間（841－846年），除正稅以外，又增加一種“過境稅”，叫“塌地錢”，至宣宗大中六年（852）更通過當時鹽鐵轉運使裴休制訂了“茶法”12條，嚴禁私販，使茶稅斤兩不漏。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裴休的稅茶法主要內容是：

1、茶商販送茶葉沿途驛站只收住房費和堆棧費，而不收稅金。

2、茶葉不準走私，凡走私三次均在100斤以上和聚眾長途販私，皆處死。

3、茶農（園戶）私賣茶葉100斤以上處杖刑，三次即充軍。

4、各州縣如有私砍茶樹，破壞茶業者當地官員要以“縱私鹽法”論罪。

5、瀘州、壽州、淮南一帶稅額追加50%。

我國茶葉專賣制度和稅法，發展到宋代，更為嚴厲，並成為發展茶葉生產一大障礙，曾誘發多次茶農起義。據文獻記載，宋朝的茶稅法，先後改革多次，即所謂“三稅法”、“四稅法”、“貼射法”、“見錢法”等。這些改革，換湯不換藥，都是堅持國家專賣。后又經元、明、清，改“榷茶制”為“茶引制”，直到清咸豐以後，由於當時國際國內茶葉貿易都有了很大發展，才將“茶引制”改為徵收厘金稅，民間逐步恢復自由經營。所以，茶葉專賣的稅制和法律在中國歷史上歷經千年之久，得利的是政府，而吃虧者總是百姓。

所謂榷茶，即茶的專營專賣。這一政策始於中唐時期，文宗太和九年（835）當時任宰相之王涯奏請榷茶，自兼榷茶使，令民間茶樹全部移植於官辦茶場，衽統制統銷，同時將民間存茶，一律燒毀。此一法令剛一頒布，立即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王涯十月頒令行榷，十一月就為宦官仇士良在“甘露之變”中所殺。令孤楚繼任“榷茶使”，吸取王涯的教訓，即停止榷茶，恢復稅制。所以，唐代實行榷茶歷史不到兩個月，真正厲行“榷茶制”的，是從北宋初期開始，首先在東南茶區沿長江設立八個“榨貨務”（官府的賣茶站），產茶區設立十三個山場，專職茶葉收購，園戶（茶農）除向官府交納“折稅茶”以抵賦稅以外，余茶均全部賣給山場，嚴禁私買私賣。

到了北宋末期“榷茶制”改為“茶引制”。這時官府不直接買賣茶葉，而是由茶商先到“榷貨務”交納“茶引稅”（茶葉專賣稅），購買“茶引”，憑引到園戶處購買定量茶葉，再送到當地官辦“合同場”查驗，並加封印后，茶商才能按規定數量、時間、地點出售。“茶引”分“長引”和“短引”兩種，“長引”准許銷往外地限期一年，“短引”則只能在本地銷售，有效期為三個月。這種“茶引制”，使茶葉專賣制度更加完善、嚴密，一直沿用到清乾隆年間，才改“茶引制”為官商合營的“引岸制”。“引岸制”的引，為茶引，“岸”是口岸，指定的銷售或易貨地點。“引岸制”即為凡商人經營各類茶葉均須納稅請領茶引，並按茶引定額在劃定範圍內採購茶葉。賣茶也要在指定的地點（口岸）銷售和易貨，不準任意銷往其他地區。“引岸制”的特點是根據各茶區的產量、品種和銷區的銷量品種，實行產銷對口貿易。這樣有利於對不同茶類生產、加工實行宏觀調控，做到以銷定產。

所謂貢茶，即產茶地向皇室進貢專用茶。向朝庭貢奉各種鄉奇特產，是封建社會早有的定俗。晉人常璩在《華陽國志·巴志》中即有關於中國最早貢茶的記載，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伐紂、西南巴、蜀等國向武王進貢鹽、鐵、茶、蜜的史實。

到了隋代，煬帝楊廣在江都（江蘇揚州）得了頭痛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聞之，攜天台茶專程去揚州為隋煬帝治病，得茶而治之後。煬帝大喜，遂令全國大行茶事，推動了隋代王公貴族飲茶之風大興。

初唐時，各地繼續以名茶作貢品，其中不乏貪圖名位、阿諛奉承之人為了個人升遷而向皇上納貢。但隨著皇室飲茶範圍擴大，貢茶數量遠不能滿足要求，於是官營督造專門從事貢茶生產的“貢茶院”，首先在浙江長興和江蘇宜興出現。據《長興縣誌》記載，顧渚貢茶院建於唐代宗大曆五年（770）直至明洪武八年（1375），興盛期長達600年，其間役工3萬人，工匠千餘人，制茶工場30間，烘培工場百餘所，產茶萬斤，專供皇室王公權貴享用。

唐代詩人，曾做過湖州刺史的袁高（727－786）《培貢顧渚茶》的長詩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生產貢茶龐大的規模和茶農的艱辛。詩曰“……動生千金費，日使萬民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甿輟耕農耒，采掇實苦辛。……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功，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

到了宋代，飲茶風俗相當普及，“茶宴”、“鬥茶”大行其道，尤其宋徽宗趙佶，愛茶至深，親撰《大觀茶論》，皇帝嗜茶，必有宦臣投其所好。因此，宋代貢茶較之唐代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保留顧渚紫筍貢茶院以外，又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縣）設立規模更大的貢茶院。據宋子安寫的《東溪試茶錄》（1064年前後）記載“舊記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歲率六縣民采造，大為民間所苦……至道年（995－997年）中，始分游坑、臨江、汾常、西蒙洲、西小豐、大熟六焙。錄南劍，又免五縣茶民，專以建安一縣民力裁足之。……慶曆中，取蘇口、曾坑、石坑、重院屬北苑焉。”

除此以外，宋代相繼還在江西、四川、江蘇、浙江設御茶園和貢院院，生產極其費工費時之“龍團鳳餅”供朝庭享用，每年花去大量民脂民膏。

明清時期，貢茶制繼續實行，貢茶產地進一步擴大，四川蒙頂甘露，杭州西湖龍井，江蘇呈縣洞庭碧螺春，安徽老竹鋪大方都被當朝皇上飲定為“御茶”。西湖龍井村至今保存的十八棵御茶，就是乾隆皇帝游江南時（公元1753年）微服私訪獅峰、至胡公廟前品嘗了和尚獻上香茶，十分高興，遂將廟前18棵茶樹封為御茶。然而，皇帝的歡心、換來都是百姓的苦難。杭州詩人陳章寫了一首《採茶歌》充分揭露貢茶給人民帶來的苦難。

鳳凰嶺上春露香，青裙女兒指不長。

渡澗穿雲採茶去，日午歸來不滿筐。

催貢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壯。

焙成粒粒比蓮心，誰知儂比蓮心苦。

以茶易馬，是我國歷代統治階段長期推行的一種政策。即在西南（四川、雲南）茶葉產地和靠近邊境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交通要道上設立關卡，制訂“茶馬法”，專司以茶易馬的職能。即邊區少數民族用馬匹換取他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茶葉，據史籍所載，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經略安撫使王韶在甘肅臨洮一帶與人木征作戰，需要大量戰馬，朝廷即令在四川徵集，並在四川四路設立“提興茶馬司”，負責從事茶葉收購和以茶易馬工作，並在陝、甘、川多處設置“賣茶場”和“買馬場”，沿邊少數民族只准與官府（茶馬司）從事以茶易馬交易，不準私販，嚴禁商販運茶到沿邊地區去賣，甚至不準將茶籽、茶苗帶到邊境，凡販私茶則予處死，或充軍三千里以外，“茶馬司”官員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嚴酷，目的在於通過內地茶葉來控制邊區少數民族，強化他們的統治。這就是“以茶治邊”的由來。但在客觀上，茶馬互市也促進了我國民族經濟的交流與發展。宋朝以後，除元朝因蒙古盛產馬匹無此需要，而未實行“茶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設立專門的“茶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雲南西部增設北勝州茶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廢止。

目前中國茶的種植面積第一、產量第二、出口第三、創匯第四，這是中國茶葉在世界上地位的真實寫照。2006年全國茶園面積為2175萬畝，比上年2028萬畝增長7.2%。全國茶葉總產量首次突破100萬噸大關。全年茶葉平均單價為24.8元/公斤，全國茶葉農業總產值為248億元，比去年219.2億元增加13.1%。我國是茶葉大國，但還不是茶葉強國。

1：生產主體以茶農為主，生產方式各有側重。傳統的生產方式、加工方式是我國茶葉生產的基本特點，我國茶葉生產主體主要有：一家一戶的茶農；茶商或茶葉大戶；委託加工基地；有一定生產規模的茶場。我國茶葉一直沿襲著傳統的生產方式，主要特點是：中高檔茶、名優茶以手工為主；中低檔茶、大眾茶以機製為主。

2：區域分佈明顯，茶區快速發展。我國紅茶區主要在廣東、雲南；烏龍茶區主要在福建；花茶區主要在福建、廣西、湖南等；名優茶區主要有浙江、湖南、四川、安徽等省。特色茶產區已經成為我國茶葉發展的新亮點，如新昌的龍井產區，平江的銀針產區，安溪的烏龍茶區，雲南的普爾茶區等等。由於我國農業綜合開發的實施及各地大力調整農業及農村經濟結構，新型茶區正在快速發展，如山東日照茶區、陝西午子茶區及湖南、雲南、廣西、重慶等地的新茶區就是這幾年新發展起來的。

3：產品結構變化加快，新品成為新的增長點。市場趨勢表現在：普通紅茶、中低檔紅茶繼續下降，高檔紅茶有一定市場。花茶在經歷了長足發展后總量正在減少。綠茶快速增長，綠茶中，名優茶發展快。烏龍茶快速發展，保健茶生產增長，市場穩定。傳統茶葉創新速度加快。茶產品結構正在朝優質、有機、特色、質優價廉方向發展，總體結構不斷優化。

4：經營企業數量多，龍頭企業少；產品多，名牌少。茶樹種植以農戶為主體，平均每戶僅1畝左右，能制茶或開個茶莊就算一個企業。全國僅加工茶葉的茶廠6.7萬家，平均每個茶廠年加工茶葉僅15噸。加工企業由於規模小，導致設備落後、技術水平低、產品質量不穩定。經營企業中由於缺乏龍頭企業和知名品牌。沒有知名品牌，出口茶葉只能以原料茶為主，受制於人，難以開拓市場。中國有近千個茶葉品牌，擁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是鳳毛麟角，象“立頓”這樣的世界級品牌，對中國茶產業來說，現階段就是一種奢求。由於生產工藝簡單，產品質量、原料、感觀品質等很難保持穩定。有的純粹是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衛生指標不合格，農殘超標。

5：管理水平低，管理不規範。由於我國茶葉經營以家庭經營為主，經營者普遍對管理重視不夠，管理人員基本上沒有受過管理專業培訓，家族管理盛行，對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接受程度不高，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現有企業潛力難以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