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文典

195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受廣西大學之聘，任史地系助教，仍留北京大學師從鄭天挺教授進修中國近代史，1952年到廣西大學任教，1953年轉入廣西師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曾任系副主任、主任，兼任廣西師範大學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長。

1978年評為副教授，1981年晉陞教授。1981年起任碩士研究生導師，並指導留學生。1983年評為廣西先進工作者，1989年評為廣西和全國優秀教師。1992年評為廣西優秀專家，並獲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獲曾憲梓教育基金會二等獎。

先後出版《太平軍在永安》、《金田起義》、《太平天國人物》(獲廣西第二次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太平天國開國史》(1993年獲廣西高校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等專著。主編或參與撰寫《太平天國史》(叢書，21種)、《我的祖國》(叢書，4種，被教育部圖書館工作委員會指定為學校圖書館裝備用書)、《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獲廣西第四次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廣西近代圩鎮研究》(獲廣西第六次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廣西通史》(3卷本，獲廣西第七次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等專著，發表論文80多篇。

2003年10月，在廣西歷史學會第十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當選連任會長。曾任自治區社科聯第一、二屆委員會兼職副主席，桂林市社科聯第一屆委員會主席。是廣西儒學學會名譽會長。

60年前北大的先生與學生

在廣西，在桂林，鍾文典老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人物了。鍾老生於1924年，與梁羽生是小學同學，1946年到1950年在北京大學讀書，先後就學於歷史系和政治系，受教於沈從文、鄭天挺、錢端升、王鐵崖、俞大縝、吳恩裕、吳之春等北大諸先生。1950 年畢業后留校，任明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的助教，接著還攻讀了他的研究生，1952年受廣西大學校長楊東蒓先生之邀，回到廣西任教。鍾文典先生是國內著名歷史學家，以研究太平天國而稱譽於海內外，曾任中國太平天國研究會會長等職。

6 月19日晚上，跟鍾文典先生約好次日去採訪，他答應得很爽快。第二天是禮拜六，早上8點多起床來，收拾一番，整理好錄音筆和相機，帶上紙和筆，出門，在街口的嬋娟蛋糕店買了塊麵包，一邊啃一邊打電話過去，正好是鍾老接的，待報上家門，他忙一連聲地抱歉：“老家要來幾個客人，10點半到，今天一早才接到的電話，啊，實在很不好意思！”於是又改約周日，老先生忙說：“好好好，一定一定！”

今天得閑了，邊啃麵包邊往回趕，回到家，打開電腦又豐富了一下採訪提綱，查詢幾個人物的時候，剛好搜到鳳凰大視野的節目，五四人物專輯，這一期正好是胡適，拍得很有意思，年紀輕輕的胡適博士，從哥倫比亞大學歸來，27歲即任北大教授，提倡文學革命，宣傳民主科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無論登台演講還是講課，女學生皆擲花如雨，——其受歡迎程度竟如此。那是一個英雄登高的時代，星辰擦亮天空，民智得以啟。

翌日，我又按時打電話過去，鍾老說：“好，你來吧！”然後詳詳細細地說了一番路線圖：“xx橋的南邊，xx橋你知道吧？南邊，第四個樓，那個中學的後門下來，門口有一對石獅子的，從那個門進，進來十幾米，有個值班的木房子，你問那值班的人，他會告訴你的；他要是不在，你就再往左首走，也是十幾米，三樓，出平台，再上來兩層，就到了。”聽他描述了這麼多，我還以為有多難找，事實上卻很容易，一下就找見了，似有神助。到了鍾老家裡坐下來，一杯茶早已經沏好了，還開了空調，看我滿頭大汗的，鍾老拿來紙巾：“喏，你擦擦，擦擦！”眼前的鐘老先生，清瘦，個頭不高，穿一件白細紗T恤，束腰的褲子，很隨意的裝扮，一點也不像教授，倒像是鄰家院子里侍弄花草的老先生。

“你寫北大的那篇文章，我看過了，哎，根本的問題，是一個體制問題，但這個你不好談啊，所以我拜讀你那篇文章以後，想說這根本的問題是一個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一個是不好談，第二個是你談出來，恐怕也不允許（發表），但是你不談，問題解決不了，是不是啊？”一見面，他就說起我早前寫的那篇《百年北大，何大之有》，“以前在北大，你有這個辦學的自主權啊，蔡元培老先生，他不合適可以辭職不幹，按照我的理念來辦，我干；否則我就不幹。現在你做不到這一點，而且大家搶著要干，所以這個很難進行教授治校”。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著名教育家，曾任北大校長。

和這樣的老先生聊天，你會覺得時光又倒流如昨，於言辭間依稀可辨那個時代的底色，每說起一位老師，鍾老都敬稱之為“先生”。以前的老師不叫“老師”，叫“先生”，那真是一個溫暖雅緻的稱謂。提到鍾老讀北大時的老師、北大西語系的女教授俞大縝時，他也是一口一個“先生”。世變事易，於女學問家亦稱先生，這一點恐怕沒有多少人講究了吧！接下來，自然而然地，就說起兩個時代大學的變遷來。鍾老頗不滿意現在的大學，對如今這樣辦大學不滿，對高校評估不滿，“你說評估有什麼用？”他這樣質問。因此，在學校的離退休老幹部會上，本來走走形式的會，他就說有兩個問題不好解決，一個是大學是不是越大越好，他持不同意見，“現在一個大學幾萬人，你管得了么？一個管不過來，一個你也管不好，所以最初李嵐清搞那個浙江大學合併、四川大學合併，我當時就有個問號。北大那時候也沒有幾千人啊，北大那時候才六個學院，還有一個先修班，就是一兩千人吧，理學院人特別少，一個系只有幾十個人。你現在比如說，像我聽說有些人，一個導師帶20個研究生，而且現在的研究生有些根本就沒見過導師，這個不行哩”。另外一個問題，則是評估一條杠、一刀切，大學辦不出自己的特色。為此，鍾老還和別人開玩笑說：“現在評估誰要多少萬字、出了多少部書，我說聶耳就寫了幾首歌，現在誰不知道聶耳？誰不懷念聶耳？他每一首歌大家都還在唱啊，激勵了幾代人的么。”我亦是，現在的大學辦成這樣，如今的教授和學生淪落至如此，我也不想說什麼，你說了又有什麼用呢？陳丹青不是以辭職相逼么，又有什麼用？誰都懂“以史為鑒”，誰都會說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但是說歸說，卻沒有人聽，聽了也不願意落實——空轉的歷史經驗，空轉的教訓，南懷瑾說“人類的智慧永遠停留在童年階段”，誠如斯言。

說起現在的大學生，我說現在的這些年輕人，太不懂那個時代，太不懂歷史，即使是讀了大學，也根本沒有多少東西，比以前那個年代的畢業生真是差多了，鍾老深有同感：“那是的，他們經過的也很少，所以我今年我跟同學們說，你們現在太優越了，應該自找苦吃！”又說起教授，鍾老對現今的老師也十分不滿：“你要是做研究，一個是要有嚴肅的態度，這個東西呢，是社會責任的問題，第二個呢，要有嚴謹的學風，第三個要有嚴密的方法，第四個你要有嚴格的自我要求，這幾條你要做不到了，那你就不要談研究，弄虛作假沒用啊，剽竊抄襲沒用啊，所以我現在最感覺奇怪的連院士都搞（抄襲），所以這樣你說，這個風氣怎麼辦吶？所以我們為人師，是吧，首先你就這一條，你要正，這個最重要，中國人所說的‘上樑不正下樑歪’，你一個導師本身你師風都不正了，那就不行了。”

因此，除了偶爾去校園裡看看，鍾老要麼埋首於家，要麼和老朋友聚一聚，之前的朋友里，有李宗仁的兒子李德鄰、黃旭初的兒子黃永良，“黃永良有次還騎個爛單車來看我，一起吃了餐飯”，鍾老笑說。85歲的老人家了，但老人家也有老人家的時髦，與年輕人一樣，鍾老也有他的“死黨”，講起他的“死黨”賀祥麟先生來，鍾文典老先生滔滔不絕。賀老比他大3 歲，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后又留學於美國艾莫黎大學，曾任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外語系教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總編輯，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廣西分會第一、二屆副主席，著有《再會了，美國》、《自學的嚮導》、《莎士比亞》等，既是教授，又是翻譯家，還是作家，更是知名的莎士比亞專家。 1952 年，鍾文典回到廣西大學，跟賀祥麟同住在一座樓，兩層的木樓，兩個人是隔牆鄰居，中間擋著竹籬笆，講話都聽得見，但就是這樣的隔牆鄰居，卻差不多一個多月沒有說過一句話，為什麼呢？當時賀祥麟剛從美國留學回來，西裝革履，皮鞋程亮，而鍾文典卻是長袍大褂，還是北京老夫子那一套。賀祥麟說鍾文典“像個孔乙己”，鍾文典說賀祥麟“像個假洋鬼子”，所以兩個人沒說過一句話。當時呢，賀祥麟正在談戀愛，有一天女朋友來，家裡連開水都沒有，他沒辦法，就來鍾文典這裡敲門借水，才搭上話，從那時候起，兩個人才第一次交流了，後來感覺到彼此還不錯，就慢慢在一塊無話不談了。

到後來反胡風的時候，賀祥麟受到牽連被關在家裡，別人要鍾文典站出來揭發，鍾文典不揭發，說“對胡風我不懂，我揭發不了”。再後來，“文革”來了，也是雙方面都要揭發，賀祥麟和鍾文典兩個人經常在一塊，什麼都談，結果互相一條都沒揭發。“我只要揭發一條，他就是現行反革命，因為他那個人呢，說話沒有關攔的，我對他也是一樣，心裡話有什麼就說什麼，所以兩個人一說話，先有個習慣，伸出手來拍一下（表示發誓），經過‘文革’這一關呢，我們兩個彼此沒有揭一條，所以呢，就是這樣的見忠心。”鍾老這樣說。

這樣拉拉雜雜一路說開去，竟然聊了整整一上午，3個多小時，後來也不按提綱了，索性想起什麼說什麼，雖然漫無邊際，卻又趣味盎然，反倒聊出很多耐人尋味的事。臨走，說要為老先生拍幾張照片，“哎，哎，我這個，衣服要不要換？這個太不正式吧！”鍾老扯著上身的白色細紗T恤，我告訴他沒關係，我要的就是這種隨意。又問老先生要以前的老照片，出生時候的，在北大時候的，都沒有了，連畢業證和結婚證也都沒有了，丟了，我說結婚證可以補辦，鍾老笑笑：“五六十年的夫妻了，親戚朋友都知道，又不會有假。”

中間有幾次，鍾夫人出來倒茶，一臉和藹，來廣西50多年了，當年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如今成了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還是一口的京片子，不過說實話，一個京城的小姐，能不遠千里嫁到這裡來，而且一待就是半輩子，那真的是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文革”那一段鍾文典因為曾經參加過白崇禧組織的自衛隊，當過自衛隊隊長，所以被誣陷成“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鍾夫人那時候是共產黨員，組織上要她與鍾文典劃清界限，站出來揭發他，和他離婚，她決不答應，一句也不揭發，更不離婚，結果還和主任頂翻 了。這樣的患難夫妻，如今真的不多見了。

眼下，鍾老正寫一寫回憶師友的文章，“我的啟蒙老師，那是一個農村知識分子，當時他一到周末就回家種田，但是也很盡心盡責，教幾十個小學生，那在那裡兢兢業業，教新學，舊學他也教一點，年紀也不老，當時他也就四十來歲，前清出生的，姓王。四九年解放了我回來，還專門想去找他，結果他們說呢，不知道還在不在，哎，有一天節日，剛好碰到他，他看見我他走，他可能以為呢，你讀大學回來了，你在外面讀書來的，我不好見你，我看見他馬上繞到他面前，畢恭畢敬地鞠一個躬，他也很高興，就問我的情況，讀書的經過，他還勉勵我一番，所以我的回憶師友（的文章）裡面，第一個我回憶的就是他”。

區社科聯資助老專家們出文集，鍾老說，論文他一篇都不收錄，全部是回憶師友的文章，他也不喜歡叫文集，而是在文集後面加了一個副標題，叫做“往事亦堪回首”。2002 年，李歐梵去上海拜見施蟄存，提出為他慶賀百年壽辰的事，施先生答道：“我是在等死，我是 20 世紀的人，我的時代早已過去了！”而鍾老則說：“叫我往前看，我是看不了了！”

做完採訪後下樓，我都轉身走了一個樓梯了，一回頭，看見鍾老又打開門，開了個門縫在看我，我連忙回頭說：“鍾老，您回去吧，您回去！”他才戀戀不捨地關上門。這大概是像我這樣有興趣的毛頭小子，或許他還很少見吧，偶然闖進來，和他翻翻故紙堆，扯扯舊人物，談談一個甲子之前的往事，而且還聊得那麼有趣，難得調起他那麼好的興緻。在桂林這個以山水聞名的小城裡，一年四季全世界各地的遊人都絡繹不絕，熱鬧非凡，而這個85 歲的老先生恐怕是寂寞的，寫寫回憶文章，編編書，偶爾去原來的老房子看書查點資料，雖然家裡也經常有人來訪，但恐怕多是沖著盛名而來，熱鬧縱然熱鬧，卻也是用寒暄的辭令堆出來的，到底不能走到他心裡，老人家即使跟著笑笑，怕也是被挾持著，強作歡顏。

從鍾老家出來，已經12點多了，太陽正毒，白花花的，悶熱，陽光從樹葉間細碎地投下來，我出神地想：60多年前的北大和西南聯大，年輕的“孔乙己”和同樣年輕的“假洋鬼子”，與現代學術史上那些大師級的人物們求道論學，談天說地，真令人久久神往。正走著走著，猛然被汽笛聲一驚，前面趕上紅燈轉綠，幾輛轎車、摩托車一起加大油門衝出去？時代，真的變了！

祖上與家世

林東林：鍾家在蒙山也是名門望族了，您府上怎樣？

鍾文典：我是客家人了，祖宗上最早從商丘，那時候是歸德府了，到安徽到江西到福建，再到廣東、廣西，繞了一個大圈子，最後到了蒙山這裡。我們祖上到蒙山，是道光年間了，晚清了，鴉片戰爭前期就過來了，後來就是太平天國起義，後來變動就大了。我們的先輩在那裡創業也比較艱難，我的祖父8歲就出來做事了，出來幫人家看牛，後來慢慢就自己開那個石頭，石灰石啊，開石灰石燒石灰，賣石灰，後來就年長成家，夫婦兩個打拚，後面就開個小商店，積累點錢了，但是客家人他特別重視教育，兒女的教育，我的祖父6 個兒子，都送去讀書，不管家裡多困難，結果有5 個中了秀才，那這個科舉那個時候，一中了秀才就是地方的紳士行列，但是呢我祖父有一句話告誡兒孫，就是不讓做官，說“做官錢，一陣煙；農商錢，萬萬年”，所以他注重耕讀為本。你像我的大伯父，到了陸榮廷時代，叫他出去做縣長，我祖父不給，所以沒有一個當官的，不是辦學就是做點生意，所以是這樣慢慢發家起來的，到我們這一代，那就慢慢開始讀書了。

林東林：您父親呢，也是讀書人吧，母親出身大戶人家么？

鍾文典：我父親是秀才，17 歲中的秀才，晚清秀才，一中了秀才第三年，取消科舉，所以我父親又去學新學，數理化啊，外語啊，等等，那時候我們那蒙山叫永安州啊，永安州還屬於平樂府啊，所以就到平樂第十中學去，廣西省立第十中學，跟梁羽生的父親在那裡是同學，所以我說我跟梁羽生幾層關係了，兩個人的父親是同學、校友，我跟梁羽生又是校友，還有親戚關係，我的哥哥和他的哥哥是連襟。我的家庭基本上就是這樣，我哥哥學的是土木工程。按祖父來說，我是我祖父第18個孫子，倒數第二個，我父親呢，兒子就兩個，我有個哥哥；女兒有幾個。到我這裡，私塾就沒有讀了，父親有時候教一點舊學，我的母親是個貧農，貧農的女兒，所以在家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父親教一點，不過我母親儘管是貧農，但對我的影響卻很大，因為到底跟母親多一點，到現在為止，我還懷念母親對我的教育。所以這個待人接物，學習等等，都是受母親的教育，父親在外面工作，根本管不了。

我父親去世得早，三八年就去世了，55歲就去世了，那時候我 14 歲。（我父親）得了一場，那叫做腸熱病，當時缺醫少葯，三八年就是抗戰的時候，西藥進不來，中藥嘛也就那一點，治不了，所以父親死了以後呢，主要就是靠母親教育，所以我很懷念我的母親就是這樣。我的母親是活了81歲，七四年去世的，所以我還接出來養了幾年，那時候呢條件也差，運動也多，老人家有時候也經常為我們擔驚受怕，所以我就說了，人家問我，你這一生有沒有感覺到最遺憾的事，我說當然有啊，我這一生最遺憾的事是子欲養而母不在。父親嘛，當時我還小，我沒辦法。

輾轉求學的歲月

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廣西臨桂縣人，一級上將，軍事家，有「小諸葛」之稱。

林東林：正經念書的時候趕上抗戰了吧，是什麼樣光景？

鍾文典：我小學啟蒙以後，在村小讀了一年，以後就到了街上到了縣城讀小學，蒙山城南小學，那是全縣最大的一個小學了。小學畢業了就考蒙山初中，三七年考進去，四零年畢業，畢業后就到桂林，先是受軍訓，受軍訓要受半年。四零年秋天了，軍訓完畢了，才轉到桂林中學，所以就到桂林讀高中，讀完高中四三年畢業了，當時畢業了考大學嘛，自己也想考一個好一點的學校，但是戰時要跑到其他地方去考也困難，所以我就在桂林補習外語，補習了一年，但是不到一年，湘桂淪陷了，就回家。回家幹什麼呢？我在小學時同座位的一個同學，姓何，叫何鴻海，他做了漢奸，保安隊的參謀長，一天到晚叫我出去幫忙，我當然不能當漢奸，因此我就跟他對頭幹了，他在他的保安隊，我就參加自衛隊，就是蒙山、荔浦、修仁三個縣的指揮部，是白崇禧任命他的一個老部下組織的，姓陸的，叫陸超，所以我寫過一篇文章，寫我三次遇見到白崇禧。白崇禧呢，有一次是到我的老家去啊，蒙山吶，去那裡幹什麼呢？就是快要淪陷了，到那就去動員大家，堅壁清野啊，成立自衛隊抗日啊，所以我參加自衛隊就是那一次。白崇禧他家裡我都去過，就在那東震路，那時候我們是青年學生，他為他的母親做生日，在他家裡做，那時候何應欽啊、張發奎啊這些都來了，坐在他那院子里啊，擺了兩三張八仙桌，上面擺了很多糖果，樂隊等等，就是那個文長啊，都在演奏，那時候我們那幾個年輕人過那裡，哎，白崇禧給她母親做生日，門口也沒有說什麼守衛的，也沒有什麼關攔，我們就進去了，不速之客，幾個年輕人進去了，站在旁邊，那些官員在那裡談笑風生，白崇禧看到，那周圍站了幾十個客人吶，都是不速之客，不請自來的，看熱鬧的，他端個盤子，上面放了糖果，說來來來，大家吃糖吃糖。講桂林話，我們拿了糖，吃了就走了。

白崇禧那個人，看起來的確是一表人才的喔，很高大，很精明，他那個人就比較尖酸一點，他不像李宗仁這樣，所以李宗仁論能力來說，不見得比白崇禧有，所以說帥才和將才是不一樣的，帥才這個，一個是要用人，一個是容人，李宗仁他比較能容人，他你看那個解放，不是，抗戰那個時候在王城裡面做一場報告，就是一張桌子、一杯開水么，就在那兒講了，講了一兩個鐘頭，我們當時列隊在那裡聽他講，他就從那個戰區回來，印象比較深刻。

李宗仁（1891-1969），廣西臨桂人，字德鄰，國民黨高級將領，軍事家，中華民國副總統、代總統。

林東林：後來怎麼樣，參加自衛隊抗戰勝利后又讀書了么？

鍾文典：後來八月十五抗戰勝利，追趕日本人追到荔浦，打到馬嶺，後來八??一五就勝利，八??一八我的哥哥就叫我回來上學。所以我八??二零就出去了，八??一八到家，八??二零就出去了。當時我一個人，跟著一個上海的商人，從廣西到了重慶。走了一個多月啊，到處去找車，沒有車，剛剛勝利，到後來是差不多等了一個多月，到柳州，買了一張國民黨的一個航空運輸隊的客票，到重慶。那時候大學剛考過完了，沒有了，最後怎麼辦呢？後來，那個上海商人就走了，我一個人在那裡，真是人地兩生啊，一個人都不認識，就是有個中華大學，武漢的，私立的中華大學，那時候呢還招生，我想既然來就去考一考，就在那個林森路旁邊，一個小巷子里，一個小竹房，竹門，就去考試了。考試呢回來一個禮拜放榜，考了第一名，當然我也不高興，因為本來是想考其他學校的，後來回到住地一看，行李全丟光了，一樣都沒有了，身上穿多少就多少了。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會哭鼻子了，我那個時候也考慮怎麼辦，要不要去找招工的，就去商店問要不要店員，工廠要不要工人，那時候根本不要，大家都複員回去了，所以沒辦法，就餓飯餓了幾天。

林東林：天無絕人之路，總會有其他辦法吧？

鍾文典：到後來呢有一天，在樓上，竹樓上面，有一個文化人，搞電影攝影的，姓朱的，叫朱今明，這位老先生，當時他有50 歲左右，他看見我，問我有什麼問題，我說我行李丟光了，人地兩生，沒有辦法。他還想了一下，說：“這樣，晚上你跟我來。”跟他去幹什麼呢，他要複員回上海了，在重慶住了八年，是個攝影記者，很多老的電影片都是他拍的啊，就跟他去擺地攤。他要回上海了，舊傢具、舊衣服、舊書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買，點上一根蠟燭，他蹲一邊，我蹲一邊，賣了多殺，第二天兩個人就吃多少。賣了四五天以後賣光了，他跟我說：“老弟，對不起了啊，我要回上海了。”我呢，就一天到晚就轉，我想總會碰到熟人，結果正是他要走那一天，我在朝天門那裡，碰見兩個初中同學，他們兩個在中央警官學校裡面學習，一看見我問為什麼，我就把情況告訴他們，他們當時也沒辦法啊，他們就想了一下，說：“這樣吧，你白天到我們那邊去，我們多領一份飯給你吃。”我說我過渡的錢都沒有，他們就給我，但是吃飯呢這樣總不是辦法啊，吃一頓我就拿一頓回來，又到處走街。

有一天上街到一個地方，在公共汽車站對面那裡，看見一個很摩登一個女郎，一看，她凈看我，我也看她，似曾相識吧，她就過來了，高跟鞋，挎著一個皮包，神氣得很，說你不是某某么？我說是啊，我說你不是某某么？她說是啊。原來是桂林中學高中的同班同學，她那個時候在國民黨資源委員會裡面當職員，那是在國家裡面最富裕的一個單位。我告訴她這些情況，我當時已經十幾天沒換衣服了，鬍子也長，頭髮也長，先去吃飯再說。吃飯時她就告訴我了，她說你趕快，有個地方沒有考慮，就是戰地失學失地青年先修班，還有五天就考試了，現在還可以報名，你趕快去報名。我說我一樣東西也沒有，她就陪我去報名，然後就給我筆啊等等啊，又買了衣服給我換了，最後考試過了一個禮拜放榜了，考取了，這樣呢她又幫我置辦行李啊、買船票啊，這個班在江津白沙，重慶上游七百多里，就是江油李白的家鄉，還要上去，陳獨秀當時在那裡，在江津，江津縣的一個鎮，白沙鎮。

林東林：那後來呢，在青年先修班的情況怎麼樣？鍾文典：在這個先修班學了一年，四六年畢業，快讀完的時候，大學招生考試了。哎呀，當時光報個名，就在太陽底下曬了一天，五千多人報名，一個一個來報啊，就在那個操場里，後來就參加大學考試。這邊青年先修班裡就期滿了，青年先修班分三個部，一個是我們這個二部，二部全是男同學，是個小部，只有280多個人，第一部、第三部在上游，長江上游，四千多將近五千人。我在那裡苦讀了一年，當時好就好在這一點，只人分數不認人，你在這一年全年的段考多少、期考多少，積累起來，然後從高分到低分，可以保送120個人。當時在一部放榜，我們在二部，還要走蠻遠，白天還不敢去看榜，那時候年輕人，總還有點面子，總是忐忑不安吧。同學看榜回來，沒說我們得，也沒說我們不得，當時心裡就打鼓了。到後來我個兩個四川的同學，我們三個經常玩在一起，我們三個就晚上去看，不敢走大街啊，走長江邊上上去，怕碰到熟人，到那裡點了松脂在那看榜，當時都是從後面看前面啦，後面能有就不錯了，一直看看看，都沒有，眼睛也看花了，後來那個同學，忠縣的那個同學說：“哎，老鍾，你有！”我說老弟你別開玩笑，他說真的有了，結果一看還不錯，我考了22名，幾千人裡面，很靠前了，後來就填志願，可以保送了，我就填了清華、北大、南開，填了這三個地方，我是讀文科的啊，但是保送哪裡也不知道，所以就離開重慶到了南京，到下關上船先去教育部看榜，一看分到北大歷史系，所以我就這樣進了北大。初進北大 林東林：在北大那幾年，那還是解放前了，應該有很多故事吧？鍾文典：1946 年 9 月北大就上課了，我又晚到了一個多月，所以裡面故事也很多，因為我在上海等船，當時內戰起來了，鐵路不通啊，就靠水路，等船等了很久，我是10月17號才到北京，那時候已經開學一個月了，到北京第二天就報道，就上課了。

上課第一課呢，那就是外語課，那個外語老師是個老太太，俞大縝，就是國民黨那個俞大維的妹妹，曾國藩的外曾孫女。那老太太很認真，也很嚴格，她一看有個新同學來，她就叫我起來念，我當時還沒有書喔，因為我第一天報道，第二天我就上課了，我就拿了隔壁座位的那個同學，就是傅作義的兒子，拿了他的書，念完了，那老太太不叫我坐，走下來說：“你怎麼開學一個月了，連課本也沒有？”她看到我桌上一樣沒有，我當時從南方去，普通話也說不好，當然我也不好解釋啦，我就在那裡聽她說，她就回到講座，馬上就測驗，測驗呢，我筆有一桿，結果第三天放榜了，成績單公布在圖書館面前那牆上，用玻璃櫃鎖住，我的名字第一個，鍾文典，59.5，用紅筆寫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三個不及格，我是一個。結果第三天又上課了，老太太又叫我起來念書，我念了，念完她就說了兩句話：“你的發音不錯，就是說的太快了。”然後又問我：“你現在有書了沒有？怎麼回事？”我就告訴了她情況，那老太太很好嘛，就說我錯怪了你了。結果後來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裡去，沖了一杯咖啡給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俞大維妹妹俞大貞家裡喝的。北大的師生關係就是這樣一種關係，她不說對你有成見，了解清楚情況之後她就知道錯怪你了。林東林：那俞大縝後來呢，有沒有去台灣？

鍾文典：俞大縝沒去，留在大陸，留在大陸呢，後來，所以說俞大縝先生這個人吶，很耿直一個人，後來不是羅爾綱先生呢，研究太平天國史，說是《李秀成偽降考》嘛，受了批判，受到圍攻么，俞大縝先生呢就出來作證，說李秀成的確是偽降，她說我聽我的先輩說過，說李秀成勸曾文正公做皇帝，曾文正不敢。是吧，他是講策反的意思。當時正在批判（羅爾綱）的風頭上，她敢出來作證，那是很不容易哦，我一看到這一段，我就想起當年老太太認真的態度。她而且還去找周總理，那不簡單的啊，在那時候，風口浪尖上。

林東林：那時候曾招掄也在北大吧，曾國藩的孫子？鍾文典：在啊，曾招掄那個時候是教務長，曾招掄不是搞化學的么，一天到晚穿那個黃呢大褂，洞很多，那個化學藥品啊，搞的衣服洞很多。他剛上班的時候呢，有個笑話，（守門員）守門口不讓他進，他那個時候是教務長，要上班吶，為什麼（不讓他進）？穿的是破大褂，鞋又穿錯了，兩個布鞋穿錯了，人家一看呢，還以為他神經不正常，不叫他進來，不讓他進，後來人家說這是教務長啊，你不讓他進？才放他進來。他講課還可以的啊，我聽過他的報告，他的報告呢，在大禮堂做的，差不多坐滿人了，站著聽的都有。北大那時候是這樣，只要有報告，每天差不多十幾二十場，隨你聽，有時候擠破人的也有，有時候十幾個人的也有，照樣講，不會像現在這樣正規，一定要到多少人，好像是有面子，是吧，十幾個人好像就不行，那時候沒有。

與沈從文的師生情誼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字崇文，湖南鳳凰縣人，著名作家、歷史學家。

林東林：沈從文那時候在北大教書啊，您見過吧，對他有什麼印象？

鍾文典：沈從文先生，我的大學國文第一課，就是沈從文先生上的。沈從文我們大家都知道啊，一看，哎呦，沈先生是這樣一個樣子，很清瘦，個子也不高，戴了一副近視眼鏡，外面穿一個大褂，講課就像他的人一樣，慢條斯理地，自己講來講去有時候還笑一笑，所以給我的印象，好像溫文爾雅的一個君子。就這樣上了一個學期的課，也聊過幾次。到了五四年了，解放以後沈先生就不知道去哪裡了，解放以後他根本就沒有工作，後來還是那個鄭振鐸幫他安排到故宮博物館，文學搞不了了，他就研究服飾，所以這老前輩給我的教育很深就在這裡，他研究什麼成什麼，他那個服飾史現在也沒有人超過他啊，是吧？林東林：據說，解放后您去北京買文物還找他幫過忙？

鍾文典：所以五四年，我去買文物，學校叫我去買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宮博物館，我看看有什麼文物請教他們，他們說哎呀，這個你要問沈先生了，我說哪位沈先生啊，他們說沈從文先生，我說沈先生也在這裡么？你看，就在那裡，在那個大廳的角落裡面，面向著牆壁，我就馬上過去，我叫了一聲沈先生，他抬頭看，我向他鞠了一個躬，他說：“你是誰呀？”我說我是誰，是你的學生。他說有點印象，就問我來幹什麼，我就告訴他，我說學校給我兩千塊錢，叫我來買文物，要建一個文物室。因為是師生嘛，他也很坦率，他說你不懂，明天八點鐘你來，我帶你去。結果第二天8 點鐘，我就到故宮博物院找他，他還在那裡等了我。這樣就離開故宮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廠啊，去買文物啊，我請他坐黃包車他不坐，一定要走路，故宮到西琉璃廠，蠻遠的啊！一連三個上午，他一家一家挑，一件一件比，一件一件砍價，當時還沒有公私合營啊，然後買完兩千塊錢了，他就去監督人家裝箱，一一說明，然後告訴我說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來幫你做得了，像這樣的老先生，我非常感謝他！結果回來呢，先後為這個文物沈先生給我來了六封信，都是兩頁三頁信紙，都是那個蠅頭小楷啊，毛筆字寫得很清秀的啊，當然我也給他寫信。結果我臨走，他就送了一塊唐代的銅鏡，他自己的，給我們文物室，到回來以後我就搞了個陳列室，叫做文物室。

到了六零年，是六零年還是六三年我忘了，他呢就到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興，說我這個破爛東西（銅鏡）也在，我就說我特地用個玻璃盒裝起來，註明是沈從文先生捐。這個還有一套錢幣，完整的，從古代的彝幣一直到清代的銅錢、鈔票，都有，他說這一套我們當時沒有買啊。我說是沒有買，我說這一套你記得沒有，我們交易最多那一家文物商，臨走了他送了一套到我家裡去。我愛人就是北京的啊，就西琉璃廠附近。那個文物商送給我的，當時標價不高，24塊錢，所以沈先生看了很高興。

沈先生，是這樣，一直到現在我都想念他，等到我八八年去寶雞開會，我在火車上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當時很傷感，所以一到寶雞以後我就寫了一篇回憶他的文章。所以沈先生這個人，做老師是不錯的。

與胡適有關

胡適（1891—1962），字適之，漢族，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林東林：1946 年10 月，胡適主持的北大的開學典禮，當時您在么？鍾文典：我當時在啊，那是我第一次見胡適先生，後來就見多了。所以我為什麼請胡適先生題字呢？幫我那個村小題字，就是我啟蒙的小學，就是有一天我從圖書館出來，我就往北走，他呢，就從他那個辦公室繞道往南來，剛好就在圖書館那兒相遇了，路不寬，就這麼寬的（比劃）。我看到他來當時我就站住了，向他鞠個躬，他也脫了帽回禮，問我：“你有什麼事要我幫忙么？”我說：“報告校長，沒有什麼事。”他說那好。剛好那時我家鄉那邊搞了一個小學，用我的祖父命名。我有一個堂兄呢，他的母親去世了，回去奔喪，就把家裡剩下的幾十畝田，捐給村裡小學作辦學的經費。我呢跟他談了這個事情，我說胡適校長這個人，儘管那麼有名，但是對學生還是非常客氣的，我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他。他說哎，你請他幫寫個校名啊，我說可以試試看，然後就拿了那個校名條子，在他辦公室外面轉悠了三天，到第三天又碰到他了，我就走上去，跟他說了這個情況，結果他也幫寫了，寫的是：“定榮紀念學校，胡適題，一九四七。”據我了解，幫一個農村的學校題寫校名的，就只有我這一家，好像還有幫一個教會學校題字的，雲南有一家。林東林：唐德剛說：“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太太亦隨之。”江冬秀您見過沒有？

鍾文典：江冬秀江夫人我也見過啊，我到後來當助教、當研究生，就住在胡適先生的對門啊，江冬秀人胖胖的，有時候出門來，胡適先生拿一把紙扇，穿著大褂，江夫人是布鞋、白襪子，兩個人就這樣慢慢走。胡適先生對她很好，而且江夫人頭上還插花。這些老先生啊，還有李大釗夫人啊，當然李大釗我沒見過，我是聽說，李大釗的夫人比李大釗還大啊，也是農村婦女，但是有客人來呢，李大釗還要幫她扯扯衣服什麼的，梳理一下，要出來見見客人才回去，所以這些老先生在婚姻問題上也有做得好的。

林東林：在北大四年，沒去聽過胡適先生的課么？他做校長怎麼樣？鍾文典：胡適的課我倒沒上過，做報告去聽過，他當時也沒有開什麼課，有外國學者來啊，他去介紹，胡適先生演講可以，那很不錯。胡適是這樣，他很平易近人，沒有什麼架子，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很好。胡適先生學問大啊，涉及的面也廣。胡適做校長也可以的，他那個，當時好像有點無為而治，當時也沒有像這樣複雜，因為它真的是這樣兼容並蓄，你譬如說，我就親自敢嘗的么，那個天主教會，美國的神父雷鳴遠，在紅樓西邊的一個教室，在那裡講，做報告，講那個解放區啊，共產黨怎麼殺人啊，怎麼放火啊，怎麼姦淫擄掠啊，講的一塌糊塗。但是呢在東邊，二樓上邊，有地下黨的進來了，就在那兒講解放區的怎麼怎麼。我去聽聽雷鳴遠的，因為對教會這個，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很多教徒在那裡念“阿門”，低著頭，閉著眼睛，嚇了我一跳，我一看看，就走了，又到樓上去聽聽解放區那邊去，所以它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兼容並包。

林東林：1948 年12 月，胡適乘蔣介石派去的專機飛離北平，北大當時什麼情況？鍾文典：當時是這樣的，當時學校分兩派，一派主張遷校，一派主張留在那裡，胡適先生呢當時很會做工作，他在紅樓亭上擺兩個課桌，兩個本子，贊成遷校的，反對遷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見，到後來反對遷校的多數，所以就沒遷，胡適先生本來他也不想走，到後來鬧得厲害，就走了。解放軍進城么，我也看見了，我們就是去歡迎啊，歡迎解放軍進城啊，那個時候解放軍已經進城了，當時是圍城的時候，實際上學校就在那裡做保護。當時呢，就是說護校運動，護校運動的名頭叫做“保護老教授”，實際上呢，就是穩住老教授，不要讓蔣介石搶走，不要給他接走，所以一個教授家裡都住了四個到五個同學。我當時分配到哪裡呢？分到中文系著名的楚辭專家游國恩先生家裡，游國恩先生他是江西客家人吶，我就住到他家裡去，那時候教授的房子也不大，那都是地板，他睡床上，我們就睡到他床面前，吃飯也就在他家裡吃，當時名頭叫做“保護老教授”，實際上呢就是穩住老教授，不要讓他走，游國恩先生後來也留下來了。所以北京解放以後，總理到北大去，召開一些資深教授的會議，30幾個人吧，就在覺民紀念堂那裡開，總理坐下來以後，第一句話就說：“可惜胡適走了，如果不走，北大校長還是他來當。”說明共產黨對他當時還是寄於希望的。這是後來錢端升先生告訴我的。

羅爾綱(1901-1997.5)，著名歷史學家，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訓詁學家，晚清兵志學家。林東林：胡適的大弟子羅爾綱，您的老朋友了，跟他有什麼故事么？

鍾文典：羅爾綱我就跟他比較熟，羅老也是一個很紮實的人，很隨和，他得到胡適的欣賞呢，也就是因為幫胡適做他父親的文稿，因為他父親的字很難看（得懂），幾個人做做不下去，羅老在那裡搞了一年多兩年，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適先生很欣賞他。另外呢，就是請他做家庭教師，羅老呢也是盡心盡責的。他的《師門五年記》本來叫《師門辱教記》，到後來胡適先生幫他改（書名），胡適先生在台灣，60大壽的時候，特別自己出錢印了400本，凡是來祝壽的人每個人一本。羅爾綱先生呢，後來批判胡適么，（人家叫他批判）他就說那我不批判，所以呢傳到了台灣去，傳到了國外去，（有人就告訴胡適）說羅爾綱也批判你了，胡適先生很坦然，說爾綱不會這樣做的，我相信他是違心的。這個話又傳回來，傳到羅先生那裡，羅先生就整整一天不說話，在那裡流淚。

林東林：金岳霖那時候也在北大吧，梁思成、林徽因他們？鍾文典：在，在呢但是在不長久，金岳霖那時候我見過一面，後來就不在了。林徽因我沒見過，梁思成我見過，梁思成不是因為那個天安門牌坊的事，反對拆么，古城後來還靠他反對，後來陸定一說了一句話，才沒有（拆），毛澤東還想拆的呀，連故宮都想拆的呀！俞平伯在，賀麟也在，俞平伯先生也很有意思，他近視眼，又不修邊幅，那個，學校有個郵電所，很多老師啊、同學啊在那兒寄信，他近視眼，他一進去一擠把兩邊人都擠開去，他先來。我一看呢，我說這不是俞先生么，他好像也蠻不在乎一樣。

亦師亦友間

錢端升（1900—1990），字壽朋，著名法學家，24 歲榮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

林東林：剛才聽您說錢端升，錢先生是法學大家了，他跟您也有來往么？鍾文典：錢端升先生他是法學院院長，我們當時交往也比較多，我到過他家裡面很多次。他是這樣的，錢端升先生呢，他講課，因為他是浙江人，口音比較重，所以呢，聽課呢，你聽他的課，你要集中注意力聽才行，要不然聽不懂，這是一個；第二個呢，他是當時國民黨的三門大炮之一，參政會裡面的，他一個，許德珩一個，周炳琳一個，三門大炮，經常向國民黨開炮的。所以呢，上課時候牢騷很多，議論時政，所以他呢，一上課，見了桌子罵桌子，見了凳子罵凳子，見了什麼東西罵什麼，有了什麼新聞先發一頓牢騷，然後一看錶，還有十分鐘下課了。一講課，這個人家聽不懂啊，所以同學遞條子給他：“臨表涕泣，不知所云。”《出師表》裡面的兩句話，表不是用那個表，是這個表。我看了表，到底講什麼我也不知道。他看到這條子他也笑，搖頭。

但是我想呢，錢先生是國民黨的時候30多個院士之一，你說他沒有學問說不過去，美國人經常請他去講學，他的著作也不少，《比較政府》啊什麼啊，都不少，所以我說我就要下決心聽聽他那十分鐘的課，一聽，那的確是，你只要認真聽進去了，可以給你啟發很多問題，讓你去思考去，他的功夫就在這裡，所以呢，真正的，你不要說好像一般我不聽了，你只要認真聽進去了，他有學問的。跟他接觸過程裡面也是一樣，他的話語不是很多，你比如說四九年一解放了，那時候解放不久，廣西剛解放不久，我要回來，想看看我的母親，我臨走的時候他就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文典啊，你回去你要注意喔，如果有什麼問題，你馬上告訴我們。說明他非常關心我們，我就非常感謝他，所以我說錢先生，我說我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