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文典

原廣西師範學院主任

鍾文典(1924.02~2010.11.05),男,漢族,廣西蒙山客家人。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廣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科的重要奠基者。他於1946年9月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先後就讀於政治系、歷史系,師從沈從文王鐵崖等著名學者。1950 年畢業留校工作,跟隨明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攻讀研究生課程。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隨北京大學土改工作團到廣西柳城、鹿寨參加土地改革

個人介紹


195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受廣西大學之聘,任史地系助教,仍留北京大學師從鄭天挺教授進修中國近代史,1952年到廣西大學任教,1953年轉入廣西師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曾任系副主任、主任,兼任廣西師範大學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長。
1978年評為副教授,1981年晉陞教授。1981年起任碩士研究生導師,並指導留學生。1983年評為廣西先進工作者,1989年評為廣西和全國優秀教師。1992年評為廣西優秀專家,並獲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獲曾憲梓教育基金會二等獎。
先後出版《太平軍在永安》、《金田起義》、《太平天國人物》(獲廣西第二次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太平天國開國史》(1993年獲廣西高校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等專著。主編或參與撰寫《太平天國史》(叢書,21種)、《我的祖國》(叢書,4種,被教育部圖書館工作委員會指定為學校圖書館裝備用書)、《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獲廣西第四次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廣西近代圩鎮研究》(獲廣西第六次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廣西通史》(3卷本,獲廣西第七次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等專著,發表論文80多篇。
2003年10月,在廣西歷史學會第十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當選連任會長。曾任自治區社科聯第一、二屆委員會兼職副主席,桂林市社科聯第一屆委員會主席。是廣西儒學學會名譽會長。

回憶錄


60年前北大的先生與學生
在廣西,在桂林,鍾文典老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人物了。鍾老生於1924年,與梁羽生是小學同學,1946年到1950年在北京大學讀書,先後就學於歷史系和政治系,受教於沈從文、鄭天挺、錢端升、王鐵崖、俞大縝、吳恩裕、吳之春等北大諸先生。1950 年畢業后留校,任明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的助教,接著還攻讀了他的研究生,1952年受廣西大學校長楊東蒓先生之邀,回到廣西任教。鍾文典先生是國內著名歷史學家,以研究太平天國而稱譽於海內外,曾任中國太平天國研究會會長等職。
6 月19日晚上,跟鍾文典先生約好次日去採訪,他答應得很爽快。第二天是禮拜六,早上8點多起床來,收拾一番,整理好錄音筆和相機,帶上紙和筆,出門,在街口的嬋娟蛋糕店買了塊麵包,一邊啃一邊打電話過去,正好是鍾老接的,待報上家門,他忙一連聲地抱歉:“老家要來幾個客人,10點半到,今天一早才接到的電話,啊,實在很不好意思!”於是又改約周日,老先生忙說:“好好好,一定一定!”
今天得閑了,邊啃麵包邊往回趕,回到家,打開電腦又豐富了一下採訪提綱,查詢幾個人物的時候,剛好搜到鳳凰大視野的節目,五四人物專輯,這一期正好是胡適,拍得很有意思,年紀輕輕的胡適博士,從哥倫比亞大學歸來,27歲即任北大教授,提倡文學革命,宣傳民主科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無論登台演講還是講課,女學生皆擲花如雨,——其受歡迎程度竟如此。那是一個英雄登高的時代,星辰擦亮天空,民智得以啟。
翌日,我又按時打電話過去,鍾老說:“好,你來吧!”然後詳詳細細地說了一番路線圖:“xx橋的南邊,xx橋你知道吧?南邊,第四個樓,那個中學的後門下來,門口有一對石獅子的,從那個門進,進來十幾米,有個值班的木房子,你問那值班的人,他會告訴你的;他要是不在,你就再往左首走,也是十幾米,三樓,出平台,再上來兩層,就到了。”聽他描述了這麼多,我還以為有多難找,事實上卻很容易,一下就找見了,似有神助。到了鍾老家裡坐下來,一杯茶早已經沏好了,還開了空調,看我滿頭大汗的,鍾老拿來紙巾:“喏,你擦擦,擦擦!”眼前的鐘老先生,清瘦,個頭不高,穿一件白細紗T恤,束腰的褲子,很隨意的裝扮,一點也不像教授,倒像是鄰家院子里侍弄花草的老先生。
“你寫北大的那篇文章,我看過了,哎,根本的問題,是一個體制問題,但這個你不好談啊,所以我拜讀你那篇文章以後,想說這根本的問題是一個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一個是不好談,第二個是你談出來,恐怕也不允許(發表),但是你不談,問題解決不了,是不是啊?”一見面,他就說起我早前寫的那篇《百年北大,何大之有》,“以前在北大,你有這個辦學的自主權啊,蔡元培老先生,他不合適可以辭職不幹,按照我的理念來辦,我干;否則我就不幹。現在你做不到這一點,而且大家搶著要干,所以這個很難進行教授治校”。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著名教育家,曾任北大校長。
和這樣的老先生聊天,你會覺得時光又倒流如昨,於言辭間依稀可辨那個時代的底色,每說起一位老師,鍾老都敬稱之為“先生”。以前的老師不叫“老師”,叫“先生”,那真是一個溫暖雅緻的稱謂。提到鍾老讀北大時的老師、北大西語系的女教授俞大縝時,他也是一口一個“先生”。世變事易,於女學問家亦稱先生,這一點恐怕沒有多少人講究了吧!接下來,自然而然地,就說起兩個時代大學的變遷來。鍾老頗不滿意現在的大學,對如今這樣辦大學不滿,對高校評估不滿,“你說評估有什麼用?”他這樣質問。因此,在學校的離退休老幹部會上,本來走走形式的會,他就說有兩個問題不好解決,一個是大學是不是越大越好,他持不同意見,“現在一個大學幾萬人,你管得了么?一個管不過來,一個你也管不好,所以最初李嵐清搞那個浙江大學合併、四川大學合併,我當時就有個問號。北大那時候也沒有幾千人啊,北大那時候才六個學院,還有一個先修班,就是一兩千人吧,理學院人特別少,一個系只有幾十個人。你現在比如說,像我聽說有些人,一個導師帶20個研究生,而且現在的研究生有些根本就沒見過導師,這個不行哩”。另外一個問題,則是評估一條杠、一刀切,大學辦不出自己的特色。為此,鍾老還和別人開玩笑說:“現在評估誰要多少萬字、出了多少部書,我說聶耳就寫了幾首歌,現在誰不知道聶耳?誰不懷念聶耳?他每一首歌大家都還在唱啊,激勵了幾代人的么。”我亦是,現在的大學辦成這樣,如今的教授和學生淪落至如此,我也不想說什麼,你說了又有什麼用呢?陳丹青不是以辭職相逼么,又有什麼用?誰都懂“以史為鑒”,誰都會說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但是說歸說,卻沒有人聽,聽了也不願意落實——空轉的歷史經驗,空轉的教訓,南懷瑾說“人類的智慧永遠停留在童年階段”,誠如斯言。
說起現在的大學生,我說現在的這些年輕人,太不懂那個時代,太不懂歷史,即使是讀了大學,也根本沒有多少東西,比以前那個年代的畢業生真是差多了,鍾老深有同感:“那是的,他們經過的也很少,所以我今年我跟同學們說,你們現在太優越了,應該自找苦吃!”又說起教授,鍾老對現今的老師也十分不滿:“你要是做研究,一個是要有嚴肅的態度,這個東西呢,是社會責任的問題,第二個呢,要有嚴謹的學風,第三個要有嚴密的方法,第四個你要有嚴格的自我要求,這幾條你要做不到了,那你就不要談研究,弄虛作假沒用啊,剽竊抄襲沒用啊,所以我現在最感覺奇怪的連院士都搞(抄襲),所以這樣你說,這個風氣怎麼辦吶?所以我們為人師,是吧,首先你就這一條,你要正,這個最重要,中國人所說的‘上樑不正下樑歪’,你一個導師本身你師風都不正了,那就不行了。”
因此,除了偶爾去校園裡看看,鍾老要麼埋首於家,要麼和老朋友聚一聚,之前的朋友里,有李宗仁的兒子李德鄰、黃旭初的兒子黃永良,“黃永良有次還騎個爛單車來看我,一起吃了餐飯”,鍾老笑說。85歲的老人家了,但老人家也有老人家的時髦,與年輕人一樣,鍾老也有他的“死黨”,講起他的“死黨”賀祥麟先生來,鍾文典老先生滔滔不絕。賀老比他大3 歲,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后又留學於美國艾莫黎大學,曾任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外語系教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總編輯,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廣西分會第一、二屆副主席,著有《再會了,美國》、《自學的嚮導》、《莎士比亞》等,既是教授,又是翻譯家,還是作家,更是知名的莎士比亞專家。 1952 年,鍾文典回到廣西大學,跟賀祥麟同住在一座樓,兩層的木樓,兩個人是隔牆鄰居,中間擋著竹籬笆,講話都聽得見,但就是這樣的隔牆鄰居,卻差不多一個多月沒有說過一句話,為什麼呢?當時賀祥麟剛從美國留學回來,西裝革履,皮鞋程亮,而鍾文典卻是長袍大褂,還是北京老夫子那一套。賀祥麟說鍾文典“像個孔乙己”,鍾文典說賀祥麟“像個假洋鬼子”,所以兩個人沒說過一句話。當時呢,賀祥麟正在談戀愛,有一天女朋友來,家裡連開水都沒有,他沒辦法,就來鍾文典這裡敲門借水,才搭上話,從那時候起,兩個人才第一次交流了,後來感覺到彼此還不錯,就慢慢在一塊無話不談了。
到後來反胡風的時候,賀祥麟受到牽連被關在家裡,別人要鍾文典站出來揭發,鍾文典不揭發,說“對胡風我不懂,我揭發不了”。再後來,“文革”來了,也是雙方面都要揭發,賀祥麟和鍾文典兩個人經常在一塊,什麼都談,結果互相一條都沒揭發。“我只要揭發一條,他就是現行反革命,因為他那個人呢,說話沒有關攔的,我對他也是一樣,心裡話有什麼就說什麼,所以兩個人一說話,先有個習慣,伸出手來拍一下(表示發誓),經過‘文革’這一關呢,我們兩個彼此沒有揭一條,所以呢,就是這樣的見忠心。”鍾老這樣說。
這樣拉拉雜雜一路說開去,竟然聊了整整一上午,3個多小時,後來也不按提綱了,索性想起什麼說什麼,雖然漫無邊際,卻又趣味盎然,反倒聊出很多耐人尋味的事。臨走,說要為老先生拍幾張照片,“哎,哎,我這個,衣服要不要換?這個太不正式吧!”鍾老扯著上身的白色細紗T恤,我告訴他沒關係,我要的就是這種隨意。又問老先生要以前的老照片,出生時候的,在北大時候的,都沒有了,連畢業證結婚證也都沒有了,丟了,我說結婚證可以補辦,鍾老笑笑:“五六十年的夫妻了,親戚朋友都知道,又不會有假。”
中間有幾次,鍾夫人出來倒茶,一臉和藹,來廣西50多年了,當年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如今成了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還是一口的京片子,不過說實話,一個京城的小姐,能不遠千里嫁到這裡來,而且一待就是半輩子,那真的是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文革”那一段鍾文典因為曾經參加過白崇禧組織的自衛隊,當過自衛隊隊長,所以被誣陷成“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鍾夫人那時候是共產黨員,組織上要她與鍾文典劃清界限,站出來揭發他,和他離婚,她決不答應,一句也不揭發,更不離婚,結果還和主任頂翻 了。這樣的患難夫妻,如今真的不多見了。
眼下,鍾老正寫一寫回憶師友的文章,“我的啟蒙老師,那是一個農村知識分子,當時他一到周末就回家種田,但是也很盡心盡責,教幾十個小學生,那在那裡兢兢業業,教新學,舊學他也教一點,年紀也不老,當時他也就四十來歲,前清出生的,姓王。四九年解放了我回來,還專門想去找他,結果他們說呢,不知道還在不在,哎,有一天節日,剛好碰到他,他看見我他走,他可能以為呢,你讀大學回來了,你在外面讀書來的,我不好見你,我看見他馬上繞到他面前,畢恭畢敬地鞠一個躬,他也很高興,就問我的情況,讀書的經過,他還勉勵我一番,所以我的回憶師友(的文章)裡面,第一個我回憶的就是他”。
區社科聯資助老專家們出文集,鍾老說,論文他一篇都不收錄,全部是回憶師友的文章,他也不喜歡叫文集,而是在文集後面加了一個副標題,叫做“往事亦堪回首”。2002 年,李歐梵去上海拜見施蟄存,提出為他慶賀百年壽辰的事,施先生答道:“我是在等死,我是 20 世紀的人,我的時代早已過去了!”而鍾老則說:“叫我往前看,我是看不了了!”
做完採訪後下樓,我都轉身走了一個樓梯了,一回頭,看見鍾老又打開門,開了個門縫在看我,我連忙回頭說:“鍾老,您回去吧,您回去!”他才戀戀不捨地關上門。這大概是像我這樣有興趣的毛頭小子,或許他還很少見吧,偶然闖進來,和他翻翻故紙堆,扯扯舊人物,談談一個甲子之前的往事,而且還聊得那麼有趣,難得調起他那麼好的興緻。在桂林這個以山水聞名的小城裡,一年四季全世界各地的遊人都絡繹不絕,熱鬧非凡,而這個85 歲的老先生恐怕是寂寞的,寫寫回憶文章,編編書,偶爾去原來的老房子看書查點資料,雖然家裡也經常有人來訪,但恐怕多是沖著盛名而來,熱鬧縱然熱鬧,卻也是用寒暄的辭令堆出來的,到底不能走到他心裡,老人家即使跟著笑笑,怕也是被挾持著,強作歡顏。
從鍾老家出來,已經12點多了,太陽正毒,白花花的,悶熱,陽光從樹葉間細碎地投下來,我出神地想:60多年前的北大和西南聯大,年輕的“孔乙己”和同樣年輕的“假洋鬼子”,與現代學術史上那些大師級的人物們求道論學,談天說地,真令人久久神往。正走著走著,猛然被汽笛聲一驚,前面趕上紅燈轉綠,幾輛轎車、摩托車一起加大油門衝出去?時代,真的變了!
祖上與家世
林東林:鍾家在蒙山也是名門望族了,您府上怎樣?
鍾文典:我是客家人了,祖宗上最早從商丘,那時候是歸德府了,到安徽到江西到福建,再到廣東、廣西,繞了一個大圈子,最後到了蒙山這裡。我們祖上到蒙山,是道光年間了,晚清了,鴉片戰爭前期就過來了,後來就是太平天國起義,後來變動就大了。我們的先輩在那裡創業也比較艱難,我的祖父8歲就出來做事了,出來幫人家看牛,後來慢慢就自己開那個石頭,石灰石啊,開石灰石燒石灰,賣石灰,後來就年長成家,夫婦兩個打拚,後面就開個小商店,積累點錢了,但是客家人他特別重視教育,兒女的教育,我的祖父6 個兒子,都送去讀書,不管家裡多困難,結果有5 個中了秀才,那這個科舉那個時候,一中了秀才就是地方的紳士行列,但是呢我祖父有一句話告誡兒孫,就是不讓做官,說“做官錢,一陣煙;農商錢,萬萬年”,所以他注重耕讀為本。你像我的大伯父,到了陸榮廷時代,叫他出去做縣長,我祖父不給,所以沒有一個當官的,不是辦學就是做點生意,所以是這樣慢慢發家起來的,到我們這一代,那就慢慢開始讀書了。
林東林:您父親呢,也是讀書人吧,母親出身大戶人家么?
鍾文典:我父親是秀才,17 歲中的秀才,晚清秀才,一中了秀才第三年,取消科舉,所以我父親又去學新學,數理化啊,外語啊,等等,那時候我們那蒙山叫永安州啊,永安州還屬於平樂府啊,所以就到平樂第十中學去,廣西省立第十中學,跟梁羽生的父親在那裡是同學,所以我說我跟梁羽生幾層關係了,兩個人的父親是同學、校友,我跟梁羽生又是校友,還有親戚關係,我的哥哥和他的哥哥是連襟。我的家庭基本上就是這樣,我哥哥學的是土木工程。按祖父來說,我是我祖父第18個孫子,倒數第二個,我父親呢,兒子就兩個,我有個哥哥;女兒有幾個。到我這裡,私塾就沒有讀了,父親有時候教一點舊學,我的母親是個貧農,貧農的女兒,所以在家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父親教一點,不過我母親儘管是貧農,但對我的影響卻很大,因為到底跟母親多一點,到現在為止,我還懷念母親對我的教育。所以這個待人接物,學習等等,都是受母親的教育,父親在外面工作,根本管不了。
我父親去世得早,三八年就去世了,55歲就去世了,那時候我 14 歲。(我父親)得了一場,那叫做腸熱病,當時缺醫少葯,三八年就是抗戰的時候,西藥進不來,中藥嘛也就那一點,治不了,所以父親死了以後呢,主要就是靠母親教育,所以我很懷念我的母親就是這樣。我的母親是活了81歲,七四年去世的,所以我還接出來養了幾年,那時候呢條件也差,運動也多,老人家有時候也經常為我們擔驚受怕,所以我就說了,人家問我,你這一生有沒有感覺到最遺憾的事,我說當然有啊,我這一生最遺憾的事是子欲養而母不在。父親嘛,當時我還小,我沒辦法。
輾轉求學的歲月
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廣西臨桂縣人,一級上將,軍事家,有「小諸葛」之稱。
林東林:正經念書的時候趕上抗戰了吧,是什麼樣光景?
鍾文典:我小學啟蒙以後,在村小讀了一年,以後就到了街上到了縣城讀小學,蒙山城南小學,那是全縣最大的一個小學了。小學畢業了就考蒙山初中,三七年考進去,四零年畢業,畢業后就到桂林,先是受軍訓,受軍訓要受半年。四零年秋天了,軍訓完畢了,才轉到桂林中學,所以就到桂林讀高中,讀完高中四三年畢業了,當時畢業了考大學嘛,自己也想考一個好一點的學校,但是戰時要跑到其他地方去考也困難,所以我就在桂林補習外語,補習了一年,但是不到一年,湘桂淪陷了,就回家。回家幹什麼呢?我在小學時同座位的一個同學,姓何,叫何鴻海,他做了漢奸,保安隊參謀長,一天到晚叫我出去幫忙,我當然不能當漢奸,因此我就跟他對頭幹了,他在他的保安隊,我就參加自衛隊,就是蒙山、荔浦修仁三個縣的指揮部,是白崇禧任命他的一個老部下組織的,姓陸的,叫陸超,所以我寫過一篇文章,寫我三次遇見到白崇禧。白崇禧呢,有一次是到我的老家去啊,蒙山吶,去那裡幹什麼呢?就是快要淪陷了,到那就去動員大家,堅壁清野啊,成立自衛隊抗日啊,所以我參加自衛隊就是那一次。白崇禧他家裡我都去過,就在那東震路,那時候我們是青年學生,他為他的母親做生日,在他家裡做,那時候何應欽啊、張發奎啊這些都來了,坐在他那院子里啊,擺了兩三張八仙桌,上面擺了很多糖果,樂隊等等,就是那個文長啊,都在演奏,那時候我們那幾個年輕人過那裡,哎,白崇禧給她母親做生日,門口也沒有說什麼守衛的,也沒有什麼關攔,我們就進去了,不速之客,幾個年輕人進去了,站在旁邊,那些官員在那裡談笑風生,白崇禧看到,那周圍站了幾十個客人吶,都是不速之客,不請自來的,看熱鬧的,他端個盤子,上面放了糖果,說來來來,大家吃糖吃糖。講桂林話,我們拿了糖,吃了就走了。
白崇禧那個人,看起來的確是一表人才的喔,很高大,很精明,他那個人就比較尖酸一點,他不像李宗仁這樣,所以李宗仁論能力來說,不見得比白崇禧有,所以說帥才和將才是不一樣的,帥才這個,一個是要用人,一個是容人,李宗仁他比較能容人,他你看那個解放,不是,抗戰那個時候在王城裡面做一場報告,就是一張桌子、一杯開水么,就在那兒講了,講了一兩個鐘頭,我們當時列隊在那裡聽他講,他就從那個戰區回來,印象比較深刻。
李宗仁(1891-1969),廣西臨桂人,字德鄰,國民黨高級將領,軍事家,中華民國副總統、代總統
林東林:後來怎麼樣,參加自衛隊抗戰勝利后又讀書了么?
鍾文典:後來八月十五抗戰勝利,追趕日本人追到荔浦,打到馬嶺,後來八??一五就勝利,八??一八我的哥哥就叫我回來上學。所以我八??二零就出去了,八??一八到家,八??二零就出去了。當時我一個人,跟著一個上海的商人,從廣西到了重慶。走了一個多月啊,到處去找車,沒有車,剛剛勝利,到後來是差不多等了一個多月,到柳州,買了一張國民黨的一個航空運輸隊的客票,到重慶。那時候大學剛考過完了,沒有了,最後怎麼辦呢?後來,那個上海商人就走了,我一個人在那裡,真是人地兩生啊,一個人都不認識,就是有個中華大學,武漢的,私立的中華大學,那時候呢還招生,我想既然來就去考一考,就在那個林森路旁邊,一個小巷子里,一個小竹房,竹門,就去考試了。考試呢回來一個禮拜放榜,考了第一名,當然我也不高興,因為本來是想考其他學校的,後來回到住地一看,行李全丟光了,一樣都沒有了,身上穿多少就多少了。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會哭鼻子了,我那個時候也考慮怎麼辦,要不要去找招工的,就去商店問要不要店員,工廠要不要工人,那時候根本不要,大家都複員回去了,所以沒辦法,就餓飯餓了幾天。
林東林:天無絕人之路,總會有其他辦法吧?
鍾文典:到後來呢有一天,在樓上,竹樓上面,有一個文化人,搞電影攝影的,姓朱的,叫朱今明,這位老先生,當時他有50 歲左右,他看見我,問我有什麼問題,我說我行李丟光了,人地兩生,沒有辦法。他還想了一下,說:“這樣,晚上你跟我來。”跟他去幹什麼呢,他要複員回上海了,在重慶住了八年,是個攝影記者,很多老的電影片都是他拍的啊,就跟他去擺地攤。他要回上海了,舊傢具、舊衣服、舊書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買,點上一根蠟燭,他蹲一邊,我蹲一邊,賣了多殺,第二天兩個人就吃多少。賣了四五天以後賣光了,他跟我說:“老弟,對不起了啊,我要回上海了。”我呢,就一天到晚就轉,我想總會碰到熟人,結果正是他要走那一天,我在朝天門那裡,碰見兩個初中同學,他們兩個在中央警官學校裡面學習,一看見我問為什麼,我就把情況告訴他們,他們當時也沒辦法啊,他們就想了一下,說:“這樣吧,你白天到我們那邊去,我們多領一份飯給你吃。”我說我過渡的錢都沒有,他們就給我,但是吃飯呢這樣總不是辦法啊,吃一頓我就拿一頓回來,又到處走街。
有一天上街到一個地方,在公共汽車站對面那裡,看見一個很摩登一個女郎,一看,她凈看我,我也看她,似曾相識吧,她就過來了,高跟鞋,挎著一個皮包,神氣得很,說你不是某某么?我說是啊,我說你不是某某么?她說是啊。原來是桂林中學高中的同班同學,她那個時候在國民黨資源委員會裡面當職員,那是在國家裡面最富裕的一個單位。我告訴她這些情況,我當時已經十幾天沒換衣服了,鬍子也長,頭髮也長,先去吃飯再說。吃飯時她就告訴我了,她說你趕快,有個地方沒有考慮,就是戰地失學失地青年先修班,還有五天就考試了,現在還可以報名,你趕快去報名。我說我一樣東西也沒有,她就陪我去報名,然後就給我筆啊等等啊,又買了衣服給我換了,最後考試過了一個禮拜放榜了,考取了,這樣呢她又幫我置辦行李啊、買船票啊,這個班在江津白沙,重慶上游七百多里,就是江油李白的家鄉,還要上去,陳獨秀當時在那裡,在江津江津縣的一個鎮,白沙鎮
林東林:那後來呢,在青年先修班的情況怎麼樣?鍾文典:在這個先修班學了一年,四六年畢業,快讀完的時候,大學招生考試了。哎呀,當時光報個名,就在太陽底下曬了一天,五千多人報名,一個一個來報啊,就在那個操場里,後來就參加大學考試。這邊青年先修班裡就期滿了,青年先修班分三個部,一個是我們這個二部,二部全是男同學,是個小部,只有280多個人,第一部、第三部在上游,長江上游,四千多將近五千人。我在那裡苦讀了一年,當時好就好在這一點,只人分數不認人,你在這一年全年的段考多少、期考多少,積累起來,然後從高分到低分,可以保送120個人。當時在一部放榜,我們在二部,還要走蠻遠,白天還不敢去看榜,那時候年輕人,總還有點面子,總是忐忑不安吧。同學看榜回來,沒說我們得,也沒說我們不得,當時心裡就打鼓了。到後來我個兩個四川的同學,我們三個經常玩在一起,我們三個就晚上去看,不敢走大街啊,走長江邊上上去,怕碰到熟人,到那裡點了松脂在那看榜,當時都是從後面看前面啦,後面能有就不錯了,一直看看看,都沒有,眼睛也看花了,後來那個同學,忠縣的那個同學說:“哎,老鍾,你有!”我說老弟你別開玩笑,他說真的有了,結果一看還不錯,我考了22名,幾千人裡面,很靠前了,後來就填志願,可以保送了,我就填了清華、北大、南開,填了這三個地方,我是讀文科的啊,但是保送哪裡也不知道,所以就離開重慶到了南京,到下關上船先去教育部看榜,一看分到北大歷史系,所以我就這樣進了北大。初進北大 林東林:在北大那幾年,那還是解放前了,應該有很多故事吧?鍾文典:1946 年 9 月北大就上課了,我又晚到了一個多月,所以裡面故事也很多,因為我在上海等船,當時內戰起來了,鐵路不通啊,就靠水路,等船等了很久,我是10月17號才到北京,那時候已經開學一個月了,到北京第二天就報道,就上課了。
上課第一課呢,那就是外語課,那個外語老師是個老太太,俞大縝,就是國民黨那個俞大維的妹妹,曾國藩的外曾孫女。那老太太很認真,也很嚴格,她一看有個新同學來,她就叫我起來念,我當時還沒有書喔,因為我第一天報道,第二天我就上課了,我就拿了隔壁座位的那個同學,就是傅作義的兒子,拿了他的書,念完了,那老太太不叫我坐,走下來說:“你怎麼開學一個月了,連課本也沒有?”她看到我桌上一樣沒有,我當時從南方去,普通話也說不好,當然我也不好解釋啦,我就在那裡聽她說,她就回到講座,馬上就測驗,測驗呢,我筆有一桿,結果第三天放榜了,成績單公布在圖書館面前那牆上,用玻璃櫃鎖住,我的名字第一個,鍾文典,59.5,用紅筆寫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三個不及格,我是一個。結果第三天又上課了,老太太又叫我起來念書,我念了,念完她就說了兩句話:“你的發音不錯,就是說的太快了。”然後又問我:“你現在有書了沒有?怎麼回事?”我就告訴了她情況,那老太太很好嘛,就說我錯怪了你了。結果後來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裡去,沖了一杯咖啡給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俞大維妹妹俞大貞家裡喝的。北大的師生關係就是這樣一種關係,她不說對你有成見,了解清楚情況之後她就知道錯怪你了。林東林:那俞大縝後來呢,有沒有去台灣?
鍾文典:俞大縝沒去,留在大陸,留在大陸呢,後來,所以說俞大縝先生這個人吶,很耿直一個人,後來不是羅爾綱先生呢,研究太平天國史,說是《李秀成偽降考》嘛,受了批判,受到圍攻么,俞大縝先生呢就出來作證,說李秀成的確是偽降,她說我聽我的先輩說過,說李秀成勸曾文正公做皇帝,曾文正不敢。是吧,他是講策反的意思。當時正在批判(羅爾綱)的風頭上,她敢出來作證,那是很不容易哦,我一看到這一段,我就想起當年老太太認真的態度。她而且還去找周總理,那不簡單的啊,在那時候,風口浪尖上。
林東林:那時候曾招掄也在北大吧,曾國藩的孫子?鍾文典:在啊,曾招掄那個時候是教務長,曾招掄不是搞化學的么,一天到晚穿那個黃呢大褂,洞很多,那個化學藥品啊,搞的衣服洞很多。他剛上班的時候呢,有個笑話,(守門員)守門口不讓他進,他那個時候是教務長,要上班吶,為什麼(不讓他進)?穿的是破大褂,鞋又穿錯了,兩個布鞋穿錯了,人家一看呢,還以為他神經不正常,不叫他進來,不讓他進,後來人家說這是教務長啊,你不讓他進?才放他進來。他講課還可以的啊,我聽過他的報告,他的報告呢,在大禮堂做的,差不多坐滿人了,站著聽的都有。北大那時候是這樣,只要有報告,每天差不多十幾二十場,隨你聽,有時候擠破人的也有,有時候十幾個人的也有,照樣講,不會像現在這樣正規,一定要到多少人,好像是有面子,是吧,十幾個人好像就不行,那時候沒有。
與沈從文的師生情誼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字崇文,湖南鳳凰縣人,著名作家、歷史學家。
林東林:沈從文那時候在北大教書啊,您見過吧,對他有什麼印象?
鍾文典:沈從文先生,我的大學國文第一課,就是沈從文先生上的。沈從文我們大家都知道啊,一看,哎呦,沈先生是這樣一個樣子,很清瘦,個子也不高,戴了一副近視眼鏡,外面穿一個大褂,講課就像他的人一樣,慢條斯理地,自己講來講去有時候還笑一笑,所以給我的印象,好像溫文爾雅的一個君子。就這樣上了一個學期的課,也聊過幾次。到了五四年了,解放以後沈先生就不知道去哪裡了,解放以後他根本就沒有工作,後來還是那個鄭振鐸幫他安排到故宮博物館,文學搞不了了,他就研究服飾,所以這老前輩給我的教育很深就在這裡,他研究什麼成什麼,他那個服飾史現在也沒有人超過他啊,是吧?林東林:據說,解放后您去北京買文物還找他幫過忙?
鍾文典:所以五四年,我去買文物,學校叫我去買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宮博物館,我看看有什麼文物請教他們,他們說哎呀,這個你要問沈先生了,我說哪位沈先生啊,他們說沈從文先生,我說沈先生也在這裡么?你看,就在那裡,在那個大廳的角落裡面,面向著牆壁,我就馬上過去,我叫了一聲沈先生,他抬頭看,我向他鞠了一個躬,他說:“你是誰呀?”我說我是誰,是你的學生。他說有點印象,就問我來幹什麼,我就告訴他,我說學校給我兩千塊錢,叫我來買文物,要建一個文物室。因為是師生嘛,他也很坦率,他說你不懂,明天八點鐘你來,我帶你去。結果第二天8 點鐘,我就到故宮博物院找他,他還在那裡等了我。這樣就離開故宮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廠啊,去買文物啊,我請他坐黃包車他不坐,一定要走路,故宮到西琉璃廠,蠻遠的啊!一連三個上午,他一家一家挑,一件一件比,一件一件砍價,當時還沒有公私合營啊,然後買完兩千塊錢了,他就去監督人家裝箱,一一說明,然後告訴我說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來幫你做得了,像這樣的老先生,我非常感謝他!結果回來呢,先後為這個文物沈先生給我來了六封信,都是兩頁三頁信紙,都是那個蠅頭小楷啊,毛筆字寫得很清秀的啊,當然我也給他寫信。結果我臨走,他就送了一塊唐代銅鏡,他自己的,給我們文物室,到回來以後我就搞了個陳列室,叫做文物室。
到了六零年,是六零年還是六三年我忘了,他呢就到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興,說我這個破爛東西(銅鏡)也在,我就說我特地用個玻璃盒裝起來,註明是沈從文先生捐。這個還有一套錢幣,完整的,從古代的彝幣一直到清代的銅錢鈔票,都有,他說這一套我們當時沒有買啊。我說是沒有買,我說這一套你記得沒有,我們交易最多那一家文物商,臨走了他送了一套到我家裡去。我愛人就是北京的啊,就西琉璃廠附近。那個文物商送給我的,當時標價不高,24塊錢,所以沈先生看了很高興。
沈先生,是這樣,一直到現在我都想念他,等到我八八年去寶雞開會,我在火車上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當時很傷感,所以一到寶雞以後我就寫了一篇回憶他的文章。所以沈先生這個人,做老師是不錯的。
與胡適有關
胡適(1891—1962),字適之,漢族,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林東林:1946 年10 月,胡適主持的北大的開學典禮,當時您在么?鍾文典:我當時在啊,那是我第一次見胡適先生,後來就見多了。所以我為什麼請胡適先生題字呢?幫我那個村小題字,就是我啟蒙的小學,就是有一天我從圖書館出來,我就往北走,他呢,就從他那個辦公室繞道往南來,剛好就在圖書館那兒相遇了,路不寬,就這麼寬的(比劃)。我看到他來當時我就站住了,向他鞠個躬,他也脫了帽回禮,問我:“你有什麼事要我幫忙么?”我說:“報告校長,沒有什麼事。”他說那好。剛好那時我家鄉那邊搞了一個小學,用我的祖父命名。我有一個堂兄呢,他的母親去世了,回去奔喪,就把家裡剩下的幾十畝田,捐給村裡小學作辦學的經費。我呢跟他談了這個事情,我說胡適校長這個人,儘管那麼有名,但是對學生還是非常客氣的,我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他。他說哎,你請他幫寫個校名啊,我說可以試試看,然後就拿了那個校名條子,在他辦公室外面轉悠了三天,到第三天又碰到他了,我就走上去,跟他說了這個情況,結果他也幫寫了,寫的是:“定榮紀念學校,胡適題,一九四七。”據我了解,幫一個農村的學校題寫校名的,就只有我這一家,好像還有幫一個教會學校題字的,雲南有一家。林東林:唐德剛說:“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太太亦隨之。”江冬秀您見過沒有?
鍾文典:江冬秀江夫人我也見過啊,我到後來當助教、當研究生,就住在胡適先生的對門啊,江冬秀人胖胖的,有時候出門來,胡適先生拿一把紙扇,穿著大褂,江夫人是布鞋、白襪子,兩個人就這樣慢慢走。胡適先生對她很好,而且江夫人頭上還插花。這些老先生啊,還有李大釗夫人啊,當然李大釗我沒見過,我是聽說,李大釗的夫人比李大釗還大啊,也是農村婦女,但是有客人來呢,李大釗還要幫她扯扯衣服什麼的,梳理一下,要出來見見客人才回去,所以這些老先生在婚姻問題上也有做得好的。
林東林:在北大四年,沒去聽過胡適先生的課么?他做校長怎麼樣?鍾文典:胡適的課我倒沒上過,做報告去聽過,他當時也沒有開什麼課,有外國學者來啊,他去介紹,胡適先生演講可以,那很不錯。胡適是這樣,他很平易近人,沒有什麼架子,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很好。胡適先生學問大啊,涉及的面也廣。胡適做校長也可以的,他那個,當時好像有點無為而治,當時也沒有像這樣複雜,因為它真的是這樣兼容並蓄,你譬如說,我就親自敢嘗的么,那個天主教會,美國的神父雷鳴遠,在紅樓西邊的一個教室,在那裡講,做報告,講那個解放區啊,共產黨怎麼殺人啊,怎麼放火啊,怎麼姦淫擄掠啊,講的一塌糊塗。但是呢在東邊,二樓上邊,有地下黨的進來了,就在那兒講解放區的怎麼怎麼。我去聽聽雷鳴遠的,因為對教會這個,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很多教徒在那裡念“阿門”,低著頭,閉著眼睛,嚇了我一跳,我一看看,就走了,又到樓上去聽聽解放區那邊去,所以它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兼容並包。
林東林:1948 年12 月,胡適乘蔣介石派去的專機飛離北平,北大當時什麼情況?鍾文典:當時是這樣的,當時學校分兩派,一派主張遷校,一派主張留在那裡,胡適先生呢當時很會做工作,他在紅樓亭上擺兩個課桌,兩個本子,贊成遷校的,反對遷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見,到後來反對遷校的多數,所以就沒遷,胡適先生本來他也不想走,到後來鬧得厲害,就走了。解放軍進城么,我也看見了,我們就是去歡迎啊,歡迎解放軍進城啊,那個時候解放軍已經進城了,當時是圍城的時候,實際上學校就在那裡做保護。當時呢,就是說護校運動,護校運動的名頭叫做“保護老教授”,實際上呢,就是穩住老教授,不要讓蔣介石搶走,不要給他接走,所以一個教授家裡都住了四個到五個同學。我當時分配到哪裡呢?分到中文系著名的楚辭專家游國恩先生家裡,游國恩先生他是江西客家人吶,我就住到他家裡去,那時候教授的房子也不大,那都是地板,他睡床上,我們就睡到他床面前,吃飯也就在他家裡吃,當時名頭叫做“保護老教授”,實際上呢就是穩住老教授,不要讓他走,游國恩先生後來也留下來了。所以北京解放以後,總理到北大去,召開一些資深教授的會議,30幾個人吧,就在覺民紀念堂那裡開,總理坐下來以後,第一句話就說:“可惜胡適走了,如果不走,北大校長還是他來當。”說明共產黨對他當時還是寄於希望的。這是後來錢端升先生告訴我的。
羅爾綱(1901-1997.5),著名歷史學家,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訓詁學家,晚清兵志學家。林東林:胡適的大弟子羅爾綱,您的老朋友了,跟他有什麼故事么?
鍾文典:羅爾綱我就跟他比較熟,羅老也是一個很紮實的人,很隨和,他得到胡適的欣賞呢,也就是因為幫胡適做他父親的文稿,因為他父親的字很難看(得懂),幾個人做做不下去,羅老在那裡搞了一年多兩年,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適先生很欣賞他。另外呢,就是請他做家庭教師,羅老呢也是盡心盡責的。他的《師門五年記》本來叫《師門辱教記》,到後來胡適先生幫他改(書名),胡適先生在台灣,60大壽的時候,特別自己出錢印了400本,凡是來祝壽的人每個人一本。羅爾綱先生呢,後來批判胡適么,(人家叫他批判)他就說那我不批判,所以呢傳到了台灣去,傳到了國外去,(有人就告訴胡適)說羅爾綱也批判你了,胡適先生很坦然,說爾綱不會這樣做的,我相信他是違心的。這個話又傳回來,傳到羅先生那裡,羅先生就整整一天不說話,在那裡流淚。
林東林:金岳霖那時候也在北大吧,梁思成林徽因他們?鍾文典:在,在呢但是在不長久,金岳霖那時候我見過一面,後來就不在了。林徽因我沒見過,梁思成我見過,梁思成不是因為那個天安門牌坊的事,反對拆么,古城後來還靠他反對,後來陸定一說了一句話,才沒有(拆),毛澤東還想拆的呀,連故宮都想拆的呀!俞平伯在,賀麟也在,俞平伯先生也很有意思,他近視眼,又不修邊幅,那個,學校有個郵電所,很多老師啊、同學啊在那兒寄信,他近視眼,他一進去一擠把兩邊人都擠開去,他先來。我一看呢,我說這不是俞先生么,他好像也蠻不在乎一樣。
亦師亦友間
錢端升(1900—1990),字壽朋,著名法學家,24 歲榮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
林東林:剛才聽您說錢端升,錢先生是法學大家了,他跟您也有來往么?鍾文典:錢端升先生他是法學院院長,我們當時交往也比較多,我到過他家裡面很多次。他是這樣的,錢端升先生呢,他講課,因為他是浙江人,口音比較重,所以呢,聽課呢,你聽他的課,你要集中注意力聽才行,要不然聽不懂,這是一個;第二個呢,他是當時國民黨的三門大炮之一,參政會裡面的,他一個,許德珩一個,周炳琳一個,三門大炮,經常向國民黨開炮的。所以呢,上課時候牢騷很多,議論時政,所以他呢,一上課,見了桌子罵桌子,見了凳子罵凳子,見了什麼東西罵什麼,有了什麼新聞先發一頓牢騷,然後一看錶,還有十分鐘下課了。一講課,這個人家聽不懂啊,所以同學遞條子給他:“臨表涕泣,不知所云。”《出師表》裡面的兩句話,表不是用那個表,是這個表。我看了表,到底講什麼我也不知道。他看到這條子他也笑,搖頭。
但是我想呢,錢先生是國民黨的時候30多個院士之一,你說他沒有學問說不過去,美國人經常請他去講學,他的著作也不少,《比較政府》啊什麼啊,都不少,所以我說我就要下決心聽聽他那十分鐘的課,一聽,那的確是,你只要認真聽進去了,可以給你啟發很多問題,讓你去思考去,他的功夫就在這裡,所以呢,真正的,你不要說好像一般我不聽了,你只要認真聽進去了,他有學問的。跟他接觸過程裡面也是一樣,他的話語不是很多,你比如說四九年一解放了,那時候解放不久,廣西剛解放不久,我要回來,想看看我的母親,我臨走的時候他就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文典啊,你回去你要注意喔,如果有什麼問題,你馬上告訴我們。說明他非常關心我們,我就非常感謝他,所以我說錢先生,我說我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