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乘

大約在漢高后七年（前181年），枚乘開始擔任吳王劉濞的郎中。在劉濞因怨恨朝廷而謀划叛亂時，枚乘以《上書諫吳王》勸諫劉濞，用長篇比喻的形式來規勸劉濞審時度勢，勸說劉濞從根本上放棄造反的念頭，但劉濞並未採納其建議。

約在漢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枚乘離開吳國前往梁國，與梁王劉武交遊。漢景帝劉啟即位之後，御史大夫晁錯為漢朝定立制度，削弱諸侯，先後削去了楚國的東海郡、趙國的常山郡、膠西國的六個縣。

漢景帝三年（前154年），朝臣議論削減吳國封地。劉濞惟恐削減封地無休無止，於是與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菑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聯合，以誅殺晁錯為名發動叛亂。漢景帝獲悉后，在袁盎等人的建議下殺了晁錯來表示對諸侯的歉意。此時，枚乘又以《上書重諫吳王》勸諫劉濞停止叛亂，但劉濞不採納枚乘的建議，仍執意叛亂，以致被殺。

七國之亂被平定后，枚乘因曾兩次勸諫劉濞而聞名於世，漢景帝於是任命枚乘為弘農郡都尉。但枚乘長期做諸侯大國的上賓，喜歡與賢才俊彥相往來而不喜歡任官，於是稱病辭職，再次到梁國與劉武交遊。

漢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劉武逝世。

大約在次年（前143年），枚乘返回故鄉淮陰縣。

漢武帝做太子時就聽說枚乘的名氣，等到即位為帝時，枚乘已經年老。於是，建元三年（前138年）九月之後，漢武帝以安車蒲輪（有蒲草裹著車輪的小車）去征請枚乘，結果枚乘於途中逝世，享年約七十三歲。

文學上，枚乘所作的《七發》在辭賦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既奠定了典型漢大賦的基礎，又是“七體”的開首之作。

一方面，《七發》對先秦文學多有借鑒，融會了《離騷》的宏大體制及其中的問答形式、《招魂》帝與巫陽的問對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鋪排描寫手法等前代文學的各種因素，在繼承的過程中又有很大的創造性，表現出有異於先秦時期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取向。其主要表現為：

①精細的敘事和描繪。《七發》善於鋪陳排比，誇張渲染，在寫作上最大的特點是善於描寫形容，寫景狀物，聲色情態畢現，描摹精緻細膩，形象生動。其採用完全虛擬的第三人稱之間的對答形式，所虛構的故事框架雖很簡單，卻擺脫了描述實際事件抒發由此產生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夠自由地選擇和表現自然和社會生活內容。其所鋪陳的內容，從多方面開拓了文學的題材，這些題材在後來的賦文中得到繼承和進一步發揮，成為後世大賦廣泛運用的題材。故《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在體制和藝術手法上都為後來漢大賦創作樹立了典範，是一篇奠定大賦虛構誇張、排比鋪陳典型特點的開風氣之作。

②韻散結合。《七發》通篇是雜有楚辭式詩句的散文，其語言形式一方面吸收了楚辭的句式和“兮”字，一方面大量地使用散文的句式，同時也有對偶、排比句式的運用。與楚辭相比，其詩的成分減少，散文的成分增加，是韻文與散文的結合，是詩歌的散文化與散文的詩歌化。

③虛構誇張的筆墨。《七發》構思奇特，結構恢宏，以“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發端，通過吳客之口來探尋太子得病的原因和治療的方法，分別對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六個方面的情狀作了充分的排比鋪陳，最後歸結到聖哲的“要言妙道”上來，其人物及其對話都是虛構的，敘事和描寫也是想象的，頗具文學創作的意味。

另一方面，自東漢傅毅仿《七發》而作《七激》后，一部分文人開始將《七發》作為文章之一體（“七體”），紛紛效仿。之後，魏晉時期，摯虞已將“七體”作為一種文體來看待；南朝宋時期，范曄《後漢書》將“七體”與其他文體分開；南朝梁時期，劉勰《文心雕龍·雜文》專門論說“七體”，蕭統《文選》設有“七體”的目類；《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南北朝時期謝靈運《七集》十卷、卞景《七林》十卷及顏之推《七悟》一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卞景《七林》十二卷及顏之推《七悟集》一卷；《宋史·藝文志》不見著錄。據清代學者平步青統計，自枚乘以後到唐代為止，有目可査的“七體”之作就有四十多家，唐以後各朝作家亦時有模擬。

枚乘是藩府士人中最先對大一統表示認同的人物之一。在劉濞顯露出叛亂的政治傾向時，憑藉著對時局的理性判斷，枚乘感受到了中央權威的不斷加強，敏銳地察覺到了政權統一趨勢的不可抗拒性，於是作《上書諫吳王》，以勸諫的口吻，詳說利害，縱橫捭闔，規勸劉濞審時度勢，勿以卵擊石，其立場始終著眼於漢朝的穩定與統一，鮮明地表現出其對大一統的認同。但不同於晁錯等人對朝廷的極端維護，枚乘對於大一統只是一種精神上的認同，不意被大一統的高壓態勢消解個人品質或成為兩者之間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更願意麵對的是朝廷與地方藩王的相安無事。

從枚乘所作的《七發》中有關音樂的一段文字來看，枚乘的音樂思想主要有：

①功利的社會觀。在《七發》中，音樂在扮演的不是一種簡單的具有娛樂功能的藝術形式，而是一種極富功利色彩的道德教化工具。這種觀念是由來已久的，音樂之道至遲從春秋時期開始就已經被視為人倫之道。《七發》中的“要言妙道”固然是根治楚太子之病的良方，而枚乘又從功利的音樂社會觀出發，認為其次當屬音樂，因為它是道德感化的基礎，能最直接的反映社會人生，所以他列音樂於其他六事之首，與“要言妙道”形成前後夾擊之勢，突出了重點。

②尚悲的音樂審美觀。三國時人嵇康在《琴賦》的序中概括出了歷代音樂賦所體現出來的一種尚悲的音樂審美觀——“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這種以悲為美的音樂觀在《七發》中便可見一斑。《七發》在描寫制琴的原材料桐樹的生長環境時，極力突出危苦，又選野蠶之絲、孤兒之鉤、寡婦之珥為配件飾物，無非是認為只有如此，桐樹才浸透了天地萬物的悲聲和凄涼，具備了悲哀的材質，方成為上等之材，用這等材料製成的琴自然就具備了悲哀的音質。又寫伯牙為歌“麥秀蘄兮雉朝飛”，據漢代揚雄《琴清英》載，“雉朝飛”詠的是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劇故事，是一篇極其悲哀婉轉的曲詞。奏如此之琴，歌如此之曲，正應了文中所說的“此天下之至悲也”。而《七發》本以七事啟發楚太子，音樂的“至悲”和飲食的“至美”、車馬的“至駿”、遊樂的“靡麗皓侈廣博”、田獵的“至壯”、江濤的“怪異詭觀”和“天下之要言妙道”六者並列同提，可知音樂的“至悲”也即音樂的“至美”，而天下最悲哀婉轉的曲調和歌詞，在枚乘看來也就是天下最美的音樂。

③極致的藝術美學追求。《七發》中有關音樂的一段文字，無論是寫桐樹的生長環境，寫制琴，寫演奏還是寫音樂之美，給人一個最直接明白的印象就是，枚乘在力圖通過遣詞造句營造出一種趨於極致的藝術效果，“至悲”或者說“至美”就是枚乘所追求的最終目的，說枚乘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是毫不為過的。這種在音樂方面的極致的美學追求，或許與枚乘本人作為一個成功的、傑出的辭賦作家的身份是不無關係的。因為“極盡鋪陳之能事”本來就是辭賦作品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徵。所以，可以說，“極致”不僅僅反映了枚乘對音樂的美學追求，同時也是枚乘對整個藝術的美學追求。

枚乘把養生與轉變腐敗風氣，甚至與國家的安定、政權的鞏固緊密聯繫在一起，倡正反邪、倡勤反惰、倡動反靜、倡節制反縱恣、倡康朗陽剛反萎靡淹沉。其養生主張有：①提倡蔬食淡飲，力戒腥酞肥厚的飲食習慣；②提倡戶外活動，擁抱大自然，登高遠遊來娛悅身心；③提倡參加社會活動和激烈的運動，以磨礪自身的體魄，開闊自己的胸懷；④提倡加強自身的精神修養，培養高尚的情操，用音樂和健康的活動陶治自己的情性，抵制不良生活習俗。

對於枚乘的作品，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為“枚乘賦九篇”，魏徵等《隋書·經籍志》於“漢《淮南王集》一卷”下注云：“梁二卷。又有《賈誼集》四卷，《晁錯集》三卷，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錄各一卷，亡。”劉昫等《舊唐書·經籍志》在“集錄楚詞”的“前漢二十家”中有“《枚乘集》二卷”；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藝文志》在“別集類七百三十六家”中有“《枚乘集》二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枚乘集》一卷，漢弘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時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錄。今本乃於《漢書》及《文選》諸書鈔出者。”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仍作《枚叔集》一卷，並錄陳振孫注語；脫脫等《宋史·藝文志》在“別集類一千八百二十四部”中有“《枚乘集》一卷”；明代張幼白曾將枚乘詩賦及《七發》《諫吳王書》等合刻為一集。以上各版本均已佚。

今存枚乘的作品集均為輯本，有3種：

①清鈔本：上海圖書館藏有清鈔本《枚叔集》一卷，所收篇目不詳。

②楚州叢書本：冒廣生所刊的《楚州叢書》中有丁晏輯、段朝端校本《枚叔集》一卷，收錄了枚乘的以下作品：

③漢魏六朝名家集本：丁福保所輯的《漢魏六朝名家集》中有《枚叔集》一卷。（《中國名著大辭典》等稱此本為丁福保所輯；《續修四庫全書》等則稱此本為丁晏所輯）所收文與嚴可均《全漢文》所輯枚乘作品完全一致，所收詩與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所輯枚乘作品完全一致，收錄了枚乘的以下作品：

綜合來看，歸在枚乘名下的作品篇目如下：

對於輯錄枚乘作品的肇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題解》稱：“今本《枚乘集》是出於明人張燮《七十二家集》的輯錄。”但《七十二家集》並沒有枚乘的作品集。而對於明代張溥在《七十二家集》基礎上編輯而成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有可以成集而遺之者，如枚乘《七發》《忘憂館柳賦》《諫吳王書》，及《玉台新詠》所載‘古詩’，可成一卷。”可知今存《枚乘集》並非出於《七十二家集》的輯錄。

歸在枚乘名下的作品中，除去僅存目的佚文2篇外，真偽情況如下：

①《上書諫吳王》和《上書重諫吳王》見於《漢書》，可確定為枚乘作品。同時，一般認為《七發》是枚乘作品。

②《玉台新詠》載《雜詩》九首，明言是枚乘所作，但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稱“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有所懷疑。九首雜詩中，除《蘭若生春陽》外均見於《文選》中的《古詩十九首》，而對於《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李善注《文選》時言“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後世學者多否定這8首詩為枚乘所作。同時，李善注《文選》時屢將《蘭若生春陽》作為枚乘樂府而加以引用，但無確切證據證明這首詩為枚乘作品，故一般認為這首詩是東漢時期的作品而非枚乘作品。③《梁王菟園賦》（《菟園賦》）全文收錄於《古文苑》，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稱《梁王菟園賦》為“舉要以會新”，但文字已錯脫不可理，后經近代文字學家黃侃校釋，勉強可通。宋代章樵注《古文苑》時認為《梁王菟園賦》非枚乘之作，而為其子枚皋所作：“乘有二書諫吳王濞，通亮正直，非詞人比。是時梁王宮室逾制，出入警蹕，使乘果為此賦，必有以規警之。詳觀其辭，始言苑囿之廣，中言林木禽鳥之富，繼以士女游觀之樂，而終之以郊上採桑之婦人，略無一語及王，氣象蕭索。蓋王薨、乘死後，其子皋所為，隨所睹而筆之。史言皋詼笑類俳倡，為賦疾而不工。後人傳寫，誤以後乘耳。”但章樵所言，有所欠妥。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易聞曉指出漢賦具有“憑虛”特徵，枚乘描繪菟園，不必一山一水地複製，中規中矩地記錄。相反，只有這種憑虛構建，大肆誇飾以構成雄偉廣闊的圖景才能契合梁孝王的王者之心，博得其喜愛。並且此賦與司馬相如的《子虛賦》無論是內容還是風格都非常相似，且近現代文學理論家馮沅君曾援引前輩學者稱“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有似優人的腳本”。故可推想此賦與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一樣，都是獻梁孝王之作。

④《柳賦》（《忘憂館柳賦》）全文收錄於《西京雜記》，其中有“盈玉縹之清酒”一句不避漢惠帝劉盈的名諱。對此，南宋的王楙在《野客叢書》中稱：“仆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台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為有說，至以廟諱為名，甚不可曉。”認為可能是當時不避諱的案例。之後，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稱：“若李陵詩：‘獨有盈絳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又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本·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認為《柳賦》非枚乘所作，而是他人假託之篇。清代的張惠言則在《七十家賦鈔》中亦稱：“《西京雜記》，梁吳均偽撰。此等賦（鄒陽《酒賦》等）皆贗，然亦六朝作也。”認為《柳賦》是六朝時期文人所作。對於2種看法，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劉乃和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垣卷》中認為“以漢碑臨文不諱之例例之，不能遽斷為偽撰”。

⑤對於《月賦》，嚴可均據《西京雜記》和《文選注》定為公孫乘所作，且懷疑《初學記》定為枚乘所作有誤。

總而言之，《上書諫吳王》《上書重諫吳王》和《七發》可確定為枚乘作品，《梁王菟園賦》（《菟園賦》）、《柳賦》（《忘憂館柳賦》）和《月賦》尚無法確認是否枚乘所作，《雜詩》九首一般認為非枚乘所作。

據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勤主編的《字源》，“乘”字讀chéng時為蒸韻，讀shèng時為證韻；西漢揚雄《揚子法言·吾子卷第二》中有“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一句，五代至宋初間無名氏所作《揚子法言音義》於“枚乘”下注“繩證切”；唐代杜甫《奉漢中王手札》一詩中有“枚乘文章老”一句，清代仇兆鰲《杜詩詳註》於“枚乘”下注“去聲”。

綜合來看，枚乘的“乘”字當讀作shèng。

枚乘的故里在西漢時期的淮陰，對於西漢時期的淮陰具體在今何處，主要有以下說法：

①今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杭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曹蔚文等的《兩漢文學作品選》（1980年11月第1版）稱：“枚乘，字叔，淮陰（今江蘇省淮陰縣）人。”其時，淮陰縣歸淮陰地區管轄；1983年，淮陰地區更名為淮陰市，仍轄淮陰縣；2001年2月，淮陰市更名為淮安市，原淮陰縣改為淮安市淮陰區。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政府網即稱：“【枚乘】（？～公元前140？）字叔，漢淮陰人。”

②今江蘇省淮安市清江浦區：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編的《中國歷代作家小傳（上冊）》（1979年9月第1版）稱：“枚乘，字叔，淮陰（今江蘇清江市）人。”其時，清江市歸淮陰地區行政公署管轄；1983年3月，撤銷淮陰地區行政公署，原清江市行政區域以里運河為界分設清河、清浦兩個市轄區，原清江市所轄鄉鎮街道亦以里運河為界分屬兩個新成立的區政府；2016年7月，清河、清浦兩個市轄區合併組建清江浦區。淮安市清江浦區人民政府網在“人文風情”下的“歷史名人”中即稱：“西漢武帝年間，有辭賦大家枚乘、枚皋父子。”

③今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教授邵雲瑞於1979年發表的《周恩來同志青少年時代年表（1898.3——1924.8）》一文稱：“因祖父任淮安縣知事，故家遷淮安。淮安舊稱射陽，系南北交通要衝，有五千年前文化遺址。‘淮郡人民素稱強悍’，富於鬥爭傳統。歷史名人韓信、枚乘、吳承恩、關天培等，祖籍均系淮安。”其時，淮安縣歸淮陰地區管轄；1983年，淮陰地區更名為淮陰市，仍轄淮安縣；2001年2月，淮陰市更名為淮安市，原縣級淮安市改為淮安市楚州區；2012年2月23日，楚州區更名為淮安區。淮安市淮安區人民政府網即稱：“枚乘（？～前140)，字叔，西漢淮陰（今淮安）人，辭賦家。”

總而言之，枚乘故里在今江蘇省淮安市，具體所在有爭議。

對於枚乘的生卒時間，學界的觀點主要有三種：

①漢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於“漢景帝劉啟后元三年（前141）庚子”下先說明漢武帝劉徹即位的情況：漢景帝后元三年正月甲子（前141年3月9日），漢景帝崩，太子劉徹即位。並以《史記·孝武本紀》中的相關內容佐證。接著便稱：“武帝以安車蒲輪征枚乘。枚乘於道中卒。”僅以《漢書·賈鄒枚路傳》中的記載佐證：“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並未涉及枚乘的出生時間，亦未說明枚乘卒於漢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的理由。對此，延安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劉向斌推測，此說可能源自認為《漢書·賈鄒枚路傳》中的“及即位”指“剛即位”。由於此說未舉出漢武帝即位當年詔舉的史料，且漢武帝不至於剛剛即位就迫切地徵召枚乘，故此說證據明顯不足。

②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說。民國名媛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湖南文學會副會長馬積高《賦史》、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袁行霈《中國文學史》、西北師範大學教授趙逵夫《漢魏六朝賦點評》及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費振剛《全漢賦校注》等一致認為枚乘卒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對於此說的依據，趙逵夫稱：“按《漢書·枚乘傳》言武帝即位時，‘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則其卒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可以肯定。”且言：“其建元元年已‘年老’，不耐路途勞累而死，則無論如何在60多歲以上。”但未說明枚乘卒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的理由。對此，劉向斌推測，此說的論據應是《漢書·賈鄒枚路傳》中對漢武帝即位后徵召枚乘的記載以及《漢書·武帝紀》中對漢武帝於建元元年徵召的記載：“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按丞相衛綰的建議，此次徵召應該是以儒術之士為主要對象的，而將法術、縱橫之士排除在外，意在改變黃老思想獨統天下的局面。但漢武帝即位之初，政治權力掌握在喜好黃老術的竇太后手中，故此次興儒改制以失敗告終，身為辭章之士的枚乘可能因此未在徵召之列；且漢武帝其時並無用人的實權，不可能剛剛即位就點名徵召枚乘；加之未有證據證明《前漢紀》中相關記載是錯誤的，故此說證據亦顯不足。

③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說。《前漢紀·孝武皇帝紀一》載：“（建元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起上林苑。……是時上以安車蒲輪迎枚乘，乘年老，道死。”由《前漢紀》的這一記載可知枚乘在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九月之後卒於被徵召途中。劉向斌在此基礎上據相關記載推出枚乘之子枚皋出生於漢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等，從而推測枚乘逝世時約七十三歲，即枚乘出生於秦始皇十二年（前210年）左右。

總而言之，枚乘當卒於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而生於秦始皇十二年（前210年）左右，享年約七十三歲。

漢景帝任枚乘為弘農郡都尉時，枚乘以病辭職而再次與梁孝王劉武交遊，於漢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劉武薨后歸淮陰。漢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景帝逝世，漢武帝劉徹即位。而《漢書·賈鄒枚路傳》敘述枚乘生平時稱：“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對此，浙江幼兒師範學校高級講師李全華認為枚乘不可能老得如此快，以至於不耐安車蒲輪而老死道中，懷疑枚乘之死別有原因。

而根據《史記》和《漢書》的相關記載，梁孝王劉武曾有被漢景帝立為太子的機會，故李全華認為枚乘《七發》中的“梁太子”指的是劉武，又根據《七發》的內容認為枚乘是擁立劉武為太子者之一，而漢武帝安車蒲輪征枚乘時，枚乘不知是禍是福，又有劉武被逼憂死的前車之鑒，故李全華認為枚乘非憂死即自殺。概而言之，枚乘的死亡原因於史無征，無論是是病死、憂死、自殺還是被暗殺，都沒有充足證據。而若認為《七發》中的“梁太子”指的是劉武，且認定枚乘是擁立劉武為太子者之一，則枚乘病死，即自然死亡的可能性小；憂死、自殺的可能性大；被暗殺的可能性也存在。但《七發》中的“梁太子”所指尚無定論，學者一般像《六臣注文選》中李善注《七發》時所說的“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語端矣”那樣認為“梁太子”是虛指，而趙逵夫等認為指的是劉辟非，南陽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曾祥旭等則認為劉戊，故李全華之說有待商榷。

《通俗編·卷十二·行事·急行無善步》引用《西京雜記》時，將《西京雜記》中“文章敏疾而有累句”的評價繫於枚乘名下。但據《西京雜記》，這實際上是對枚乘之子枚皋的評價。

唐代以前

東漢班固：①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②賈山自下劘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漢書》）

東晉至南朝宋間謝靈運：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蔚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序》）

南北朝時期劉勰：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文心雕龍》）

唐宋元時期

唐代王勃：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上吏部裴侍郎啟》）

唐代梁肅：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補闕李君前集序》）

北宋劉敞：韓棱才抗俗，枚叔賦無儔。（《病中逢秋欣然慰懷作五言呈兩倅》）

元代陳樵：枚乘終顯達，馬周豈迂疏。（《送蘇吉甫館於穆千戶家歸》）

元代張昱：漢詩十九首，不復辨名氏。蘇李及枚乘，伯仲之間耳。（《古詩十四首·其二》）

明清近現代

明代黎民表：四方賓客皆麇至，枚叔鄒陽最稱美。（《梁園歌》）

明代歐大任：①六花飛滿菟園中，枚叔揮毫自國工。（《雪中同華甫發南浦酬用晦二首·其一》）[24]②枚乘工作賦，薛漢雅言詩。（《酬王堯載過訪見貽》）

明代沈鯉：梁園賓客如雲，鄒、枚諸人文采爛然，非不驚愚誇才而無益於實用。千載之下，與荒台廢址而俱盡。（《歸德府學記》）

明代屠隆：大梁艷鄒、枚之浮華。（《與王元美先生書》）

明代胡應麟：枚叔聲華艷，文翁治化循。（《寄景陵徐使君三十韻》）

明末清初黃道周：枚叔生無用，申君死不香。（《人日新安虎帳勉觀梅花同賴敬儒作四章》）

清代陳廷敬：自賈生以來，晁錯、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皆有文學詞辨，數進諫說。晁錯事景帝，以七國事誅；賈山在文帝時，言多激切；鄒陽、枚乘游吳，以正言劇濞之邪心，不及於禍，可謂邦無道，免於刑戮者矣。溫舒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其論尚德緩刑，何其溫文爾雅，有三代忠厚之遺風與！以余觀數子，溫舒之學幾於純已，使其遇文帝，所建言當不僅如此已也。然史稱其後遂為世家。禍福之於人，豈信無天道哉？（《午亭文編》）

近代魯迅：《漢志》有《枚乘賦》九篇；今惟《梁王菟園賦》存。《臨灞池遠訣賦》僅存其目，《柳賦》蓋偽托。然乘於文林，業績之偉，乃在略依《楚辭》《七諫》之法，並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發》。借吳楚為客主，先言輿輦之損，宮室之疾，食色之害，宜聽妙言要道，以疏神導體。……由是遂有“七”體，后之文士，仿作者眾，漢傅毅有《七激》，劉廣有《七興》，崔朋有《七依》，……凡十餘家；遞及魏晉，仍多擬造。謝靈運有《七集》十卷，卞景有《七林》十二卷，梁又有《七林》三十卷，蓋即集眾家此體為之，今俱佚；惟乘《七發》及曹植《七啟》，張協《七命》，在《文選》中。《文選》又有《古詩十九首》，皆五言，無撰人名。唐李善曰：“並雲古詩，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然陳徐陵所集《玉台新詠》，則其中九首，明題乘名。審如是，乘乃不特始創七體，且亦肇開五古者矣，……其詞隨語成韻，隨韻成趣，不假雕琢，而意志自深，風神或近楚《騷》，體式實為獨造，誠所謂“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者也。稍後李陵與蘇武贈答，亦為五言，蓋文景以後，漸多此體，而天質自然，終當以乘為獨絕矣。（《漢文學史綱要》）

南陽師範學院音樂學院教授吳金寶、馮振琦，副教授馮建志：（枚乘是）漢賦創作的先驅者之一。（《漢代音樂文化研究》）

枚乘宅、枚乘墓原位於今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據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十四·淮南道二·楚州·淮陰縣》記載：“枚乘宅墓，在縣南二百步。趙嘏詩云‘家在枚皋舊宅旁’，即此也。”《〔乾隆〕大清一統志·卷六十四·淮安府一·古迹》亦載：“枚乘宅，在清河縣東南。《太平寰宇記》：‘枚乘宅，在淮陰縣南二百步。’唐趙嘏《憶山陽》詩云‘家在枚皋舊宅邊’，謂此。”《〔乾隆〕大清一統志·卷六十五·淮安府二·陵墓》又載：“枚乘墓，在清河縣東。《太平寰宇記》：‘枚乘墓，在淮陰縣南二百步。’又《明一統志》：‘枚（率）〔乘〕墓，在舊淮陰縣治南。’”今已不存。

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河下街道有紀念枚乘及其子枚皋的枚亭、枚公河、枚里街。其中，枚亭位於蓮花街西里運河堤邊。如《〔正德〕淮安府志·卷十四·古迹·山陽縣·三亭》載：“韓亭，在淮陰故縣南，臨漕渠。枚亭，在淮陰故縣北，臨漕渠。步亭，在淮陰故縣西，橋南。以韓信、枚皋、步騭，故名。古詩云：‘韓枚步騭建三亭，為顯當時將相名。’”據清代李元庚《園亭記》記載，在蕭家湖之濱的枚乘故居曾建有一座枚亭。亭始建於明代，建成后歷代皆有修繕。現亭是1985年為紀念枚乘、枚皋父子而重建，1986年3月公布為原淮安縣文物保護單位。亭呈正方形，高3.5米，邊長2.8米，青磚黛瓦，翹檐飛角，古色古香。亭中立一白礬石碑，高1.8米，寬0.6米，上鐫“古枚里”三字，背面有枚里的簡介。附近保留著一條斷續的古街和“古枚里”街巷舊貌。

1958年，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馬頭鎮人在整治淮沭新河時，於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馬頭鎮惠濟祠北200米處挖掘到“枚乘故里”石碑。2008年，為了紀念枚乘、枚皋父子，淮陰區人民政府出資建成枚乘故里景區。景區前有一塊巨石，上題《七發》，是毛澤東的手跡。景區中有枚乘書院，是園林式建築，分上下兩個院落。正殿門額上書“仁者壽”三個字，寓意枚乘是仁義、長壽之人。門前兩側檐柱懸掛一副楹聯：“淮陰名士，漢賦先驅，七發雄篇開一體；用舍由人，行藏在我，兩書直諫感千秋。”這幅楹聯是對枚乘的文學泰斗地位和一生忠誠為國的概括。正殿正中是一尊枚乘青銅雕像，雕像兩側懸掛一副楹聯：“諫七發以省君，心意幽深追屈子；賦九篇而垂世，辭采汪洋啟相如。”正殿內兩側是枚乘生平展，分為六個部分：淮陰名士、吳王郎中、梁園精英、武帝上賓、漢賦鼻祖、人間藥石。北廂房有“父子風流”展廳，主要展示枚乘父子的文學成就。南廂房有“漢賦源流”展廳，主要展示漢賦的發展歷程。書院中還有黨風廉政主題展廳，展廳上的牌匾上書“高論直言為藥石”七個字，展廳內有展現《七發》所描述的內容的一組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