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杞國

南宋時滇東等地的少數民族政權

自杞國(1100~1260年),是南宋時期滇東、黔西南地區的一個以“烏蠻”為主體的少數民族政權。1100年,自杞建立,至1260年為蒙古所滅,鼎盛時其疆域北至曲靖,南達紅河,西抵昆明,東到廣西紅水河。

基本介紹


自杞國是由彝族先民東爨烏蠻阿廬部落中的彌勒、師宗二部建立的。
明天啟《滇志》載:“爨蠻之名,相沿已久,其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訛為羅羅,凡黑水(紅河)之內,依山谷險阻皆是”。居於瀘西地區的阿廬部,系盧鹿蠻之裔,為唐時烏蠻七大部落之一。《方輿彙編·廣西府(瀘西)山川考》云:“阿盧山,在城西三里,廣四十里,南接彌勒,北跨師宗,舊為阿盧部”。阿廬部之後為彌鹿部。《元史·地理志》卷六十一載:“廣西路,東爨烏蠻彌鹿部所居,唐為羈縻州,隸黔州都督府,后師宗、彌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治”。《廣西府志》載:“唐為東爨烏蠻彌鹿部所居,大和間(827-835)南詔蒙氏並其地,宋時析為師宗、彌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瀘西縣政務志》載:“東爨各部落分別散居林谷,內部長期保持著自己的氏族組織,部落與部落之間並不互相併吞,往往是部落發展壯大后,分裂出另一部落,散居到鄰近的地方去”。《廣西府志·師宗州》載:“宋時,爨蠻居岩浪,其後有師宗居匿弄甸,號師宗部”。《元史·地理志》載:“昔些莫徒蠻之裔彌勒得郭甸(竹園)、巴甸(彌陽鎮)部籠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彌勒”。師宗、瀘西、彌勒這一流水,便用前輩部落首領彌鹿的名字命名,稱為“彌鹿川”。
自杞國
自杞國
彌勒、師宗們是何時代人?宋人王溥《五代會要》卷三十《南詔蠻》條在天龍二年(公元927年)西川奏聞之後,有200餘字的一段十分金貴的補敘,文中提到督爽大長和國(此時南詔國已亡,鄭買嗣奪蒙氏位建立了大長和國)宰相布燮上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其後列督爽陀酋、忍爽王寶、督爽彌勒等所著轉韻詩十聯,有類擊築詞,詩中頗有思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彌勒的封號與宰相併列,可見,五代時的彌勒已是個風華正茂、躊躇滿志、文韜武略皆備,敢於向大唐公主求婚,做中原皇帝乘龍快婿的大英雄了。
十年後(公元937年),“通海節度史段思平借兵於東方烏蠻三十七部,眾十萬,會於石城(曲靖),以董迦羅為軍師,所向皆克,遂攻進大理”(古蔚《南詔野史》)。在這次推翻大義寧國的戰爭中,阿廬部落中的彌勒部、師宗部、吉輸部均已參加,並成為三十七蠻部中強健的一員,從而為自杞國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於是,雲南史學界權威尤中教授在《中國西南民族史·自杞國》中說:“自杞國是些莫徒蠻之裔彌勒部建立的。”

具體介紹


烏蠻三十七部與自杞國勢力的崛起
後晉天福元年(公元937年)十二月,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聯絡白族貴族董伽羅等,在東爨三十七部的支持下,起兵一舉攻克羊苴咩城(今下關),推翻“大義寧國”,建立“大理國”。《南詔野史》載:段思平“借兵於東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蠻部。”三十七部除落恐、溪處、思陀、鐵容(在今紅河縣)等少部分為和蠻等民族外,其餘均是滇東、滇東北、滇中、滇南及黔西的烏蠻。由於大理政權“其成功實賴東方諸蠻”,故於建國之初“皆頒賜寶貝,大行封賞”,減免徭役。如封烏蠻貴族阿而為羅婺部長,封“烏蠻”、“些摩徒”部於河陽郡,這些被封的烏蠻貴族都是“世官世祿,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領主。
在加封東方諸蠻的同時,大理政權統治者還封董伽羅為布燮(宰相),賜予成紀(今永勝)為其世襲領地,封高方為“岳侯”,賜巨橋(今昆陽)為其世襲領地。這些白蠻、烏蠻的大小封建領主,常侵佔鄰近各族人民土地以擴張自己的領地和勢力範圍。如鄯闡領主高氏侵佔了世為烏蠻所居的易門為其領地;“大理國高護軍”侵佔了彝族先民磨彌部所居的交水(今曲靖市境)為自己的私邑,驅逐了磨彌部首領蒙提;在武定和曲州地區,據《元史·地理志》載:“僰、盧諸種蠻所居,地多漢冢,或謂漢人曾居。蒙氏時,白蠻據其地。至段氏,以烏蠻阿而并吞諸蠻聚落三十餘處,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隸羅婺部。”不唯羅婺部如此,“些摩徒部”也“析其子為三部”,即“強宗部”、“休制部”、“步雄部”,而“步雄部”后又封其弟為“羅伽部”。
“些摩徒”即“徙莫祗蠻”,漢、晉時期未見史載。“徙莫祗蠻”當是南北朝之後從叟、昆明族中分化出來,至唐初與烏蠻為同一族系的民族群體,至明代則被稱為“羅羅撒摩都”。南詔兼并東部爨區之後,“徙莫祗蠻”仍居於今楚雄往東至澄江、玉溪一帶。隨著“徙莫祗蠻”人口增多,不斷向鄰近地區發展,至南詔末便形成羅伽部(今澄江縣境內)、陽宗部(今呈貢東南至澄江縣北部陽宗一帶)、步雄部(今江川縣境內)、休制部(今玉溪)、彌勒部(今彌勒縣境內)。還有部分“徙莫祗蠻”散居石城(今曲靖)以南,步頭(今建水縣南部的紅河岸邊)以北的廣大區域內。他們與爨區烏蠻各部接觸較多,發展更為先進,已有階級分化,也屬於被南詔奴隸主征服之後留在原地的集體奴隸,故被列於東部烏蠻三十七部之中。就在大理國大小領主爭權奪利,國勢衰退,社會動蕩之際,大理國所屬的烏蠻三十七部相繼割據稱雄。三十七部中的“於矢部”統一了貴州南部地區,號稱“羅殿國。”“些摩徒”各部勢力繼續發展狀大,其統治區劃已包括今昆明以南玉溪地區的大部分,並向東發展到今廣西邊境,建立了“自杞國”。
南宋時期,關於自杞國的記載,大多與“廣馬”相聯繫。所謂“廣馬”是指宋朝廷由廣南西路所買之馬。馬產於大理,據《玉海》卷149《紹興孳生馬監》記載:前來橫山寨賣馬者,有自杞、羅殿、特磨等部落的商人,“今之馬多出於羅殿、自杞諸蠻,而自彼乃以錦綿博於大理,世稱廣馬,其實非也。”宋朝廷為抵禦遼、夏、金及蒙古的侵擾,大量取馬於陝、川、滇諸地,宋室南遷后,西馬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廣馬即雲南之馬。建炎四年(1130年),宋廷命廣西提舉峒丁李域即邕州(治今廣西南寧)置使買馬,李域隨即遣使入大理國求市,這年五月,李域上奏言江西道路不通,乞自廣西入閩中送馬赴行在(指臨安,今杭州),旋而被罷提舉官。紹興元年(1131年)十一月,又復置提舉官。三年春,“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此記載,大概是迄今所能見到的關於自杞歷史的最早記錄了。據當時任知靜江府並廣西經略安撫使的范成大在其著作《桂海虞衡志》中談到廣西周邊民族狀況時這樣記述:“南江(右江)之外,稍有名稱者,羅殿、自杞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詔。”又,清代《續資治通鑒》卷114載: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十一月,知廣西路靜江府(治今廣西桂林)張栻的一則奏議云:“本路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輻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杞,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張栻另撰有《靜江府廳壁題名記》一文,其記廣西路羈縻州之外則云:“其外則有小蕃羅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屬環之,其外則交趾、大理等國屬焉。”以上,多有提及自杞,且與羅殿並以“國名”,而羅殿早在唐代後期已有活動的記載,歷五代至宋綿延未衰。
據周去非《嶺外代答·經略司買馬》載,早在北宋元豐(1078——1085年)間,廣西帥司已在邕州置幹辦公事一員,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同措置買馬”。史載自杞本不產馬,全靠販馬起家。《宋史》卷198:“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砦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烙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諸軍。”《嶺外代答·宜州買馬》云:“馬產於大理國。大理國去宜州十五程爾,中有險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羅殿皆販馬於大理,而轉賣於我者也。羅殿甚邇於邕,自杞實隔遠焉。自杞人強悍,歲常以馬假道而來,羅殿難之,故數至爭,然自杞雖遠於邕,而邇於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紹興三十一年,自杞與羅殿有爭,乃由南丹徑驅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自杞、羅殿梗塞於宋朝與大理國之間,壟斷了南宋的廣馬貿易。南宋朝廷於邕州置提舉司買馬,博易場地在邕州以西的橫山寨(今廣西田東境),自杞等“每冬以馬叩邊”。大理馬輸入內地的總額也越來越大,據《玉海》卷149《紹興牧馬監》記載:邕州置馬司后,自是歲得千匹。紹興十一年(1141年)達“二千四百五十匹”。又據李興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8“廣馬條”記載,淳熙二年(1175年),竟達“六十綱”(每綱五十匹)。宋王朝用於博馬之商品有黃金、錦、鹽、繒及各種綾羅綢緞,於是“朝廷南方馬政專在邕,邊方珍異多聚邕矣。”
自杞國在南宋初年方異軍突起,其勢力在南宋的活動及其勢力的膨脹,無不與廣馬貿易相聯繫。自杞以販馬致富,可以說是以貿易立國,以戰馬經濟立國。就在這短短的百餘年中,通過戰馬貿易,自杞勢力已超出羅殿之上,一躍而起成為西南地區僅次於大理國的最重要的少數民族政權。范成大自乾道九年(1173年)三月赴廣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離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後,正是自杞勢力發展至極之時。正如范成大所說:“自杞本小蠻,尤凶狡嗜利,其賣馬於橫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嘗有所殺傷。邕管亦殺數蠻以相當,事乃已。”由於自杞國販馬而致強,不止與羅殿相爭,並敢稱強於橫山,甚至在淳熙四年(1177年),自杞一酋領名必程者“持其國書”到邕州與宋地方官員交涉,同時提出“請以乾貞”為年號,這實際上是要求南宋政府承認其獨立地位。
在淳熙三年的一次衝突中,宋與自杞雙方均有所殺傷。權知邕州吳儆與自杞酋領兵庭相見時對自杞嚴厲斥責並威脅云:“汝國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歲來市馬,今三十餘年,每年所得銀錦二十餘萬,汝國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輒敢妄有需求,定當申奏朝廷,絕汝來年賣馬之路。”在分折了廣西邊地的形勢后吳儆上奏朝廷說:“邕州化外諸國,如大理,如羅殿,如西南蕃,皆遠小僻陋,各有安於無事。安南主少國危,悻臣用事,兄弟交兵,連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來,國勢強盛,獨雄於諸蠻。異時為邊患者,必此蠻也。”吳儆奏中還指出:“蕃每歲橫山所市馬二千餘匹,自杞馬多至一千五百餘匹,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服屬化外諸蠻至羈縻州境上。歲有數千人至橫山市馬。以吾撫之之過,日益驕橫。”
從吳儆奏中可以看出,自杞勢力的膨脹與南宋廣馬貿易有著密切的關係。自杞國通過開闢戰馬古道,以販馬致富,發展戰馬經濟,使其不斷強大起來,進而獨雄於諸蠻。
自杞國地域及族屬
關於自杞國的地域,從南宋邕州官員所著文章可知一二。吳敬《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言:“自杞東與阿者羅殿為鄰,西至海,占(善)城為鄰”,又言自杞國“南與化外州山僚,北與大理,東與西南夷為鄰,西至海,亦與占城為鄰。”《土俗記》又言大理、自杞“兩國各有鹽足自給,其酋各自稱王”,而自杞國賣馬益富,且“拓地數千里,雄於諸蠻。近歲稍稍侵奪大理鹽池及臣屬化外諸蠻獠至羈縻州洞境上。自杞國廣大,可敵廣西一路,勝兵十餘萬,大國也。”這些材料,吳儆稱是他於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別駕被旨出塞市馬,目所親見。及分遣諜者,圖其道里遠近,山川險易,甚信。”其中,“大理鹽池”何指?唐樊綽《雲南志·雲南管內物產》記其食鹽產地之最東者為安寧城(今安寧),元初馬可波羅游至押赤城(今昆明),其所撰《遊記》言:“其地有鹽井。”自杞國地本近善闡,又“稍稍侵奪大理鹽池”,則其勢力西邊已達滇池一帶。自杞勢力東進,“臣屬化外諸蠻獠至羈縻州洞境上”,則其東域已不限今黔西南興義、安龍,今廣西西部隆林、西林等地當已在其囊中。自杞勢力東進西突,橫亘於南宋、大理之間,儼然已為一泱泱大國了。其地包括今雲南羅平、師宗至滇池附近,南達文山馬關,貴州西南的興義、安龍,廣西隆林、西林的廣闊區域,其大“可敵廣西一路”當非虛語。“勝兵十餘萬”,可與秦漢時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國相比了,後者如唐蒙對漢武帝所說,正是“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
以上,當是自杞國極盛時期的地域範圍。其地,《雲南各族古代史略》認為自杞國“東至師宗、彌勒,西至江川,北達陽宗”;尤中《中國西南民族史》認為:“根據周去非《嶺外代答》所劃出的行程路線是知,自杞國在特磨道(廣南之北),自杞國的南境緊以特磨道為鄰,則自杞國的南境即於今廣南縣西北部的邱北、彌勒、瀘西縣一帶。可見,自杞國的範圍,包括今貴州興義縣和雲南省的羅平、師宗、瀘西、路南、邱北等縣在內。”
廣西至雲南的交通路程,宋元時期多有記載。可信且記載較詳的如《嶺外代答·通道外夷》:“中國通道南蠻,必由邕州橫山寨。自橫山一程至古天縣,一程至歸樂州,一程至唐興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種至安龍州,一程至鳳村山獠渡口,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嶺,一程至羅扶州,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國,自杞四城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之境,名善闡府,六程至大理國也。”此道所經地名,今多難確考,但也大致可辨。橫山寨在今廣西田東縣境內;古天縣約在田陽東部一帶;歸樂州在百色附近;唐興州在百色西北一帶;睢殿州在田林東南一帶;七源州在百色與凌雲之間;泗城州即今凌雲縣;古那洞、安龍州應在今凌雲西北至貴州省冊亨縣東南的南盤江東南岸地帶;鳳村山獠渡口所指此段南盤江;上展、博文嶺、羅扶應在今冊亨、安龍縣境內;磨巨即今興義縣,已屬“自杞之境”。由磨巨三程到達自杞國的中心地帶,即今雲南的羅平、師宗一帶,由此四程至石城郡,即到達今雲南曲靖。今貴州興義和雲南的師宗、羅平是當時自杞國的北部一片。如此,則橫山寨至“自杞之境”共13程,又10程至“大理之境”。自杞東西之境有10程之路,比善闡府(今昆明)至大理國都(今大理)還遠4程。宋王象之《輿地經勝》卷106說:“自杞國,又一程至大理國。”宋《靜江府圖志》亦云:自杞“又一程,至大理界。”《嶺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載說明,從自杞地入大理之境乃其善闡府,自杞國距善闡之近是很清楚的。
需要說明的是,自杞國這樣一個以販馬立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常以部落結盟的方式擴大其勢力範圍,具有很大的流動性,其疆域不會是長期穩定不變的。這個區域,在西漢時屬牂牁郡西部地區,三國時諸葛亮把大郡劃為小郡,則為建寧等郡轄地,魏晉南北朝時期為爨氏統治區域。自杞國的勢力範圍,既與各部結盟時的經濟利益、政治勢力有關,又與歷史淵源相連。同稱三十七部烏蠻之一的幾個部落,原屬朱提等郡所轄,故仍留在大理國控制範圍內,而不屬自杞國。
前述自杞國是南宋時期以烏蠻為主體建立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烏蠻即羅羅,也就是今天彝族的先民。關於自杞國人,吳儆《論邕州化外諸國狀》稱:“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騎射,好戰鬥。”范成大對“至邕管賣馬者”的體質特徵、生活習性作了詳細描述:“其人多深目、長身、黑面、白牙,以錦纏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氈珥,刷牙,金環約臂,背長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篋,胸至腰駢束麻索,以便乘馬。性好潔,數人共飯一拌,中植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長共匕而食,探匕於水,鈔飯一哺許,傳之拌,令圓凈,始加之匕上,躍以入口,蓋不欲污匕妨他人。”這與元代李京《雲南志略》所記烏蠻羅羅“椎髻、佩刀、披氈、跣足”等特徵相類。明代田汝成《炎繳紀聞》卷4稱自杞等“皆羅羅之種”,所記羅羅習俗與范成大的描述更為接近:“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椎結、跣蹻,戴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箙,富者以金釧約臂。”所記共飯一盤、用匕抄飯、摶之而食的習俗亦同。並且,這些特徵、習俗,在近世彝族中不同程度仍有保留。
由此推之,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記先秦時期“巂”、“昆明”等部落族群,以及晉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所載“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甚或酈道元《水經注·溫水》所說遍居味縣(今曲靖)一帶的“木耳夷”,均當與椎髻、珥飾、金環約臂的自杞民族相聯繫,是宋代自杞國民族的先民。漢晉時期的“昆”、“叟”民族降至唐宋,一直處在十分活躍的發展階段,種類繁複,支系眾多。在今滇東、滇南地區,《文獻通考》記唐初有“徒莫祗蠻”內附,《元史·地理志》載昔有“些莫徒蠻”居住,明清志書則稱作“撒摩都”,均乃一詞之異寫,是為漢晉時期昆(明)、叟民族的一支傳人。
南宋末,兩廣總兵李曾伯曾記“廣西江道”時說:“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諸蠻而出,所謂都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都泥江即紅水河,其所出之正源乃南盤江。南盤江流域在宋代為脫離了大理國段氏控制的“些摩徒蠻”所居。《元史·地理志》“廣西路”說:其地“師宗、彌勒二部漸盛,蒙氏、段氏莫能制”。《元史·地理志》“廣西路彌勒州”進一步說:“昔些莫徒,蠻之裔彌勒得郭甸、巴甸、部籠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彌勒。”明正德《雲南志》卷七也說:“宋時,些莫徒之裔彌勒得郭甸、巴甸、部籠而居之,改其部曰彌勒。”時間及地域均合,是自杞為些莫徒之裔,又多一證。
近世昆明郊區仍有部分彝族自稱“撒摩都”,漢族稱之為“子間”或“子君”,這應是“自杞”一詞的同音異寫。
自杞國國王與都城
關於自杞國國王,據現有資料而言,所知情況不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自杞國國王材料是:“今其國王阿巳,生三歲而立,其臣阿謝柄國,善撫其眾,諸蠻比多附之,至有精騎萬計。阿巳年十七,阿謝乃歸國政,阿巳猶舉國以聽之。”而吳儆《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一文所記國王情況則多有不同,內容更為詳致:“自杞今王名阿謝,年十八,知書能華言,以淳熙三年(1176年)立,國事聽於叔父阿巳。先是,阿謝父死當立,生甫歲余,阿巳攝國事。阿巳已攝事十七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強馬益蕃。”而之後在吳儆向朝廷報告的奏狀中也說:“今王名阿謝,年二十。阿巳已攝國事十八年。”所記阿巳、阿謝的身份與范成大所記材料正好相反。
上述兩個材料孰更為可信?范成大官居廣西靜江雖近兩年,但與自杞國人沒有任何交道,其《桂海虞衡志》成書於淳熙二年(1175年),即他離開廣西的那一年,關於自杞國的資料當屬轉手而來。而任職邕州的吳儆則根據親身經歷,留下了《論邕州化外諸國狀》、《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兩篇文章,這是迄今所能見到的有關自杞國的直接材料。如此看來,吳儆親自與自杞國人交涉,“目所親見”,所記史事當更可信。從吳儆所記材料,我們可知自杞國國王是阿謝,阿巳是攝政王。阿謝在一歲多時喪父,三歲被立為王,其叔父阿巳攝政國事,阿謝十八歲親政,國事仍聽於叔父阿巳。
由於資料缺失,自杞國統治者更多情況無從查考。直到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才有自杞國亡國前最後一個國主郍(那)句的記錄。時任廣西經略使兼轉運使的南宋邊防大將李曾伯在其《可齋雜稿》中記錄了自杞國人對蒙古軍隊的頑強抵抗,並在開慶元年七月三日給朝廷的奏狀中稱“據謝濟橫山來報及繳到自杞國王郍句並岑邈等公狀,此則不過欲堅來春市馬之約”。再一則為七月二十一日的奏狀稱據報告說:“初四日得自杞蠻主傳來報,敵兵擬在今月初九日縛牌渡都泥大江。”都泥江即南盤江,該奏還稱“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橫山之境。”從李曾伯的奏狀中可知,郍(那)句當為自杞的亡國之主,也是除阿謝之外為我們所知的另一位自杞國主。此時國雖已破,流動性本來就很大的自杞統治者仍然有一定的實力,且念念不忘市馬這項立國大政,並率國人英勇地投入抗蒙戰爭之中。根據後來的記載,蒙古軍隊果然於當年七月渡過都泥江,八月攻下橫山。南宋軍隊節節敗退,蒙古軍隊則步步向前,而此後自杞國之名也隨之消失。
自杞國既為南宋大理國時期之一番國,必有其都城,但由於資料的闕如,就如同古滇國、古夜郎國、羅殿國一樣,實失於考。只能依據自杞國方位、後人傳說及其遺存物諸端,試加以說明之。尤中先生在《南宋時期西南邊疆的民族政權》中依據對南蠻通道里程的分析,認為“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興義),三程至自杞國”。此處,磨巨為自杞國東部邊境,三程至自杞國指自杞國都城。按里程推之,自杞國都城當在今瀘西縣境內。
瀘西,古稱彌鹿部,明朝立為廣西府。據清乾隆《廣西府志》載:“原為東爨烏蠻彌鹿部所居,大和間(公元827—835年),南詔蒙氏並其地,宋時析為師宗、彌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雲南地方沿革史》記載“彌鹿部,城名必羅籠,在今瀘西,南詔以來,世為彌鹿部所居。”《元史·地理志》:“彌鹿部(今瀘西縣),唐初為羈縻州,東爨烏蠻彌鹿等部所居。”《元混—方輿勝覽》:“彌鹿部,城名必羅籠。”《雲南辭典》載:“雲南歷政區建置表中:必羅籠(瀘西城)。”大理國時期的瀘西城是舊城,元代置廣西路才遷建於現在的城址。舊城鎮的百姓中還代代相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舊城曾是一座古城,不知哪年哪月被一場大火燒毀了,古城後來東移30公里,遷到了現在的瀘西城。古城搬遷時,用的磚是由人工排長隊傳遞過去的,舊城遺址只有破磚瓦和埋在地下的房基石。
“必羅籠”即彌鹿城,彌鹿城位處今瀘西縣舊城鎮南300米處,處於群山環抱、易守難攻的有利地勢。據說當地村民在挖菜地水溝和進行農田建設、河道整治及水利施工中,曾挖出一些埋於地下的紅砂石屋基用料石塊。彌鹿城有古磚瓦和古屋石礅可見,城主體為土司頭人私家住所,有大鬼主祭祀鬼神、供奉祖宗的廟堂宗祠,是部落首領和長老議事的中心。楊永明在《滇池晨報》2000年12月22日發表的《自杞古王國與滇東古長城》一文卻明確認為,自杞國的都城在瀘西金馬爵冊。爵冊古稱“部落村”,有2600多戶,一萬多人口,為雲南罕見的自然大村。爵冊彝語稱“昨責”,其意一是部落首領集會議事的中心,一是部落舉行盛大祭典的地方。在爵冊周圍幾十平方公里的山坡上常常能挖到許多火葬罐,還有“燒人山”。在距燒人山三公里的路溪白松坡曾發現一拱型地下石室,經過縣文物部門發掘發現,這是一個城門洞式的拱型建築物,系紫紅砂石築成,內有土陶虎俑一個,土陶罐一隻。專家推斷這是一座建於南詔、大理時期的火葬古墓,而這個時期均與古自杞國有關。
自杞國經濟與軍事
自杞國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北方民族同中原漢族政權戰爭最為頻繁的歷史時期。從北宋立國的公元960年到南宋滅亡的1279年,三百多年間宋王朝先後經歷了夏、遼、金和蒙古的南侵。由於宋朝廷南遷,失去了北方的戰馬來源,因此不得不尋找新的戰馬來源,而當時雲南出產戰馬。《雲南志·物產》載:雲南馬“尾高,尤善馳驟,日行數百里”;“馬出越賧川(騰衝)東面一帶,崗西向,地勢漸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馬。”因此,宋王朝把目光投向了雲南,並在廣西的邕州、宜州、橫山寨等地擺開馬市,以求獲得大批雲南戰馬而支撐半壁江山。
大理國想到宜州、橫山寨與南宋市馬,但北有羅殿國、自杞國,南有特磨道阻隔,不得而通,故自杞、羅殿皆販馬於大理,而轉賣於南宋。自杞西部接善闡(昆明),東邊出境即是邕州屬地,不必經過其他番國、異道,能保證年年有戰馬到邕州橫山寨出售。但自杞國人不滿足於邕州橫山寨為市,還直接到宜州城下求售戰馬。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自杞與羅殿有爭,乃由南丹徑驅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員最後不得不答應自杞的賣馬要求,“為之量買三綱”,與之約“后不許此來”。自杞、羅殿二國梗塞於宋朝與大理國之間,壟斷了南宋的廣馬貿易,而兩國又彼此爭鋒並常發生糾紛。
自杞國獨佔橫山寨市馬數量的四分之三,100多年間每年都將價值二十餘萬兩白銀的數千匹戰馬輸往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述了當時的賣馬盛況:“每冬以馬叩邊,買馬司先遣招馬官賣綿繒賜之。馬將入境,西提舉出境招之,同巡檢率甲士往境上護之。東提舉乃與蠻首坐於庭上,群蠻與吾六校博易等量於庭下。朝廷歲拔本路上供錢、經制錢、鹽鈔錢及廉州、石康鹽、成都府錦付經略司為市馬之費。經略司以諸色錢買銀及回易他州金錦彩帛盡往博易,以馬之高下,視銀之重輕,鹽、錦、彩繒以銀定價,歲額一千五百匹,分為三十綱,赴行在所。1158年又令馬綱分往江上諸軍,后乞添綱令元額之外,凡添買三十一綱,蓋買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擇其權奇以入內廄,不下十綱。馬政之要,大略見此。”豐厚的利潤使自杞國人把販馬作為主要的經濟支柱,通過戰馬貿易,使自杞國迅速致富,獨雄於諸蠻。自杞國人對南宋不但送去了戰馬,還送去了雲南奇貨。周去非《嶺外代答》載:“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攜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雲南刀及諸藥物。吾商所攜錦繒、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於是譯者平價交易。”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載:“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圓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甚貴之,一雞值銀一兩。”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自杞“有精騎萬計”,吳儆《邕州化外土俗記》亦言“勝兵十餘萬”。自杞國由烏蠻部落發展而來,烏蠻部落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組織,部落之民平時為民,戰時為軍,原始的軍事民主主義色彩比較濃厚。正如樊綽《雲南志》所載:“部落之民,桑田之餘便習戰鬥,每歲十一、二月,農收既畢,兵曹長行文書境內諸城邑村落,各依四軍集人實驗,劍甲胄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闕即有罪,其法一如臨政。每出軍征役,每蠻皆攜糧米一斗五升,各攜魚脯,此外無供軍糧者,蠻軍憂糧易盡,心切於戰。用軍之次,前面傷刀劍者許將息,儻背傷刀劍輒後退者,即刃其後”。《新唐書·南蠻傳》亦說:“尚戰死,惡病亡”。正是這種嚴格的獎懲制度和尚武精神,充分保證了部隊戰鬥力,為自杞國擁有一支強悍的武裝力量奠定了基礎。
自杞國的軍隊是為保土衛國和抵抗外來侵略而建立的。在其存在的百餘年間,各種爭戰及反抗一直沒有停止過。公元1109年,三十七部起義反抗善闡領主強佔各部落的土地;1147年,三十七部再度起義,攻入善闡府,殺死領主高明清;在與南宋王朝的直接戰馬交易中,沿途需有強悍的兵士護送,並建造了無數的哨卡、戰壘。由於戰馬貿易能帶來豐厚的利潤,必然會受到羅殿等國的阻撓,闖關、開路難免一陣廝殺,曾因假道羅殿而“羅殿難之,故數至爭。”通過無數次的糾紛爭鋒,自杞已處於勝勢,其勢力膨脹已稍在羅殿之上。即便南宋邕州屬地的地方官員也對自杞國的賣馬要求莫可奈何,以致南寧市場、橫山寨博易場“傍引左右江兵丁會合彈壓,買馬官親帶甲士以臨之,然後與之為市,其形勢固如此。”
隨著蒙古軍隊的大兵壓境,自杞國軍民進行了頑強的英勇抵抗。自蒙古軍進攻善闡(押赤城)開始,到蒙古軍渡南盤江進攻南宋之間,自杞國堅持抗戰長達五年之久。在都城必羅籠被蒙古兵焚毀后,自杞國將士退到山區開展游擊戰,堅壁清野,使十萬蒙古軍隊陷於飢餓和病魔的困境中,損兵大部。同時,繼續為南宋軍隊提供軍事情報,籌集戰馬,支持抗戰。
自杞國的覆亡及其在宋蒙戰爭中的作用
1253年秋,元世祖忽必烈和大將兀良合台率領十萬蒙古鐵騎,從寧夏六盤山出發,行程兩千餘里,過大渡河,跨革囊渡過金沙江。麗江主阿良不戰而降,大理相高禾戰死於九禾,國王段興智被擒,降蒙后獻上雲南地圖及征服各地的策略,還組織大理軍充當前鋒,向烏蠻三十七部進攻。《元史·兀良合台傳》載:“攻合剌章城,屬之,合剌章蓋烏蠻也;攻烏蠻所部押赤城(昆明),選驍勇以炮摧其北門,縱火攻之”。自杞國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昆澤(宜良)州軍民依山阻谷憑險要抗擊蒙古軍隊,蒙軍數日不得進,后“卷面向內,四面進擊,兀良合台陷陣鏖戰,又攻纖寨,拔之”。“攻乾得哥城(澄江),環城立炮”,澄江軍民不屈不撓與敵“搏戰城上”。1255年,蒙古軍隊在阿術帶領下接連攻取烏普籠(石城)、落溫、落蒙三城,又進攻赤禿哥山寨(盤縣、普安一帶)。1257年,阿僰國(建水一帶)四萬蠻兵堅持抵抗不投降,直至城破。阿術隨後進攻滇東的阿魯(阿廬)山寨,攻下阿魯城(必羅籠),自杞國都城被焚燒而淪陷。但自杞國國王及其部屬人員沒有投降,也未被擒,他們仍然游居於興義、羅平、師宗、瀘西、丘北的南盤江一帶繼續抗戰。直到1259年,兀良合台渡都泥江(南盤江)進攻南宋廣西前線,國王郍(那)句還派人給南宋邊關守將送去重要的軍事情報。
從1254年至1259年,自杞國進行了五年的殊死抵抗。這從有關史料也得到印證,如南宋兩廣總兵來自特磨道(廣南)上報的前線戰報《貼黃》說:“臣今日得廣西經略司申特磨道農士貴報,八月間,敵攻華沙寨,被蠻兵殺死萬餘騎。思、明州黃炳等報,九月間敵攻某阿國,退戰敵人,殺死萬餘。”另,《可齋雜稿·帥廣條陳五事奏》稱:“去年一項(報告)敵人約七八萬人,至今屯駐大理國,耕田種麥,未見出沒之意。(今日)所有兀良(合台)兵馬斃死之餘,尚有三四萬,屯阿毘、鄯善、楚威、阿僰、阿麻地頭,夾帶蠻人獵食等事。”這在《兀良合台傳》中也記載這樣的事實:“時兀良合台亦病,將旋師。阿術戰馬五十匹,夜為禿剌蠻所掠,入告兀良合台曰:‘吾馬盡為盜所掠去,將何以行?’即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山巔。阿術親率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賊酋,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蒙古軍隊在自杞國境內幾年中也可謂處境艱辛,如南宋奏狀中說,因為“飢荒”到處討糧,“天斃以瘴”,並“造方倉一百七十八座”、“修路闊一丈有餘”。自杞國軍隊始終殊死抵抗,與國土共存亡。李曾伯《帥廣條陳五事奏》稱:“數年來屢下諸邑,選差體探,邕州常遣周超往羅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始知自杞有破三城。”《元史·地理志》“廣西路”:“元憲宗七年(1257年),二部內附”。蒙古軍攻下城池,往往焚毀城堡,屠戮平民,正如《兀良合台傳》所說“川穀為之一空”。
自杞國位處大理國與南宋之間,是南宋與蒙古軍隊在西南地區爭奪的戰略要地。南宋屢遣官員前往邕州以西的羅殿、自杞等地刺探軍情。李曾伯於淳祐十年(1250年)所呈《帥廣條陳五事奏》言:“邊防所急,間諜為先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郡,選差體探。邕州嘗定周超往羅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在淳祐五年(1245年)因遣屬官謝圖南出邊,得於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有破三城,敵三節度之報。蒙古軍於宋淳祐四年(1244年)首次進攻大理國,不久被挫敗。此事正史缺載,後來邊將方大琮寫於1254年《與廣西蔡帥范》信中曾言:“七八年前,有敵窺大理之說。”他在信中還建議“自杞諸種好相仇斗,若有術以使之,用蠻攻敵,可使彼送死。要之,提備嚴密,威聲遠暢,彼不敢動,上策也。”
蒙古軍隊在征服雲南各部之後,即著手向南宋進攻,東線指向廣西,自杞國首當其衝。擔任南宋兩廣前線統帥的李曾伯在寶祐六年(1258年)八月的一篇奏狀中報告說:蒙古軍因為“飢荒”,“欲出交趾、自杞等處討糧。”繼后又在《桂閫文武賓校戰守題名記》中談到這年秋天的軍情:“是秋,寇犯州邑境,賴我師遏之不致深入。”蒙古軍隊既已犯南宋之“州邑境”,則當已越過了在宋轄州邑之西的自杞之境了。這在李曾伯開慶元年(1259年)六月所呈《奏邊事及催調軍馬》中得到印證,是奏《題黃》說:“蒙古軍於冬盤泊橫山,窺邕州,犯武緣(今廣西武鳴縣)”。該奏又稱:“敵人自正月退回,駐紮大理、自杞兩處。”據此可以判定,蒙古軍隊於寶祐六年(1258年)秋佔領了自杞國的主要領域。至於蒙古軍暫時退兵的原因,李曾伯也言“天斃以瘴,兵扼於險,使之不得志以遁”。蒙古軍暫時退回以後,並以此為基地,繼續向前攻擊。《奏邊事及催調軍馬》據間探人田進自路城(今廣西田林縣潞城鄉)的報告說:“敵寇興兵打羅殿了,要分一項出莫大王路。”又據從利州(今廣西田林縣利周鄉)的報告說:“其敵人在自杞管下莫賈墟造方倉一百七十八座,及敵人攻打羅殿國,其國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帶修路,闊一丈有餘。”自杞國在蒙古軍隊向南宋進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於此可見。
自杞國歷代君主
帝王年號年代起止
自杞----(37)1100~1136年
阿唯----(23)1136~1158年
阿巳(攝政)----(4)1158~1161年
阿謝乾貞(30)1176~1205年
阿摩----(36)1205~1240年
郍句----(21)1240~12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