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杞國

自杞國是由彝族先民東爨烏蠻阿廬部落中的彌勒、師宗二部建立的。

明天啟《滇志》載：“爨蠻之名，相沿已久，其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訛為羅羅，凡黑水（紅河）之內，依山谷險阻皆是”。居於瀘西地區的阿廬部，系盧鹿蠻之裔，為唐時烏蠻七大部落之一。《方輿彙編·廣西府（瀘西）山川考》云：“阿盧山，在城西三里，廣四十里，南接彌勒，北跨師宗，舊為阿盧部”。阿廬部之後為彌鹿部。《元史·地理志》卷六十一載：“廣西路，東爨烏蠻彌鹿部所居，唐為羈縻州，隸黔州都督府，后師宗、彌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治”。《廣西府志》載：“唐為東爨烏蠻彌鹿部所居，大和間（827－835）南詔蒙氏並其地，宋時析為師宗、彌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瀘西縣政務志》載：“東爨各部落分別散居林谷，內部長期保持著自己的氏族組織，部落與部落之間並不互相併吞，往往是部落發展壯大后，分裂出另一部落，散居到鄰近的地方去”。《廣西府志·師宗州》載：“宋時，爨蠻居岩浪，其後有師宗居匿弄甸，號師宗部”。《元史·地理志》載：“昔些莫徒蠻之裔彌勒得郭甸（竹園）、巴甸（彌陽鎮）部籠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彌勒”。師宗、瀘西、彌勒這一流水，便用前輩部落首領彌鹿的名字命名，稱為“彌鹿川”。

彌勒、師宗們是何時代人？宋人王溥《五代會要》卷三十《南詔蠻》條在天龍二年（公元927年）西川奏聞之後，有200餘字的一段十分金貴的補敘，文中提到督爽大長和國（此時南詔國已亡，鄭買嗣奪蒙氏位建立了大長和國）宰相布燮上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其後列督爽陀酋、忍爽王寶、督爽彌勒等所著轉韻詩十聯，有類擊築詞，詩中頗有思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彌勒的封號與宰相併列，可見，五代時的彌勒已是個風華正茂、躊躇滿志、文韜武略皆備，敢於向大唐公主求婚，做中原皇帝乘龍快婿的大英雄了。

十年後（公元937年），“通海節度史段思平借兵於東方烏蠻三十七部，眾十萬，會於石城（曲靖），以董迦羅為軍師，所向皆克，遂攻進大理”（古蔚《南詔野史》）。在這次推翻大義寧國的戰爭中，阿廬部落中的彌勒部、師宗部、吉輸部均已參加，並成為三十七蠻部中強健的一員，從而為自杞國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於是，雲南史學界權威尤中教授在《中國西南民族史·自杞國》中說：“自杞國是些莫徒蠻之裔彌勒部建立的。”

烏蠻三十七部與自杞國勢力的崛起

後晉天福元年（公元937年）十二月，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聯絡白族貴族董伽羅等，在東爨三十七部的支持下，起兵一舉攻克羊苴咩城（今下關），推翻“大義寧國”，建立“大理國”。《南詔野史》載：段思平“借兵於東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蠻部。”三十七部除落恐、溪處、思陀、鐵容（在今紅河縣）等少部分為和蠻等民族外，其餘均是滇東、滇東北、滇中、滇南及黔西的烏蠻。由於大理政權“其成功實賴東方諸蠻”，故於建國之初“皆頒賜寶貝，大行封賞”，減免徭役。如封烏蠻貴族阿而為羅婺部長，封“烏蠻”、“些摩徒”部於河陽郡，這些被封的烏蠻貴族都是“世官世祿，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領主。

在加封東方諸蠻的同時，大理政權統治者還封董伽羅為布燮（宰相），賜予成紀（今永勝）為其世襲領地，封高方為“岳侯”，賜巨橋（今昆陽）為其世襲領地。這些白蠻、烏蠻的大小封建領主，常侵佔鄰近各族人民土地以擴張自己的領地和勢力範圍。如鄯闡領主高氏侵佔了世為烏蠻所居的易門為其領地；“大理國高護軍”侵佔了彝族先民磨彌部所居的交水（今曲靖市境）為自己的私邑，驅逐了磨彌部首領蒙提；在武定和曲州地區，據《元史·地理志》載：“僰、盧諸種蠻所居，地多漢冢，或謂漢人曾居。蒙氏時，白蠻據其地。至段氏，以烏蠻阿而并吞諸蠻聚落三十餘處，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隸羅婺部。”不唯羅婺部如此，“些摩徒部”也“析其子為三部”，即“強宗部”、“休制部”、“步雄部”，而“步雄部”后又封其弟為“羅伽部”。

“些摩徒”即“徙莫祗蠻”，漢、晉時期未見史載。“徙莫祗蠻”當是南北朝之後從叟、昆明族中分化出來，至唐初與烏蠻為同一族系的民族群體，至明代則被稱為“羅羅撒摩都”。南詔兼并東部爨區之後，“徙莫祗蠻”仍居於今楚雄往東至澄江、玉溪一帶。隨著“徙莫祗蠻”人口增多，不斷向鄰近地區發展，至南詔末便形成羅伽部（今澄江縣境內）、陽宗部（今呈貢東南至澄江縣北部陽宗一帶）、步雄部（今江川縣境內）、休制部（今玉溪）、彌勒部（今彌勒縣境內）。還有部分“徙莫祗蠻”散居石城（今曲靖）以南，步頭（今建水縣南部的紅河岸邊）以北的廣大區域內。他們與爨區烏蠻各部接觸較多，發展更為先進，已有階級分化，也屬於被南詔奴隸主征服之後留在原地的集體奴隸，故被列於東部烏蠻三十七部之中。就在大理國大小領主爭權奪利，國勢衰退，社會動蕩之際，大理國所屬的烏蠻三十七部相繼割據稱雄。三十七部中的“於矢部”統一了貴州南部地區，號稱“羅殿國。”“些摩徒”各部勢力繼續發展狀大，其統治區劃已包括今昆明以南玉溪地區的大部分，並向東發展到今廣西邊境，建立了“自杞國”。

南宋時期，關於自杞國的記載，大多與“廣馬”相聯繫。所謂“廣馬”是指宋朝廷由廣南西路所買之馬。馬產於大理，據《玉海》卷149《紹興孳生馬監》記載：前來橫山寨賣馬者，有自杞、羅殿、特磨等部落的商人，“今之馬多出於羅殿、自杞諸蠻，而自彼乃以錦綿博於大理，世稱廣馬，其實非也。”宋朝廷為抵禦遼、夏、金及蒙古的侵擾，大量取馬於陝、川、滇諸地，宋室南遷后，西馬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廣馬即雲南之馬。建炎四年（1130年），宋廷命廣西提舉峒丁李域即邕州（治今廣西南寧）置使買馬，李域隨即遣使入大理國求市，這年五月，李域上奏言江西道路不通，乞自廣西入閩中送馬赴行在（指臨安，今杭州），旋而被罷提舉官。紹興元年（1131年）十一月，又復置提舉官。三年春，“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此記載，大概是迄今所能見到的關於自杞歷史的最早記錄了。據當時任知靜江府並廣西經略安撫使的范成大在其著作《桂海虞衡志》中談到廣西周邊民族狀況時這樣記述：“南江（右江）之外，稍有名稱者，羅殿、自杞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詔。”又，清代《續資治通鑒》卷114載：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十一月，知廣西路靜江府（治今廣西桂林）張栻的一則奏議云：“本路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輻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杞，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張栻另撰有《靜江府廳壁題名記》一文，其記廣西路羈縻州之外則云：“其外則有小蕃羅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屬環之，其外則交趾、大理等國屬焉。”以上，多有提及自杞，且與羅殿並以“國名”，而羅殿早在唐代後期已有活動的記載，歷五代至宋綿延未衰。

據周去非《嶺外代答·經略司買馬》載，早在北宋元豐（1078——1085年）間，廣西帥司已在邕州置幹辦公事一員，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同措置買馬”。史載自杞本不產馬，全靠販馬起家。《宋史》卷198：“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砦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烙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諸軍。”《嶺外代答·宜州買馬》云：“馬產於大理國。大理國去宜州十五程爾，中有險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羅殿皆販馬於大理，而轉賣於我者也。羅殿甚邇於邕，自杞實隔遠焉。自杞人強悍，歲常以馬假道而來，羅殿難之，故數至爭，然自杞雖遠於邕，而邇於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紹興三十一年，自杞與羅殿有爭，乃由南丹徑驅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自杞、羅殿梗塞於宋朝與大理國之間，壟斷了南宋的廣馬貿易。南宋朝廷於邕州置提舉司買馬，博易場地在邕州以西的橫山寨（今廣西田東境），自杞等“每冬以馬叩邊”。大理馬輸入內地的總額也越來越大，據《玉海》卷149《紹興牧馬監》記載：邕州置馬司后，自是歲得千匹。紹興十一年（1141年）達“二千四百五十匹”。又據李興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8“廣馬條”記載，淳熙二年（1175年），竟達“六十綱”（每綱五十匹）。宋王朝用於博馬之商品有黃金、錦、鹽、繒及各種綾羅綢緞，於是“朝廷南方馬政專在邕，邊方珍異多聚邕矣。”

自杞國在南宋初年方異軍突起，其勢力在南宋的活動及其勢力的膨脹，無不與廣馬貿易相聯繫。自杞以販馬致富，可以說是以貿易立國，以戰馬經濟立國。就在這短短的百餘年中，通過戰馬貿易，自杞勢力已超出羅殿之上，一躍而起成為西南地區僅次於大理國的最重要的少數民族政權。范成大自乾道九年（1173年）三月赴廣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離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後，正是自杞勢力發展至極之時。正如范成大所說：“自杞本小蠻，尤凶狡嗜利，其賣馬於橫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嘗有所殺傷。邕管亦殺數蠻以相當，事乃已。”由於自杞國販馬而致強，不止與羅殿相爭，並敢稱強於橫山，甚至在淳熙四年（1177年），自杞一酋領名必程者“持其國書”到邕州與宋地方官員交涉，同時提出“請以乾貞”為年號，這實際上是要求南宋政府承認其獨立地位。

在淳熙三年的一次衝突中，宋與自杞雙方均有所殺傷。權知邕州吳儆與自杞酋領兵庭相見時對自杞嚴厲斥責並威脅云：“汝國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歲來市馬，今三十餘年，每年所得銀錦二十餘萬，汝國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輒敢妄有需求，定當申奏朝廷，絕汝來年賣馬之路。”在分折了廣西邊地的形勢后吳儆上奏朝廷說：“邕州化外諸國，如大理，如羅殿，如西南蕃，皆遠小僻陋，各有安於無事。安南主少國危，悻臣用事，兄弟交兵，連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來，國勢強盛，獨雄於諸蠻。異時為邊患者，必此蠻也。”吳儆奏中還指出：“蕃每歲橫山所市馬二千餘匹，自杞馬多至一千五百餘匹，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服屬化外諸蠻至羈縻州境上。歲有數千人至橫山市馬。以吾撫之之過，日益驕橫。”

從吳儆奏中可以看出，自杞勢力的膨脹與南宋廣馬貿易有著密切的關係。自杞國通過開闢戰馬古道，以販馬致富，發展戰馬經濟，使其不斷強大起來，進而獨雄於諸蠻。

自杞國地域及族屬

關於自杞國的地域，從南宋邕州官員所著文章可知一二。吳敬《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言：“自杞東與阿者羅殿為鄰，西至海，占（善）城為鄰”，又言自杞國“南與化外州山僚，北與大理，東與西南夷為鄰，西至海，亦與占城為鄰。”《土俗記》又言大理、自杞“兩國各有鹽足自給，其酋各自稱王”，而自杞國賣馬益富，且“拓地數千里，雄於諸蠻。近歲稍稍侵奪大理鹽池及臣屬化外諸蠻獠至羈縻州洞境上。自杞國廣大，可敵廣西一路，勝兵十餘萬，大國也。”這些材料，吳儆稱是他於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別駕被旨出塞市馬，目所親見。及分遣諜者，圖其道里遠近，山川險易，甚信。”其中，“大理鹽池”何指？唐樊綽《雲南志·雲南管內物產》記其食鹽產地之最東者為安寧城（今安寧），元初馬可波羅游至押赤城（今昆明），其所撰《遊記》言：“其地有鹽井。”自杞國地本近善闡，又“稍稍侵奪大理鹽池”，則其勢力西邊已達滇池一帶。自杞勢力東進，“臣屬化外諸蠻獠至羈縻州洞境上”，則其東域已不限今黔西南興義、安龍，今廣西西部隆林、西林等地當已在其囊中。自杞勢力東進西突，橫亘於南宋、大理之間，儼然已為一泱泱大國了。其地包括今雲南羅平、師宗至滇池附近，南達文山、馬關，貴州西南的興義、安龍，廣西隆林、西林的廣闊區域，其大“可敵廣西一路”當非虛語。“勝兵十餘萬”，可與秦漢時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國相比了，後者如唐蒙對漢武帝所說，正是“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

以上，當是自杞國極盛時期的地域範圍。其地，《雲南各族古代史略》認為自杞國“東至師宗、彌勒，西至江川，北達陽宗”；尤中《中國西南民族史》認為：“根據周去非《嶺外代答》所劃出的行程路線是知，自杞國在特磨道（廣南之北），自杞國的南境緊以特磨道為鄰，則自杞國的南境即於今廣南縣西北部的邱北、彌勒、瀘西縣一帶。可見，自杞國的範圍，包括今貴州興義縣和雲南省的羅平、師宗、瀘西、路南、邱北等縣在內。”

廣西至雲南的交通路程，宋元時期多有記載。可信且記載較詳的如《嶺外代答·通道外夷》：“中國通道南蠻，必由邕州橫山寨。自橫山一程至古天縣，一程至歸樂州，一程至唐興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種至安龍州，一程至鳳村山獠渡口，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嶺，一程至羅扶州，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國，自杞四城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之境，名善闡府，六程至大理國也。”此道所經地名，今多難確考，但也大致可辨。橫山寨在今廣西田東縣境內；古天縣約在田陽東部一帶；歸樂州在百色附近；唐興州在百色西北一帶；睢殿州在田林東南一帶；七源州在百色與凌雲之間；泗城州即今凌雲縣；古那洞、安龍州應在今凌雲西北至貴州省冊亨縣東南的南盤江東南岸地帶；鳳村山獠渡口所指此段南盤江；上展、博文嶺、羅扶應在今冊亨、安龍縣境內；磨巨即今興義縣，已屬“自杞之境”。由磨巨三程到達自杞國的中心地帶，即今雲南的羅平、師宗一帶，由此四程至石城郡，即到達今雲南曲靖。今貴州興義和雲南的師宗、羅平是當時自杞國的北部一片。如此，則橫山寨至“自杞之境”共13程，又10程至“大理之境”。自杞東西之境有10程之路，比善闡府（今昆明）至大理國都（今大理）還遠4程。宋王象之《輿地經勝》卷106說：“自杞國，又一程至大理國。”宋《靜江府圖志》亦云：自杞“又一程，至大理界。”《嶺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載說明，從自杞地入大理之境乃其善闡府，自杞國距善闡之近是很清楚的。

需要說明的是，自杞國這樣一個以販馬立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常以部落結盟的方式擴大其勢力範圍，具有很大的流動性，其疆域不會是長期穩定不變的。這個區域，在西漢時屬牂牁郡西部地區，三國時諸葛亮把大郡劃為小郡，則為建寧等郡轄地，魏晉南北朝時期為爨氏統治區域。自杞國的勢力範圍，既與各部結盟時的經濟利益、政治勢力有關，又與歷史淵源相連。同稱三十七部烏蠻之一的幾個部落，原屬朱提等郡所轄，故仍留在大理國控制範圍內，而不屬自杞國。

前述自杞國是南宋時期以烏蠻為主體建立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烏蠻即羅羅，也就是今天彝族的先民。關於自杞國人，吳儆《論邕州化外諸國狀》稱：“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騎射，好戰鬥。”范成大對“至邕管賣馬者”的體質特徵、生活習性作了詳細描述：“其人多深目、長身、黑面、白牙，以錦纏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氈珥，刷牙，金環約臂，背長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篋，胸至腰駢束麻索，以便乘馬。性好潔，數人共飯一拌，中植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長共匕而食，探匕於水，鈔飯一哺許，傳之拌，令圓凈，始加之匕上，躍以入口，蓋不欲污匕妨他人。”這與元代李京《雲南志略》所記烏蠻羅羅“椎髻、佩刀、披氈、跣足”等特徵相類。明代田汝成《炎繳紀聞》卷4稱自杞等“皆羅羅之種”，所記羅羅習俗與范成大的描述更為接近：“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椎結、跣蹻，戴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箙，富者以金釧約臂。”所記共飯一盤、用匕抄飯、摶之而食的習俗亦同。並且，這些特徵、習俗，在近世彝族中不同程度仍有保留。

由此推之，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記先秦時期“巂”、“昆明”等部落族群，以及晉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所載“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甚或酈道元《水經注·溫水》所說遍居味縣（今曲靖）一帶的“木耳夷”，均當與椎髻、珥飾、金環約臂的自杞民族相聯繫，是宋代自杞國民族的先民。漢晉時期的“昆”、“叟”民族降至唐宋，一直處在十分活躍的發展階段，種類繁複，支系眾多。在今滇東、滇南地區，《文獻通考》記唐初有“徒莫祗蠻”內附，《元史·地理志》載昔有“些莫徒蠻”居住，明清志書則稱作“撒摩都”，均乃一詞之異寫，是為漢晉時期昆（明）、叟民族的一支傳人。

南宋末，兩廣總兵李曾伯曾記“廣西江道”時說：“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諸蠻而出，所謂都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都泥江即紅水河，其所出之正源乃南盤江。南盤江流域在宋代為脫離了大理國段氏控制的“些摩徒蠻”所居。《元史·地理志》“廣西路”說：其地“師宗、彌勒二部漸盛，蒙氏、段氏莫能制”。《元史·地理志》“廣西路彌勒州”進一步說：“昔些莫徒，蠻之裔彌勒得郭甸、巴甸、部籠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彌勒。”明正德《雲南志》卷七也說：“宋時，些莫徒之裔彌勒得郭甸、巴甸、部籠而居之，改其部曰彌勒。”時間及地域均合，是自杞為些莫徒之裔，又多一證。

近世昆明郊區仍有部分彝族自稱“撒摩都”，漢族稱之為“子間”或“子君”，這應是“自杞”一詞的同音異寫。

自杞國國王與都城

關於自杞國國王，據現有資料而言，所知情況不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自杞國國王材料是：“今其國王阿巳，生三歲而立，其臣阿謝柄國，善撫其眾，諸蠻比多附之，至有精騎萬計。阿巳年十七，阿謝乃歸國政，阿巳猶舉國以聽之。”而吳儆《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一文所記國王情況則多有不同，內容更為詳致：“自杞今王名阿謝，年十八，知書能華言，以淳熙三年（1176年）立，國事聽於叔父阿巳。先是，阿謝父死當立，生甫歲余，阿巳攝國事。阿巳已攝事十七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強馬益蕃。”而之後在吳儆向朝廷報告的奏狀中也說：“今王名阿謝，年二十。阿巳已攝國事十八年。”所記阿巳、阿謝的身份與范成大所記材料正好相反。

上述兩個材料孰更為可信？范成大官居廣西靜江雖近兩年，但與自杞國人沒有任何交道，其《桂海虞衡志》成書於淳熙二年（1175年），即他離開廣西的那一年，關於自杞國的資料當屬轉手而來。而任職邕州的吳儆則根據親身經歷，留下了《論邕州化外諸國狀》、《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兩篇文章，這是迄今所能見到的有關自杞國的直接材料。如此看來，吳儆親自與自杞國人交涉，“目所親見”，所記史事當更可信。從吳儆所記材料，我們可知自杞國國王是阿謝，阿巳是攝政王。阿謝在一歲多時喪父，三歲被立為王，其叔父阿巳攝政國事，阿謝十八歲親政，國事仍聽於叔父阿巳。

由於資料缺失，自杞國統治者更多情況無從查考。直到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才有自杞國亡國前最後一個國主郍（那）句的記錄。時任廣西經略使兼轉運使的南宋邊防大將李曾伯在其《可齋雜稿》中記錄了自杞國人對蒙古軍隊的頑強抵抗，並在開慶元年七月三日給朝廷的奏狀中稱“據謝濟橫山來報及繳到自杞國王郍句並岑邈等公狀，此則不過欲堅來春市馬之約”。再一則為七月二十一日的奏狀稱據報告說：“初四日得自杞蠻主傳來報，敵兵擬在今月初九日縛牌渡都泥大江。”都泥江即南盤江，該奏還稱“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橫山之境。”從李曾伯的奏狀中可知，郍（那）句當為自杞的亡國之主，也是除阿謝之外為我們所知的另一位自杞國主。此時國雖已破，流動性本來就很大的自杞統治者仍然有一定的實力，且念念不忘市馬這項立國大政，並率國人英勇地投入抗蒙戰爭之中。根據後來的記載，蒙古軍隊果然於當年七月渡過都泥江，八月攻下橫山。南宋軍隊節節敗退，蒙古軍隊則步步向前，而此後自杞國之名也隨之消失。

自杞國既為南宋大理國時期之一番國，必有其都城，但由於資料的闕如，就如同古滇國、古夜郎國、羅殿國一樣，實失於考。只能依據自杞國方位、後人傳說及其遺存物諸端，試加以說明之。尤中先生在《南宋時期西南邊疆的民族政權》中依據對南蠻通道里程的分析，認為“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興義），三程至自杞國”。此處，磨巨為自杞國東部邊境，三程至自杞國指自杞國都城。按里程推之，自杞國都城當在今瀘西縣境內。

瀘西，古稱彌鹿部，明朝立為廣西府。據清乾隆《廣西府志》載：“原為東爨烏蠻彌鹿部所居，大和間（公元827—835年），南詔蒙氏並其地，宋時析為師宗、彌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雲南地方沿革史》記載“彌鹿部，城名必羅籠，在今瀘西，南詔以來，世為彌鹿部所居。”《元史·地理志》：“彌鹿部（今瀘西縣），唐初為羈縻州，東爨烏蠻彌鹿等部所居。”《元混—方輿勝覽》：“彌鹿部，城名必羅籠。”《雲南辭典》載：“雲南歷政區建置表中：必羅籠（瀘西城）。”大理國時期的瀘西城是舊城，元代置廣西路才遷建於現在的城址。舊城鎮的百姓中還代代相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舊城曾是一座古城，不知哪年哪月被一場大火燒毀了，古城後來東移30公里，遷到了現在的瀘西城。古城搬遷時，用的磚是由人工排長隊傳遞過去的，舊城遺址只有破磚瓦和埋在地下的房基石。

“必羅籠”即彌鹿城，彌鹿城位處今瀘西縣舊城鎮南300米處，處於群山環抱、易守難攻的有利地勢。據說當地村民在挖菜地水溝和進行農田建設、河道整治及水利施工中，曾挖出一些埋於地下的紅砂石屋基用料石塊。彌鹿城有古磚瓦和古屋石礅可見，城主體為土司頭人私家住所，有大鬼主祭祀鬼神、供奉祖宗的廟堂宗祠，是部落首領和長老議事的中心。楊永明在《滇池晨報》2000年12月22日發表的《自杞古王國與滇東古長城》一文卻明確認為，自杞國的都城在瀘西金馬爵冊。爵冊古稱“部落村”，有2600多戶，一萬多人口，為雲南罕見的自然大村。爵冊彝語稱“昨責”，其意一是部落首領集會議事的中心，一是部落舉行盛大祭典的地方。在爵冊周圍幾十平方公里的山坡上常常能挖到許多火葬罐，還有“燒人山”。在距燒人山三公里的路溪白松坡曾發現一拱型地下石室，經過縣文物部門發掘發現，這是一個城門洞式的拱型建築物，系紫紅砂石築成，內有土陶虎俑一個，土陶罐一隻。專家推斷這是一座建於南詔、大理時期的火葬古墓，而這個時期均與古自杞國有關。

自杞國經濟與軍事

自杞國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北方民族同中原漢族政權戰爭最為頻繁的歷史時期。從北宋立國的公元960年到南宋滅亡的1279年，三百多年間宋王朝先後經歷了夏、遼、金和蒙古的南侵。由於宋朝廷南遷，失去了北方的戰馬來源，因此不得不尋找新的戰馬來源，而當時雲南出產戰馬。《雲南志·物產》載：雲南馬“尾高，尤善馳驟，日行數百里”；“馬出越賧川（騰衝）東面一帶，崗西向，地勢漸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馬。”因此，宋王朝把目光投向了雲南，並在廣西的邕州、宜州、橫山寨等地擺開馬市，以求獲得大批雲南戰馬而支撐半壁江山。

大理國想到宜州、橫山寨與南宋市馬，但北有羅殿國、自杞國，南有特磨道阻隔，不得而通，故自杞、羅殿皆販馬於大理，而轉賣於南宋。自杞西部接善闡（昆明），東邊出境即是邕州屬地，不必經過其他番國、異道，能保證年年有戰馬到邕州橫山寨出售。但自杞國人不滿足於邕州橫山寨為市，還直接到宜州城下求售戰馬。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自杞與羅殿有爭，乃由南丹徑驅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員最後不得不答應自杞的賣馬要求，“為之量買三綱”，與之約“后不許此來”。自杞、羅殿二國梗塞於宋朝與大理國之間，壟斷了南宋的廣馬貿易，而兩國又彼此爭鋒並常發生糾紛。

自杞國獨佔橫山寨市馬數量的四分之三，100多年間每年都將價值二十餘萬兩白銀的數千匹戰馬輸往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述了當時的賣馬盛況：“每冬以馬叩邊，買馬司先遣招馬官賣綿繒賜之。馬將入境，西提舉出境招之，同巡檢率甲士往境上護之。東提舉乃與蠻首坐於庭上，群蠻與吾六校博易等量於庭下。朝廷歲拔本路上供錢、經制錢、鹽鈔錢及廉州、石康鹽、成都府錦付經略司為市馬之費。經略司以諸色錢買銀及回易他州金錦彩帛盡往博易，以馬之高下，視銀之重輕，鹽、錦、彩繒以銀定價，歲額一千五百匹，分為三十綱，赴行在所。1158年又令馬綱分往江上諸軍，后乞添綱令元額之外，凡添買三十一綱，蓋買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擇其權奇以入內廄，不下十綱。馬政之要，大略見此。”豐厚的利潤使自杞國人把販馬作為主要的經濟支柱，通過戰馬貿易，使自杞國迅速致富，獨雄於諸蠻。自杞國人對南宋不但送去了戰馬，還送去了雲南奇貨。周去非《嶺外代答》載：“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攜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雲南刀及諸藥物。吾商所攜錦繒、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於是譯者平價交易。”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載：“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圓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甚貴之，一雞值銀一兩。”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自杞“有精騎萬計”，吳儆《邕州化外土俗記》亦言“勝兵十餘萬”。自杞國由烏蠻部落發展而來，烏蠻部落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組織，部落之民平時為民，戰時為軍，原始的軍事民主主義色彩比較濃厚。正如樊綽《雲南志》所載：“部落之民，桑田之餘便習戰鬥，每歲十一、二月，農收既畢，兵曹長行文書境內諸城邑村落，各依四軍集人實驗，劍甲胄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闕即有罪，其法一如臨政。每出軍征役，每蠻皆攜糧米一斗五升，各攜魚脯，此外無供軍糧者，蠻軍憂糧易盡，心切於戰。用軍之次，前面傷刀劍者許將息，儻背傷刀劍輒後退者，即刃其後”。《新唐書·南蠻傳》亦說：“尚戰死，惡病亡”。正是這種嚴格的獎懲制度和尚武精神，充分保證了部隊戰鬥力，為自杞國擁有一支強悍的武裝力量奠定了基礎。

自杞國的軍隊是為保土衛國和抵抗外來侵略而建立的。在其存在的百餘年間，各種爭戰及反抗一直沒有停止過。公元1109年，三十七部起義反抗善闡領主強佔各部落的土地；1147年，三十七部再度起義，攻入善闡府，殺死領主高明清；在與南宋王朝的直接戰馬交易中，沿途需有強悍的兵士護送，並建造了無數的哨卡、戰壘。由於戰馬貿易能帶來豐厚的利潤，必然會受到羅殿等國的阻撓，闖關、開路難免一陣廝殺，曾因假道羅殿而“羅殿難之，故數至爭。”通過無數次的糾紛爭鋒，自杞已處於勝勢，其勢力膨脹已稍在羅殿之上。即便南宋邕州屬地的地方官員也對自杞國的賣馬要求莫可奈何，以致南寧市場、橫山寨博易場“傍引左右江兵丁會合彈壓，買馬官親帶甲士以臨之，然後與之為市，其形勢固如此。”

隨著蒙古軍隊的大兵壓境，自杞國軍民進行了頑強的英勇抵抗。自蒙古軍進攻善闡（押赤城）開始，到蒙古軍渡南盤江進攻南宋之間，自杞國堅持抗戰長達五年之久。在都城必羅籠被蒙古兵焚毀后，自杞國將士退到山區開展游擊戰，堅壁清野，使十萬蒙古軍隊陷於飢餓和病魔的困境中，損兵大部。同時，繼續為南宋軍隊提供軍事情報，籌集戰馬，支持抗戰。

自杞國的覆亡及其在宋蒙戰爭中的作用

1253年秋，元世祖忽必烈和大將兀良合台率領十萬蒙古鐵騎，從寧夏六盤山出發，行程兩千餘里，過大渡河，跨革囊渡過金沙江。麗江主阿良不戰而降，大理相高禾戰死於九禾，國王段興智被擒，降蒙后獻上雲南地圖及征服各地的策略，還組織大理軍充當前鋒，向烏蠻三十七部進攻。《元史·兀良合台傳》載：“攻合剌章城，屬之，合剌章蓋烏蠻也；攻烏蠻所部押赤城（昆明），選驍勇以炮摧其北門，縱火攻之”。自杞國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昆澤（宜良）州軍民依山阻谷憑險要抗擊蒙古軍隊，蒙軍數日不得進，后“卷面向內，四面進擊，兀良合台陷陣鏖戰，又攻纖寨，拔之”。“攻乾得哥城（澄江），環城立炮”，澄江軍民不屈不撓與敵“搏戰城上”。1255年，蒙古軍隊在阿術帶領下接連攻取烏普籠（石城）、落溫、落蒙三城，又進攻赤禿哥山寨（盤縣、普安一帶）。1257年，阿僰國（建水一帶）四萬蠻兵堅持抵抗不投降，直至城破。阿術隨後進攻滇東的阿魯（阿廬）山寨，攻下阿魯城（必羅籠），自杞國都城被焚燒而淪陷。但自杞國國王及其部屬人員沒有投降，也未被擒，他們仍然游居於興義、羅平、師宗、瀘西、丘北的南盤江一帶繼續抗戰。直到1259年，兀良合台渡都泥江（南盤江）進攻南宋廣西前線，國王郍（那）句還派人給南宋邊關守將送去重要的軍事情報。

從1254年至1259年，自杞國進行了五年的殊死抵抗。這從有關史料也得到印證，如南宋兩廣總兵來自特磨道（廣南）上報的前線戰報《貼黃》說：“臣今日得廣西經略司申特磨道農士貴報，八月間，敵攻華沙寨，被蠻兵殺死萬餘騎。思、明州黃炳等報，九月間敵攻某阿國，退戰敵人，殺死萬餘。”另，《可齋雜稿·帥廣條陳五事奏》稱：“去年一項（報告）敵人約七八萬人，至今屯駐大理國，耕田種麥，未見出沒之意。（今日）所有兀良（合台）兵馬斃死之餘，尚有三四萬，屯阿毘、鄯善、楚威、阿僰、阿麻地頭，夾帶蠻人獵食等事。”這在《兀良合台傳》中也記載這樣的事實：“時兀良合台亦病，將旋師。阿術戰馬五十匹，夜為禿剌蠻所掠，入告兀良合台曰：‘吾馬盡為盜所掠去，將何以行？’即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山巔。阿術親率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賊酋，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蒙古軍隊在自杞國境內幾年中也可謂處境艱辛，如南宋奏狀中說，因為“飢荒”到處討糧，“天斃以瘴”，並“造方倉一百七十八座”、“修路闊一丈有餘”。自杞國軍隊始終殊死抵抗，與國土共存亡。李曾伯《帥廣條陳五事奏》稱：“數年來屢下諸邑，選差體探，邕州常遣周超往羅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始知自杞有破三城。”《元史·地理志》“廣西路”：“元憲宗七年（1257年），二部內附”。蒙古軍攻下城池，往往焚毀城堡，屠戮平民，正如《兀良合台傳》所說“川穀為之一空”。

自杞國位處大理國與南宋之間，是南宋與蒙古軍隊在西南地區爭奪的戰略要地。南宋屢遣官員前往邕州以西的羅殿、自杞等地刺探軍情。李曾伯於淳祐十年（1250年）所呈《帥廣條陳五事奏》言：“邊防所急，間諜為先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郡，選差體探。邕州嘗定周超往羅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在淳祐五年（1245年）因遣屬官謝圖南出邊，得於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有破三城，敵三節度之報。蒙古軍於宋淳祐四年（1244年）首次進攻大理國，不久被挫敗。此事正史缺載，後來邊將方大琮寫於1254年《與廣西蔡帥范》信中曾言：“七八年前，有敵窺大理之說。”他在信中還建議“自杞諸種好相仇斗，若有術以使之，用蠻攻敵，可使彼送死。要之，提備嚴密，威聲遠暢，彼不敢動，上策也。”

蒙古軍隊在征服雲南各部之後，即著手向南宋進攻，東線指向廣西，自杞國首當其衝。擔任南宋兩廣前線統帥的李曾伯在寶祐六年（1258年）八月的一篇奏狀中報告說：蒙古軍因為“飢荒”，“欲出交趾、自杞等處討糧。”繼后又在《桂閫文武賓校戰守題名記》中談到這年秋天的軍情：“是秋，寇犯州邑境，賴我師遏之不致深入。”蒙古軍隊既已犯南宋之“州邑境”，則當已越過了在宋轄州邑之西的自杞之境了。這在李曾伯開慶元年（1259年）六月所呈《奏邊事及催調軍馬》中得到印證，是奏《題黃》說：“蒙古軍於冬盤泊橫山，窺邕州，犯武緣（今廣西武鳴縣）”。該奏又稱：“敵人自正月退回，駐紮大理、自杞兩處。”據此可以判定，蒙古軍隊於寶祐六年（1258年）秋佔領了自杞國的主要領域。至於蒙古軍暫時退兵的原因，李曾伯也言“天斃以瘴，兵扼於險，使之不得志以遁”。蒙古軍暫時退回以後，並以此為基地，繼續向前攻擊。《奏邊事及催調軍馬》據間探人田進自路城（今廣西田林縣潞城鄉）的報告說：“敵寇興兵打羅殿了，要分一項出莫大王路。”又據從利州（今廣西田林縣利周鄉）的報告說：“其敵人在自杞管下莫賈墟造方倉一百七十八座，及敵人攻打羅殿國，其國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帶修路，闊一丈有餘。”自杞國在蒙古軍隊向南宋進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於此可見。

自杞國歷代君主

帝王年號年代起止

自杞----(37)1100～1136年

阿唯----(23)1136～1158年

阿巳(攝政)----(4)1158～1161年

阿謝乾貞(30)1176～1205年

阿摩----(36)1205～1240年

郍句----(21)1240～12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