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是近代梁啟超創作的一篇散文。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數年來之中國，可謂言論時代也已矣。近數年來中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凡發言者不可不求其論據於歷史，凡實行者愈不可不鑒其因果於歷史，吾故為《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欲與舉國言論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划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今之持極端革命論者，惟心醉狹義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狹義的革命。
十九世紀者，全世界革命之時代也，而吾中國亦介立其間，曾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顧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結果不同。所謂結果者，非成敗之雲也。歐洲中原之革命軍，敗者強半，而其所收結果，與成焉者未或異也。胡乃中國而獨若此？西哲有言：“歷史者，民族性質之繅演物也。”吾緣惡果以溯惡因，吾不得不於此焉詗之。
中國革命史與泰西革命史比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團體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沖其鋒者為國會軍；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為十三省議會；又如法國三度之革命，則皆議員大多數之發起而市民從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歐洲中原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團體主持其間也。綜而論之，則自希臘、羅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舉百十見，罔非平民團體與貴族團體相鬩爭也。獨吾中國不然，數千年來革命之跡，不絕於史乘，而求其主動之革命團體，無一可見。惟董卓之役，關東州郡會合，推袁紹為盟主以起義，庶幾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渙矣。自余若張角之天書，徐鴻儒之白蓮教，洪秀全之天主教，雖處心積慮，歷有年所，聚眾稍夥，然後從事，類皆由一二私人之權術，於團體之義仍無當也。其在現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觀視之，儼然一團體，然察其實情，無有也。且其結集已數百年，而革命之實，竟不克一舉也。此後或別有梟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則非吾所敢言；若此團體之必不能以獨力革命，則吾所敢言也。故數千年莽莽相尋之革命，其蓄謀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凱焉者，靡不出於一二私人，此我國革命與泰西革命最相違之點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無自衛的革命。革命之正義，必其起於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從事革命者，未之前聞。
若楚漢間之革命，固雲父老苦秦苛法，然陳涉不過曰：“苟富貴，毋相忘”；項羽不過曰：“彼可取而代也”；漢高不過曰：“某業所就，孰與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時而已然矣。此外若趙氏之南越，竇氏之河西，馬氏之湖南，錢氏之吳越，李氏之西夏，其動機頗起於自衛，然於大局固無關矣。
故中國百數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觀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觀的言之，皆非有所謂不得已者存也。何也？無論若何好名目，皆不過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動，大率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則其所革者，而下等社會又無革之思想、無革之能力也。今將中國革命史上之事實類表之，則：
表例說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鎮，擁土地人民以為憑藉者，皆謂之上等社會；（二）凡欺人孤兒寡婦，假名禪讓以竊國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談，則數千年歷史上，求所謂中等社會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時代國人流王於彘之一事，此後蓋閔乎未有聞也。
（或疑中等與下等之界線頗難划，同為無所憑藉，則中與下等耳，於何辨之？曰：起事者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為盜賊，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漸進為中等，不能計也，或裹脅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計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時代，大率以生計問題為樞紐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會，常以本身利害之關係，遂奮起而立於革命之場。若中國則生計之與政治，向固絕對影響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機關，而我獨闕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單純革命，假名中國之革命（歷史上的）
曰複雜革命。長期國會時之英國，除克林威爾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獨立時之美國，除華盛頓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自余各國前事，大都類是（其成者每類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國不然。秦末之革命，與項羽、漢高相先後者，則陳涉、吳廣也，武臣也，葛嬰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駒也，韓廣也，吳芮也，如是者數十輩。西漢末之革命，與光武相先後者，則樊崇也，徐宣、謝祿、楊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豐也，平原女子遲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鳳也，朱鮪、張印也。陳牧、廖湛也，李憲也，公孫述也，隗囂也，竇融也，盧芳也，彭寵也，張步也，劉永、董憲也，如是者數十輩。東漢末之革命，與曹操、劉備、孫權相先後者，則黃巾十餘大部也，董卓也，北宮伯玉也，張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紹也，袁術也，呂布也，公孫瓚也，張魯也，劉璋也，韓遂、馬騰也，陶謙也，張綉也，劉表也，公孫淵也，如是者數十輩。隋末之革命，與李唐相先後者，則王薄、孟讓也，竇建德也，張金稱、高士達也，郝孝德也，楊玄感也，劉元進也，杜伏威、輔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讓、李密也，徐圓朗也，梁師都也，王世充也，劉武周也，薛舉也，李軌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開道也，劉黑闥也，如是者數十輩。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類是。（以臚列此等人名，乾燥無味，故後代闕之。）即如最近洪楊之役，前乎彼者，廣西群盜，既已積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猶前代也。由是觀之，中國無革命則已，苟其有之，則必百數十之革命軍同時並起，原野厭肉，川穀闐血，全國糜爛，靡有孑遺，然後僅獲底定。苟不爾者，則如漢之翟義，魏之毋丘儉，唐之徐敬業，並其破壞之目的亦不得達，更無論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禍者不過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國；中國革命，則被革命之禍者全國，而食其利者並不得一方面。中國人聞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時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敵者在舊政府，舊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後之政略而已，其若法蘭西之變為恐怖時代者，蓋僅見也，故其革命之時日不長。中國不然，非群雄並起，天下鼎沸，則舊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後，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綏靖鼎沸，如是者復有年。故吾中國每一度大革命，長者數十年，短者亦十餘年。試表列之：時代舊政府末倒以前既倒以後合計秦末三年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首難，二年甲午，沛公入武關，秦亡。
十八年光武建武十五年庚子，盧芳降，兵事息。
八十五晉太康元年庚子，平吳，兵事息。
九十七年隋末九年煬帝大業七年辛未，壬薄、張金稱等起，恭帝二年，王世棄弒之，隋亡。
十一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平梁師都，兵事息。
二十三年明末十七年思宗崇禎元年戊辰，陝西流賊起，十七年甲申，帝殉國，明亡。
四十年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平三藩、台灣，兵事息。
二十六年（附註）若晉、十六國、南北朝間，混亂固極矣，然其性質複雜，不純然為革命，且大革命中復包含無數小革命焉，故今不列於表。又東漢末舊政府既倒后，猶擁虛號，其嬗代亦與他時代之性質稍異，以嚴格算之，其年數略可減少，謂獻帝建安十八九年間為一段落可也，則亦二十年矣。
由是觀之，中國革命時日之長，真有令人失驚者。且猶有當注意者一事，則舊政府既倒以後，其亂亡之時日，更長於未倒以前是也。（其間惟元明之交，其現象出常例外，則由革命軍太無力，久不能倒舊政府耳，其性質非有以異於前代也。）當其初革伊始，未嘗不曰，吾之目的，在倒舊政府而已。及其機之既動，則以懸崖轉石之勢，波波相續，峰峰不斷，馴至數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詞曰“強權強權”，強權之行，殆野蠻交涉之通例，而中國其尤甚者也；中國之革命時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處於籠，越若干日而斃其半，越若干日而斃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斃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斃，僅余其一，然後斗之事息。中國數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猶厭鼙鼓之聲，朝避猛虎夕長蛇，新鬼煩冤舊鬼哭，此其事影響於社會之進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國通稱三十年為一世，謂人類死生遞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時代，前人逝而後人直補其缺，社會之能力，始繼續而不斷；若其間有青黃不接之頃，則進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國博士福亞氏，嘗以統計上學理，論人口死亡之率，謂：“英國生產者一百萬人中，其十五歲至四十五歲間，以肺癆病死者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間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則是肺癆一症，使英國全國之總殖損失千四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鎊也。”此等語隨機指點，已有足令人瞿然驚者。然此猶生計上直接之損害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壯者死亡離散，而生殖力之損耗，有去無來，人道或幾乎息。觀中國歷史上漢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於前代全盛時，十僅存一，（參觀《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篇。）此豈盡由於殺戮耶？亦生殖力之銳減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響者，若生計上，若學術上，若道德上，若風俗上，前此經若干年之群演，而始達於某級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絕，混然復還於天造草昧之態狀，文明之凝滯不進，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過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數百歲，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進一級。中國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動百數十歲，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積累以得之文明，與之俱亡。此真東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與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認為公敵者，惟現存之惡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敵也；若法國革命后，而有各黨派之相殘，則其例外僅見者也。中國不然，百數十之革命軍並起，同道互戕，於舊政府之外，而為敵者各百數十焉，此鼎革時代之通例，無庸枚舉者也。此猶曰異黨派者為然也。然其在同黨，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於陳涉，陳友諒之於徐壽輝之類是也；或有事將成而相屠者，如劉裕之於劉毅，李密之於翟讓之類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漢高祖、明太祖之於其宿將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終者，自漢光武以外，殆無一人。夫豈必遠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楊之役，革命之進行，尚未及半，而韋昌輝與石達開同殺楊秀清矣，昌輝旋復謀殺達開矣，諸將復共殺昌輝矣。軍至金陵，喘盧甫定，而最初歃血聚義之東、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無復一存矣。其後陳玉成被賣於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譚紹洸被殺於郜雲官等，而蘇州始下，金陵隨之而亡。豈必官軍之能強，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濟也。吾前進屢言，非有高尚、嚴正、純潔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謂此而已，亦謂此而已。彼時洪楊等固無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試思其後此與張總愚、賴汶洸輩之交涉何如？與苗沛霖輩之交涉何如？即與其部下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輩之交涉何如？此諸黨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繅演前代血腥之覆軌，無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洗滌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時代外族勢力之消長。嗚呼！吾觀法國大革命后，經過恐怖時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國聯軍干涉，猶能以獨力抵抗，不移時而出拿破崙，大行復仇主義以震懾歐陸。吾因是以反觀中國，吾不自知其汗浹背而淚承睫矣。中國每當國內革命時代，即外族勢力侵入之時代也。綜觀歷史上革命與外族之關係，可分為五種：一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舊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等類是也。
四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兩斃者，如成都王穎以劉淵為大單於，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晉是也。
五曰革命軍敗后，引外族以為政府患者，如漢初陳豨、盧綰輩，東漢初盧芳輩之導匈奴，唐初劉黑闥、梁師都輩之導突厥等類是也。
此皆其直接關係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如劉項鬩而冒頓坐大，八王亂而十六國勢成，安史擾而蕃鶻自強，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闖獻毒氛遍中原，而滿洲遂盡收關外部落，此則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養其勢者矣。嗚呼！以漢高之悍鷙，而忍垢於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於高麗之師；我國史之污點，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數十年間西力之東漸，固由帝國主義自然膨脹之力，而常勝軍之關係，亦寧淺薄耶？識者觀此，毛髮俱栗矣。
以上七端，皆中國革命時代所必顯之現象也。事物公例，因果相倚，因果相含。欲識過去因，請觀今日果；欲識未來果，請觀今日因。今後之中國，其必以革命而後獲救耶，抑不革命而亦可以獲救耶？此屬於別問題；若夫革命而可以救中國耶，抑革命而反陷中國於不救耶？此則正本論之所欲研究也。若後有革命軍者起，而能免於此七大惡特色，以入於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則革命者，真今日之不二法門也。而不然者，以百數十隊之私人野心的革命軍同時並起，蹂躪於全國，而蔓延數十年，猶且同類相屠，而兩造皆以太阿之柄授外族，則過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於作俑之無後者。抑今日國中迷信革命之志士，其理想必與此七大惡特色不相容，無待余言也。今後若有一度能為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以一灑種種之污點，吾之欣喜願望，寧有加焉。雖然，理想之與事實，往往不能相應，此不可不詳察也。當思泰西革命之特色何以若彼，中國革命之特色何以若此，此其中殆必有一原因焉。今者我國國民全體所受之因，與夫少數革命家所造之因，其誠能有異於前代與否，是即將來結果之同不同所由定也。吾見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吾見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數豪傑，皆以道德信義為虱為毒，而其內部日日有楊韋相搏之勢也；吾見夫高標民族主義以為旗幟者，且自附於白種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殘異己之黨派，且屢見不一見也。
夫景從革命者，必賴多數人，故吾觀彼多數人者之性質而吾懼；主持革命者，必賴少數人，故吾觀彼少數人者之性質而吾滋懼。吾懼乎於理想上則彼上七大特色萬不願有，而於事實上則彼七大特色終不能無也。此吾所以於衣被全歐、震撼中國之革命主義，而言之猶有餘栗也。嗟夫！今而嘵嘵，復奚為者？公等而持不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為不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公等而持必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為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奈何？毋曰吾學習武備，吾運動會黨，吾密輸入器械，而吾事畢矣；必虛心商榷，求所以免於彼七大惡特色者，其將何途之從，如何而使景從我者免焉，如何而使我躬先自免焉！若有以此道還問諸鄙人者，則鄙人舍其迂遠陳腐之議論，仍無以為對也。
曰：汝而欲言革命、欲行革命也，則汝其學克林威爾，汝其學華盛頓，汝其用最善良之市民。乃若當今號稱革命巨子者之所稱道，割斷六親，乃為志士；摧棄五常，乃為偉人；貪黠傾軋，乃為有手段之豪傑；酒色財氣，乃為現本色之英雄；則吾亦如某氏所謂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為不可，期期以為不可也！”吾為此言，吾知又必有詈我者曰，汝責人無己時。
雖然，吾為吾國憂，吾為吾國懼，吾寧能已於言？所責者在足下耶，非足下耶？惟足下自知之。足下而僅欲言革命而不欲行革命也，則吾復何雲，凡吾之說，悉宜拉雜之，摧燒之；足下而誠欲行革命也，誠欲行革命以救中國也，則批鱗逆耳之言，毋亦有一顧之價值耶？毋徒囂囂然曰：某也反對我革命論，是欲做官也，欲巴結滿清政府也。孔子不云乎：“不以人廢言。”就使其人而果於欲做官、欲巴結滿清政府之外無他思想也，苟其言誠有一二當於理者，猶當垂聽之。足下試一度清夜自思，返觀內照，吾所責者而誠非足下也，則當思與足下同政見者，其可責之人，固自不少，宜如何以轉移之？苟不轉移之，吾恐足下之志事敗於彼輩之手也。若吾所責者而有一二類似於足下也，則吾哀哀泣諫，求足下改之；若不改之，吾恐足下之志事，終不得就也。若曰吾所責者非可責也，而必曰破壞舊道德為革命家應行之義務，則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論者，實亡中國之罪人也，實黃帝子孫之公敵也！吾寧不知革命論者之中，其高尚嚴正純潔者，固自有人，顧吾所以且憂且懼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機之所趨有大不妙者存，吾深慮彼之高尚嚴正純潔者，且為法國羅蘭夫人黨之續也。或曰：凡子之所責者，皆言革命者耳，非行革命者，子何憂之之甚？信如是也，則吾為多言也夫，吾為多言也夫。雖然，信如是也，則吾為中國風俗人心憂，吾為中國前途憂，滋益甚也。
梁啟超（1873~1929年）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字卓如，號任公、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早年從學於康有為萬木草堂，並協助康有為從事變法維新，時稱“康粱”。1895年同康有為共同發動“公車上書”。後於上海主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等論著，在全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897年10月，受聘為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次年人京參與戊戌新政。變法失敗后逃亡日本，創辦《清議報》，宣傳改良主義，鼓吹民權，並主張君主立憲制。1913年歸國后擁護袁世凱統一，並出任司法總長。后反對復辟帝制，策動護國軍反袁。一度出任段祺瑞內閣財政總長。“五四”運動期間，反對尊孔復古，謳歌民主與科學。學識淵博，著述宏富，晚年講學於清華大學。著作輯為《飲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