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思想

徠Zhongguo gudai zhengzhi sixiang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夏、商、西周都是奴隸制社會。在奴隸社會，奴隸主佔有全部生產資料和奴隸本身，政治上實行奴隸主專政，而創造財富的奴隸卻處於牛馬不如的地位，生活毫無保障，人身沒有自由。國王是最大的奴隸主，國家機器以國王為中心，形成了君主制。君主獨斷專行，對奴隸實行暴虐統治。奴隸常常被任意殺害，甚至成為奴隸主的殉葬品。為了擺脫悲慘的命運，奴隸們採取各種形式同奴隸主進行鬥爭。這一時期，生產力低下，科學不發達，奴隸主往往採用宗教和神權的說教對人民進行統治。

春秋末期至鴉片戰爭前的兩千多年裡，中國一直處於帝制社會。在帝制社會，為數不多的地主階級，擁有大部分土地，廣大農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沒有土地。在政治上，實行地主階級君主專制制，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建立起以地主紳士為中堅的龐大官僚機構，對人民實行殘酷的統治。廣大農民沒有任何參政議政的權利，只有服從的義務。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帝制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了反抗地主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農民舉行了大小几百次的武裝起義。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罕見的。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從內容上可劃分為殷周、春秋戰國、秦漢到鴉片戰爭以前等 3個時期。

商代、西周時期，中國處於封建社會，當時以祖先崇拜為特徵的宗教世界觀統治一切。在商、西周兩代，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與這種宗教世界觀密切相關的神權思想。統治者假借宗教迷信進行統治。把神權和王權結合起來，宣揚君權神授，宣稱國王是受所謂至尊無比和主宰萬物的“上帝”之命來人間進行統治的。周取代商，給君權神授觀念以很大的衝擊。周統治者為了自圓其說，提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觀點。這樣，神的一元論逐漸過渡到天命人事並重的以德輔天的二元論。在周取代商的鬥爭中，周的統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罰”等政治主張，這是中國民本思想的開始。（見彩圖[河南安陽小屯南地甲骨片，記有主宰人間的“帝”]）

這是中國從封建社會向郡縣制社會過渡和帝制社會形成的時期。封建社會的土地國有制逐漸變為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引起了階級關係的變化，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日趨瓦解，出現了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爭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局面。這是一個社會大分裂，大動蕩的時代，“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君臣無常位，社稷無常奉”，戰爭頻繁，人民生活十分痛苦。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恢復社會秩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從各自的階級立場和認識出發，提出救世方案。當時社會動蕩不安，統治者的政治控制不十分嚴格，社會上沒有絕對的權威，言論相對自由。特別是由於戰爭年代，各國很需要人才，知識分子的地位較高，因而他們言政議事也較為積極而較少顧慮，形成了百家爭鳴，學術空前繁榮的局面。當時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軻、荀況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學說，以《老子》書為代表的道家學說，墨翟為代表的墨家學說，許行為代表的農家學說等。

的創始人孔丘幻想回到相對統一、相對安靜的西周社會，以周禮為標準統一人們的言論和行動，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他向各國統治者呼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用“仁者愛人”的人道主義精神對待人民和處理一切人際關係。他向統治者建議以德治國，以刑輔之，但同時又提出以寬濟猛，以猛濟寬的治國思想。他要求人們加強道德修養，遵守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強調人治，主張“舉賢才”。生於戰國時期的孟軻則認為解決時局的關鍵是實現中國的統一，而只有“不嗜殺人”的仁人才能統一中國。他發揮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提出了仁政說，認為“政在得民”，並進一步發揮了西周後期的民本思想。他的學說被統治者視為迂闊，孟軻之後的荀況肯定儒家學說的某些方面，糾正了其不周世用的迂闊之處。他既主張尊君，亦提倡愛民；既提倡“隆禮”，亦主張重法，並對禮作了系統的發揮；他一方面宣傳仁義道德，同時也宣傳刑罰法治。他認為“有治人，無治法”，提倡用人唯賢，反對用人唯親。

商鞅、韓非主張富國強兵，提倡耕戰；尊崇暴力，強調法治，認為治理國家應該任法不任智，提出了“刑無等級”、“以刑止刑”的觀點，否認一切倫理道德，主張用武力進行統一；要求強化社會組織，對人民實行嚴格的控制和監督。他們還主張絕對君權，宣傳獨裁政治。

以《老子》書為代表的道家，主張一切順乎自然，提倡無為而治，嚮往小國寡民的社會生活，反對一切法律制度和物質文明。道家要求人們謙虛退讓，以退為進，“柔弱勝剛強”。它讚美“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道，反對“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人道。

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主張尚同，強調把天下的思想統一於天子，統一於天；主張尚賢，即用人唯賢；提倡兼愛，非攻，揭露不義之戰的罪惡。

農家學派的黨徒們主張君民共耕而食，無上下等級的區別。

這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並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綱五常”說發展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可分以下3個階段：

① 儒學獨尊和儒學神學化，即“三綱五常”說神學化階段。秦王朝實行法家政治統一了六國，但把法家學說絕對化，迷信暴力，導致速亡。漢代君臣和思想家們認為，秦的速亡是因為“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針對當時民生凋敝的情況，他們主張實行較為寬鬆的政策，藉以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秩序，於是博採道、儒、法諸家之長的黃老之學便應運而生。黃老之學主張清靜，倡導無為而治，對人民的事務實行不干涉或少干涉的政策。但道家思想在本質上是消極的，只能在大的政治動亂後起暫時緩解作用，不能作為長期的政治指導方針。由於秦王朝速亡的教訓，統治者雖然不肯完全放棄法家的政治學說，卻不願公開採用法家的主張，因而以溫和、穩健、文雅為特徵，強調入世的儒家學說便成為政治家和思想家推崇的學說。經過陸賈、賈誼等人提倡，到漢武帝時，董仲舒適時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為漢武帝所採納。董仲舒的儒學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是經過改造的，以儒家學說為骨幹，吸取了陰陽家、道家、法家某些思想的新儒家學說。它在哲學上宣傳“天人相與”，政治上宣傳“君權神授”，倫理上提出系統的“三綱五常”說，並認為“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到了東漢，新儒學發展成為讖緯神學，蛻化成預卜吉凶的迷信。

② 儒學玄學化階段。晉初，國家暫時統一，不久又出現“八王之亂”，隨後北方少數民族和漢民族南北對峙，征戰無已，社會非常黑暗。由於社會動亂，統治階級內部的自相殘殺，知識分子常因言語不慎而遭大禍，社會上形成恐怖氣氛，人們不敢鮮明地表達政見，因而出現了提倡道家學說，宣傳虛無，主張無為而治的玄學。何晏、王弼等玄學家通過註釋《老子》、《莊子》、《論語》、《周易》等諸子經典，建立起唯心主義的本體論，利用道家思想中的道和“自然”等範疇來論證三綱五常的合理性，宣傳“名教本於自然”，實行儒道結合，儒學被玄學化。此外，以曹操為代表的法家思想，鮑敬言的無君思想，傅玄的務實思想，《列子》書為代表的縱慾思想等在這一時期也有一定影響。

③ 儒學哲理化階段。隋、唐和兩宋仍奉儒學為官方政治哲學。為了強化儒學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唐朝的韓愈著《原道》，把儒學提到“道”的高度來認識和宣傳，給儒學蒙上了一層哲理的色彩。宋朝的統治者和一些知識分子總結了歷史經驗，又吸收當時流行的佛教、道教的某些內容，把儒學和佛道結合起來，使儒學哲理化，形成理學。以北宋程顥、程頤和南宋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是理學中的客觀唯心主義派別，而以南宋陸九淵，以及明代王守仁為代表的陸王心學是理學中的主觀唯心主義派別。儘管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哲學觀點不同，相互攻訐，但它們的思想核心都是為了維護“三綱五常”，論證皇帝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恆性，把君權和君主統治秩序天理化。他們認為凡是同“三綱五常”教條相違背的便是“人慾”，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以此鎮壓人民的革命運動，限制人民的合理要求。他們還誇大人的精神作用，大講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認為只要人的意誠、心正，天下便太平了。程朱理學在南宋中後期，取得了統治階級官方哲學的地位，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支配宋、元、明、清四個朝代達六七百年之久。

中國封建社會中，政治思想方面爭論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天命還是強調人事。商人尊神，強調天命；周人尊禮，強調人事，因而有“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的記載。

在帝制社會，政治思想領域爭論的問題主要是：

禮治是儒家的政治主張，法治是法家的治國方略。禮治強調防患於未然，用溫和的手段解決問題。法治強調事後的懲罰，用暴力對犯法者進行威懾。方法不同，目標則一，都是以維護封建社會秩序、鞏固地主階級統治為目的。

儒家否認人類平等，認為“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並且認為“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通義”。他們試圖建立一套以等級制度為特色的社會規範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使人們各安其位，互不相侵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漢朝的賈誼，宋朝的司馬光、王安石以及明儒、清儒都發表了大量的關於禮的言論。法家不否認等級制度，但他們認為治國在於賞罰。他們提出了“任法不任智”，“君臣上下貴賤，皆從大法”，“刑無等級”，“以刑止刑”等法治原則。他們鄙視倫理道德，迷信暴力，認為“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十者是亡國之物，宣傳君主獨裁和君主至上。他們把法治建立在暴力、獨裁和君主至上等原則上。中國古代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禮治和法治的爭論，是在德治和刑治的爭論中體現出來的。

德治與刑治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主張以德服人，以刑輔之，後者主張以力服人。前者是儒家學派的政治主張，後者是法家的政治主張。儒家主張用禮約束人，用教化的方法感化不守禮的人。孔丘說：“為政以德。”孟軻說：“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主張性善論，認為人人都有惻隱、辭讓、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通過教化，潛移默化地使人人皆為堯舜。他們認為這種心理上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造，是最好的辦法。孟軻說：“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他們反對法家懲辦的辦法，認為“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能殺人，不能使人仁”。法家認為人性是惡的，“固驕於愛而聽於威”，用說服的辦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提倡暴力政治，主張以力服人，“以刑止刑”。韓非反覆強調“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等暴力思想。

歷史上曾發生過幾次關於德治與刑治的爭論。兩漢時期，桑弘羊認為治民需“繩之以法，斷之以刑”，而賢良文學的代表則主張治國應該“蓄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鹽鐵論》）。唐初，有魏徵和封德的爭論。魏徵主張以教化為治，封德則強調“秦任法律，漢雜霸道”。南宋朱熹和陳亮也有“王霸”的爭論。朱熹強調王道，陳亮主張“王霸並用”。朱元璋雖用刑嚴厲，但他曾多次頒布詔書，駁斥刑治的建議。後世的政治家們把德刑看作是治國理民必不可少的兩手，或刑德兼施，或外儒內法。

儒家主張人治，強調依靠君主和各級官吏個人的能力、聰明才智、威信和影響來統治。他們把國家民族的興亡寄託於少數統治者。他們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禮記·中庸》）。又說：“有治人，無治法。”因此，他們不重視法制建設，而強調官吏的選拔，人才的使用；主張選賢任能，俊傑在位，並十分關注統治者以身作則的效用。孔丘告誡統治者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法家強調一切從法，認為“一民之軌莫如法”。他們認為只憑某些人的主觀意旨，就是像堯那樣的聖人也不能把國家治理好。相反，如果法律修明，一個中等資質的君王也能治理好國家，“使中主守法術……則萬不失矣”（《韓非子·用人》）。法家的所謂法治強調的是暴力統治和嚴刑峻罰，他們所主張的君主獨裁和君主至上，是同他們的法治原則相矛盾的。因此法家提出的法治原則實際上不可能得到認真執行。中國古代人治和法治的爭論，實際上仍是德治和刑治的爭論。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長期存在義和利的爭論。儒家學派強調義理，認為封建社會的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封建倫理道德是立國之本孔丘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軻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他們主張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儒家並不反對利，但主張見利思義，“義然後取”，反對“見利忘義”。法家學派強調功利，否認道義，為了求功利，可以不擇手段。他們宣傳功利，提倡耕戰，強調人人都“不能以非功罔上利”，“富貴之門，必出於兵”。韓非指斥孔丘、墨翟、曾參、史魚等學問家是無用的人。

圍繞著義理和功利，儒法兩家長期互相攻擊，並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法家攻擊儒家為“六虱”，為“五蠹”之一。儒家攻擊法家急功近利，刻薄寡恩。漢代后雖已沒有純粹的法家和儒家學派，但義利之爭並沒有停止。宋朝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義利之爭，朱熹和陳亮的“義利之辯”，即系這種爭論的繼續。

據傳，夏代以前，堯舜禪讓，實行公天下；夏禹傳子，開始了家天下。秦王朝建立后，秦王政視天下為己有，自名為“始皇帝”，希望後世傳之無窮。以後歷代帝王都實行家天下，視家天下為當然。但是，歷史上也存在著公天下的思想。如《周書》記載：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警告說：“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六韜》記載：太公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呂氏春秋》也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顧炎武等思想家都主張“公天下”，反對“家天下”。王夫之指出：“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死生，公也”，又說：“天下非一姓之私”等。

民本論者認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只有重視人民，愛護人民，國家才能太平，即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西周以後，這一思想在當時的典籍中，隨處可見。如《尚書》記載：皋陶說，治理國家“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逸書》記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記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左傳》記載：“國將興，聽於民”。孟軻將這一思想發展到一個高峰。在《孟子》書中充滿了“保民而王”，“仁者無敵”，“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之類論說。西漢的賈誼對這一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唐朝柳宗元提出官吏是“民之役，非以役民”的重民思想。清末唐甄也強調：“封疆，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十分寶貴的部分。

同民本思想相對立的是君本思想。君本論者認為君主至高無上，無論多麼壞的君主，都不應該被廢置,“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韓非語）。君本論者主張君主應用權術來駕馭臣民，把臣民玩弄於股掌之上，視臣民如奴隸。他們強調民主的絕對權威，說“明君無為於上，群臣悚懼乎下”“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韓非語）。他們不考慮人民的要求，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民。韓非說：“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又說：“適民心者，恣之行也。”他們認為，人民不認識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英雄”的幫助，因為，“民智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等。漢文帝時的黃生，堅持韓非的觀點，反對湯放桀，武王伐紂，認為“湯武非受命，乃殺也”，並說皇帝如冠，“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漢書·轅固傳》）。唐代李世民也告誡“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清代雍正則宣傳“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為人臣，義當唯知有君”。

絕對君權與相對君權及無君論　商鞅、韓非等法家思想家提倡絕對君權，認為君權至高無上。商鞅說：“權者，君之所獨制也。”韓非說：“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他們認為君主的話就是絕對真理，任何人都不能提出批評意見，貶斥歷史上疾爭強諫的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一類人物，說這些人“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他們更不許人民議政，商鞅變法時，既不允許人民對他的法說壞話，也不允許人民對他的法說好話，認為凡是對法褒貶的人“皆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

孔孟儒家學派也講君臣父子之義，提倡尊君事親之道，但他們講的君權是相對的，是有條件的。君享權利，也要盡義務，君如果不盡為君的義務，臣就有理由不盡為臣的義務。孔丘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說：“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孟軻指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與絕對君權相對立，晉朝鮑敬言提出無君論，他指出：“古者無君，勝於今世。”宋末鄧牧著《君道》，幻想一個沒有君主、沒有官吏的無政府社會。明末黃宗羲在《原君》中，對君權進行猛烈的批判。

均平與差別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爭論中的一個主題。社會財富分配過分不均，必然引起社會動亂。因此，在政治思想領域必然產生均平、平等思想。孔丘早就說：“不患寡而患不均。”《禮記·禮運篇》也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董仲舒亦反對大富大貧，主張小富小貧，王安石變法有均貧富的內容。至於歷代的農民起義，無不以“均貧富”作為自己的口號。

與均平思想相反，一些思想家主張差別，反對均貧富。韓非認為，富人之所以富，是勤勞與節儉的結果，窮人之所以窮，是懶惰與奢侈之所致，如果“征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韓非子·顯學》）。宋代蘇轍用“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道理，攻擊王安石“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的做法。司馬光也攻擊王安石均貧富的做法，他說貧富的懸殊是人們聰明才智不同而決定的，不是貧人養活富人，而是窮人依靠富豪生活，如果富人窮了，窮人也就失去了依靠，一旦國家有難，“凡粟帛軍需之費，將從誰取之？”（《司馬溫公文集·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西周實行分封制，導致諸侯王地方割據，尾大不掉，周天子名存實亡。秦始皇、李斯懲西周之失，廢封建，置郡縣，加強中央集權，引起了以淳于越、王綰為代表的分封論者同秦始皇、李斯為代表的郡縣論者的一場大爭論。分封論者強調“師古”，認為淳于越等所說，“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秦王朝的速亡，有些人以為是廢封建導致孤立所致，於是分封之議再起。漢王朝實行折衷的辦法，郡縣封國并行。漢王朝立國不久，同姓王們坐大，最後出現了“七國之亂”。賈誼、晁錯等人極言封國之弊，大聲疾呼，向漢文帝、漢景帝上書，力主削弱地方勢力。西晉王朝建立前後，曹、陸機等人又鼓吹分封制，強調“古之王者，必封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又說，分封“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西晉初，部分地實行了分封制，不久即釀成了“八王之亂”，埋下了西晉覆滅的禍根。唐王朝建立之初，肖宣揚“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的論調，由於魏徵等人的抵制，這一主張才沒有得逞。武則天以後，劉秩等人又主張這種理論，說“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唐朝中後期，適應藩鎮割據勢力的需要，分封論調再次出現。柳宗元寫下《封建論》，給分封論調以有力回擊。《封建論》一文總結了秦漢以來關於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的爭論。明初也有削藩和反削藩的鬥爭。

中國古代除了皇家確定繼承人是按照“以長不以賢”的原則外，選拔輔佐人員時都是主張用人唯賢，德才兼備。“尊尊親親”主要是皇親貴族在物質利益上的特權，不是選拔人才的原則。雖然中國古代沒有發生用人唯賢還是用人唯親的理論爭論，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卻充滿用人唯賢與用人唯親的鬥爭。針對用人唯親的政治現象，中國歷史上進步的思想家、政治家發表了大量的用人唯賢的論述。《尚書》提出“明明揚側陋”（提拔那些地位卑賤，但卻賢能的人）的原則，孔丘則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墨翟說，用人應該“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孟軻主張“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荀況也有許多論述。以後歷代都有提倡用人唯賢，批判用人唯親的言論。如漢武帝求賢，強調“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諸葛亮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又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唐朝李世民更是提倡用人唯賢，反對用人唯親，他常說：“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雖朕至親，亦不虛授。”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內容十分豐富，以上十個方面的問題只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爭論、討論、議論最多的問題，並不是全部，此外，如愛國主義思想，無為而治思想，工商皆本思想等也時有討論。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所涉及的問題一般都是現實政治的反映或政治實踐經驗教訓的總結。一個王朝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往往成為後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政治思想的素材。他們思考和論證往事的得失，為後代的統治者提供新的治國方針，以糾前代之失，絕少抽象的思辨和繁瑣的論證。

中國帝制社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生產力發展緩慢，生產關係很少變化，與此相適應，政治思想方面的變化也很少。在長達三千年的中國帝制社會中，政治思想的表達形式雖有從神學到玄學、從玄學到理學的變化，而神學、玄學、理學所表達的中心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奉天法古，三綱五常，仁義道德等；爭論的問題也一般是人治和法治、德治和刑治、王道與霸道、民本主義和君主至上、相對君權和絕對君權、尊賢和親親、均平和兼并、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義理和功利等。

縱觀中國歷史，法家思想家雖然排斥倫理道德，但這種思想並不佔統治地位，占統治地位的是以孔孟政治思想為主體並融合其他各家學說的新儒家思想。它把政治和倫理道德緊密結合起來，雖不一般地反對暴力，但卻更重視倫理道德，強調“為政以德”，宣傳“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講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把三綱五常視為治國之本。倫理化的政治思想對中國社會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