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

甲午戰爭中中國戰敗，再次引起歐洲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國的歐洲強國，對清政府提出無理要求，並要求准許修建鐵路和採礦。1897年11月，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能方濟（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沖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國立即作出了反應，乘機出兵佔據了膠州灣和膠澳（今青島）。德皇更對其艦隊訓言，謂：“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接下來的一個月，俄軍進駐了遼陽南方的旅順，英國和法國分別派兵佔領威海和廣州灣（今廣東湛江）。

由於德國在山東的侵略行徑，使得山東人民對外國侵略者極為反感。早在1897年就發生了巨野教案，山東巡撫李秉衡因此被貶職。在此之後，山東的民教矛盾有增無減。1897年，山東冠縣飛地梨園屯(今邢台市威縣)村民與教堂因歷史上的土地糾紛引起衝突。威縣梅花拳師趙三多應村民閻書勤等的邀請，前往援助。後趙三多將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朝廷，認為義和拳本屬鄉團，建議“改拳勇為民團”。並明確說義和拳就是“義和團”，在清朝官員中首次提出了“義和團”的概念。同年10月趙三多等人在冠縣飛地蔣家莊(今邢台市威縣)豎起“扶清滅洋”的旗幟“起義”，遭清軍鎮壓而失敗。 1899年，捐官出身的漢裔旗人毓賢出任山東巡撫，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對義和拳採用撫的辦法，將其招安納入民團。於是義和拳成了“義和團”，而口號亦由“反清復明”改成“扶清滅洋”。

義和團的起源有多種說法。

白蓮教說，這一看法的代表是勞乃宣的《義和拳教門源流考》。認為義和團起源於白蓮教。

大刀會說，大刀會是清代華北由貧苦農民為主的一個團體，成員演練“金鐘罩”，認為可以刀槍不入，也被認為是義和團的起源之一。

鄉團說，也有部分人認為義和團起源於民間的鄉團組織。

拳會說，在清代有許多傳播武術的民間團體，如義和拳、梅花拳等，特別是義和拳在長期發展中蒙上了濃厚的民間宗教色彩。被認為是義和團的前身。

義和團的成分極為複雜，既有貧苦 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小商販和運輸工人等下層人民，也有部分官軍、富紳甚至王公貴族，後期也混雜進了不少流氓無賴，“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使得義和團的組織極為鬆散，不利於集中力量打擊敵人。

據陳貴宗《義和團的組織和宗旨》所說，義和團的組織大致分為：

1.壇，是義和團的基層單位，又稱壇口，也有“廠”、“爐”、“團”、“公所”等稱呼。首領一般稱大師兄。

2.總壇，設天津“坎”字總壇。為壇的上一級單位。

3.門或團，為總壇的上一級單位。義和團按照八卦方位分為八門（團），如“乾字門（團）”、“巽字門（團）”等。

4.義和團，是由所有義和團員共同組成的一個鬆散組織。

此外，義和團還有“紅燈照”“藍燈照”“黑燈照”（寡婦組成）花燈照（妓女組成）等婦女組織。

義和團內部又可分為官團，私團與假團。

所謂官團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撫，向清政府掛號，接受清廷官員的統率，領取其糧餉。官團得到清政府的承認，聽從其調遣。承認官團是清廷控制義和團的手段。

私團則大多系團民自發組織，帶有很大的獨立性。自行設壇或從事“滅洋”鬥爭。

假團則有其複雜性，一般說來，義和團是一個幾乎人人可以加入的鬆散的組織，但實際上，有很多義和團組織被清政府以“偽團”，“假團”的名義鎮壓。“假團”分兩種情況，一是不服從清政府的統治並對其構成威脅，因而被消滅，是其鎮壓和消滅義和團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義和團橫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壇附和，或仿效裝束，魚肉良善。” （《天津一月記》）後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義和拳會，各處尋仇殺人，北京西城尤多”（《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直北一帶，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齣行劫。有被獲者，自稱義和團，則地方官即釋之。”（《庚子記事》）

義和團有自己的一套紀律，既有官方頒發的十條團規，也有自己獨特的規定，如“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殺洋人、滅贓官，行於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等。這些戒規在初期得到了較好的遵守，當時有人的記載就說明了這個問題：“看其連日由各處所來團民不下數萬，多似鄉愚務農之人，既無為首之人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面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於戰場，不約而同，萬眾一心；況只仇殺洋人與奉教之人，並不傷害良民；以此而論，似是仗義”（《庚子記事》），有時義和團甚至擔負起維持治安的責任，如“刻有聶軍門所統之武衛軍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處搶奪。經匪首曹福田拿獲二十餘人，皆殺死。”（《天津拳匪變亂紀事》）。義和團運動後期，由於成員日益複雜，出現了許多違法亂紀的現象，但連後來的清政府上諭也不得不承認“……淶涿拳匪既焚堂毀路，亟派直隸練軍彈壓。乃該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持仇教之說，不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

①治外法權凌駕中國法律

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被准許在中國傳教和成立教會。在治外法權之下，不單教會的西方神職人員不受清政府管轄，一般中國信徒也常獲教會庇護。地方上，基督教教會每每因為文化、風俗差異等等各種原因，與地方民眾發生衝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壓當地民眾，而地方政府卻往往因為懼於教會的治外法權，不欲與洋人作對而未能持公處理，造成教案。

②仇外心態

清末華北地方經濟破產，傳統社會綱紀解體；在轉變的時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會社紛起。總之，教會、教眾和洋人、洋貨，成為了仇視的對象。

③謠言

當時社會有許多詆毀西方人的謠言，如說洋人醫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藥、神父用特製器具吸男童陽精等等，而一般中國百姓一向迷信這類傳言，從而人人自危，對西方人及中國教友恨之入骨。

④守舊勢力煽動

教會除了傳教之外也興醫辦學、提倡破除陋習（如纏足納妾）、傳播新思想（如憲政、民主），與維新運動一樣不可避免會引起守舊勢力的仇恨。

教案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國境內牽涉基督宗教教會的社會事件(常引起爭訟、暴力甚或演變為外交事件)。義和拳活動主要集中在中國華北的山東和河北，正是教案頻繁的地區。由於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壓迫和西方傳教士的文化侵略、情報刺探、對中國人民文化歧視以及當時中國守舊勢力利用致使民眾與教會間矛盾日益激化，義和團四處燒教會、殺教士；抵制所有外國事物和之前失敗的“洋務運動”。在義和團的積極排外下，外國人被稱為“大毛子”，一律殺無赦。中國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稱為“二毛子”；其他通洋學、懂洋語、以至用洋貨者，被稱“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時人記載：“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被匪繫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顧以為樂；一仆自言相從多年，主人並非二毛，亦為所殺，獨一馬夫倖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1897年，山東冠縣梨園屯村民與教堂因歷史上的土地糾紛引起衝突。威縣梅花拳師趙三多應村民閻書勤等的邀請，前往援助。後趙三多將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朝廷，認為義和拳本屬鄉團，建議“改拳勇為民團”。並明確說義和拳就是“義和團”，在清朝官員中首次提出了“義和團”的概念。同年10月趙三多等人在冠縣蔣家莊（今屬河北省威縣）豎起“扶清滅洋”的旗幟“起義”，遭清軍鎮壓而失敗。次年（1899年），山東平原縣知縣蔣楷鎮壓義和團，當地義和拳首領李長水請求荏平、高唐等地的義和拳首領朱紅燈支援，朱紅燈在杠子李庄整齊隊伍正式豎起了“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旗幟。10月11日，蔣楷率領勇役數十人前來鎮壓，被義和拳打敗。這次事件後來被稱為“平原起義”。後來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來鎮壓，在森羅殿戰鬥中擊敗義和拳。其後清軍游擊馬金敘活捉義和拳首領朱紅燈、心誠和尚等人。當時的山東巡撫是毓賢，他仇視外國侵略者，對民眾反洋教鬥爭比較同情。他罷免了蔣楷、袁世敦等，對義和拳採取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措施，有說法指出正是毓賢改拳為團，還向朝廷上奏將民教矛盾的責任歸結於教會一方。其態度遭到外國敵視，在列強交涉下毓賢被革去職務。但毓賢對義和拳也進行了鎮壓，在其離職前下令將朱紅燈、心誠和尚、於清水等義和團首領殺害。1899年12月，袁世凱代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

1899年，袁世凱在濟南就任山東巡撫后，對義和團始終持敵對態度，在其任山東巡撫后嚴格限制義和團的活動，並從1900年6月開始鎮壓復起的義和團。在山東遭遇不利情況后，義和團開始向直隸等地轉移。清政府嚴禁義和團，先後派出多批軍隊參與鎮壓。1900年5月12日，淶水縣高洛村發生教案，練軍分統楊福同前往彈壓。5月22日，數千義和團在石亭設伏擊斃楊福同，被稱為“淶水大捷”。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為震驚。隨後的1900年5月27日，直隸中部蘆保鐵路沿線約3萬義和團佔據了涿州城，知州龔蔭培無計可施，便絕食坐以待斃，這是義和團佔據和控制的第一個州城。在此之後，清政府又派出聶士成等參與鎮壓，與義和團多次交戰。但此時直隸地區的義和團運動已呈現出“誅不勝誅”的局面。

1899年冬，山東肥城發生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卜克斯被殺案件，在西方各國連續抗議后，毓賢被清廷免職。新任巡撫袁世凱帶領北洋新軍在山東大力鎮壓義和團。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覲見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義和團；之後獲得調任山西巡撫（他在後來的任期內先後親自下令誘殺、捕殺了超過150名傳教士和他們的家眷，參見中華書局1983年版《中國近代史》）。戊戌政變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對西方反對她廢黜光緒感到十分不滿。

1900年1月，慈禧不顧西方外交人員的抗議，發布維護義和團的詔令。直隸總督裕祿於是由本來剿滅義和團，轉變成扶助義和團。除了向團民發放餉銀外，裕祿還邀請義和團的首領大師兄到天津開壇聚眾。於是山東的拳民湧入直隸。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壇請神、燒教堂、殺洋人、殺清軍、併到處毀壞鐵路及電線桿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萬名拳民佔據。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結果剛毅回京后，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庄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

1900年5月28日，英國全權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館區有危險，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國戰船增援。337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在1900年5月31日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防衛使館區另外89名德國及奧國陸戰隊員在1900年6月3日抵京。

1900年6月9日，慈禧調董福祥的武衛后軍進城，駐紮在天壇和先農壇附近。董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

1900年6月10日，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義和團拳民於同時開始大舉入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外國使館對外通訊斷絕。

1900年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被剛調入京的清兵甘軍所殺，被開腹剖心。駐天津的各國領使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爾(Edward Seymour)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被拳民破壞，西摩爾受阻於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與清兵及義和團展開戰鬥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該戰事是一次抗擊外敵的重大勝利，並被命名為“廊坊大捷”。

1900年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內城，當天燒毀孝順衚衕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衚衕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衚衕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佔據）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

1900年6月15日，軍機處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1900年6月16日，前門一帶約千家(一說四千家)商鋪因老德記西藥房大火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毀。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庄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於七月初被全部殺害。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別也互相武鬥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和甘軍也肆意姦殺婦女，不計其數。除了屠殺姦淫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倖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徐桐(時年八十)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鬥。是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后，一度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諭。

1900年6月17日，聯軍攻佔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時，得到虛假情報，以為外國的要求她歸政於光緒。慈禧態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轉變，轉為支持義和團及向洋人開戰。命剛毅、載漪、載勛、載濂、載瀾統領義和團，載勛任步軍統領九門提督。

1900年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由於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眾，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復）；成為列強發動戰爭的借口。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的名義，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

清廷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使館區內被圍人數約3,000人，當中約2000 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0人為外國男性平民，147名婦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陸戰隊共409人，武裝有3挺機槍及四門小口徑火炮。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負責指揮抵抗。

1900年6月25日，清廷當權派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弒光緒，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衝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中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義大利及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剿滅拳亂的清廷軍隊與義和團拳民對戰。1900年7月至8月進軍北京的聯軍指揮官是俄國人General Linevitch 。

1900年7月14日，聯軍佔領了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后自殺。

1900年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許景澄及袁昶被清廷處死。

1900年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並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1900年8月11日，清廷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及徐用儀。

1900年8月14日凌晨，聯軍來到北京城外，經兩天的激戰，到15日逐步攻佔了北京各城門，隨即與清軍在京城各處展開巷戰。

1900年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已基本佔領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後立即倉皇離開，逃到西安。

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在美國的歷史記載里，稱這次軍事解除公使館危機行動為中國解救遠征，中國則稱之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堅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於8月7日被任為聯軍總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軍在聯軍攻進北京后兩個月才到達中國。他們因為熱切執行威廉二世1900年7月2日發布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記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四處擄掠，而備受批評。威廉二世的這段講話是對5世紀匈奴入侵歐洲的回憶。後來這段話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英國人借用來貶損他們的德國敵人。

俄國除了與隨聯軍進攻北京外，更另外從南北兩路派二十餘萬人進佔中國東北。北路俄軍8月攻佔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佔領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佔據營口，10月佔領瀋陽，不久之後兩軍會師，佔據了東北全境。

八國聯軍兵力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借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作總統支撐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1900年9月7日，清廷發布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中外勢力的聯合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同時，清政府派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全權特使，與各國和談。

慈禧在出走時發布上諭，將戰爭的責任推到義和團頭上，並命令各地清軍予以剿殺。義和團迅猛的發展部分得益於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態度變化后，許多義和團組織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義和團堅持抵抗。劉呈祥帶領義和團在天津郊區抵抗侵略軍，保定義和團首領周老昆率部在山區堅持戰鬥，義和團首領郭逢春在廣昌與侵略軍和官軍戰鬥。侵略軍在華北的其它許多地區都遭到當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鎮壓。

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內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甚至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中國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證實：

據教會人士的統計統計，共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1900年7月9日，在太原巡撫衙門前，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義大利籍艾士傑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山西是全國讎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內蒙古，1900年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1900年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在直隸（河北），由於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頑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兩神甫，不分男女老幼，盡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獻縣張庄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倖存。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在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發生了集體屠殺事件。湖南衡州和陝西，也發生主教神甫被殺事件。在山東、河南，教堂被毀者佔十之七八。（以上內容出處不明）

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德軍、俄軍、法軍有濫殺、強姦、搶劫、縱火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國梁為首的教士們公然發出“布告”下令天主教徒搶劫，規定搶劫不滿50銀兩的，不用上繳；超過50銀兩的，應歸公集中均分。從8月18月開始，教徒連續搶劫了8天。法國媒體曾刊登回國士兵的陳述：“從北堂我們開向皇宮，修士們跟著我們去，...他們慫恿我們屠殺、搶劫，...我們行搶都是替教士乾的。我們奉命在城中為所欲為三天，愛殺就殺，愛拿就拿，實際搶了八天。教士們做我們的嚮導。我們進一家就隨便拿東西，我們把店掌柜抓了當僕役，教士們把搶來的東西，讓他們背著運到北堂去了...”。

根據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撰文的揭露，僅在河北任丘縣一處，美國基督傳教士梅子明(William Ament)以‘用人頭抵人頭’為口號就殺害了中國無辜農民680人。

閻書勤（1860—1900），冠縣梨園屯（今屬河北省威縣）人，領導了冠縣起義。人稱“大刀閻書勤”。1900年8月18日閻書勤等被捕拳民被解往臨清。

趙三多（1841—1902），領導過冠縣起義，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幟，義和團失敗后參加景延賓起義而在此過程中殞命。

朱紅燈（？—1899），領導過平原起義，擊敗縣令蔣楷，在森羅殿戰鬥中戰敗，后被捕處死。林黑兒（？—1900？），自稱“黃蓮聖母”，是紅燈照的領導者，天津失陷后被俘，不知所終。

王立言（？—1899），今高唐人。自幼愛習拳棒，成年後武藝高強，即組織義和拳，設場授徒，練拳習武，以健身保家。山東義和團主要首領之一，朱紅燈死後在山東堅持戰鬥，后失敗被殺。

倪贊清（1862—1902），字翼臣，組織和指揮了著名的廊坊大捷。

曹福田（？—1901），直隸靜海人，在靜海、南皮、慶雲發展義和團，天津義和團首領。在老龍頭火車站與八國聯軍激戰。

張德成（1846—1900），高碑店市趙張村人，在獨流鎮創建“天下第一團”，后率部赴天津與聯軍戰鬥。

劉呈祥（1881—1900），別號劉十九，1900年19歲時在天津西郊高家莊設乾字壇，后在天津打擊八國聯軍，天津失陷后仍堅持戰鬥。

景廷賓(1861-1902)，直隸廣宗縣（今屬河北邢台）東召村人，1902年4月同趙三多等在巨鹿廈頭寺領導起義，改旗號為“掃清滅洋”，7月失敗就義。

義和團運動的領導階級是農民階級，基本群眾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提不出切合實際的革命綱領。最初，他們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屢遭清政府的鎮壓。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義和團把鬥爭的矛頭直指帝國主義，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由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為了躲開義和團運動打擊鋒芒，被迫採取假宣戰，真投降的欺騙手法，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鎮壓義和團運動，使義和團處於內外夾攻的境地。在國內外敵人的夾擊下遭到了失敗。

客觀原因：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即主要原因）

主觀原因：“扶清滅洋”中的“扶清”使義和團喪失了應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

義和團運動的高潮雖說為期不過三個月，並且最終還在清政府的叛賣下，在中外反動勢力的鎮壓下陷於失敗，但是，它的豐功偉績卻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它的功績，概括起來說是：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保存了中國幾千年來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的可能爆發，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覺醒並成為“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這些功績，主要是在中國方面；不過其中有些也涉及到了世界方面，具有了世界歷史意義。

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

義和團運動是通過拳民的英勇戰鬥，在瓜分危機三次緩解的基礎上才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這三次瓜分危機的緩解是：1900年6月20日聯軍《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一次緩解；7月3日美國《海約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二次緩解；10月16日《英德協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三次緩解。三次緩解的過程從所謂有限的軍事行動到“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從“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國形勢“獲得領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體明確，並使個別具有領土野心、企圖趁火打劫的帝國主義強盜也終於沒有達到目的。因此，通過義和團運動中三次瓜分危機的緩解，結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作用。

義和團運動以其英勇戰鬥的精神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者，使他們不敢為所欲為，不得不來一個緊急剎車，中止他們的瓜分罪行。單憑事業的正義性，而不靠英勇的戰鬥去把它付諸實踐，最後也必是一番空話，一事無成。帝國主義列強根本不會因為他們掠奪殖民地的強盜行徑的非正義性而停止其瘋狂罪行的；不然的話，何以世界上許多地區都淪為他們的殖民地了呢？這種人們所謂的“一種可怕的真理”（an awful truth），在世界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義和團運動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作用，乃是由於它是一次民族起義運動，是一場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這種運動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軍事力量所鎮壓不了的。數十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鬥爭史證明，它雖屢經鎮壓，卻此伏彼起，更加茁壯成長；“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就是因為它具有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性質的緣故。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義和團運動，它的這種性質就更明顯了，規模也大得多了。

保存了中國的文化和文明

義和團運動既然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它就相應地保存了中國數千年來的悠久的文化，使我們中華民族這個文明古國得以在這個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掠奪領土的時代中存在下來，中國悠久的文化和文明之保存乃是中國在政治上沒有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直接後果。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發展本來是互相影響，彼此滲透，互相補充的。毋庸諱言，中國近代由於西方產業革命沒有波及到中國，它是落在文化發展的後面了，但是，它是可以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急起直追。迎頭趕上的。正像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等代表中國文化的四大發明，曾經有助於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之結束一樣，中國文化和文明在將來也是很可能對世界文化和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在義和團運動中，英勇的拳民敢於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號稱“八國聯軍”的“挑戰”（Challenge）作出“應戰”（Response），就把所謂中華民族是“一個未開化的群體”，“一批沒有活力的群眾”，“一群沒有民族熱望的東亞病夫”，所謂中國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病人”，是“一個垂死的國家”等種種誣衊，一掃而光，證明了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它的文化並未衰老，而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沒有像挑戰一樣的應戰，就不會產生創造性的火花”。義和團運動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挑戰所作出的應戰證明，中國文化和文明是有其生存的價值和權力的，而中國幾千年來的悠久文化和文明並藉此得以保存，義和團運動的功績是不朽的。

遏制了一場可能爆發的帝國主義戰爭

1900年全面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如果說它曾經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話，那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也就曾經相應地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為爭奪瓜分中國領土而進行的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的可能爆發。如果說義和團運動不曾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話，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後來為了爭奪我國東北的勢力範圍尚且不惜一戰。不過，這時發生的帝國主義戰爭多半不會是日俄戰爭，卻很有可能是英俄戰爭；也有可能不只是兩個國家，而是兩個國家以上參加的帝國主義戰爭。當然，也有通過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協商來進行和平瓜分中國的可能性，雖說這種可能性很難實現。

民族意識覺醒

義和團運動標誌著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濫觴。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發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佔據上海，蹂躪台灣，強迫開放膠州，又想來瓜分中國。’由這段布告看來，義和團的興起雖然最初發生於幻想，但很明顯的還是民族精神的覺醒。”美國駐華特使柔克義致海約翰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為，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所顯示出的熱情和能量使八國聯軍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將軍感慨萬端：“中國群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不過1903年又發生了圍繞東北的瓜分危機：“因為俄國佔了奉天，各國要實行瓜分的政策”）英國哲學家羅素也在《中國問題》中說，一旦怯弱溫和的中國人的熱情被激發，也可能變成世上最輕率的賭徒。而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上的評價顯然帶有毛澤東的個人色彩：義和團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失敗證明，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就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

清末的義和團運動以及民國的反廿一條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三大群眾性民族主義運動，其中五四運動主要為反帝國主義政治主權侵略，而義和團運動和五卅運動則是反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侵略的運動，持續時間更長，影響更深遠。

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義和團運動不僅在當時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保存了中國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的可能爆發和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覺醒，並且還成為“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來總理於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歡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是這樣地把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繫起來觀察並從這個角度來評價義和團運動的功績的。他在《講話》中說：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壓迫、掠奪和屠殺。中國人民在這個時期里，不斷地為爭取自己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英勇地進行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鬥爭。一九○○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4月20日，保定清苑義和團與教民大規模械鬥，“拳民與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鬥，勢甚兇猛”。

5月12日，保定淶水義和團與教民大規模械鬥。

5月22日，義和團戕殺前來平定械鬥的清軍將領楊福同。

5月27日，數萬義和團進入距北京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之後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間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樑及電報設施。

5月29日，義和團焚燒北京近郊的丰台車站。車站、車廂、商店、太后專列全部被燒。

5月31日，在清政府同意下，337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一說6月1日抵京，防衛使館區。另外89名德國及奧國陸戰隊員於6月3日抵京。

6月7日，在清廷許可之下，大批拳民開始進入北京。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越來越多的義和團拳民陸續進入北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對外通訊斷絕。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在永定門內被剛調入京的董福祥甘軍所殺，被開腹剖心。駐天津的各國領使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爾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被拳民破壞，西摩爾受阻於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與清兵及義和團展開戰鬥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該戰事是一次抗擊外敵的重大勝利，並被命名為“廊坊大捷”。

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內城，當天燒毀孝順衚衕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衚衕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衚衕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護）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

6月15日，軍機處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6月16日，義和團燒毀前門老德記西藥房，而附近約千家商鋪受波及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毀。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庄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於七月初被全部殺害。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別也互相武鬥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和甘軍也肆意姦殺婦女，不計其數。除了屠殺姦淫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倖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徐桐（時年八十）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鬥。是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后，一度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諭。（出處不明）

6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餘人及僕役二十餘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縳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出處不明）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由於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眾，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復）；成為列強發動戰爭的借口。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彼等”（並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等十一國”）同時“宣戰”。實際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達一份譴責洋人和表達決心的詔書，而該詔書未曾按現代外交慣例，交予外國使節。

清廷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使館區內被圍人數約3,000人，當中約2,000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0人為外國男性平民，147名婦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陸戰隊共409人，武裝有3挺機槍及四門小口徑火炮。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負責指揮抵抗。

6月25日，在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的率領下，義和團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弒光緒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衝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中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義大利及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剿滅拳亂的清廷軍隊與義和團拳民對戰。7月至8月進軍北京的聯軍指揮官是俄國人General Linevitch。

6月27日，許景澄及袁昶聯銜上奏，請殺主戰派，而再后殺兩人以謝主戰派。

7月14日，聯軍佔領了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后自殺。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許景澄及袁昶被清廷處死。

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並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8月11日，清廷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及徐用儀。此三人與之前被殺的許景澄、袁昶號稱庚子被禍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聯軍自通州攻打北京，董福祥率軍在廣渠門與英國軍隊作戰，下午2時，廣渠門被攻佔，董後撤至東便門、朝陽門、正陽門一帶繼續抵抗，禁軍潰敗。董福祥從彰儀門撤走，撤走時縱兵搶掠。

8月15日，慈禧攜光緒帝等皇室倉皇西逃，10月26日抵達西安。

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已基本佔領北京全城。

1.義和團運動的結果之一

是朝廷體制內的守舊頑固派被清除，因而在1901年清政府延續戊戌變法的思潮，啟動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滅亡。

2.統治威信下降

前往鎮壓義和團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在中國仕紳階級看來，清政府在事件中對聯軍勢力無能為力，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擅自違令行動，事後反而得到褒獎。各地督撫開始出現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統一集權的態勢開始解體。十年後，南方革命黨反政府的活動激進化，團結各省新軍於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違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獨立或觀望。最終袁世凱進逼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導致民國軍閥混戰的政局。

3.俄日在中國的擴張

俄國乘機佔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的日本衝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係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

4.日本駐屯軍

根據辛丑條約，日本可以在中國一部分地區駐軍，保護僑民和交通路線，這為日後的中日衝突埋下了禍患。

5.列強對華政策的改變

義和團事件亦改變了列強的對華政策，減緩了當時列強殖化中國的步伐，正如當時諺語所講：“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強意識到利用虛弱不堪的清政府統治中國百姓，顯然比列強直接派總督統治百姓有利。

義和團運動雖然當時被西方認為是一場扶清的排外運動，但其也確實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能力。其後掌握朝政的中國慈禧太后也認識到無論先前她的態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滅亡，中國勢必進行改革。在各大帝國中，日本由於率先協助軍事鎮壓義和團拳亂而得到國際威望，這也是日本軍隊第一次被視為一隻國際力量。如上所述，由於日本軍隊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而長期與沙俄軍隊的矛盾最終使得兩年的談判破裂並爆發戰爭。德軍在鎮壓義和拳暴亂后被冠以綽號為“匈奴”。而在沙俄方面，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

美軍第九步兵團因其在戰役中的表現被冠以綽號“滿人”。直至今日，該步兵團（駐紮在韓國Camp Casey）仍然會每季徒步行走25哩以紀念那次慘烈的戰役。能夠成功完成的士兵將被授予一面繪有中國龍的綬帶。

有人認為義和團運動無法反映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和不平等條約的愛國精神，因為在整個運動中，愚昧無知的濫殺占絕大多數，真正反抗西方侵略者軍隊幾乎沒有。(出處不詳）

也有人拋開義和團運動的起因和歷史環境，孤立的討論認為義和團的行為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也直接造成許多教民受害，而且針對對象從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匡（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謂十毛），無法無天，除屠殺外，，不論以中外的傳統道德觀點來看、義和團的行為實屬野蠻殘暴。如據當時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銼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

台灣人（不分統獨）及許多海外華人對義和團的評價極差，義和團已經成為迷信及暴力的象徵，更成為罵人用語。義和團幾乎是找無辜者泄憤，不但受害的外國人多屬無辜，更有許多中國人直接受害，唐德剛將義和團與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武鬥相提並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梵蒂岡“封聖”事件中（名單系由台灣教團推薦），大多數被“封聖”的聖徒是義和團運動中的“殉道者”，但在中國方面看來則視其為帝國主義的幫凶，這也凸現了教廷方面與中國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事後梵蒂岡教皇曾為封聖日與中共十一國慶撞期而道歉，但無意改變封聖的決定。

鄒容在其著作《革命軍》中說“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義大利加波拿里，為國民添禍亂。”

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說：“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後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華工學校講義》）

李大釗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日）中說：“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陳獨秀在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徵，陳獨秀最後總結說：“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孫中山：大東書局《三民主義淺說》《民權初步·第五講》

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藉，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

秋瑾《精衛石》：

“義和拳釀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

鄒容《革命軍》：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義大利加波拿里，為國民添禍亂。”

蔡元培《華工學校講義》（1916）：

“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後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

袁偉時認為：

大陸歷史教科書對義和團的評價是有意美化的，義和團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反帝和反封建

嚴復1902年發表於《大公報》的《主客平議》一文：

嗟呼！庚子妖民愚豎，盜兵潢池，其遺禍國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謂無愛國者。特愚妄憤戾，而其術又純出於野蠻，此其所以終被惡名，而無以自解於天下。嗚呼！亦可傷已。

康有為《拳匪頭王培佑超升京尹論》:

那拉后、端王、慶王、榮祿、剛毅、趙舒翹，此六人者結通團匪，以戕殺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瞿秋白在《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一文中曾指出：

“遊民階級，失業的勞動階級，因為自己經濟地位及生活條件的緣故，不能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和階級覺悟。”

宗教戰爭

哲學家唐君毅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民間道教與西方基督教之間的宗教戰爭。他說：“與近代中國文化問題，及西方經濟、政治、宗教之力量之傳入，密切相關之大事件，一為太平天國之亂，一為義和團之變。如果要在中國史上找宗教戰爭，則此二者在一義上，亦可說是宗教戰爭。太平天國，可說是變相的基督教與儒教之戰爭。而義和團則是民間的道教與基督教之戰爭。當然太平天國與義和團之事件，其產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國是要排滿，義和團是要滅洋。但在口號標語上說，太平天國明是打著上帝的旗幟，而義和團之口號，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著中國道教諸神的旗幟。此中不能說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衝突的問題在內。因而亦可說為一宗教戰爭。如西方之宗教戰爭，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經濟的原因，而不失其為宗教戰爭。此二次宗教戰爭，第一次中國之儒教勝了，第二次中國之道教敗了，連整個中國亦敗在西方國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傳教事業，更日益在下層社會，進行無阻。”

權力鬥爭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義和團運動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權力鬥爭。唐德剛將義和團比喻為紅衛兵，而將剛毅比作林彪，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庄親王載勛四兄弟比作四人幫。載氏四兄弟、剛毅及其一幫扶助義和團的大臣，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后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態，排斥光緒帝等帝黨。

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本擬廢光緒立載漪之子大阿哥溥俊為帝，但遭到西方列強反對，因此，載漪等人對西方列強及光緒帝極為仇恨。在多次御前會議上，他們當眾羞辱光緒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緒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慾弒光緒，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雖保住了光緒的命，卻也忌他們幾分，無法控制他們。董福祥的甘軍殺了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載漪面斥，欲下旨懲辦，但董福祥以甘軍嘩變來要脅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罷。

而其時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將義和團當成陞官發財的好機會，“士大夫諂諛干進者，又以義和拳為奇貨”。如御史徐道焜上書：“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陳嘉稱自己“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夷當自滅”，“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當時的報紙評論說：“推本言之，有守舊，而後有訓政，有訓政，而後有廢立，有廢立，而後有排外。”“義和拳者，非國事之戰爭，乃黨禍之戰爭也。”

義和團運動於1963年的電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中被提及。《北京55日》攝於西班牙，由於拍攝需要數千名中國演員，電影公司從西班牙全國各地幾乎把找到的中國人都拉來排戲了。這樣的結果導致在電影拍攝期間西班牙全國的中國餐館幾乎都關閉，因為餐館員工（通常是業主）都被電影公司所僱用。電影公司僱用了如此多的中國人以致在幾個月的時間內，西班牙全國幾乎找不到中國餐館吃飯。這套電影因為題材敏感，後來一直被禁止在香港上映，直至1980年代後期。

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攝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電影，名為《八國聯軍》（Pa kuo lien chun），導演張徹使用高預算拍攝了一個關於覺醒與復仇的大場景故事。《八國聯軍》描述了拳民的追隨者因受欺騙而相信他們刀槍不入水火不傷。電影的武術導演是劉家良，由傅聲主演。

1986年，中國大陸作家馮驥才關於義和團運動的小說《神鞭》被改編成電影，著名演員陳寶國參演。電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辮子神力無比，可作為傷人利器，被稱為“神鞭”。傻二亦憑藉這項才能加入了義和團。在一次和“洋人”的戰鬥中，傻二的戰友大都陣亡，傻二的辮子也被洋槍打斷，此後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結尾，傻二剪掉了辮子，變成了一位神槍手，繼續和外國勢力作鬥爭。傻二有一句總結全劇主旨的名言：“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的時候還得割”。

1995年尼爾·斯蒂芬遜（Neal Stephenson）寫了一部后數字朋客小說《鑽石時代》（The Diamond Age），義和團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布置中被含糊提及。

神助拳　義和團　只因鬼子鬧中原

勸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無倫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產

如不信　仔細觀　鬼子眼珠俱發藍

天無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發怒　仙發怒　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　非白蓮　念咒語　法真言

升黃表　敬香煙　請下各洞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著人體把拳傳

兵法藝　都學全　要平鬼子不費難

拆鐵道　拔線桿　緊急毀壞大輪船

大法國　心膽寒　英美德俄盡消然

洋鬼子　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

詩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體仙人藝　定滅洋人一掃平

—右傳雲山東聖府抄傳

《神鞭》 作者馮驥才

《檀香刑》 作者莫言

《龍虎鬥京華》作者梁羽生

《庚子風雲》作者鮑昌

《正紅旗下》作者老舍

《廊坊大捷》作者單田芳

《紅燈照》（京劇）

《神拳》（話劇）作者老舍

《一輝曼荼羅》（《亂世三娘》）作者手塚治虫

《神鞭》（據同名小說改編）

《黃飛鴻之王者之風》

《北京55日》

《八國聯軍》

《國難1900：義和團事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