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松法師
上海靜安寺住持
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到二十年(一九三一年)這段時間中,日本的密教--即所謂「東密」者,在我國一些大城市中風靡一時。那時,內地僧侶尚沒有到西藏學法的風氣,學密宗的人都是到日本去修學。像楊仁山居士的入室弟子桂伯華,就是於清季末年到日本學密的。
持松法師
最初在國內弘傳東密的,在上海、杭州、武漢者有大勇和持松,在廣東則有居士王弘願。所謂東密,即日本弘法大師空海(西元七七四~八三五年),於唐順宗永貞年間,自漢地傳入日本的真言宗。空海於西元八一六年,在高野山創建金剛峰寺,為此宗的根本道場。民國初年(一九一二年),大勇、持松兩人赴日本學密,在高野山得阿闍黎,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回國,在上海、杭州、武漢等地大肆弘傳,一時社會人士趨之若鶩。後來大勇率領入藏學法團,欲入西藏學法,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客死西康打箭爐,未能達到入藏的願望。而持松則三度留學日本,一生弘傳東密,開壇灌頂,講經著作,深受緇素兩眾的尊敬。
持松性情沈靜,凝重寡言,契合世出世法,圓通顯密二教。他通日文、梵文,且善詩能詞,兼通書法,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華嚴宗教義始末記》,全面概述華嚴宗要義;《密宗通關》,概述我國唐密與日本密宗的關係。其他尚有《大日經·住心品撰注》、《金剛大教王經疏》、《金剛界行法記》、《真言宗朝暮行法》、《密教圖印集》、《三陀羅釋》等密乘著述,及顯教著作《攝大乘論義記》、《觀所緣緣論講要》、《因明入正理論義解》、《心經闡秘》、《般若理趣經集解》、《菩提心論撰注》、《釋尊一代記》、《梵語千字文》、《奘師文鈔》等。
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生於荊門直隸州沙洋張家潭(今沙洋縣城南青泥村),六歲入學啟蒙,攻讀四書五經。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持松十四歲時,父親病逝,未幾幼弟夭折,母哀傷過甚,大病幾瀕於危。宣統二年秋間,襄水暴漲成災,偕母與弟往外祖家,依外家以活。母弟有安身之所,他蘋身投入沙洋鐵牛寺出家,時年十七歲。翌年由鐵牛寺到遠安縣觀音洞安居,學習佛門儀軌及經典。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冬,到漢陽歸元寺受具足戒,之後留在寺中聽《楞嚴經》。初聽大乘經典,不能了解經義。翌年,聞上海有「華嚴大學」之設,他求知心切,立志求學,乃負笈上海,進入設於上海哈同花園、月霞法師創辦的華嚴大學,學習賢首宗義。後來,華嚴大學遷到杭州海潮寺,持松也隨校到杭州肄業,在校中戒律精嚴,成績優異,深為月霞法師所器重。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持松自華嚴大學畢業,返回湖北舊里,他母親已於數年前病故,一弟亦離家失蹤,持松悲傷不已。是年冬,到當陽玉泉寺謁見祖印老和尚,叩詢天台大意,留在寺中依老和尚學習天台教觀。月霞法師自華嚴大學首屆學僧畢業后,即結束學校,到九華山東崖寺講經。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月老到漢陽歸元寺講《楞嚴經》,持松自當陽到漢陽聽講。月老講經圓滿,持松隨侍月老到宜興磬山,月老講《法華經·一乘教義章》。未幾,月老奉冶開老和尚之命,到常熟住持虞山興福寺,持松隨著到了常熟。七月初一日,月老在興福寺晉山後,命持松擔任書記,並命其師弟應慈籌備開辦興福寺「法界學院」。
是年秋,月老到杭州,駐錫玉泉寺。未幾罹疾,入冬病亟,應慈法師到杭州探疾,月老遺命,要應慈代他傳法於持松。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春二月,應慈法師擇日在興福寺升座,代月老傳法於持松,他自己則傳法於惠宗、潭月,三人同為臨濟正宗第四十三世法嗣。持松受法后,繼乃師月霞出任虞山興福寺住持,是年持松二十五歲。興福寺為千載名剎,清末以住持不得其人,寺產抵押,寺宇毀壞,破落不堪。山主錢博夫居士,到天寧寺求冶開老和尚出面維持,冶老始命月霞法師出任住持。持松繼任后數年間,修繕殿宇,還償欠債,贖回寺產,使興福寺漸復舊觀。在此期間,興福寺曾兩度傳戒,各度僧數十人。由應慈法師在興福寺籌辦的法界學院也告開課,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持師在院講《楞嚴經》。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護法居士馬冀平,出任安徽省教育廳廳長,與安慶迎江寺住持竺庵法師合議,於迎江寺創設「安徽僧學校」,請常惺法師任校長。常惺與持師為華嚴大學同學,約持師前往相助,持師乃到了安慶。與他同時在僧學校任教的,還有蕙庭、覺三等法師。未幾,持師興起了修學密宗的念頭。是年冬天,他與太虛大師的弟子大勇,結伴東渡日本,到高野山真言宗道場,依天德院金山穆昭阿 黎修學密法,受古義真言宗中院一派的傳授。一年余后,獲第五十一世大阿 黎位,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兼以他所帶的旅費告罄,乃於當年底返國。
大勇早他數月而回,先在上海,繼到武漢,在兩地開壇傳法,轟動一時。持師返回上海后,受杭州學佛人士之請,在杭州菩提寺傳法灌頂,從之習咒印密法者多至百人,月余竣事。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春,他由上海赴武漢,途經安慶,常惺法師迎他到迎江寺,為他開歡迎會。持師在會上致詞,略謂他東行學密的目的,實欲藉此探究日本佛教之真相,以為改革中國佛教之借鏡,說到日本佛教優劣之比較,他說∶
彼邦現有宗派,略分十餘種,而各宗皆有一專宗大學,以培育高深人才,而其小學、中學,更不一而足,教徒鮮有不入學者···但其最弱之點,則為戒律廢弛,娶妻食肉,視為分內。彼邦佛法,各雖興盛,實則三寶之形神不完,以戒為師之語,彼早視為小乘不足重矣。
持師回到武漢,受地方善信之請,出任洪山寶通寺住持。是年春天,大勇曾在武漢傳密法,造成一陣轟動,甚至於武昌佛學院的學僧也都傾向密乘,有十多人到北京進入大勇所辦的藏文學院。此時持師住持名剎,地方善信也要求他傳授法印,於是洪山寶通寺成為弘傳東密的道場。是年秋季,湖北督軍蕭耀南,在寶通寺建仁王護國法會,祈求保國安民,並舉行灌頂結緣。七日法會中,武漢名流居士陳元白、趙南三、杜漢三、鄧夢光等百數十人,都在法會中灌頂受法,一般善男信受灌頂者數千人,盛況空前。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北洋直系軍閥吳佩孚,先一年在直奉第二次大戰中,兵敗榆關,此際又以「十四省聯軍總司令」名義開府漢口。吳佩孚秀才出身,也曾飽讀儒書,但不諳佛理,久聞《金剛經》之名,而不知其義。聞得持松法師在武漢弘化,特命幕僚禮請法師到府,為他講解《金剛經》。吳佩孚是抱定以武力統一中國的人,持師隨緣弘化,舌燦蓮花,闡釋佛家的慈悲和平之旨,但並沒有遏止吳氏武力統一的野心。後來吳氏兵敗,下野入四川寄食。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是年冬,日本僧侶在東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中國有「中華佛教代表團」之組織,道階、太虛為正副團長,持松亦為團員之一,隨團赴日,在大會中他被選為教義研究部理事,並結識得佛教學者木村泰賢、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以後交往甚久,彼此交流中日佛學。大會結束后,他仍留在日本,到新瀉縣從權田雷斧僧正受新義真言宗灌頂。翌年四月,又到京都比睿山延歷時,學習台密儀軌;之後再到高野山,依根本上師金山穆昭阿闍黎傳授口訣,兼學梵文,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回國。臨別時,金山穆昭阿闍黎贈以珍藏的金剛界、胎藏界兩幅大曼荼羅,以為紀念。
持師回到上海,在功德林、凈業社、清涼寺等處講經弘法。是年廣州國民革命軍北伐,在武漢三鎮的爭奪戰中,洪山寶通寺毀於兵燹,他乃在上海留下來,往來於南京、杭州、漢口、武昌等地講經、傳戒、修法、灌頂。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夏,佛教大護法朱子橋居士,請持師到遼寧作「仁王法會」。法會開始之日,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學良,偕遼寧省主席翟文選等人,入壇護摩受戒。法會畢南返時,途經榆關,下車停留,為直奉戰爭枉死者施食迴向。在北平柏林寺居留月余,偕朱子橋居士朝五台山,設千僧齋,結緣灌頂。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春,持師在漢陽,於歸元寺講《楞嚴經》,學者蔡元培曾率學生聽講,向法師請教哲學與宗教大意。下半年,講《護國仁王經》於武昌蓮溪寺,講《大日經·住心品》於南京功德林。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以後,上海名流居士段祺瑞、屈映光、王一亭、史量才、陳元白、韓大載,及趙夷午、葉香金等,組織「菩提學會」,修持密乘,請持師指導。持師在覺園的上海凈業社靜室,為趙夷午、葉金香等傳法,歷時一載有餘。又在上海清涼寺,為蔣維喬居士等授十八契印。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他第三次東渡日本,考察日本佛學,與日本佛教學者廣泛接觸。回到上海後,駐錫聖仙寺,應菩提學會王一亭、屈映光諸居士之請,在上海覺園建「丙子息災法會」。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華戰爭爆發,是年持師四十四歲。他於覺園建百日調伏法會,為國家祈福。上海淪陷后,他駐錫聖仙寺,閉門謝客,拒絕敵偽的誘迫,在寺中從事著作,前後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他編撰出《華嚴宗教義始末記》,《密教通關》,及應李圓凈居士之促請,整理及校讎歷年著述,分為顯密二輯,由哈同夫人羅伽陵捐資出版。並撰寫《自傳》,於上海的《覺有情》月刊登載。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寇侵華戰爭失敗,無條件投降,持師猶隱居不出。直到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始應諸方大德之請,出任上海名剎靜安寺住持,兼靜安佛學院院長。靜安寺是上海最古老的寺院,相傳始建於三國東吳赤烏十年,千餘年間,歷經興廢,民國年間,是上海香火最盛的名剎之一。由於寺產豐厚,也是一個是非不斷的道場。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上海光復,民國三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治安機關大捕附日分子,靜安寺住持德悟,監院密伽,為人告密有附日嫌疑而遭拘捕。佛教諸山長老及護法居士,共議靜安寺恢復十方叢林選賢制,並公推持師出任住持,白聖法師為監院。
持師素知靜安寺為是非之地,推辭不掉,乃提出四點要求,即∶
一、今後住持選舉由公推。
二、弘法道場,應逐漸減少應酬。
三、寺內經濟應公開,且儘力行慈善公益事業。
四、寺內各司本職,瑣務應酬幸勿相累。
他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晉山,在寺中實行「分層負責制」,行政事務概由監院白聖法師負責。寺內原有的「靜安佛學院」,持師擔任院長,白聖任副院長。育枚法師任教務主任,在院任教的有道源、仁俊、妙然諸法師及林子青居士。受學學僧五十多名,其中如自立、了中、聖嚴、幻生、唯慈、妙峰、性如、性慈等,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春都去了台灣,後來都是佛教中的中堅人物。佛學院中出版有《學僧天地》月刊,弘揚佛學,甚為青年僧侶所歡迎。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持師住持靜安寺如舊。一九五三年,持師六十歲,是年他在靜安寺設真言宗壇場,復興我國久已失傳的唐代密教。同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持老被選為理事。一九五四年,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一九五六年,又當選為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是年十一月,隨中國佛教代表團,參加在尼泊爾舉行的第四屆世界佛教代表大會。
一九五七年九月,他在靜安寺接待了印度、錫蘭、尼泊爾、柬埔寨、泰國、越南等國的代表團。繼而率領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到柬埔寨參加釋迦牟尼佛涅盤兩千五百周年紀念大會,會後到尼泊爾、緬甸、日本等國訪問。一九六四年,隨著中國宗教代表團出席了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一九六五年,又隨中國佛教代表團,訪問印尼。在此期間,曾參加《辭海》的修訂,擔任編輯委員會委員,撰寫有關佛教條目。
一九六六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開始,靜安寺受到衝擊,僧眾被迫離開寺院,七十四歲的持松老和尚亦不例外,文革期間的生活情形,以資料缺乏,不得而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持松法師在上海圓寂,世壽七十九歲,僧臘六十一,戒臘五十九夏。
後來,在常熟虞山有他的墓塔,上海靜安寺也有「持松法師紀念堂」,陳列著他使用過的法器和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