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深
慧深
慧深遊歷扶桑國及其東鄰女國后做的珍貴記錄部分地保留在姚察、姚思廉父子著的《梁書》之中，就這一部分也已成為古籍中對扶桑之地最詳盡的論述了。關於扶桑國的地望，歷來存有爭議。為方便對照，《梁書》相關記載轉錄於下。《梁書·東夷傳·序》云：“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南朝梁武帝年號520～527年）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原本尤悉，故並錄焉，”《傳》文云：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499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絰。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
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獸。咸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咸。”天監六年（507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雲。
根據山東省日照市濤雒鎮石鳯寺重建碑記記載：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后復興。
先是，沙門慧深者，山下視餓殍而不見。殍曰：憫者，佛也。深大驚，知為佛祖點化。遂堆碎石為冢掩殍屍，化善緣建寺於冢側，曰天台憫寺。后殍冢每顯佛光，憫寺大興。北魏肇始，佛門不幸，殃及憫寺，深憤而出海，此一劫也。北周武帝禁佛，毀寺塔，逐沙門，憫寺敗落，此二劫也。唐初，有新羅僧智隱重建寺院，曰新羅寺，佛門再興。然建文年間山火驟起，經書寺院毀於一旦，此三劫也。
念我秦氏，自皈依佛門，世代相傳。及至東海而海曲，回歸贏氏故里，重續先祖香火，乃至子孫滿堂，家業興旺，實乃佛祖之佑也。今合族上下，募善款，置田產，重建寺院，再請高僧，弘揚佛法，普度眾生。是役始於仲春，畢於孟夏，因山形而名，曰石鳳寺。又值我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成道聖日，立碑為證，乃記。
嘉靖乙丑孟夏望日
這是一篇明朝的碑文，文中提到沙門慧深，從以下幾個方面看，碑文中此慧深很有可能就是《梁書》中彼慧深。
（1） 《梁書》中的慧深與碑文中慧深時代年譜一致。
（2） 《梁書》中慧深應該是齊魯一帶僧人，碑文中慧深在日照，屬齊魯之地。
（5）天台憫寺之慧深因北魏禁佛”憤而出海“，很可能就是為了尋找一方凈土而到了美洲墨西哥。
日照天台憫寺與《梁書》慧深考證
（中國佛學院學員 弘法 妙真 向佛）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對內心佛性的長期修持，會因佛祖的一個暗示而上升到全新境界。對未知課題的不斷探索，會因黑暗中的一縷陽光而豁然開朗。網上發表一篇關於日照市濤雒鎮“石鳯寺重建碑記”的碑文，使我們對佛教史上一個著名人物的研究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大突破。
“石鳯寺重建碑”碑文的內容如下：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后復興。
嘉靖乙丑孟夏望日
該碑文記載的“化善緣”建“天台憫寺”的沙門慧深，作者認為與文獻《梁書》中記載的沙門慧深有諸多相似之處。現介紹如下。
慧深的事迹最早見於唐代姚思廉編著的《梁書·諸夷列傳》
可見，慧深之後《梁書》中還有從罽賓國去過“扶桑國”的僧人：“宋大明二年（458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罽賓國為古代西域國名，其具體地理位置史學界尚無定論，大約位於克什米爾一帶。罽賓國之名見於佛教故事：“佛嘗記曰：‘我涅盤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於罽賓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后五十年，阿難弟子有末田底迦，聞佛記大喜，便來此國，宴坐大山嶺，現大神變。龍見而深信問所須，阿羅漢曰：願於地內得容膝地。龍王縮水奉施，羅漢以神通廣身，龍王縱縮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於阿羅漢，於此西北留一池。龍王曰：五百羅漢常受我供，欲至法盡，若法盡后，還以此國為居地。末田底迦許之。見阿育王經七，毘奈耶雜事四十，善見律六，西域記三”。
後來，《梁書》中也有從中國去“扶桑國”的 道人：“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並錄焉”。也有民間人士有可能到達過扶桑國：“天監六年（507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
《梁書》成書之後的1000多年裡，沙門慧深和扶桑國的記載並不為世人所重視。但是到了十八世紀卻因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變成了世界關注的話題。1761年12月的《學人》（DesScarans）雜誌上刊登了法國漢學家德·歧尼的論文《中國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和亞洲極東部幾個民族的研究》。德·歧尼在文中得出“慧深比哥倫布早1000多年發現美洲”的結論，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興趣同時也引起了激烈爭論。自此以後的200多年來，這種爭論一直沒有停息。爭論的焦點在於《梁書》中“扶桑國”的記載是紀實還是杜撰。同為北京大學教授的朱謙之先生主張慧深曾經到美洲一說，但是羅榮渠先生卻認為完全是古人杜撰。另外，慧深的身世還有中國人和外國人之爭，扶桑國有中國，日本，墨西哥之爭。
對於慧深是否到過“扶桑國”，“扶桑國”是日本或是墨西哥，本文作者資料有限，研究不多，不敢妄加評論。就新發現的資料，對《梁書》中的慧深是否果有其人，石鳯寺碑文中的慧深是否《梁書》中之慧深加以探討，請佛學界和史學界的前輩和學者專家指正。
據石鳯寺碑文的記載，天台憫寺位於山東省日照市天台山。於是我們赴天台山石鳯寺遺址對碑文中提到的天台憫寺和沙門慧深的身世進行了走訪調查。
天台山地處日照南部海濱，山雖不高，卻有拔地而起之感，背後三面環山，一面向海，是一個古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兩個月之前剛剛在主峰發現3000多年前的太陽神祭壇，被國家文物部門命名為天台山遺址。另一側山頭上有被當地人頂禮膜拜的圓形巨石，叫太陽神石，還有幾處反映古人太陽崇拜的石刻與岩畫。據新華社報道，考古專家認為《山海經》中記載的古人祭祀太陽神的湯谷（也叫暘谷）就在日照地區。而這個湯谷就是天台山太陽神祭壇和太陽神石之下的山谷，坐西朝東，面向大海，正是古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當地老百姓也將這條山谷稱做望仙澗，據說是當年秦始皇到天台山求仙訪道時所賜。日照一帶在春秋戰國時期是方仙道的誕生地，天台山史稱“人間仙境”，有道家河上公和安期生修仙悟道的遺跡。晉皇甫謐《高士傳》記載：“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葯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秦始皇離去后，安期生委棄金寶不顧，留書始皇：“后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得信，“即遣使者徐巿（音福）、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並海邊十數處”。天台山尚留有安期祠遺址一處。
石鳯寺就坐落在湯谷的中部，其上部谷頂是太陽神石和太陽神祭壇遺址，下部是一個正在建設中頗具規模的水庫。石鳯寺坐北朝南，背後有一個山頭，古代叫扶桑山，據說因山上長滿桑樹而名。當地老百姓叫做雞呴呴嘍山，因山頂上有一巨石形成的引頸長啼的玉雞而命名。村民說大羿射掉九日之後，剩下的一個太陽嚇的鑽到東海里不敢出來，是這隻玉雞每天早晨將太陽從東海裡面喚起來。漢東方朔在他的《神異經。東方經》裡面有記載：“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
石鳯寺遺址現僅存兩個土丘，寒風蕭瑟，荒草萋萋。其中一個較大的土丘下部有裸露的用石塊砌成的牆基、散落的基石和大量殘磚碎瓦，村民說這就是石鳯寺遺址。一側另一個土丘較小，很少見到瓦片，估計這應該就是碑文中“每顯佛光”的“殍冢”了。石鳯寺遺址周圍因為開採山石而變得滿目蒼夷。村民告訴我們說有一個叫鞠志國的留美博士從2008年自費到這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護山上的歷史文化遺跡。開採山石的活動已經停止了，這使我們感到十分欣慰和感動。另外，鞠博士還開闢了一個非常好的網站，介紹天台山的遠古太陽文化，我們從他的網站上獲得不少有用的資料。可惜鞠博士回美國探親去了，沒有見到。
天台山下有好幾個村莊，均以秦姓為主，明洪武年間自東海（現連雲港）遷徙而來。天台山在解放前一直是秦家大戶的山場，他們在這裡重建石鳯寺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村民帶領我們參觀了鞠博士從石鳯寺遺址找到的石刻菩薩造像。造像已經殘破，僅存身軀，令我們這些善男信女無不痛心疾首。從佛像造型和雕刻手法來看，與唐代石刻造像極為相似。此外，村民還為我們講述了清朝初年石鳯寺廟會上戲班子因“木刀殺人”而引起石鳯寺敗落的故事，但對於新羅寺、天台憫寺和慧深和尚所知甚少。歷史年代久遠，加之當地比較貧窮，老百姓受教育水平低，造成文化的斷代不足為奇。
為了更深入挖掘天台憫寺和慧深的資料，我們從網上又找到兩篇與新羅寺和石鳯寺有關的短文。
一篇是由韓國人寫的“我的遠祖與圃隱先生”：
“據祖上傳說，我的先祖來自韓國永川市，新羅時期（唐朝）被販賣到中國的東部沿海（日照縣）作奴隸，後來在日照縣的新羅村居住了許多世代。在唐宋期間，日照因為有鹽場和鹽官，成為琅琊一帶富庶繁華之地，那裡的新羅村人口也最多。明洪武年間，圃隱夢周先生出使中國到日照縣。那時我的遠祖任新羅村村長，圃隱先生及其隨行人員就住在新羅村裡。由於長期漢韓混居，那時山東沿海這樣比較典型的新羅村已不多見。新羅村情況不是太詳細，只是說在日照縣南面的一個大鹽埠和碼頭附近。離碼頭不遠處有一座小山，曾經是遠古中國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新羅村就坐落在其中一條山谷之中，人們以曬鹽捕魚和務農為生。
據說圃隱先生曾為新羅村辦了三件大事。第一，出資在新羅村對面新羅寺附近建設新羅書院，成為新羅村有史以來第一所學校；第二，到新羅村東側小山頂上約800年樹齡的白果樹下賦詩，以“日照縣”為名，詩文曰：“海上孤城草樹荒，最先迎日上扶桑。我來東望仍搔首，波浪遙望接故鄉”。抒發了新羅人懷念故鄉的情懷。白果樹為第一代新羅移民所植，是人們出海時的坐標，也是人們眺望大海遙望故鄉的地方。後人將詩文刻碑置於白果樹下以示紀念；第三，從新羅村帶了幾個年輕人回到韓國，我的遠祖也有幸成為回到故鄉省親的第一人。
如今我在古稀之年有幸從海外回到日照來探訪先祖曾經居住過的地方。但是新羅村、新羅寺、新羅書院都不在人們的記憶之中，白果樹也不見了蹤影。經過反覆考察，終於找到了那個鹽埠和碼頭。這個鹽埠和碼頭在日照縣舊址南約20公里，叫濤雒鎮，在明清時期因販鹽而成為一個繁華碼頭和重鎮。鎮南面有座小山叫鳳凰山，山上的確曾經有一棵古老的白果樹，此山不大，但是俯視大海，白果樹的確是人們出海當坐標用的。但是白果樹的樹齡以及來歷人們就無從說起了。遺憾的是，鳳凰山因採石而滿目蒼夷，山上的白果樹在文革期間被砍掉了，那塊刻有圃隱先生詩文的石碑也無人知曉。在鳳凰山的西側有山叫做大寨山，山頂平台上似乎有石頭壘的寨牆的遺跡，淹沒在雜草叢中，十分荒涼，給人以有人居住過的樣子。據村民講，山下的山谷叫望仙澗，是秦始皇到這裡祭祀太陽神和求仙祭祖時賜名。望仙澗中有一佛教寺廟，叫石鳳寺，因鳳凰山而命名。如今石鳳寺已經不在，只有部分石頭牆基埋在泥土裡，大量的破磚碎瓦散落在草叢中。根據磚瓦的年代判斷，有的磚瓦可能在宋明之間，有的較為滯后，屬於清朝產物。據村民說，石鳳寺曾經發生過一件怪異的故事。當地人有一在石鳳寺趕廟會的習俗。據說清朝時期有一年，廟會上演戲的演員用木刀砍下一個人頭，從此石鳳寺就敗落了。這個石鳳寺是否就是原來的新羅寺呢，值得考證。山谷的谷頂上有一塊圓形巨石叫太陽神石，是遠古先民祭祀的寶石，文革期間被紅衛兵破四舊打掉了一塊，殘石仍然可見。
這一切都似乎說明，這裡應該是我的先祖居住過的地方，親切之感油然而生。但是望著這面目全非的模樣，我心中又充滿了悲傷。使我不禁想起美國的一部叫做“根”的電影，那電影敘述的是美國黑人追尋先祖蹤跡的歷程。而我的先祖有誰來追溯呢，他們的屍骨或許就埋在這裡的泥土裡呢。唯有寫下這份永恆的記憶，使我的子孫記得，儘管中韓兩國的血液在我們身上流淌，但是腳下的這片熱土是我們的新羅祖先曾經居住生活過的地方，這裡有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歡樂，他們的愛情，他們的夢想，經常來看看，永遠不要遺忘”。
可見，天台山下的確有個新羅寺，並且與新羅人有關，這與石鳯寺重建碑記所描述的一致。
另一篇是居住在台灣的老家為天台山附近上元村人寫的“日照教案與秦氏國寶”。
“參天之樹，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吾海曲秦氏，自明初遷至照邑，落腳團嶺埠，迨明朝末葉，傳至五世祖嘉祥公字肖東者，獨善經營，擁有田產五百頃，遍及日照北鄉與南鄉，於是財產益豐，鄉望尤隆。吾濤雒一支，獨居上元，下元一帶魚米之鄉，遠祖祀日之地，更是人丁興旺，書香傳家。無奈其後戰火連綿，民不聊生，流離失所，天各一方。余攜妻兒孤居海島，天各一方不聞鄉情鄉音，淪落天涯唯有海上望月，思鄉情節，苦不堪言。
年間友人來訪，談及故鄉故人，其情也切，其意也濃。尤念及日照教案與秦氏國寶流失海外，每每心痛。然世人知情者甚寡，恐吾輩百年後無人續之，乃記。
日照教案乃清光緒年間之事件。初為鄉民與德天主教會個別教友之爭，後為教會與鄉民之衝突，乃至德人派兵鎮壓，使我鄉民和地方政府慘遭損失。此次教案史料多有陳述，然教案期間，德國士兵對日照地區文物之破壞與掠奪，未見記載。友人在國府外交部任職多年，期間出訪德國，曾見日照家鄉之文物於皇家私人博物館。友人回國后委派專人調查，但適逢戰亂，不了了之，甚為可惜。
赴台之際，族中老祖曰：秦氏國寶者，古人碑刻也。吾濤雒秦氏世居上元，下元風水寶地。經祖上幾代悉心經營，村西山場盡屬秦氏。說來也奇，此山場竟與秦氏宗族有不解之緣。山場原名柴山，古時山顛堆柴為火以祭天為”柴”，取此意而名之。山上有圓形巨石，人稱太陽石，四時祀之，風俗古來有之。山澗有洞甚深，曰老母洞。洞中祀女媧，羲和，香火不斷。洞口立一碑，字體甚古，傳為莒國君所立，文稱照邑乃遠古一崇日部落之領地，贏姓始祖少昊伯益在此立國，莒國乃贏姓之脈。老祖又曰：秦皇東巡琅邪，三上柴山而祭祖求仙，太陽石下之山谷望仙澗之名乃秦皇所賜，山上尚留秦皇望仙台遺跡。望仙澗老母洞下尚有一寺，文曰該寺初名新羅寺，為唐代新羅人所建。寺一側有新羅書院，為明初高麗大儒鄭夢周所建。然寺與書院於建文年間毀於山火，經秦氏重建，取名石鳳寺，香火甚盛。石鳳寺廟會一年一度，為濤雒一大盛事。無奈某年廟會上戲子以木刀殺人，石鳳寺從此一蹶不振。時至清末，石鳳寺與老母洞幾成廢墟，然莒國君祭祖碑，石鳳寺重建碑，鄭夢 周所題”日照縣“之碑猶存。
據老祖所傳，濤雒自漢代設鹽官，歷代為繁華商埠與重鎮。清末德傳教士在下元建有教堂教區。日照教案發生，下元教堂亦遭破壞。德國兵駐下元，撤離之前動用馬車數輛，運走望仙澗之莒國君祭祖碑，石鳳寺重建碑，鄭夢周所題“日照縣”之碑三塊。友人在德皇室私人博物館所見之文物乃此三碑刻也。其後下落不明。
歲月無情，轉眼已是風燭殘年，光陰日短也。願吾秦氏後人，莫忘秦氏國寶尚魂游海外，尋之索之，使其回歸故里。秦氏幸甚，民族幸甚。切切”。
顯然，文中新羅寺和石鳯寺與前面的“石鳯寺重建碑記”是一致的。因此，天台憫寺、新羅寺、石鳯寺確有其事，沙門慧深確有其人，史料和遺跡俱在，不容置疑。
那麼，天台憫寺之慧深是否就是《梁書》中之慧深呢？答案似乎是比較肯定的，主要依據如下：
第一，從年代上講，《梁書》中的慧深與天台憫寺之慧深的年譜一致。《梁書》中的慧深在 齊永元元年（499年）來至荊州。此前的行蹤有《高僧傳》可提供一些信息（《高僧傳》為梁朝僧人慧皎編撰，他與慧深幾乎是同代人，因此記載比較可信）。書中載宋文帝時，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幾個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別提到：“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高僧傳》還記載，慧基“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於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齊建武三年是496年，上溯八十五年，慧基的生年為公元411年，則是東晉安帝義熙七年。他“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這時應該是公元431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後來他“遍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間，即公元431-452之間的事情。慧深無疑也是在這個期間在三吳之地成為慧基的弟子。
根據“石鳯寺重建碑記”，沙門慧深在日照市天台山下見到餓殍，受點化而建天台憫寺的時間應該在北魏（386-557年）之間，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在北魏太武帝的禁佛行動（444年）之前。而慧深“憤而出海”的時間為444年之後。
如此說來，在年代上看，《高士傳》之慧深有可能就是《梁書》之慧深也就是天台憫寺之慧深。如果屬實，慧深的行蹤應該是這樣：431年之後444年之前這段時間內在江南三吳之地成為慧基的學生，444年之前到日照天台山建天台憫寺，444年之後“憤而出海”。考慮到北魏太武帝的滅佛行動不會立即殃及到比較偏遠的日照地區（當時叫海曲縣），慧深的出海時間很有可能在450年之前，直至499年來到荊州，期間有近五十年的光陰，可能正是慧深遠遊海外之時。而罽賓國的比丘遊行至扶桑國的時間是458年，比慧深稍晚。可見德·歧尼提出“慧深比哥倫布早1000多年發現美洲”的觀點不虛。
但是僅憑這一條尚不能說上述三慧深是一人，因為我國僧人眾多，重名的情況比比皆是，歷史上巧合的事情也有。
第二，從地理上看，《梁書》中慧深應該是齊魯一帶僧人，日照屬齊魯之地。
對《梁書》“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499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雲的解釋有兩種，一種認為“其國”為扶桑國，文法上講得通。這樣慧深就成為扶桑國人，非中國人。但這一說法與大量的事實相左。另一種解釋是“其國”為“齊國”的諧音，暗指慧深為齊國人。深層的意思可能是梁以北魏為外族偽朝而不加以承認，所以《梁書》也不好提及北魏，只能含糊地以“其國”代之。
說慧深來自齊魯之地，更重要的是因為慧深對“扶桑國”的命名說明他對中國古籍《山海經》等文獻很熟悉。在《山海經》中，扶桑與湯谷的聯繫十分密切“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是古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而湯谷又與天台山有密切聯繫，““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於甘淵”。天台憫寺位於日照市天台山中，天台山主峰上有遠古太陽神祭壇遺址，有扶桑山，被考古專家認為就是《山海經》中記載的湯谷。可見這一帶應該是中國遠古時期的“扶桑古國”。這進一步說明《梁書》中慧深為齊魯之人，乃天台憫寺之慧深。
對於學術界關於慧深是否到過“扶桑國”，扶桑國是中國、日本、墨西哥的爭論，作者才疏學淺，不敢妄加評論。但是願意從佛界的角度，為探索這一課題提供一點新的思路。
第一，佛家不打誑語，這一點是連俗人都清楚的事實。從慧深的師承和佛性修養來講，他沒有編造謊言的可能，同時也沒有編造謊言的必要。因為499年距離北魏太武帝禁佛（444年）已經過去多年，況且荊州也不屬於北魏管轄，時過境遷，慧深有何理由編造謊言呢？
第三，學術界有人以《梁書》中扶桑國有“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的記載，提出慧深所說的“扶桑國”純為杜撰之說。理由是“對盧”為高麗官名，怎麼會出現在扶桑國的官職中？但是仔細閱讀《梁書》關於扶桑國的記載，‘對盧’一說並非慧深原話，而是《梁書》作者的敘述。《梁書》在引用慧深原話時非常慎重，都是用引號標註出來的。如果是杜撰，也只能說‘對盧’一職是由姚思廉所杜撰，或者是姚思廉聽他人所講，不能加在慧深的頭上，更不能否定扶桑國的真實性。相反，南美洲特別是墨西哥原著居民與我國的東夷人在文化上，特別是太陽崇拜習俗上，有許多相似之處，慧深用他所熟悉的“湯谷扶桑”的故事命名一個遙遠的但是在文化上又有許多相似之處的國度難道不是順理成章嗎？
上述分析說明，《梁書》中慧深就是天台憫寺之慧深。他在431年之後在三吳之地求學于慧基門下，於444年之前到天台山並建天台憫寺，444年之後因迫於北魏太武帝的禁佛“憤而出海”，到過大漢國、扶桑國、女國等許多地方（儘管這些國家到底在哪裡還不確定，也可能是中國東部沿海一帶，有待於專家考證），在外弘揚佛法約50年之後於499年到荊州。
從石鳯寺碑文上可以看出，慧深在北魏禁佛期間“憤而出海”的主要目的只能有一個，那就是為了尋找一方凈土，弘揚佛法。他在公元444年前後踏上了東行弘法之路，比唐僧玄奘貞觀元年（627年）西行求法早了近200年，比鑒真唐天寶二年（743年）東渡日本早了近300年。有人把慧深比作中國的哥倫布。如果慧深到過的“扶桑國”的確就是墨西哥，那麼慧深與哥倫布至少有兩點不同。其一，哥倫佈於1498年8月發現美洲大陸，比慧深晚了1000多年；其二，哥倫布出海的目的是開疆拓土，追求經濟利益，是經濟之旅。而慧深的目的是尋找一方凈土，弘揚佛法，是精神之旅。應該說，致使扶桑國“教令出家，風俗遂改”的先驅者當是來自天台憫寺的慧深大師。
佛法無邊，歷史的長河並沒有淹沒慧深大師的真跡，時間愈長，彌現珍貴。儘管當年的佛教聖地現已面目全非，能有留美多年的博士回到深山對聖地加以保護，仍然使我們感到萬分感動。遺憾的是我們沒能見到這位博士，不知道他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但是我佛慈悲在這裡彰顯無疑。衷心希望我們的調查報告能夠引起佛教界、學術界和當地政府部門的重視，妥善保護好這一珍貴的歷史遺產。同時也希望哪位同門高僧能夠接過慧深大師的衣缽，使天台憫寺佛光再現，實乃佛門之大幸。
慧深與扶桑國研究
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有數不清的歷史疑難問題吸引著人們去鑽研探索。“扶桑國之謎”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二百多年來，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分歧很大，流派很多，存在日益複雜難解的趨勢。對“扶桑國”的研究探討，自1761年法國漢學家德·歧尼提出《中國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和亞洲極東部幾個民族的研究》報告后始為世人矚目關注。①但實際上西方學者小範圍的研討爭論則從1752年8月28日德·歧尼與在北京的科貝爾神父書信討論《文獻通考》時便開始 了。同年10月30日及11月3日科貝爾神父的信都提出了反對德·歧尼的意見。②當德·歧尼的“中國人發現美洲說”在同年12月的《學人》（DesScarans）雜誌上登出后，科貝爾神父的支持者慕拉便依照科貝爾的意見寫信給巴黎文史研究院院長表示公開反對德·歧尼之說：“我相信這航行是無稽之 談。同時我寫了一封信給德·歧尼本人，以我的理由答覆他其中一封來信，那來信他曾把他的發現詳盡告訴了我的。現在，德·歧尼要違反科神父，把他的意見公諸 於世，希望得到人們的支持，那是他自己的事了”。③ 但是，當1761年德·歧尼正式向法國文史研究院提出其研究報告后，這就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成了西方漢學界都關注和感興趣的事了，並且後來東方包括中國的學者都陸續投入了這個問題的研究爭論。兩百多年來，法、德、英、意、俄、日、美、荷、印度及中國不斷有學者發表論文和專著。綜合各派意見，大體可概括為三大 說： A.扶桑國在美洲。 B.扶桑國在亞洲。C.扶桑國是游僧編造的海外奇談，世上並無此國。這三說中，A說到目前仍最流行，其源流派別有：（a）最初由德·歧尼提出在北美洲西岸的加利福尼亞及新墨西哥一帶。④ （b）其後來的支持者如艾·維寧（E.P.Vining,又譯文寧）於1885年寫成的《無名的哥倫布；或慧深與來自阿富汗的佛教僧團於五世紀發現美洲的新證據》一書主張扶桑國即今墨西哥國。⑤此墨西哥國在今中美洲，與德·歧尼所說的屬於北美洲美國的新墨西哥是不同的。此說直到仍屬佔優勢的大派。 B說有三派： （a）日本的松下見林早在德川時代就提出扶桑在日本國更東的地方。 ⑥後來科貝爾神父與德·歧尼爭論時提出“扶桑在琉球之東，日本東部之北，附近有古國”⑦之說就是與此相承的。其根據是元明時的一些中國古地圖所標扶桑的方 位是在美洲以西、日本以東的一個海島。 （b）日本的平田篤胤於1830年以前寫的《大扶桑國考》主張扶桑國即日本。 ⑧德國東方學家克拉普洛特（H.J.Kleproth）於1831年發表《中國文獻中所載的扶桑國被誤認為是美洲一部分之說的研究》，也主張扶桑國在日本 東南部。扶桑國在日本或即日本之說，在後來的研究中成為與扶桑國在墨西哥或即墨西哥說對立的一大派。（c）荷蘭漢學家施勒格（G.Schlegel 或譯施古德）《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卷一《扶桑國考證》主張扶桑國在樺太島（日名樺太島，中國名庫頁島，歐洲人或誤作薩哈連島）。 C說為我國清末地理學家丁謙提出。他在1902年以前成書的《蓬萊軒地理學叢書·梁書夷豹傳地理考證》說：“以上四國（指文身、大漢、扶桑、女國）皆荒誕 不足信。……揆其說所由來，皆出於游僧慧深之口，一時士大夫為其所愚，遽行傳播”。⑨日本白鳥庫吉從日本明治四十年（公元1907年）起先後發表了《關於 扶桑國》等論文及演講提要四篇（后收入《白鳥庫吉全集》第九卷），開始也認為扶桑國是實有之國，最後亦主張扶桑國是作偽虛構的產物。除了A、B、C三說 外，在中國還出現了獨特的B、C二說混合的羅榮渠說。 1962年，羅榮渠發表《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問題》，⑩認為扶桑國只是外國游僧編造的海外奇談而已，又認為如果說外國僧人果真到過中國以東的某個扶桑 國，那估計這國家的地理方位大致是在北界不超過庫頁島，東界不超過日本，西界不超過貝加爾湖這個地區範圍之內。但其發表的《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11)雖然仍堅持扶桑國的存在只是一種猜想，但關於其所在位置的猜想則大大修正了上說。首先他推測扶桑國“應在大陸而不在海上。”其次，他認為把 扶桑國“的方位推測在東北亞恐怕都太遠了。”最後他說：“目前我傾向扶桑國是在從印度經西域到中國內陸的廣大地域內某個地方。”這一提法，是我國七十年來研究扶桑國問題中唯一獨樹一幟的。我國研究扶桑國問題起步較遲，在丁謙之後，1913年出版的《地學雜誌》所載公興的《尋獲美洲者非哥倫布說》，是中國較早對扶桑問題作出有價值論述的論文。此後陳漢章在1920年《地學雜誌》4月號發表《美洲為古蟠木地說》、陳志良於1940年《說文月刊》第一捲髮表《中國人最早移殖美洲說》，都是屬於持A說的。次年朱謙之出版了131頁的專著《扶桑國考證》，這是我國七十年來唯一的一部關於扶桑國問題的專著，是持A說（b）派的。此後韓振華於1947年《福建文化》上發表《扶桑國新考證》一文，全面否定了朱謙之的論點，竭力論證倭國即扶桑國，扶桑國即日本，倭國為扶桑所滅后即統稱日本為扶桑國。
新中國誕生后，扶桑國問題一直無人顧及，直到六十年代初始出現一次爭論，1961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登載的《我們的祖先在拉丁美洲》，同年《知識就是力量》第八期譯載了以《比哥倫布早一千年》為題的俄文資料，9月《北京晚報》連續發表了馬南邨（即鄧拓）的《誰最早發現美洲》、《扶桑小考》、《由慧深的國籍說起》三篇文章，都是屬於持A說的。後來報刊共發表了十多篇有關扶桑的文章和報道，反映了我國學術界對此問題的興趣重新興起，但大多數是把外國人已研究爭論了二百年的老問題當作“非常新奇”的新問題來處理。(12)真正能夠以繼往開來的姿態投入研究爭論的，可以說 只有1962年《北京大學學報》第4 期所載朱謙之《哥倫布前一千年中國人發現美洲考》及羅榮渠《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問題》兩篇論文。朱謙之是重申其舊作《扶桑國考證》的觀點，而羅榮渠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B、C混合的新說。此後，我國對扶桑國問題的探討長期沉寂，到七十年代末始重新活躍。1979年《世界歷史》發表了張志《慧深和扶桑問 題》。到1983年6月為止，多種報紙和雜誌發表的有關論文、報道、述評共有三十多篇。(13)從數目上已超過了“文革”前的文章總和，顯示了我 國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討正處於一個所未有的高潮。然而，有必要看到，這幾年的文章雖多，在個別具體的問題上不乏一些新見解，但基本上可以說是陳陳相因，局限於前述外國學者所提出的A說（b）派及B說（a）派。因此，造成一種錯覺，彷彿在扶桑國的研究中只存在扶桑國在或即墨西哥與在或即日本的分歧對立。而且，所有文章（包括專題論文和綜合報道述評），在提到研究史及流派概況時，都存在一個重大的遺漏，就是忽略了C 說和以白鳥庫吉為代表的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因而對羅榮渠的B、C混合說的特點也沒有注意總結說明。至於A、B兩說，雖然很多文章都曾羅列過不少其人其 文，但從未有人對其源流派別作認真細緻的劃分，不能精確地分出每一大說中都可以分出兩、三派。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學術界長期忽視了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流派。朱謙之對研究史的介紹主要是依據法國漢學家戈爾逖（Henri Cordier）所著《中國學書目》（Bibliotheca Sincia或譯作《西人論中國書目》）第四冊2654至2658頁、 3218頁，第五冊4247頁所錄關於慧深與扶桑問題的三十多種重要論文和專著。朱謙之認為，“在戈爾逖書目以外，還可以數到中日文關於扶桑問題討論的文 獻，不過都是無關緊要的介紹文罷了。”(14)其實，日本方面的研究不僅起點相當早，而且專著論文相當多。據日本昭和四十五年（公元1971年）版的《圖 書總目錄》第七卷載，自1169年以前成書的《扶桑略記》之後，以扶桑、扶桑樹及扶桑國為題的文史地書籍便有一百多種。這些書大都以扶桑為日本之某地名或即日本。雖然日本的研究爭論沒有如西方學者的研究那樣引人注目，但是，日本學術界關於扶桑國的分歧討論比西方有更悠久的歷史。據白鳥庫吉介紹，早在德川時 代便開始了有關考究爭論，如松下見林主張扶桑國在日本國更東的地方，而平田篤胤以《大扶桑國考》為題的專著廣泛引用日漢書籍，論證扶桑國即日本，對松下派意見進行猛烈的辯難攻擊。此後日本學術界就一直存在這兩派的爭論，直到大正六年（公元1908年）才由白鳥庫吉明確提出扶桑國為偽造說的第三派意見。 (15)由此可見，日本學者研究扶桑國問題不僅比德·歧尼早半個世紀，而且產生值得注意的獨具一格的白鳥庫吉說，把丁謙提出的C派觀點充分發展了。縱觀近 三百年的扶桑國問題研究史，可以講是眾說紛紜，派別繁多，問題越搞越複雜，牽扯到誰最先發現美洲、美洲文化起源等等重大問題，而捲入研究爭論的人也就越來越多。筆者也是其中的一個探索者。在對研究史作了基本了解，對上述各派各說作了對比分析之後，加上自己對中外史料的新探索、新挖掘，終於形成了自己的見 解：對A說不敢苟同，對B、C 兩說及羅榮渠的混合說則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筆者認為，《梁書》所說的扶桑國應在中國東北至朝鮮半島一帶及其附近的海島範圍內，既不會在這一地區以西的內陸，也不會在對馬島以東的日本，更不會在美洲。對此，筆者將另撰專文論述。
註釋： ①④⑤參考《北京大學學報》1962年第4期62頁。 ②參考朱謙之《扶桑國考證》卷一2頁。③參考並轉引沈己堯《海外排華百年史》211頁。 ⑥⑧參考《白鳥庫吉全集》第九卷15頁。 ⑦轉引《中國史乘未詳諸國考證》卷一5頁。 ⑨此書雖載於1915年出版的《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但原書有1902年陳漢章所作之序，可證成書應在1902年以前。 ⑩載《北京大學學報》1962年第4期。 (11)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2期。 (12)朱謙之《哥倫布前一千年中國僧人發現美洲考》及沈己堯《海外排華百年史》149頁均對此提出了批評指正。 (13)據趙淑凡《“扶桑”考證在中國》的統計，見《世界歷史》1983年第3期84頁。 (14)見《扶桑國考證》11頁。(15)見《白鳥庫吉全集》第九卷71—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