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渭

李渭，任官期間，能廉潔自守，尊愛百姓。初由華陽知縣升和州知州、高州同知時，曾有合浦令、化州、吳州吏以珠寶、金銀相賄賂，被李渭叱之不受。渭潛心研究儒學，生平無日不以講學為事，講學反對空論，主張實踐，受人敬仰。他是貴州有名的理學家，一生治學以孔子"四不"為準則，主張修養的功夫是"無欲"，還進一步闡明了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他與清平的孫淮海、貴陽的馬心庵被稱為王陽明的再傳弟子。學者稱他"同野先生"。明神宗賜他對聯曰："南國躬行君子，中朝理學名臣"。他晚年辭官還鄉后，在思南府城北中和山觀音閣點易洞設"中和書院"講學，興學黔中，開黔北學風，學者如影相從，使黔北文人蔚起，代不乏人。曾有江西萬安人賴嘉謨，首以為師，大有德而去，考中進士，官四川左參政。又有江西徐雲從學，敬仰同野篤實，終生不忍離去。思南人則有冉宗也、胡學禮、田憔安等都繼承了同野之學。

李渭一生著作頗豐，有《詩文》三卷、《先行錄》三卷、《毋意篇》一卷、《簡寄》二卷、《雜著》一卷、《家乘》十二卷、《大儒治規》三卷等。《黔詩紀略》錄其詩十首。尤善書法，在思南有其多處摩崖石刻，如中和山有"中和"，點易洞有"點易洞"、"雲深外"，朝陽洞有"不舍晝夜"，萬勝山頂有"卧月眠雲"等。

李渭，字湜之，號同野，約生於1514年，卒於1588年，貴州省思南府城內人。李渭於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鄉試中舉。歷任四川華陽縣（今成都）知縣，安徽和州（今和縣）知州和廣州高州府（今茂名縣）同知。隆慶年間，調任雲南省參政。1573年，升應天府（治所在今南京）中南戶部郎。1574年，調任廣東韶州（今曲江縣）知府。晚年退職后回鄉，在思南城東北中和山普濟亭講學。卒后，湖北麻城著名心學家耿定向為其墓碑題詞：“明好學君子之墓”。明神宗賜聯曰：“南國躬行君子，中朝理學名臣”。

李渭“從小得嚴父朝夕訓導，讀書勤奮，思悟舉一反三”。他在父親李富的督促下攻讀《四書》、《五經》，不負重望，於1534年鄉試中舉並走上仕途。李渭一生從未真正拜王陽明或其弟子為師，但他卻深受蔣信、湛若水、耿楚恫兄弟及羅汝芳等心學家的影響，即“渭之學基於庭訓，切磨於武陵蔣信、黃安、耿定力（即‘理’，耿定向之弟），至滇與南城羅汝芳同官，其學益進”。李渭最終成為貴州陽明後學三大傳人之一，成為陽明心學落戶黔中后的碩果之一。1589年，郭子章官貴州巡撫時，撰寫《黔記》六十卷，除列李渭於理學家傳外，還撰有《參政李渭傳》。他說：“王文成與農場諸生問答，莫著其姓名，其聞而私淑者，則有孫淮海（即應鰲）、李同野、馬內江（即廷錫）。”李渭為王陽明私淑弟子，與孫應鰲、馬廷錫同為貴州陽明後學三大傳人遂成定論。

李渭一生受陽明心學的巨大影響，然而他繼承了陽明心學時並有所突破，對陽明心學的傳播和興盛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一，“求本心”反映了“心即理”的陽明心學本體論。

15歲時，李渭身患肺病，屏居小樓之上自習。“溽（rū：濕潤）暑，散發箕踞（箕踞：指席而塵，隨意伸開兩腿，古時視為無禮）”。他的父親知道后，就以《禮記》中的“毋不敬”三字警勵他，於是李渭將此三字書於牆壁上，“目之以檢束”。當春天到來之時，李渭“第覺妄念叢起，”心緒不寧。他的父親又以《論語》中的“思無邪”警勵他。李渭亦書之於壁以自戒。這樣堅持時間久了，妄念漸除，心緒安定了下來，專心於學問研究。李渭在樓上靜修了許多時日，自認為在靜坐之中恍惚似有所得，但一下樓與朋友交談，樓上光景亦即消逝。李渭自認為這種現象是心學功夫不純所致，“於是專求本心”。在未與人交際時，他反覆體驗“如何是本心”。在與人交際時，他又自問“本心是如何”。不論與人交際與否，他都緊扣“本心”進行求理的探索。在早年則為他日後心學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當李渭與蔣信、湛若水、耿定向兄弟及羅汝芳等心學家進行交往、切磋心學並受到巨大影響之後，他的心學更趨成熟，常說：“本體本無間斷，學者不可在起滅上下功夫”。

第二，“必為聖人”目標體現了王陽明“立志為聖賢”的人生觀。

李渭進入仕途后，在一次去北京的途中，路過湖北麻城縣，拜訪了泰州學派的重要人物耿定向兄弟。李渭與耿定向曾同游天台山，彼此切磋學問。耿定向論道時，將如何才能求得道概括成八句話：“近道之資，載道之器，求道之志，見道之眼，體道之基，任道之力，宏道之量，達道之才。八者闕一不可”。李渭回答說：“渭於八者，獨愧見道眼未醒耳”。之後不久，李渭即雕刻了“必為聖人”四字於木上，隨所居“毋意軒”懸以自勵，將此作為人生目標，他的求道之心越來越強烈。

李渭嘗曰：“孔子毋意。”他“日夜千思萬索，亦是毋意知毋，”認為只有自己的“意”才是本源，自己的心有著聖人一樣的良知。因此，他將自己的居所命名為“毋意軒”，隨時隨地以“聖人”來要求自己。

李渭的“必為聖人”目標體現了王陽明“立志為聖賢”的人生觀，也是他對陽明心學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信奉和實踐。

第三，李渭提倡“明道”、“不欲”與“存天理，去人慾”有異曲同工之妙。

王陽明針對明中葉理學界趨功利，造成理學空疏，統治腐敗，人民生活窮苦的狀況，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慾”，要求從皇帝起至上而下要窒“欲”來扭轉風氣，減輕人民負擔，以達萬世太平的理想。

李渭在鄉試中舉后，“蕭然布素”，依然過著儉樸的生活。但因出外做官，李渭早年靜坐求心的功夫已無法繼續，於是他開始尋找新的研究途徑，通過對《孟子·伊尹耕莘章》的溫習，悟出了“堯舜君民事業，自一介不取”的道理，認為道德修養之道，不在於外功名事業去靜坐修習，而在於日用事業中，具有不是應得則“一介不取”之念，儘力剋制私慾，不生一點非分之想，做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實無纖毫人力”。在克己、“不欲”上下功夫，無疑是與王陽明提倡的“去人慾”是一致的。

受到王門弟子的影響后，李渭一生著力躬行，在為官過程中，不僅自己力行，還要求屬下也要“明道”、“去欲”而為民。他在任廉州公署時，一次夜夢三蛇纏身，用杖揮之，蛇乃走。次日就有合浦縣官吏送來美珠，化州、吳州官吏送來金銀。李渭則一一拒之，且笑曰：“三蛇夢破矣。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蠍哉”。他把金銀珠寶視為害人之蛇蠍，可以見其自警力之深。

1574年，李渭在廣東韶州任知府期間，當地一些居民嘗聚而為盜，盜警頻繁。李渭召集全署幕僚訓示說：“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彌盜之本，倘多欲則身為溪壑，竭民膏民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盜？彌山中盜易，彌心中盜難”。李渭敢於自責，勇於道破個中情由，使聽者皆悚然震動。他的這番話不就是王陽明的“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翻版嗎？李渭強調民之聚而為盜，與官吏過分貪婪密切相關，認為克制官吏心中的過分私慾，減少對人民的騷擾，才是彌盜的根本辦法。他在日記中寫道：“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在民，使同歸藹然一體，吾之原也”。即李渭主張“明道”、“不欲”、仁而為民，這與陽明心學“存天理，去人慾”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李渭的“以行為先”的認識論對陽明心學“知行合一”有所突破。

陽明心學的認識論是“知行合一”。王陽明認為“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而李渭著《先行錄問答》，直接標榜“先行”，比王陽明則更進一步。他認為“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知得不學、不慮脈路，任人只管學、只管慮，都是不學、不慮。”（P356）所以應“以行為先”，這是針對當時人之暝眩，而破除空話虛語，重實理實事的，從而決定李渭一生著力“躬行”的特點。

清朝思南知縣俞汝本在《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記》中寫道：“且李同野先生獨非此邦人乎？其學以毋意為主，其功以先行為歸。”也說明李渭並不只是簡單地受陽明心學的影響，他強調“以行為先”，這是對“知行合一”有所突破。

第五、李渭著力“躬行”，以求達到“常清常明”反映了“事上磨練”的陽明心學方法論。

鄒元標與李渭談論道學方法時，有過這樣的話：“子知先生之學，則予昔日之未以子躬行為是，今已先生躬行為正”。以及明神宗的賜聯都體現出李渭一生的心學特點是“躬行”。

李渭早年主要採用靜坐求心的方法，因他外放做官而無法繼續這樣做。他便積極尋求新的途徑，悟出“一介不取”，提倡“明道”、“不欲”，並在實際行動中一生著力“躬行”。而李渭在形成重行、“以行為先”的思想特點的過程中受到了王門弟子的巨大影響。

1539年，蔣信來貴州任提學副使，李渭親往拜謁。向蔣信陳述他當年樓上樓下光景，蔣信指出說：“樓上是假，樓下與朋友笑談才是真。”其意為：李渭當年在樓上的恍惚呈露是一種假象，而樓下與朋友交談才是真功夫，要在事上磨鍊來求“本心”、“毋意”。隨後李渭又談到“一介不取”的體會時，蔣信說：“此猶然樓上意思在，硜硜（kéng坑：擊石聲，指淺見固執貌）然小人哉。”指出“一介不妄取”也是在意念中起滅，仍然是小人之學。李渭非常慚愧，自己辛苦十多年的學問卻成為“硜硜小人”。這次談話對他的震動很大，自覺面紅耳赤，背汗淋漓，對他“以行為先”的認識論和一生著力“躬行”道學的方法論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

之後，當李渭任雲南參政時，羅汝芳為雲南屯田副使。李渭與之切磋學問，他將自己的道學逐漸與羅汝芳的融合起來，體會到“本體本無間斷，學者不可在起滅上下功夫”的道理，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滅，自得近溪力，自是欲罷不能。”說明李渭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越來越深。李渭在雲南時，其道學日趨完善、成熟。而“滇人學者謂近溪（即羅汝芳）好談性命，同野則一意實踐，其俎豆同野猶愈於近溪。”說明了李渭一生著力“躬行”的特點。

李渭信奉：“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其責在我，故欲復堯舜之治。”他一生“居官清慎”，體恤民情，實心實意為民辦實事。在雲南任參政時，李渭曾組織修築水利工程，引松溪之水灌溉良田萬餘畝。一次，普寧、安寧二衛城發生大瘟疫，身為參政的李渭，除了積極請醫為患者治病外，還為死者募捐棺材，衛所內外軍民都以此稱先生（指李渭）“仁慈”，李渭的“躬行”特點表現無遺。

李渭一生還勤學不止，學而善思。在政務之外，李渭還堅持講學傳道，篤行。他說：“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滅。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滅方者，可與學矣。”意思是要有道德學問象流水一樣不增不滅、清澈透明的人，李渭才可以與之學習，其實也反映李渭自己之學力求“常清常明”。郭子章游思南中和山寺時，曾《題中和山寺壁·追憶李同野先生》於牆壁之上，在詩中以“潔比河東會稽”對李渭的德行文章給予了很高評價，從側面體現了其“常清常明”的特點。

第六、李渭與陽明心學的傳播。

李渭作為黔中王學三大傳人之一。對陽明心學在貴州、雲南等地的普及和傳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一生除了自己勤學不止，學而善思之外，還“無日不以講學為事，”李渭無論是出外為官還是在晚年退職回鄉后，他都堅持講學傳道，所住之處誦學不止，平生以講學為樂事，深為其弟子及鄉親所敬佩。

自從李渭鄉舉之後，跟從學子日益增多。他在其家鄉思南講學，遠近聞名，連江西等省的學子都慕名而來。李渭的學生中最出名的有賴嘉謨、徐雲從、冉宗禮、胡學禮、田惟安等人。其中如賴嘉謨，江西萬安人，隨父到思南，拜李渭為師，後來中了進士，官到四川左參政。徐雲從，亦為江西人，早年曾師從唐荊川、羅汝芳學習，后聞李渭在黔中興學，就負笈而來，向李渭求學，“覺天下文人學士，皆不如渭篤實，故終身不忍離去”。至於思南本地人從學於李渭的則更多，如冉宗禮、胡學禮、田惟安及李渭之子李廷謙等等，其中以冉宗禮、胡學禮最能繼李渭講正學。他們都以李渭為榜樣，為政以廉潔著稱，居家則簡樸淡薄，篤志於學，為鄉人所稱頌。

郭子章在追憶李渭詩中寫到：“文物依稀荊楚北，聲華馥郁夜郎西。”認為李渭的道德文章簡直可以和王陽明諸弟子相媲美。李渭的門人蕭重望在撰寫的《李先生祠記》中說：“貴築之學倡自農場，思南之學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始矍然悚然知俗學之為非也。”將開啟思南陽明心學的傳播之功歸於李渭，對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明了李渭對思南之學的興起做出了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對陽明心學在貴州的傳播和興盛立下了汗馬功勞。

當時陽明弟子鄒元標非常讚賞李渭之學。在鄒元標被貶官貴州都勻衛期間，他與貴州陽明後學孫應螯、馬廷錫、李渭的關係甚密，經常有學問的溝通和交往，還曾為李渭的《先行錄問答》作序，在序中指出李渭心學的特色是“學貴修行”。鄒元標在都勻講學，常舉孫應螯、李渭的事迹為例，“以示聖人為必可學”。這足以看出鄒元標對二人是非常器重的，也說明李渭的影響不僅在思南，而且在貴州其他地方也有較大影響。

李渭之學在雲南也有很大的影響，“滇人學者謂近溪（即羅汝芳）好談性命，同野則一意實踐，其俎豆同野猶愈於近溪。”李渭在雲南的影響比羅汝芳的影響還大。

總而言之，李渭作為王陽明的私淑弟子，是陽明心學在貴州落戶后的碩果之一。他一生受到了陽明心學的巨大影響，而他在繼承陽明心學的同時也有所突破。他的“求本心”反映了“心即理”的陽明心學本體論；“必為聖人”目標體現了王陽明“立志為聖賢”的人生觀；“以行為先”的認識論對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有所突破；他提倡“明道”、“不欲”與王陽明“存天理，去人慾”有異曲同工之妙。他一生著力“躬行”，以求達到“常清常明”反映了“事上磨練”的陽明心學方法論。此外，李渭一生都堅持講學傳道，對陽明心學在貴州、雲南等地的傳播和興盛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有著較為深遠的影響。

時光的流逝確如孔子所言，輝煌或黯淡都將一去不返。大浪淘沙，許多曾經的泡沫與喧囂隨波而去；當濤聲漸歸消隱或沉寂，那些積澱於歷史深處的往事，才會浮出我們的記憶。而李渭，無疑是烏江最深刻的記憶之一。他對貴州文化的影響，深遠及今。梳理地方典籍，讓我們依稀看見烏江邊一個哲人的行蹤，詩人的背影。

李渭，字湜之，是貴州明朝時期屈指可數的著名理學家之一。其出生年月不詳，根據現有資料，只能大致界定在明武宗正德九年，即公元1514年。李渭的祖先原籍陝西，元朝時隨軍征戰到思南，官授功顯校尉。明朝洪武年間，又改授蠻夷司副長官，並定居思南。李渭的父親李富學識淵博，教子嚴格。在父親的嚴格教育下，李渭不負眾望，於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鄉試中舉，先後擔任四川華陽縣（今為成都）知縣，安徽和州知州、廣東高州府同知等職。隆慶年間，調任雲南省左參政；萬曆元年，升任應天府（治所在如今的南京）中南戶部郎；萬曆二年，調任廣東韶州知府。晚年卸職還鄉后，李渭在思南府城的中和山普濟亭（后名觀音閣、中和書院）、小崖門點易洞、為仁堂等處講學傳道。並在中和山留有“中和”等摩崖墨跡。其時門徒眾多，學生雲集。先後有江西的賴家謨、徐雲從，本地的冉宗孔、胡學禮、田唯安等人師從學習。他們承續李渭的思想，在各地傳播，影響一代人文精神。李渭的兒子李廷謙，也於萬曆十三年中舉，擔任貴州貞豐教諭、國子監助教等職，弘揚父親的學說。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李渭逝世，葬于思南府城河東萬勝山麓。萬曆十七年，思南地方官民為其請建專祠。明萬曆二十七年，郭子璋擔任貴州巡撫，將李渭列入《黔記》的理學傳中，並另作《參政李渭傳》。思南後人將其講學的中和山普濟亭命名中和書院。專祠後來被毀，其墓亦毀於文革，如今甚至連遺址也幾乎難以辨認了。

但歷史並沒有完全失憶，文化的光芒輝映天宇。王陽明的烏江之旅、龍場之悟，在蠻荒的貴州土壤播下了哲學的種子，催生了貴州本土的理學三大家，而李渭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立志成聖，秉持“中和”與“為仁”的儒家思想，重視“躬行踐履”的治學方法，突出強調“行”的地位，實踐了儒家最高的“聖人”人格，在貴州的宋明理學，特別是陽明心學中獨樹一幟，作出了重要貢獻。李渭一生著述頗多，《明史·藝文志》中就收錄了他的《先行錄》，其他的則多已失傳，在理學方面的著述有《毋意篇》，含《大學》、《中庸》、《易問》，還有《簡寄》、《雜著》、《家乘》、《大儒治規》等。

推根溯源，李渭的理學思想應追溯到宋明理學。所謂宋明理學，指宋、元、明時期的新儒學，亦稱道學、性理學、義理之學、心性之學等。它將傳統的儒學哲理化，以抽象性、思辯性的哲理來論證儒家綱常倫理。這個學術文化思潮，是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發展階段。在發展過程中，它一方面批判佛老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佛、道等思辯哲學形式，將單純倫理性的舊儒學改造為具有思辯哲學色彩的新儒學。理學的創始人是程頤、程顥兄弟二人。程頤還曾受貶到重慶涪陵，在與烏江交匯處的長江北岸點易洞悟道。

二程逝世后，理學內部出現兩大分野。朱熹發展了二程之學，成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構建了程朱道學；另一派繼承者陸九淵、王陽明，創立了陸王心學。陸九淵提出“心即理”的哲學命題，王陽明的心學發展了這一理論。在被貶貴州的三年裡，王陽明龍場悟道，逐步完善了“致良知”的心學理論。

李渭就深受陽明心學的影響。他在治學中，李渭先後請教過蔣信、諶甘泉、耿定理、耿定向、羅近溪、鄒元標等理學大師，而這些人都是王守仁的學生、私淑弟子，其學術思想對李渭的影響不言而喻。李渭還與王守仁的在貴州的再傳弟子孫應鰲、馬廷錫相互切磋，情誼深厚，惺惺相惜。正是陽明心學的直接影響與自身的勤奮好學，使李渭最終成為遐邇聞名的貴州理學三大家，陽明心學的貴州傳人。

李渭的理學思想，可從幾個方面加以認識。首先就是其“必為聖人”的人格觀。

在求道治學的過程中，李渭曾將“必為聖人”四字刻於居所，用以自警自勵。由此可知，李渭是將聖人人格作為自我追求的最高境界。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做“聖人”。通過治學這一途徑，通向聖人的最高殿堂。

李渭是立志成聖的實踐者。他不僅好學不倦，而且時時事事以聖人為人生標尺。作為官員，他一貫清正廉潔。一個廣泛流傳的故事發生在他廉州任職期間。有一天他夢見三條大蛇纏繞身體，揮舞大杖才將其趕開。恰好第二天就有屬下官員賄送珍珠金銀等物，他義正詞嚴地予以回絕，並自嘲道，昨晚的三蛇夢破解了。

他在任職廣東韶州知府期間，治地內盜賊蜂起。他分析百姓為盜的根本原因，在於官府與官吏的貪慾造成了百姓的貧困。因此告誡下屬，自我警醒說：“不欲二字，千古彌盜根本。倘多欲則身為溪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盜？彌山中盜易，彌心中盜難。”將官員的貪婪視為百姓為盜的原因。強調克制私慾，彌心中之盜，體恤民情，減輕百姓負擔。

以上事實說明，李渭正是宋明新儒學立志成聖理想人格的忠實實踐者。他以一個凡人之身，努力地攀向聖人的高地。

在思南縣城西面中和山石徑旁的一方巨石上，有一處“中和”摩崖至今猶存。這是李渭當時在思南府城中和山普濟亭（后名觀音閣、）、小崖門點易洞、為仁堂等處講學傳道期間所書。後人據此將山名為“中和山”，將其講學的普濟亭名為“中和書院”。而李渭留下的“中和”墨跡，可以視為其精思熟慮后的思想總結，書面表達了他追求“中和”的宇宙觀。

他這種追求“中和”的宇宙觀，以及其它的理學思想，基本上可以到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中找到源頭，這也可以證明李渭對先秦儒家思想的傳承。

而在政治上，李渭倡導“為仁”。在思南講學期間，他曾將城北的一處學館命名為“為仁堂”，後人遂稱此處為“為仁書院”。

對於理想的“為仁”圖景，李渭作了如下描述：“是日陽和清穆，雲行鳥飛，天地生生，大德洪暢。兩間在坐者，長幼循序，答問取次，誦書歌詩，肅肅雍雍。渭曰：此即仁，何以加諸？”這與孔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理想國何其神似。

明朝的貴州理學界，成就最高的有孫應鰲、李渭、馬廷錫三人，這三人都是陽明再傳弟子。三人學問各有所重，孫應鰲主張“以求仁為宗”、以“天人合一”為求學的始終，以“慎獨”修養為學問的落腳點；馬廷錫主張靜中求性，“默坐澄心以體認天理”；而在知與行關係的認識上，李渭則強調道德實踐，以“先行其行”為學問的宗旨，其著力“躬行”的治學方法獨樹一幟。

可否這樣認為，李渭雖為貴州宋明時期的理學大家，陽明心學的傳承者，但其思想在很多方面似乎更接近舊儒學，與陽明心學、特別是陽明心學的後期流派大相徑庭，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哲人遠矣，安可懷也。

李渭還是一位重要的烏江詩人。儒家的價值觀重道輕文，將詩文視為“末技”，但李渭的五言詩寫得中規中矩，意境古雅、自成高格。

據不完全統計，《思南府續志卷之十〈藝文門〉》保存下來的李渭之文有《思南府學射圃記》、《修思南府學碑記》、《修觀音閣碑記》、《務川縣遷學記》、《世侯安紹南榮受封典序》等，而詩有《聖嶺春耕》、《中和山》、《白泉漁樂》、《桐崖鳴鳳》、《三台叢桂》、《真源洞月》、《德江晚渡》、《嵇公泉》等篇，多以思南地方風景為題，五言體式，按照地域分類，是個名副其實的烏江詩人。

在《三台叢桂》中，“本仁以種之，灌溉元穆漿”的句子讓我們感受了貫穿其一生的“為仁”情結，詩人和哲人的身影在這裡合而為一；而《聖嶺春耕》的“汲隧甘自拙，抱膝聽禽言”，又讓人讀到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與抱朴守拙的處事哲學。但哲學的追求不是流行歌曲的市井狂歡，而是高處不勝寒的寂寞，註定要與孤獨結伴，於是我們在《真源洞月》“一鶴自丁零，千峰散虛白”句子中，看到了詩人一鶴丁零的自況，霧靄茫茫的彷徨。而《嵇公泉》，是最為人熟知的一首：“吾與二三子，覽勝求前賢。嵇公昔垂釣，傳聞於此泉。披雲尋往事，流水不知年。山空琴欲冷，樹古鶴來眠。”詩中古雅空寂的意境令人神往，又隱隱透出佛老的氣息。

也許，李渭是烏江文化的一個標高之一，他那些形而上的深奧求索，我們已經難以窺其真諦。但這種歷史的追懷，卻讓我們的精神得以從世俗中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