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臾

張伯臾從事中醫內科和教學工作。中醫臨床前後凡六十年，長於內科雜病，辨證細緻，分析精當，療效卓著，深得病家信仰。撰有《張伯臾醫案》，《中醫中藥治療急性心肌梗塞的經驗》等。

張伯臾幼年在農村中度過。當時農村哀鴻遍野，疫病流行，農民染病之後，常無力求醫，倒斃者不可勝數。這對張伯臾童年的心靈觸動很大。

記得當時孟河名醫丁甘仁先生在上海創辦了中醫專門學校，名噪大江南北，它是許多有志於岐黃之術青年的響往之所，張伯臾也是其中一個。經過努力，終於在十八歲那年考入了該校，成為該校第三屆學生中的一員。

入學后，同窗學友多有聰慧敏捷者，而張伯臾自知性較鈍緩，故加倍努力，以勤補拙，終於獲得較為優異的成績，於1923年畢業。旋又師事丁甘仁先生，得蒙深造，獲益良多。一年後，返鄉梓行醫。1937年八一三抗日戰爭爆發，兵燹延及浦東，全家移居市區，設門診所於當時的中醫療養院。解放后，應聘到上海第十一人民醫院(后改為上海中醫學院附屬曙光醫院)，從事中醫內科臨床及教學工作。十年內亂期間，雖身遭迫害，猶潛心醫業。粉碎四人幫后，張伯臾雖已年屆耄耋，但黨和人民仍然紿了張伯臾中醫教授及上海市科學大會先進個人的光榮稱號，這對張伯臾來說是且感且愧的。在有生之年中，除了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以報答黨和人民的恩情之外，其餘一切皆無所縈懷。下面就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點滴體會，簡要陳述於下，或與年青一代有所裨益。

張伯臾從醫60餘年來，手不釋卷，精研中醫經典及各家著述，同時還勤習 西醫及文史諸子，以求他山之助。其仁心慈厚，懸念病家疾苦，為探索疾病治療規律，勤求不怠。雖年屆耄耋，仍堅持門診、會診，指導並參與臨床科研，並熱心教學，為國內培養了大批中年中醫骨幹。

張伯臾著述有《張伯臾醫案》、“張伯臾教授治療急性心肌梗塞的經驗”、“清胰湯治療急性胰腺炎”等10餘篇論文和醫案醫話。還主編了第五版全國中醫藥院校中醫內科學教材。張伯臾治學，主張尋本溯源，以《內經》、《傷寒雜病論》為基礎，

但同時又必須結合臨床廣覽醫書，擷采眾長，這樣才能增進學識，提高醫術。他認為讀歷代醫家之書，不能肓從，不能不假思索地兼收並蓄，重要的在於認真地進行臨床驗證，方能學到真諦。徐靈胎評註的《臨證指南醫案》是張一生愛看的書。葉、徐兩家均是一代名醫，但在學術見解上常有相左之處。對此，張氏不輕率隨和一家之言，而總是潛心研討，然後融為己見。如《臨證指南醫案》的吐血門中，葉天士常用麥冬、五味子、玉竹、沙參等品；徐靈胎持不同意見，認為“吐血咳嗽乃肺家痰火盤踞之病，豈宜峻補”，“今吐血之嗽，火邪入肺，痰凝血涌，唯恐其不散不降，乃反欲其痰火收住肺中，不放一毫出路，是何法也！”對此兩說，張氏在臨床上留心十餘年，悟有灼見，遂作批語如下：“徐葉兩家之言，似乎背道，實乃相輔而不悖。吐血咳嗽而痰火戀肺者，麥冬、五味之屬，當在禁用之列，以免資寇助紂，然臨診之中，所遇肺陰已傷，舌紅絳，脈細數而咳吐血痰者不少，以陰虛為重，沙參、麥冬、玉竹等葯，均屬對症佳品，豈能廢用，徒用清化痰熱，以傷胃氣，非其治也。故徐、葉之說，未可偏廢，相機而用，取效臨床。仲景有麥門冬湯，麥冬半夏同伍，補陰而不滋膩，配搭之妙，誠可取法。”

張伯臾擅長治療內科急重病和雜病，他辨證細緻，分析精當，

其特點在於“平調陰陽，培補脾腎”，注重人體正氣，立方用藥。章法分明，貫徹“扶正祛邪，祛邪安正”、“扶正而不礙邪，祛邪而不傷正”的學術思想。

張伯臾在中醫學術上的發展，開始於對溫熱病的治療。1924年，張氏回鄉懸壺行醫。當時，鄉間農民積勞成疾，故門診或出診，病多危重，尤多熱病重症，如高熱、霍亂、痙病、厥逆等等，病情複雜多變，非溫病時方如桑菊、銀翹等輕清之劑所能奏效。面對棘手之症，張氏在刻苦鑽研葉天士《溫熱論》、吳鞠通《溫病條辨》的基礎上，又勤讀吳又可《溫疫論》、戴天章《廣溫疫論》、雷少逸《時病論》等醫籍，掌握了一般溫病與時行疫毒的治療差異，投以治療穢濁戾氣的方葯，使療效有了提高。

然而，張伯臾並不以此滿足，在臨診中，深感溫病諸書，雖對保津開竅之法頗多發揮，但對厥逆之變的辨治，尚嫌有不足之處。如當時霍亂流行。病死者甚多，其證見卒然暴吐瀉，手足厥冷，汗出，

大渴引飲，得飲即吐。一般醫家從溫病之法，投甘寒(或苦寒)清熱之劑，活人者鮮。而張氏據仲景所論，投白通加豬膽汁湯，獲效者不少。從中得到啟發，故他旋即進一步深研《傷寒論》，以補溫病之不足，並借鑒《傷寒指掌》一書，探索融匯六經及衛氣營血辨證以救治熱病重證的方法，終於逐步形成了熔傷寒、溫病於一爐的治療熱病的風格。這種風格在他的臨床中猶在在可見。

張伯臾從農村到市區行醫后，臨診中內、婦雜病增多。在診病之餘，深入研讀東垣、丹溪、景岳等名家醫論及《名醫類案》、《柳選四家醫案》、《臨證指南醫案》，並常置《類證治裁》於案頭，隨時翻閱。此外，到滬以後，也常有機會與老同學秦伯未、程門雪等互相切磋，如此歷經20年，處理疾病日趨穩健。1956年到曙光醫院工作，病種接觸面更為廣泛，並擔任了上海中醫學院的內科臨床教學任務。從而他經常注意把掌握的中醫理論系統化，並總結自己的經驗，使之條理化。然而從中張氏又深悟自己的學術經驗還較局限，“時方”輕靈之劑用於有些疑難雜症，常有杯水車薪之憾。因此，他用“學無止境、以勤補拙”激勵自己，花甲古稀之年猶攻讀不止，結合臨床潛心研究各家學說，這是他雖年邁而學術仍不斷長進的原因所在。

張伯臾常說：“習醫之道在於熟讀醫理，又善觸類旁通，達常知變。”這正是他的學術特點。此外，又如他在精通《傷寒論》桂枝湯方加減應用的基礎上，根據桂枝湯的藥物配伍，具有和營、溫通、止痛、振奮脾胃功能的作用，而又廣泛運用於辨證虛寒的慢性泄瀉、慢性胰腺炎、胃脘疼痛、神衰、虛勞等內科病證的治療中，療效卓著。

張伯臾十分注意總結，精於思考，大膽謹慎地提出自己的創見，張氏常說：“精通醫學，以熟諳醫理為首務。但是，欲求發展，又不可為成說所囿，不敢越雷池一步。須結合臨床深入體察，反覆思考。以得真知，抒發己見。

張伯臾據《金匱》及有關醫著記載和切身體驗，認為心肌梗塞不僅屬於“真心痛”的範疇，也應屬“胸痹”的範疇。大致可作如下劃分，左胸疼痛劇烈。或者手足青至節，並在24小時之內死亡的，為“真心痛”，痛雖劇烈，但不迅速死亡的，為“胸痹”。《金匱》曰“陽微陰弦”，為指陽虛，陰寒痰飲之邪乘於陽位，發為胸痹。張氏指出，就本虛標實而言，確為心肌梗塞的特點所在。然就病機而言，本虛者非徒陽虛，尚可見氣虛、陰虛、陰陽兩虛，甚或陽微陰竭，心陽外越者；標實者。不僅痰飲為患，尚有氣滯、血瘀致害，又有兼寒兼熱不同，同時標本之間恆多相互影響。未可執一而言。儘管心肌梗塞的病機複雜多變，但在辨證上。張氏認為只要抓住“陰”(陰虛)、“陽”(陽虛)、“痰”(分寒熱)、“瘀”(因氣或因邪)四字及“心臟虛弱”“胸陽失展”“心瘀痹阻”等基本病機，結合病情進行分析。至於心肌梗塞的治療。張氏根據本病發生髮展的規律，又提出三大原則：一是因本病特點為本虛標實，治療必須處理好“補”和“通”的關係。掌握好“祛實通脈不傷正，扶正補虛不礙邪”的原則：二是防脫防厥，經細緻地觀察患者在神、氣息、汗、疼痛、四末及溫度、舌苔、脈象等方面的細微變化，隨時警惕厥脫的發生。同時，既要防脫防厥，用藥宜於厥脫之先；三是關於通便問題，心肌塞患者常見便秘一症。因大便不暢而引起心跳突然停止致死亡者並不少見。故及時而正確的通便，為治療心肌梗塞的重要方法。立法用藥時，應分清陽結、陰結，採取“先通便去實，然後扶正補虛”、或“補虛為主，輔以通便”等法，以助正氣的恢復。

張伯臾於青年時期，曾讀《千金要方》。不解其意，視為“偏書”：曾見方行維先生用夾雜之方，斥為“無師傳授”。近20餘年來，他所遇疑難雜症，與日俱增，投以平時熟用之法。取效者不多，百思不解其結。於求法不得情況下。遂再次攻讀《千金要方》。隨著閱歷的豐富，讀起來就別有一番感受，愛不釋手。張伯臾認為，斯書醫學理論縱然不多，而方證記錄樸實可信，其上下、表裡、寒熱、補瀉、通澀等葯並用之方頗多。用心良苦，奧蘊在其中，所謂疑難雜症者，大多症情錯雜。非一法一方所能應對，當須詳細辨證，合法合方，方能奏效。故張氏常說：“雜症施治，效法《千金》。”這是他10餘年來，治療疑難雜症的效果得以提高的心得。

1924年，張伯臾回鄉行醫。當時，鄉問農民生活極為貧困，積勞成疾，故病多危重，尤多熱病重症，如霍亂吐瀉，高熱痙厥逆等等，病情兇險複雜，倏忽多變。面對耩手之症，張伯臾在鑽研葉天士《溫熱論》、吳鞠通《溫病條辨》的基礎上，又勤讀雷少逸《時病論勞》、吳叉可《溫疫論》、戴天章《廣溫疫論》等醫籍，掌握了一般溫病與時行疫毒的治療差異，啉會到但持桑菊、銀翹輩輕清之劑，常無顯效，而投以治療穢濁戾氣的方葯，使療效有了提高。然而，張伯臾又深感溫病諸書，雖對保津開竅之法頗多發揮，但對厥逆之變的辨治，尚有不足之處。如當時霍亂流行，病死者甚多，其症見卒然暴吐瀉，手足蹶冷，汗出，大渴引飲，得飲即吐。一般醫家從溫病之法，投甘寒或苦寒清熱之劑，活人者鮮。而我據仲景所論，投白通加豬膽汁湯，獲效者不少。張伯臾從中得到啟發，必須進一步深研《傷寒論》，以補溫病之不足，並借鑒《傷寒指掌》一書，探索融會六經及衛氣營血辨證，以為救治熱病重證的方法。古人說，對待傷寒與溫病，須縱橫看，張伯臾覺得此語甚妙。縱橫交織，本一體也。無可否認，就兩者方葯論，各有偏重專長，只有融會貫通，方能左右逢源於臨床。

張伯臾自農村副市區行醫后，臨診時內、婦雜病漸漸增多，間遇達官大賈，治病遣方須小心謹慎。在診病之餘，張伯臾深入研讀東垣、丹溪、景岳等名家醫論及聯名醫類案》、《柳選四家醫案》、《臨證指南醫案》，並常置《類證治裁》於案頭，隨時翻閱。且到滬以後，也常有機會與老同學程門雪、秦伯未等互相切磋。經過二十餘年的學驗結合，視野遂廣，意境漸上。1956年張伯臾參加曙光醫院工作，病種接觸面更為廣泛，並擔任了高等中醫教育的內科臨床教學任務，從而迫使張伯臾把所掌握的中醫理論系統化，條理化。然而，張伯臾總感到自己的經驗比較局限，臨床疾病又千變萬化，不勝盡治，因思古人天下無不可治之疾，有不可治之醫的告誡，認識到關鍵是在醫者必須熟讀經典，旁通諸家，又善守常達變，付諸臨床。這正是醫道的至要所在。

張伯臾常對學生說：精通醫學以熟誨醫理為首務。但是，欲求發展，又不可因循沿襲，為成說所囿，不敢越雷池一步。須結合臨床，深入體察，勤于思考，善於總結，以得真知，抒發己見。近三十年來，張伯臾也是這樣要求自己，以求得學術上的進步的。

如對肝臟陰陽的認識，古人謂肝臟體陰而用陽，肝陰肝血其體可虛，而肝氣肝陽其用總屬太過。在數十年臨診過程中，張伯臾常思索這一問題：五臟皆有陰陽，均可見有陰陽之虛，何惟獨肝氣肝陽之無虛？此說片面可知。縱然，吳澄、唐容川等醫家曾提及肝氣虛、肝陽虛，但乏於闡述，未能付諸臨床。其實，

臨床中肝氣虛、肝陽虛何嘗少見，在肝炎、肝硬化病例中尤屬多見，其症如脅肋隱痛，或脹痛綿綿，勞累則增劇，神疲乏力，腹脹納呆，面色灰滯萎黃，悒悒不樂，其或畏寒肢冷，舌多淡紅胖，苔白或膩，脈虛細弦或沉細無力，並常與脾氣弱、脾陽虛同見，治療當以益氣溫陽、補肝健脾為原則，用參、苠、附於、白朮、茯苓、細辛、白芍、棗仁、烏梅、木瓜之類。對此類病人，如執持成說，反用疏肝泄肝，投以大量理氣活血之品，必致戕伐太過，更虛其虛。

又如急性心肌梗塞，很多學者認為屬中醫真心痛的範疇。據臨床體驗，對照《金匱》及有關醫著的記載，張伯臾認為本病不僅屬於「真心痛』，還應屬於胸痹範疇。大致可作如下劃分：右胸疼痛劇烈，或者手足青至節，並在二十四小時內死亡的，為真心痛，痛雖劇烈，但不迅速死亡的為胸痹。《金匱》論胸痹日；陽微陰弦，乃指心胸陽虛，陰寒痰飲乘於陽位所致，故治療也局限於補陽益氣、通陽散結、豁痰化飲之劑。近十多年來，據張伯臾臨床所見，《金匱》所論與實際不盡相台。就本病病機而言，本虛標實確是心肌梗塞的特點所在。但本虛非徒陽虛，尚可見氣虛、陰虛、陰陽兩虛，甚或陽微陰竭，心陽外越等；標實也非僅痰飲為患，尚有氣滯、血瘀致害，。又有兼寒兼熱之不同。同時，標本之間多相互影響，未可執一而言。因此，在治療上也不能拘泥於《金匱》，應隨證遣方，靈活掌握。張伯臾根據本病發生髮展的規律，總結了三個治療要點；一是處理好補和通的關係，掌握好祛實通脈不傷正，扶正補虛不礙邪的原則；二是防脫防厥，要細緻觀察患者在神、氣息、汗、疼痛、四末及素體溫度、舌苔、脈象等方面的變化，隨時警惕厥脫的發生，用藥也宜於厥脫之先，三是關於通便問題。本墒患者常見便秘一證，由大便不暢引起心跳驟停而死亡者並不少見，故及時而恰當地通便，為治療心肌梗塞的重要方法。

在張伯臾年輕的時候，曾讀《千金要方》，難解其意，視為偏書。解放初期張伯臾曾見方行維老先生治病用藥甚為夾雜，每每認為是無師傳授的結果。近二十餘年來，張伯臾所遇疑難雜症，與日俱增，投以平時熟用之法，取效者不多，常百思不解。在這種情況下，遂再次攻讀《千金要方》。隨著閱歷的加深，讀起來就別有一番感受。張伯臾感到該書醫學理論縱然不多，而方症記錄樸實可信，其表裡、寒熱、補瀉，升降、通澀等葯常融冶在一方之中，可謂用心良苦，奧理蘊在其中。所謂疑難雜症者，大多症情錯雜，非一法一方所能應對，當須詳細辨證，切中病機所在，方能奏效，而不能被某些狹隘的理論所束縛，更不能受流派所承的學驗所限制，必須擴展視野，進一步研究《千金》組方之雜，觀察其臨床之驗，張伯臾認為這是探索治療疑難雜症的重要途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