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說

問世於1840年鴉片戰爭至1911年辛亥革命這一歷史時期的小說，通常被稱為近代小說。承襲清代小說，伴隨近代社會的巨變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歷程，逐漸發生變化。其進步的主流突出地反映了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況，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風貌，以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民主革命運動，在中國小說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社會逐步半殖民地化，封建制度進入崩潰的階段。但是這一時期的小說作者基本還在舊思想的牢籠之下，他們的創作，或回憶、留戀舊時生活，反映 他們對功名利祿的追求；或粉飾、美化現實，妄想挽救封建末世的覆滅。小說領域很少反映出新的思想風貌來，而以“狹邪小說”、“俠義公案小說”佔主導地位。“狹邪小說”即寫“伎家故事”。陳森《品花寶鑒》（1849，一作1835），以記敘清朝乾隆、嘉慶年間達官名士、王孫公子狎妓生活為題材，表達作者對士大夫自命風雅實為庸俗淫逸生活的艷羨。魏子安《花月痕》（1858)寫兩對士子與妓女的故事，設為窮、達二途，反映作者幻想能夠飛黃騰達，寄託宦途失意的感慨。俞達《青樓夢》寫懷才不遇的士子將青樓妓女引為知己，把她們理想化，以表現作者從冶遊功名到報親慕道的理想。《海上花列傳》（1894），以妓院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半殖民地化的上海罪惡淵藪的畸形社會面貌，表現了這類小說逐漸向寫實轉化的傾向。這個時期的“俠義公案小說”，有很大的發展。一部分小說的作者，出於對清王朝統治前途的擔憂，自覺地用小說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俞萬春的《蕩寇志》1851），將起義的英雄剿盡殺絕，以求瓦解人民的反抗精神；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則全面宣揚忠孝倫理，希望八旗子弟讀書仕進，後繼有人，作品的針對性和目的性都極其明確。《施公案》（1798）、《三俠五義》（1879）、《彭公案》（1892）等，將官吏審案斷獄的公案小說，與俠客除暴安良的俠義小說結合起來，每以“名公大臣總領一切”，以達到“不負朝廷”或“致君澤民”的目的。這類小說中，除《三俠五義》在民間長期流傳過程中，豐富了包公的形象，增添了大量俠客、義士內容，對豪強、權貴的邪惡有所暴露，體現了市民的愛憎之外，其他作品的主要傾向，都是美化封建官僚，鼓吹奴隸哲學，為維護封建皇權和專制制度效勞。

這一歷史時期，改良和革命之風甚盛。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均重視小說的作用，小說創作空前繁榮。嚴復首先發表了《附印說部緣起》（1897），接著梁啟超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宣傳通過小說來改造政治及社會，倡導小說界革命。此後，徐念慈、黃人、金松岑、陳天華、黃小配等亦主張小說創作有現實性和革命性。在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共同努力下，晚清小說呈現一派繁榮景象，面貌一新。同時他們大力提倡翻譯外國小說，認為翻譯小說在政治上既可以宣傳新思想，啟發民智，藝術上又可以借鑒。據《晚清戲曲小說目》著錄，翻譯小說有 667種之多。英國的狄更斯，法國的大仲馬、小仲馬，俄國的托爾斯泰等人作品，被介紹到中國來。林紓、伍光建、魯迅等都是著名翻譯家。《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譯作，風行一時。外國作品在創作方法和描寫技巧等方面，給晚清小說的發展以一定的影響。

發表創作和譯作小說的《繡像小說》（1903）、《新新小說》（1904）、《月月小說》（1906）、《小說林》（1907）等幾十種期刊應時而生。

這時期的小說創作，盛行改良派的譴責小說，突出地暴露了封建官場的黑暗腐朽，廣泛地宣傳了各種社會改良，並出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反帝反清的小說。《官場現形記》、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孽海花》、《老殘遊記》被稱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是清末黑暗政治的真實寫照。它批判和譴責了整個封建官僚階層，從官場的角度真實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暴露的對象從官場擴及到商場、洋場。商場 中寫了官商勾結，洋場中寫了才子的沽名釣譽。劉鶚的《老殘遊記》暴露清末官場的黑暗，由贓官及於清官。曾樸的《孽海花》則大體反映了從同治年間起約30年的社會政治文化風貌，及活動於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這些小說表明，改良派作家對現實的態度已經改變，轉而對社會進行揭露和抨擊，但目的卻是為了改良。《官場現形記》暴露官場黑暗，是為了叫官吏“讀了知過必改”；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了官場、洋場、商場中種種卑污苟賤的怪現狀，目的是為了“恢復我固有之道德”。《孽海花》則表現了一定的革命傾向。除四大譴責小說外，本時期眾多的小說涉及的題材異常廣泛，是晚清社會的一面鏡子。寫晚清社會概貌的，有《文明小史》、《負曝閑談》、《冷眼觀》等；寫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有《罌粟花》、《中東大戰演義》、《中法戰紀》等；寫官場的，有《活地獄》、《官場維新記》等；寫商人和商業活動的，有《市聲》、《胡雪岩外傳》等；寫華工和留學生生活的，有《劫餘灰》、《苦社會》、《苦學生》、《黃金世界》等；寫反對迷信的，有《瞎騙奇聞》、《掃迷帚》、《玉佛緣》等；寫婦女解放的，有《黃繡球》、《女子權》、《中國女豪傑》等。同時，資產階級革命派作家也進行小說創作，鼓吹反帝反清的種族革命。著名作品有《洪秀全演義》、《獅子吼》、《洗恥記》、《自由結婚》、《盧梭魂》等。

辛亥革命后，在各地封建軍閥的割據下，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些封建文人、洋場才子以及失意頹唐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大本營，在小說領域，逐漸形成了一股頹廢、沒落的文藝思潮，出現了以“鴛鴦蝴蝶派小說”和“黑幕小說”為代表的流派。鴛鴦蝴蝶派作家大都以愛情婚姻為題材，寫男女之間相愛，像一對蝴蝶、一雙鴛鴦一樣分不開，是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說、外國資產階級感傷主義作品影響下，在上海那種特有的半殖民地、洋場土壤中產生的一種新才子佳人小說，思想上並沒有擺脫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代表作品有徐枕亞《玉梨魂》、李定夷《美人福》等。“黑幕小說”盛行於1917～1918年間。它標榜揭發“全國社會射影含沙之事，魑魅魍魎之形”。代表作是《中國黑幕大觀》及其《續集》等。但此書實際上已淪為為□作惡的教科書，軍閥、政客攻訐中傷的輿論工具。魯迅稱之為“謗書”，是“譴責小說”的墮落。這一時期，也有反映現實生活的“為人生”的小說出現，如《黑籍冤魂》等寫反帝愛國；《採桑女》等寫封建愛情悲劇；《新社會現形記》等抨擊軍閥政治；《漁家苦》等反映勞動人民痛苦生活；《工人小史》、《罷工軼事》等描繪了工人階級的生活鬥爭，在當時有一定的現實性和進步性。晚清小說以長篇為主，這個時期的小說卻大都是短篇，它對此後短篇小說體裁的發展，有一定促進作用。

近代小說的繁榮，是個不爭的事實。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說過：“晚清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是最繁榮的時代。”具體說來，近代小說的創作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俠義公案小說，第二次是譴責小說，第三次是“鴛鴦蝴蝶派”小說。這三次高潮，每一次都創作出大量的小說作品，每一次都在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中引起很大的轟動。應該說，晚清小說的繁榮，主要是通俗小說的繁榮。

近代小說的創作高潮，發生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從鴉片戰爭前夕到19世紀末是俠義公案小說的高潮期；從庚子之變到辛亥革命前夕，是譴責小說的高潮期；從辛亥革命前後一直到本世紀30年代，是“鴛鴦蝴蝶派”小說的高潮期。這三次創作高潮中，小說家創作的宗旨不同，作品的風格迥異，但總體上看，這些作品都廣泛而又真實地反映了近代不同歷史階段的廣大民眾的心理期待和審美需求。而通過這三次高潮所展示的近代小說的發展走向，不僅和近代社會的發展走向密切相關，也和西學東漸有一定的聯繫。眾所周知，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演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國家的影響。

這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中西雙方在物質生產、科學技術方面的較量；其次是西方社會的組織形式、政治體制對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而最後是體現著社會成員的生活追求、價值尺度的各種觀念形態的輸入。俠義公案小說、譴責小說、“鴛蝴派”小說，分別反映了這三個歷史階段中國廣大民眾的生活感受、理想與追求。

俠義公案小說熱始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開山之作是《施公案》，此外，還有《三俠五義》（后改為《七俠五義》）、《彭公案》、《狄公案》、《永慶昇平》、《七劍十三俠》、《八劍七俠十六義全傳》等。這些小說問世后，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轟動。人們口耳相傳，爭相閱讀，對這類題材進行再創作的興趣也持久不衰。《施公案》續至10集，《彭公案》續至17集，《七俠五義》續至24集……根據這類小說改編的戲劇達數十種，其中《盜御馬》、《惡虎村》、《打龍袍》、《連環套》等，至今仍是中國廣大人民所喜愛的劇目。

俠義公案小說的作者，大都是說書藝人或下層文人。他們在創作過程中，又特別注意探察與反饋讀者的欣賞心理，並據此加以增刪修改。它的創作情況確如胡適在《三俠五義·序》中所云：“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初只有一個簡單的故事作為中心的‘母題’（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葉，便像個樣子了。後來經過眾口的傳說，經過評話家的敷衍，經過戲劇家的剪裁結構，經過小說家的修飾……內容更豐富了，情節更精細圓滿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氣了……”應該說，從胚胎的孕育，到生長壯大，俠義公案小說所汲取的都是市井生活的養分。它是老百姓自己的小說，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初期尚未掙脫封建意識束縛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思想狀況，富有世俗氣息和時代色彩。

俠義公案小說內容上最突出的特點是讓俠客與清官聯手治理國家。確如魯迅所云：“凡此流著作，雖意在敘勇俠之士，遊行村市，安良除暴，為國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為中樞，以總領一切豪俊。”①在這些小說中，朝廷和各級官吏，除了一名清官外，都平庸無能。“至聖至明”的皇帝實際上也只是一尊象徵著權職的偶像，在經邦治國方面沒有任何作為。國家之事，小到解決民事糾紛、維護治安；大到平叛禦侮、保境安民，靠的都是清官和俠客的力量。在人們看來，清官與俠客的結合，是最理想的政治結構：清官清廉剛正，愛國愛民，但卻沒有武藝，在與邪惡勢力作鬥爭時常因受到他們的武力反抗而束手無策，需要藉助俠客的武藝；而俠客武藝高超，膽識驚人，但卻沒有職權，只有托靠清官，才能使他們行俠仗義、除暴安良的行為合法化。清官的明察秋毫、不徇私情保障了政治的清明；俠客的智謀武藝、敢作敢為保障了國家的太平與強盛。由於清官與俠客都以主持正義、除暴安良為己任，所以非清官不能啟用俠客，非俠客不足以輔佐清官。清官與俠客比較，俠客的作用尤為重要，清官離開俠客寸步難行，而俠客只要奉了清官手中的尚方寶劍，就能治國平天下。因此，俠義公案小說大都從清官斷案寫起，在斷案過程中不斷招徠俠客，等大批俠客聚集到一起之後，清官便漸漸隱去，由俠客們奉著尚方寶劍去爭戰廝殺，保境安民。

我們知道，封建社會裡的百姓，總是把治國平天下的重任寄托在帝王將相身上。從《三國演義》對聖君賢相的期盼，到《楊家將》、《龍圖公案》對忠臣良將的謳歌，都集中地反映了這種心態。然而，清中葉以來，隨著“康乾盛世”紅漆招牌的剝落和朝政的日益腐敗，隨著邊患的日益增多，和國內人民反抗運動的不斷湧現，廣大民眾對封建統治當局在道義上、能力上都產生了懷疑，開始把尋求人才的目光投向社會下層。龔自珍“塞上似騰奇女氣，漢東久隕少微星”（《夜坐》）的感慨，和魏源“剛散六千君子卒，五羊風鶴已頻驚”（《寰海十章》）的嘆息，都反映了這一點。俠義公案小說把振興國家的希望寄托在草澤英雄身上，也說明了當時的百姓對封建統治當局的腐敗無能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

其次，俠義公案小說普遍反映了一種尚武精神和群體意識。竇爾墩、黃天霸、展昭、白玉堂、徐鳴皋等一大批豪俠的形象塑造得虎虎有生氣。他們武藝高超，智慧過人，嫉惡如仇，敢作敢為，具有強烈的英雄氣概和獨立不倚的人格力量。竇爾墩為了證明自己的本領而盜御馬，白玉堂為捍衛自己的人格尊嚴而大鬧皇宮，徐鳴皋因為除強扶弱，抱打不平而揭竿起義……。只是有感於清官的清廉正直，憂國愛民，他們之中有的人投靠了清官，並在清官的率領下為國立功。他們公而忘私，精誠團結，從扶困救厄、除暴安良，到平叛禦侮、安邦定國，都寄托在他們的刀光劍影、拳腳相加之中，讀來令人精神振奮。尤其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和西方列強的武力較量中屢戰屢敗，俠義公案小說中的俠客卻愈戰愈勇，所向披靡。應該說，是鴉片戰爭的失敗激起了人們的尚武精神。下層百姓不解“師夷制夷”和“西學為用”，而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振奮國威的強烈願望。

此外，俠義公案小說也反映了近代初期下層百姓自我意識的增強。以前的公案小說，旨在歌頌清官。書中都誇張地渲染清官們不同凡響的身世，寫斷案折獄，也主要是為了表現清官的清正和神明。小民百姓們以誠惶誠恐的態度，講述和聆聽那些半人半神的清官大老爺審獄斷案的業績。俠義公案小說則有了明顯的不同：同樣寫清官斷案，其側重點不在於清官，而在於表現市井小民的生活和命運②。這些小說所寫的案件，大都是發生在市井之中的刑事案件，如惡霸豪紳魚肉百姓，地主迫害佃農，主子欺壓僕人，小生意人被謀財害命等等。還有些案件，屬於下層社會的民事糾紛，如：某小生意人的兩吊銅錢被親戚圖賴，某農婦種的茄子被偷，賣豆腐人的兩盤豆腐被路人擠翻打碎……，通過這些描寫，反映了下層民眾對自身命運的深切關注。

俠義公案小說也有其明顯的局限，例如小說中所表現出的擁護皇權和“為王前驅”的思想。對此，我們應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進行具體分析。近代初期，新的生產關係尚未出現，小生產者雖然對封建統治當局在道義上、能力上產生了懷疑，但還不可能產生徹底的反封建思想。“為王前驅”仍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更何況，在古人心目中，“朝廷”與“國”基本上是一個概念，為朝廷效力就是為國家出力。尤其是當國家受到外來侵略時，這種“為王前驅”的思想還帶有相當的愛國的成分。一直為人們所歌頌的鴉片戰爭中的民族英雄關天培、葛雲飛、陳化成等，也同時都是忠君愛國之士。因此，我們要指出這種思想的局限，但又不能無限誇大，把俠義公案小說統統視為“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反動”作品。

由為帝王將相歌功頌德到對下層社會力量的認可；由宣揚仁義道德的儒學傳統到張揚尚武精神，這就是俠義公案小說與明清公案小說最大的不同。應該說，俠義公案小說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初期和西方列強進行武力較量中處於劣勢情況下的中國下層民眾的心態。

近代小說創作的第二次高潮———譴責小說熱，始於1903年。其代表作即人們所熟知的“四大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和《孽海花》。此外，還有《文明小史》、《冷眼觀》、《官場維新記》、《負曝閑談》等。應該說，譴責小說的數量之多，來勢之猛，又超過了俠義公案小說。掀起譴責小說創作高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甲午戰爭和庚子之變后，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激起了全國民眾的極大憤慨，“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③。而庚子之變的第二年（1901），慈禧太后迫於壓力，又以光緒的名義發布了變法圖強的諭旨，要求大臣“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各舉所知,各抒所見”④。在這種情況下，用文學抨擊時政，既適應了廣大民眾宣洩痛恨政府誤國的激憤情緒的需要，又順應了朝廷的旨意，這是譴責小說興盛的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譴責小說的興盛，又和當時廣大市民的文化品味有關。鴉片戰爭以來，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刺激，也由於中國的有識之士為了富國強兵而大力興辦實業，中國大城市的工商業發展迅猛，市民人數驟增。近代都市文化的熏陶，生活節奏的加快，使得廣大市民改變了文化娛樂方面的口味：他們對古老的節奏緩慢的評書失去了興趣，而鐘意於簡潔明快、信息量大的小說小報。大多數譴責小說，就是為了滿足廣大市民讀者這種心理期待和文化需求而作的。因此，許多譴責小說作家，如李伯元、吳趼人、歐陽淦、高太痴等，同時又是某些娛樂性小報的主辦者；而很多譴責小說作品，最初又都在這類小報上分期連載。第三，梁啟超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推崇政治小說，提倡利用小說宣傳政體改良，也為譴責小說的興盛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於這種種原因，譴責小說壓倒了其他類型的小說，也壓倒了作為正統文學的詩文，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時期的代表文學。

與中國傳統小說相比，譴責小說無論在創作觀念上還是在作品風格上，都有許多新的特點。首先，傳統小說大都把朝政得失、家庭興衰、人物命運作為中心內容，作品對社會現實的批判，隱含在歷史故事和人情世態的描寫之中。而譴責小說則自覺地把抨擊朝政的腐敗和揭露社會的弊端作為小說創作的中心。作品的人物塑造，情節設置，都是緊緊圍繞著對現實社會的揭露這一中心內容進行的。這些作品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對近代社會作了全方位的批判，成為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現實的宣傳工具。

其次，傳統小說大都以忠奸對立、善惡之爭構成情節的主要矛盾衝突。在描寫這些矛盾時，又從獎善懲惡、尋求心理安慰出發，總是讓正義戰勝邪惡，千篇一律地以大團圓作為故事的結局。魯迅說傳統文學的本質是“瞞與騙”，話雖尖刻，卻也道出了其不敢正視現實的特點。譴責小說則全然不同：西方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傳入，清除了因果報應、宿命論等思想垃圾；民族生存的危機感，改良社會的責任心，又鼓起了小說家們大膽面對現實的勇氣，他們要利用小說“揭發伏藏，顯其弊惡”，即把社會上種種醜惡現象拿出來示眾。因此，他們的小說突破了忠奸鬥爭、懲惡獎善的情節框架，直接以社會上的種種弊端構成故事矛盾。書中大都沒有正面形象，即便有，也處在受排擠、被打擊的地位，根本無法和邪惡勢力抗衡。作品正是以鬼怪橫行、大廈將傾的危險局面向人們示警，激起人們奮起改良社會的決心和鬥志。

譴責小說為自己特定的內容找到了相應的表現形式：它繼承了《儒林外史》嘻笑怒罵、冷嘲熱諷的風格，以宣洩對黑暗現實的憤懣之情。又因為讀者大都是些文化素養不高的市民，故譴責小說一改《儒林外史》那種深沉、凝重、含蓄的風格，代之以淺顯、直露、俚俗的特點，並夾雜一些話柄笑料，以迎合市民讀者的口味。這樣做的結果是降低了小說的藝術價值，卻贏得了廣大市民讀者的喜愛。若從注重文學的宣傳效應和文學藝術大眾化的角度看，這種“犧牲他的藝術而遷就一時的社會心理”⑤的做法，適應時代的需要，不能全盤否定。

譴責小說對社會的批判，很容易使人把它和資產階級改良運動聯繫到一起。然而，儘管資產階級先驅人物的改良宣傳對譴責小說的興盛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若把譴責小說籠統地看作是資產階級改良文學，卻是錯誤的。事實上，譴責小說家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只是就對中國社會“不良”的看法上取得了共識。至於社會何以會不良，如何改良，小說家們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他們有的主張反貪倡廉，整頓吏治；有的主張恢復傳統道德，改變社會風氣；有的提倡西學，主張興辦實業；也有的人只是痛切地感到現實社會不好，卻又提不出任何具體的改良方案。而真正贊成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改良政體的，卻是少數人。從總體上看，譴責小說是一種市民文學，它真實地反映了資產階級改良時期廣大民眾的心態：一方面，西方列強的侵略，變法圖強的失敗，擦亮了人們的眼睛，使他們對現有的封建政治的弊端有了清醒的認識，產生了強烈的改良社會的要求；另一方面，由於歷史準備的不足，他們對資產階級改良派所提倡的君主立憲制度還不能理解、接受，在批判社會弊端的時候，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普遍流露了一種悲觀情緒。正因為如此，後來的辛亥革命比較順利地推翻了清王朝，卻始終未能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政體。

近代小說的第三次高潮———“鴛鴦蝴蝶派”小說熱始於辛亥革命前夕，1913年徐枕亞推出其代表作《玉梨魂》，把這類小說的創作推向高潮。先是言情熱，繼而是偵探熱、武俠熱，這種熱度一直持續了20多年。

“鴛蝴派”小說興盛的原因與俠義公案小說和譴責小說都不相同。首先，從西學東漸對文學的影響來看，前兩次的影響都是間接的：西學的輸入影響到中國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又影響到文學。而這一次則是西方文學直接對中國近代小說產生了影響。梁啟超等資產階級政治家們，為了宣傳政體改良，號召人們譯介西方的政治小說，而令他們始料不及的是，其結果卻引進了通俗小說。粱啟超等人所翻譯的政治小說很少有人問津，人們根據自己的心理期待和價值取向，選擇了《茶花女》、《福爾摩斯探案》，選擇了在英國本來算不上大家的哈葛德的通俗小說。表面上看，這是中國的翻譯家引進了洋故事（當事人在翻譯時也確實帶有很大的獵奇的成分），但實際上，它不僅使中國人看到了新的文學樣式、審美情趣，也帶進了與我們數千年文化傳統迥然不同的倫理準則和人生格調，引起了人們對傳統心理和民族文化的深層反思。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封建的思想觀念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然而，由於歷史準備的不足，這並未能引起人們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的強烈追求，卻使得晚明那種貴己重身、崇尚情慾的人文主義思潮死灰復燃。這兩種力量的交叉，使得新興資產階級和廣大市民群眾叛離了封建觀念和倫理規範，人性開始了朦朧的覺醒。直接反映市民群眾的思想意識和生活理想的“鴛蝴派”小說，也就應運而生。

“鴛蝴派”小說繼承了明、清市民文學“以情抗理”的進步思潮而又有所發展。這首先表現在：“鴛蝴派”小說所表現的社會平等觀念已明顯增強，由晚明的否定聖人與常人的差別，發展為否定封建專制制度。《廣陵潮》、《新華春夢記》、《留芳記》以及短篇小說《中華民國之魂》、《夢遊冥府記》、《青衫淚》、《皇帝借債》等作，一改譴責小說只揭露封建社會的某些陰暗面，而不觸動封建制度本身的做法，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專制制度對廣大人民的殘害，猛烈抨擊袁世凱、張勳及其爪牙倒行逆施、復辟帝制的罪行，反映了廣大人民對封建專制主義深惡痛絕的感情。“鴛蝴派”小說也普遍表現出了擁護資產階級革命的傾向，但作品描寫革命時卻總是變形走樣：革命者不是反滿抗清的英雄，就是殺富濟貧的好漢。這表明，當時的民眾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政體尚不理解。這反映了小說家認識上的局限，也反映了歷史的真實：辛亥革命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缺乏群眾基礎。

“鴛蝴派”小說中，更多的是描寫婚姻愛情的作品。這些作品，大都摒棄了明、清才子佳人小說的虛假的大團圓結局，敢於正視黑暗的社會現實，尤其可貴的是，這些作品不再停留在批評婚姻方法的缺陷方面，而是把矛頭明確指向了封建婚姻制度，有的作品還把反對包辦婚姻制度提到了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高度：“吾國婚制不良，多數少年男女宛轉屈伏於老人專制權力之下，因心理之反動，演出種種悲劇。”（徐枕亞《余之妻》）他們主張：“普天下為人父母者，對子女之婚嫁，打消富貴兩字，打消專制兩字。”（吳雙熱《孽冤鏡》自序）這種見解發人深省：反對封建思想意識、倫理規範也屬於反封建的範疇。它和反對封建專制政體應該是互相聯繫，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鴛蝴派”小說還開闢了中國小說創作的新領域：在西方文學的直接影響下，產生了偵探小說和科幻小說。偵探小說一改公案小說頌揚“青天大老爺”們的政績的做法，極力描寫平民偵探的智慧與能力。在寫破案的過程中，也摒棄了公案小說中“案不破、神鬼助”的封建迷信的糟粕，代之以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科學的偵破手段，具有提倡科學與民主、開啟民智的意義。科幻小說以現有的科學成就為基礎，加上科學的預見，以幻想的方式描寫人們利用自然科學所創造的奇迹，展示未來社會科學發展的前景。由於缺少現實基礎，中國早期的科幻小說顯得幼稚，有的甚至未能突破騰雲駕霧、呼風喚雨的俗套，但是它能夠引起人們的好奇，培養人們對科學的興趣。這對於改變中國數千年來只重理念、輕視自然科學的陋習，具有促進作用。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鴛蝴派”小說中也有大量輕薄無聊的內容，如津津有味地描寫艷遇故事，寫女子的媚眼笑靨，寫令人肉麻的情話，甚至寫嫖妓、狎優的風流，揭露姨太太偷情的隱私……這些內容的確反映了市民階層的低級趣味，今天也絕無存在下去的必要。然而，在當時封建思想觀念還很強大的情況下，市民群眾敢於把這些為封建觀念所不容的思想趣味公然地亮出來，也表明了他們對封建禮教的蔑視和對自己獨立人格價值的堅持，是自我意識覺醒的表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於瓦解封建的意識形態，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從創作觀念上看，“鴛蝴派”小說突破了封建教誨主義的藩籬，對梁啟超等人利用小說“新民”的主張也不予理睬，堅持“不談政治，不涉毀譽”的創作原則，提出了注重作品的“娛樂性、趣味性、消遣性”的口號。總之，它完全按照市民群眾的心理期待和欣賞趣味進行創作，形成了小說創作的自由化和藝術風格的多元化。言情小說以哀婉凄切的愛情故事感染讀者；武俠小說重複著“除暴安良”的古老話題，但其內容由殺富濟貧變為江湖幫派之爭，情節更驚險離奇，也就更能滿足讀者的好奇心理；偵探小說以其撲朔迷離的情節、嚴密的邏輯推理新人耳目；社會小說大都描寫市井中流傳的趣聞、話柄、小道消息，令市民讀者感到親切，也迎合了他們揭密探奇的趣味；滑稽小說描寫令人捧腹的笑話；宮闈小說揭露宮闈秘事……。“鴛蝴派”小說這種創作原則，實質上也和晚明公安派提出的“獨抒性靈”，“信口而發”，“率性而為”的原則一樣，都是從人本位出發的，表明了人性的覺醒。

“鴛蝴派”小說的上述特點，使得它和社會上正在進行的政治革命極不協調，因而受到新文學陣營的嚴厲批判。但若從中國社會意識的發展演變來看，這類小說的出現又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我們知道：一個落後於時代的民族，要加快歷史的進程，趕上世界潮流，不能只局限於輸入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體制，還必須注意民族精神的充實和民族靈魂的升化，增強民眾的主體意識和創造精神。而這內在層次的問題的解決，比起移植科學技術和政體法令要困難得多。這是因為：近代初期的頑固派，之所以反對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僅僅因為那些東西是“夷狄”之物，而堅船利炮、火車輪船的好處卻是顯而易見的，比較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康有為等人提出的虛君共和的政治體制，在中國確屬創舉，但也可以從黃梨洲的“師友說”和龔自珍的“賓賓說”中找到端倪。而更新價值觀念、人生格調卻是一個嶄新的課題。不僅前所未有，即使是近代社會的先驅人物，也從未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入地探討。更何況，它還必須向強大的，已被人們視為天經地義的封建傳統觀念挑戰。正是因為這種先天不足，近代的人文主義思潮顯得十分幼稚、粗俗，甚至夾雜著不健康的因素。有時候，它的意義也僅僅表現在對封建理念的叛逆上。但是，它卻是封建倫理道德觀念解體，自由平等觀念確立的一個必然環節。

在藝術手法上，“鴛蝴派”小說力圖求新求異，以愉悅讀者。既有對傳統方法的繼承，又多所創新和拓展；既汲取了西方小說的創作手法，又不失中國小說的民族風格，推出了一大批新人耳目又為廣大市民喜聞樂見的作品。例如，這一時期產生了日記體小說和書信體小說，徐枕亞的日記體小說《雪鴻淚史》比《狂人日記》還要早三年。在內容上也突破了古代小說從頭至尾講述故事的模式，有的靠嚴密的邏輯推理取勝（如程小青的偵探小說），有的只以環境描寫揭示作品的意蘊（如包天笑的《墮落之窟》），有的抓住事件或人生的一個橫斷面來寫，突出人物的感受和情調（如馮叔鸞的《不是她的墳》）；也有的只注重描寫特定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心態，類似於意識流小說（如天虛我生的《玉田恨史》）。從語言風格上看，早期的“鴛蝴派”小說受林紓翻譯小說的影響，多用文言寫成，但在1915年前後，便漸漸改用白話。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同年同月刊出的《小說畫報·例言》中就明確規定：“小說以白話為宗，本雜誌全用白話體，取其雅俗共賞。”而且，這一時期的小說已基本擺脫了說話人的口氣，代之以清新平易的書面語言，和呈現式的描寫……。應該說，在中國古代小說向現代小說的演變中，“鴛蝴派”小說的貢獻最大。

總之，近代小說的三次高潮，為我們勾畫出了廣大民眾思想演變的軌跡：先是對封建統治當局在道義、能力上的懷疑，自我意識的增強。繼而是對封建王朝全方位的批判，甚至是否定。然後從更深的層次掙脫封建意識的羈絆，爭取個性解放。從大的方向上看，它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走向基本一致。同時，它又是中國古代小說向現代小說過渡的重要環節。

近代小說在思想內容和題材上，有明顯的開拓，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但一般說來，藝術成就不高，影響較大的“譴責小說”大都是綴短篇成長篇的性質，藝術結構不夠嚴整，且辭氣浮露，缺乏含蓄，描寫又往往誇大失實，遂成“話柄”，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效果和感人力量。革命小說往往借人物之口直露地宣說政治主張，或借人物搬演理想社會圖景，一般都缺少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但也有一些作品在藝術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一定的成就。如《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的評話特點，《老殘遊記》的善於描寫，四大譴責小說中以及革命派某些小說如《洪秀全演義》等，都有個別生動的形象，曾樸及蘇曼殊的小說吸收一些西方技法，表現了向“五四”以後新文學的過渡。

1 《吶喊 》 魯迅 2 《邊城 》 沈從文 3 《駱駝祥子》 老舍 4 《傳奇》 張愛玲 5 《圍城 》 錢鍾書 6 《子夜》 茅盾 7 《台北人》 白先勇 8 《家 》 巴金 9 《呼蘭河傳》 蕭紅 10 《老殘遊記》 劉鶚 11 《寒夜》 巴金 12 《彷徨》 魯迅 13 《官場現形記》 李伯元 14 《財主底兒女們》 路翎 15 《將軍族 》 陳映真 16 《沉淪》 郁達夫 17 《死水微瀾》 李劼人 18 《紅高粱》 莫言 19 《小二黑結婚》 趙樹理 20 《棋王》 阿城 21 《家變》 王文興 22 《馬橋詞典》 韓少功 23 《亞細亞的孤兒》 吳濁流 24 《半生緣》 張愛玲 25 《四世同堂》 老舍 26 《胡雪岩》 高陽 27 《啼笑因緣》 張恨水 28 《兒子的大玩偶》 黃春明 29 《射鵰英雄傳》 金庸 30 《莎菲女士的日記》 丁玲 31 《鹿鼎記》 金庸 32 《孽海花》 曾樸 33 《惹事》 賴和 34 《嫁妝一牛車》 王禎和 35 《異域 鄧克保》 柏揚 36 《曾國藩》 唐浩明 37 《原鄉人》 鍾理和 38 《白鹿原》 陳忠實 39 《長恨歌》 王安憶 40 《吉陵春秋》 李永平 42 《狂風沙》 司馬中原 43 《艷陽天》 浩然 44 《公墓》 穆時英 45 《舊址》 李銳 46 《星星．月亮．太陽》 徐速 47 《台灣人叄部曲》 鍾肇政 48 《洗澡》 楊絳 49 《旋風》 姜貴 50 《荷花澱 孫犁》 作家 51 《我城》 西西 52 《受戒》 汪曾祺 53 《鐵漿》 朱西寧 54 《世紀末華麗》 朱天文 55 《蜀山劍俠傳》 還珠樓主 56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於梨華 57 《浮躁》 賈平凹 58 《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王蒙 59 《玉梨魂》 徐枕亞 60 《香港叄部曲》 施叔青 61 《京華煙雲》 林語堂 62 《倪煥之》 葉聖陶 63 《春桃》 許地山 64 《桑青與桃紅》 聶華苓 65 《藍與黑》 王藍 66 《二月》 柔石 67 《風蕭蕭》 徐言於 68 《芙蓉鎮》 古華 69 《地之子》 台靜農 70 《城南舊事》 林海音 71 《古船》 張煒 72 《酒徒》 劉以鬯 73 《未央歌》 鹿橋 74 《沉重的翅膀》 張潔 75 《果園城記》 師陀 76 《人啊，人！》 戴厚英 77 《黃金時代》 王小波 78 《*日的糧食》 劉恆 79 《棋王》 張系國 80 《賴索》 黃凡 81 《妻妾成群》 蘇童 82 《霸王別姬》 李碧華 83 《殺夫》 李昂 84 《楚留香》 古龍 85 《窗外》 瓊瑤 86 《沉默之島》 蘇偉貞 87 《白髮魔女傳》 梁羽生 88 《古都》 朱天心 89 《尹縣長》 陳若曦 90 《四喜憂國》 張大春 91 《喜寶》 亦舒 92 《男人一半是女人》 張賢亮 93 《將軍底頭》 施蟄存 94 《藍血人》 倪匡 95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吳趼人 96 《活著》 余華 97 《岡底斯的誘惑》 馬原 98 《十年十意》 林斤瀾 99 《北極風情畫》 無名氏 100 《雍正皇帝》 二月河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周克芹 《東方》 魏巍 《李自成》（第二卷）姚雪垠 《將軍吟》 莫應豐 《冬天裡的春天》 李國文 《芙蓉鎮》 古華

《黃河東流去》（上下集）李准 《沉重的翅膀》 張潔 《鐘鼓樓》 劉心武

《平凡的世界》 路遙 《少年天子》 凌力 《都市風流》 孫力、余小惠 《第二個太陽》 劉白羽 《穆斯林的葬禮》 霍達（榮譽獎二部） 《浴血羅霄》 肖克 《金甌缺》 徐興業

《戰爭和人》 王火 《白鹿原》（修訂本）陳忠實 《白門柳》（一二部）劉斯奮 《騷動之秋》 劉玉民

《抉擇》 張平 《塵埃落定》 阿來（藏） 《長恨歌》 王安憶 《茶人三部曲》（1、2）王旭烽

《張居正》 熊召政 《無字》 張潔 《歷史的天空》 徐貴祥 《英雄時代》 柳建偉 《東藏記》 宗璞

《秦腔》 賈平凹 《額爾古納河右岸》 遲子建 《暗算》 麥家 《湖光山色》 周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