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學派

產生於皖派戴學基礎之上，其中王念孫是戴震弟子，任大椿是戴氏同事，焦循一生推崇戴學。清代學術，吳派最專，皖派最精，揚州之學最通。揚州學派繼承和發展戴震治學特點，首在能“創”，如焦循研究《易經》，黃承吉治文字學，均前無古人，自創新例；次在能“通”，王念孫研究訓詁，阮元研究名物制度，汪中辨明學術源流，都能融會貫通。其治學規模、次第、方法，集吳、皖二派之長，又獨具風格，非吳、皖所能及。如焦循在闡明性理、探究經學、教戒子弟等方面都強調“會通”，主張“日新”，反對“據守”和所謂“定論”。在求知領域上，揚州學派不僅研究經學，也研究史學、諸子、歷算、詞曲、戲劇、謠諺等。在自然科學、哲學、教育、訓詁、校勘、編書、刻書等方面都有貢獻。清劉毓崧謂“百年以來，揚郡名儒尤盛”（《通義堂文集·吳禮北竹西求友圖序》）。清薛壽指出，揚州“素稱沃壤。……江淮繁富，為天下冠。士有負宏才碩學者，不遠千里百里，往來於其間。鉅賈大族，每以賓客爭至為寵榮。兼有師儒之愛才，提倡風雅。以故人文匯萃，甲於他郡”（《學詁齋文集·讀畫舫錄書後》）。

揚州學派演進的過程，可以分為興起、發展與守成三個階段。

揚學興起於乾隆中葉。

乾隆朝的揚州學派，是揚州一地以追隨吳派惠棟、徽派戴震所開創的樸學風氣而自然形成的一個學人群體。學人之間主要不是以師承關係為樞紐，而是以學友關係為紐帶結合起來的。

中國具有悠久的師儒傳統，因此往往以師承關係作為一個學派的重要特徵。一學派中有始祖，有鉅子，淵源派別，具有統系。這在側重義理的佛學、理學中表現得尤其明顯。較之佛學、理學，清代樸學的師承關係已有所削弱。乾嘉揚州學派是由揚郡學人相互砥礪、相互切磋而形成的學人群體。其成員皆以惠、戴所開之樸學為宗，提倡古學，貫通經術，此其尚同一面；汪中復強調“才力所詣、各成其學”、“所造不同”，阮元謂揚學諸人特色或“博聞強記”，或“公正通達”，或“潔凈精核”，或“細密詳贍”，各具千秋，此其相異一面。諸人學術造詣有別，說明揚州學派不像吳、皖二派一樣有公認的學術領袖，此其獨特之處。另外，揚學受吳、皖兩派之學影響極大，其學派成員之學或近於吳、或近於皖，或者會通吳皖兩派之長。如果堅執以師承關係與學派特色作為學派成立的標準，勢必導致糾葛不明，乃至取消揚學獨立成派的資格。如支偉成撰《樸學大師列傳》，其體例是兼以地域與學派特色劃分學派，將揚學成員散列於吳、皖之下，則是因強調學派的師承與學派特色，遂不將揚學視作獨立的學派。

乾隆末年至嘉慶末年是揚州學派的發展時期，以創通大義為學術特徵。

乾隆五十九年冬，汪中逝於杭州。此時揚州學派先進唯王念孫與劉台拱為碩果僅存，而王居京師，劉居鎮江。而阮元、焦循等揚學後起之秀在學界又聲名藉甚。與焦循、阮元同時而起的揚州學者王引之、顧鳳毛、江藩、黃承吉、鍾環、李鍾泗、凌曙、徐復、汪喜孫、梅植之等人，亦漸次登上學術舞台。這些學者年次較晚，多數學術活動在嘉慶時期，他們相與為友，相互問學，關係非常密切，當時揚州學術界已有“江、黃、焦、李”之目，或曰“鍾、黃、焦、李”。

江藩（號鄭堂）又與焦循（號理堂）並稱“二堂”，這說明當時揚州地區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術圈。此期學人主要以學友形式為聯繫，互相砥礪學行，商榷疑義，形成揚州學術彬彬之盛的局面。

這一時期揚州學派的學術特點在於創通大義，揚學亦籍此區別於吳學、皖學，而獨立成為一派。此期學者中，以阮元與焦循為學術領袖。阮元從事樸學研究在乾隆時期，其間撰《車製圖解》，為純粹的考據禮制名物之作，以專精為特徵，近於徽學。

道光至清亡是揚學的守成時期，特徵是恪守揚學統緒。

道咸以降，隨著經世之學與今文經學的興起以及宋學的復辟。樸學風氣漸趨漓薄，此時的揚州學派能執守樸學，不易其幟，保持了揚州學派的傳統。揚學後期主要以寶應與儀征二劉氏為主。劉寶楠、劉文淇雖在嘉慶後期已有學名，但其窮治專經，撰作新疏，則緣起於道光八年，故今以二劉氏為揚州學派後期的后表人物。寶應劉氏有悠久的家學傳統，劉寶楠輯《清芬集》，蕞錄寶應劉氏歷代之學，自六世祖劉永澄而下，率以理學傳家。其樸學之風則開自劉台拱。劉台拱精於禮學，同時學者皆以此推之。劉寶楠從台拱學，傳其子恭冕，是為寶應劉氏之學。儀征劉氏則自劉文淇始。文淇受業於舅氏凌曙，但並未習染今文經學學風。以其學傳於子毓崧、孫壽曾，至於師培，四世賡續一經，在揚州學派中家學最為綿長。

揚學後期的組織形態較前期為緊密，如果說前期學派主要是以學友的形式相聯繫，後期除學友形式外，家學與師承的特徵有所強化。由於揚州二劉久困場屋，其居揚時間最久。以其學授於揚州，故師承淵源漸彰。如陳立、薛壽、田寶臣等人，皆受業於劉文淇。

後期揚學成就主要體現於撰寫十三經新疏上

揚州學派的式微與清代嘉道而下政治、社會的全面衰敗及由此導致的揚州地位的衰落有關。

以王懋竑、王念孫、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為代表的學派。

王懋竑 ［清］（公元一六六八年至一七四一年）字予中（一作與中），號白田，江蘇寶應縣人，王式丹之侄。生於清聖祖康熙七年，卒於高宗乾隆六年，年七十四歲。

少從叔父式丹學，刻厲篤志，恥為標榜聲譽，精研朱子之學。嘗謂友人道：“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矣”！康熙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一八年）進士，年巳五十一歲。乞就教職，授安慶府教授。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與蔡世遠同被召引見，授翰林院編修，命在三阿哥書房行走。二年，以母憂去官，諭即來京供職。素善病，居喪毀瘠。明年，入都謝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杜門著書，不聞外事。

懋竑著有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四庫總目》及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等，並傳於世。

（1744 ——1832），字懷祖，生而清羸，故自號石臞。江蘇高郵人。王引之之父。自幼聰慧，八歲讀完十三經，旁涉史鑒。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陝西道御史、吏科給事中、山東運河道、直隸永定河道。王念孫平生篤守經訓，個性正直，好古精審，剖析入微，時與錢大昕、盧文弨、邵晉涵、劉台拱有“五君子”之稱譽。

作為徽派樸學的嫡系真傳大師，王念孫運用就古聲以求古義、從假借字以求本字和以意參逆而不墨守的方法和態度，從事訓詁，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由於中國古代文字學重形不重音，王念孫針對這一局限，用了十年的時間，採取為《廣雅》作注的形式，援引經傳，旁采眾說，詳加考證，就古聲以求古義，改正原書錯字、漏字、衍字等訛誤甚多，遂寫成《廣雅疏證》，該書頗具創見，對中國古代訓詁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其自言：“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其子王引之“大人之治經也，諸說並列，則求其是，字有假借，則改其讀。蓋熟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者也。”

王念孫除精通訓詁外，對於校勘，最擅專門，對文字謬訛、句讀錯亂、音訓異同一一加以考辨，用力甚勤，且多創見。對《淮南子. 內篇》訂正字句錯誤九百餘條，用歸納法從這些誤例中得出古書“致誤之由”，凡得六十二例。這六十二例，總結出古書誤例的規律性，是王念孫校勘古書字句錯誤的經驗總結，被後人用作校勘其他古書的通例，具有廣泛意義和深遠影響。其子引之“述所聞於父”而撰成的《經義述聞》一書，也有不少校勘內容，書末卷三十一、三十二所載“通說”五十三條，更為精粹所在。又有《經傳釋詞》一書，專為解釋經傳中的語詞而作，自九經、三傳以及周秦兩漢之書，凡有虛詞的文句，都一一搜討，詮釋虛詞凡一百六十個。做到“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為後來研究虛詞開闢了一條門徑，影響極大。在校勘方面，他還提出三個勇改和三個不改的主張，非常精當，為古籍校勘提供了良好的範例。

水利

於經史之外，王念孫還精熟水利，曾在工部為官期間著《導河議》上下篇及奉聖旨纂《河源紀略》，“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念孫力辨其訛，議乃定，《紀略》中《辨訛》一門，念孫所撰也。”（《清史稿》）罷官之後，每日以著述自娛，著有《讀書雜誌》，對於古義晦澀、騰抄誤寫及後人點校妄自更改之處，皆一一更正。其中一字之考證，博及萬卷之書，其精於校讎由此可見一斑。《清史稿》稱頌高郵王氏一門：“清經術獨絕千古，高郵王氏一家之學，三世相承，與長洲惠氏相埒雲。”

王念孫，字懷祖，高郵州人。父安國，官吏部尚書，謚文肅，自有傳。八歲讀十三經畢，旁涉史鑒。高宗南巡，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賜舉人。乾隆四十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工部主事。升郎中，擢陝西道御史，轉吏科給事中。嘉慶四年，仁宗親政，時川、楚教匪猖獗，念孫陳剿賊六事，首劾大學士和珅，疏語援據經義，大契聖心。是年授直隸永定河道。六年，以河堤漫口罷，特旨留督辦河工。工竣，賞主事銜。河南衡家樓河決，命往查勘，又命馳赴台庄治河務。尋授山東運河道，在任六年，調永定河道。會東河總督與山東巡撫以引黃利運異議，召入都決其是非。念孫奏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然暫行無害，詔許之。已而永定河水復異漲，如六年之隘，念孫自引罪，得旨休致。道光五年，重宴鹿鳴，卒，年八十有九。

念孫故精熟水利書，官工部，著導河議上下篇。及奉旨纂河源紀略，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念孫力辨其譌，議乃定，紀略中辨譌一門，念孫所撰也。既罷官，日以著述自娛，著讀書雜誌，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都八十二卷。於古義之晦，於鈔之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證，博及萬卷，其精於校讎如此。

初從休寧戴震受聲音文字訓詁，其於經，熟於漢學之門戶，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辭之韻，分古音為二十一部。於支、脂、之三部之分，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亦見及此，其分至、祭、盍、輯為四部，則段書所未及也。念孫以段書先出，遂輟作。

又以邵晉涵先為爾雅正義，乃撰廣雅疏證。日三字為程，閱十年而書成，凡三十二卷。其書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一絲不亂。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而實多揖所未知，及同時惠棟、戴震所未及。

嘗語子引之曰：“詁訓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因假借之字強為之解，則結夋不通矣。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屢雲某讀為某，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說經者，期得經意而已，不必墨守一家。”引之因推廣庭訓，成經義述聞十五卷，經傳釋辭十卷，周秦古字解詁，字典考證。論者謂有清經術獨絕千古，高郵王氏一家之學，三世相承，與長洲惠氏相埒雲。

引之，字伯申。嘉慶四年一甲進士，授編修。大考一等，擢侍講。歷官至工部尚書。福建署龍溪令朱履中誣布政使李賡芸受賕，總督汪志伊、巡撫王紹蘭劾之。對簿無佐證，而持之愈急。賡芸不堪，遂自經。命引之讞之，平反其獄，罷督撫官。為禮部侍郎時，有議為生祖母承重丁憂三年者，引之力持不可。會奉使去，持議者遽奏行之。引之還，疏陳庶祖母非祖敵體，不得以承重論。緣情，即終身持服不足以報罔極；制禮，則承重之義，不能加於支庶。請復治喪一年舊例，遂更正。道光十四年，卒，謚文簡。

王念孫生平主要著述有《讀書雜誌》、《 廣雅疏證 》、《道河議》、《河源紀略》等。

王引之（1766～1834）清代漢學家。字伯申，號曼卿。江蘇高郵人。父念孫、祖安國，皆以治名物訓詁稱著。早年，承其家學，究心《爾雅》、《說文》、《音學五書》等，以求文字、音韻、訓詁之學。

嘉慶四年（1799）為進士，以優異成績徑授翰林院編修，后擢升至禮部左侍郎。參與纂修《詞林典故》，任實錄館、國史館副總裁。道光七年（1827），晉工部尚書。曾奉旨勘訂《康熙字典》訛誤，輯為《考證》十二冊。逝世后，謚號文簡。其學力主通核，不尚墨守，以文字訓詁最為專精，與其父王念孫齊名，並稱“高郵二王”。乾嘉之世，漢學中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與高郵二王鼎足而立，同為漢學旗幟。所撰《經義述聞》三十二卷，本其父說，主張以古音求古義的訓詁學見解，為其代表作。該書旁征曲喻，博稽載籍，訂正歷代學者誤說，在訓詁學上做出了卓越貢獻。不僅得到當時漢學諸家交口讚譽，許為千古“絕學”、“海內無匹”，而且抨擊漢學的理學家也認為“漢唐以來，未有其比”。其另一代表之作《經傳釋詞》十卷，專以古文虛詞為考論對象，訓釋經傳所見虛詞凡一百六十個。博搜例證，考其源流演變，尤其是對諸詞特殊用法的訓釋，多具卓見，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雖間有武斷之處，但可補《爾雅》、《說文》、《方言》諸書之缺，亦不失為一部足資參考的文字訓詁學著述。王引之一生為學樸實無華，不尚虛文，其書札短篇，後人輯為《王文簡公文集》刊行。

汪中出身孤苦，七歲喪父，家貧，無力求學，由寡母鄒氏啟蒙。十四歲入書店當學徒，才有博覽經史百家書籍的機會，故揚州民間雲“無書不讀是汪中”。工駢文，27歲時作《哀鹽船文》，為杭世駿所嘆汪中墓賞，評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射雁賦》應試，列揚州府第一名，補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鄉試落第，遂不復應試，專心治學。汪中早年家貧，營養失調，又過於勞心勞力，以致於聞更鼓雞犬聲，心跳加速，夜不成寐。乾隆四十二年（1777），舉為拔貢生，歷為太平知府沈業富、寧紹台道馮廷丞、安徽學政朱筠管書記。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南京協助編纂《南巡盛典》。乾隆五十五年（1790），應聘至鎮江文宗閣檢校《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九年（1794），扶病前往杭州文瀾閣檢校《四庫全書》；是年冬，積勞成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僧舍。

著有《述學》 6卷。《廣陵通典》10卷，《容甫遺詩》 6卷。近人古直選其若干駢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箋》，有人民文學出版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