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樸學

樸學又稱漢學、考據學，這是針對理學的空疏而言的，徽派樸學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經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

徽州學者歷來注重考證，宋代休寧人程大昌著《禹貢論》、《考古編》，引證各家成說，辨析疑難訛誤，給後人以很大啟發。明末清初，有深厚理性思維功底的歙縣人黃生由訓詁入手治學，撰《字詁》，鑽研文字聲義之奧，又撰《義府》，詳細考論經、史、子、集，辯證精核，開徽派樸學先河。比黃生稍晚的休寧人姚際恆，著《古今偽書考》，被梁啟超稱為“疑古的急先鋒”，不但為清代學者的辯偽工作開啟了先河，而且對近代“疑古派史學”的產生，有著重大影響。比姚際恆又晚一些的婺源學者江永，一生潛心著述與教學，學識淵博，注重實學，註疏《十三經》，精思博考，提出很多創造性見解，海內學者咸為嘆服，主要著作有《古韻標準》、《禮經綱目》、《深衣考誤》。乾隆年間，徽派樸學奠基人江永在歙縣鄭村西溪儒商汪梧鳳宅居中的“不疏園”講學，授徒六七年之久，江永的學生程瑤田、戴震、金榜等都是徽派樸學的佼佼者。與江永同時同縣的學者汪紱，專意以考據治經，涉獵極廣，凡樂律、天文、地理、醫卜、術數無不精通，著有《參讀禮志疑》、《易經詮義》、《春秋集傳》等。

黃生、姚際恆、江永、汪紱均為徽派樸學的早期學者，但他們治經不廢宋儒。自戴震開始，摒棄宋儒的空疏缺陷，以漢學為研究的門徑，每字必求其義，一字之義，必本六書。通貫群經後方才下結論。戴震集樸學之大成，他學識淵博，天文、歷算、歷史、地理、訓詁都非常精通。他以《廣韻》為底本，創立古韻九類二十五部學說和陽、陰、人對轉理論。他將《永樂大典》中《九章》等十種算經加以整理，撰《迎日推策記》，總結了歷代數學成果。所著《孟子字義疏證》從考據訓詁闡發“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權”等儒家哲學範疇的根本意義，以反對“宋以來儒書之言”為主要宗旨。主張情與理和諧，也就是天理與人慾調解得當。情理和諧即宇宙和諧，一個和諧的宇宙是美的世界。清代中後期著名的徽派樸學家還有歙縣人程瑤田、金榜、洪榜、江有誥、汪萊、凌廷堪、程恩澤，績溪人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黟縣人俞正燮等。

徽派樸學家在文字、音韻和訓詁三個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文字學研究中，提出“六書”體用論；在音韻研究方面，尤其在古韻的分部方面，為上古音系統的建立奠定堅實的基礎，“轉語”理論的出現，直接推動清代訓詁學的發展；在訓詁學方面，創立“從聲原義”的訓詁學理論，解決了訓詁學上很多重要的方法論問題。開創漢語詞族語源研究的新領域，對清代訓詁學的昌盛繁榮，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隨著漢學的興起，清代的傳統學術研究從以求實切理為幟志，愈加趨向於以名物訓詁為特色，並崇尚樸實無華的治學風格。明末清初，在顧炎武、黃宗羲等學者的影響下，樸學在與宋明理學的對立和鬥爭中發展起來，注重於資料的收集和證據的羅列，主張“無信不征”，以漢儒經說為宗，從語言文字訓詁入手，主要從事審訂文獻、辨別真偽、校勘謬誤、註疏和詮釋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證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論的闡述及發揮，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稱作“樸學”或“考據學”，成為清代學術思想的主流學派。清代樸學是對窮心於“天理”、“人慾”，不出“心、性、氣、理”範疇，淡忘儒學憂時濟世傳統，空談誤國的明代王學末流的反動，也是儒學自身發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結果。樸學的成熟與鼎盛期在清乾隆、嘉慶年間，因而又被稱為“乾嘉學派”，其影響力一直延續至當代，在保存和傳遞古代文化遺產方面具有積極的意義與重要的價值。“乾嘉學派”的共同之處是重漢學、識文字、通訓詁、精校勘、善考證，根據各學派治學目的、取向、宗旨、對象等不同細分為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以戴震為代表的“徽派”，以及由清初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學派”，和稍後的與“徽派”、“吳派”關係密切的“揚州學派”等小的學派分支。梁啟超評價“吳派”學術廣博，篤守古訓，“凡古必真，凡漢必好”，因此崇古而泥古不化。劉師培在《近代漢學變遷論》中指出：“江戴之學，興於徽歙，所學長於比勘，博征其材，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為憑。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信不征矣。”可見，在學術成就上，“徽派”超越了“吳派”。

徽派樸學作為乾嘉時期學術上一個重要學派，本質上屬於經學學派。從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新安理學的治學主張和積極入世的思想，對徽州樸學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宋史·朱熹傳》記載：“其為學，大抵窮理而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徽派樸學家受到朱熹的影響，不盲從古聖前賢，在漢學基礎上向縱深發展，使古文經學的研究走向對古文經傳的考證、校勘、辨偽的實學道路，訓詁更加精密、考據更為詳審，而且對六書、音韻、語法、詞例的研究愈加深入，在使用校勘、考據、辨偽、輯佚等方法上亦有很多創穫，務在揭示古代經傳的原始面貌。其對《詩經》、“三禮”及《論語》、《孟子》諸經皆有撰述，造詣尤深於《詩經》與“三禮”。在關注經學研究和闡述的同時，徽派學者對於哲理、樂律、文字和音韻的研究也是碩果累累，成就非凡，遠非一般考禮窮經的經學家們所能望其項背，他們的許多著述對於後人的學術研究都產生過重要影響。徽派樸學家除了闡發義理，對詞章、考據也極為重視。他們在訓詁、校勘乃至考訂等方面取得了遠勝前人的輝煌成就，為我國近代語言文字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徽派樸學是清代中期乾嘉學派的一脈，但其影響力非常廣泛。在時間上，徽派樸學求實考證的質樸學風滲透並融入百年之後的思想及學術領域，其陣營歷經百年之後雖然漸趨式微，依然不乏後起之秀，直如近代的文化巨擘胡適等，學術成果更是可圈可點；在地域上，徽派樸學的徽派樸學興起於徽州，之後進入京畿，蜚聲江浙，然後遍及山東、河北，直至西南邊陲之地，並迅速擴大到國內的一些重要地區，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著名學派而大行其道，廣為傳布。徽派樸學發於一隅而流布全國，這一方面是彼時代的需求使然，另一方面得益於廣泛的學術交流。可見，徽派樸學植根融匯於中華傳統國學文化體系，給學術界提供了嚴謹求索的治學理念和方法，體現了徽派樸學頑強的生命力。

徽派樸學的歷史地位得益於其有強大的學術陣營，而支撐這一陣營的則是一批執著且孜孜以求的學者，他們傳承和豐富了徽州樸學的內涵。徽派樸學家向以“求是”為宗旨，不迷信權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側重於文獻的考據與語言文字的音韻訓詁。所謂“考據”，是研究語言、歷史等的一種考證方法，即根據事實考核和例證，提供可信的資料，作出一定的結論。考據方法主要是訓詁、校勘和資料搜集整理。所謂“訓詁”，也稱“訓故”、“故訓”，解釋古文中詞句之意。“訓”指用通俗的話解釋詞義，“詁”指用當時的話來解釋古代的詞語，或用普遍通用的話來解釋方言。戴震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中提出一個治學公式：“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於“凡文之不關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顧炎武《與人書》）隨著西學東漸，徽派樸學家也吸收引進了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並廣泛地運用於考據實踐和其他學術研究中，這也是徽派樸學蓬勃發展並超越前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徽派樸學家的著作數以百計，學術研究成果涉獵中華傳統學術文化中的經、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歷算諸多領域，涵蓋了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各個學科，推為名著的歷來甚豐，可謂人才輩出。徽派樸學的成果，在經學（包括小學）方面所佔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韻標準》、《律呂新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原善》、《聲韻考》、《聲類表》，程瑤田的《通藝錄》，金榜的《禮箋》，洪榜的《許氏經義》、《四聲韻和表》，凌廷堪的《禮經釋例》、《燕樂考原》，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王念孫的《廣雅疏證》、《讀書雜誌》，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孔廣森的《詩聲類》，汪萊的《衡齋算學遺書》，江有浩的《音學十書》，胡承珙、馬瑞辰、陳奐的《詩》學著作，以及吳承仕《經籍舊音辨證》等，都是各個學術門類中的一流作品，有些還為國際漢學研究學者所矚目。晚近尚有俞樾、吳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墜緒。在清代著名的經學叢書典籍《皇清經解》中，共收書172種，而徽派學者的著述有83種，幾乎佔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學術性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論列中，梁啟超在盤點“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經學”時，推舉清代學者的新疏9種，而徽派樸學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種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華書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學》中，設專章論述了清代古音學家十人，即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錢大昕、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章炳麟、黃侃，其中顧氏被公推為乾嘉樸學的啟蒙，黃侃是章炳麟的學生，他們的治學都烙上徽派的印跡，這十人中只有錢大昕屬吳派。徽派樸學的地位和影響在中國學術史上舉足輕重，舞動近代史的百年風雲。支偉成在著作《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中對徽派樸學慨然嘆服道：“人才之盛，誠遠邁他派矣！”

徽派樸學的獨特學風，無論是治學精神還是學問之道，都為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遺產，他們使文字、音韻、訓詁從經學附庸發展成為獨立的文字之學，拓展了傳統漢學的範圍，從恪守漢學之說到敢於突破漢學之說。徽派樸學重視考據研究的科學方法，從一字一義孤立地說明轉向全面系統地探索，不僅在同時期諸學派中獨樹一幟，發揚光大，同時創造了學術史上光彩奪目的業績，更因其對近現代的思想發展與學術研究產生的深遠而廣泛的影響而彪炳史冊！

戴震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他的治學的目的是“志存聞道”（《戴震全集·與某書》）；“務必聞道”（《戴震全集·答鄭丈用牧書》）；“志乎聞道”（《戴震全集·與姚孝廉姬傳書》）。關於道，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卷下中這樣詮釋：“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如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至於明道，戴震認為：“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戴震全集·與是仲明論學書》）“仆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為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戴震全集·與段若膺論理書》）“由文字以通於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循其階，而不可躐等。”（《戴震全集·古經解鉤沉序》）。這些是戴震治學的切身體會，即通過字與詞的把握，循序漸進，才能更好地學習和通曉古聖賢的典籍。戴震平生稽志聞道，為了掌握“明道”的門徑，他用了很長時間，深入研究有關學科，才逐漸明白了“聖人之道”。

余廷燦評戴震治學“有一字不準六經，一解不通貫群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覆參證而後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不為歧旁駢枝所惑，而一秉古經，以求真是之歸”。（《戴東原先生事略》）有例可證，如《尚書·堯典》“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孔傳》釋“光”為“充”，蔡沈《書集傳》釋“光”為“顯”。一時眾家所說不一。戴震不偏信一家，遍閱《爾雅》、《說文》、《釋文》、《禮記》等書，從字形、字音、字義等方面反覆推求，發現古代“橫”與“桄”通用，《戴東原集·與王內翰鳳喈書》有記載：“‘橫'轉寫為‘桄'，‘桄'誤脫為‘光'，故‘光被四表'即‘橫被四表'。”

戴震主張言必有徵，孤證不立，他在《與姚姬傳書》中說：“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徽派樸學深受顧炎武的影響，語必博證，證必多例，“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四庫全書總目·日知錄》提要）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評說：“（乾隆）中葉則任幼植大椿、程易疇瑤田、金輔之榜、凌仲次廷堪，都有精到的著作，檠齋的《禮箋》、易疇的《通藝錄》最好，他們純粹是戴東原一派的學風——專作‘窄而深'的研究，所選的題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這個題目的範圍內，務把資料搜齊。類書式的‘案而不斷'他們是不肯的，但判斷總下得極審慎。所以他們所著，雖多屬小篇，但大率都極精銳。《東原集》中考證禮制之文，有十幾篇，正是如此。”

高郵王念孫《廣雅疏證·序》言：“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此之不悟，則有字別為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鮮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或曰：“訓詁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為之解，則詰[竹+鞫]為病。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以本字，以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屢雲某讀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多假借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序》中引王念孫之言）另一位徽派樸學大師歙縣程瑤田指出：“雙聲疊韻出於天籟，不學而能。由經典以及謠俗，如出一軌，先生（按：指王念孫）獨能觀其會通，窮其變化，使學者讀之，而知絕代異語、別國方言，無非一言之轉，則觸類旁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果蠃轉語·跋》）

龔麗正乃段玉裁之婿，其後人龔自珍著《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在引語中引用了王引之的自言，王引之說：“吾著書不喜放其辭，每一事就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辭。”可以管窺徽派樸學家們行文倡導言簡義賅的要旨。

據錢大昕《戴先生震傳》記載：“（戴震）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訓詁明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禮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為?”

徽派樸學家們提倡義理、考據、辭章並重的觀點。考據是指釐清事實，在事實清楚和基礎上才能闡明義理，而義理的通曉又須通過簡明精鍊的詞句來表述。混沌不清的事實加之晦澀難懂的文字，則義理是無法闡述明確的。段玉裁在《戴東原先生年譜》中說：“（戴震）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正是反映了以戴震為主帥的徽派樸學陣營所推崇的義理分明、考據精確、詞章煉達的主張。

徽派樸學向來重視考證，但同時卻反對煩瑣考證，以避免為考證而考證，使學問陷入誤區的泥沼。如戴震在《詩經考》中多次提醒，致力訓詁切不可泥其物類，不可因詩附會，不可“緣辭生訓”。戴震於此身體力行，《詩經考》一著在考證名物方面就不乏例證。例如，《周南·關雎》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戴震按：“雎鳩，或謂之鶚，性好峙，所謂鶚立……詩但興於和鳴，不必泥其物類也。”又如《周南·螽斯》篇：“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戴震有按：“詩興於螽之眾多，不泥其物類也。”

《詩經·周頌·敬之》“敬之敬之，天維顯恩，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一段，是成王自戒並告誡群臣的話。《毛詩序》認定篇首為敬之之辭：“群臣進戒嗣王也。”戴震卻不以為然，《詩經考》云：“行文之體，有先言已而順達其意者，亦有先言其意而以已承接之者。故說經貴知其文理也。”近人林義光贊同戴震的觀點，所著《詩經通解》中說：“按詩言‘維予小子'，又言‘示我顯德行'，則是嗣王告群臣，非群臣戒嗣王也。”戴震曾因此篇引發出“說經貴知其文理”這一富有啟發意義的議論。

這是徽派樸學家們沿用的思維邏輯，例如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凌廷堪巨著《禮經釋例》的解析：“凌次仲廷堪的《禮經釋例》十三卷，將全部《儀禮》拆散了重新比較整理貫通一番，發現出若干原則。凡通例四十，飲食之例五十有六，賓客之例十有八，射例二十，變例（即喪例）二十有一，祭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雜例二十有一。其方法最為科學的，實經學界一大創作也。”

這是徽派樸學家們常用的治學著述模式，首先博採資料，做足準備工夫，制定長編，避免行文散漫，使立意鮮明突出，結構緊湊完整。例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焦循《孟子正義》、劉寶楠《論語正義》等，皆充分體現了此模式的鮮明特點。

“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錢大昕《潛研堂集·戴震傳》），這裡不妨引用戴震在給姚鼐信中所說的一段話來為錢大昕的評語作註腳。

戴震說：

凡仆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暗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必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先儒如漢鄭氏（玄）、宋程子（頤）、張子（載）、朱子（熹），其為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閎……其失者，即目未睹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戴震全集·與姚姬傳書》）

這段話的意思是對於前人的著作和學說，必須破除迷信，獨立思考，實事求是地作出評價，不能心存偏見，偏主一家。

戴震說：

知得十件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卻都到地也。（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引》）

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為真知也。（段玉裁《娛親雅言·序》）

梁起超《清代學術概論》論正統派學風之特色，計十條，其第四條說：“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論為不德。”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論正統派學風之特色，計十條，其第六條說：“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

焦循評論當時成學著書之等次，以通核為第一。其言曰：

今學經者眾矣，而著書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據守，三曰校讎，四曰摭拾，五曰從綴……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焉。（《雕菰樓文集》卷八《辨學》）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將兩派治學方法作比較，認為：“吳派所得，斷章零句，援古正後而已。戴派每發明一義例，則通諸群書而皆得其讀。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漢學'，戴派則確為‘清學'而非‘漢學'。”（《清代學術概論》）這裡所說的“通諸群書而皆得其讀”正是“通核”的意思。

王念孫說：

說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為之說，亦無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則何邵公之墨守，見伐於康成者矣。（王引之《經義述聞·序》）

在這裡王念孫對如何說經作了非常通達的闡說。對於什麼是“墨守”，也作了相當扼要的解釋，即“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可謂確切不移。

梁啟超說：

《讀書雜誌》、《經義述聞》，全書皆糾正舊注舊疏之失誤……夫豈惟不將順古人，雖其父師，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謂至矣，試讀其《說文注》，則“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說非是”諸文，到處皆是，即王引之《經義述聞》，與其父念孫之說相出入者，且不少也。（《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說：

清儒最惡立門戶，不喜以師弟相標榜，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更無派別可言。（《清代學術概論》）

焦循嘗謂：

人之規我，是親我重我，必於我之書首尾閱之矣。於我之書而首尾閱之，是親我重我，因而規我。規之當，則依而改之；不當，則與之辨明，亦因親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誠，非惡夫人之規已而務勝之也。（焦廷琥《先府君事略》）

陳奐《師友淵源靈》云：

戊寅獲交於文簡，相與往複辯論，喋喋忘倦，四方學者必走見文簡，文簡必導之使想見……其時奐治《毛詩》語助發聲之例，文簡授以《釋詞》二卷宗，又重刊《經義述聞》、《大廣益會》三十卷，每一卷出相示，有疑義常常問質，嘗謂我與若，學術既同，閉造出合，德不孤矣。（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七十五歲條）

在研究經學的同時，重視自然科學，這是徽派學者治學傾向的一大特色，而博採西學之長，融會貫通，推陳出新，卓然有所樹立的，自以江永為代表。江永讀其鄉賢梅文鼎書，有所發明，作《數學》八卷，其第七卷曰《中西合法擬草》。阮元《疇人傳》評介說：“徐光啟融西人之精算，入大統之型模，正朔閏月，從中不從西，定氣整度，從西不從中，然因用定氣，遂以交中氣時刻為太陽過宮，舉中法十二次之名系之，而西法十二星象，亦時用之於表。此則既非中法，復非西法辦，實可疑之端。文鼎《疑問補》已言之，又整度一事，當參酌者亦其一端。永以此二事擬數表明，仍以文鼎之說冠於卷首。”（《疇人傳》卷四十二）並在《江永傳》傳末加總評，說：“慎修專力西學，推崇甚至。故於西人作法本原，發揮殆無遺蘊，然守一家言，以推崇之故，並護其所短，《恆氣注術辨》（湛按：江永《數學》第三篇名為《恆氣注術解》）專申西說以難梅氏，蓋猶不足為定論也。”（《疇人傳》卷四十二）《疇人傳》對江永博採西法，重視自然科學，褒貶不一，這隻有從《疇人傳》對自然科學的基本態度來理解。《疇人傳》曾說：“九數為六藝之一，古之小學也。自暴秦焚書，六經道湮，後世言數者，或雜以太一三式占侯卦氣之說，由是儒林之實學，下與方技同科，是可慨已。”（《疇人傳》卷四十二戴震傳總評）他對江永的評論，不免出於成見，未見公允。不過，從另一角度說，這些論述，卻可以作為徽派樸學對西法、對自然科學重視的一個例證。

數千年的文明古國，傳統文化文化源遠流長，史冊典籍浩如煙海，連綿延續，從未中斷。與歷史文化的特點相聯繫，對典籍文獻的訓詁、註釋、輯佚、校勘、辨偽、考證等方法和手段，亦即體現在傳統的考據學，一直沿革傳承，成為歷代學者輾轉繼承的基本治學方法。《論語·八佾》有記載：“記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固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孔夫子所謂文獻不足，故杞國、宋國之事不足征，必然是經過對文獻資料的考辨或對當時存世文物的驗證而後得出的結論。於此，徽派樸學大師段玉裁《經韻樓集·經義雜識序》（卷八）有言：“校書何放（仿）乎？放（仿）乎孔子。”而另據徽派樸學的著名學者俞樾說：“讀書必逐字校對亦孔氏之家法也。”所以說一定意義上，孔子可以說是中國傳統考據學的鼻祖，考據學有記載的歷史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至漢代，經秦火之後，文獻典籍或篇章亡佚，或真偽可疑，都需要一定的考據才能釐清。因此，湧現出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及東漢鄭玄等治經訓詁學考據大師，確立了漢儒經師在傳統學術方面的權威地位，大大促進和發展了傳統的考據學，被清代考據學家奉為“漢學”（有稱“鄭學”）。之後的魏晉南北朝、唐宋時期，傳統考據學歷經了演變和發展重要階段，考據的方法和技巧得到了極大的豐富。明清時代是傳統考據學登峰造極的階段，尤其是乾嘉學派作為一個獨立的學派正式形成。乾嘉學派發展到鼎盛形成了以江永、戴震為代表的徽派樸學和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徽派樸學由時徽州府婺源人氏江永發軔，休寧戴震大張其幟，初於歙縣不疏園彙集當時國內志同道合的諸多學者大家，研討學術，切磋砥礪，並廣為傳布，逐漸形成了全國性的學術派別，確集中國數千年考據學之大成，把淵源深厚的考據學推向高峰，引為極致，創造了百年輝煌。徽派樸學在學術方面的卓越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諸方面：

一、創立了語言文字學門類中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

在傳統的經學範疇，“小學”的內容是經學的附庸。由於徽派樸學家提倡“治經從小學入手”的治學模式，使得“小學”中的文字、音韻、訓詁部分豐富並向縱深發展，成為獨立的語言文字之學。梁啟超說：“文字訓詁，此學本經學附庸——因註釋經文而起，但後來特別發展，對於各個字意義的變遷及文法的應用，在‘小學’的名稱之下，別成為一種專門。音韻，此學本‘小學’附庸，後來亦變成獨立，對於古音、方音、聲母、韻母等，發明甚多。”（《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影響》）周祖謨在研究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時也說：“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以前僅是經學的附庸，從清代乾嘉以後，才逐漸發展為專門獨立的語言文字之學。段氏在這方面的貢獻是絕不能忽視的。”（《問學集》下）

二、運用近乎科學化的學術研究方法

徽派樸學的研究範圍頗為廣泛，以治經學為中心，旁及文字、音韻、歷史、天算、律呂、數學、輿地、卜筮、名物、禮制、金石、兵法、醫藥、農桑等等，名家著述豐富，成績斐然。研究對象的門類雖散，而研究採用的方法論卻始終貫徹徽派樸學的治學理念，實事求是，無徵不信，重視考證，反覆校勘，不泥古，不信古。以這樣的治學範圍和研究方法為特點的徽派樸學，運用訓詁箋釋、文字校勘、辨偽輯佚、目錄版本等手段，整理了大量了古籍典冊，這是科學的方法論的豐碩成果。最早總結出徽派樸學重視研究方法、並定論這種方法論近乎科學化的，是梁啟超，他認為考據學派的成功由於有科學方法，《清代學術概論》總結說：“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證學，顧、閻、胡、惠、戴諸師，實辟出一條新途徑，人人共循；賢者識大，不賢識小，皆可勉焉。中國積數千年文明，其古籍實有研究之大價值……故研究法一開，學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風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蓋此學派在當時饒有開拓之餘地……且能拔異於諸派而獨光大也。”

三、從一字一義孤立的說明轉向全面系統地探索

徽派樸學家們在長期對語言文字的研究實踐中，從一字一義孤立的說明中提升到對整個語言體系的探索，這種質的飛躍是非常可貴的。這一特點，是由周祖謨先生髮現並提出的。周氏《問學集》中以段玉裁為例，作了非常精闢的闡述：“段氏《說文解字注》的成就是很多的，一方面，把許慎作《說文》的義旨和《說文》這部書在考訂文字、聲音、訓詁方面的真實價值闡發無疑，而且貫串全書，詳加註釋，使《說文》成為可讀之書；另一方面，段氏參考群書字訓，就形、聲、義三方面互相考核，探討三者間的關係，並說明古書中文字的假借、意義的引申、古今語的異同，創通許多探討詞義的方法，繼承了前代訓詁學的優點而又加以發揚，這樣，就使訓詁學的理論與方法都有了新的內容和新的發展。段氏對文字形、聲、義的探討已經帶有歷史研究的性質，而且能從以往訓詁學只作一字一義的孤立的說明，轉向注意全面系統知識的探索，這是尤其值得重視。”他的評論非常中肯，對於進一步研究朴派樸學大師們的學術造詣，探討徽派樸學在學術上的成就，具有極大的啟迪作用。

四、對於傳統漢學研究領域的拓展

千來以來，儒家思想被奉為學術思想體系的正宗根本。傳統的漢學都是以研究經學為中堅，而徽派樸學的發軔者江永始能在考禮窮經之外，以自身的研究，研究拓寬了一條在歷算、律呂、音韻、考工、輿地方面的新路。後來得到他的弟子戴震、程瑤田、金榜等人的發揚炮大，成為之後徽派樸學諸家遵循的矩鑊。

五、勇於突破漢人之說

在治經領域，一向有恪遵漢人之說的傳統，古往今來，漢學的理念千載難撼。戴震雖是清代皖派漢學（徽派樸學）的突出代表，但他並不苟同於清初以來瀰漫一時的經學潮流，而是對於漢學始終採取一分為二的態度。他說：“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故訓有師承，亦有時附會；晉人附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我輩讀書原非與后儒競立說，宜平心體會經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則於所言之意必差，而道從此失。”（《戴震全集·與某書》）他認為，漢儒離六經成書時代較近，可以通過師承關係掌握一些古義故訓，但漢儒的經說，也有穿附會的地方，存在忽視義理的片面性。他曾針對那些盲從墨守的人批評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篤，如南北朝人所譏‘寧言周（公）孔（丘）誤，莫道鄭（玄）服（虔）非’，亦未志乎聞道者也。”（《戴震全集·答鄭丈用牧書》）完全是諷刺的語調，以明其尊古而不泥古、志在聞道的學術思想。

六、創造了學術史上光彩奪目的業績

徽派樸學自乾隆早期至道光末期，一百年中湧現出來的知名學者約五十人，著作數以百計，其中以精審著稱、在國內同類著作中處於領先地位的至少有五六十種，可以說是人才輩出、名著如林！清後期著名學者龔自珍言：“本朝自有學，非漢學。”（《龔定庵全集》卷七《與江子屏書》）清學源自漢學，繼承漢學的優良傳統並呈現出重大的豐富和發展。而徽派樸學學術的空前繁榮，成為了清學的突出代表，創造了學術史上光彩奪目的業績。

縱觀徽派樸學的發展史，作為乾嘉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徽派樸學發於徽州，興於全國，綿延遠播，輝煌百年。徽派樸學大師們在學術領域所建樹的卓越成就，極有力地說明了徽派樸學學派不僅體大思精，而且對後世的影響也極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