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文學
秦漢文學
秦漢文學，特別是漢代文學，是在先秦文學的基礎上產生的。秦代文學園地雖然荒蕪，但秦代為後代開創了一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漢代文學就是在大一統的封建盛世中產生的，無論詩歌、辭賦、政論散文、傳記文學、小說等，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戲劇與文學批評也開始起步。這些都決定了漢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應有的重要地位，為後世文學，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序
本卷序
1.秦始皇的神仙夢
2.秦代文學家李斯的悲劇
3.秦代文學的代表作——《諫逐客書》
4.文化大劫難——焚書坑儒
5.屠門高憤然奏《琴引》
6.“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
8.漢高祖豪情歌“大風”
9.漢高祖無奈歌“鴻鵠”
11.戚夫人的悲歌
12.韋孟以詩諷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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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至嬴子嬰即位（公元前207）不久為劉邦所滅，僅歷時15年，文學上無重要建樹。秦王朝在統一全國之初，實行極端的文化專制主義，“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秦始皇本紀》）不僅如此，秦王朝還對儒生實行肉體消滅政策，曾一舉坑殺儒生460餘人。在秦王朝統治期間，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挫折，先秦時代的文書典籍幾全遭毀滅。“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文心雕龍·詮賦》），“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文心雕龍·明詩》），即使遺留一些雜賦、仙詩（仙真人詩）亦皆亡佚。如今能看到的僅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時，李斯等人寫作的歌頌功德的文字，由於它們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後世稱為。它們在形式上模仿雅頌，為四言韻文，多以三句為韻。文學價值不高，但由於它們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對後世的碑誌文有一定影響。
西漢初年
漢王朝建立初期，統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在政治上恢復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在經濟上採取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而黃老的“無為而治”學說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時廢除了秦的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書·藝文志》），加之戰國以來百家之學的影響，各地侯王也仿效戰國諸公子的辦法，招致各種人才於自己的門下，這使漢初的哲學和社會思想都比較活躍自由，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
漢初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和辭賦的發展上。漢初文士有戰國游士的餘風，喜歡奔走於諸侯、權貴之門，比較關心國家和社會的問題，並勇於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就促進了政論文的發展。漢初政論文作者以賈誼為最著名。他注意總結秦王朝由弱轉強、政權得而復失的經驗教訓，對如何鞏固漢王朝的統治，完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這些政論文議論宏闊，說理暢達，感情充沛，富於文采，對唐宋以後散文創作有明顯的影響。漢初的辭賦屬於戰國的餘緒，但漢初辭賦作者缺乏那樣的強烈感情，多為模擬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現存的《招隱士》，其氣象、格調逼近屈宋，為其中的佼佼者。賈誼在貶謫長沙時寫有《吊屈原賦》和《鳥賦》，其中滲透了個人的身世感嘆，抒發了自己的政治抱負，特別是後者，在體制和寫法上，顯示了由楚辭到漢賦過渡的痕迹。枚乘是文景時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書吳王、諫阻其謀反而知名於世。他的《七發》雖然不是漢賦名篇，但其寫法和格局都可以說是漢代新體賦──漢大賦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漢賦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
漢武帝時代
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經過漢初以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和發展，漢武帝雄才大略，內外經營，進一步加強了漢王朝的封建集權制。與此相適應，在思想文化方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戰國以來的陰陽五行和黃老、刑名等思想。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奪取政權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鞏固統治的方法。從此以後，儒家思想就一直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這一方面對封建統一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起著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又結束了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思想定於一尊，對當時和以後的學術和文化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至西漢末
漢武帝時期至西漢末，文學上的成就，主要表現為樂府機關的設立、擴展，辭賦創作的繁榮和的出現。
漢高祖時，叔孫通制定朝儀，使漢高祖體會到了“為皇帝之貴”，也使他認識到制禮作樂對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漢初設立的樂府，其主要職能就是為了管理郊廟、朝會的樂章。但由於“大漢初定，目不暇給”，還無力進行大規模的“定製度，興禮樂”（《漢書·禮樂志》）的工作。漢武帝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以興太平”（《漢書·禮樂志》）為目的，把樂府規模和職能加以擴大，大規模搜集各地的民間歌謠，以豐富朝廷樂章。所謂“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班固《兩都賦序》），“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反映了當時制禮作樂的實際情況。樂府機關的設立和擴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條件，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對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西漢樂府所演奏的樂章，除漢高祖唐山夫人以“楚聲”為基礎創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時《郊祀歌》外，據《漢書？藝文志》所載還有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現除《鐃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沒有流傳下來。《鐃歌》是武帝時吸收北方民族音樂所制的軍樂，它的歌辭由於文字衍誤過多，大都難於讀通，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戰場慘象的篇章，明白可誦，有一定現實意義。
辭賦創作
辭賦創作也因為“潤色鴻業”的需要，在漢武帝時得到極大的發展，進入了漢賦創作最興盛的時代據《漢書？藝文志》著錄西漢的賦，不算雜賦在內，有900餘篇，而武帝時的賦就有400餘篇。司馬相如是漢賦創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虛》、《上林》賦，以宏大的結構、絢爛的文采和誇張鋪陳的手法，描寫了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和天子田獵的盛大，迎合了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視，表現出漢賦作為宮廷文學的特質。漢武帝周圍，除司馬相如外，還有揚雄、枚皋等所謂“言語侍從之臣”，他們“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如倪寬、董仲舒等也“時時間作”，從而造成了漢賦創作盛極一時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辭賦，在他周圍也有一批辭賦作家，如張子僑、華龍等，他們的作品除一些描寫帝王田獵、宮苑的大賦外，還有一部分是所謂“辯麗可喜”、“虞說（娛悅）耳目”的詠物小賦。但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揚雄是西漢末年著名辭賦家他寫的《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處處有模擬司馬相如賦作的痕迹，缺乏創造性，但由於他才高學博，有的賦還寫得比較流暢，有氣魄。揚雄晚年認識到漢賦無補於諷諫的根本弱點，輟不復為，並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強調文學內容與形式統一，這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漢賦是西漢經濟、政治、文化高度發展的產物。但就其思想和藝術的成就來說，並不足以表現西漢各方面的發展，真正代表這個時代文化發展最高成就的是的。
漢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這就為《史記》的寫作準備了物質條件。司馬遷獨立完成了“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史記》，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發展，樹立了一塊豐碑。《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不僅開創了“紀傳體”史學，也開創了歷史，所說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確地評價了司馬遷在歷史學和文學發展上的貢獻。
司馬遷的《史記》在漢宣帝以後就在社會上傳播，由於它記事止於漢武太初年間，就有不少文人綴集時事來續補它，但大都文辭鄙俗，不能和《史記》相比。西漢後期散文成就表現在政論文方面，桓寬的和的奏疏、校書的“敘錄”，繼承漢初政論文傳統，內容充實，說理明暢，表現了作者匡救時弊的熱情。
東漢文學新的變化和發展
初始元年（公元8），漢室外戚王莽代漢稱帝，天鳳四年（公元17），爆發了赤眉、綠林農民大起義。建武元年（公元25），漢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在政權性質上，東漢王朝是西漢王朝的繼續。東漢初年，劉秀採取了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以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生產有所發展，劉秀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漢末年開始興起的讖緯之學，它與今古文經學合流而泛濫於一時，成為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思想。在這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響下，東漢文學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和發展。
漢書是東漢史傳文學的代表。它沿襲《史記》體例而小有變動，記敘西漢的歷史，開創了中國斷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傳記，詳贍嚴密。舊時史漢、班馬並稱，說明《漢書》同《史記》一樣對後世的史學和文學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東漢政論文如《潛夫論》、崔寔《政論》、《昌言》等，繼承西漢傳統，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的各種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政治鬥爭。王充是東漢反對讖緯迷信的傑出思想家，他的《論衡》是一部“疾虛妄”之書，對當時統治者所宣揚的神學迷信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擊。他還從這一精神出發，批判了當時“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並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學主張。
